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洛杉磯郡藝術博物館藏三足花口鑄接鼎

蘇榮譽　孔紈

摘要：本文是對洛杉磯郡藝術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特殊青銅聯襠鼎的個案研究。文章從風格和技術兩個維度，分析各自內涵，并與出土的和博物館收藏的相關器物進行對比，根據特別的鑄造工藝的一致性，即三足以鋸齒形或花瓣形接口鑄接，且可以在侯馬鑄銅工場中找到鑄造這類器物的模和范，說明它們的產地在侯馬。這種特殊工藝掌握在少數工匠之手，鑄造的器物非常有限，都在春秋晚期，成為依據工藝技術為器物斷代斷源的一個案例。

關鍵詞：青銅鼎 侯馬風格 花口鑄接 侯馬鑄銅 年代 產地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case study based on a special bronze tripod collected in the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By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s from the bronze style and techniques， and comparing with the related objects unearthed and collected in the museums. According to the high consistency of special techniques， such as the vessel feet were cast zigzag or petal-shaped interface. The mould and model for casting such artifacts had been found in Houma Copper Casting Workshop， which indicated that Houma was their origin place. Moreover these special techniques and process must be mastered by fewer craftsmen and these artifacts were very limited in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Hence it became a case that we could date back the period and original place of bronzes through their cast technigues.

Keywords： Bronze tripod In Houma Style Petal shaped interface casting Bronze Dating Producing area

山西在中國古代文明中具有重要而獨特的地位，大量青銅器是其載體。據史書所載，漢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五月，“得鼎汾水上”；四年（前113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漢書·武帝紀》）。

從宋、清兩朝青銅器著錄看，山西歷史上出土了很多青銅器，但都未見文獻記載。直到1923年，渾源李峪墓地出土一大批青銅器，因一批迅速流往海外、一批在渾源糾集后被海關查獲而影響很大。其他地點和渠道流出的山西青銅器也很多，李夏廷細心搜集美國主要博物館藏器，即有六、七十件，為學術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但是美國博物館眾多，且各有特色，藏品來源十分復雜，還有不少博物館收藏有中國青銅器，且為數可觀，內涵重要，卻鮮為人知。坐落在洛杉磯市中心的洛杉磯郡藝術博物館（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即是其一。本文對其所藏一件青銅鼎（簡稱洛杉磯鼎）的風格、工藝和屬性等進行研究，其獨特的工藝技術特征有助于判斷鑄地和年代。至于該館所藏其他青銅器的研究，將陸續發表。

一、洛杉磯鼎的風格

這是一件帶蓋鼎，系Claire Behar以顧華山（George Kuwayama）名義的遺贈，藏品號M.89.136.17a-b，器尺寸187.3×279.4×241.3毫米，器蓋尺寸：63.5×241.3毫米，器腹尺寸：187.3×279.4×241.3毫米。此器未曾見諸圖錄，曾經多處修補。

鼎的造型為聯襠式，口弇，平沿內出子口插入蓋中與之扣合（圖一；圖二）。外弧形腹壁，在中部鼓出最大，底部收出聯襠，三個袋狀足下端為蹄足形，足壁稍內弧，蹄為圓蓋形。腹中部布一窄素帶，帶中間設凸箍，其上滿飾細膩而連續的雙股绹紋。素帶的上、下各飾紋帶，上腹紋帶較寬，滿布雙身龍紋，上下兩側頭尾相對二方連續，粗線勾獸輪廓，細線填其中，紋帶兩側均有凹線邊。下腹紋帶略窄，飾連續蟠龍紋帶，整體格局與上腹紋帶一致（圖三；圖四）。

上腹紋帶兩側，對置鋪首銜圓環。鋪首略厚，直接扣在器表，外飾浮雕寬線獸面，所銜環頗圓正，飾細密斜角云紋。環自然下垂，越過中腹凸箍及于下腹紋帶，視覺上垂環將腹部三重裝飾聯系在一起（圖五）。腹底和三足光素。

蓋面隆鼓，邊緣弧度與腹壁基本吻合，使整體輪廓構成上下略扁平的瓜狀。蓋面的裝飾和紋飾較器腹復雜。蓋緣紋帶和下腹一樣，為連續獸帶紋；中央布圓團形紋，似為糾結的龍紋；其中央設拱形鈕，素面，但銜著與腹部鋪首同樣的圓環，紋飾相同。在二紋飾的中間，布置一較寬環形紋帶，是與上腹紋帶相同的連續雙身龍紋。該紋帶與團紋、邊緣紋帶間均有素面環區隔，但外邊的素面環上，均布三犧獸銜環（圖六；圖七）。犧獸趟臥在蓋面作圓雕型，頭抬起面向鼎側，鼻頭略翹，大眼圓睜，額頂鼓起，頭頂豎起半截麟角；犧前腿后曲而后腿前伸，巨大生殖器從襠下前伸（圖八）。尾緊貼臀部，犧面、身勾云紋。所銜圓環雖小，但與腹部鋪首、蓋中央環鈕所銜者一致，紋飾相同。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蓋與腹形狀不同，但由于二者扣合成器，在紋飾和附飾設計上，特別強調風格的一致性和紋飾的對應性。腹部兩紋帶加一對鋪首銜環，蓋面也是兩圈紋帶，中心團紋加鈕銜環，但多出三臥獸銜環。腹部紋帶的圖案是上布連續雙身龍、下布連續蟠龍紋，蓋面則是內圈連續雙身龍、外周連續蟠龍紋，對應關系清楚。鋪首的獸面紋與蓋中團紋有同樣的對應關系，只是強調了蓋中平鋪的獸紋更細密也更大，故而設拱鈕銜環，且環也相同。此外，腹壁鋪首銜環懸垂既增加動感，也能聯系上、下紋帶增加整體性。對于蓋面，視覺上強調表現臥獸銜環。三圓雕臥獸昂頭，使裝飾立體化并富有動態，如此的裝飾在春秋晚期之前較為少見，卻是侯馬器的流行式樣。下文還會涉及。

考古發掘和館藏青銅器中，頗有幾件與洛杉磯鼎相同者和相近者。

1988年太原金勝村發掘的M251，墓主被認為是晉卿趙簡子（趙鞅，前540—前475年）。該墓出土青銅器多達1402件，重達1193公斤。在118件禮樂器中，包括五件一套聯襠列鼎M251：613、616、585、568和569（發掘報告稱為鋪首環耳螭紋蹄足升鼎，簡稱趙卿鼎），出土時殘碎嚴重。五件鼎造型和紋飾基本相同，與洛杉磯鼎一致，大小依次遞減成列（圖九）。洛杉磯鼎經多處修復，與這套鼎情形相同。

鼎M251：585為五件一列的中間一器，通高260、口徑265、腹徑335毫米，重14.0公斤（圖一〇）。蓋正中設半環鈕銜圓環，與洛杉磯鼎相同，但鈕周圍團紋由三只夔鳳構成。其外紋帶為連續雙身龍紋，蓋緣飾連續蟠龍紋帶（圖一一）。紋帶間同樣飾三圓雕臥獸，考古報告以為是犀牛，頭頂一前一后兩個樁形圓突，昂首立耳，圓眼大鼻，前肩和后臀飾云紋，腰身飾戳紋，長尾甩上臀尖，腹下生殖器巨大（圖一二）。腹中凸箍飾三角云紋；上腹飾連續雙身龍紋帶，下腹飾連續蟠龍紋帶（圖一三），腹部鋪首銜環與洛杉磯鼎一致（圖一四）。很明顯，除臥獸造型和紋飾外，其余與洛杉磯鼎相同，臥獸的姿態也一致。

倫敦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購藏的一件鼎（藏品號：1949，0711.1，簡稱大英鼎，圖一五），高216、外徑241毫米，造型、紋飾和附飾與洛杉磯鼎相同，雖然蓋面碎裂后經修復，依然品相略優（圖一六）。尤其是臥獸，造型、姿態和紋飾均相同，獸頭也先后三個突起，只是獸尾也略短，身下伸出的生殖器不夠清楚（圖一七）。此鼎長期未引起關注，直到2018年夏我們對這件器物進行研究，即有諸多發現（圖一八～圖二〇）。

多倫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館（The Royal Ontario Museum）收藏一件鼎（藏品號：932.16.149.A-B，簡稱安大略鼎），原系懷履光主教（Bishop William Charles White，1873-1960）收藏，通高220、口徑209毫米。造型和紋飾與洛杉磯鼎相同，地紋也一致（圖二一）。蓋中心飾交龍紋團，中央置拱形鈕銜環；蓋中部飾一周交錯牛首獸紋帶；蓋外周紋帶是交錯的蟠虺紋（圖二二）。三圓雕臥獸銜環均布于蓋中和外周紋帶之間，造型與趙卿鼎相同，所銜圓環飾斜角云紋（圖二三）。中腹一周凸棱飾貝紋；上腹紋帶與蓋中的一致，而下腹紋帶與蓋周紋帶相同，鋪首所銜環飾斜角云紋。和趙卿鼎相比，僅有中腹的凸箍飾貝紋之差。

華盛頓賽克勒藝術館（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收藏一件聯襠青銅鼎（藏品號V352，簡稱賽克勒鼎，圖二四），通高168、口徑151毫米，重1.79公斤。蓋、腹造型和紋飾、附飾格局與洛杉磯鼎相同，差別在于此鼎在上腹紋帶相對豎起一對拱形附耳，其前后面飾龍紋，頂面和兩側面飾連續的绹紋。蓋中心紋飾團為五瓣花紋周圍填鱗片紋，花蕊中豎立拱形半環鈕，鈕外似飾貝紋，所銜圓環系由碎片修復而成。蓋面中間和邊緣飾寬蟠龍紋環帶，兩方連續（圖二五）。其間均布三圓雕臥獸，雖眉目不夠清晰，周身飾內弧菱形紋，一光素圓環從口中穿過（圖二六）。上下兩寬紋帶間以飾貝紋凸棱分界，腹部紋帶的形式和蓋面蟠龍紋一致。三足承器，上半聯襠，下半蹄足，足端平。

《西清古鑒》著錄一件聯襠鼎名之為“漢蟠螭鼎”銅器（圖二七，簡稱西清鼎），失蓋，下落不明。根據錄文，并按清工部營造尺為320毫米、庫平兩為37.3克、庫平斤為596.8克計，此鼎通沿高224、口徑250、腹徑316毫米，重6.15公斤。鼎腹部結構與洛杉磯鼎一致，中腹有凸箍分上、下段，都有紋飾帶，惜不能辨。上腹紋帶對生兩附耳，耳頂弧拱外撇，滿耳紋飾亦不能辨，下腹紋帶甚窄，不排除繪圖時視差所致。

上述鼎可分為兩組，以洛杉磯鼎為代表的鋪首銜環和賽克勒鼎為代表的附耳。西清鼎失蓋且紋飾不清，姑且以為與賽克勒鼎一致，可以感到其紋飾圖案基本相同而缺少變化。但就蓋而言，蓋鈕飾貝紋說明裝飾精細，但銜環的光素反映了簡化取向。此外，賽克勒鼎蓋面的圓雕臥獸頭頂無角，身飾內弧菱形，雖然別致，但姿態與洛杉磯鼎一致。與趙卿列鼎、大英鼎和安大略鼎的型式、紋飾相同。尤其是雙耳變為鋪首銜環、蓋面飾三圓雕臥獸、腹部紋飾與蓋面紋飾的對應一致，頗為突出。鋪首銜環很可能是侯馬首創的新型式。二者很小的出入在于臥獸的紋飾，洛杉磯鼎和大英鼎臥獸體飾填紋處理的云紋，趙卿鼎和安大略鼎為戳紋。賽克勒鼎和西清鼎與洛杉磯鼎差異更多一點。顯然，上述十件青銅鼎風格高度一致，差異微小，時代相近，產地相同。

洛杉磯鼎的紋飾和附飾與以侯馬鑄銅工場所反映的侯馬類型青銅器和紋飾十分一致，這類聯襠鼎也是侯馬青銅器所獨擅的器形，紋飾更是如此。

首先看器形。侯馬鑄銅遺址幾乎沒有出土完整的容器模，器形只能以出土銅器參比。陶正剛發掘、研究趙卿墓青銅器，揭示出趙卿墓青銅器與侯馬鑄銅遺址的關系。蘇榮譽進而猜測趙卿在春秋晚期可能一度主持晉鑄銅工場。在侯馬鑄銅遺址出土的鑄銅遺物中，雖然未必能找到鑄造洛杉磯鼎的鑄范，但同質、同風格的比比皆是。

洛杉磯鼎的主要紋飾是所謂的牛頭獸面紋，侯馬鑄銅遺址出土的范IIT86③：17，弧面長105、寬60毫米，龍首居中，口銜橫伸龍身，鼻上卷，眼圓睜，頭兩側出一對C形大角，頸有絞絲紋項飾，其后身分左右蟠曲，再分蘗出身軀，與相鄰龍糾結，面部和身密排細鱗片紋（圖二八）。同出的泥模IIT9F30：37與此范造型十分接近。一片殘泥模IIT31F13紋飾包括兩部分，下邊的連續蟠龍紋和其上飾绹紋的凸箍（圖二九），與洛杉磯鼎凸箍及其下腹紋帶一致。鋪首銜環模IIT81H126（圖三〇）和環范PXH（圖三一）與洛杉磯鼎的鋪首及其銜環一致，而臥獸范HB與洛杉磯鼎蓋臥獸相近。無疑，洛杉磯鼎為侯馬鑄銅工場鑄器，其他各鼎也是。

二、洛杉磯鼎的鑄造工藝

如風格分析，洛杉磯鼎的蓋與腹統一設計、分別鑄造。

蓋面三臥獸應先鑄，而其所銜圓環更應先鑄，在鑄臥獸時與獸口鏈接。三臥獸沒有疊壓蓋面的現象，蓋內壁相應的位置也沒有縮孔性凹陷，說明犧首先鑄，先鑄的犧首中空，且壁厚相對一致，但需要X光成像，特別是CT掃描才能確定。蓋的鑄造工序是：三圓環→三犧首+蓋中圓環→蓋。

鼎腹在足外側中線位置，清晰可見垂直的鑄造披縫，而且打破凸箍，上腹和下腹紋帶上的披縫一致（見圖二），說明這三條披縫都是兩側范結合的痕跡。腹的主體是四塊腹范和腹芯組成鑄型。

腹部的鋪首設在上腹紋帶上，明顯疊壓著紋帶，且鋪首邊界不齊整；腹內壁相應位置也無下凹，說明鋪首分鑄，且應屬于后鑄，鑄接中銜環，說明環與腹均先成形。至于為鑄接鋪首，腹部是否在結合位置設接榫，則需要CT掃描確認。突出的聯襠鼎三足渾鑄，但此鼎三足下段分鑄，而且結構十分特別而復雜。

仔細考察洛杉磯鼎，足根部有錨形花瓣相互穿插（圖三二；圖三三），從腹和底插入足的部分呈褐灰色，光滑，從足插入腹和底的部分覆灰色銹，局部銹蝕嚴重而粗糙，失去金屬光澤。足的另一側和外側，或銹蝕較重，花瓣穿插不很明顯（圖三四；圖三五）。三足情形一致。這一現象清楚表明足、腹分鑄，足的銹蝕嚴重，說明含銅量較高，先鑄；為增加它們的鑄接強度，采取加大結合面的路徑，設計了花瓣形接口。前揭大英鼎和賽克勒鼎，三足有同樣的現象，足外面的接口十分清楚（見圖一五、圖二四），西清鼎的圖繪也清楚表現了這一點（見圖二七）。而趙卿列鼎和安大略鼎，都是鋸齒形接口（見圖一〇、圖一三、圖二一）。

洛杉磯鼎腹的鑄造工序是：三足→鼎腹+鋪首圓環→鋪首。

洛杉磯鼎底部，相鄰兩足之間有殘留的呈弧線的斷茬，那是澆道被打掉后留下的殘跡。這些澆道開設在底部弧三角形范的側邊，而底范與三塊腹范的鑄造披縫，應該在兩足之間并貼在澆道殘跡的外邊，因為披縫細小，被打磨干凈了，而澆道殘跡過大過高，仍舊存留。在底范的中心還有一長方形凸起，高度約一毫米，在這凸起的中心，有條形斷茬縱貫其表（圖三六），斷茬較窄，很可能是排氣槽被打掉后的孑遺，說明凸起與排氣槽有關，或者起集氣作用。至于底面的不規則毛疵，則是底范皴裂所致。而鼎腹的鑄造披縫，僅紋飾帶中的清晰可見（見圖二），其余部分均被小心打磨干凈，以至鼎底也不例外，這項勞動需花費大量人力?？杀鹊氖菨驳篮团艢獾罃嗖鐩]打磨，因為勞動量太大，也反映出此時鋼鐵工具還沒有應用于銅器加工。此外，洛杉磯鼎腹內有兩處銹蝕嚴重類似于渣塊的堆積，緊緊貼敷在內表面（圖三七），成因有待分析，無疑影響感官和使用，與器外的精細紋飾與加工頗不協調。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發掘的侯馬牛村鑄銅遺址，房址IIT31F13中出土了完整的鼎足鑄型六套，大小各三；IIT21③也出土了一套完整鑄型，都由兩范、一芯組成，均未澆鑄。矮蹄足鑄型IIT31F13：4系較大的三套之一（圖三八），足一側高100、另一側高45毫米；足端徑75、范厚15～25毫米。沿足中線對開分型，分型面為斜面，其上不設榫卯，但兩側各有四條合范記號。范面上（足根）部作出鋸齒形，并有長條形、半月形、長方形、三角形的卯四個（圖三九）。芯在范中，形若蹄足，灰白色；上端有近圓形內凹，直徑130毫米；底面平，直徑60毫米；一側高120、另一側邊高65毫米。端部中心有一近方形凸榫，長10、寬8毫米。足上部有刀刻的鋸齒形凹槽，并有與范的四個卯相配合的凸榫。組合的鑄型外面不平整，似曾糊過草泥加固（圖四〇）。而IIT31F13：6、7、8為較小的三套，形制與之相同，似大小成列。發掘報告指出，上述七套鑄型所在單元為晚期V段。鑄件上部呈鋸齒形，“可能為與腹部銜接澆鑄時更牢固”，確為明見。并指出太原金勝村M251和陜縣后川M2040中出土的鼎，足的作法有與之完全相同者。

的確，趙卿墓的五件一套列鼎，鼎足鋸齒形岔口鑄接是其最大的工藝特色。發掘報告未予關注，據器物照片和線圖推知應是五齒咬合，齒形為尖利的等腰三角形，足外面的齒最高，內側的最矮。也是鼎足部分銹蝕較鼎腹明顯，足的錫含量略低，熔點略高，表明足先鑄。商周工匠對此類微妙差別已經掌握。對這列鼎中的一件，已經完成了CT掃描分析，研究報告將另行發表。

從侯馬出土的鼎足鑄型完整，沒有與腹部結合的結構，故而確知足先鑄，后在澆鑄聯襠鼎時與鼎足在足中部或根部鑄接。若后鑄，則其泥芯當在已成形的鼎的足根上制作，不會完整，也不會有與范配合的榫。李夏廷也準確指出賽克勒鼎足先鑄。需要指出的是，趙卿列鼎和安大略鼎足是五齒鑄接，侯馬牛村鑄型是三齒，外面一齒較長，兩側各一齒略短。

1957年陜縣（今三門峽）后川發掘的一座大墓M2040，年代被認為屬于戰國早期或稍后。其中出土了七件一套列鼎（M2040：75、275、62、45、63、74、35），造型與洛杉磯鼎相同，但紋飾簡素，僅口沿下、腹中和蓋中各一道窄绹紋帶，腹兩側對置鋪首銜環，蓋面绹紋帶上均布三環鈕（圖四一）。然而，除最小的鼎M2040：35足與腹渾鑄成形外，其余六件足均分鑄，且為鋸齒狀接口，前面一大齒，兩側各一小齒（圖四二）。發掘報告指出，足部青銅含錫量較低，微呈橙色。但鑄接工藝罕見地與趙卿墓列鼎完全相同。

洛杉磯鼎的花瓣設在足兩側，是另一種新形式。

此外，還可注意的是賽克勒鼎尺寸較小，據蘇芳淑（Jenny So）觀察披縫，并指出足對開分型，鼎底部的三角形披縫與三足內側的披縫銜接，數十枚墊片密排在器壁。足中空，壁甚薄，芯在其中。雙耳先鑄，亦中空，泥芯亦存。腹內與耳結合處可見兩個圓圈，即耳芯型腔，鑄接鼎耳時為青銅所充填。X光成像反映出鼎耳芯有三錐形凸起。蓋面中心的半圓環鈕先鑄，三獸實心，以兩塊范分鑄。而蓋面墊片集中在若干區域內等距離分布。她進一步指出，這件鼎具有不同尋常的輪廓，含糊地指出其產地為山西—河南。和羅越（Max Loehr，1903-1988）曾經討論過的一件十分接近，而那件被他斷為公元前510年左右。

大英鼎雖然與賽克勒鼎有附耳和鋪首銜環的差別，其他方面幾乎一樣，尤其是鼎足的花瓣上鑄接接口。鑒于以這種方式鑄造的鼎工藝復雜且極為罕見，可以認為此二器出于同一組鑄工之手。也就是說，侯馬鑄銅工場掌握花瓣式鑄接的一組鑄工，不僅鑄造傳統因素較多的附耳鼎，也鑄造全新形式的鋪首銜環鼎。值得注意的是，大英鼎內底也有兩塊渣狀堆積（見圖二〇），和洛杉磯鼎內情形完全一樣，形成機理應當相同，雖然需要多方面分析明確其內涵和成因，但他們出自同一作坊信可征之。

三、關于洛杉磯鼎的屬性等問題

聯襠鼎是一類造型特殊的鼎，朱鳳瀚稱之為鬲鼎，分兩型，A型安陽小屯墓中即已出現，分襠下為長柱足。B型為蹄足，即本文所及諸器。就現有資料看，聯襠鼎以渾源李峪出土、上海博物館藏的蟠虺紋鼎年代較早，但也是春秋晚期器。結合本文所討論的鼎和各地出土的鼎，均屬侯馬風格，數量也就二十幾件。所以，這類聯襠鼎很大可能是侯馬鑄銅工場的工匠新創的器形。

這類器物的鑄造分兩系，一系是傳統的渾鑄成形方式，三塊腹范、一塊底范與一塊腹芯組成鑄型，足基本中空透底，故腹芯連帶著三足的泥芯，鑄型與商周的鬲一致。另一系即是如洛杉磯鼎的三足分鑄的型式，而且分為兩支：鑄造洛杉磯鼎式的鋸齒形接口和大英鼎的花瓣形接口。

鑄接是泥范塊范法體系中，為了鑄造復雜造型和大型器物的發明，無論附件的先鑄與后鑄，在二里頭文化晚期均已出現，也就是說，泥范塊范法鑄造青銅器體系，在二里頭文化晚期已經定型、完備。這個體系在人類各早期文明中卓爾不同，具有青銅器制作的獨占性，故而未見鍛造、失蠟法鑄造的器物（均出現很晚），石范鑄造的器物還有待確認，但肯定數量很少。在這個體系的支配下，復雜器物和大型器物有賴鑄接來實現，而其他古代文明則往往靠鉚接、焊接完成，當然那些器物不少是鍛造制品。

二里頭晚期出現的鑄接工藝，經過一千來年的發展，形成了諸多形式。但鋸齒形接口和花瓣形接口的鑄接，應該是侯馬某一鑄工的發明，旨在增大結合面，提高鑄接強度。

當然，從器物成形來看，鼎足不必鑄接，鑄接反倒會帶來很大工藝風險，增大廢品率。這里之所以分鑄，從顏色看，鼎足和腹部不同，足部含銅量低于腹部，有可能具有兩種顏色，但差異不會很大，色差的裝飾效果不明顯，和復合劍的路徑是一致的，效果同樣乏善可陳，較之彩繪和填紋類處理，視覺效果頗差強人意。

因此，將鋸齒形和花瓣形接口鑄接視為一種工匠炫技更為合理。一個不需要鑄接之處施行鑄接，一個可以普通形式鑄接的地方，獨創了一種鑄接方法，而且是更復雜的方法完成，賣弄之心態溢于言表。類似的情形在鑄工中已屢見不鮮，如扉棱的分鑄、蓋鈕的復雜分鑄，以及前面提到雙色劍的鑄造，等等。

鑄工挖空心思鑄造的器物，從洛杉磯鼎和大英鼎腹內渣狀堆積看，通常所指認鼎作為炊器的說法未必可靠。這兩塊堆積雖然不大，卻很妨礙烹飪、舀出食物和清潔，因此，將這類鼎視為高貴的葬器、陪葬墓主或者更合乎邏輯。

根據以上對洛杉磯鼎性質的討論，從風格到工藝，可以確知它是侯馬鑄銅工場的產品。因技術獨特，目前所知約二十件足鋸齒形和花瓣形接口的鑄接鼎，全都鑄自該作坊。前文根據工藝分為兩系，可以視為侯馬鑄銅工場存在不同的工坊，各有其工藝特長或主要產品。某工坊的某鑄工發明了鋸齒形或花瓣形接口的鑄接方式，并將這一工藝傳給了徒弟。鑒于附耳器均是花瓣式接口，有較多傳統，或者是師傅作器，而鋸齒狀接口是徒弟作品。

從這種鑄接的高難度和產品的有限性、集中度看，掌握該技藝的鑄工很少。后川M2040出土的七件一套聯襠列鼎，除最小的一件M2040：35外，足均鋸齒形接口鑄接，其含義有可能是原鑄的最小一件遺失或破碎，找不到能鑄原作的鑄工，便以其他方法鑄一件湊成一列，說明該工藝的私密性。至于春秋晚期和戰國時期某些方壺、圓壺口和頸部的鋸齒形“鑲嵌”與這一鑄接的關系，有待研究。

所以，鋸齒形和花瓣形接口的鑄接鼎，年代都在春秋晚期，也即侯馬鑄銅遺址的興盛期。至于后川列鼎紋飾簡樸到只有幾周绹紋、洛杉磯鼎等滿器紋飾的差異，大概與定制者的偏好或者出價、工期要求有關。就侯馬鑄銅工場本身看，內涵頗為復雜，鑄造從至簡到至繁的各類銅器，背后的機制還不清楚，經濟應是一個重要因素。這些都是十分重要但尚未觸及的問題，敬期來者。

關于渾源青銅器，零星著錄和討論較多，早年比較集中的研究始于梅原末治（梅原末治：《戰國式銅器の研究》，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6年，第4～34頁，圖版1～28）。此后，張頷的調查和李夏廷的綜合調查都富有參考價值（張頷：《渾源彝器拾遺》，《張頷學術文集》，中華書局，1995年，第14～23頁。李夏廷：《渾源彝器研究》，《文物》1992年第10期，第61～75頁）。

李夏廷：《流散美國的晉式青銅器》（樂器篇）、《流散美國的晉式青銅器》（續）（禮器篇上、中、下），《文物世界》，2000年第4期、第45～56頁，2000年第5期、第62～72頁，2000年第6期、第21～32頁，2001年第1期、第31～41頁。李氏著錄的個別器物是否屬于“晉式”，有待研究。李氏將上述內容多采進《晉國青銅藝術圖鑒》（文物出版社，2009年）之中。

商周青銅器紋飾定名出自容庚，他劃分為七十七種。有些定名嚴格，有些模糊。今天看來，有些準確，有些有待商榷。與該洛杉磯鼎上腹紋帶相近的武英殿藏壺上腹紋帶，容氏稱為夔鳳紋，頸后分身處向兩側對稱展開三枝羽毛，推測是其稱鳳依據（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學社，1941年，第152頁，圖270、附圖762）。洛杉磯鼎除無羽外均相同，或可稱之為夔龍紋，但與通常所稱夔龍出入較大，姑稱雙身龍紋。洛杉磯鼎下腹紋帶，容氏稱獸帶紋，包含了四種三類形式（第140、141頁，圖219～221。）兩種與本文相關，分別將龍頭明顯的稱連續蟠龍紋，頭部明顯的稱獸帶紋。

陶正剛、侯毅、渠傳福：《太原晉國趙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2頁，圖版18。墓中出土兩列鼎，發掘報告多處將兩套混淆。

Quanyu Wang， Yi Chen， and Rongyu Su， Houma Bronzes in The British Museum： A Technical Study， Orientations， November-December， 2019， pp. 44～63.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海外遺珍·銅器（二）》，（臺北）故宮博物院，1988年，第125頁。說明中言其通高216毫米。該器未見著錄于該館遠東部員工編寫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館藏中國藝術品》（Chinese Art in Royal Ontario Museum，1972）。器物尺寸由該館惠供，特此致謝。

Jenny So， 1995， 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Volume III， New York：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pp. 150～151.

《西清古鑒》卷七頁四，乾隆二十年（1755）內府刻本，引自《金文文獻集成》第三卷，劉慶柱等主編，線裝書局，2005年。邱光明、邱隆、楊平：《中國科學技術史·度量衡卷》，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423、430頁。

蘇榮譽：《論三足鋸齒形鑄接青銅鼎——兼論聯襠鼎和侯馬鑄銅作坊生產諸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高明先生九秩華誕慶壽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52～187頁。

陶正剛：《太原晉國趙卿墓青銅器工藝與藝術特色》，見《太原晉國趙卿墓》，第295～302頁。蘇榮譽：《侯馬鑄銅遺址與晉國鑄銅業》，武力主編：《產業與科技史研究》第一輯，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1～17頁。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鑄銅遺址》，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240頁，圖131.4，圖版162.4；《侯馬陶范藝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97頁，No.273。

《侯馬鑄銅遺址》，第240頁，圖130.5，圖版161.1。

《侯馬陶范藝術》，第238頁，No.417。

《侯馬陶范藝術》，第159頁，No.138；第435頁，No.1085。

《侯馬陶范藝術》，第343頁，No.75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鑄銅遺址》，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105、107、443頁。

蘇榮譽等：《國墓地青銅器鑄造工藝考察和金屬器物檢測》，見盧連成、胡智生編：《寶雞國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530～638頁。Michelle Taube， Blythe McCarthy， Thermal expansion and residual stress in ancient Chinese bronze castings， Materials Research Society Symposia Proceedings， vol. 1047， 2008， pp. 243～251.

董逸巖、史倩羽：《趙卿墓聯襠列鼎足部鋸齒口鑄接工藝——兼及同類鼎的分析與研究》，山西博物院編：《山西博物院青銅器CT掃描分析研究報告》，科學出版社，2022年，第122～150頁。

李夏廷：《晉國青銅藝術圖鑒》，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64頁。李圖在表現鋸齒形鑄接方面較照片清晰，但其圖繪也有強調美觀而疏忽內容的地方。蘇芳淑（Jenny So）已經指出耳中空、分鑄，足一定中空，均未在圖中表現。此外，李氏稱其為“鑄鑲法”亦欠準確（參見李京華：《固始侯古堆青銅鑄鑲紅銅花紋工藝探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固始侯古堆一號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34～146頁）。同樣，郭寶鈞稱其為“嵌鑄法”也欠規范（見郭寶鈞：《商周青銅器群組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61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縣東周秦漢墓》，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112、51頁，圖版35。發掘報告稱此列鼎為“鬲形鼎”。關于此墓的年代，早期簡報定位春秋晚期（黃河水庫考古工作隊：《1957年河南陜縣發掘簡報》，《考古通訊》1958年第11期，第74～76頁），后王世民先生將所出器物與壽縣蔡侯墓、新鄭李家樓墓及洛陽中州路、汲縣山彪鎮、輝縣固圍村、長治分水嶺等墓所出銅器比較，定其為戰國中期（王世民：《陜縣后川2040號墓的年代問題》，《考古》1959年5期，第262～263頁），高崇文先生認為屬戰國早期（高崇文：《兩周時期銅壺的形態學研究》，俞偉超主編：《考古類型學的理論與實踐》，文物出版社，1989年，212頁）。

Jenny So， 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Volume III， New York：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95， pp. 151～152.

Max Loehr， Ritual Vessels of Bronze Age China， New York： The Asian Society， 1968， No. 64.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3～105頁。朱先生給出A型最晚的例子是長安張家坡西周墓西周早期器，B型早期實例屬春秋晚期。二者之間還不能確定有直接關聯。

《中國青銅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5年，圖14。稱之為“蟠蛇紋”鼎。

蘇榮譽：《論三足鋸齒形鑄接青銅鼎——兼論聯襠鼎和侯馬鑄銅作坊生產諸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高明先生九秩華誕慶壽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52～187頁。

蘇榮譽：《中國古代泥范塊范法青銅鑄造》，《中國青銅技術與藝術》（丁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13頁。

關于榫卯鑄接，參見華覺明：《中國古代金屬技術：銅和鐵造就的文明》，大象出版社，1999年，第136～138頁；鑄鉚式鑄接參見蘇榮譽：《安陽殷墟青銅技術淵源的商代南方因素——以鑄鉚結構為案例的初步探討兼及泉屋博物館所藏鳳柱斝的年代和屬性》（泉屋博古館、九州國立博物館編：《泉屋透賞：泉屋博古館青銅器透射掃描解析》，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353～382頁）；捆綁式鑄接參見蘇榮譽：《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銅器群鑄造工藝研究》（《磨戟：蘇榮譽自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79頁）；自銷鑄接參見蘇榮譽：《青銅工藝與青銅器風格、年代和產地——論商末周初的牛首飾青銅四耳簋和出戟式青銅器》（《藝術史研究》第十六輯，2014年，97～109頁）；環鑄接參見泉屋博古館、九州國立博物館編：《泉屋透賞：泉屋博古館青銅器透射掃描解析》（科學出版社，2015年，269～273頁）。

蘇榮譽：《論三足鋸齒形鑄接青銅鼎——兼論聯襠鼎和侯馬鑄銅作坊生產諸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高明先生九秩華誕慶壽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52～187頁。

蘇榮譽、丁忠明：《山西博物院藏青銅復合劍及其CT掃描分析》，《文物季刊》2022年第3期。

丁忠明、周亞、李園：《X-CT技術透視皿方罍制作工藝》，《江漢考古》2021年第4期，第116～124頁。蘇榮譽：《扉棱分鑄青銅容器初論》，《青銅文化研究》第10輯，黃山書社，即刊。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縣東周秦漢墓》，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50～53頁、圖版35.7。蘇榮譽：《論三足鋸齒形鑄接青銅鼎——兼論聯襠鼎和侯馬鑄銅作坊生產諸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高明先生九秩華誕慶壽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52～1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