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日常生活視角的農轉非社區公共空間使用研究*
——以重慶市禮嘉街道嘉和社區為例

徐 苗 楊雪梅 XU Miao, YANG Xuemei

0 引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如火如荼地展開，城鎮化率以每年1—2個百分點的速度遞增，由1990年的26.41%增加到2022年的65.22%①；每年因城鎮建設需要而征用的農地多達數百萬畝。如2003年度，據測算超過200萬的農民受到城鎮建設征用農地的影響②。因此，在城市擴張性發展同時，往往還伴隨著對周邊鄉村社會的兼并和改造，農地被政府征用、農民由農村戶口轉變為城鎮戶口，同時接受政府的貨幣補償和住房安置，我國每年大約有900萬農民變為市民，同時面臨產業、身份、居住的轉型[1]。當地政府通常的做法，會以相鄰幾個村為單位，在城鎮或者城鄉結合部修建一個農轉非安置房居住區，集中安置農轉非居民。這類社區在我國快速城鎮化時期持續建設多年，從1990年到2005年是建設的高潮時期。在2019年城鎮化率到達60%以后，城市邊緣不再大面積擴張，雖然新的農轉非社區建設逐漸放緩，但已有的農轉非社區在使用過程中陸續出現空間環境問題[2-4]，最早建設的農轉非社區有的甚至已成為當地問題較多、亟需整改的老舊社區[5-8]。

“十四五”期間我國亟待改造17萬個城鎮老舊小區，涉及上億居民的生活品質提升③。2019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加強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鎮老舊小區改造被列入2020年重點工作[9]。2020年出臺了《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全面推進城鎮老舊小區改造工作的指導意見》表明新時期對老舊社區改造的新要求[10]。老舊社區的空間問題雖然與農轉非社區類似，但由于社區人口結構的差異性，使得老舊社區與農轉非社區的社會—空間矛盾不盡相同。相較于老舊社區居民原本的城市市民身份，農轉非社區居民的制度身份經歷了農民到市民的轉變，由生活方式和行為需求引起的空間問題與老舊社區有較大差異。公共空間作為農轉非居民日常交往與活動的社區重要場所，其空間配置與設計與傳統農村生活方式不匹配尤其突出，是更新改造的重點和難點。此前許多關于老舊社區的空間改造研究并不適用于此，多是基于同質人群的同質空間更新與改造，與農轉非社區的社會異質性與空間同質化有差異?；诖?，本文從日常生活的視角出發，以重慶嘉和社區為例，探討我國農轉非社區的社會異質性與空間同質化導致的公共空間環境與行為需求不匹配的問題，結合社區空間機制、人群活動行為及其互動情況，剖析農轉非社區公共空間與居民日?；顒又g的適配性關系，在此基礎上對農轉非社區公共空間的質量與使用效率的提升提出改造建議。

1 日常生活視角下農轉非社區公共空間的適配性

1.1 農轉非社區的形成與社會空間特征

1.1.1 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農轉非社區及其社會特征

隨著我國工業化與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城市征地拆遷對于周邊鄉村地區的蠶食會使得失地農民不斷上升，如成都市1991—2003年間城市周邊就有40萬左右農民被依法征用土地而進行“農轉非”④。在城市化浪潮和地方政府擴張沖動的雙重推力下產生的農轉非社區，是在舊城改造、農村宅基地整治中政府對動遷居民采取“實物補貼”政策的特殊產物[11]，社區居民經歷著從農民身份到市民身份的轉變[12-13]。在既有農轉非社區的研究中，在制度建構方面，以政府引導[14]、系統保障[15]為關鍵；在空間建構中，以建設模式[2]、設施均等化[16]以及空間營造[17-18]為重點;在社會建構的指引下，以適宜性[19]、社會融合[20]和可持續生計[21]為要點。從研究視角來看，既有研究著眼于宏觀角度的政策與空間提升，缺乏從微觀角度探討內聚的空間與群體的相對適宜性；在研究內容方面，大多既有研究未考慮農轉非社區的社會異質性特點，即該社區的居民群體與周邊其他普通城市社區居民群體在社會屬性、社區文化、日常生活行為與需求等方面的差異。

在農轉非社區的社會特征方面，傳統農村是以血緣、親緣、地緣關系為主的生活共同體[22]，征地農轉非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農民市民化過程[23]，而社會主體制度身份的轉變并未及時帶來生活方式的轉變（表1）。其社會特征表現為：其一，中老年群體引領社區生活：農轉非社區以5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為主、文化水平普遍較低，而此類居民更加傾向于農村生活[24]；其二，群體交往“內卷化”：社會重構后原有社會網絡聯系漸弱[2]，但多數人的交往對象還是原村熟人與鄰里，有明顯的同質性與內部性[25]；其三，活動方式呈城鄉雙重屬性：大部分居民的日?；顒颖憩F為城鄉并存的形式，活動空間傾向于功能多樣且聚集度高的公共場所，少部分無法適應城市生活的居民常表現出無所適從的狀態[26]。

表1 社會特征Tab. 1 social characteristics

總的來說，在原農村村民集中居住的農轉非社區中，基于人口結構差異化的社會與文化網絡呈現出對內同質、對外異質的特點。盡管國家政策要求農民身份向市民身份轉變，但是根深蒂固的鄉土文化并沒有因為社會結構打散重組后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以中老年群體為主的農轉非社區在生活方式、社會交往以及日?；顒右惨虼苏宫F了村莊生活的本土化。

1.1.2 農轉非社區的空間特征

在傳統的聚落結構中，城鄉關系的主體特征表現為城鄉二元孤立的結構，城市與鄉村分別在各自獨立的系統內運行。村落布局受到自然環境和農業基礎的制約，表現為空間分布的均勻性和職能上的同構性[4]。在征地農轉非過程中，居住空間的重構將徹底改變原有的社會經濟格局。其中政府對于農轉非社區的空間規劃具備強大的控制力，從選址、綜合規劃、集中布局、統一管理等方面對社區空間進行重塑。如杭州市農轉非社區平面呈現兵營式布局，江蘇省平昌新城安置社區嚴格按照上層規劃執行的空間設計（圖1）。

圖1 空間特征Fig.1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其空間特征表現為以下三方面。

其一，外部居住空間分異，內部關系重復建構。在級差地租及購買力的影響下，農轉非社區被集中安置在城市邊緣地帶，因土地價格、社區檔次、社區區位等因素會形成特定階層，繼而引發居住空間分異[25,27]。邊緣化區位與城市居民群體形成社會交往隔離，反而加強了社區內部地緣、血緣等關系網絡，使得農轉非群體在內部重復建構關系。

其二，集中式布局難以體現傳統生活需求。聚落結構由零散式轉向聚集式布局，居住建筑從分散式轉變為高密度板式住宅，戶型由三代居轉為兩代居和一代居[2]。這種緊湊的布局方式雖然能夠節約土地資源，但是對傳統文化和個體習慣的認知不足會削弱居民的生活適應性。由此，農轉非社區不僅是能提供居住功能的純居住型社區，還體現在對傳統文化的延續以及對個體習慣的認知。

其三，活動空間生產與再生產并存。社區建成環境中正式的公共空間體系以中心廣場、入口廣場、宅間綠地等為節點進行串聯[28]。此外，居民還會自發地對物質空間進行重塑（如自家陽臺外擴空間）或創造新的活動空間（如自主搭建娛樂空間），對空間進行再生產以適應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網絡結構[29-30]。

總而言之，農轉非社區的空間規劃格局始終遵循城市社區的建造標準，與其他城市商品房社區相比并沒有差異，空間同質化程度較高。結合農轉非社區的社會特征，其社會屬性的異質化與空間屬性的同質化產生了矛盾，最終農轉非社區居民的“半嵌入”狀態呈現空間社區化與行為模式農民化二元并存的特征。

1.2 日常生活視角下的農轉非社區公共空間適配性研究

國內農轉非社區在興建之初就面臨新型空間與社會組織形態不同步的問題，在以傳統農村生活聚居為主的社會結構被打散重組后，可能導致日常生活管理失序[19,31]?；谏鐣煌膬染砘?，居民的日?；顒哟蠖嗉杏谏鐓^內部，公共空間成為大多數居民日?；顒拥闹行?。由于農轉非社區兼具城市與農村的二元屬性，內部潛在問題可能導致公共空間中資源利用不足，具體體現在：第一，公共空間屬性與人群屬性的不對稱：公共空間的使用主體以中老年人與部分無業人員為主[32]，既有公共空間并未體現差異化的配置策略，導致公共空間的資源配置與利用率的不平衡；第二，公共空間類型與人群聚集的失衡：現行的公共空間體系多為以中心景觀為中心的系統設計，未考慮居民自身的活動傾向與影響因素，導致公共空間分級系統與實際活動人數不對應[33]；第三，公共空間設施與活動類型的錯位：居民的活動類型具有城鄉雙重屬性，標準化設施配置不符合日?；顒有枨骩34]，而且居民還會自發創造空間來滿足額外的活動需求。

“異質社區”作為一種城市居住現象（圖2），最早出現于西方國家為改善低收入者居住狀況所推行的公共住房計劃建造的大量低收入社區[35]。在社會空間構建中，移民聚居區的空間生產表現為物質空間的構建、符號的生產以及意義的賦予，這也是族裔聚居區區別于其他社區的重要過程[36]。在公共空間營造中，低度的跨文化交流的工具并不能發揮社會融合的功能，如BIG建筑事務所為移民社區打造的跨文化交流的超級線性公園，大部分空間功能并未發揮社會融合的作用。有研究表示，真正促進跨文化交流的并不是刻意設計而成的物質空間屬性符號化表達，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共享性[37]?；趪猱愘|社區的理論與實踐，對于農轉非社區公共空間的適配性研究并不完全適用。國外異質社區不同于國內農轉非社區的形成背景，在同為異質社區的基礎上，農轉非社區形成了獨特的空間對外同質、社會對外異質的社會空間屬性。同時，國外異質社區缺乏從日常生活的角度分析居民的實際生活，導致公共空間再生產的重心是物質空間與社會行為強制適配，忽略了日常生活的微觀性與流動性。

圖2 20世紀以來西方移民社區相關研究Fig.2 studies on western immigrant communities since the 20th Century

日常都市主義認為“個人或特定群體與城市其余部分之間的交匯點是日?？臻g，是多種社會和經濟交易的場所，這些差異碰撞或互動的地方是日常都市生活最有力的場所”[38]。與此同時，“人與環境匹配理論”（Model of Person-Environment Fit，簡稱PE匹配）認為個體與環境特征與人的心理及行為的影響的交互存在[39-40]。人—環境匹配有兩種方式：直接測量為直接詢問個體是否相信與所處環境存在良好匹配；間接測量分別對個體和環境進行評價，通過差異分數、多元回歸等方法進行比較。近年來，一些國內學者研究建成環境空間與人群的適配性并進行空間設計與改造[41-42]。因此，結合日常都市主義與人與環境匹配理論，本文以日常生活為視角，以農轉非社區的公共空間屬性與居民活動類型作為研究對象，深入挖掘潛在的社會行為與活動軌跡，將動態的生活痕跡置入公共空間營造中，實現農轉非社區公共空間的社會—空間的適配（圖3）。

圖3 日常生活理論體系Fig.3 theoretical system of daily life

2 嘉和農轉非社區的發展與社會空間概況

2.1 嘉和農轉非社區的形成及其社群結構的異質性

重慶市在快速城鎮化時期整合既有土地資源，在主城區興建了大量農轉非社區（圖4）。2010年7月重慶市政府下發的《重慶市人民政府關于統籌城鄉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稱2010—2020年，重點推進有條件的農民工及新生代轉為城鎮居民[43]。同時渝北區也明確了2011—2020年的轉戶工作目標[44]。禮嘉街道地處渝北區西南部，在2011年末下轄3個社區以及13個行政村[45]。截至2020年6月，禮嘉街道下轄5個社區，城鎮化率已達100%。嘉和社區位于禮嘉街道的西北部，成立于2013年10月，占地面積120 616 m2，有40幢2 794套安置房，現已分房入住2 430套5 542人[46]。作為傳統的安置社區，嘉和社區在空間形態上順應城市肌理，但是自上而下的空間規劃與傳統的農村生活之間的矛盾卻一直隱藏其中。

圖4 重慶市主城區農轉非社區分布與禮嘉街道區位圖Fig.4 distribution of rural-to-non-communities and location map of Lijia Street in Chongqing

在嘉和社區的社群結構的社會特征方面（圖5）。

其一，居民以中老年人為主，鄉村生活現雛形。嘉和社區位于重慶主城區，社區人口由戶籍人口與流動人口組成；社區內部以中老年群體為主，青壯年人口為輔，兒童人數最少。由于社區建設年份不久，大部分中老年居民依然保留聚居性的農村生活方式。

其二，退休無業人員較多，公共活動需求增加。嘉和社區退休人員與無業人員占比40%以上，已就業人員以從事低端服務業為主；社區人均收入3 000元，低于2020年重慶市人均薪資4 103元/月。與城市市民相比較生活水平較低、專業技術能力缺乏，在購買力的影響下，多數失業待業人員在社區內部逗留時間增加、休閑娛樂需求增加。

其三，內部人員交往密切，場所聚集明顯。社區人員交往對象以本社區鄰里為主，與臨近的嘉興社區和白馬社區也有聯系；活動場所主要是社區廣場、步道及住宅入口等社區內的公共空間；傾向于人多熱鬧、方便到達、距離近的場所。居民向往集體生活、喜愛聚集度高的活動空間，交往場所的空間活力較周邊商品房社區更高。

其四，活動有市民化趨勢，仍保留農村生活習慣。居民一些可見的日?；顒尤缟⒉?、聊天、廣場舞、親子活動等體現了一定的市民化趨勢，而趕集購物、洗衣、曬太陽等活動具有農村特征；對于健身器材、兒童設施、乒乓球等運動場地，以及文化活動、廣場舞等聚集性公共空間有較大需求。

總的來說，嘉和農轉非社區的社會屬性呈現對內部轉非人員同質、對周邊商品房社區居民而言異質的特點。重構后的嘉和農轉非社區以中老年群體的日常生活為主，在社會交往、生活方式以及日?；顒又卸急Ａ袅宿r村生活特征，傳統的農村生活圖景得到了一定的延續。

2.2 嘉和農轉非社區空間特征的同質化

嘉和社區的空間有以下幾方面的特征（圖6）。

圖6 嘉和社區空間特征Fig.6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Jiahe community

其一，與周邊社區形成居住分異，社會交往同質化。嘉和社區距離重慶主城約13 km，位于嘉陵江畔，與城市主要交通道路附近；在空間上與禮嘉街道的其他兩個農轉非社區聯系緊密，與商品房社區聯系較少。雖然兩種類型社區之間交通條件便捷、位于同一街道范圍內，但是相互之間因社會階層不同而形成居住空間分異，導致同類型社區之間的交流更加頻繁。

其二，布局整齊有序，居住功能突出。嘉和社區布局規整，容積率約1.9、建筑密度約37%、綠地率約35%；整體采用行列式布局，內部建筑為多層住宅，外部建筑以沿街多層商住混合樓為主；居住建筑與商業建筑、公共服務建筑混合布置，多層居住建筑為平屋頂的板式住宅。整體空間容積率較大，以居住功能為主，扁平化發展不體現農轉非居民的居住差異性。

其三，公共空間呈同質化，未體現活動特殊性。嘉和社區公共空間總面積為8 245 m2，其中公共空間面積占比6.83%；整體公共空間組織為魚骨狀組織，公共空間的總體分布較為均質；內部公共空間設施配置較齊全（草坪、樹池、步道、廣場、健身器材、兒童滑梯、桌凳等）、功能劃分多元（兒童區、健身區、休閑區、運動區等）、設施維護較好。然而，農轉非社區的公共空間不僅強調的是良好的物質環境品質，更是活動空間所具備的聚集交往活動、維系原有村落地緣關系重構社會關系網絡的能力。

總的來說，整體空間布局依據城市社區建造標準，與周邊商品房社區（富安社區、嘉寧社區）的平面肌理以及配套設施體系相似，具有空間同質化特征。結合上述嘉和農轉非社區的社會特征，其同質化空間在實際生活中難以適應異質性的文化與生活方式，一方面導致空間資源利用率不足，另一方面無法滿足大部分農轉非居民的傳統生活需求。

3 嘉和農轉非社區公共空間的使用分析

3.1 公共空間基本概況

首先，對嘉和社區內部所有的公共空間進行分類，即正式的公共空間（中心型公共空間、入口型公共空間、邊緣型公共空間）、自主創建的公共空間（圖7）。正式的公共空間包含了居民日?；顒铀璧目臻g功能，是依據上層次規劃所制定的標準進行的資源配置；自主創建的公共空間是在正式的公共空間不滿足居民活動需求的情況下，中老年居民搭建的具有農村特征的臨時公共空間，是原村生活文化的延續。其次，在總體空間布局基礎上，對各個公共空間類型的屬性即規模、設施、景觀等進行詳細描述（表2），由此反映公共空間屬性與人群使用情況的對應關系。

圖7 嘉和社區公共空間平面圖Fig.7 public space floor plan of Jiahe community

3.2 大數據下的公共空間使用分析

從大數據視角觀察公共空間的活力度分布，分別在工作日與節假日的活動時間截取百度熱力圖數據，探索不同的公共空間類型活力度的高低情況[28,47]，并總結公共空間資源與人群聚集活動的適配情況（圖8）。

圖8 熱力圖活動分布Fig.8 distribution of thermodynamic activities

早上時間段，工作日在靠近東部商業街的入口型公共空間人流聚集明顯；節假日在社區以北公共空間開展日?；顒?。東北部的商業街對早上時間的活力分布影響較大，致使靠近商業街的公共空間的活力度相對最高，而社區以南公共空間長時間活力較低。下午時間段，工作日在東南部的中心型、入口型及自主創建的公共空間活力較高，而邊緣型公共空間活力較低；節假日在社區以北的公共空間有人群聚集活動，而社區以南的公共空間活力較低。下午活動人群以中老年人和兒童為主，資源配置齊全的公共空間活力度最高，而位置偏僻、缺少人群聚集的公共空間活力度較低。晚上時間段，工作日在靠近商業街的中心型及入口型公共空間的活力度最高；節假日以中心型公共空間為基點，活力度往外逐漸遞減。晚上的公共空間活力與空間能見度有直接關系，除中心型公共空間能見度較高以外，其他公共空間能見度普遍較低。

由此可見，嘉和社區公共空間在不同時間段的活力度分布不均衡，既有空間資源與人群聚集分布不匹配。其一，東部商業街作為商業場所，也是為原村居民提供社會交往的媒介，致使社區以北公共空間活力度較高，而社區以南公共空間長期處于活力低迷狀態。其二，居民喜愛外向性公共活動，對于空間功能配置要求并不高，由此會在社區中心、入口處等熱鬧場合活動，導致社區中部偏僻的公共空間活力度偏低。

3.3 微觀視角下的公共空間使用分析

3.3.1 公共空間的時空活動分析

在了解公共空間活力度分布的基礎上，微觀視角采用行為注記法，對不同類型的公共空間開展工作日與節假日8點到22點的調查，探索嘉和社區居民的時空活動特點[48-49]，總結公共空間資源供給與實際活動人數的適配情況（圖9）。

圖9 公共空間時空活動分析Fig.9 analysis of spatiotemporal activities in public spaces

中心型公共空間中，2號在節假日活動開展較頻繁、需求溢出；3號與交通性功能重合，少有人駐足活動；5號活動人數波動明顯，空間使用局部缺口；6號位于社區主干道，與臨近4號功能重復，較少有人停留活動。社區居民傾向于功能多樣且聚集度高的活動空間，此類空間在全時間段的活動人數較多且波動性較大。入口型公共空間中，1號全時段資源利用相對平衡；4號南部入口的交通性功能突出，較少有人停留使用；9號靠近右側商業街，全時段棋牌活動人數眾多；10號進行乒乓球運動人數眾多，空間規模與設施配置不足。由于昔日的“村口”“溪口”等聚集場所消失以后，社區入口節點成為居民們聚會的重要場所，實際活動人數呈兩極分化。在邊緣型公共空間中，7號滿足宅間尺度的活動需求；8號除了路過行人以外幾乎無人使用，13號消解了部分空間功能。此類空間不具備空間功能豐富與熱鬧的特點，在活動人數與多樣性方面稍顯不足。

由此可見，嘉和社區各個公共空間實際活動人數呈兩極分化，既有空間資源與活動頻率不匹配。其一，社區正式的公共空間（1—10號）的資源配置不合理，未從社區居民的角度考慮活動需求，造成需求溢出與空間缺口并存的現象；其二，自主創建的公共空間（11—13號）在一些時刻會消解部分正式的公共空間功能，造成正式的公共空間設施資源冗余。

3.3.2 公共空間的行為場景分析

經過長時間的活動觀察記錄，進一步從場景示意圖研究公共空間的在物質環境中的活動特點[50-51]，并總結公共空間資源供給與活動類型的適配情況[30,52]（圖10）。

圖10 公共空間行為場景分析Fig.10 analysis of behavior scenes in public spaces

中心型公共空間中，2號活動類型多樣且包容性較強；3號以中老年為主，活動類型呈現城鄉屬性；5號活動主體多元，大型活動具有農村特征；6號以市民化活動為主。此類空間會開展傳統活動如祭祀、慶典，非正規經濟也會凝聚中老年群體的交流活動。入口型公共空間中，1號活動包容性較強，喪葬活動體現農村特性；4號以市民化活動為主；9號活動主體為中老年人，進行聚集性的棋牌活動；10號的乒乓球運動匯集了多類社群。此類空間的活動呈現了密集且頻繁的特點，居民熱衷于集聚性的打乒乓球、坐著聊天等。邊緣型公共空間中，7、8號活動主體均為中老年人，開展日常小活動。此類空間缺乏人氣，活動方式市民化。自主創建的公共空間中，11號是基于原有社會網絡建立的，不僅具有商業功能，還是原村居民休閑娛樂的場所；12號是在居民樓之間搭建的臨時棚戶，多進行棋牌活動；13號是在8號不滿足圍坐打牌的需求中建立，下午多進行棋牌活動。此類空間是在正式的公共空間不滿足居民的農村生活需求的基礎上建立的，體現居民日?；顒拥淖灾餍?。

由此可見，嘉和社區公共空間的行為場景要素具有城市與農村并存的特點，市民化活動的聚集性要素與農民化活動的自主性延續了鄉村文化。其一，在正式的公共空間（1—10號）中既有農民化活動，也有“農村元素”的市民化活動；其二，自主創建的公共空間（11—13號）體現了原村居民在空間再生產與活動開展中的自主性。

4 結論

本文從日常生活視角分析嘉和農轉非社區的社會空間特征，進一步識別公共空間的社會空間要素及其互動關系，探究公共空間供給與社區居民的活動需求之間的適配關系。一方面繼承了國外移民社區的社會空間融合研究，另一方面區別于國內城市社區常規研究模式，以社會異質與空間同質的矛盾為基礎分析農轉非社區公共空間的適配性問題。

研究結果表明，嘉和社區具有空間上的同質化與社群結構的異質性特點，社區居民對于公共空間的需求具有城鄉并存的雙重屬性。首先，從資源配置的角度，正式的公共空間功能相對均衡，自主創建的公共空間侵占了公共場所，打破了由中心型、入口型與邊緣型公共空間構成的空間體系。其次，大數據視角下，空間資源與聚集分布錯位，整體活力度分布高低不均。社區以北公共空間因靠近東部商業街，活力度普遍較高，而社區以南公共空間活力低迷；居民傾向于在社區中心、入口處等熱鬧場合活動，導致社區中部偏僻的公共空間活力度較低。再次，時空活動中，空間功能與實際活動人數有出入。正式的公共空間資源配置未從居民的角度考慮活動需求，造成需求溢出與空間缺口并存；自主創建的公共空間會消解了部分正式的公共空間功能，造成設施資源的冗余。最后，行為場景中，居民的活動類型與設施類型不匹配。正式的公共空間中顯露出的農民特征的活動，與既有設施功能不符合；自主創建的公共空間體現了居民日?；顒拥淖灾餍?，使得正式的公共空間中活動人群的流失與設施利用的缺口。

研究采取“上下結合”的系統化改造模式，首先向社區居民展示有關農轉非社區的特點、公共空間概況、公共空間使用等研究成果，了解社區居民對于公共空間改造的意愿；其次結合研究成果與居民意見，梳理社區既有物質空間要素與基本功能，形成初步的公共空間優化策略。具體措施為：第一，根據自主創建的公共空間在社區中的分布位置調整正式的公共空間的分級體系，分別將其融入就近的公共空間（中心型、入口型、邊緣型）中，減少對社區空間的無序“再開發”；第二，考慮社區環境（商業、市場等）對人群聚集偏好的影響，擴展其周邊公共空間的尺度，并將聚集度低的部分可移動設施資源（桌凳、兒童滑梯、健身器材、乒乓球桌等）轉移其中；第三，基于人群活動區域，對單個公共空間的可調配資源（綠化、步道、廣場等）進行尺度調整與設施增減，并預留出自主創建活動空間的區域；第四，根據設施的使用分析，減少或補充利用頻率低下或過度使用的設施，對使用頻率較高的幾類設施采用多樣化的改造如多功能座椅、花樣兒童滑梯等，并設置可移動設施如遮蔽棚戶、活動桌椅等。最后，為了保證改造成果得以持續與提升，需建立各類主體（政府、社區、居民）的長效治理機制，如搭建社區公共參與平臺、引入社區規劃師制度、定期組織居民分享會等。

圖表來源：

圖1：百度地圖 [EB/OL].（2023-2-4）[2022-3-20].https://map.baidu.com/poi/%E5%B9%B3%E6%98%8C%E6%96%B 0%E5%9F%8E/@13326009.60405782,3759745.558324781,16.16z/maptype%3DB_EARTH_MAP?uid=b810a87a1b95a4dd2202202d＆ugc_type=3＆ugc_ver=1＆device_ratio=2＆compat=1＆pcevaname=pc4.1＆queryt ype=detailConInfo＆da_src=shareurl.

中國美術學院風景建筑設計研究院

圖2：周春山, 楊高. 西方國家移民聚居區研究進展及啟示[J]. 人文地理,2017, 32(1): 1-8.；單文慧. 不同收入階層混合居住模式——價值評判與實施策略[J]. 城市規劃, 2001(2): 26-29.；ZHOU M.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M].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圖3-4：作者繪制

圖5-7、9-10：根據“兩江新區“繽紛禮嘉、活力社區” 營造活動”項目組數據繪制

圖8：改繪自百度地圖 [EB/OL].（2022-8-15）[2022-3-20]. https://map.baidu.com/@11857479,3429916,13z.數據

表1：彭琳, 王煒. 論城鎮化進程中農轉非社區重建問題與對策研究——以福州閩侯大學城新區的失地農民集中居住地為例[J]. 華中建筑, 2021,39(7): 23-27.；周靜敏, 薛思雯, 丁凡, 苗青, 劉璟. 關于農轉非人居環境適應性的調查報告(下)——農轉非居民對和諧社區的適應性[J]. 住區, 2012(3): 90-95.；佟偉銘, 張平宇, 何歡. 基于社區理論大城市郊區化過程中失地農民社區的城鎮化問題分析——以長春市興華園社區為例[J]. 地理科學,2019, 39(10): 1537-1545.；王園, 張敏, 羅佳麗. 拆遷農民安置區社會空間的重構——以鎮江市平昌新城為例[J]. 城市問題, 2017(10): 90-96.

表2：根據“兩江新區“繽紛禮嘉、活力社區” 營造活動”項目組數據整理

注釋：

① 據引自國家統計局 (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 1＆zb=A0305＆sj=2022)。

② 據引自國土資源部，2003年中國國土資源公告。

③ 據引自2019年7月1日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黃艷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的報告：“經過摸底排查，截至2019年5月底，各地上報需要改造的城鎮老舊小區17萬個，涉及居民上億人?！?/p>

④ 據引自四川省統計局（http://tjj.sc.gov.cn/scstjj/c111702/2021/5/26/8d09 c5c409bd4dda9b1e9582a76acbbf.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