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獨處能力與抑郁癥狀:心理韌性的中介和居住方式的調節作用*

胡永時 張 鎮△

①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院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101 ②中國科學院大學心理學系 △通信作者 E-mail:zhangz@psych.ac.cn

步入老年,每個人不可避免都會經歷與年齡相關的喪失、衰退和限制,但同時也享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獨處時間[1]。獨處通常是指缺乏社會交往和信息交流的客觀狀態[2-3]。獨自一人可以被解讀為獨處、孤獨或隔離,盡管三者都表現為與他人分離,但存在本質區別[4]。以往文獻和實證研究多將獨處視為晚年脆弱性、孤獨和隔離在微觀層面的具體表現,由此導致認知障礙、心腦血管疾病、抑郁風險升高等負面的身心健康結果[4]。近年來日益增加的證據卻表明,獨處并不一定會導致心理健康風險[5-6]。根據心理動力學的觀點,能否積極參與獨處、體驗獨處并從中獲益,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個體獨處能力的高低[7-8]。Winnicott基于安全型依戀,將獨處能力視為個體能力發展和情緒成熟的標志,納入情緒發展理論和精神分析的臨床應用,推動了獨處心理學研究視角從消極心理功能向積極心理功能的轉換[8]。然而,現有研究仍缺乏對于獨處能力導致適應性結果的機制探索,尤其缺乏對我國老年群體獨處研究。

依據獨處能力學說和社會情緒選擇理論,隨著離開工作崗位和對時間有限性的感知,老年人逐漸擺脫外部壓力和限制,發展出更為成熟的獨處能力。他們在獨處時能夠更真實地面對自己和所處環境,更自由地選擇和追求符合個人價值觀和感受的目標和活動[8-9]。已有研究顯示,主動選擇且善于獨處的老年人通常會經歷更多積極情緒和體驗,如平靜、放松、自我更新等[10-11],更少消極情緒和心理困擾,包括壓力、孤獨、抑郁等[12-13]。臨床研究證實,積極的獨處體驗具有自我療愈功能,促進自我探索與整合,從而減輕焦慮和無意義感帶來的傷害[7,14]。據此推測,老年人具備獨處能力,可能對緩解抑郁情緒、預防晚年抑郁具有重要的潛力。

面對日益延長的壽命和晚年的脆弱性,如何適應老化過程中的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后果因人而異,與個體的心理韌性密不可分[15]。心理韌性在廣義上被定義為在逆境背景下產生積極適應的動態過程[16]。根據自我決定理論和選擇優化補償元模型[17-18],具備獨處能力的老年人獨處時通常表現出更好的自主性、適應性和認知水平,以及更高的自信心、自我效能感和意義感[11,19],這些積極的心理品質被證實是老年韌性的核心來源和保護因素[20-21]。另一方面,心理韌性作為抑郁的重要保護因子,顯著正向預測老年人的積極情緒、生活滿意度以及幸福感,負向預測老年人的消極情緒、抑郁癥狀和死亡風險[22-23]。據此推斷,獨處能力可能通過增強心理韌性降低老年人的抑郁風險。

基于生態系統理論,老年人所嵌入的居住環境對獨處能力的心理健康效應也可能產生影響[24]。根據社會護航模型,“與誰共同居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老年群體家庭網絡結構的規模、地理接近度、聯系頻率、親密度和互惠性等,是影響其能否獲得家庭支持的關鍵因素[25]。家庭成員之間情感上彼此依賴,生活上相互扶助,是老年人獲得安全感,培養和發展獨處能力和心理韌性的重要來源和保障[13,20]。配偶和子女作為最為親密、穩定的核心網絡成員,是降低晚年抑郁癥狀的關鍵保護性因素[26]。然而,并非所有的社會關系都有益身心健康[27]?；诩彝F結-沖突模型[28],家庭成員間長時間共處導致的頻繁互動可能涉及消極交往,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老年人的自主和隱私需求,從而增加家庭沖突和緊張關系。實證研究揭示,與子女頻繁的消極互動會加劇老年人的抑郁癥狀[29]。綜上,居住方式的差異可能是影響老年人身心健康結果的一個調節變量。獨處能力對心理韌性的積極影響,以及獨處能力對抑郁癥狀的保護作用可能因居住類型不同,在不同的老年群體中存在差異。

此外,以往文獻通常以是否空巢作為劃分老年家庭形態的主要依據,將子女離家的老年夫妻、無子女的老年夫妻以及獨居老人均納入廣義的“空巢”概念[30],這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夫妻空巢和獨居空巢家庭之間的差異性,導致有關空巢老人心理健康的研究得出不一致的結論[31-32]。據此,本研究根據“與誰長期居住”對居住方式進行更加細致的分類,這可能有助于更具針對性地確定抑郁的易感人群和干預對象。

綜上,本研究嘗試從多元視角回答以下問題:第一,獨處能力如何影響老年人的抑郁癥狀?第二,心理韌性在獨處能力與抑郁之間是否起中介作用?第三,居住方式(即主要與誰生活在一起)是否調節了上述獨處能力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見圖1。

圖1 假設模型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采用方便取樣方法,通過網絡公開招募55歲及以上老年人作為調查對象,被調查者自愿作答并匿名提交問卷。通過問卷星回收問卷1131份,排除不合格問卷49份,有效問卷1057份(93%),見表1。

表1 基本信息表(n=1057)

1.2 方法

1.2.1 獨處能力量表(The Capacity To Be Alone Scale,CBAS) 由Larson編制[3],用于測量個體獨處時的舒適度以及應對壓力的能力,適用于中老年人群。量表共20個題目,包含獨處舒適和獨處應對兩個子量表,各10個題,采用Likert 5點計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總分越高代表獨處能力越強。中文修訂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33]。在本研究中,總量表Cronbach’s a為0.86,獨處舒適和獨處應對子量表的Cronbach’s a系數分別為0.81和0.71。

1.2.2 Connor-Davidson心理韌性量表簡版(10-item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10) 由Campbell-Sills和Stein修訂[34],中文修訂量表信效度良好并適用于測量中老年人群[35]。量表10個題目,采用Likert 5點計分(0代表“從來不”,4代表“一直如此”),總分越高代表心理韌性越強。在本研究中,總量表的Cronbach’s a系數為0.91。

1.2.3 簡版流調中心抑郁自評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10) 由Andresen等人修訂[36],用于評估抑郁癥狀水平,在我國老年群體中信效度表現良好[37]。量表10個題目,采用Likert 4點計分(0代表“沒有或很少有”,3代表“大多數時間”),得分越高代表個體抑郁癥狀越嚴重。在本研究中,Cronbach’s a系數為0.84。

1.2.4 居住方式 參照七普劃分標準[30],按家庭結構差異將居住方式分為4類:獨居;與配偶居住;與子女居住;與子女和配偶居住。

1.2.5 控制變量 本研究將性別、年齡、婚姻狀況、長期居住地、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和自評健康作為控制變量,其中性別、婚姻狀況和長期居住地為二分變量;年齡、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及自評健康分為4等級及以上,視為連續變量。上述變量被證實會影響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居住選擇[38],本研究將在中介效應和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中對其予以控制。

1.3 統計處理

采用SPSS 24.0對數據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差異性分析、描述統計及相關分析;采用PROCESS3.4插件進行中介效應和調節效應檢驗[39-40]。

2 結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n單因素檢驗法進行檢驗[41],結果顯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6個,抽取的第一個因子解釋的變異量占22.63%(<40%),說明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

主要變量在結構內和結構間均顯著正相關,符合預期(見表2)。具體而言,獨處能力及其子維度(獨處舒適和獨處適應)與抑郁顯著負相關;獨處能力與心理韌性顯著正相關;心理韌性與抑郁顯著負相關。

表2 各變量的平均數、標準差和相關系數(r)

2.3 心理韌性的中介效應檢驗

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后,采用PROCESS宏中的Model 4對心理韌性的中介效應進行Bootstrap檢驗。表3顯示,獨處能力顯著負向預測抑郁癥狀;加入中介變量后,獨處能力對抑郁癥狀的直接預測作用依然顯著;獨處能力顯著正向預測心理韌性;且心理韌性顯著負向預測抑郁癥狀。進一步采用偏差矯正Bootstrap法檢驗中介效應發現,中介效應量為-0.06,95% CI為[-0.08,-0.04],相對中介效應占比33.53%,見表4。

表3 中介效應檢驗

表4 中介效應Bootstrap結果

2.4 居住方式的調節效應檢驗

參照多類別調節變量的調節效應檢驗方法進行分析。首先,對調節變量進行虛擬編碼。居住方式共有4個水平,選取“與配偶居住”作為參照組,產生3個虛擬變量:W1=1(與子女居住);W2=1(與子女和配偶居住);W3=1(獨居)。納入控制變量后,采用PROCESS中的Model 8檢驗不同居住類型對中介效應前半段路徑和直接效應的調節作用。結果顯示,有條件間接效應在不同居住方式的老年人中均顯著(β配偶=-0.05,95% CI為[-0.08,-0.03];β子女=-0.06,95% CI為[-0.10,-0.03];β子&配=-0.05,95% CI為[-0.08,-0.03];β獨居=-0.08,95% CI為[-0.13,-0.04]);有條件的直接效應,在“與子女居住”的老年人(β子女=-0.21,95% CI為[-0.35,-0.06])和“與子女和配偶居住”的老年人(β子&配=-0.19,95%CI=[-0.31,-0.08])中顯著,但在“與配偶居住”(β配偶=-0.03,95% CI為[-0.12,0.06])和“獨居”空巢老年人(β獨居=-0.13,95% CI為[-0.29,0.03])中不顯著。

進一步進行簡單斜率分析(見圖2、3)。配對檢驗的結果表明,獨處能力對老年人心理韌性的增強效應,“獨居”空巢與“與配偶居住”的空巢老年人相比存在顯著差異(β獨居=0.17,95% CI為[0.01,0.35]),而“與子女居住”、“與子女和配偶居住”的老年人與“與配偶居住”的空巢老年人相比,無顯著差異(β子女=0.06,95% CI為[-0.10,0.21];β子&配=0.01,95% CI為[-0.12,0.15]);獨處能力對抑郁癥狀的直接負向預測作用,“獨居”空巢與“與配偶居住”的空巢老年人相比無顯著差異(β獨居=-0.09,95% CI為[-0.27,0.09]),而“與子女居住”、“與子女和配偶居住”的老年人與“與配偶居住”的空巢老年人相比,存在顯著差異(β子女=-0.17,95% CI為[-0.34,-0.01];β子&配=-0.16,95% CI為[-0.30,-0.02])。

圖2 獨處能力與心理韌性:居住方式的調節作用

圖3 獨處能力與抑郁:居住方式的調節作用

3 討 論

3.1 老年人獨處能力與抑郁

研究發現,獨處能力顯著負向預測老年人的抑郁癥狀。依據社會情緒選擇理論和獨處能力學說,獨處能力水平較高的老年人,通常具有更為成熟的認知以及適應性的情緒調節策略。無論晚年境遇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正確認知自我和外在環境,并通過主動放棄、積極評價、認同接納等自我調適機制妥善應對生活事件和壓力,從而維持情緒平衡和心理健康[5,8-9]。已有研究揭示,善于獨處的老年人獨處時表現出更高的適應性和情緒穩定性,對自身的需求、優勢以及局限更具洞察力,對生活目的、價值和意義的整體感知也更強烈,因而更可能抵御日常壓力和抑郁情緒的不良影響[10-11,19]。

3.2 心理韌性的中介作用

心理韌性在獨處能力與抑郁癥狀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心理韌性的視角部分解釋了獨處能力對晚年抑郁的保護作用?；谧晕覜Q定理論和選擇優化補償元模型,面對晚年生活,安于獨處、樂享其中,不僅是一種自主選擇,也是一種自我調適、自我建構的能力[17-18]。具備獨處能力的老年人通過構建自主支持性環境來提升自己對生活的掌控力,進而增強自信心和能力感,以及對生活的信念和意義感。這均有助于心理韌性的良性發展,進而緩沖了晚年逆境對情緒健康的不利影響[5,20]。

3.3 居住方式的調節作用

研究發現,獨處能力對心理韌性和抑郁的積極影響在不同居住類型的老年群體中存在差異。首先,無論與誰居住,獨處能力均可以通過提升其心理韌性發揮對心理健康的保護作用,再次驗證了獨處能力的積極意義[3]。其次,獨處能力對韌性的增強效應在獨居空巢老年群體中顯著高于夫妻空巢老年群體。雖然同為空巢,這兩者在支持資源和心理健康等方面存在系統性差異。結合已有研究,獨居空巢老人可能因缺乏情感慰藉和養老資源而面臨更高的逆境風險[31-32],獨處能力的心理健康效應主要通過增強其心理韌性來發揮作用,這在一定程度補償了親密關系缺失的不利影響。此外,獨處能力對抑郁情緒的直接作用,在夫妻空巢和獨居空巢老年群體中均不顯著。東西方研究均證實,來自配偶的支持是老年人預防抑郁最有效的保護因素[26,42],這與本研究的結果基本一致。在所有參與者中,夫妻空巢老年群體的獨處能力水平最高、抑郁癥狀基線水平最低、情緒狀態也最穩定,獨處能力對其情緒健康的積極影響并不顯著。與之相反,在與子女居住以及與子女和配偶居住的老年人中,獨處能力的提升顯著降低了這兩組老年群體的抑郁癥狀。結果還顯示,在所有老年人中,與子女居住的老年人抑郁癥狀最突出,這符合“代際沖突論”的主張,也與國內外相關研究結論一致[29,43]。一個隱含的結論是,因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存在差異,與子女同住易引發代際沖突,從而導致家庭矛盾和緊張關系,更可能增加老年人的抑郁癥狀[29,32]。在此情境下,老年人具備獨處能力被證實具有自我療愈的功能,即通過營造安靜的心理空間滿足內心安寧和自主需求,同時有助于釋放負向情緒、緩解壓力,從而減輕其抑郁癥狀。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避免了家庭內部消極交往的負面影響,有助于緩解家庭矛盾[12]。

3.4 理論與實踐貢獻

本研究探索了我國老年群體中獨處能力與晚年抑郁的關系及相關機制,再次驗證了獨處能力對心理健康的積極意義并揭示了心理韌性的中介作用。此外,研究還關注了不同居住方式對獨處能力心理健康效應的影響。結果顯示,獨居空巢老年人更大概率面臨逆境,其獨處能力主要通過增強心理韌性來降低抑郁風險;與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則可通過提升獨處能力直接減緩抑郁癥狀。上述發現為預防和降低晚年抑郁風險提供新的路徑和思路。例如,針對經濟和身體狀況良好的城市中低齡老年人,無論是否空巢,都應盡早培養其獨立自主意識和獨處能力;對于與子女同住的老年人,需特別關注并滿足他們的獨處和隱私需求;對于獨居空巢老年人,除了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持和養老保障,還應培養其獨處能力并鼓勵社會互動,這種雙向干預可能有助于更好地適應老化。

3.5 研究局限與展望

本研究屬橫斷設計,采用自評式問卷,未能揭示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未來研究可采取日常經驗取樣法、實驗干預或縱向評估,進一步探究變量間的因果方向和相互影響。其次,本研究僅考察了社會環境中居住方式在其中的調節作用,未來研究可基于更完整的生態系統觀,對比不同層次社會環境在其中的影響。第三,本研究取樣主要以城市中、低齡和身體功能良好的老年人為主,其結論很難推廣到整個老年群體。未來研究可考慮不同特征老年群體在上述問題上的普遍性和差異性。

綜上所述,獨處能力可以直接降低老年人的抑郁癥狀,心理韌性在獨處能力和抑郁癥狀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獨處能力對心理韌性的促進作用以及對晚年抑郁的保護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老年人的居住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