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實行個人稅收遞延政策對中國養老制度的發展研究

張忠杰，楊曉睿

（蘭州財經大學 統計與數據科學學院，甘肅 蘭州 730030）

1 引言

國際上通常認為，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這個國家或地區就處于老齡化階段。根據數據顯示，2000 年中國總人口數為126743 萬人，其中65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為8821 萬人，占比7%。中國正式進入了老齡化社會階段。根據《2022 中國經濟年報》，年末全國人口達到141175 萬人，其中65 歲及以上人口20978 萬人，占全國人口的14.9%。2021 年，我國老年撫養比已達到20.8%，人口老齡化程度在不斷加重。由圖1 所示，老年撫養比例較高，且增長速度逐漸加快。據估計，到2050 年我國60 歲以上人口將達到48549 萬人，占比34.6%，老年撫養比將增至67.6%［1］。屆時我國將邁入重度老齡化社會，成為世界上老齡化程度最嚴重、速度最快的國家。從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看，我國養老壓力在未來會進一步增加。

1991 年，《國務院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中明確提出：“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步建立起基本養老保險與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和職工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相結合的制度?！睆拇?，我國逐步建立起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經過不斷的制度完善，中國由用人單位和個人共同繳費的“社會統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已基本建立起來，形成了三支柱養老體系（見圖2）。分別表現為：由政府財政支付的、屬于強制性的第一支柱，即基本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由企業資金作為保障建立的第二支柱，即企業年金養老保險制度；由個人銀行儲蓄或者理財以及商業保險公司構建的第三支柱，即個人儲蓄型保險制度。但我國三支柱養老體系整體呈現出“一大二弱三空白”的特點，各支柱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明顯（見表1）?；攫B老保險第一支柱獨大，第二、第三支柱進展緩慢，導致養老保險收支缺口，是我國公共財政乃至整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隨著人口老齡化的深化，第一支柱的收支平衡壓力逐步增大，未來預計第一支柱替代率將下降到20%［2］。第二支柱覆蓋人群太少，后續亟須依靠以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和商業養老保險為核心的第三支柱進行補充。

表1 三支柱養老金構成的國際比較

表2 2020 年中國養老體系現狀

圖2 中國三支柱養老體系

第三支柱是完善我國養老保險制度體系的關鍵，其中個稅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可以化解我國日益嚴重的養老問題，有助于縮小國民收入差距，早日實現共同富裕。2018 年4 月，《關于開展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的通知》的發布標志著我國正式推出個稅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產品。我國在稅收優惠政策方面采用了國際主流的EET 模式，即繳費期和投資期暫不交稅，領取養老金時交稅，目前的政策是：稅延型養老保險抵扣金額=月工資*6%，最高可以稅前列支1000 元。

2 文獻回顧

2.1 老保險現狀的相關研究

當前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不斷加快，基本養老金保險壓力逐漸增大，在人口增速、年齡結構和贍養比情況不變的假設下，預計2028 年我國基本養老保險或將出現收不抵支的情況［3］。在短期內，隨著社會保障赤字的逐年擴大，中國的老齡化問題變得明顯起來。

2.2 三支柱養老體系發展的相關研究

世界銀行發布的《防止老齡危機——保護老年人及促進增長的政策》報告中提出了三支柱養老金改革模式的建議，其核心在于通過多個模式的不同養老金支柱來應對單一制度內老齡化帶來的問題。其中第三支柱是個人養老儲蓄計劃，由個人通過商業投資和理財自愿性參加，以達到老年（或喪失工作能力）后更好的生活質量的目的［4］。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和人均壽命的延長，養老金的支付缺口不斷增大。僅依靠政府財政補貼的基本養老保險不是長久之計，應在養老保險制度中尋求參保者、用人單位和政府三者之間的利益平衡點［5］。有學者立足于人口老齡化背景下養老保險制度可持續發展，提出“三期代際交疊生命周期”養老保險責任分擔理論，提出轉移養老與代際轉移現收現付養老形成“大賬戶”與“小統籌”養老模式［6］。2021 年以來，黨中央多次提出要“發展多層次、多支柱養老金體系”，提升第二支柱企業年金與第三支柱個人養老金覆蓋率已成必然趨勢，其中提升第三支柱養老金覆蓋率對收入不平等現象有所緩解［7］。

2.3 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的相關研究

我國個人養老金制度包含了個稅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個人所得稅遞延政策減少了養老金保險繳款對可支配收入的擠出效應，進而影響個人養老金財富，使低收入人群在很大程度上提高養老金替代率，并確保他們退休后的生活質量，同時能夠增加低收入群體的參保積極性［8］。而高收入人群可以通過保險提高其整體財富水平［9］。

針對我國個稅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的替代率，有學者提出兩端小中間大的“橄欖型”新三支柱養老制度模式，即第一支柱替代率在25%左右，第二支柱替代率在45%左右，第三支柱替代率在30%左右［10］。依據美國個人養老金（IRA）的經驗，我國也應適時提高個人養老金繳費稅前扣除標準，提升繳費上限，增強稅收優惠政策的吸引力，進一步提升個人養老金覆蓋率［11］。但有學者認為TEE 模式下的稅收負擔增長幅度遠高于EET 模式下的增長幅度［12］。提升養老保險總體保障水平的途徑主要通過提高個人賬戶替代率實現，養老基金必須通過非儲蓄型方式來增值［13］。為提升第三支柱的養老金替代率，提高退休年齡是其中一項舉措。退休年齡的延長對統籌賬戶和個人賬戶養老金替代率都具有正效應，同時還能延長我國的第一次人口紅利期［14］。

3 精算模型建立與參數設定

3.1 模型構建

在袁中美［15］及李鵬［16］等人的研究基礎上，構建了個人養老金賬戶以及替代率模型進行精算模擬及分析。

首先建立個人養老金賬戶模型，將生命周期劃分為三部分，即工作前（T1），工作階段（T2），退休階段（T3）。設開始工作的年齡為s 歲，退休年齡X，不區分男女，且s 歲時工資值為W，因工資不會持續增長，我們假設工資以每年w 的增長率增加n 年，n 年后工資保持不變。則列出x 歲時的工資：

個人賬戶儲存額為個人繳費基數與個人繳費率之積計息后的累計現值。從s 歲時開始購買稅收遞延型養老保險，設免稅繳費率為d，則從s+1歲開始計算x 歲時個人養老金賬戶余額為：

假設投資期間收益率為i 且保持不變，則賬戶余額在退休當年的現值為：

因我國實行的稅收遞延型養老保險選擇EET模式，也就是說在繳納費用與投資期間不進行繳稅，而是在領取養老金時交稅。因此構建出領取養老金的精算模型，設期望壽命為M，那么退休后每年可領取的養老金為：

設稅率為t，則總稅收為：

三支柱養老體系的個人替代率（GRR,Gross Replacement Rate）可由基本養老保險（包含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與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替代率、企業年金替代率以及個人養老金替代率（PRR,Personal Replacement Rate）加總得出。若只研究第三支柱個稅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對養老金替代率的影響，則構建養老金替代率模型為：

對上部分構建的模型進行整理，最終得出購買個稅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的養老金替代率與影響因素的關系式：

3.2 參數設定

在袁中美等在2018 年進行的研究［15］以及周華林等2022 年的設定［17］基礎上，選取開始工作年齡s、退休年齡X、開始工作時的工資W、工資增長率w、個稅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繳費率d、養老金投資收益率i、期望壽命M 以及應交稅率t 為研究參數。各項原始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各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社會統計年鑒》，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等。

開始工作年齡s：個稅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目前還在試點階段，因此認為選擇購買的個體具有較高的受教育程度，將大學畢業年齡作為開始工作的年齡，即為24 歲。

退休年齡X：新中國成立初期確定的男性60歲、女干部55 歲、女職工50 歲的法定退休年齡，近70 年未有調整，為計算簡便，文章選取60 歲作為現階段退休年齡。

開始工作時的工資W：同樣考慮到個稅遞延型商業保險的購買者具有受教育門檻，因此根據2022 年6 月13 日麥可思發布的《2022 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就業藍皮書）顯示，2021 屆本科畢業生平均月收入為5833 元，則平均年收入為5833*12=69996 元。

工資增長率w：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信息，近十年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增速為9.3%，所以將w 取值9.3%。

養老金投資收益率i：個人養老金賬戶的集合投資、長期投資，是有足夠能力實現保值增值的。全國社會保障基金過去20 年平均年化收益率高達8%以上，企業年金過去15 年平均年化收益率高達7%以上，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個人養老金賬戶長期年化平均收益率將達到5%以上。我們將2021 年個人養老金賬戶記賬利率6.69%作為養老金投資收益率。

期望壽命M：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2022 年7月12 日發布的《2021 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我國居民人均預期壽命由2020年的77.93 歲提高到2021 年的78.2 歲。在這里進行取整將78 歲作為期望壽命的值。

領取養老金時應交稅率t：根據2018 年財政部以及稅務總局等發布的《關于開展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的通知》，在實際領取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的養老金收入時，其中25%部分予以免征個稅，其余75%部分按照10%的比例稅率計算繳納個人所得稅，實際稅率僅為7.5%。

4 實證結果分析

4.1 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的稅收優惠幅度比較

國際上普遍認為EET 模式操作起來更加方便，且稅收杠桿作用更大，即通過降低少量稅收就能得到較高的替代率，目前我國實行的也是EET 稅收模式。本部分內容通過模型推導探索新的稅收政策是否對絕大多數居民有利。

4.1.1 模型結果分析

居民通常會有兩種選擇：一種是不購買個稅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僅依靠個人儲蓄養老；另一種是購買個稅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享受一定的稅收優惠，退休后領取養老金。

4.1.1.1 不購買個稅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

表3 中，工資收入按照9.3%的增長率計算不同等級的工資對應的應納稅額。專項扣除一般是指五險一金，養老保險個人繳納比例為8%，醫療保險個人繳納比例為2%，失業保險個人繳納比例為1%，住房公積金比例為5%至12%，在這里我們取值12%。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是指個人所得稅法規定的子女教育、繼續教育、大病醫療、住房貸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贍養老人等6 項專項附加扣除。假設不存在繼續教育、大病醫療、住房貸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僅扣除子女教育每人每年12000 元，贍養老人每年24000 元，每年共計36000 元。年收入減去專項扣除和專項附加扣除再減去一年的基本稅前扣除費用60000 元即為應納稅所得額。全年應納稅所得額在個人所得稅稅率表中對應不同的應繳稅率，最終可以計算出年應納稅總額。

表3 不購買稅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居民應繳稅額單位：元

4.1.1.2 購買個稅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

2017年貴德縣總日照時數為2728 h，比去年相比少了25 h。其各月日照的時數和去年同期相比，在2月、4月、6月、8月和10月都發生了減少，其它月份日照時間則增加了。冬季（12-2月）的總日照時間為641 h，除了2月份有所降低外，12月以及1月都呈現了明顯的上升趨勢。

表4 中，按照稅延型養老保險抵扣金額=月工資*6%可以計算出應繳保費，但要注意個人養老金賬戶參加人每年繳納個人養老金的上限為12000 元。根據可以計算出退休前每年養老金賬戶的現值，以及設定的養老金收益率可以計算出各年份養老金賬戶的終值。

表6 線性回歸分析結果

4.1.2 結果比較

將兩個表格中的應交稅費進行比較，可以發現，當工資增長率按9.3%的趨勢增長并且月收入在22000 元時，購買個稅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所繳的稅費會低于應納稅額。也就是說，在現行稅收制度下，年收入值在26 萬元左右，即個人月收入高于22000 元時，EET 模式的個稅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才具有稅收的優勢。而對于月收入低于22000 元的居民來說，通過儲蓄積攢養老金則更為劃算。

4.2 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的養老金替代率分析

養老金替代率是指勞動者退休時的養老金領取水平與退休前工資收入水平之間的比率，是一個國家或地區養老保險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反映退休人員生活水平的經濟指標，衡量了勞動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依據過往研究，本文選用退休人員平均退休金與在職職工平均工資收入之比衡量全國養老金替代率狀況［18］。由圖3可得，我國總養老金替代率由2000 年的71.50%逐漸降低至2019 年的40%，2020-2021 年養老金替代率雖然有小幅上升，但仍低于警戒線。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發布的《社會保障最低標準公約》，通常認為養老金替代率保持在70%～80%可以保證勞動者退休后生活水平基本維持不變，60%的替代率只能保證基本的生活水平，55%則已經處于警戒線附近，低于此水平的退休后生活質量將顯著下降。

圖4 延遲退休政策下的養老金替代率

首先對模擬數據進行養老保險替代率計算。若居民選擇按時退休，購買個稅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的養老金替代率隨著月收入的增加呈現出先增大后降低的趨勢。根據表3，月收入為22000元左右時，養老金替代率達到最高值28.86%。這說明，月工資低于22000 元時，購買個稅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對于維持退休后的生活水平具有一定的效果；而當月工資水平高于22000 元時，僅依靠個稅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不足以維持較高的養老金替代率，需要有額外的養老產品進行配合。

延遲退休同時提高財政的社會保障支出比例可以提升養老金替代率［19］。但滯后窗口期不足13 年［20］。人口老齡化背景下，2022 年2 月，國務院印發《關于印發“十四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服務體系規劃的通知》，提出：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江蘇、山東率先試點延遲退休方案。目前世界主要經濟體的退休年齡普遍都在65 歲以上，因此文章將退休年齡X 作為影響養老金替代率的一項因素進行研究。

從上表可知，對模型進行F 檢驗時發現模型通過F 檢驗（F=25.47，P=0.019＜0.05），說明X 一定會對PRR 產生影響關系，X 的回歸系數值為0.016（t=5.047，P=9.39e-07＜0.01），意味著X 會對PRR 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關系。

使用Logistic 回歸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由表7 可以得出常數項與退休年齡X 的P 值均大于0.05，為不顯著，因此不適宜采用Logistic 回歸模型進行回歸。

表7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

選擇泊松回歸模型對養老金替代率PRR 與退休年齡X 進行回歸分析，如表8 所示，常數項與X的P 值均大于0.05，不顯著，無法拒絕參數為0 的假設，不適宜采用泊松回歸進行分析。

表8 泊松回歸分析結果

使用指數回歸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由表9 可以得出常數項與退休年齡X 的P 值均大于0.05 沒有能夠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指數回歸檢驗，因此不適宜采用指數回歸模型進行回歸。

因此，最終選擇線性回歸模型對影響養老金替代率的退休年齡進行擬合，將X 作為自變量，而將PRR 作為因變量進行線性回歸分析，模型公式為：

PRR=-0.739+0.016X

也就是說，延遲退休政策對提升我國個稅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的替代率具有正向作用，當前實施延遲退休政策是正確的選擇。

5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5.1 研究結論

2014 年，中國開始在企業年金實施個人所得稅遞延優惠政策，繳納企業年金并在退休后提取養老金時支付個人收入部分遞延稅款，減輕了當前的稅收負擔。2015 年在個人商業養老保險領域啟動了個稅遞延試點，意味著稅收優惠已全面覆蓋中國養老保險體系的三大領域?；诖?，文章針對我國實施的個人養老金制度構建精算模型進行測算，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我國三支柱養老體系發展不平衡，基本養老保險覆蓋率較高，已近10 億人，占我國養老體系的62.13%，參加第二支柱養老的人數占比37.87%，第三支柱剛剛起步，參與人數不足五萬人，無法形成覆蓋規模。目前，基本養老保險承擔了我國主要的養老保障，一方面由于人口出生高峰期的人口集中進入老齡退休期，另一方面由于生育率的降低，基本養老保險出現可持續性風險政府負擔沉重。我國個人賬戶中的養老金會被用來補充社會統籌賬戶資金。同時，企業年金的投資收益率波動較大，年平均收益率僅為7.54%，收益較低且不穩定，參與范圍局限于企業職工，不具有普惠性。

第二，個稅遞延政策僅對收入較高群體有優勢，而不利于中低收入人群，對高收入人群來說容易形成多重保障，中低收入人群未能享受政策優惠，打擊了居民參與熱情。但同時，對于適用于高檔個稅稅率的納稅人而言，1000 元的抵免金額僅意味著在保險繳費期最多享受450 元的稅收優惠，在領取養老金時還需補繳遞延稅款?？紤]貨幣是具有時間價值的，稅收優惠政策對于高收入人群來說并不具有吸引力。此外，個稅遞延政策不能惠及所有群眾，覆蓋率較低。個稅遞延型商業保險主要針對城鎮職工以及個體工商戶、個人獨資企業投資者等，而城鎮居民、失業人員、自由職業者無法享受個稅遞延政策；同時，試點地區較少，試點人群不足，導致試點效果不佳。個稅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實施產品制模式而非賬戶式模式，運營流程設計復雜，限制了試點的推動。同時，目前個人養老金可以購買的產品稅收優惠政策的指向較為單一。

第三，在第一第二支柱維持目前保障水平不變的條件下，實行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制度作為我國養老政策的補充對養老金替代率的提升效果較好。同時，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勞動力供給的減少和人口紅利的消失，給我國基本養老金帶來了巨大壓力。延遲退休政策顯著提高了我國第三支柱養老金替代率，退休年齡與養老金待遇成正相關，退休年齡延長，則繳費時間增加，基金積累總額增加，會提高個人賬戶養老金替代率的水平。

5.2 政策建議

建立發展養老金三支柱體系是我國發展養老金融、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客觀需要。其中發展第三支柱養老保險的一個重要任務是推進個人養老金發展，讓有需求的個人通過自我儲蓄投資提高養老待遇水平。

第一，依據發達國家經驗，第三支柱規模主要來源于第二支柱的滾存，因此若要促進個人養老金制度的發展就應推動養老第二支柱的發展。我國企業年金投資收益率16 年來年平均收益率為6.58%，且在近三年呈現出下降趨勢，且由于稅收優惠政策力度不夠，許多有條件建立企業年金的企業尚處于觀望態度，我國第二支柱未發揮作用。因此，政府應當從稅收層面上給予企業年金優惠政策，鼓勵企業和職工個人共同繳費。盡快研究出臺企業年金稅收優惠政策，并完善相關法規，促進企業年金和個人自愿性養老保險發展，并鼓勵企業通過專業化的投資機構投資資本市場，實現養老金保值增值。

第二，所有合規的銀行理財、儲蓄存款、商業養老保險、公募基金等金融產品都應該列入賬戶資金的配置范圍，以滿足不同群體需求。同時，相關參與金融機構應按照要求，研究開發具有各種風險偏好的豐富優質的符合規定的金融產品，便于居民個人根據需求，在繳費期內靈活更換多種投資組合。商業養老保險可以在保證一定收益的情況下，適當降低參保門檻，并嘗試向城鎮和農村居民全面推開，充分發揮其規模經濟的優勢，注重保護低收入弱勢群體的利益。針對我國不同地區發展水平不平衡的問題，要實行差異化的稅收優惠政策，體現公平原則。對于沒有達到起征點的低收入居民，可以采取政府補貼、以家庭為單位購買等方式激勵居民參與個稅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對于收入較高的居民，可以延長投資的期限，使居民獲得更高的收益。

第三，隨著生活和醫療水平的大幅提高，人均預期壽命也在不斷增加，當個人賬戶的養老金余額支付完畢而參保者仍繼續存活，國家財政需承擔繼續支付的責任。面對我國資本市場不完善和投資收益的不確定，在統籌層次較低時提高退休年齡更有利于提高養老金替代率。因此逐步延遲退休年齡,盡快落實彈性退休制度是當前緩解養老財政壓力的重要舉措。促進我國健康衛生事業發展，同時配套其他有利于提升居民生活質量的措施，激勵居民積極參與延遲退休政策，加強居民退休后的生活保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