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理想-現實”自我差異對非自殺性自傷行為的影響:有調節的中介模型*

趙亞楠 張興慧②△

①海南師范大學心理學院(?？? 571158 ②海南省青少年心理發展與教育研究基地 △通信作者 E-mail:zhangxh_hnu@sina.com

非自殺性自傷行為(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是一種不以自殺為目的的故意傷害自我軀體的消極行為[1],全球兒童和青少年中患病率為22.1%[2],在我國不同地區青少年群體中的發生率約為24.6%[3],可見,非自殺性自傷行為已成為青少年的主要公共衛生問題[4]。中學生正處于身心發展的重要階段,心理極易不平衡,面對巨大的升學壓力和人際關系問題,容易導致NSSI的出現[5]。個體長時間反復多次進行非自殺性自傷行為不僅會造成身體傷害、自殺的風險,還會對個體情緒、人際關系等多方面產生影響[6],故針對該行為的研究有重要意義。

“理想-現實”自我差異是指個體期望能夠達到的某種理想水平,但卻因種種原因未達到該水平,未得到所期望的積極結果[7]。個體由于現實自我與期望自我存在較大差異,此差異所帶來的失敗容易催生沮喪情緒,使青少年產生自我懲罰傾向,增加非自殺性自傷行為的發生概率[8]。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①:“理想-現實”自我差異可顯著正向預測青少年非自殺性自傷行為。

反芻思維是指個體過分關注自己所經歷的負面情緒以及事件,重復思考已發生事件的原因及結果,導致其無法積極面對現狀,解決問題的現象[9]。情緒級聯模型認為反芻思維會增加消極情緒,消極情緒又會反過來增強反芻思維,由此形成惡性循環,即“情緒級聯”,當個體進行非自殺性自傷行為時,個體的注意力得到轉移,不再僅僅關注消極事件和情緒,從而中斷情緒級聯過程[10],因此個體往往會采取非自殺性自傷行為以緩解自身消極情緒。同時也有研究顯示:“理想-現實”自我差異能夠正向預測反芻思維[11]。高“理想-現實”自我差異的個體更有可能出現反芻思維傾向,產生更多的消極情緒,而處于青春期的青少年未掌握良好的情緒調節策略,他們更可能采取非自殺性自傷的方式以緩解消極情緒。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設②:反芻思維在“理想-現實”自我差異與非自殺性自傷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

心理彈性是指個體適應困境所帶來的壓力,并且能從中恢復過來的能力[12]。研究結果表明,提升心理彈性可以有效地對青少年非自殺性自傷行為起預防作用[13]。同時,反芻思維的特點是對負性事件進行持續、被動的認知思考,在這個過程中削弱了積極解決問題的能力,無法形成對問題正確的應對方式,而心理彈性能夠對這一負面連鎖反應方面發揮保護作用[14]。另外,心理彈性是負性生活事件與青少年非自殺性自傷行為之間必不可少的調節變量[15],較高的心理彈性可能會改變青少年面對負性事件時由于反芻思維而產生的消極應對方式,并發揮保護作用。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③:心理彈性能夠在反芻思維和非自殺性自傷行為之間發揮調節作用,形成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見圖1)。

圖1 有調節的中介模型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樣法,從海南省?？谑泻蜕綎|省青島市抽取4所中學進行調查,共發放問卷500份,回收有效問卷470份(4所學校人數依次為120人、97人、135人、118人),有效率為94%。被試年齡為15.97±1.66歲,其中男生209人,女生261人;初中生213名,高中生257名。

1.2 方法

1.2.1 青少年“理想-現實”自我差異量表 由杜建和祖雅桐[16]編制,共37個題目,量表采用6點計分法,從1到6分別代表“完全不符”到“完全符合”,每道題目均分為現實自我和理想自我的兩次評價。理想自我得分減去現實自我得分即為“理想-現實”自我差異總分,總分越高,代表個體“理想-現實”自我差異越大。本研究中量表的信度系數為0.97。

1.2.2 青少年自我傷害行為問卷 該問卷由馮玉[17]編制,包括18個題目,由自傷頻率與自傷嚴重性兩部分組成。自傷頻率為4個等級(0次、1次、2～4次、5次及以上),分別計為0分、1分、2分、3分,自傷嚴重性為5級計分法(無、輕度、中度、重度、極重度),分別計為0分、1分、2分、3分、4分。每一個條目的得分是這兩項指標的乘積,分數越高,代表個體非自殺性自傷行為越嚴重。本研究中問卷的信度系數為0.91。

1.2.3 反芻思維量表 該量表由韓秀和楊宏飛[18]翻譯修訂,共22個題目,包括反省深思、強迫思考和癥狀反芻3個維度,采用4點計分,從1到4分別代表“從不”到“總是”,得分越高,代表個體反芻思維傾向越嚴重。本研究中量表的信度系數為0.95。

1.2.4 青少年心理彈性量表 該量表由胡月琴和甘怡群[19]編制的,共27個題目,包含目標專注、情緒控制、積極認知、家庭支持和人際協助5個因子,其中前3個因子合成“個人力”,后兩個因子合成“支持力”,采用5點計分法,從1到5分別代表“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得分越高,代表個體心理彈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信度系數為0.89。

1.3 統計處理

使用SPSS 20.0進行描述統計和相關分析;使用Process 4.0進行中介和調節效應的檢驗,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對中介效應95%的置信區間進行估計。

2 結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n單因素檢驗方法,對問卷中的所有項目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結果發現,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31個,第1個因子的解釋率為20.35%,小于40%的標準[20]。由此判斷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描述統計與相關分析

表1總結了各變量的平均數、標準差及相關系數,結果發現:青少年非自殺性自傷行為與“理想-現實”自我差異、反芻思維呈顯著正相關,與心理彈性呈顯著負相關;“理想-現實”自我差異與反芻思維呈顯著正相關;心理彈性與反芻思維呈顯著負相關。

表1 各變量描述統計及相關分析(r)

2.3 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

在控制性別、年齡的情況下,根據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法[21],運用PROCESS進行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方程1中“理想-現實”自我差異可顯著正向預測非自殺性自傷行為;方程2中“理想-現實”自我差異可顯著正向預測反芻思維;方程3中反芻思維可顯著正向預測非自殺性自傷行為,且“理想-現實”自我差異對非自殺性自傷行為的直接預測作用不顯著,可見反芻思維在“理想-現實”自我差異和非自殺性自傷行為之間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應量為0.16,置信區間為[0.09,0.23],未包括0,中介效應顯著;方程4中心理彈性和反芻思維交互作用項的預測作用顯著,以心理彈性得分的平均數及分別加減一個標準差將被試分為3組,采用Bootstrap法分別計算反芻思維在“理想-現實”自我差異與非自殺性自傷行為之間的中介效應值及95%的置信區間,見表3。綜上,本研究提出的有調節的中介模型得到了支持,即“理想-現實”自我差異能夠過反芻思維的中介作用預測非自殺性自傷行為,且中介作用的后半段受到了心理彈性的調節作用。

表2 青少年“理想-現實”自我差異對非自殺性自傷行為的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為檢驗中介模型的后半段是如何受到心理彈性的調節作用,將被試按照心理彈性平均數以上一個標準差和以下一個標準差分為兩組,分析反芻思維對非自殺性自傷行為的預測作用。簡單斜率檢驗結果表明(見圖2),對低心理彈性的青少年,反芻思維可顯著正向預測非自殺性自傷行為(Bsimple=0.43,P<0.001);對高心理彈性的青少年,反芻思維的預測作用則不顯著(Bsimple=0.09,P>0.05)。

圖2 心理彈性在反芻思維與非自殺性自傷行為之間的調節作用

3 討 論

本研究發現,青少年“理想-現實”自我差異顯著正向預測非自殺性自傷行為,驗證了假設①。青少年處于理想主義高漲的青春期,對理想自我期望過高以至于難以實現,使得個體更易感受到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而產生挫敗和失望等消極情緒,非自殺性自傷行為的出現能夠暫時緩解該類情緒[22];同時,這一結果可以用Nock[1]的自我懲罰假說進行解釋,“理想-現實”自我差異水平高的個體更容易表現出控制、過度計劃等消極完美主義特質,且難以在困難情況下堅持完成原定自我目標,上述情況增加了個體通過非自殺性自傷行為進行自我懲罰以緩解消極情緒的可能性。

本研究還發現反芻思維在“理想-現實”自我差異對非自殺性自傷行為之間起完全中介作用,驗證了假設②。Higgins[23]發現,理想自我與現實自我之間差異較大的青少年,將產生更多的消極情緒和較高水平的反芻思維。Ginsburg和Kinsman[24]的研究表明,反芻思維的存在使青少年無法理性思考自身行為,個體的自我調節能力和控制能力遭到破壞,無法順利解決困境,從而使個體長期處于消極情緒中,又進一步增加了反芻思維,導致消極情緒的不斷累積,而非自殺性自傷行為能夠中斷該情緒的累積。在面對“理想-現實”自我差異所帶來的失敗時,個體雖然會產生失望等消極情緒,但并不一定會采取非自殺性自傷行為,但是當個體由于反芻思維長時間反復思考失敗原因,更容易產生非自殺性自傷行為,從而中斷反芻對自身的影響,緩解負面情緒[25]。受情緒調節能力的限制,青少年更傾向于采用直接處理消極情緒以緩解壓力的方式(即非自殺性自傷行為),來分散對負面情緒的注意力以轉移心理壓力[26],長此以往形成了一種內部的消極強化,導致非自殺性自傷行為進一步增加。因此,高水平的“理想-現實”自我差異更容易導致個體增加反芻思維,間接增加青少年非自殺性自傷行為的發生。

進一步研究發現,心理彈性在上述中介效應的后半段起調節作用,驗證了假設③。高水平的心理彈性可緩解反芻思維對非自殺性自傷行為的正向預測作用。存在反芻思維的個體最大的問題在于無法擺脫消極事件,不能合理調節自身情緒,而心理彈性的存在意味著個體能夠在負性事件和情緒中恢復,這與反芻思維面對消極事件時的應對方式存在本質不同[27]。根據Kumpfer[28]的心理彈性框架理論,高心理彈性的個體更善于以積極的方式緩解自身消極情緒從而解決問題,做到有效減少消極環境所帶來的壓力感;低心理彈性的個體情緒調節能力較弱,當面臨失望等消極情緒時,他們更傾向于采取極端的方式(如自傷)以脫離消極狀態。席居哲等人[29]也認為,保護性因素的存在減少了危險因素對發展結果的負面作用,即較高的心理彈性避免了反芻思維增加個體的負性情緒體驗和非自殺性自傷行為的可能性。

本研究結果揭示了“理想-現實”自我差異和反芻思維影響非自殺性自傷行為的機制,以及心理彈性在該中介作用中起到的保護作用。社會、學校和家庭等多個方面需要共同努力,幫助青少年正確認識自我,教授青少年正確認識自我差異,減少反芻思維;同時,通過教學、沙盤等方式提高青少年心理彈性,幫助青少年積極面對消極事件與消極情緒,從而預防青少年非自殺性自傷行為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