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視角下祁英濤先生對地方古建筑修繕的影響研究

王軼祺 徐蘇斌

摘要：祁英濤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古建筑保護專家。自1950年代起，祁英濤先后任職的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古代建筑修整所、文化部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等機構，古建筑修繕范圍從北京擴大到全國，“自上而下”地指導了山西、河南、河北等省份的古建筑修繕保護工作。本文以中央和地方關系視角，基于相關的文獻史料，采訪參與過祁英濤主持和指導的重點文物保護工程的部分親歷者，探討祁英濤古建筑修繕理念在地方的傳播過程和影響途徑，從而反映古建筑保護的進程中人才培養和輻射影響的重要性，以及我國古建筑保護的探索之路。

關鍵詞：祁英濤；口述史；古建筑修繕；遺產保護思想；人才培養

2023年是祁英濤先生百年誕辰。作為新中國成立初期至1980年代我國古建筑保護工作的見證者和踐行者，祁英濤先生將一生奉獻給文物保護事業，主持或參與了北京、河南、河北、山西等省上百項古建筑調查研究和保護工程，通過古建訓練班教學、古建筑修繕實踐等，“自上而下”地將修繕理念、修繕原則傳播到地方，從而推動了我國古建筑修繕保護工作的開展。

一、祁英濤先生學術背景

祁英濤先生自1950年代歷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古代建筑修整所工程師，文化部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高級工程師，中國文物保護技術協會常務理事，長期從事古建筑的維修保護工作，成績卓著[1]。經他之手修復的古建筑如今依舊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受到公眾的贊賞和學者的持續研究。

1950年代初期雁北文物考察團①調查成果發布后，為掌握重點地區重要古建筑的情況，從1952年起，祁英濤先生開始推動河北和山西的修繕工作，如對佛光寺的壁畫及彩畫進行補充調查研究（《兩年來山西省新發現的古建筑》）[2]。隨著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簡稱“文整會”）將修繕范圍從北京擴大至全國，祁英濤先生也正式參與到地方如河北、山西、河南等省份的古建筑修繕工作中。他先后主持過：山西芮城永樂宮遷建工程（1958—1966），山西五臺南禪寺大殿修復工程（1974—1975），河北正定隆興寺摩尼殿修復工程（1977—1980），河北正定開元寺鐘樓維修工程（1988—1990），等等。在永樂宮遷建工程中，他開創了我國古代壁畫揭取和修復技術的新篇章，對今天的壁畫修復工作仍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3]。除此之外，祁英濤先生參與了先后四期全國古建訓練班以及地方的古建筑培訓班教學工作，培養了一大批地方古建筑修繕中堅力量，如楊煥成②、張家泰③、李會智④、賀大龍⑤、孟繁興⑥等人。

根據國家文物局發布的數據，山西省現有530 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河南省419處，河北省286處，三省居全國前三（圖1）。從1961到2023 年，三省公布的各級文物保護單位數量劇增，通過保護修繕得以留存下來的古建筑數量也在逐年增加，這離不開以祁英濤先生為代表的古建專家們的努力。無論古建筑調查研究，還是修繕理論與實踐，祁先生都處于領先地位⑦。

二、口述史方法的選擇

（一）口述史的必要性和價值

近年文化遺產保護逐漸為學界所關注，而1950至1980年代的文物保護歷程可以說奠定了我國文化遺產保護理論和實踐的基礎，與之相關的人物以及研究資料不斷被挖掘和闡釋。隨著新史學和歷史敘事學的展開，人們逐漸意識到，沒有被記錄和敘述的那部分歷史同樣的重要[4]。面對文獻、檔案資料數量的有限性，通過口述挖掘出新的史料不可或缺。

對一個完整的歷史事件的還原需要由各個階層的人們進行詮釋。通過采訪與祁英濤先生修繕經歷有重疊的地方上的古建筑修繕親歷者，可構建更加全面的人物形象，從而補充1950至1980年代古建筑修繕歷程的細節。另外，受到特定歷史時期政治經濟文化背景和編寫者個人傾向等因素影響，已有的文獻資料可能會有意無意地忽略或回避細節。比如，20世紀歐洲文物修復三大主要理論流派⑧是否影響了祁英濤先生在古建筑修繕實踐的操作，這在其個人的文獻中鮮少提及；而通過采訪，將視角轉向事件的親歷者，即祁英濤先生古建保護工作的旁觀者，去尋找現有資料中被忽視和隱藏的細節， 并與文獻資料相互佐證，可以彌補現有文獻資料的不足。

其次，從中央和地方的視角出發，祁英濤先生作為中央文物保護機構的代表之一，“自上而下”對地方古建筑修繕的指導，相關研究較少，口述史方法通過對與祁英濤先生共事過的地方省市人物記憶的挖掘，“自下而上”地發掘相關線索。這種碰撞將使對我國古建筑修繕歷程的研究更加完整。

（二）口述對象的選擇

根據祁英濤先生的古建筑考察地域和教學覆蓋人員，筆者采訪了河南省的楊煥成、杜啟明⑨， 山西省的任毅敏⑩、賀大龍、李會智，河北省的劉智敏?等古建保護領域資深專家。

（三）口述史的局限性

口述史的研究主要來自受訪者的記憶，而記憶又受到時間、社會、政治環境因素的影響，通常受訪者對于采訪對象的回憶大都帶有個人主觀色彩。因此面對口述資料真實性的問題，需要將檔案、文獻資料等與口述材料進行相互佐證，確認無誤后使用。

三、古建筑修繕理論的傳播

（一）祁英濤的古建筑修繕理論

祁英濤先生在1981年完成的《中國古代建筑的維修原則和實例》中提及：“解放初期，由于舊社會長期以來無人管理，大部分已殘破不堪……根據當時的經濟、材料、技術力量等方面都不足的現實情況，制定了‘普遍保養，重點維修’的保護方針。首先要做到使現存有價值的古代建筑維持‘不漏不塌’……保持了如此眾多的古建筑免于塌毀消亡”[5]。他在1985年完成的《古建筑維修的原則、程序與技術》中提及：“《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在第十一條中，對古建筑的維修提出‘必須嚴格遵守恢復原狀或者保存現狀’的原則……是完全符合我國的現實情況的?！薄耙蛔ㄖ锏脑瓲?， 應該指一座建筑物原來建造時的原狀，不一定是最早歷史年代的式樣，要以現存實物的鑒定時代為準”[6]。

以山西五臺南禪寺為例。南禪寺大殿始建于唐建中三年（782年），是我國現存最古老的木構建筑物。1953年，南禪寺在山西省五臺縣李家莊被發現，此時便“已殘毀急待修繕”。祁英濤先生于1954年4月向文整會提交了《山西省五臺縣李家莊南禪寺勘察報告》，并附《南禪寺大殿修復計劃初步草案》。1954年，文整會將方案遞交劉敦楨、梁思成、劉致平等專家征求意見。其中劉致平先生針對方案提到“無什么把握時，不要輕易更改現狀”；劉敦楨先生回信“多做研究，方能最后決定”[7]。之后，南禪寺維修不再提及，僅進行了瓦頂補漏、遷出住戶、補砌圍墻等“保存現狀”的修繕措施[8]，保證其“不漏不塌”。直到1972年11 月，國務院批準《關于云岡石窟、五臺南禪寺、洪洞廣勝寺三處國保單位搶修保護計劃》[9]。自1966 年邢臺大地震后便以支護狀態度過近20余年的南禪寺終于開始了修繕工程，由祁英濤先生主持。工程對瓦飾的“鴟尾”復原最終沒有采用楊廷寶先生建議的參考日本唐招提寺鴟尾方案，而采用了渤海國上京城址出土鴟尾樣式方案，這一復原做法還引起了學界對相關修復理念的討論。

對于南禪寺大殿的“鴟尾”修復，祁英濤先生本人也有反思：“因為它的原狀是缺乏原建筑上殘存實物參考的。這一部分的復原工作，雖然我們也費了許多時間，但結果是不理想的。這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而采取的辦法”[10]。

根據南禪寺修繕方案來看，祁英濤先生的修繕原則在“保存現狀”和“恢復原狀”中，都偏向“恢復唐制”。

這一理念與當時歐洲文物修復三大主要理論流派中法國派的“風格性修復”有相似之處，其代表人物維奧克勒·杜克（Viollet-le-Duc）主張“恢復一座建筑物，并不是指保存它，整修它，或再建它，而是實現其前所未有的完整狀態”，強調風格統一的重要性[11]。除南禪寺大殿修繕工程，河北正定隆興寺慈氏閣部分復原和開元寺鐘樓移除上層的清代構件，都體現了“恢復原狀”的理念。祁英濤先生在《古建筑維修的原則、程序與技術》中概括了歐洲的三種修復思想類型，但并沒有對其進行評述。另外，此前1950年代由余鳴謙先生主持的正定隆興寺輪轉藏閣修繕工程，恢復宋代建筑原狀，撤除了后世維修所加腰檐，作為我國古建筑修復工程首次“復原修繕”，對當時的古建修繕影響甚大[12]。

制定正定隆興寺摩尼殿修繕（1977—1980） 方案時，祁英濤等人對構件等進行了評估，留下做得規范的構件，保留了明代的瓦頂形式，時代特征并沒有都給換掉?。這樣的設計方案和1980年代我國的“不改變文物原狀”、保存文物現狀、保留歷史信息的保護價值觀相一致。

（二）祁英濤對地方古建筑修繕理念的影響

1950至1980年代，地方文物保護機構陸續成立，但修繕力量依然薄弱，而大量古建筑修繕工程亟待實施。地方工程修繕主要通過兩種方式進行： 一是中央古建筑保護專業機構的專家主導設計，地方古建隊伍負責施工；二是地方自行做設計，北京專家提供技術指導。

例如， 河北正定開元寺鐘樓維修工程（1988—1990）的方案設計中，由祁英濤先生主持，當地配合并成立設計室。祁英濤先生主要負責設計，指導當地技術人員繪圖、測量、學習配料和指導工人施工等。河南登封嵩岳寺塔修繕工程（1984—1991），先后得到楊烈、祁英濤、杜仙洲、黃克忠、梁超、孔祥珍等專家的意見指導，并在1988年4月召開的嵩岳寺塔現場匯報會上，得到楊烈和祁英濤先生的具體指導[13]。嵩岳寺塔保護方案的制定也是在祁英濤先生指導下進行，由河南古建所負責施工，期間根據祁先生提出的意見進行相應改動?。

李會智認為，山西早期的古建筑保護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同時期的法國派“風格性修復”的影響?，追求恢復原狀，初期的做法大多是落架大修，如五臺山佛光寺、太原晉祠魚沼飛梁等修繕保護工程。說到祁英濤先生在山西的古建筑修繕工作，就不能不提及柴澤俊先生?。柴澤俊于1954年參與晉祠獻殿的修繕工程，向來晉祠考察和工作的祁英濤、杜仙洲等古建筑專家學習[14]。從永樂宮搬遷工程到南禪寺大殿修復工程，柴澤俊都在祁英濤先生主持維修設計下負責工程實施。這兩項工程都是“文物建筑全面‘恢復原狀’”理念的嘗試， 二人后來針對“原狀”都進行了總結和反思，更同意“結構復原”即局部復原。祁英濤先生是柴澤俊古建筑保護路上的指引者和同行者，在永樂宮的遷建項目中，針對“原狀”的討論，柴澤俊后來回憶：“保持原狀就是保護古建筑文物修復質量的最好標準。筆者的這一觀點，幾次得到祁英濤先生等的肯定和支持”[15]。1992年，柴澤俊主持的晉祠圣母殿工程同樣采用了落架大修的方法，但選擇了局部復原的手法。

綜上，祁英濤先生作為中央文物保護機構專家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三省的古建筑修繕工作，他的修復理念通過方案設計、技術指導或人員指導影響著地方的古建筑修繕體系構建；他的理論也反映了我國古建筑修繕理論的發展變化，并在各個階段的古建筑修繕實踐中體現出來。

四、人才的培養

（一）古建筑訓練班

1952年文化部文物局等機構在舉辦考古訓練班的同時，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和副局長王冶秋開始考慮古建人才的培訓問題，并將此任務交給了文整會。同年舉辦的第一期古建人員訓練班，古建組的祁英濤、余鳴謙、于倬云，文獻組的杜仙洲等都參加授課，并請梁思成先生來做專題講座[16]；學員? 分成若干組，每組由一位工程師負責，學員加入教員當時負責的保護工程項目邊工作邊學習[17]。

1954年第二期古建人員訓練班招收學員共15 人。1956年，又招選6人組成第二期實習班招選班，課程增加了祁英濤講授《古建筑的鑒別》。

1964年第三期古建筑測繪訓練班學員共37 人。開學前授課教師就開始編寫講稿或講義，其中祁英濤負責講授《中國各時代建筑特征概述》及《古代建筑保養維修工程知識》[18]。

1978年河北正定隆興寺摩尼殿修繕工程進行期間，祁英濤先生在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招錄部分學員開展古建筑保護與維修相關內容的培訓[19]，他的講稿《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的保養與維修》《中國古代壁畫的揭取與修復》投入使用。這批學員后來成為河北省古建筑保護力量的基底。

1980年，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委托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及湖北省文化廳舉辦第四期全國古建測繪訓練班，招收學員60人，祁英濤、余鳴謙、李竹君、梁超、楊玉柱等參加了教學工作。當時大部分學員為返城知青，可以說訓練班開啟了他們對古建筑保護理念的認知?。

1981年，山西也開設了第一期省級古建筑培訓班，授課老師包括柴澤俊、祁英濤、莫宗江、羅哲文、王世仁、杜仙洲等先生。

祁英濤先生參與的先后四期全國古建訓練班培養了一大批古建筑保護人才。大部分學員在培訓結束后回到當地繼續從事古建筑相關工作，將所學到的古建筑保護修繕知識自中央傳播到了地方。第一期學員李竹君成為第三期的教師，梁超也成為了古建筑保護的專家，楊煥成、張家泰、孟繁興等先后擔任省級古代建筑保護研究所所長，李會智任山西省古建筑維修工程質量監督站站長，等等（圖2）。

（二）地方實踐培養人才

1958年開始的永樂宮遷建工程，由祁英濤先生主持。在面對永樂宮殿內壁畫如何揭取包裝、安全遷運、加固復原的技術難題時，祁英濤先生在北京，柴澤俊在太原分別做實驗進行研究。這項工程填補了當時我國壁畫揭取技術的空白[20]，為古代壁畫的遷建提供了豐富的理論支撐和寶貴經驗。1959年11月末，永樂宮龍虎殿拆卸工程結束，結合工程，祁英濤先生為工人們現場講授古建筑的拆卸技術、程序和方法等。通過授課，施工人員的專業知識有了極大提高，在后來拆卸純陽殿過程中得心應手[21]。長達8年的工程，為山西古代建筑保護研究所奠定了技術班底，包括管理、技術和工匠層。從永樂宮搬遷開始，可以說山西的古建筑保護傳承了祁英濤先生的理念，包括工藝做法、對傳統建筑、傳統文化的認知、勘察測繪和資料整理，等等?。在工程結束后，各個工種的參與人員都成為山西省古建筑維修保護的主要力量。在1973年南禪寺的修復中，山西本地人員已經能夠承擔工程大部分修繕工作。永樂宮的搬遷也為1984年啟動的長子法興寺的搬遷、復建工程提供了經驗基礎。

20世紀的古建筑修繕實踐，設計和施工緊密聯系。祁英濤先生很注重現場工作，勘察古建筑結構以制定最佳方案。他會要求在現場的人畫構件大樣的節點圖和每一種類型的斗。這種做法相當于解剖了古建筑，大家會記住該建筑所有的尺寸?。通過“打開”一座古建筑的結構，分析構件上的痕跡，思考這么做的過程和原因，從而制定古建筑保護措施。河南登封嵩岳寺塔修繕項目中，祁英濤先生不僅指導設計，也親自爬上架子勘察。經過他的言傳身教，在河北正定廣惠寺華塔修復項目中， 劉智敏為了解塔身“泥塑”外面的灰皮是如何砌筑的，“按照祁先生的那個方法調研，做了若干實驗，最終成功找到了與原質地、效果最接近的材料配比和做法”?。

除了工作態度、作風影響后輩，他嚴謹謙遜的學術態度同樣令人尊敬。他對后輩盡心培養，同時保持謙遜的態度?！坝腥苏埰罾蠋熑ブ笇В潮荆?，他的態度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說他回去查一下，那時沒有電腦，就回去找（做記錄用的）卡片和繪圖”?。

《古建筑維修的原則、程序和技術》一文中，祁英濤先生對于制定古建筑維修方案的方法和程序，強調要對建筑物進行詳細的觀測和復查，才能確定修繕方案[22]。祁英濤將此原則踐行在各個古建筑保護工程上，不僅關注理論，更是在實踐中提升對古建筑及其修復的認識，以尋求最佳方案，身體力行地影響著周圍人，帶動著地方的古建筑修繕工作。

五、結語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古建筑保護工作進入新的階段，隨著文物事業的發展，文整會開始面向全國。地域范圍的擴大，古建類型的多樣化、復雜化，使文物保護工作難度大幅增加。以祁英濤為代表的新中國第一批古建筑專家，通過一系列古建筑勘察活動對河北、山西的古建筑有了初步認知，撰寫文章陳述現狀，呼吁對其進行修繕。正是在他們的不斷探索下，我國的古建筑修繕制度日趨完善， 逐漸形成一套適合國情的古建筑修繕理論。

祁英濤先生不僅僅是理論的研究者，更是實踐中理論的踐行者。他做的每一個工程項目都體現了其對古建筑的思考和理論的踐行，通過他主持的南禪寺大殿修復、永樂宮遷建等項目都能體現出從“不漏不塌”到“恢復原狀，保存現狀”再到“不改變文物原狀”的文物保護理念。通過這些項目， 祁英濤先生的工作作風、學習態度潛移默化地影響了身邊的人，他對古建筑維修的思考、技術手段都毫無保留地傳承給地方的古建修繕從業人員。

祁英濤先生也從不吝于對后輩的培養，他積極參與四期全國古建訓練班和地方組織的培訓班的教學工作，撰寫講義，“師帶徒”地教授古建筑知識。學生們都對其充滿敬仰，這些學員大都回到地方成為這一領域的骨干力量。

通過口述史的方法，挖掘隱藏在受訪者內心的記憶和細節，使祁英濤先生的人物形象更加豐滿，也讓我們看到人才培養及其輻射影響在古建筑修繕歷程中的重要性。從他們身上，也能反映出我國古建筑保護歷程的思想變遷。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中國文化基因的傳承與當代表達研究”（21ZD01）；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近代東亞地區法國租界規劃建設比較研究”（52178021）；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全球化視角下的近代京津冀開埠城市建設史研究”（23YJC77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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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孫秀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