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學體育教師數字勝任力的差異性因素影響

張長城 ,佘旭瑋

（1.嘉應學院 體育學院,廣東 梅州 514015；2.四川體育職業學院 宣傳部，成都 610041）

0 前言

在國家教育數字化戰略背景下，我國亟需建設一支能夠勝任基礎教育開展數字教育教學工作的教師隊伍.從國家層面，數字時代和數字中國建設，要求教育領域推進高質量的數字化教師和人才隊伍建設.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推進教育數字化，建設學習型社會和教育強國.從教師隊伍轉型發展層面，要貫徹落實教育數字化戰略行動，亟需轉變認識、抓住機遇，建設一支可勝任數字化教育工作的高績效教師隊伍.2022 年教育部八部門聯合印發的《新時代基礎教育強師計劃》明確提出，要推進教師隊伍建設信息化，發揮教師在人工智能與教育融合中的作用.從教師發展層面，從過去偏重于基礎性、普惠性的信息技術應用能力發展，轉向“追求創新突破的教師數字勝任力發展”[1]，也就是從發展基本數字素養向數字勝任力轉變.

教師數字勝任力易受文化背景、教育信息化發展水平、職業崗位的影響，具有非常強的情境性.然而，國內教育領域關于中小學體育教師數字勝任力的研究和應用實踐寥寥無幾.本文在梳理相關文獻的基礎上，把握中小學體育教師數字勝任力概念和內涵，通過問卷調查研究廣東省中小學體育教師數字勝任力水平、影響因素，進而提出提升策略.

1 文獻回顧

1.1 中小學體育教師數字勝任力的概念

教師數字勝任力概念經歷了從數字素養、數字勝任力、公民數字勝任力再到教師數字勝任力的演變過程.1994 年Yoram Eshet-Alkalai 提出數字素養概念[2]，為數字勝任力提出提供了基礎.2006 年歐盟率先提出數字勝任力，認為數字勝任力以數字技術為基本技能，以及通過互聯網和協作進行參與和寫作的能力.2011 年后歐盟提出了公民數字勝任力，引發國際社會發展數字教育和培養21 世紀人才的思考和行動.2017 年歐盟[3]、西班牙[4]、挪威[5]等先后發布了教師數字勝任力框架.從教師數字勝任力的發展歷程看，教師數字素養與教師數字勝任力是兩個不同概念.教師數字素養以計算機和互聯網的基礎性技術化使用為基礎，是教師數字勝任力的“技能”，而教師數字勝任力不但強調數字素質，更強調多元性、綜合性、競爭性.

體育教師數字勝任力概念較少提及，更多地關注體育教師的數字技術運用能力.美國體育教師教育國家標準提出了體育教師應掌握的技術技能和知識標準.我國也相繼出臺相關鼓勵政策，以提升學校體育中數字技術的應用水平.2016 年5 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強化學校體育促進學生身心健康全面發展的意見》中就明確指出要充分利用信息技術，提升體育教學吸引力.陳志凌等提出要增強體育教師的數字技術應用能力[6]，叢波等基于TRACK 理論，提出信息化2.0 時代高校體育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概念[7].然而，教師的數字技術應用能力僅是操作層面的基本技能，與教師數字勝任力有本質的區別.

1.2 中小學體育教師數字勝任力的內涵

國外教師數字勝任力內涵研究不多，觀點也不統一，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單一技能說，比如強調教師在教育教學中成功地使用信息技術的能力，一類是綜合說，不但強調教師在教育教學中能夠選擇、熟練使用信息技術能力，而且強調教師將信息技術與教學策略融合的能力.

在國內，鄭旭東關于中小學教師數字勝任力研究較為典型，強調教師勝任力的綜合性特征，認為是教師走向專業化、勝任未來工作、培養未來人才的關鍵能力.[8]然而，關于學科教師數字勝任力內涵研究則少有發現.

基于以上分析，中小學體育教師數字勝任力就是中小學體育教師能夠富有成效地開展數字化體育教學、實現教學目標的能力特征群，包括與開展數字化體育教學有關的知識、技能、態度、價值觀和個性特征等.

2 研究設計

2.1 問卷調查

利用問卷星，經微信群發放《中小學體育教師數字勝任力自評問卷》，收回來自廣州、佛山、東莞、中山、深圳、揭陽、汕頭、肇慶、珠海、陽江和梅州等地市的問卷共計250 份，其中有效問卷216 份，有效率達86.4%.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采用問卷是在鄭旭東博士學位論文中研制的《中小學教師數字勝任力自評調查問卷》[8]基礎上，經修訂后形成的《中小學體育教師數字勝任力自評調查問卷》.該問卷由基本部分和自評部分組成.基本部分由性別、工作單位所在地、學歷、職稱和年齡等控制變量組成.自評部分由體育數字技術能力、數字體育教學能力、數字體育學習與創新、體育數字價值與追求和基本人格特質5 個一級指標構成，其中體育數字技術能力由體育數字工具應用、體育數字資源制作、體育數字資源管理、體育數字環境創設和體育數字素養5 個二級指標構成；數字體育教學能力由數字體育教學設計、數字體育教學組織、數字體育引導調節、數字體育教學評價和數字體育教學反思改進5 個二級指標構成；數字體育學習與創新由數字體育專業主動學習、數字體育教學研究、數字體育溝通能力、數體育字批判思維、數字體育創新創造5 個二級指標構成；體育數字價值與追求由體育數字技術認同、體育數字倫理道德、體育數字教學追求、體育數字社會服務4 個二級指標構成；基本人格特質由自信、自律、靈活、毅力、合作和成就動機等6 個二級指標構成.每個二級指標都采用“能力＋描述”的方式，題項之間具有很高的內在一致性和結構效度，也便于研究對象準確評價自己.問卷采取李克特5.0 量表進行評價，其中1 代表非常不同意、2 代表不同意、3 代表不確定、4 代表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

2.3 數據處理

問卷收回后利用SPSS26.0 進行數據處理.主要進行項目分析、信效度檢驗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3 研究結果與分析

3.1 項目分析

項目分析通常采取臨界比值法和同質性檢驗，以檢驗題項的合理性和可靠性.臨界比值法以題項總分的27%將題項分成高分組和低分組，然后進行高、低分兩組間的獨立樣本t 檢驗，檢查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未達到顯著性差異的題項其鑒別力不夠，需刪除或重新修訂.同質性檢驗就是通過分析每個題項的分值與總分積差相關系數，對個別題項進行判別和篩選.

項目分析結果表明（見表2）：臨界比值分析，在P＜0.001 置信水平上達到顯著，因此各題項無需修改.同質性檢驗采取Pearson 相關系數法，在P＜0.001 置信水平上達到顯著，相關系數（R）均大于0.40，因此各題項均保留.

3.2 信效度檢驗

主要通過克隆巴赫系數(Cronbach’s alpha)和折半系數，進行問卷的信度分析，結果表明（見表3），該修訂后的自評問卷具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該問卷是在前人研究編制問卷的基礎上，結合中小學體育教師數字教育教學特征修訂而成，具有較好的內容效度.經KMO 和巴特利特檢驗a，，KMO 值為0.963 近似卡方值為7 950.033，顯著性P 值為0.000，適合做因素分析.

表3 調查問卷的信度分析 N=216

3.3 影響因素的比較分析

3.3.1 整體水平偏低

中小學體育教師數字勝任力總體水平（M=4.227 4，SD=0.735 28）相對較低，但是由于一級指標的權重不一樣，不能直接進行比較.為此通過高于均值人數和低于均值人數進行比較.結果表明（見表4）：一級指標低于均值的人數占比均超過50%，這說明廣東省中小學體育教師數字勝任力整體水平偏低.特別是在數字體育學習與創造、體育數字價值與追求兩項上，低于均值的人數最多，這表明中小學體育教師在數字技術的應用、生產和創新的能力嚴重不足，信息技術與教學活動融合不充分.

表4 中小學體育教師數字勝任力整體水平的描述統計 N=216

中小學體育教師數字勝任力整體水平較低的情況是當前中小學教師數字勝任力現實水平的縮影.經過教育信息化1.0 工程、教育信息化2.0 工程的先后實施，我國中小學教師信息技術能力得到大幅提高，然而整體水平遠低于國際均值.以被譽為“全球最好”的上海教師為例，據2016 年教師教學國際調查顯示僅有15.2%的教師能促使學生使用信息技術開展學習或完成任務，同期國際平均值則高達38%[9].最好的尚且如此，那么我國中小學教師信息技術應用能力整體水平更是遠低于國際均值.姜志遠等研究指出，當前我國中小學體育教師的數字技術發展處于教育信息化發展的起步、應用的低級階段，還未達到融合和創新的高級階段，遠低于其它學科和教育技術發達國家.[10]

3.3.2 性別差異的影響

一般而言，國內基礎教育女性教師人數占比較大，男女教師的數字技術能力有較大差異，女性教師數字技術水平相對較高.一些研究也證明了這一觀點[11-12].本文從體育學科視角，探討中小學教師性別差異對教師數字勝任力的影響.本研究采取獨立樣本t 檢驗進行數據分析，在216 名研究樣本中，男性教師人數為198 人，占比91.7%，女性教師人數為18 人，占比8.3%.

研究表明，在中小學體育教師數字勝任力五個一級指標得分方面，男性教師均值（M=4.225 5，D=0.730 40）低于女性教師均值（M=4.245 6，SD=0.809 26），但無顯著性差異，P（0.912）＞0.05（見表5）.這與前人研究相一致.進一步對25 個二級指標的t 檢驗表明，男性教師和女性教師在每個二級指標上，均無顯著性差異.這與已有研究結果明顯不同.

表5 中小學體育教師數字勝任力性別差異的t 檢驗 N=216

數字勝任力存在著性別悖論.有的認為數字性別鴻溝通常指的是女性在數字入口和使用等維度的邊緣化現象.[13]有研究則認為女性數字能力更優秀，或并不存在性別差異.[14]國外研究認為，教育、就業和收入是影響女性數字勝任力的根本因素.[15]本研究中女性體育教師樣本量18 名，其中本科學歷16 名，研究生學歷1 名，大專學歷1 名，本科及以上高學歷者占比為94.4%，男性體育教師樣本量198 名，研究生學歷1 名，本科學歷180 名，大專學歷17 名，本科及以上學歷占比91.4%.中小學女性體育教師人數遠低于男性體育教師人數，這是體育學科的性別比例特點，而教育程度相似則是又一特點.中小學男、女性體育教師數字勝任力并不具有顯著性差異，既凸顯體育學科特征，也再次驗證教育、就業和穩定的收入三因素對消除數字性別鴻溝發揮著根本性作用這一論斷.

3.3 職稱差異的影響

職稱是教師綜合素質和能力的集中體現.通過單因素方差分析表明（見表6）：（1）總體上，一級（包括小學一級、中學一級）、二級（包括小學二級、中學二級）、三級（包括小學三級和中學三級）體育教師隨職稱增加而數字勝任力水平呈現降低趨勢，高級職稱教師水平僅次于三級教師水平，但是各職稱間均值在0.05 水平上，無顯著性差異.這與鄭旭東研究認為中小學教師數字勝任力水平由高到低為一級、二級、三級、高級職稱的排序不同.（2）經多重比較，在體育數字技術能力維度上，三級與一級之間在0.05 水平上存在顯著性差異，P（0.044）＜0.05.

表6 一級指標職稱差異的方差檢驗 N=216

在二級指標上，經LSD 多重比較法檢驗發現：（1）在體育數字工具應用上，三級（M=4.500，SD=0.638 28）與一級（M=4.033 0，SD=1.058 83）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P（0.026）＜0.05.（2）在體育數字資源管理上，三級（M=4.500 0,SD=0.638 28）與小一級（M=4.076 9,SD=0.638 28）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P（0.03）＜0.05.（3）在體育數字環境創作上，三級（M=4.583 3，SD=0.583 59）與一級（M=4.175 8，SD=0.949 78）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P（0.037）＜0.05.（4）在數數字體育教學改進反思上，三級（M=44.535 7，SD=0.637 25）與一級（M=4.164 8,SD=0.833 52）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P（0.039）＜0.05.

通過以上的分析發現，在以上4 個二級指標上，主要集中于體育數字技術能力和數字體育教學能力，三級與一級之間得分均值存在顯著性差異，且職稱越高，得分則越低.經年齡和職稱的交叉列聯分析，三級教師樣本量28 個，年輕教師居多，其中30 歲以下樣本量達到20 個，占比71.4%，40 歲以下樣本量27 個，占比96.4%.一級教師樣本量91 個，其中30 歲以下6 個，占比6.59%，40 歲以下教師樣本量占比39 個，占比42.8%，40 歲以上教師居多.有研究認為學生包括年輕教師屬于數字土著，具有較高的信息技術和應用能力，但卻掩蓋了高層次能力（諸如計算思維、創新思維等）的不足，而年齡較大的數字移民可能具有一定的高層次能力，但信息技術應用能力則相對不足.[16]本研究再次驗證了年輕教師作為數字土著具有較高信息技術和應用能力，而職稱較高的年齡較大者信息技術和應用能力則相對較低的這一結論.但是在高層次能力上，職稱較低者與職稱較高者之間并不存在顯著性差異.可能原因，一是信息技術在教育中應用發展變化較快，作為“數字土著”的年輕教師適應性更強.一是自2018 年教育部實施《教育信息化2.0 行動計劃》以來，教育信息化效果開始顯現，即通過“網絡扶智工程攻堅行動”，我國大部分地區已基本解決數字設備鴻溝問題，僅?！叭齾^三州”為最后攻堅階段；通過“信息素養全面提升行動”，數字原住民和數字移民的數字素養不斷提升，“應用鴻溝”逐步消除；通過“智慧教育創新發展行動”，積極探索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在教育領域中的應用，以應對智能鴻溝.[17]經過5 年多《教育信息化2.0行動計劃》的實施，數字原住民的高層次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3.4 工作所在地差異的影響

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條件影響著教育信息化發展程度，形成區域發展不平衡特征.一方面表現為區域間存在的數字鴻溝，從數字設備鴻溝、到數字能力鴻溝再到數字思維鴻溝的不斷演變.數字鴻溝對教學效果影響具有顯著性差異.[13]另一方面表現為東部發達地區好于中西部地區[18]、城市好于鄉鎮[19].有研究發現，在數字技術應用效果方面，西部好于中部、中部成為教育信息化發展洼地和盲區.[20]本文采取單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對廣東省不同地區的數據進行分析，以驗證不同區域與中小學體育教師數字勝任力水平的關系.總體上，在一級指標上，中小學體育教師數字勝任力水平呈現出城市好于鄉鎮、鄉鎮好于鄉村的發展特點，但是不同區域間差異不具有顯著性（見表7）.

表7 工作所在地影響的方差分析 N=216

在二級指標上，除了以下三個指標表明城市好于鄉鎮外，其余指標差異則不具有顯著性.（1）在體育數字工具應用上，地級市區學校（M=4.750 0，SD=0.462 91）與鄉鎮學校（M=4.043 9，SD=1.016 59）存在顯著性差異，P（0.047）＜0.05.（2）在數字體育教學評價上，縣城/縣級市區（M=4.480 0，SD=0.735 12）與鄉鎮（M=4.114 0，SD=.880 05）存在顯著性差異，p（0.013）＜0.05，縣城/縣級市區（M=4.480 0，SD=0.735 12）與鄉村（M=4.071 4，SD=.947 21）存在顯著性差異，P（0.025）＜0.05.（3）在數字體育教學組織上，縣城/縣級市區（M=4.500 0，SD=0.677 63）與鄉鎮（M=4.210 5，SD=0.856 77）存在顯著性差異，p（0.041）＜0.05.

針對這一現狀，進一步探究其原因表明，一是經過國家“十二五”“十三五”一系列教育信息化工程建設，比如“中小學教師信息技術應用能力提升工程”等，政策實施的績效逐步顯現，基礎教育教師整體數字勝任力水平不斷提升已成新趨勢.一是新時代以來，廣東省狠抓基礎教育和信息化創新發展的頂層設計、制度設計和路徑，進而構建了廣東省基礎教育新生態[21]，也為廣東省中小學基礎教育教師勝任力提升營造了新生態.比如，強化制度標準研制，以制度驅動基礎教育信息化發展，逐步完善數字教育資源應用覆蓋全體教師、學習應用覆蓋全體學生的“粵教祥云”服務體系、部署實施“愛種子”教改活動、部署實施基礎教育融合創新示范“種子計劃”等.三是數字鴻溝的區域不平衡性特征，也就是說三種數字鴻溝可能同時存在、可能只存在某一種情況.區域間的數字思維和數字設備水平的差異不具有顯著性，但鄉鎮在數字能力等個別指標上，仍然存在鴻溝.

3.5 年齡差異的影響

一些研究表明，教師年齡與信息技術能力水平成負相關[22]，50 歲以上教師信息資源整合能力相對較差[23]，青年教師智慧教學技術水平明顯高于中年教師[24].為分析和驗證體育教師年齡與數字勝任力的關系，對中小學體育教師數字勝任力年齡影響因素進行了方差分析.

經單因素方差分析發現，在一級指標上，在25 歲及以下（M=4.756 9 SD=0.326 91)，26-30 歲（M=4.279 7，SD=0.652 28)，31-40 歲（M=4.2492 SD=0.699 44），41-50 歲（M=4.191 1，SD=0.778 50），51-60 歲（M=3.882 7，SD=0.842 22）等5 個年齡段之間中小學體育教師數字勝任力得分具顯著性差異，F=3.112，P（=0.016）＜0.05，且隨著教師年齡增長，數字勝任力水平呈現下降趨勢（見表8）.

表8 年齡影響的方差分析 N=216

對一級指標進一步進行LSD 多重比較法分析可知：（1）25 歲及以下組與其它年齡組在所有維度均具有顯著性差異，除了與26-30 歲在體育數字技術能力、基本人格特征方面，無顯著性差異外（見表9）.（2）51—60 歲組在各維度總體上得分較低.在體育數字技術能力方面，與26-30 歲間存在顯著性差異，P（=0.013）＜0.05，與31-40 歲間存在顯著性差異，P（=0.032）＜0.05、與41-50 歲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P（0.045）＜0.05.在數字體育教學能力方面，與31-40 歲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P0.041）＜0.05.在數字體育學習與創造方面，與31-40 歲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P0.042）＜0.05.在體育數字價值與追求方面，與31-40 歲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P0.042）＜0.05.（3）除了以上兩個組別外，其余組別之間不存在顯著性差異.

表9 25 歲及以下與其它年齡組在一級指標上差異的單因素方差分析 N=216

對二級指標進一步進行LSD 多重比較法分析可知（表10）：（1）僅有12 個題項，存在顯著性差異，且更多集中于數字技術和數字教學能力，有8 個題項，占比達到66.7%.這與鄭旭東[8]關于中小學教師數字勝任力所有項目都呈現顯著性差異的研究結果有所不同.（2）總體上，中小學體育教師數字勝任力水平呈現出25 歲以下組水平最高，51—60 歲組水平最低的發展特點.

表10 二級指標在不同年齡段差異的LSD 檢驗分析 N=216

4 結論

（1）廣東省中小學體育教師數字勝任力水平與全國中小學教師數字勝任力的發展水平相一致，整體水平較差，尤以數字體育學習與創造、體育數字價值與追求，其次為體育數字技術能力、數字體育教學能力，最后是基本人格特征.

（2）廣東省中小學體育教師數字勝任力水平的性別影響特征，在一級指標上二者之間差異不具有顯著性，與全國情況相一致.在二級指標上，亦不存在顯著性差異，則與全國情況不同，體現了女性體育教師的教育程度較高、人數少的體育學科特征.

（3）廣東省中小學體育教師數字勝任力水平的職稱影響特征.在一級指標上，三級教師均值最高，高級職稱次之，一級教師均值最低，但是職稱間均不存在顯著性差異.僅在體育數字技術能力維度上，三級與一級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在二級指標上，在體育數字工具應用、體育數字資源管理、體育數字環境創作、數字體育教學改進反思等反應數字技能和教學能力的4 個指標上，僅有三級教師與一級教師之間存在差異.

（4）廣東省中小學體育教師數字勝任力水平的區域影響特征，在一級指標上，總體上不同地區間并不存在顯著差異，體現區域特征.僅僅是在體育數字工具應用、數字體育教學評價、數字體育教學組織等體現教師數字技術和教學能力的二級指標上，鄉鎮學校水平與地級市區或縣城/縣級市區水平有明顯差距.

（5）廣東省中小學體育教師數字勝任力水平的年齡影響因素，在一級指標上，25 歲以下教師整水平較高，具有明顯優勢，且隨著年齡增長整體水平成下降趨勢，與全國趨勢相一致.在部分二級指標上，主要集中于數字技術和數字教學能力，存在顯著性差異，體現區域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