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之于中國形象的百年嬗變

盧紹維 邵獻平

摘 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家形象對國際交往和國際活動產生著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因此，國家形象的構建成為了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課題之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國家形象的歷史性轉變，它的發展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新民主主義時期追求的民主和獨立的反法西斯大國形象；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樹立的獨立自主、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社會主義大國形象；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樹立的改革開放、謀和平求發展的社會主義大國形象；十八大以來，中國正在構建可信、可愛、可敬的負責任的社會主義大國形象。

關鍵詞：國家形象；中國共產黨；中國形象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識碼：Ａ 文章編號：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23）09 — ００31 — ０6

一、國家形象

（一）形象的內涵

人類對形象的認識由來已久。史前時期，人類通過壁畫等形式留下他們對當時自然物形象的描繪。進入文明社會，人們對個人、組織以及國家等社會性形象則愈加重視?！吨芤住は缔o上》提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保?］這是“形”“象”二字的首次并用，此時取“天象變化、山川形貌”之意。二字的首次連用則見于《尚書注疏》：“審說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求于民間?！贝颂?，“形象”一詞已經接近我們現代人所一般理解的形象之意了，即指人的形態相貌。

在現代社會，學者們對形象內涵的認識已較為深入，不再局限于事物的表面形態，而開始追尋形象背后所隱藏的象征意義以及形成過程中所發生的反應機制。學者徐國定在《形象學》一書中將形象定義為客觀具體事物的主觀映像，認為“形象是精神氣質的外化”，具有形、色、性、態四個要素，缺一不可?！保?］學者孫有中把形象看作是人們對對象物的主觀感知，并指出：“形象與它所代表的對象，二者具有相似性，但不可等同?！保?］有的學者則詳細介紹了形象的發生過程：形象是由物質運動過程中所產生的信息，即“源像”，通過符號中介進入大腦受到加工形成映像，最后再通過符號中介進行輸出的結果，整個過程中還會遭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和數次變形，因之將形象定義為物質運動過程中產生的信息被人腦映像后在特定條件下通過特定媒介的輸出［4］。以上學者雖從不同的理解角度對形象進行了分析，但都包含了一些形象的共性：首先形象是認識主體對客觀對象的主觀認識，屬于意識范疇；其次，一物之形象一方面包含在場的感性形象，如事物的形狀、色彩等等，另一方面還囊括了不在場的意識形象，如事物的精神、氣韻、指代意義等等；另外，形象與其所代表的實際對象只是具有相似性，兩者不一致乃至大相徑庭也屬正?，F象，因為它在產生過程中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干擾而導致變形。

（二）國家形象

隨著國際交往和國際活動的興起與發展，國家的形象問題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關于國家形象的定義眾說紛紜，一類從反映論的立場出發，認為國家形象側重于對國內實在因素的反映，一國的物質條件、經濟實力、文化氛圍等因素組成了該國國家形象的基本框架；另一類提出國家形象是國家進行國際互動的產物，是國內外認知主體系統、綜合、集體建構的結果。因此，我們既不能離開物質本源空談形象問題，也要注重對國際行為體的主體間性研究。自存在國家之間的交往和國際活動以來，國家形象問題就產生了。追溯歷史，中國自古以來便開始注重塑造自己的國家形象。春秋戰國時期就留下了晏子使楚、藺相如完璧歸趙、澠池之會等佳話。漢朝時期，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希望建立一個“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于四?！保?］的國家。如今，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市場的形成與深化，國際交往和國際活動深刻影響著每一個國家的生存和發展，其間“中國威脅論”等謬論大行其道，我國國家形象的構建已是迫在眉睫。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注重塑造我國的國家形象?！保?］并把我國的國家形象概括為文明大國、東方大國、負責任大國和社會主義大國四種形象，這指出了我國國家形象的建設方向。

然而，國家形象的構建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有學者認為國家形象的形成離不開三大要素，即它以國家的活動為基礎、由信息來建構、在認知中改變［7］，這為我們提供了構建國家形象的基本思路。從國家的活動方面來看，學者管文虎提出國家形象是綜合國力的集中體現［8］，在某種意義上它是國家自我定位、自我塑造的結果。另外，作為一個抽象概念，國家形象也表現為一些具體的主體形象，比如該國的官員活動、文化氛圍以及人民生活等等；從信息傳播的角度來看，有學者發現一國國家形象的“源像”經過本國國家系統的主控族群的描述和加工之后，會繼續被國際信道中的傳播者以及其他國家系統中的主控族群處理，中間信息會經過n次變形，且不排除改變的可能，然后才會形成一國的國家形象，因此，“源像”與最終的國家印象會存在差別［4］；從認知主體的角度來看，國家形象既是對內的，亦是對外的，傳播是雙向度的，國內外認知主體在國家形象的形成中既會扮演信息的施動者，又會成為信息的接收者，具有主客二重性，而且由于認知主體往往并非是客觀看待信息，會受到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教育程度、價值立場、心理效應等因素的影響，導致認知主體形成不同的國家形象。由此可知，中國國家形象的塑造當是一個多維度的龐大工程，我國歷史底蘊豐厚、文化多元豐富、人口規模巨大，這就要求國家形象的塑造既需要宏觀的頂層設計，也要注意局部的細節推敲，才能順應時代和人民的要求，形成對國家發展的積極效應。

（三）國家形象的特點

一是建構目標的政治性。國家利益是國際關系和國際政治研究的核心范疇，從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的觀點來看，國家形象建構服從于國家利益的要求，每個國家的利益不同，因此，具有鮮明的政治性。對于國內的建構主體來說，其目標必然是對內增強和維持政治認同，對外加強和擴展國家的國際交往以及國際聯系；對于國外的建構主體來說，其目標則是增強該國的國內外威信。政治性在這種建構過程中十分突出，有時甚至超越了客觀事實本身。

二是建構主體的多元性和建構結果的多樣性。國家形象的建設主體是廣泛的，除了政府、媒體等影響力較大的組織和機構之外，各種網絡、跨國活動等事業的發展，個人也或多或少地參與國家形象的建設之中，這種建構主體的多元性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建構結果的多樣性。美國新聞人李普曼提出了擬態環境的觀點，認為現在的媒介信息并非是對事實的鏡子式反映，大多是經過選擇和加工的結果，“新聞廣告人為記者制作的畫面乃是他希望讓公眾看到的畫面”［10］，從而引導人們的價值與行為選擇。因此，國家形象固然具有客觀性，但在信息傳播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主觀派生形象，多元的建設主體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自身的經濟需求、政治目標、歷史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從而建構出多樣的、具有差異的國家形象結果。有學者把這種復雜結果分解成“我形象”“他形象”“錯位形象”三種類型，并指出了它們之間相互包容、相互依存的共生關系［11］。

三是建構過程的相對穩定性和社會歷史性。國家形象的相對穩定性一方面來自于國家本身發展的漸進性，另一方面也來自于人們思維和認識的規律性。國家的變化發展是量變和質變的統一，短時期的量的積累是緩慢的、漸進的、不顯著的，而人們對于一國的國家形象是在長期、大量地接觸該國的信息、材料的過程中形成的，由于“鳥籠效應”“暈輪效應”等心理學規律的影響容易形成刻板印象和心理定勢，不會被輕易改變。但國家形象也并非一個既定的信息狀態，而是一個動態的、階段式的發展過程。因為作為國家形象物質基礎的國家是在不斷發展的，國際上國家之間的交流和互動也是瞬息萬變的，作為這兩者產物的國家形象也必然隨著主客體、主客觀條件的變化而變化。

二、百年歷程，中國共產黨推動中國形象的嬗變

我們認為，國家形象絕非是一成不變的，這里的“變”指的是因時空的變換所顯示出的國家形象認知結果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既表現為時間維度的縱向流變，亦包括空間維度的橫向差別，其中時間維度顯示了國家形象的歷史沿革，側重于其發展的規律和方向；而空間維度則更多體現了國家形象的地域和文化分歧，強調對其多元化理解?；仡櫧F代史，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形象的變化中一直發揮著探索者和建構者的偉大作用，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了中國國家形象的根本逆轉，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自塑”了積極輝煌的中國形象，雖然在某些時期也碰到了形象“他塑”的困境，但百年來中國形象的蛻變無疑是中國形象發展史上的光輝篇章。

（一）轉變與革命：中國形象破舊立新

新民主主義時期的中國樹立了爭取民主和獨立的反法西斯大國形象，中國共產黨人一直是這項抗爭事業符號的傳播者與先行者。鴉片戰爭以來，舊中國的封閉、落后逐漸被西方所認知，中國形象也開始被打上不好的標簽，英國作家薩克斯刻畫的傅滿洲這一虛擬形象正是彼時西方對中國人形象認識的縮影。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人用自己抗擊法西斯的實際行動和不畏強暴的勇敢精神向世界傳遞了堅持和斗爭的積極符號，深刻影響了中國的國家形象。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中，葉挺的“鐵軍”戰功卓著，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擊敗軍閥、反抗帝國主義的生動寫照。土地革命時期，美國人斯諾實地考察并走訪了中央蘇區，在其所著的《西行漫記》一書中詳實地記錄了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建設、政策主張、群眾生活等內容，此書一經發行便轟動了世界。另一位美國人史沫特萊是一名女記者，她相繼出版了《中國人的命運》《中國紅軍在前進》等著作，其中的長征故事、領袖訪談和生活寫照等等記錄都是當時西方人了解中國，特別是了解中國共產黨人的生動材料。九一八事變之后，日本帝國主義相繼侵占了中國東北、華北地區，面對當時的緊迫形勢和甚囂塵上的投降主義和亡國論，中國共產黨在《八一宣言》中號召聯合一切抗日力量成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毛澤東在《反對投降活動》一文中揭穿了所謂求和派賣國求榮的謊言，宣告了中國共產黨堅決的斗爭立場，他說：“我們共產黨人是一定要戰下去，團結下去的?！保?2］這無疑彰顯了中國共產黨抗擊帝國主義的堅定決心。

抗日戰爭時期，西方媒體塑造了一個鮮明的法西斯斗士的中國形象。在新聞報道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武裝力量亦是英美等國媒體的重點關注的對象，涌現了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斯特朗，英國記者貝特蘭、阿特麗等人，他們通過實地考察，將中國的實際情況和斗爭精神傳遞到了世界各地；在銀幕上，關于中國抗戰的電影、紀錄片也開始增長，如電影《飛虎隊》，紀錄片《南京暴行紀實》《四萬萬人民》《中國的戰斗》等等。這些媒體符號一改以前丑化中國的傾向，向世界真實地展現了中國人民英勇抗戰、不屈不撓的斗士形象以及日本侵略者殘忍暴虐、滅絕人性的一面，為爭取到世界各國對華的同情與支持、改善百年來積貧積弱的國家形象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建設與困境：中國形象應然實然之辯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樹立了獨立自主、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社會主義大國形象，但是由于意識形態差異和復雜的國際形勢使然，彼時中國的國家形象受到了貶抑與污蔑。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掀起了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潮，取得了一系列階段性成果，中國實際的國家形象煥然一新。獨立自主是新中國對內發展和對外交往的基本立足點。對內，獨立自主一方面體現在國家宏觀的方針政策上，如毛澤東看到了蘇聯模式的弊端，指出要以蘇為鑒，獨立自主地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另一方面獨立自主還體現在人民群眾具體的奮斗和建設中。在1961年的大慶石油會戰中，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形成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艱苦創業精神，它是大慶精神的重要體現，豐富了中華民族精神的偉大內涵。對外，我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邊倒”政策為新中國贏得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幫助和支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超越了意識形態的限制，成為了處理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六七十年代，蘇聯走向大國沙文主義和霸權主義，中國面臨著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雙重壓力，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了“中間地帶”和“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團結廣大亞非拉國家，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為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指明了方向。

但是，由于意識形態的差異以及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國的國家形象在國際上受到了誣蔑和中傷。在資本主義世界之中，隨著親美的國民黨政權敗退臺灣，美國及西方過去在中國幾十年的經營和影響化為了泡影。由于信息缺失和意識形態的差異，西方這一時期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報道與認知無疑是充滿著想象與偏見的，法國記者吉蘭在《藍螞蟻：紅旗下的六億中國人》一書中杜撰了“六億中國人穿著同樣的藍制服”的虛幻景象，美國《時代》周刊在這一時期對中國饑荒、領土問題、文化大革命等的報道更是罔顧事實，幻想出了一個充滿極權、控制和洗腦的虛假的中國形象。在社會主義陣營方面，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前，中國和蘇聯處于關系上的“蜜月期”，中國抗美援朝、援越等行動樹立了社會主義大國的國家形象。

（三）機遇與危機：中國形象煥然一新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樹立了改革開放、謀和平求發展的社會主義大國形象。1978年以后，中國共產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提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作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經濟上實現了體制的轉軌，這是一個從傳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漸進性連續變化的轉向過程。在農村，六十年代一度實行的包產到戶生產責任制再次興起，生產體制的轉換使得農業逐步走向社會化、專業化；在城市，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發展了多種經濟形式，鄉鎮企業和外資工業“異軍突起”，適應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需要。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提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論，打消了人們對市場經濟的疑慮，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奠定了理論基礎。政治上實現了體制的改革。文化大革命中，我國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設受到了嚴重破壞，1978年以后得到恢復與發展。面對經濟發展的新形勢，鄧小平相繼提出了“兩手抓”、加強黨內民主、防治腐敗、干部隊伍的“四化”標準等等理論，他說：“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保?3］這一系列措施對我國國家形象的改善是非常顯著的。鄧小平說：“主要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五年多的時間確實發生了非常好的變化。我們國家的形象變了，國內的人民看清了這一點，國際上也看清了這一點?！保?3］

在國際上，中國力求樹立一個和平和發展的形象，然而某些國際勢力卻開始鼓吹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崩潰論”等謬論。七十年代末，中國相繼與美國、日本建立外交關系。1985年，鄧小平在談到世界局勢時提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保?3］鄧小平的思路就是利用這個和平時間加快發展。江澤民也指出：“我們要順應世界潮流，高舉和平的旗幟，高舉發展的旗幟，在國際上樹立維護和平和致力于共同發展的形象?！保?4］然而，面對中國現代化建設的蓬勃發展，西方世界卻產生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崩潰論”等謬論。20世紀末，東歐劇變與蘇聯解體使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時期，但是此時的中國卻另辟蹊徑，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一在文化和價值上完全異己的“他者”在后冷戰時代的迅速發展仿佛拿破侖所比喻的那頭睡獅已經睡醒，這無疑使西方世界產生了疑慮和驚懼。一向將“零和博弈”“叢林法則”奉為圭臬的西方國家難以相信“和平崛起”，而更愿意接受所謂的“中國威脅論”。21世紀初，西方一些學者又拋出了所謂的“中國崩潰論”，有人稱中國經濟數字“摻水”，還有人把中國經濟比喻成“一座建立在沙灘上的大廈”。有學者指出，其實無論是“威脅論”，還是“崩潰論”，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論調反應的是同一種心態，即遏制中國［15］。雖然這種虛無縹緲的理論并無事實根基，但依舊給我國的國家形象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四）目標與行動：中國形象理想樣態的邏輯理路

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我國國家形象進入了一個新時期，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16］，指明了中國形象發展的理想樣態。

“可信”強調正確性，即“真”，中國正在構建一個上下求索、值得信賴的社會主義大國形象。中國可信，最根本的還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找到了一條正確的發展道路，即中國式現代化道路?，F代化發軔于西方，西方對某些現代化的理念、途徑、傳播等探索的貢獻不可否認，然而，底層的資本邏輯卻決定了西方國家現代化的高度與格局。對內剝削與鎮壓，對外殖民與擴張的模式把現代化與人民群眾對立起來，導致社會中異化與物化現象盛行，這種現代化模式難以持續且不具有普適性。削足適履實為下乘，人類對現代化的探索因理念與現實的差異應呈現出多元可能。

中國共產黨沒有選擇這樣一種西式現代化道路，而是獨創性地發展了現代化理論，開辟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保?7］這句話指明了現代化的核心是實現人主體性的復歸。2015年，習近平提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其內涵“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我國追求現代化的根本目的、根本動力和根本價值與人民群眾密切聯系起來，消解了對立兩者的西式邏輯。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概括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特點，從主體力量、價值取向、全面發展、和諧共生、命運共同這五個維度建構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宏偉藍圖，具有鮮明的理論特征和實踐特色。近年來，中國不僅以反腐倡廉、精準扶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等實際行動給國內民眾樹立了值得信賴的國家形象，而且以中國的現實發展為藍本，駁斥了所謂的“歷史終結論”，向世界各國展示了一條煥然一新、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的現代化之路，為人類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可愛”強調吸引力，即“美”。中國正在構建與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的東方文明大國形象?！懊馈痹趯W理上不是單指客體自身感性形態的合理或是主體主觀情意的滿足，而是兩者的交融合一，美是一種具有感性形態的精神產品，而并非一個單純的物質實體［18］。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是美的，并非是指其具有單純的“形”或“意”美，而是指其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其形表意，其意襯形的情景交融、形意合一的狀態。十八大以來，黨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現實，使中國之“形美”有了顯著的提升?！拔逦灰惑w”總體布局開啟了中國由追求單一的經濟增長向多維全面發展的轉變；“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優化了中國的國家形象，有學者指出它塑造了富強文明、開放創新、公正有序、風氣清正的中國形象［19］；精準扶貧政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使中國之美建立在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之上。近年來，物質條件的進步深刻地影響著我國的國家形象，誠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保?0］

中國之“意美”，在于中國精神、中國文化體現的是人類共通的本質理念，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審美不是兩個獨立的實體之間的認識論上的關系，而是從存在論上來說，雙方一向就是合二為一的關系，審美是一種“天人合一”的意境［21］。2019年初上映的電影《流浪地球》引起了國內外觀眾的觀影熱潮，激發了觀眾的熱烈討論，電影里面“帶著地球去流浪”這一充滿智慧的中國方案所傳達的命運共同體理念得到了觀眾的普遍贊譽和認同，澳大利亞影評網稱：“電影在驚險刺激的情節中融入了中國傳統道德觀念中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謙卑、自我犧牲和忠誠等美德……這是崇尚個人英雄主義的西方大片里難得一見的價值觀?！钡厍蛑皇且粋€“村落”，世界早已結成了一個互依互存、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這既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大同社會”“天下情懷”等理念，也是中國現今一直在推行與致力的“萬物一體”的宏大審美觀。有學者探討了中國精神與中國形象的關系，認為中國形象是對中國精神抽象表達的“現實摹寫”，其向世界傳達的是“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理想愿景［22］。無疑，這些精神和理念給世界講好了中國故事，既具有中華文化的個性，彰顯了中國人民對其文化的自信自覺，還體現著人類最純粹的價值追求的共性，因而能得到他國人民的接受與喜愛。這對于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增強我國的文化軟實力，樹立可愛的中國形象大有裨益。

“可敬”強調道德與責任，即“善”。中國正在構建一個以身作則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形象。善是美的必然結論，善的行為以美的理念為指導。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理念，這在某種意義上建構了中國的國際身份和國際責任。有學者認為：“國際身份和國際責任之間是構成性關系……這種構成性關系體現為，國際身份可以定義相應的國際責任，國際責任的承擔同時反過來也重新定義國際身份?！保?3］近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逐步提升和對全球治理體系建設和改革的參與度的提高，中國一直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承擔自己的國際責任，但是國家的責任不是無限的，須與自身的能力和地位相匹配。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也是一個大國，這就決定了中國的國際責任的容量大小。有學者指出，推動國際秩序的變革與完善、維護并增進發展中國家及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是中國履行國際責任的重要目標，中國的國際責任應以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為重，進而增進全人類的共同利益［24］，這是符合中國與國際秩序實際情況的責任劃定。

中國履行國際責任不是消極的、被動的行為，而是秉持著正確義利觀，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邏輯鏈條，以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目標。義利問題一直是倫理學的重要研究領域之一，中國一直有“何必曰利”的重義輕利的儒家傳統，在國際交往中做到了兩者兼顧，實現了義利的辯證統一。義字在前，習近平總書記將它概括為“講信義、重情義、揚正義、樹道義”［25］。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打擊恐怖主義、促進節能減排等活動，體現了中國鮮明的國際主義和人道主義精神，樹立了中國以義為先的大國形象。利字在后，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會放棄核心利益，而是強調合作共贏、共同發展，這樣的理念從根本上跨越了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十八大以來，中國積極順應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積極推動多邊區域合作和經濟一體化進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是合作共贏理念的生動實踐，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合作共贏顯然已成為我國國際經濟活動的主旋律。以義引利、以利延義，二者并非對立性的存在，這種思維為推動構建以互利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樹立中國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形象具有重要意義。

三、結語

百年滄桑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了中國形象的華麗轉身。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形象的百年轉變史亦是一部中國人民共和國發展和奮斗史，它反映了我國綜合國力的提高和形象建設意識的覺醒，同時也凸顯了現今面臨全球化挑戰時我國國家形象塑造和傳播策略相對薄弱、國外輿論宣傳力量缺失與西方話語霸權的挑戰等等困境。令人欣慰的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兩步走”的發展戰略，共同邁入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偉大征程，這也勢必會向世界展示一個更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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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侯慶?！?/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