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把握 細節考索

主持人 李紅薇（中國社會科學院郭沫若紀念館助理研究員）

典籍中關于銅器發現的最早記載可追溯到漢武帝元鼎元年，但真正意義上的金文研究，實肇始于北宋。宋代不僅產生了如《考古圖》《博古圖》《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一類的金文著錄，還出現了《金石錄》《集古錄跋尾》等側重文字考釋、銘文評述的研究專著。宋人在銅器分類、紋飾命名及器物定名等方面均為后世研究奠定了基礎。至于器物年代，一般卻只籠統分為商周或秦漢。關于商周器的辨別和年代考訂即便偶有涉及，但由于目標不明確、方法不得當，往往產生很多錯誤，且總體研究缺乏系統性。

20 世紀30 年代為尋求研究古史的第一手資料，郭沫若開始探索甲骨金文的奧秘。他剛涉足不久便意識到銅器斷代的重要性，“時代性沒有劃清白，銅器本身的進展無從探索，更進一步的作為史料的利用尤其不可能”。郭沫若借鑒西方考古學理論提出利用紋飾形制判斷銘文年代的想法，在《毛公鼎之年代》中得以實踐后，寫成劃時代巨著——《兩周金文辭大系》。西周器依年代，東周器依國別地域排序，科學系統地整理了兩周金文，開創了標準器斷代法，大大提高了金文的史料價值，奠定了現代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的范式，具有劃時代意義。學界對此已有較為充分的認識，本期“考古學、語言學研究”欄目所刊《試論郭沫若對商周青銅器分代問題的思考》一文的作者，敏銳關注到學界鮮少論及郭沫若有關離析商周銅器的探討，以郭沫若對商周銅器分代因素的探索為主要內容，兼及殷周二代銅器與西周銅器分代標準之差異，從宏觀角度討論了郭沫若對青銅器斷代問題的相關思考，選題視角新穎，具有重要的學術史價值。

與兩周青銅器研究明顯不同的是，郭沫若對殷商金文的論述相對分散，散見于各類著作以及論學書札之中，甚至到1960 年撰寫《安陽圓坑墓中鼎銘考釋》時還討論了幾件商代晚期的銅器，該文認為安陽后崗新出的戍嗣子鼎作為殷彝中的銘文較長之器可作為標準器，通過銘文中出現的地名及賜貝，指出至少宰椃角、父已簋兩個過去時代不明的器物，可以斷定確是殷彝。若將郭沫若著作中凡論及商代銅器的觀點全部鉤稽出來，相信能夠得到更加全面深刻的認識。

本欄目刊發的另一篇文章《“軃神”考——以郭沫若文學作品中的方言詞為例》則偏重細節的考索。作者以郭沫若文學作品《黑貓》中的一個方言詞“軃神”作為切入點，首先回顧了目前常見的幾種方言辭典中對“軃神”的釋義，著重從俗字和詞源的角度分析了“軃”的構字理據，提出“軃”的本字當為“”，并從音韻學、文字學方面指出二字音近義通，本義為“衣長下垂”，引申表示游手好閑者的不良之相。其次總結了清末民初以來各類作品中“軃神”在行為、性別、年齡、經濟實力等方面的常見特點，分別從地理因素、移民因素、政治因素、教育因素、世俗因素等五個方面綜合分析了“軃神”的成因，并結合少年郭沫若成長求學的經歷和心理動態，探討了郭沫若之所以成為“軃神”的獨特原因。作者尤其注意挖掘社會深層時代背景的變化對詞匯語義的影響，指出“清末民初大變革之際，各種新思想、新風尚紛紛涌入四川各地，給川人（尤其是青年男女）帶來巨大影響，他們中的一部分開始追求時尚，敢于在公開場合表達情欲。頑固分子雖予以痛斥，但部分開明之士，對此類‘嚲神’則報以同情，而對‘嚲神樁’給予批評”。文章最后對今天“軃神”詞義消退的原因作了合理分析，認為“一是通語‘流氓’的通行大大擠壓了‘軃神’的使用空間。二是‘軃（亸）神’難寫難認，借音詞‘妥（拖、憜）神’等也讓人難以顧名思義?！比倪壿媷烂?，從語言學上的一個詞匯入手，以小見大，內容充實，對近代四川民俗學研究也不無裨益。其實對小說、戲曲中方言俗語的考證本就是近代漢語研究的一項重要工作，相關疑難詞語的正確釋出自然又能掃清閱讀障礙，有益于作品深入解讀。

期待更多學科的學者投入到郭沫若研究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