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卷化”的主流表達、產生根源與消解途徑

杜龍 劉友田

摘 要：“內卷化”從一個學術術語到廣闊的現時話語，因存在著統一性的主流表達，其內涵才可能被泛化。通過分析發現，勞動內卷化則是“內卷化”從學術之源到現時之用中的主流表達。以此為依據，運用以馬克思為代表的社會分工理論揭示“內卷化”的產生根源，它是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同時提出以馬克思、涂爾干社會分工理論為主的“內卷化”消解途徑。

關鍵詞：“內卷化”；勞動內卷化；馬克思；社會分工理論

中圖分類號：C911 文獻標識碼：Ａ 文章編號：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23）09 — ０121 — ０7

“內卷化”成為一個網絡熱詞以來，充斥在各研究領域以及現在年輕人的日常話語中，成為一個極富解釋力又能使人及時“意會”的網絡熱詞，讓人不禁發問：難道萬物皆可內卷？其實，這是“內卷化”起初作為一個社會學的專業術語逐漸被泛化的結果，逐漸被引用于鄉村、經濟、社會、治理、教育，乃至心理、文化、人生觀等眾多領域［1］，用來表達幾乎是任何沒有質變而僅是越來越緊密的勞動投入［2］。尤其在年輕人的日常話語中被無邊界地放大，泛指各類過度競爭甚至無效競爭的社會現象。徐英瑾教授認為“內卷化”被泛化的現象是資本邏輯運作的產生后果，即任何事物或者事件都可以通過貨幣加以定義和衡量，其本質是數字拜物教在社會心理上的廣泛認同。［3］徐英瑾教授從“內卷化”概念的本真出發，否定了只注重“內卷化”中蘊含的“數”的外延而忽略“數”的內涵的盲目使用行為。這類解釋從“內卷化”的表征意義揭示“內卷化”的本質無疑是重要的，但是也應注重“內卷化”的實質意義，即除了回答“內卷化”的真正內涵是什么，也應回答它原本用于解釋什么，這二者并重考慮可能會揭示出“內卷化”被泛化的整體邏輯，這就需要構建新的解釋框架。成慶等學者在徐英瑾教授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延伸討論，他認為“內卷化”變化一個意義寬泛的“熱詞”，折射出新世紀對于“勞動”意義的新理解。［4］這種現象源于資本邏輯主導下人的心理與行為傾向，即物質

主義、消費主義的價值觀占據優勢，生發出“佛系”、“躺平”等文化現象，也源于社會結構、制度及變遷的影響。只有納入綜合性的社會機制中，從“內卷化”的“源”、“流”與“用”的主流表達中把握它的實質意義，才能揭示出“內卷化”的產生根源，同時給出有效的解決途徑。

一、“內卷化”在學術之源與現時之用中的主流表達

（一）學術之源中的“內卷化”

“內卷化”最早由美國人類學家戈登威澤提出，用來表示達到一定形態的文化模式在受到特定的約束下既無法保持現狀又無法轉化為新的形態，最終導致內部不斷精細化和復雜化的過程。后經美國社會學家舒爾茨進一步發展，他在《農業內卷——印度尼西亞的生態變化過程》一書中，用于概括爪哇島農業的生產狀況，指出爪哇人由于缺乏資本、土地等，農業無法向外延擴展，致使大量勞動力不得不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產中。在我國“內卷化”被人們所熟知，得益于華裔美籍歷史社會學家黃宗智在其《華北的小農經濟和社會變遷》（簡稱《變遷》）與《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簡稱《發展》）這兩部著作中的介紹，農業內卷化的內涵與特征得以系統詮釋和運用。黃宗智在《變遷》一書中利用滿鐵調查數據分析山東、河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將這一主題置于形式主義小農、實體主義小農和馬克思主義小農學派的理論框架下去分析。對于不同規模經營方式的經營式農場和家庭式農場，雖然二者表現出幾乎相同的農場生產力，但是在勞動生產率上表現出較大的差異，經營式農場比家庭式農場的勞動生產率高，何以至此？究其原因，是二者處理勞動力的方式不同。在人口壓力、生產關系等方面多重影響下，經營式農場一般會按照經濟理性的原則自由支配勞動力，使勞動力的應用（雇傭和解雇）達到經濟最大化的效益；家庭式農場不可能解雇剩余的勞動力，在沒有其他就業機會的前提下，只能被迫忍受勞動力過剩的狀態［5］66。家庭式農場生活在“齊脖深”的環境中，經不起半點折騰，只能遵循生存理性的原則，無法做到不顧風險地種植棉花等經濟作物，種植棉花雖然能夠稀釋多余勞動力，同時能獲取更高的收入，但是如果失收，很可能致使家庭式農場滑落為沒有土地的佃農、雇農。家庭式農場出現這種情況，是小農家庭因生活的需要被迫投入極高密度的勞動量所致。同樣黃宗智教授在《發展》一書中提出，盡管明清時期的長江三角洲農業的總產出得到了明顯的增長，但是這種增長是以農民的單位工作日報酬遞減為代價的，是通過家庭剩余勞動力的充分利用而實現的，本質上是一種‘無發展的增長’［6］?？偠灾?，農業內卷化是指在資本、土地資源被限定的條件下，勞動力持續地被吸收到農業中獲取收益并使農業內部變得更精細、更復雜的過程［7］，并以過密的勞動投入與遞減的勞動邊際報酬為標志。其中，過密的勞動投入成為這種農業發展模式最具決定性的因素，而這種農業內卷化可以稱為勞動內卷化［8］。在農業內卷化產生過程中，勞動作為一種核心自變量是推動農業內卷化的動力源泉。在此邏輯基礎上，部分學者進一步提出“打工內卷化”［9］、“農民工內卷化”［10］等。

（二）現時之用中的“內卷化”

在“內卷化”現時的使用過程中，內卷化得以廣泛流傳，背后同樣存在“勞動內卷化”的隱情。通過百度指數搜索2021年關于“內卷化”和“躺平”的相關數據，不難發現：搜索群體主要以20-29歲的年輕人為主，搜索指數日均值781次，“躺平”的搜索指數日均值5025次，二者居高不下，但值得注意的是“內卷化”與“躺平”高度關聯，無論“內卷化”作為關鍵詞，“躺平”作為相關詞，反之亦然，均顯示二者的相關程度很高，其次是“打工人”、“996”等。其中，“躺平”是指一部分青年在社會“內卷”下，在所承受的壓力突破個體心理臨界時，選擇放棄努力、消極逃避的精神或行為狀態。［11］勞動作為人的存在方式，是人與人之間得以連接的樞紐，構筑著人的社會性，勞動將個人納入到集體性的社會關系中，使社會得以穩固維系；同時勞動也促使人得以社會化，激發個人的主體性和價值性，更重要的是通過勞動能夠讓人收獲幸福的人生和美好的生活。但是在當下，各行各業都被認為存在“內卷”現象，這與勞動的不合理競爭不無關系，無疑隱含著對勞動意義的再認識。這種再認識是一種工作意義的貧困，表現為工作內容的“內卷”，主要是指由工作的某種非理性競爭導致的內部消耗和停滯。［12］因此，當部分青年人通過持續的勞動投入、延長勞動時間或加強勞動強度沒有得到相應的勞動回報甚至單位勞動遞減時，這種“內卷化”的后果就會導致參與其中的勞動者否定勞動的意義、貶低勞動的價值，為選擇“躺平”的行為提供了堅實的行動理由，于是“躺平”成為一種對“內卷”現象的宣泄方式和主動放棄，進而衍生出“摸魚”“糊弄”“劃水”等否面性的應對策略。

（三）勞動內卷化是“內卷化”在學術之源與現時之用中的主流表達

在“內卷化”的學術之源中，勞動內卷化是其內涵沿用至今的主流表達。勞動內卷化并不等同于農業內卷化，農業內卷化本質上是勞動內卷化的一種表現，勞動內卷化是農業內卷化的一般性特征。戈登威澤、格爾茨、黃宗智所指的“內卷化”都有一個前提，即“系統在外部擴張條件受到嚴格限定的條件下”，例如缺乏工業化及鄉鎮企業的發展是造成農業勞動內卷化的主要原因，但是隨著工業化及鄉鎮企業的發展又可以消除農業的勞動內卷化，這里的“限制條件”既是原因也是結果。農業本身就是社會分工的產物，社會生產分為農業、工業諸部門的分工，農業內卷化得以維系的根本原因是無法使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從農業生產中解放出來，致使勞動力不斷向農業這一分工門類增加的結果。按照這個邏輯，在某種嚴格限定的條件下，勞動力也可以向工業、服務業等領域不斷填充、聚集。其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就足以證明工業內卷化的出現，只是經典作家沒有明確地指出來。為什么勞動力沒有被其他行業門類吸納，而在特定的、單一的行業門類聚集，是無法與社會分工避開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在“內卷化”的現時之用中，對于人們參與過度競爭的勞動過程中所產生的社會現象與心理感受，勞動內卷化的概括引起了人們普遍的情感共鳴，成為一個與“躺平”如影隨形的話題，當觸及“躺平”的現實背景、社會根源等深層次問題時，對“內卷化”的討論會被自然而然地納入其中。因此，要紓解“躺平”等情緒，首先要破解“內卷”困局，如果僅從“內卷化”的表征意義來分析，很難厘清“內卷化”的泛化機制及相關聯的議題，需要輔之于從“內卷化”的實質意義才能完全厘清，而勞動內卷化是現時之用中“內卷化”的實質意義，具有堅實的歷史邏輯與現實依據，是分析“內卷化”產生與消解的重要抓手和切入點。

“內卷化”作為一個描述或解釋社會現象的理論工具，被用于諸多領域，必然有其共相的特征，其內涵才可能被引申、拓展。因此，勞動內卷化是學術之源和現時之用中“內卷化”所表達的共相，具有普遍化的特征，也是“內卷化”被泛化的邏輯起點。勞動內卷化作為“內卷化”多維角度中具有統一性實質意義的一個集中概括，是“內卷化”的主流表達。勞動內卷化同樣涵蓋了“農業內卷化”產生的幾個前提條件：其一，在一定限制條件下，勞動者（農民）被囿于特定的行業（農業）或范圍而無別的選擇；其二，存在過剩的勞動力，為了生存只能投入過量的勞動力，包括延長勞動時間和提升勞動強度；其三，隨著勞動力的投入，某一勞動部門（農業）的總產量很難提高，但單位勞動邊際報酬遞減。由于社會分工與勞動內卷化有著必然聯系，勞動內卷化既是“內卷化”的實質意義更是一種主流表達，所以運用社會分工理論能夠揭示出“內卷化”的產生根源與消解途徑，才能對泛“內卷化”、“躺平”等現象予以正確的理論指引。馬克思、涂爾干為代表的社會學家，均對社會分工及其影響有著深刻的認識，下面將分別論述。

二、社會分工理論視域下“內卷化”的產生根源

（一）馬克思社會分工理論視域下“內卷化”的產生根源

馬克思理論中的社會分工不僅屬于生產力范疇，也屬于生產關系范疇。為了進一步理解生產力、分工和生產關系三者之間的聯系，需要將“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范式具象化為“勞動—分工—所有制”的互動結構，在私有制社會形態中，可以具象化為“勞動異化—強制性分工—私有制”的特殊動態框架。［13］不同的勞動方式（勞動者與勞動資料的結合方式）通過由其決定的不同分工形式共同決定所有制的變遷，不同的所有制形式通過由其規定的不同分工形式制約著不同的勞動方式。無論在哪一種社會形式或所有制條件下，分工的目的就是以一定的方式將勞動按照適當的比例分配到各個生產部門去。否則，就會導致勞動現象和秩序的紊亂，出現“內卷化”，甚至跌入“中等收入陷進”［14］?？v觀馬克思的社會分工理論就會發現，“內卷化”現象早已存在，在馬克思社會分工理論、社會分工歷史等多重邏輯中都能尋跡其蹤影。

1.社會分工與生產力、生產關系不相適應的必然產物

馬克思告訴我們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規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要深刻理解這一基本矛盾運動的過程，社會分工扮演著重要角色。馬克思提出：“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在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上……一個民族內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業勞動同農業勞動的分離，從而引起城鄉的分析和城鄉利益的分離……分工的每一個階段還決定個人在勞動材料、勞動工具和勞動產品方面的相互關系?！保?5］社會分工的發展是生產力發展的產物，社會分工的發展反過來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同時還決定著生產關系的發展。在分工的起源上，分工起初是性別上的分工，后來由于天賦、需要、能力等差異產生“自然分工”，勞動產品共同生產共同消費，沒有多余的剩余產品，在一定的限制條件下出現勞動過度投入所致的邊際效用遞減無從談起。但是到了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的轉變，個人相對集體獨立出來，個人需要得到進一步發展，同時伴隨著剩余產品的出現，人們為了滿足不同的需要不得不進行交換，促使物質生產資料的獨自占有成為可能，并以多種所有制的形式而確定下來。馬克思按分工發展的不同階段劃分為四個不同時期的所有制形式：部落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封建所有制及資本所有制。分工發展的不同階段促使個人利益或家庭利益與共同利益對立的擴大和延伸，逐漸表現為城鄉之間、國家之間以及不同階級之間的利益對立，尤其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機器與技術的廣泛應用加劇了社會內部的分工，這不僅體現在不同部門之間，更體現在從事同一勞動的個人之間。這種社會分工體系（舊式分工）鍛造了一種將人置于既分離又限制的“機器”，對人的分離貌似促進了個人專門化能力的發展但是又將人限制在單一、狹小的范圍中片面發展，這種限制由不勞動階級對勞動階級的剝削所致。這就有可能產生某一階級或者群體無法跳出這個“機器”，進而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圍之內，讓更多的人去競爭有限的資源。盡管社會日益增長的財富由勞動階級創造，但他們卻只能獲取有限的資源，以致于長期處于一種“有增長而無發展”的狀態。

在“內卷化”的早期相關研究中，由于社會分工與生產力、生產關系的不相適應，導致中國傳統農業長期處于“內卷化”的狀態，這種“內卷化”從1300年代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16］。具體而言，一是低水平、單一化的社會分工直接歸因于停滯或緩慢發展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二是長期存在社會分工與生產關系不相適應的矛盾，使得中國近代傳統農業長期受到封建官僚地主和帝國主義以及買辦的雙重剝削。黃宗智教授在分析貧農家庭受到資本主義的沖擊下仍保持牢固性并持續處于“內卷化”狀態的原因時指出：“因缺乏其他的就業機會，貧農因生活的需要迫不得已要為低于維持生活水平的工資而傭工。而手工業勞動和家庭式農場的結合，使他們能分別從這兩個方面各取得部分而不完全的生活費?！保?］202手工業勞動的發展支持著“搖搖欲墜”的家庭式農場，是其得以長期維持的另外一個原因。盡管手工業本身就是社會分工發展的結果，黃宗智教授進一步提出，不宜夸大手工業的作用，這種手工業沒有過渡到資本主義工業，反而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與“入侵”的資本主義工業進行不計報酬式地競爭和對抗。因為二十世紀華北平原的貧農，不是勞力的相對稀少，而是勞力的過剩［5］204，隨著資本主義工商業產品的傾銷，嚴重沖擊傳統手工業，如果選擇放棄，多余的勞動力更將無法被稀釋，原有的額外收入也會被削減，最終導致貧農更加貧困，即便無利可圖，為了生存不得已而為之。在這種背景下，貧農還要遭受到社會分工發展不充分、資本主義強制性分工與封建土地制度及地主剝削的多重壓力，導致剩余勞動力無法被吸納或被排擠，難以轉化為新的生產力，落后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嚴重的剝削性階級關系進一步導致貧農的無產化。在這種發展困境下，即便是經營式家庭農場，也有可能因為分家、分土地逐漸演化為家庭式農場，難免會陷入“內卷化”的發展狀態，是當時的貧農綜合博弈后的理性選擇，有其必然性和時宜性。

2.私有制下社會分工導致勞動異化的必然體現

馬克思承認社會分工對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所起到的積極作用，但是私有制下的社會分工是建立在強迫或不自愿勞動的基礎上。社會分工與私有制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分工發展的各個不同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階段，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將二者等同使用。社會分工基礎上的私有制決定著生產資料歸誰所有，誰就有絕對的話語權，誰就有了支配他人勞動的權力。對于勞動階級而言，他們的生產資料逐漸被分離歸于資本家，他們除了自身勞動力和勞動所得一無所有，勞動者要獲得勞動所得，必先把自己的勞動力轉變成為商品出售于資本家，如果勞動力相對過剩，激烈的競爭必不可少。無論社會財富與工資是否增加，勞動所得依然只能維持基本生存，倘若期望工資待遇有些許提高，要不自己過度勞動要不填充更多家庭成員進入勞動力大軍中。但最終的結果是：“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產品的力量和數量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保?7］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伴隨著強制分工的躍起，鑄造了人對物的依賴關系，強化了工人對資本家的依賴以及資本家對剩余勞動的無償索取，而工人的工資水平長期處于停滯甚至縮減的狀態，最終導致工人與生產活動、勞動過程、生產產品相異化。隨著生產技術的提高，不變資本的相對增加與可變資本的相對減少，不可避免地導致資本對勞動力需求的降低，致使大規模的工人失業，形成大量“過?！钡膭趧恿?。這種勞動力的生活狀況降低到了工人階級的平均水平以下，正是這種情況使它成為資本的特殊剝削部門的廣泛基礎。［18］由此可見，勞動異化的產生基礎與“內卷化”的產生條件不謀而合，首先導致勞動力的過剩，其次將人固定于特定的范圍、長期從事單一生產而無別的選擇，最后是獲取邊際報酬遞減。但是二者有著根本性的差別，勞動異化是一種被動異化，而“內卷化”是一種主動異化或自我異化［19］，具體表現為勞動力與勞動材料、勞動工具、勞動產品之間的一種關系失調。前者是一種被動選擇的批判性結果，后者是一種主動選擇的單向度結果，是量變無法質變的結果，從資本的產生、運轉等都有體現。

社會分工是商品經濟發展的歷史條件，社會分工促使專門生產不同產品的生產者為了生活和繼續生產必須進行互通有無，使交換成為可能，商品經濟才得以形成并持續發展。在封建社會末期，隨著社會的第二次分工，在歐洲商業和手工業得以分化并組織化運行，其中小生產者之間展開激烈競爭并發生兩極分化，一部分小生產者開始擴大生產規模、購置生產資料、雇傭勞動力，逐漸成為早期的工業資本家；而多數小生產者競爭失敗淪為雇傭工人，最初的師徒關系轉變為雇傭關系，這種關系最終成為農村資產階級與農村無產階級的對立關系，成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最初萌芽，這一時期社會分工推動了工業的形成，打破了農業的單一化限制，為勞動力的轉移特別是多余勞動力提供了選擇空間，但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形成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只靠商品經濟的自行演化遠遠不夠?；仡欃Y本主義的發家史就會發現，資本的原始積累起到了快速助推的作用，所謂資本原始積累，就是以暴力手段使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資本迅速集中于少數人手中，資本主義得以快速發展的歷史過程。資本原始積累的主要途徑是暴力手段剝奪農民的土地，自給自足的小農變成資本主義式的經營方式，農民失去土地變成徹底的無產者，為了基本的生存不得不去工廠出賣勞動力。通過強制手段剝奪農民的土地對消除農業的勞動內卷化成為可能，大量勞動力被趕往城市成為工人，這并沒有改變工人的生活，反而使工人重新面臨更加嚴峻的、新的勞動內卷化，普遍的貧困化就是鐵的事實。隨著機器的發展代替了工人，社會分工進一步造成對人的排斥，更加加劇了以上事實。對于現階段的部分年輕人，“996”、“加班”、“打工人”等文化常態背后是資本的無序蔓延，造成工作意義的貧困，是勞動異化的現時表現。在“內卷化”的影響下，勞動對于個人而言，同樣是一個外在于勞動者的東西，只是為了謀求生計，而不是完全實現人生的價值以及人的類本質，勞動者無法得到全面的發展，也無法全面地發揮自己的能力，持續的勞動只會增加勞動的無意義感與無獲得感。

（二）涂爾干社會分工視域下“內卷化”的產生原因

涂爾干創造性地提出了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一般理論，即在“機械團結”向“有機團結”的轉變過程中，社會分工作為一個核心因素起到了主要的推動作用，以回應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變革的動力機制。如果說農業社會依靠地方性的互助體系維系，工業社會則是依靠社會分工維系。但是社會分工不總是帶來社會秩序，也會帶來社會失序。涂爾干提出：“分工可以帶來社會的團結，但在某些時候，分工也會帶來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結果”。［20］這種負向影響并不是諸多不規則的分工形式所致，也不是分工本身的必然結果，而是一種“病態的形式”的反應。涂爾干將這類分工劃分為失范分工、強制分工與不協調分工。失范分工，其實質是在社會急速的轉型過程中，社會分工也發生了巨大變遷，但是人們在這快速的分工變遷中還未形成新的角色規范以及共同的價值規范和信仰，新的制度和道德體系也無從談起，致使個體行動與原有的制度和道德體系不一樣，從而表現出一種“無所適從”的狀態，最終導致勞動的無目的感和無意義感。強制分工是由“先賦性”不平等因素造成的，諸如財產繼承和階級分化造成的不平等，社會成員被局限在特權的不公正分工之下，得不到流動和階層躍升的機會。不協調分工是分工中的個人能力沒有充分發揮或者有無用的崗位，導致勞動的分配不均衡。

我國正處于快速的社會轉型期，社會分工不斷擴大、細化，新的分工催生新的行業和職業，新興職業的崛起與傳統職業的瓦解并存，這時“失范分工”影響最易凸顯。部分群體的個體意識得到了彰顯，價值觀念與需求也趨于多樣化，逐漸脫離集體意識的影響，形成一定的道德空隙，原有的共同信仰和集體價值觀喪失了指導地位，導致躺平主義、享樂主義、利己主義等亞文化思潮甚囂塵上，在年輕群體中尤為明顯，例如為了追求快速暴富不擇手段地博取眼球的“網紅”、“主播”等。相反，另外一部分群體的價值觀念趨于集體意識，還未形成對新興職業的職業認同，分工所形成的關系規定并沒有跟上社會分工的速度，新的規范還沒有產生，致使勞動者集中于個別傳統行業。諸如在以往新冠疫情風險沖擊下，出于風險逃避心理，以及以官為本、以官為貴、以官為尊的價值觀念根深蒂固，大學生就業反而會越來越扎堆于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等單位，形成向體制內卷的就業特征［21］。

涂爾干提出的“強制分工”，主要是由制度性的階層固化所致，階層固化阻滯勞動力的流動，阻礙勞動力在不同行業之間的自由跨越，導致勞動力在體現階層差異的某一行業之間聚集，最終出現“內卷化”。例如，階層“內卷化”的出現與這種“強制分工”不無關系，階層“內卷化”是指在社會流動的背景下，社會中享有特權的個體和群體，構筑能夠阻止被歧視的個體和群體在社會地位流動中向上移動的一種安排［22］。社會分工誕生以來，就賦予勞動將人劃分為不同的階級及階層的功能，勞動作為人的本質，是實現人的價值與全面發展的重要實踐活動，不同階級與階層的勞動者如果無法有效流動以及實現階層之間的躍升，就會使勞動者過度聚集于較低階層的行業，從而滋生勞動內卷化以及勞動異化，最終導致社會結構失調、社會失序，這與帕累托的“精英循環理論”如出一轍。比如在計劃經濟時代，雖然農業生產力已顯著提高，但是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等制度性障礙，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依然不能被農業以外的其他行業吸納，他們的就業市場是封閉的，“內卷化”的發展狀態仍然存在。

“不協調分工”促使財富和資源向優勢地區和產業聚集，不同地區、產業、人群的差異和不平衡擴大，同樣容易產生“內卷化”現象，這種內卷說到底就在某個點、某個范圍，它的勞動密度過大，但是同時在某個點某個范圍密度過小，從過密到過疏，需要一種平衡。其產生可歸結為不充分、不平衡的發展，“內卷”只是部分內卷，并不是全社會、整體上的“內卷”。例如，大學生就業整體上表現出明顯的內卷特征。從地域選擇上看，傾向于向東部、大城市內卷、發達地區，但是欠發達地區急需大量人才。不協調分工不僅是指分工形式的不協調，還與分工本身的保障體系、社會評價體系、職業道德等不完善有關。

三、社會分工視域下“內卷化”的消解途徑

（一）馬克思社會分工理論視域下“內卷化”的消解途徑

1.提升分工水平，優化分工格局

習近平總書記在《扎實推動共同富?！芬晃闹忻鞔_提出：“要防止社會階層固化，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避免‘內卷’、‘躺平’?！保?3］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著社會分工的發展水平，提升分工水平就是要大力發展生產力，從根本上改變低水平、單一化的分工體系，是解決因社會分工與生產力不相適應而引發“內卷化”發展狀態的基本前提，破除分工單一化與勞動需求多樣化之間的矛盾，為更多人提供可供選擇的勞動機會。勞動內卷化作為“內卷化”的主流表達，其中傾注了部分年輕人對勞動內卷化的無奈抵抗和就業有保障的美好追求，而大力發展生產力，提升分工水平，增加就業機會是消解“內卷化”的根本途徑。

同時促進社會分工與生產關系相適應，為消解“內卷化”打破制度的藩籬。破除不勞動的特權，完善分工制度，提升勞動資源合理配置，使勞動者掙脫因生產資料、勞動機會等方面的束縛，促進勞動者的合理流動，使勞動者在多元的、廣闊的范圍中實現自身的自由發展，充分實現勞動者的人生價值。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提升勞動保障，維護勞動者權益，尊重勞動與勞動者，營造人人都能參與、人人都能得到發展的勞動環境。同時調整產業布局，優化分工格局，縮小勞動機會在城鄉、區域等之間的差異，促進勞動機會和權益均等。促進社會分工垂直化、多元化發展，解決勞動力的“供需”矛盾，即“用工荒”與“就業難”之間的結構性矛盾。

2.消滅自發分工，建立自覺分工

馬克思認為社會分工的發展決定階級社會的產生，由此帶來的一切后果只有無階級社會的形成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社會分工得以廢除而消失。馬克思所要取消的分工，不是社會分工本身而是與生產力、生產關系不相適應的“舊式分工”或“自發分工”。這類分工不僅導致勞動異化，還引起了勞動的“內卷化”。當勞動由謀生手段轉變為人的第一需要，人類逐漸實現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共產主義社會，社會分工自然會演變成“自覺分工”?！霸诠伯a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24］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進行自覺分工的社會，必將消除不勞動的特權以及勞動的強制性，消

滅將人限制在單一、狹小的范圍中片面發展的舊式分工，社會分工發展的不充分不平衡問題也必然會得到解決。從事何種勞動完全是個人的自由選擇，我勞動是為大家，大家勞動是為了我，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人類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前提，在此條件下“內卷化”自然消失。

（二）涂爾干社會分工理論視域下“內卷化”的消解途徑

在涂爾干看來，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是集體意識的衰弱，社會分工作為替代逐漸發揮著社會團結的作用。因此，如何解決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所遇到的社會道德秩序、生活秩序與價值觀念等危機問題是其核心命題。換言之，面對失范、強制、不協調分工不能形成團結秩序的反常形式，必須要構建社會規范體系才能維持社會秩序。隨著社會分工的深化、細化，我國由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再到數字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新型職業的產生與舊式職業的消亡并存，難免會產生職業道德和規范的斷裂和空隙、職業資源占有和分配不公等問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新型行業和職業不斷涌現，由此引發的組織結構、管理規范及意識觀念等均發生了巨大變化，需要我們塑造職業道德，建立公共制度，實現角色、職業與規范體系的內在統一，重塑勞動熱情，培植勞動價值。涂爾干希望通過“法人團體”來實現公共制度，而“法人團體”的建立可以理解為打造職業共同體。職業共同體能夠遏制利己主義、堅持以整體利益為主、實現社會整合等功能，最終將職業道德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

四、余論

“內卷化”是馬克思和涂爾干社會分工理論中隱含的命題，是一種理論演進的耦合。二者之間的差異只有通過對“內卷化”等問題的分析才能體現，他們都認識到了社會分工的雙重影響，但馬克思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將其置于唯物史觀的視野中辯證地認識社會分工，“內卷化”、“異化”等問題是社會分工本身發展的階段性產物，即“舊式分工”或“自發分工”，馬克思期待社會分工本身發生根本改變才得以根除。而涂爾干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的立場上，肯定分工本身，強調其永恒性和價值正當性，失范分工等只是社會分工的異常反應，解決這類問題需要訴諸于社會分工過程中的道德整合，由社會分工引發的這類問題并不是分工本身帶來的支離破碎的結果，而是源于工人的道德失范［25］。相比馬克思的觀點，涂爾干的認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保守性，但是對于我們今天認識“內卷化”背后的社會機理仍具有一定的意義。除了卡爾·馬克思、涂爾干的社會分工理論以外，馬克斯·韋伯也是社會分工理論的主要代表，他的社會分工理論是進一步認識“內卷化”問題的重要補充，他認為官僚制是現代社會分工的典型形式。官僚制是分工精細化和社會理性化的體現，這種精細和合理使官僚制變成一部恒定的、難以摧毀的“鐵籠”。置身于科層機器中的個人，命運是渺茫的，只能被束縛于一個個“鐵籠”當中，個性得不到解放。盡管他的觀點是深化認識“內卷化”問題的一個重要補充，去“內卷化”的根本目的是現實人的解放，但他的解決策略傾向于唯心主義而陷入悲觀境地，所以文中沒有重點論述。

〔參 考 文 獻〕

［1］黃宗智.再論內卷化，兼論去內卷化［J］.開放時代，2021（01）：157-168.

［2］黃宗智.小農經濟理論與“內卷化”及“去內卷化”［J］.開放時代，2020（04）：126-139.

［3］徐英瑾.數字拜物教：“內卷化”的本質［J］.探索與爭鳴，2021（03）：57-65.

［4］成慶.“內卷化”與意義世界的重建——兼與徐英瑾教授商榷［J］.探索與爭鳴，2021（07）：90-98.

［5］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M］.北京：中華書局，1986：66，202，204.

［6］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M］.北京：中華書局，1992：77.

［7］劉世定，邱澤奇.“內卷化”概念辨析［J］.社會學研究，2004（05）：96-110.

［8］樊祥成.農業內卷化辨析［J］.經濟問題，2017（08）：73-77.

［9］吳業苗.從“農業內卷化”到“打工內卷化”：人的城鎮化困境與訴求［J］.河北學刊，2016，36（05）：186-191.

［10］甘滿堂.社會學的“內卷化”理論與城市農民工問題［J］.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01）：33-38.

［11］熊鈺.網絡“躺平”現象與青年奮斗精神培育［J］.中國青年研究，2022（02）：14-21.

［12］朱健剛.內卷化、時空壓縮、無組織化：新技術時代青年工作意義貧困的根源及對策分析［J］.人民論壇，2021（25）：32-35.

［13］周紹東，錢書法.以“勞動-分工-所有制”為主線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發展理論研究——兼與劉剛、于金富兩位同志商榷［J］.當代經濟研究，2013（12）：16-21.

［14］周紹東，錢書法.拉美國家“中等收入陷阱”新詮釋與再思考——基于“勞動-分工-所有制”框架的分析［J］.當代經濟研究，2014（11）：13-19.

［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7-148.

［16］陶穎怡.“過密化”與去“過密化”：中國農業變遷的一個解釋框架［J］.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42（01）：80-85.

［1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6.

［1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88.

［19］趙潔.“自我異化”與人的復歸：“內卷化”的實質、成因和紓解［J］.理論導刊，2021（10）：101-105.

［20］（法）涂爾干著.社會分工論［M］.渠敬東，譯.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313.

［21］劉成斌，張晏郡.向體制內卷：疫情風險對大學生就業價值觀的影響［J］.江漢學術，2021，40（04）：5-13.

［22］王申賀.階層“內卷化”現象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07（03）：65-68.

［23］習近平.扎實推動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4-8.

［2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5.

［25］安東尼·吉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對馬克思、涂爾干和韋伯著作的分析［M］.郭忠華，潘華凌，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292.

〔責任編輯：孫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