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互動視角下村鎮聚落發展規律與驅動因素研究*
——以重慶市永川區為例

黃 勇 劉浩然 李 旭 陳欣婧 李 放 HUANG Yong, LIU Haoran, LI Xu, CHEN Xinjing, LI Fang

0 引言

認識鄉村演變規律，揭示當前發展驅動因素是鄉村振興的前提。鄉村聚落的發展不僅受制于自身條件，還受到區域城鎮發展的巨大影響，因而需要在一定區域范圍內統籌考慮。村鎮聚落體系的概念反映了城鄉互動的密切關系，指一定范圍內，具有功能分工和層級結構的聚落群體，包括所有村莊、集鎮以及承擔城鄉過渡作用的建制鎮[1]。加之中國現階段主要通過在縣域范圍優化村鎮聚落體系，并根據實際情況分類推進村莊建設，因此，把握縣域范圍村鎮聚落體系的空間演變規律與驅動因素是鄉村規劃的關鍵環節。

既有研究主要通過測度特定區域范圍內村鎮聚落建設用地斑塊的規模、數量、重心、位序層級、聚集程度、連接程度或形狀特征了解村鎮聚落體系的特征及其發展變化規律，結論較為多樣，反映出各地明顯的區域差異?；谌说仃P系以及農村人居空間變遷模型的分析則反映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益凸顯的“人減地增”問題，農村人口與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的關系失調，鄉村呈現不斷粗放演化的特征[2-4]。

影響因素及驅動力的分析主要針對建設用地的規模變化與空間分布特征，城鄉規劃學多采用定性研究，地理學則側重定量研究，近年來學科交叉，定性結合定量的研究日益增多。一些研究基于GIS疊加分析和空間統計功能分析用地規模變化與自然、社會、經濟因素的相關性，采用多元回歸、面板回歸、地理加權回歸分析多要素對建設用地的綜合影響[5-6]。研究結果表明鄉村聚落發展是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演變規律與驅動力具有明顯的時間階段性和地域差異性[7]，早期聚落分布多受地形、氣候等自然因素的影響[8-9]；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經濟因素、交通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以及戶籍管理、土地權益等政策制度對村鎮聚落發展的影響愈加明顯[9-15]。

總體上看定量分析方法在建設用地特征分析方面應用較多，基于人地關系變化的農村人居空間變遷模型能夠揭示建設用地粗放或集約的發展特征，有待進一步結合各地實際情況開展研究[16]。在影響因素定量研究方面，鄉村普遍缺乏較高精度的歷史遙感影像數據和社會經濟數據，尤其是村一級的數據，鄉鎮雖有部分數據，但縣域內鄉鎮數量少，難以滿足經典統計學方法對樣本數量的要求，因而相關定量研究往往關注全國、省、市等較大范圍，采用較大尺度精度較低的數據，應用于縣域及以下尺度的很少[17]。

地理探測器是近年來開發的一種探測多因子交互作用的統計分析工具，該方法既可探測數值型數據，也可探測定性數據，且不需預設函數關系，無線性假設，只要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有關系，就能檢驗出來[18]，比較適用于鄉村地域不同類型不同精度自然、經濟、社會數據的分析。目前在地理學領域已有采用該統計方法針對較大區域農村居民點的研究[19]，但從城鄉規劃學角度針對縣域及以下尺度的研究很少，也少有涉及城鄉差異、城鄉互動等鄉村發展的關鍵問題，難以有效指導目前基于縣域、鎮域、村域的鄉村規劃實踐。

由此，文章嘗試從人地關系、城鄉用地轉化入手，分析縣域村鎮聚落發展的影響因素與作用機制。以中國首批進行城鄉統籌和城鄉融合發展試驗的重慶市永川區①為例，分析2008—2017年該區域建設用地發展的特征與空間分異，提煉縣域村鎮聚落空間發展模式；采用地理探測器分析城鄉發展的影響因素，結合發展演變過程分析驅動力，揭示城鄉互動發展背景下村鎮聚落的演變機制，探討對鄉村振興的啟示。

1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方法

1.1.1 基于“人—地”“城—鄉”關系的建設用地空間發展演變特征分析

以1 km × 1 km 的網格為單元，分別對永川區2008年和2017年人口及城鄉建設用地，城鎮與村莊建設用地的增減變化進行統計與分類（圖1），分析建設用地發展的特征與鄉村城鎮化的空間分布特征，結合影響因素的分析提煉縣域村鎮聚落建設用地發展演變的空間模式。

圖1 建設用地發展演變特征分析框架Fig.1 analysis frame on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nstruction land

1.1.2 基于地理探測器的驅動因素分析

應對縣域鄉村基礎數據類型多樣，精度不一的特點，基于1 km ×1 km 網格單元分別統計因變量與自變量。將網格單元內2008年和2017年城鄉建設用地與村莊建設用地面積分別作為因變量（Y）。通過定性判斷，并基于可獲取的多源數據，確定自然條件、區位條件、社會經濟、政策引導4類影響因素，經多元逐步回歸分析，去除共線性因子后得到20余個關鍵影響因素②，通過ArcGIS軟件離散分類處理后得到相應的自變量。采用以下3個探測工具分析影響因素的作用[18]。

第一，因子探測：通過探測自變量和因變量空間分布的相似性，探測某因子X多大程度上解釋了屬性 Y 的空間分異。用 q 值度量，值越大表示解釋力（也稱決定力）越強。式中：σi2表示y離散方差；i表示變量x的數量；ni表示樣本數；n表示研究區的總樣本數；σi2為區域內總方差。

第二，風險探測：識別某個特定因子的值在空間分布上明顯高于或者低于平均水平的區域，揭示自變量對應的因變量變化的特征，結合q值可以解釋自變量對因變量作用的方向與變化規律。

第三，交互探測：評估因子 X1 和 X2 共同作用時是否會增加或減弱對因變量的解釋力，或是否相互獨立，有助于揭示核心驅動力③。

1.2 數據來源

采用永川區全國第一次土地調查數據（2008年）及第二次土地調查數據（2017年）獲取各類建設用地以及其他地類數據④；采用Bigmap軟件下載永川區地形數據，2008年和2017年的火車站、汽車站、道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下道口及鐵路等數據；社會經濟類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與數據中心公里網格數據集（用于人地關系分析），《重慶市永川區統計年鑒》（用于地理探測器分析）；涉及規劃政策的影響因素采用《重慶市永川區城鄉總體規劃》（2004版和2014版分別對應2008年、2017年土地利用數據）確定的人口規模、城鎮體系層級、職能、工業園區位置。

2 城、鄉建設用地演變的時空特征

永川區位于重慶西部片區，是成渝雙城經濟圈的樞紐節點，也是中國首批城鄉統籌與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之一，于1992年建市（縣級市），2006年撤市設區，行政轄區面積約1 576 km2，全域屬典型平行嶺谷地貌。

2.1 城—鎮—村建設用地的演變及空間分布特征

2008—2017年，在永川區城鄉建設用地（城市+鎮+村莊建設用地）總量增長14.01%的背景下，城鎮與村莊用地的發展呈現明顯差異（圖2）。城市建設用地增長113.43%，主要在中心城區東、南兩側拓展，在20.74 km2的基礎上增長了23.53 km2；鎮建設用地增幅達234.36%；在5.50 km2的基礎上增長了15.25 km2，朱沱、松溉兩鎮已突破原有鎮域范圍，圍繞港橋工業園形成區域次中心；鄉村建設用地則在167.97 km2的基礎上減少了11.42 km2，減幅6.80%，除中心城區外圍以及南北兩端工業重鎮仍有明顯增長外，其余地區多保持不變或縮減。從區域范圍2017年建設用地總量看：村莊建設用地>城市建設用地>鎮建設用地。

圖2 2008—2017年建設用地變化情況Fig.2 changes of construction land from 2008 to 2017

2.2 基于人地關系、用地轉化的建設用地發展特征分析

按1 km網格統計城鄉建設用地與人口的增減關系（圖3），結果表明從總量看建設用地增速仍然高于人口增速，但不同區域分化明顯，可分為以下四種類型（圖4）：緊湊增長型（約占10%），即人口增速大于建設用地增速；外延增長型（約占36%），即地增人減或人口增速小于建設用地增速；空心型（約占16%），即人口減速大于用地減速；緊湊收縮型（約占48%），即用地減速大于人口減速。

圖3 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情況Fig.3 increase and decrease of construction land

圖4 基于人地關系的發展類型Fig.4 development type based on population-land relationship

結合用地轉化（圖5-6）的進一步分析表明城鎮建設用地的增加以耕地、林地和村莊建設用地的轉入為主，少有轉出；村莊建設用地的增加主要由耕地、林地轉入，減少的部分有少量轉為林地、耕地，大多轉為城鎮建設用地，尤其中心城區及工業園區周邊有大量村莊建設用地向城鎮建設用地轉化。

圖5 城鎮—村莊建設用地增減情況Fig.5 increase and decrease of urban village constructionland

圖6 各類用地轉化及用地規模的變化Fig.6 transformation of land use and change of land use scale

總體上看，城區呈現緊湊增長；城鄉交界區域及近郊在多個工業園區的帶動下以鄉村就地城鎮化的方式外延增長，村莊建設用地也在持續增長；遠郊大部分則為收縮型，城鎮建設用地變化不明顯，村莊建設用持續減少，也存在少量空心型（圖4-6）。全域呈現“中心緊湊，多點帶動；近郊集聚、遠郊縮減”的空間發展模式（圖7）。

圖7 基于建設用地演變的空間發展模式Fig.7 transformation of land use and change of land use scale

3 基于地理探測器的發展影響因素與機制分析

以下分別針對2008年、2017年城鄉建設用地與村莊建設用地，分析自然環境、經濟、社會以及原有發展基礎對城鎮與鄉村建設用地發展的影響（表1），比較城鎮與鄉村發展主導影響因素的異同，揭示形成上述村鎮聚落發展分化特征的驅動力。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在縣域范圍城鎮建設用地數量少且分布非常集中，用地理探測器不能得出有效結論，文章采用加入城鎮建設用地后的城鄉建設用地進行分析，通過與村莊建設用地分析結果的對比推測相關影響因素對城鎮的影響。

表1 永川區城鄉建設用地與村莊建設用地探測結果Tab.1 detection results of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and village construction land in Yongchuan District

3.1 基于因子探測的城鄉發展影響因素比較分析

采用地理探測器中的“因子探測”分析各影響因素多大程度上解釋了建設用地的空間分異（用 q 值度量），結果顯示自然條件主導了永川區鄉村的發展；區位、社會經濟條件則是城鎮發展的主導因素（圖8）。

圖8 永川區城鄉建設用地（a）與村莊建設用地（b）影響因素探測結果Fig.8 detect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a) and village construction land (b) in Yongchuan District

對于村莊建設用地，自然類因素的影響特別顯著，尤其是耕地（q=0.52）、高程（q=0.25）與坡度（q=0.20）；其次是社會經濟類的人口、產業產值和財政收入；再次為區位，包括距汽車站、道路與鎮政府距離；規劃類政策中工業園區的影響程度在2008年較大 ，2017年影響微弱。2008—2017年自然類影響程度略有下降，但始終處在主導地位；社會經濟及規劃政策類的層級規模與職能稍有上升，但變化幅度都很小。

加入城鎮建設用地，以城鄉建設用地為因變量的分析結果有明顯差異：首先，自然類因素的作用程度不再突出，區位類因素躍居首位，距離基礎設施及火車站距離影響顯著；其次是社會經濟類因素；并且2017年區位及社會經濟類因素的作用程度較2008年有明顯上升；工業園區的影響程度明顯且穩定，其他規劃政策類的層級規模與職能因素以及自然類的作用程度都比較小。

3.2 結合風險探測的各類影響因素作用分析

風險探測反映兩個因子間屬性均值是否有顯著差別，可進一步了解各類影響因素作用的方向和程度。在因子探測基礎上結合風險探測的分析顯示如下（圖9）。

圖9 自然、區位、經濟因素風險探測結果Fig.9 risk detection results of natural, location and economic factors

自然環境對鄉村的影響顯著高于城鎮，但影響程度均逐漸減弱。2008年、2017年村莊用地影響因素排序為：耕地＞高程>坡度＞距水系距離，城鄉建設用地影響因素依次為：高程＞坡度＞距水系距離＞耕地面積，城、鄉的差異在于耕地對村莊的影響更大，耕地越多村莊建設用地越多。對于城鄉及村莊用地均為高程越高，坡度越大，距水系越遠，用地面積越??；并且在高程400 m，坡度12°以內影響不明顯，超過以上值則下降明顯。

區位條件對城鎮的影響普遍高于鄉村，并且對城鎮的影響程度明顯增強，對村莊的影響程度變化不明顯。其中道路、汽車站對城鄉影響均顯著；火車站對城鎮影響大，鎮政府對鄉村影響大。這些區位因素整體呈現距離越遠，用地面積越小的規律，并且在距離較近時影響最為明顯，超過一定范圍后影響不再明顯。

社會經濟條件對城鎮和鄉村的影響都較大。產業產值、人口的影響程度較為接近，且均呈現增強的趨勢，對城鎮而言更為明顯，鄉村的變化較小。不同區域差異明顯，中心城區受到二、三產驅動最明顯，其他地區各類因素的影響不明顯。

規劃類政策中工業園的影響較強，其他因素影響較弱，其中層級規模對城鎮影響稍強，而職能定位對鄉村影響較強。相比之下規劃類政策對城鎮的影響大一些，且呈現較明顯的增強趨勢，對村莊的影響，除規劃人口外始終較弱。

初始規模也是聚落發展的關鍵影響因素，以村界為單元統計各類建設用地的規模，探測2008年建設用地總量與2017年建設用地總量、增長量的關系，結果表明對于城鄉及村莊建設用地均為基期用地規模越大，終期規模也越大，但在增長量方面卻有明顯差異（圖10）。對于城鄉建設用地，基期規模在超過60 hm2以后，增長量大幅增加。但對于村莊建設用地，基期規模在高位時（超過16 hm2以后），增長量為負，也即基期規模大的鄉村聚落村莊建設用地規模反而在逐漸減少。實際上基期規模位于高值的村莊主要位于中心城區與工業重鎮附近，這反映了這些區域村莊建設用地向城鎮建設用地轉化的就地城鎮化特點。

圖10 城鄉建設用地與村莊建設用地基期—末期相關性探測結果（以村界為統計單元）Fig.10 correlation detection results of urban-rural construction land and village construction land between the former and the end period (taking the village boundary as the statistical unit)

3.3 基于交互探測的影響因素作用分析

交互探測表明兩個時期各影響因素的交互作用（圖11）非線性增強（交互作用大于二者單獨作用之和）最多，尤其是自然、區位類影響因素以及規劃的工業園區。說明在交通設施建設帶動下，區位條件的優化和工業園區建設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永川區建設用地的發展，也進一步增大了基于自然條件的空間分異。雙因子增強（交互作用比單個作用大，但小于二者單獨作用之和）主要出現在社會經濟與政策引導類。比較特殊的是層級規模：在2008年，無論是城鄉建設用地還是村莊建設用地，層級規模與二產產值的交互探測結果都為單因子非線性減弱（交互作用小于任一要素的單獨作用），在2017年又均轉變為雙因子增強，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規劃對發展的調控作用。

圖11 交互探測結果Fig.11 interactive detection results

交互探測的結果說明自然條件是永川區空間異質性的根源，也是建設用地發展的基礎。區位、社會、經濟因素與自然因素的綜合作用會增強其影響效果。這也說明在順應與尊重地域自然資源稟賦的前提下進行合理規劃調控可以促進地區發展，反之效果會大打折扣。交互探測也表明該區域城鄉發展的核心驅動力是引起區位條件變化的交通設施建設以及引起經濟社會因素變化的產業發展。

4 城鄉互動背景下村鎮聚落發展演變機制

鄉村最初被定義為與農業密切相關的人口聚居地，因而產業就是城鎮與鄉村最大的區別。長期以來正是產業定位的不同才出現自然條件主導鄉村發展，區位、社會經濟條件主導城鎮發展的區別，并由此帶來收入、設施、文化等各方面的巨大差距。一直以來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和城市優先發展戰略帶來大量勞動力、資本向城市集聚，城市高度繁榮而鄉村日益衰敗，制約了鄉村可持續發展[20]。2002年以來，中央政府對城鄉關系進行了重大調整，提出了城鄉統籌、城鄉一體化、城鄉融合等鄉村振興的基本路徑。

4.1 工業園區帶動城鎮化，帶來鄉村空間的分化

在城鄉互動背景下，一些城鄉交界和延伸帶上的地區成為城鎮產業要素流入或產業融合的首選之地，獲得發展。2008—2017年永川區城鎮建設用地增長的級核是幾個工業園所在區域，這些園區大多在2002年左右開始規劃建設，或位于區位和環境優越的中心城區（鳳凰湖工業園），或臨近長江朱沱港（港橋工業園）。正是靠近城區的優越區位、便捷的交通使得這些區域成為城鎮產業發展，用地拓展的首選之地，鄉村用地部分轉化為城鎮建設用地，產業也由農業轉型為工業，也帶動了周邊地區的發展。園區的二三產業吸引周邊人口流入，有的家庭會選擇居住在公共服務設施基礎好的城鎮，進一步促進城鎮的發展，有的則流入城鎮近郊的村莊，帶來鄉村地區的發展。其余廣大農村腹地的人口一部分流入城區和園區近郊的村鎮，一部分則通過農業轉型繼續留在原地發展，因而呈現資源點附近緊湊增長，周邊人口和用地縮減的特點。遠郊鄉村的人口逐漸流入城區和園區近郊的村鎮后用地隨之收縮，局部出現空心化。

4.2 產業協同、農業轉型成為鄉村可持續發展的核心驅動力

產業是鄉村發展的核心，產業協同、農業轉型在永川區鄉村發展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永川區在2002年設立港橋工業園區并引進了以竹材、木材為主要原料的造紙以及木材加工企業；同年啟動了退耕還林工程，造林以速生豐產工業原料林和經濟林為主，逐步實現了全區農業從傳統的種植業向林業產業化過渡，原材料利用率達95%。林業為工業企業提供原材料的同時也帶動了地方農民增收，實現了農業轉型與林業可持續發展。產業的融合也帶來空間的重構，港橋工業園區與周邊的朱沱、松溉兩鎮聯合形成新的發展單元，帶動了周邊地區的發展。此外，農業基礎好且本身具有一定風景資源與區位優勢的黃瓜山村通過農旅融合，樹立“中華梨村”的品牌，也帶動了村域的發展，2020年成為全國鄉村特色產業億元村。

4.3 增減掛鉤機制成為人地協調發展的關鍵

值得注意的是城鄉融合發展的過程必然出現城鎮建設用地的增加與農村建設用地縮減的現象，若缺乏調控，村民遷往村內或近郊村莊的集中安置點后仍然保留舊宅，就會出現人口減少，建設用地反而增加的空心現象。增減掛鉤機制是防止鄉村空心化和保障人地協調發展的關鍵。2004年國務院出臺《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提出“鼓勵農村建設用地整理，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要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相掛鉤”。重慶市于2008年12月成立了農村土地交易所開展了指標交易的試點，在偏遠農村拆舊房，將土地整理復墾后形成的建設用地指標作為地票在全市公開平臺上集中交易，用于城市郊區新房的建設[13]。一些農旅融合的村莊也可將原有村民遷往集中安置點，節余的宅基地流轉后用于旅游服務業。在一定區域范圍內實現建設用地總量不增加，耕地面積不減少，質量不降低。由此既促進農村地區人地收縮協同，也保障了發展區域的用地需求。

4.4 影響因素的作用機制總結

綜上，自然資源稟賦、區位條件是城鄉發展的基礎因素。產業轉型與融合、人口遷移以及道路港口的建設是永川區鄉村就地城鎮化和可持續發展的核心驅動力。在工業園區的帶動下城鄉交界區域和近郊獲得發展，出現鄉村城鎮化，帶來近郊鄉村持續發展；產業轉型與融合、人口遷移促進了城區的更新與緊湊增長，同時也帶來遠郊鄉村的收縮；而增減掛鉤的相關土地政策則是人地協調發展的重要保障。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形成了縣域“中心緊湊，多點帶動；近郊集聚、遠郊縮減”的空間發展模式（圖12）。

圖12 城鄉互動背景下村鎮聚落發展演變機制與空間模式Fig.12 evolution mechanism and spatial model of village and town settlement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rural interaction

5 結論與展望

5.1 結論

對村鎮聚落發展演變特征與規律的分析離不開城鄉互動的大背景。永川區在2008—2017年城鎮建設用地明顯增長，鄉村建設用地逐漸縮減。從總量上看，建設用地增速仍然高于人口增速，但不同區域已出現分異：城區為緊湊型增長、外圍和近郊多為伴隨著鄉村城鎮化的外延型增長，遠郊大部分為收縮型，有少量空心型?？h域呈現“中心緊湊，多點帶動；近郊集聚、遠郊縮減”的空間發展模式。

鄉村與城鎮發展的主要影響因素有明顯差異：自然條件主導了鄉村的發展；區位、社會經濟條件則是城鎮發展的主導因素。同時鄉村發展又與城鎮密不可分，產業協同與轉型、人口遷移以及道路港口的建設是永川鄉村就地城鎮化與可持續發展的核心驅動力；而增減掛鉤的相關土地政策則是城鄉人地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

5.2 對當前鄉村振興的價值與啟示

鄉村發展不能就鄉村論鄉村，城鄉既有差異又有密切聯系。了解縣域城鄉發展的空間分異，把握城鄉發展規律與影響因素的異同，有助于分區、分類精準施策，提高規劃的科學性。

應明確新階段農業的內涵，基于地域特色資源，挖掘鄉村多元經濟潛力，構建與城鎮產業協同互補的鄉村現代農業產業鏈，探索綠色生態循環的農業生產模式。在縣域范圍培育更為多元的農業轉型、農旅融合等新引擎，為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提供更大的承載空間。

針對城鄉產業協同、空間融合的發展趨勢，應深化鄉鎮行政區劃和村級建制調整改革，根據實際情況可突破原有鎮村域范圍在片區范圍統籌規劃，以保障規劃的鄉村功能在空間上落地。

應積極探索適應當前城鄉融合、農民分化、人地分離發展階段的鄉村土地制度、宅基地制度，健全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指標異地調劑機制，促進鄉村產業集聚，發揮規模效應。強化政策的系統性，通過制度改革消除城鄉二元體制性障礙，促進資本、人力、土地在城鄉的互動，提升鄉村人力資本結構，實現人地協調與城鄉可持續發展。

圖表來源：

圖1-12：作者繪制

表1：作者繪制

注釋：

① 2007年，國家發改委設立重慶市和成都市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2019年，國家發改委批復11個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重慶西部片區（包括永川區）位列其中。

② 地理探測器對共線性免疫，也即部分自變量相關性高也能進行分析，但經多元逐步回歸、相關性分析可揭示自變量之間的關系，篩選出關鍵影響因素，有助于分析驅動因素。

③ 交互探測結果有以下可能：比二者單獨作用之和更大（非線性增強）；比單個作用更大但小于二者單獨作用之和（雙因子增強）；等于二者單獨作用之和（獨立）；大于單因子最小值且小于單因子最大值（單因子非線性減弱）；小于單因子最小值（非線性減弱）。

④ 三調數據更為精確，但由于統計標準與之前的二調、一調有明顯區別，不便進行幾個年度之間的比較，故采用前兩次土地調查的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