變應性鼻炎患者TNF-α、Tim-1及TLR4變化與病情程度的相關性研究

李增沛,李靖

(1.南陽市第一人民醫院 耳鼻咽喉科,河南 南陽 473000;2.河南省人民醫院 耳鼻咽喉科,河南 鄭州 450000)

變應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AR)作為臨床常見慢性變態反應性疾病,是易感機體接觸致敏變應原后出現的變應原感應性增高的應激反應,以鼻黏膜變態反應性疾病為主要表現[1]。研究顯示,隨社會生活方式改變及環境污染加重,AR臨床發病率呈現上升趨勢,且多數患者出現鼻塞、頭暈、頭疼等臨床癥狀,此外其反復發作或遷延致使病情難以痊愈,影響其身心健康及生活質量[2-3]。目前學界主要根據病情變化評估AR病情程度,發病初期缺乏客觀的識別生物指標。因此,發病初期尋求有效的生物標志物評估AR病情程度,對患者綜合治療及對預后改善尤為重要[4]。有研究顯示,AR或與炎癥因子及免疫因子活化等多種細胞因子共同釋放與刺激相關[5]。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可通過作用于粒細胞和淋巴細胞等免疫細胞對機體免疫產生調節作用,在炎癥反應的發生發展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并對呼吸系統疾病產生一定促進作用[6]。T細胞免疫球蛋白域黏蛋白域蛋白-1(T cell, immunoglobulin domain and mucin domain protein-1,Tim-1)作為AR、哮喘等特應性疾病易感因子,可表達于分化后的Th2細胞上,激活Th2型免疫應答,據此推測Tim-1在AR發病機理中的可能作用[7]。Toll樣受體4(toll-like receptor 4,TLR4)作為機體內重要的信號轉導通路因子,參與影響細胞的炎性反應、氧化應激等病理生理過程[8]。目前臨床中有關TNF-α、Tim-1、TLR4在AR中的作用機制研究較少,為明確血清TNF-α、Tim-1、TLR4在AR中的變化及與病情程度的相關性,本研究隨機選取77例AR患者進行研究?，F報道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隨機選取南陽市第一人民醫院2021年10月—2022年10月接收的77例AR患者為研究組,其中男36例,女41例;平均年齡(44.00±22.10)歲。按照《變應性鼻炎及其對哮喘的影響》[9]中相關標準,分為輕度15例,中度28例,重度34例。同期選取100例健康者為對照組,其中男54例,女46例;年齡20～67歲,平均年齡(43.50±19.98)歲。兩組臨床資料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研究嚴格遵循倫理原則,并經我院倫理會批準。納入標準:符合《變應性鼻炎診斷和治療指南》[10]中相關標準;存在鼻塞、流涕、咳嗽及伴嗅覺消失等癥狀;經血清IgE檢查確診;經變應原檢測對塵螨過敏;鼻分泌物鏡檢結果顯示嗜酸性粒細胞占比>5%;對照組無過敏史及哮喘病史;簽署知情同意書。

排除標準:肝腎功能障礙;患局部或全身感染性疾病;伴血液系統、自身免疫性疾病;伴鼻息肉、鼻中隔嚴重偏曲或其他過敏性疾病;患其他鼻咽部疾病;惡性腫瘤;妊娠或哺乳期女性;短期內接受激素藥物治療;存在鼻部手術史;過敏體質者。

1.2 指標觀察

1.2.1 生化指標 于入組次日采集兩組受檢者空腹外周靜脈血5 mL,常溫靜置,高速離心,靜置,分離上清,-20 ℃冰箱保存待檢。血清TNF-α、Tim-1、TLR4水平檢測均采用雙抗體夾心酶聯免疫吸附法,分別采用TNF-α檢測試劑盒(上海喬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Tim-1檢測試劑盒(北京奧維亞生物技術有限公司)、TLR4檢測試劑盒(杭州聯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進行。設酶標板為空白孔、標準孔、待測樣品孔,各加入50 μL稀釋液及樣品稀釋液、標準品、待測樣品,混勻,覆膜,孵育2 h。棄孔內液體,甩干,清洗反應板。加入100 μL TNF-α、Tim-1、TLR4檢測液,覆膜,孵育1 h,棄孔內液體,甩干、洗滌反應板,加入100 μL底物溶液,遮光顯色0.5 h,加入終止液,輕彈酶標板終止反應。酶標儀(型號iMark,Bio-RAD公司)450 nm處測定吸光值,由高資歷檢驗醫生嚴格遵循試劑說明書進行。

1.2.2 指標評估 采用AR評分量表(score for allergic rhinitis,SFAR)從鼻癢、鼻塞、噴嚏、流涕4方面評估患者病情嚴重程度,每項0～3分,總分為4項之和,SFAR分值與病情程度呈正比。

1.3 統計學處理

使用SPSS 20.0軟件分析。應用Kolmogorov-Smirnov檢驗數據是否符合正態分布,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 描述,兩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多組間行F值數據計算,以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TNF-α、Tim-1、TLR4水平比較

如表1所示,研究組血清TNF-α、Tim-1、TLR4水平高于對照組,組間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

表1 兩組TNF-α、Tim-1、TLR4水平比較

2.2 不同病情程度TNF-α、Tim-1、TLR4水平及SFAR評分比較

如表2所示,不同病情程度AR患者血清TNF-α、Tim-1、TLR4水平及SFAR評分整體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重度患者血清TNF-α、Tim-1、TLR4水平及SFAR評分顯著高于輕度、中度,組間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

表2 不同病情程度TNF-α、Tim-1、TLR4水平及SFAR評分比較

2.3 TNF-α、Tim-1、TLR4與SFAR評分的關系

如表3、圖1所示,以TNF-α、Tim-1、TLR4進行相關性研究,結果顯示TNF-α、Tim-1、TLR4與SFAR評分呈正相關。

圖1 TNF-α、Tim-1、TLR4與SFAR評分的關系

表3 TNF-α、Tim-1、TLR4與SFAR評分的關系

2.4 AR患者疾病嚴重程度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如表4所示,以SFAR評分為因變量,將TNF-α、Tim-1、TLR4作為自變量,賦值升高設為1,正常設為0,納入二分類多因素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結果顯示,TNF-α、Tim-1、TLR4是影響AR病情程度的危險因素(P<0.05)。

表4 AR患者疾病嚴重程度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論

AR作為耳鼻咽喉科常見過敏性病變,受遺傳因素及環境因素影響,隨工業化程度發展,其發病率呈逐年遞增趨勢。AR發病后主要表現為鼻塞、鼻癢、流涕等;此外還可致鼻竇炎、氣管炎、咽炎、哮喘等耳鼻咽喉科疾病,且病情受變應原刺激可反復發作,病情遷延,患者身心健康及生活質量受到嚴重影響,是臨床研究的重點及熱點問題,因此尋找AR早期識別指標及影響因素,對改善患者癥狀及預后尤為重要[11-12]。

學界認為AR發病機制復雜,有研究顯示,AR的發生發展過程與患者體內多種血液指標異常波動相關,其中炎性介質及免疫調節因子指標異常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13]。TNF-α作為巨噬細胞分泌生成的系統性炎癥細胞因子,與B淋巴細胞增殖和成熟關系密切,TNF-α通過作用于B淋巴細胞上相關受體激活、促進B淋巴細胞增殖分化,產生大量具有抗體分泌功能的效應性B淋巴細胞,參與炎癥反應及體液免疫過程[14-15]。研究顯示,TNF-α還可增加肥大細胞和嗜酸性粒細胞釋放,對AR發病及炎性介質釋放具有促進作用[16]。本文研究結果顯示,TNF-α在AR患者血清中呈現異常波動,且其水平變化與AR病情程度變化相關,并隨疾病加重而升高,表明監測AR患者TNF-α變化可對疾病進展作出判斷。分析其原因或與變應原作用致使患者機體TNF-α水平升高,其通過作用于B淋巴細胞激活信號通路,活化B淋巴細胞,致使大量變應原特異性IgE抗體產生,導致鼻黏膜組織遭受免疫細胞浸潤,產生相應AR癥狀。

Tim-1基因家族主要表達于Th2細胞,可調節Th2細胞因子表達及增強其分化、生成,提示Tim-1可通過刺激Th2細胞參與促炎癥反應,介導變態反應性疾病的發病過程[17]。研究顯示,Th1/Th2免疫反應失衡是導致AR的免疫學基礎;同時研究顯示,AR患兒血清Tim-1呈異常波動,并顯著高于健康兒童,推測Tim-1在AR發病機制中的可能作用[18]。通過對比兩組研究結果,Tim-1在AR血清中呈異常高表達,且其水平變化隨疾病發展而升高,并與SFAR評分呈正相關性。

TLRs通過結合相應病原相關分子模式,激活信號傳導途徑,誘導免疫效應分子表達[19]。研究顯示,抗體相關信號通路激活致組胺、炎癥因子及免疫活性因子等多因子遞質傳遞,加重呼吸道黏膜分泌,抑制TLR4信號通路對機體炎癥蔓延抑制,減輕炎性遞質產生,降低黏膜損害等具有積極作用,由此認為TLR4是免疫反應中固有的關鍵組分[20-21]。通過對比兩組研究結果,AR患者血清中TLR4呈現異常波動,且其水平變化與AR病情程度變化相關,并隨疾病加重而升高,表明監測AR患者TLR4變化可對疾病進展作出判斷。本研究通過多因素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顯示TNF-α、Tim-1、TLR4是影響AR病情的獨立危險因素,臨床可通過測定上述指標水平為AR病情程度評估提供信息支持。

綜上所述,隨病情嚴重程度發展AR患者機體內血清TNF-α、Tim-1、TLR4水平升高,血清TNF-α、Tim-1、TLR4變化與SFAR評分呈正相關性,同時TNF-α、Tim-1、TLR4水平是影響AR嚴重程度的影響因素,為臨床判斷AR病情程度提供信息支持,利于基層醫院推廣。故TNF-α、Tim-1、TLR4在AR病情程度判斷中具有潛在廣闊的應用前景,有望發展為AR病情判斷的重要輔助指標,為臨床治療方案確定提供更為準確的量化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