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鶻戴三叉冠人物身份再考

呂 釗,馬艷輝

(西安工程大學 服裝與藝術設計學院,陜西 西安 710048)

在以往的研究中, 關于回鶻三叉冠佩戴者的身份表述并不統一, 涵蓋了樂師、 元帥、 回鶻王、 回鶻王子、 貴族與官員、 普通供養人等多種身份。 這些觀點多基于對壁畫內容的表面解讀, 缺乏深入分析和系統論證, 沒有形成清晰的結論。 本文重點針對樂師、 元帥、 回鶻王、 回鶻王子這四種身份, 通過采用物質文化史的研究方法, 綜合考察了歷史文獻、 圖像資料, 并結合回鶻的社會生活、 政治以及宗教背景, 對佩戴三叉冠人物身份進行梳理, 著重探討回鶻三叉冠佩戴者身份的演變過程。 本研究旨在揭示三叉冠在不同時期所象征的身份變化及其背后的文化和社會因素。 這種方法不僅有助于理解三叉冠造型在回鶻文化中的含義, 而且能夠反映其社會文化和宗教文化, 為深入理解回鶻文化提供一個更加豐富和細致的視角。

一、回鶻戴三叉冠人物身份研究現狀

(一)樂師

新疆高昌故城周邊地區可汗宮建筑群墻面壁畫(見圖1-1,圖1-4)中有六位手拿樂器進行演奏、頭部佩戴三叉冠的人物形象。對于佩戴三叉冠的人物身份,包銘新認為其為樂師:“當中有六位頭戴三叉冠的人物形象手拿各種樂器進行演奏,一般認為幾人是樂師?！盵1]101胡洪慶將此壁畫稱為《奏樂壁畫》,也稱其中人物為樂師:“在可汗宮遺址中,繪有一幅《奏樂壁畫》,畫面繪有樂師五人,頭戴三叉冠,身著棋格圖案的宮廷樂師服……神情專注地演奏。從內容上看,一般認為這幾位人物的身份是樂師?！盵2]104阿爾伯特·格倫威德爾(A·Grünwedel)同樣認為壁畫中頭戴三叉冠的身份為樂師,并將三叉冠稱為翼帽:“一組繪制精美的樂師”和“其中有一名男子頭上也戴著與那幾個樂師類似的翼帽”[3]615。另在高昌故城遺址中發現了一件摩尼教書籍的雙面書頁,其中也有一位佩戴三叉冠的人物(見圖1-2,圖1-5),阿爾伯特·馮·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對書頁中佩戴三叉冠的人物稱為伎樂,伎樂就是樂師:“再往右邊的那個男人……這種穿著類似于圖版八的插圖b,即袖珍畫中伎樂的衣著。這個男人頭戴一頂罕見的有三條長長的凸出物的黑色便帽,這種凸出物我們在許多畫面中都見到過?！盵4]149從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學者對于樂師這一身份的認定主要根據以下兩點:一是畫面內容以及畫面中人物形象,二是對服飾的類比。

1.可汗宮建筑群墻面壁畫;2.摩尼教雙面書頁;3.高昌故城K遺址壁畫殘片;4.可汗宮建筑群墻面壁畫線描圖;5.摩尼教雙面書頁線描圖;6.高昌故城K遺址壁畫殘片線描圖

(二)元帥

在新疆高昌故城K遺址壁畫殘片中所見人物形象(見圖1-3,圖1-6),阿爾伯特·馮·勒柯克認為是代理元帥(1)新疆吐魯番市高昌故城K遺址壁畫殘片中人物左邊榜題中有回鶻文題字,阿爾伯特·馮·勒柯克在《高昌——吐魯番古代藝術珍品》中將其翻譯成“代理諸侯或代理元帥”。見阿爾伯特·馮·勒柯克:《高昌——吐魯番古代藝術珍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頁。:“左邊的榜題牌上寫著回鶻文題字‘inancu orongu tarquan’,讀作“依南楚,歐龍古,塔爾坎”。第二塊榜題牌上沒有名字,但我們看到有‘歐龍古’這個頭銜和‘sangun’這個詞,此詞以及他的漢族軍服(長裘)表明他是個元帥。在最后那個榜題牌上,我們看到的字是‘a///orongu///’?！盵5]47對于其元帥身份,主要是從畫面內容和榜題得出,并且這個榜題是阿爾伯特·馮·勒柯克根據其他榜題推測而成,至于是否準確,還需再進行探討。沈雁認為敦煌莫高窟61窟中三叉冠是武官所穿用的服飾:“可在競技場合全部頭戴三叉冠,桃形冠一次也沒出現,也許正說明了三叉冠是武官所穿用的服飾?！盵6]96-97武官在此是一個籠統的稱呼,其意思與元帥相近。

(三)回鶻王

在新疆焉耆縣七個星遺址發現的供養人群像中(見圖2-1,圖2-4),穆舜英認為有一人為回鶻王:“第三人又是老年男子,其帽似為王冠?！盵7]192另有高昌故城出土一麻布幡,正反面都繪制佩戴三叉冠的人物(見圖2-2,圖2-5),穆舜英認為其中頭戴三叉冠的也是回鶻王:“正反兩面各繪一幅站立執花的回鶻王像,頭戴尖頭高冠身穿緊身長袍麻布?！盵7]194阿爾伯特·馮·勒柯克也認為麻布幡中頭戴三叉冠的是回鶻君主或是貴族:“很明顯,這個人物是一個回鶻君主或者貴族,是一個帶有混血特征的男性。他的頭上戴著一頂有三個尖角的頭冠?！盵4]227阿爾伯特·格倫威德爾也有相同觀點:“一個身穿長袍,灰色絡腮胡,長長頭發,戴有耳綴和黑色尖角王冠的男人形象,王冠上還有紗巾垂下?！盵8]71新疆吐魯番地區文物中心編著的《高昌壁畫輯佚》中把麻布幡人物同樣定為了回鶻王:“回鶻男供養人像麻布幡畫……有回鶻文榜題,回鶻王像,高昌回鶻時期?！盵9]69此書中對新疆吐魯番市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6窟(見圖2-3,圖2-6)中的人物也描述為回鶻王家族群像:“回鶻男供養人群像壁畫,……表現回鶻王全家供養像?！盵9]188對于回鶻王這一身份,這幾位學者主要通過對比冠飾的形制及文化內涵、服飾級別加以判斷。

1.焉耆縣七個星遺址中的供養人群像;2.高昌故城出土的麻布幡人物像;3.柏孜克里克16窟人物群像;4.焉耆縣七個星遺址中的供養人線描圖;5.高昌故城出土的麻布幡人物像線描圖;6.柏孜克里克16窟人物線描圖

(四)王子

莫尼克·瑪雅爾(Monique Maillard)將柏孜克里克16窟、31窟和高昌故城周邊地區可汗宮建筑群墻面壁畫中頭戴三叉冠的身份歸在一類,統稱為回鶻王子[10]284。包銘新還認為敦煌莫高窟61窟中佩戴三叉冠人物身份為悉達多太子,然后結合當時服飾混穿現象猜測回鶻王子也如此穿著:“悉達多太子頭戴回鶻的冠,身穿漢族服裝……一種可能是當時回鶻王國的王子或者其他貴族有回鶻裝和漢裝混合穿著的現象?！盵1]106

(五)貴族與官員

阿爾伯特·馮·勒柯克將新疆焉耆縣七個星遺址壁畫中佩戴三叉冠人物描述為:“前者看上去額發梳向臉部,發頂上戴有一頂壓得很低的、黑色的、帶有三個尖角的帽子。前面一個打開的尖角上還帶有紅色的鑲邊,由此往后向下垂著一條紅色的頭巾?！盵4]244并將其稱為回鶻貴族供養人。穆舜英認為新疆柏孜克里克第16窟中“右側四人戴三尖高帽”的供養人為王室貴族[7]194。阿爾伯特·馮·勒柯克也把柏孜克里克第16窟中佩戴三叉冠人物身份描述為貴族:“一個帶有穹隆頂的大的露天寺院入口左右兩側窄墻的下部有三個畫像框……即左下圖所標b的地方畫有三排男人的形象。我們認為,這些畫面上的人物屬于同一個回鶻貴族家庭?！盵4]223馮·佳班(A·V·Gabain)認為柏孜克里克第16窟這類服裝穿著的身份為貴族[11]89。謝靜將榆林窟第39 窟(見圖3-1,圖3-4)、敦煌莫高窟148窟(見圖3-2,圖3-5)中頭戴三叉冠的身份歸為官員:“最前面的兩男供養人形體特別高大,身后各有一個執杖的侍從,這兩個供養人可能是回紇高級官員……第一身男供養人,頭戴三叉冠?！盵12]214劉永增判斷榆林窟第39 窟第1身供養人是官僚階層:“西回鶻王國官僚階層的一員,他們在10世紀末11世紀初來到榆林窟,共同出資開鑿了屬于自己的洞窟?！盵13]張先堂通過冠下有無垂巾判斷敦煌莫高窟148窟比榆林窟39窟的地位要高:“前4身頭戴三叉冠,有冠帶系于頜下,此冠形與榆林窟第39窟前室南壁第1身回鶻男供養人、柏孜克里克第16窟回鶻男供養人的三叉冠類似,不同的是冠下有紅色幅巾包裹,兩側向下延伸垂至肩頭,顯示其地位在本組供養人中最高?！盵14]這兩類身份的界定較為模糊,因為其貴族身份也可以擔任官員,官員也是貴族階級的一種,因此只能看出頭戴三叉冠的地位等級較高。

(六)其他身份

阿爾伯特·格倫威德爾闡述新疆阿克蘇地區庫木吐喇第38窟(見圖3-3)三叉冠為翼狀帽,對此身份描寫為俗人:“下邊一行尚能辨認出的只有兩個俗人的頭部。而在兩行人物之間,則由兩行大紅色的中文題記作為分界線。我費了很大精力,才把前邊一個俗人的頭部復原出來,這顯然是一個男子,頭戴引人注目的翼狀帽?！盵3]51《高昌壁畫輯佚》中對柏孜克里克31窟描述為回鶻男供養人[9]172。對于這類說辭,由于俗人是在宗教畫中的體現,因此并不能探討出現實中的社會地位,另外男供養人這一身份是一個比較模糊的界限,范圍過大,不利于具體身份的判定。

1.榆林窟39窟 ;2.敦煌莫高窟148窟;3.庫木吐喇第38窟;4.榆林窟39窟線描圖;5.敦煌莫高窟148窟線描圖

二、回鶻戴三叉冠人物身份與形制分類考

結合上文和相應的圖像,發現對佩戴三叉冠人物身份考證的觀點并不統一,但因三叉冠形制的變化有著共同的特征,因此筆者結合之前文章[15]中對三叉冠形制分類與流行時間進行歸類闡述。

第一類特點:形制為三叉,體積較小、長度較短,冠體結構分為兩層,冠體外圍很大,內部較小,與中原冠體結構比較接近,冠體后有紅色垂帶。此類三叉冠在新疆焉耆縣七個星遺址供養人群像中出現1身,穆舜英[7]192提到此流行時期為8世紀至9世紀,佩戴此類形制的為回鶻王。

第二類特點:此形制的冠體類似于一個較高的圓柱體,冠座小于頭圍,三叉基本等高,為兩層翻檐結構且翻檐占冠座面積較大,色彩為紅色,冠后有下垂及肩的布帛,顏色也為紅色。此類三叉冠出現在新疆庫木吐喇第38窟1身、高昌故城周邊地區可汗宮建筑群墻面壁畫8身、高昌故城K遺址藏書室壁畫殘片中1身。阿爾伯特·馮·勒柯克[4]149認為摩尼教雙面書頁主要在公元9世紀左右流行;阿爾伯特·格倫威德爾[3]認為庫木吐喇第38窟是公元10世紀后;高昌故城周邊地區可汗宮建筑群墻面壁畫以及高昌故城K遺址壁畫殘片暫無發現年代記載,但根據其形制應與第二類三叉冠年代較為接近。前文中學者對于佩戴此類形制的身份主要描述為樂師和元帥。

第三類特點:此形制冠體較大,冠座上也有裝飾物,裝飾面積較小,色彩為紅色,三叉中間較高,兩邊較矮,三叉呈三角形尖頂,冠體上方似乎有一個接近三角形的物體,冠后有布帛,色彩為黑色。此類三叉冠在高昌故城出土的麻布幡中有2身、榆林窟39窟1身、柏孜克里克第31窟前壁門左側1身、北庭高昌回鶻佛寺遺址S104殿東壁1身、焉耆縣七個星遺址第9窟門壁內側1身以及敦煌莫高窟148窟4身。阿爾伯特·格倫威德爾[8]71認為高昌故城出土的麻布幡是9世紀;謝靜[12]214認為榆林窟39窟年代為公元10世紀左右;在《北庭高昌回鶻佛寺遺址》[16]一書中認為北庭高昌回鶻佛寺遺址S104殿東壁是公元11世紀;阿爾伯特·格倫威德爾認為焉耆縣七個星遺址第9窟門壁內側是公元10世紀中期[3];張先堂認為敦煌莫高窟148窟是10世紀左右[14]。結合上文學者的描述,佩戴第三類三叉冠形制的人物身份有回鶻王、貴族官員。

第四類特點:此形制的冠體底座極小,遠小于頭圍,冠座上似有一云朵的造型,三尖頂呈三角形,造型明顯且較高,兩側叉有顯著的弧度,冠后沒有垂布。此類三叉冠出現于敦煌莫高窟61窟5身、柏孜克里克16窟4身。在《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論著中[17]52-79認為莫高窟61窟是公元10世紀中期;在《中國新疆壁畫全集》[18]241一書中判定柏孜克里克第16窟為公元10世紀到11世紀中葉。結合上文學者的描述,佩戴三叉冠第四類形制的人物身份有太子、貴族官員。

綜上可得,第一類形制時間范圍為公元8世紀至9世紀,第二類形制為公元9世紀至10世紀,第三類形制為公元9世紀至11世紀,第四類形制為10世紀至11世紀中葉,可以看出這四類形制是按照時間的順序所演變的。筆者將其流行時間、分布地點、形制特征以及性質圖匯總(見表1)。

在對三叉冠的形制分類以及流行時間界定之后,結合上文身份描述,佩戴第一類形制身份為回鶻王,佩戴第二類形制身份為樂師與元帥,佩戴第三類形制身份以回鶻王、貴族及官員為主,佩戴第四類形制身份為回鶻王家族和回鶻王子。依此推定,不難看出隨著形制的演變其身份也隨之變化,而且在上文對于形容身份的資料當中,大部分在描述頭戴三叉冠的人物身份時都會提及其形制,如尖頂高冠、黑色尖頂王冠、三個長長的凸出物等等,充分說明形制與身份兩者之間有所聯系。

三、回鶻戴三叉冠人物身份演變

通過上文對于佩戴三叉冠人物身份的梳理,并結合形制及其象征地位的分類,本節按照時期的視域,從西遷前與西遷后兩個階段對回鶻佩戴三叉冠人物身份演變進行深入探討。

(一)西遷之前身份探討

西遷之前,回鶻主要以游牧的方式在漠北草原生存,據《舊唐書》中記載:回鶻“依托高車,臣屬突厥,近謂之特勒。無君長,居無恒所,隨水草流移,人性兇忍,善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為生?！盵19]5195漠北回鶻建立汗國以前,回鶻主要依附于高車、柔然、鐵勒、突厥,并不斷壯大自身,其生活方式與宗教文化也與所依附民族相似,主要信仰薩滿教。隨著自身實力的強大,聯合唐朝擊敗突厥,稱霸漠北,建立回鶻汗國,到牟羽可汗時期回鶻奉摩尼教為國教。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三叉冠代表回鶻王身份的象征,應是受早期游牧生活方式以及薩滿文化的影響。首先,在其所依附民族中就有類似三叉冠的流行,并且佩戴者身份地位崇高。諸如,突厥的冠飾資料中,有一種三尖角造型的形制,從正面觀看呈現三個分叉的三角形尖頂,謂之三尖角冠。這類冠飾在前期主要為女性佩戴,后期(7世紀末)慢慢轉變為男性佩戴。此類頭冠在古突厥時期的石人像中可見十多例[20](部分見圖4-1,圖4-2),主要分布于西突厥汗國統治的七河流域地區,且從裝飾與面部特征來看,這些石人像大多數為女性。6世紀末至7世紀初當地發行的貨幣中有兩種葉護夫人的形象,也佩戴三尖角冠(見圖4-3),與上述石人像相似。東哈薩斯坦塔爾巴嘎臺山區的額勒克薩茲墓地(6世紀至8世紀)(2)目前正式的發掘簡報還未公布,遺物的斷代與族屬分析尚待完成,但是從遺址的形制來看非常近似于6世紀到8世紀典型的突厥陵園,有別于此地區突厥之前或之后的墓葬。發掘出一對藏于燃燒祭祀坑中的金帶具,上有佩戴此冠飾的形象(見圖4-4)[21]。除此之外,在阿爾泰與七河流域也發現了另外5個有著相同冠飾的圖像(部分見圖4-5,圖4-6)。其圖像的特征是:至少都有兩個人物出現,其中有一位女性人物頭戴三尖角冠盤腿而坐,接受身旁另一位人物的跪拜或舉杯敬奉,體現出頭戴三尖角冠女性超凡的地位。

1,2.吉爾吉斯斯坦楚河地區布拉納遺址出土石人像; 3.塔什干周邊收集的西突厥汗國鑄幣;4.額勒克薩茲陵園祭祀坑內出土金牌飾;5.哈卡斯,蘇勒克巖畫群;6.庫迪爾格墓地16號墓的墓頂石; 7.失弗特烏蘭山突厥陵園發掘出土的石人像; 8.失弗特烏蘭山突厥陵園早期采集的石人像頭部殘塊

除在庫迪爾格墓地(Kudirg Cemetery)16號墓中出現了男性騎士佩戴三尖角冠外(7世紀至8世紀初),在漠北突厥汗國核心區域的失弗特烏蘭山區,一座第二汗國時期的阿史那氏貴族陵園(7世紀末至8世紀初)也曾發現兩件男墓主的石人像刻畫了三尖角冠的形象[22](見圖4-7、圖4-8),此陵園的規格與之前出土的毗伽可汗(3)毗伽是突厥和回鶻大汗常用的尊稱之一,但由于毗伽可汗碑的發現,現多指后突厥的此位可汗——毗伽可汗,后突厥第三代可汗。陵園規格相差不多,并且地上石像、石碑都刻印著阿史那氏(4)阿史那是東突厥的第一任可汗,于7世紀末去世,因此這個陵園時期應是7世紀末到8世紀初。的族徽,甚至有一面碑上密集刻印了數十個部族的族徽,可以判斷墓主人的身份屬于突厥汗國阿史那氏統治家族中的核心成員,推測突厥的男性貴族在7世紀之后逐漸開始佩戴三尖角形冠飾。

其次,通過對突厥相關材料研究發現,阿爾泰游牧民族佩戴三叉冠的風俗是受薩滿教影響,在回鶻民族中同樣盛行這種冠飾。從突厥中佩戴三尖角冠的人物身份情況來看,目前學術界有兩種說法:一類是女薩滿,另一類是女性貴族,兩者皆為族中地位崇高的女性。這一時期,薩滿教在游牧民族中影響頗深,曾在中國東北到西北邊疆地區阿爾泰語系滿-通古斯語族、蒙古語族、突厥語族等民族中廣為流傳[23]。其中回鶻也同突厥一致以女薩滿為尊。如前文提到回鶻也曾依托高車,在高車時期的大型祭儀中以女巫為尊的記載:“至來歲秋,馬肥,復相率候于震所,埋羖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祓除,而群隊馳馬旋繞,百帀乃止?！盵24]2308因此可以看出這類代表薩滿最高權力的冠飾形制極大可能對此時的回鶻產生了影響。三尖角冠在包括早期回紇等在內的鐵勒部族中,極有可能同樣盛行。綜上可知,西遷之前的回鶻佩戴三叉冠的人物身份形態主要是回鶻王或部落首領這一象征。

在西遷之前,回鶻雖奉摩尼教為國教,三叉冠仍代表回鶻王或部落首領這一身份象征。原因如下,其一,在摩尼教中三叉造型的冠飾象征尊崇的地位?；佞X摩尼教中最高身份為摩尼教主,其所佩戴冠飾部分與回鶻三叉冠頗似(見圖5-1),馮·佳班對摩尼教主的冠飾描述為“刺眼地在帽子周圍畫了幾條粗笨的黑線,黑線條大體上具有回鶻人三尖無檐帽?！盵10]8其二,在回鶻皈依摩尼教后,摩尼教藝術促進了回鶻三叉冠的形制演變[15]144。結合以上可以看出回鶻在融合摩尼教成為政教合一的政權后,回鶻佩戴三叉冠人物的身份并沒有明顯變化。

1.高昌故城K遺址中廳西側壁畫及摩尼教主冠飾線描圖;2.SP.83《金光明最勝王經變》白描稿;3. 遼代出土《鷹軍圖》人物形象;4.高昌故城K遺址中戴三叉冠人物形象;5.遼代契丹墓出土金質人形裝飾;6 .摩尼教樂舞圖像《樂師殘圖》;7.高昌故城摩尼教雙面書頁殘片

(二)西遷之后身份演變

在回鶻西遷后,摩尼教盛行時期(約9世紀中期至10世紀)三叉冠仍繼續代表回鶻王或者部落首領這一身份象征。在這一時期,三叉冠主要表現為前三類形制,莫尼克·瑪雅爾認為:“似乎是職位越高,織物的裝飾就越華麗?！盵10]149將服飾的華麗程度作為評判標準去判斷戴三叉冠人物的級別,如高昌故城出土的麻布幡、榆林窟第39窟等可以看出佩戴三叉冠前三類形制的大部分人物服裝上都有紋樣圖案,演變到三叉冠第四類形制時服飾紋樣大大減少,如柏孜克里克第16窟并不如前三類形制在壁畫中繪制的華麗,同時說明了佩戴前三類三叉冠的人物身份地位高崇。其次再結合莫尼克·瑪雅爾提到:“‘老王’就戴著這種威嚴古怪的帽子,帽子的底部顯得如同是三角形,每個角的上部都是一個尖頂,一條短紗巾從后邊垂下,紗巾是用很短的飾有棕葉狀花紋的織物制成的?！北焕L于可汗宮“繪畫中的大部分人物都有這種三尖冠形帽”[10]150?！袄贤酢笔菍佞X王身份的描述,且所說的“三尖冠形帽”即三叉冠的第三類形制。另馮·佳班在描述摩尼教主冠飾的形制中提及三尖無檐帽:“黑線條大體上具有回鶻人三尖無檐帽,即最高貴族等級帽子的尖頂的形式?！盵11]86認為“三尖無檐帽”是回鶻最高等級帽子,這種形制也是三叉冠第三種形制的另一種稱呼。通過這兩位學者的描述,可以看出第三類形制的三叉冠地位高崇,應是最高等級的象征,由此可見,在西遷后的一段時間(信仰摩尼教這一階段)三叉冠權利象征并沒有變化。

回鶻在西遷后,主要定居在高昌和甘州,其生活方式也隨之變化,從之前半游牧半封建的制度換成定居封建社會的制度(5)根據楊圣敏《回紇史》記載,回鶻在擊敗突厥成為漠北霸主以后,并沒有舍棄原來游牧民族的傳統,結合原來突厥以及唐朝的影響,形成了半游牧半封建的一種狀態。而在西遷之后,高昌回鶻大量繼承了塔里木盆地的農業文化,從游牧向農業過渡,逐漸成為封建制度的政權。甘州回鶻也是受本土及漢文化影響較多,很快轉變為定居封建制的政權。另在《宋史·高昌傳》記載:“有水,源出金嶺,導之周圍國城,以溉田園,作水硙。地產五谷,惟無蕎麥?！币部梢钥闯銎渖罘绞?。見脫脫:《宋史》,中華書局1975年版,14111頁。。其受中原文化以及周邊地域民族文化的影響所信奉的宗教開始改變,出現了多種宗教共存的局面(6)余太山在《西域通史》 中說道:“摩尼教的經典中有佛教的東西,佛教的經典中也有摩尼教的東西?！币娪嗵?《西域通史》,258頁。在《宋史·高昌傳》:“佛寺五十余區,皆唐朝所賜額,寺中有《大藏經》《唐韻》《玉篇》《經音》等,……復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經所謂外道者也?！笨梢钥闯龌佞X在西遷定居后存在多種宗教共存的局面。見脫脫:《宋史》,中華書局1975年版,14112頁。。在西遷后的一段時間仍以摩尼教為主導地位,三叉冠所代表的還是回鶻王或部落首領的身份;在以佛教為主導地位之后,加之其生活方式的轉變,三叉冠所代表的地位逐漸下滑,王子、貴族以及高級軍官這一階層均能佩戴。

本文認同三叉冠可為王子佩戴這一觀點。理由如下:其一,10世紀中葉開始,回鶻兩地尖頂花瓣形冠、桃形冠逐漸成為回鶻王身份的象征,三叉冠的地位開始下滑。從圖像資料中人物位次看,柏孜克里克16窟中佩戴三叉冠的人物位于佩戴尖頂花瓣形冠人物之后,佩戴扇形冠人物之前。在敦煌莫高窟148窟、榆林窟39窟中也有相同特征的圖式,佩戴三叉冠的人物比佩戴扇形冠人物要大,并且位次也在扇形冠之前。據松井太研究,榆林窟39窟(見圖3-1)中頭戴扇形冠的人物是宰相[25],則說明佩戴三叉冠的地位比宰相還要高。根據回鶻的階層結構分析,宰相之上為可汗、葉護以及特勤[26]347-351,因此西遷之后在宰相之上回鶻王之下身份的為葉護與特勤,葉護至后期已為空銜,而特勤在漢文中記錄較多,意為“王子”[26]349。其二,學者宋焰朋對敦煌莫高窟中頭戴三叉冠的壁畫做了梳理,其中如第7窟、9窟、98窟及231窟中頭戴三叉造型冠飾的人物站位均立于前列,可見佩戴三叉冠人物身份依舊尊貴。同時指出,在61窟主室西壁下部第十扇屏風畫中除悉達多太子外,多個人物佩戴三叉冠,這些人物均為太子或王子[27]。結合第9窟《維摩詰經變之各國王子聽法圖》、第154窟北壁《善友太子和惡友太子》、第158窟《各國王子舉哀圖》以及《報恩經變相圖·孝養品》中佩戴三叉冠的太子或王子身份來看,太子作為繼承王位的唯一人選,并不會在一個場景中以同一個供養人形象重復出現,因此壁畫中佩戴三叉冠的應為回鶻王子。

本文認為三叉冠在后期王子也可佩戴,主要受佛教文化的影響。論述如下:其一,在10世紀中葉左右,回鶻所信奉的宗教開始由佛教主導,三叉冠的形制受佛教文化影響從第三類演變到第四類形制,柏孜克里克16窟中三叉冠形制就是受佛教壁畫藝術對三叉繪畫技法的影響,演變成具有夸張弧度的第四類形制的樣式[15]145。其二,在其他佛教故事畫中開始較多出現佩戴此類形制的三叉冠人物形象,如敦煌莫高窟61窟中就是悉達多太子佩戴三叉冠進行射箭、投擲等活動內容,又如第154窟北壁《善友太子和惡友太子》、第9窟《維摩詰經變之各國王子聽法圖》以及《報恩經變相圖·孝養品》等壁畫。不僅如此,唐朝時期的《金光明最勝王經變》的壁畫粉本(見圖5-2)中也有頭戴三叉冠的人物,沙武田對敦煌壁畫粉本系列SP.83a部的描述:“第一部分,榜題為‘中心第三□□梵王’……后排二人,頭戴三叉冠?！盵28]從圖像可以看出頭戴三叉冠的人物位次排在第三,主要穿戴中原內地的服飾和冠飾:“王像均頭戴冕旎,身穿冕服,而諸天子群臣像均頭戴通天冠或進賢冠,深衣大袍?！蓖ㄟ^上文對兩地佛教信仰情況的論述,可以看出甘州回鶻與高昌回鶻相比,前者信仰佛教的進程相對較快,佩戴三叉冠人物相對較多并且均出現在佛教經變畫當中,則說明甘州回鶻所受佛教文化的影響較多。綜上,可以推測出,回鶻佩戴三叉冠的人物身份轉變為王子佩戴,很大原因是佛教的傳入及信仰的轉變所致。

而對于高級武官的身份問題,通過類比回鶻武士形象以及遼代出土的《鷹軍圖》中佩戴三叉冠的人物形象,再聯系阿爾伯特·馮·勒柯克對榜題的解讀,確認三叉冠為回鶻的高級軍官所佩戴。在遼代的《鷹軍圖》中發現了類似三叉冠的冠飾(見圖5-3),邵國田稱《鷹軍圖》是以軍隊將士為原型的寫實性作品,并對內容進行描述:“第二人單列于部隊之前,戴有羽狀上出‘山’字的扇面形突尖之冠, 當為這支部隊的統帥?！盵29]王大方也對此有所描述:“騎馬的軍人共七人,其中一個為軍官,騎行在隊前。由契丹男子牽馬,軍官頭戴三叉戟式皮帽,身著長袍,足蹬長靴、束腰帶、蓄短須?！盵30]此軍官人物形象與高昌故城K遺址壁畫殘片中人物形象描繪的一致,“三叉戟式皮帽”與第二類三叉冠形制也相近,沒有穿戴盔甲,而是身穿長袍。勒科克對高昌故城K遺址壁畫殘片中佩戴三叉冠的人物服飾描述為:“他穿一件綠色長衫……直垂在腳面?！绷砀卟食荎遺址的圖像資料中也有許多武士形象,他們均穿戴盔甲(見圖5-4),但不佩戴三叉冠,應是普通武士的形象,與《鷹軍圖》中后方士兵的形象一致?；佞X與遼往來頻繁,據《遼史》載:“南門之東(設)回鶻營,回鶻商販留居上京,置營居之?！盵31]441且西州回鶻早在耶律阿保機成為首領的907年年末,已開始向契丹遣使朝貢[31]1125-1127。此外,遼代還發現兩件佩戴三叉冠的金質人形裝飾,松井太認為契丹墓發現的金質人形裝飾的冠飾與回鶻三叉冠頗似[32](見圖5-5)。綜上服飾對比分析,遼代高級軍官及士兵著裝與回鶻形制類似。高級軍官佩戴三叉冠,普通士兵并不佩戴三叉冠。

而三叉冠為何可以被高級軍官佩戴,本文認為主要受到早期游牧時期生活方式的影響。早期回鶻游牧時期“善騎射”[19]5195,西遷之后,雖然生活方式由游牧轉為定居,但是其熱愛騎射這一習慣仍舊保留,并逐漸日?；??！端问贰酚涊d:“俗好騎射?！握唏R上持弓矢射諸物,謂之禳災?！盵33]12111在敦煌莫高窟61窟悉達多太子佩戴三叉冠騎射的行為應該也是受這種風氣的影響。也由此可以看出其可以被高級軍官所佩戴的轉變同樣是受早期游牧生活方式的影響,到了后期逐漸日?；瘡亩齻魅脒|朝,在遼朝也形成高級軍官佩戴的風尚。

對于樂師這一身份以往主要是從圖像中人物手持樂器這一特征而進行判定,而筆者認為在高昌故城周邊地區可汗宮建筑群墻面壁畫及摩尼教雙面書頁中手持樂器進行演奏的供應人應是貴族身份。其一,在信奉摩尼教時期真正的樂師演奏時不佩戴三叉冠。如典型的摩尼教樂舞圖像《樂師殘圖》中,樂師身穿摩尼教服飾,演奏琵琶、箜篌等樂器(見圖5-6),在樂師們的身后是七八位歌者,手捧摩尼經齊聲唱誦。這幅圖生動再現了摩尼教儀式中莊重而又熱烈的樂舞場面[2]105。圖像中奏樂的樂師并沒有佩戴三叉冠。其二,高昌故城周邊地區可汗宮建筑群墻面壁畫以及摩尼教雙面書頁中,佩戴三叉冠人物形象服飾為貴族服飾。這幾幅圖像資料中,佩戴三叉冠的人物均身著帶有豐富圖案的服飾,部分人物腰間佩戴蹀躞七事,且冠后有垂布,此為典型的貴族裝扮。其三,在傳教或者祈福這種情境下,貴族也會演奏樂器。如在高昌故城出土的摩尼教雙面書頁殘片中也有貴族彈奏樂器(見圖5-7),其內容是兩個頭戴尖頂花瓣的回鶻供養人,右邊藍色服飾供養人手持樂器。阿爾伯特·馮·勒柯克認為:“此種頭飾看來是摩尼教上層人物的帽子?！辈︻}記進行分析推測畫中人物應是在傳教[5]53,其中佩戴尖頂花瓣形冠人物身穿服飾與佩戴三叉冠人物服飾相近均為貴族穿著。并且在其他傳教或祭拜場景中,也有身份尊貴的人物吹奏樂器,應是對本教教義、教主的追隨和崇拜。結合以上材料,筆者認為其中佩戴三叉冠的應為貴族,手持樂器進行演奏這一形象出現在祭祀或傳教的活動中,而真正的樂師不佩戴三叉冠。

綜上可以看出西遷之前,回鶻三叉冠由回鶻王或者宗教首領這一身份形態佩戴,西遷之后,逐漸開始由王子、貴族以及高級武官佩戴,并排除了樂師身份。而造成回鶻三叉冠人物身份演變這一情況,則是由于西遷之后,生活方式及宗教信仰轉變共同作用下的原因。

四、結 語

本文通過對佩戴回鶻三叉冠的人物身份梳理,再結合文獻資料、出土資料對三叉冠形制流行的時期進行劃分,然后將其所象征的身份歸類探討,其中將三叉冠遺存的時間范圍劃定為8世紀至11世紀中葉,基于此,可看出回鶻佩戴三叉冠人物身份有較為規律的發展脈絡。通過對回鶻供養人佩戴三叉冠人物身份問題研究,進一步闡明了回鶻三叉冠人物身份演變的關系,即受到了回鶻民族生活方式以及宗教信仰轉變的影響。西遷之前由于本身游牧生活方式以及薩滿文化的影響,回鶻三叉冠由回鶻王或者宗教首領這一身份級別佩戴,而在西遷之后,生活方式由游牧轉向定居、單一宗教格局轉換成單一宗教主導下多種宗教共存,其佩戴人群也發生了變化,逐漸開始由王子、貴族以及高級武官佩戴。

回鶻作為古代絲綢之路沿線重要民族之一,隨著西遷,其在整個文化發展、社會發展過程中接受來自中原、中亞、西亞文化的影響,并將東西方文化吸納糅合,而其冠飾作為回鶻最具有代表性的服飾產物,承載了獨特的歷史內容與時代意義。對其佩戴人物身份演變研究梳理,可以從不同的側面折射出回鶻的社會、物質、宗教、藝術,對補充古代中原地區與西域民族之間的文化傳播與交流有著一定的意義。筆者也僅是依據現有材料得出的新觀點,以就教于方家,還有待更多的發現去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