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全新世姚江河谷平原古文化遺址分布變化及動因的GIS 分析

林芳由，王張華，宓欣蕓，苗炳迪，雷 少，李冬玲,4，沙龍濱,4，徐 皓,5*

（1.寧波大學地理與空間信息技術系，浙江?寧波 315211；2.華東師范大學河口海岸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上海 200241；3.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寧波 315000；4.浙江省陸海國土空間利用與治理協同創新中心，浙江?寧波 315211；5.浙江新型重點專業智庫寧波大學東海研究院，浙江?寧波 315211）

聚落的時空演變是聚落考古重要的研究內容，其不僅可以用于反演聚落社會的時空變異，亦可探究聚落社會同自然環境的關系[1]。當前，全新世聚落遺址的時空分布以及人類活動對環境快速變化的響應已愈發成為全新世人地關系研究的熱點[2]。國內學者在西北[3,4]、華北[5]、東北[6]、華東[7]、西南[8]等地區所進行的相關研究已取得豐厚的成果。

姚江河谷平原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9]，人類開展農耕活動的歷史悠久[10]。在持續數千年的文明演進過程中，河谷內的先民們創造了燦爛的河姆渡文化，留下了橫跨多期、數量豐富的考古遺存。由于地處濱海低地，姚江河谷平原在全新世經歷了劇烈的環境演變, 是研究環境變遷及新石器文化響應的理想區域[7]。21 世紀以來，許多學者都曾對該區各時期人類遺址的時空演變進行分析，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1-14]。然而，目前已有研究多為對現象的描述，較少涉及對演變過程的定量分析。近年來，隨著國家在“進一步提升中華文化軟實力，增強中華文明影響力”方面的持續發力，河姆渡文化的價值正愈發得到重視。2021 年11 月，河姆渡文化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相關工作正式開啟。2022 年12 月，河姆渡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獲得了國家文物局的正式立項。值此關鍵時期，對作為河姆渡文化發源地的姚江河谷平原進行先秦遺址時空分布的地理信息系統（GIS）空間分析，將有助于進一步了解河谷內的文明演進過程與動因。

GIS 空間分析是定量研究遺址時空演變的有效技術手段，其在處理考古學數據這類具有空間和時間雙重屬性的數據時具有獨特的優勢[15]。本文依托姚江河谷平原內已公布的考古發掘資料，使用ArcGIS 軟件對該區先秦遺址進行GIS 空間分析，同時結合前人環境考古研究成果，分析環境變遷對河谷內人類活動的影響，以期更好地理解姚江河谷平原先秦文化演進的過程及其對環境變化的響應和適應。

1 研究區概況

1.1 自然環境概況

姚江河谷平原是寧紹平原的組成部分（圖1a），位于長江三角洲南翼，杭州灣南岸，東西長約40 km，南北寬約6 km。此區域北鄰翠屏山脈，南倚四明山脈，西接蕭紹平原，東至寧奉平原。在四明山東北麓，大隱慈城高地自西南向東北深入河谷平原（圖1b）。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中期，河谷內經歷了曠日持久的海侵，海水帶來了巨量的沉積物，在整片河谷中堆積了10～50 m 厚的淤泥層，致使此地區整體地勢低平，無較大起伏[16]。平原的地面海拔平均約為3 m，南北兩側山區亦較為低矮，海拔普遍在1000 m 以下[17]。

姚江河谷平原地處亞熱帶季風區，屬海洋性氣候，四季分明，溫暖濕潤，降水充沛。此地區年均溫約為16℃，年均降水量約為1300 mm，主要集中于夏季。優渥的水熱條件使得平原內水網密布，河湖眾多。其中，姚江水系為主要水系，水系密度0.34，水系頻度0.024[18]。姚江干流源出四明山脈，自余姚市向東注入河谷平原，自西向東流經平原南側。其支流眾多，干流左側平原性支流共計12 支，干流右側山區性支流共計6 支。主要支流慈江自東向西于丈亭三江口匯入姚江（圖1b）。

1.2 考古文化序列

姚江河谷平原最早的人類活動可追溯至全新世早期。井頭山遺址中出土的豐富遺存證明了早在大約8 cal ka BP，已有先民在平原定居[19]。7 cal ka BP 后，姚江河谷平原內孕育了燦爛的河姆渡文化。關于河姆渡文化的分期，自河姆渡遺址發掘以來便一直處于爭論之中，至今仍未取得共識。目前學界普遍認可“四期說”，其基本思想是將河姆渡遺址的四個文化層作為河姆渡文化整體發展上的四期[20]。由于目前各期河姆渡文化層的測年數據較少，因此它們的絕對年齡尚無定論。在河姆渡文化存續的近兩千年間，杭州灣北岸的新石器文化亦在發展壯大。自河姆渡文化三期伊始，杭州灣北岸的新石器文化便開始向杭州灣南岸的姚江河谷平原進行單向滲透，與河姆渡文化相互交融[21]。在河姆渡文化消亡后，河谷內的文化面貌與杭州灣北岸的良渚文化呈現出高度的相似性。此階段的文化類型被稱為良渚文化名山后類型（大約為5000～4500 cal a BP）[22]。良渚文化消亡后的近千年時間里，只有小東門、東門村等個別遺址出土有遺物，類似器形見于上海的“廣富林類型”[23]。此階段稀少的考古發現可能說明河谷內存在一段漫長的文化空窗期，亦可能是彼時的人類活動痕跡尚未被發現。直至商周（3500～2200 cal a BP），人類活動的遺物和遺跡才再一次大規模出現。綜上所述，姚江河谷平原主要的先秦考古文化序列可歸納為“河姆渡文化一期-河姆渡文化二期-河姆渡文化三期-河姆渡文化四期-良渚文化名山后類型（下文簡稱良渚文化）-商周”。

2 研究材料與方法

2.1 材料來源

研究區的數字高程模型（DEM）數據取自中國科學院地理空間數據云平臺，空間分辨率為30 m。使用ArcGIS軟件對其進行裁剪、分層設色等操作以滿足制圖需求。研究區內所收集的考古遺址及其地理位置、文化分期等基礎信息取自《河姆渡文化初探》、《河姆渡文化研究》、《河姆渡文化》、《中國文物地圖集（浙江分冊）》等各類相關書籍，以及研究區內各遺址的考古發掘報告與相關單位的官方網站。本次研究共收集已公布且有文化層分期信息的遺址63 處。由于多數遺址發掘于二十世紀，可供參考的測年材料十分有限。因此，各遺址的分期均按照文獻公布的和出土器物確定的考古學分期結果。

2.2 研究方法

2.2.1 繼承性分析

繼承性分析的目的是判斷同一地區某一時期的遺址有多少延續到了下一個時期，常由疊置系數實現，其思路是計算晚期遺址中包含早期遺存的遺址數量與早期所有遺址數量的比值。通過比較不同時期的疊置系數，不僅可以判斷遺址繼承性的變化，亦可以為探討人類遺址變動與自然環境變遷的關系提供參考[24]。本文統計了姚江河谷平原各時期遺址的數量并計算各時期遺址的疊置系數以了解其繼承關系。

2.2.2 與山地距離重建

通過計算各時期遺址與山地的距離以反演人類遺址從山地向平原的遷移進程。這一構想分為兩步實現，首先，提取研究區內的山地部分為一個統一的面；其次，使用ArcGIS 的“近鄰分析”功能計算得到各遺址點與山地面的水平距離。其中，山地面的提取借鑒了楊露等[25]的方法，具體實施步驟可概括為以下幾步：①使用均值變點法確定研究地形起伏度的最佳統計面積以盡量去除局部劇烈地形起伏的影響。②依據上一步得到的最佳統計面積，通過提取鄰域內像元的平均海拔高度以得到整片研究區修正后的海拔高度。③以海拔作為X 軸、各海拔對應的網格數目為Y 軸建立曲線，提取曲線由陡及緩的拐點的海拔作為山地與平原的分界（本文為10 m）。④提取所有海拔高于10 m 的部分，并結合遙感影像校正以獲取完整的山地面。

2.2.3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通過對密度計算結果進行二維灰度表達或三維曲面表達，使得人們可以簡單直觀地獲取點群的聚集或離散等分布特征[26]。由以往的研究可知，農業、采集、漁獵等活動大約發生于遺址周邊5 km 的范圍內[27]。因此，本研究使用ArcGIS 的“核密度分析”功能并選取5 km 為搜索半徑分析各時期的姚江河谷平原遺址，以揭示不同時期遺址的分布密度，進而了解其空間集聚特征。

2.2.4 規模分析

史前遺址規模的確立與眾多因素相關。借鑒前人遺址規模劃分的經驗[28-30]，并結合姚江河谷平原的實際情況，本文選取遺址面積、文化層厚度、遺跡、遺物四項指標作為劃分標準，盡可能避免單一指標帶來的偶然性。其中，遺址面積與文化層厚度為數量型變量，直接從公開資料中收集。遺跡與遺物為分類型變量，經過賦值、打分等處理后轉化為數量型變量（表1 和表2）。轉化完成后，四項指標均進行極差標準化處理?？紤]到面積大小是普通聚落等級分類的關鍵指標[31]，在建立劃分標準時給予面積大小50%的權重，其余三項指標權重一致，共占50%。劃分標準建立后，甄選出各時期信息較為完善的遺址進行信息采集，缺失的信息使用同一時期所有遺址的平均值代替。采集完成后，使用K-means 聚類法基于以上四項指標進行聚類以劃分出各時期的大、中、小型遺址。

表2 考古遺物豐富程度打分表Table 2 Grading of archaeological remains

3 結論

3.1 遺址數量變化與繼承性

3.1.1 數量變化

姚江河谷平原在河姆渡文化一期時僅發現有6 處遺址，分布于翠屏山西麓、南麓與四明山北麓（圖2a）。至河姆渡文化二期，遺址數量略微增長至8 處，翠屏山東麓開始出現人類活動痕跡（圖2b）。河姆渡文化三期，遺址數量增長至22 處，河谷平原中部地區遺址明顯增多（圖2c）。河姆渡文化四期，研究區遺址數量到達頂峰，共40 處，河谷平原西側遺址數量顯著增加（圖2d）。至良渚文化，遺址數量降至22 處，分布范圍無較大變化（圖2e）。商周的遺址數量為29處且集中在姚江河谷平原東部，中部與西部數量較少（圖2f）。

圖2 姚江河谷平原先秦各時期遺址點分布Fig.2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pre-Qin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he Yaojiang Valley

3.1.2 繼承性關系

由表3 可知，河姆渡文化一期至二期與河姆渡文化二期至三期的疊置系數極高，分別為0.83 與0.88，表明河姆渡文化三期以前的遺址繼承性較高，前期建有聚落的地區到后期大都一直有人類活動。河姆渡文化三期至四期的疊置系數為0.73，相較于之前有小幅下降，指示了史前社群更強的流動性。河姆渡文化四期至良渚文化與良渚文化至商周的疊置系數均為0.43，指示了河谷平原內遺址繼承性的顯著降低。

表3 姚江河谷平原先秦遺址文化疊置系數Table 3 Overlay coefficient of pre-Qin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in the Yaojiang Valley

3.2 遺址與山地距離變化

河姆渡文化一期至商周，遺址與山地距離的中位數在208～447 m 之間，多數遺址與山地的距離都不超過1500 m（圖3）。河姆渡文化一期與二期，所有遺址與山地距離都不超過1000 m。遺址與山地距離的中位數從河姆渡文化一期時的315 m 降至河姆渡文化二期時的208 m，指示了遺址向山地的遷移。河姆渡文化三期時，距離中位數為251 m，無較大變化，然而距離跨度卻增大至10～1460 m。這說明雖然此時期多數遺址依然與山地較近，卻也出現了少數遺址向平原擴散的情況。河姆渡文化四期，距離中位數為447 m，距離跨度為10～2363 m，相較于上一時期均出現了顯著的增大，說明人類遺址開始大舉向平原遷移。而到良渚文化，距離中位數再次降至120 m，距離跨度也縮減為5～1839 m，人類遺址重新向山地靠近。至商周，距離中位數略微增至225 m，但距離跨度急劇增至5～7030 m，指示了人類遺址再一次向平原的擴散。

圖3 先秦各時期遺址與山地距離Fig.3 Distance between pre-Qin archeological sites and mountains

3.3 核密度空間分異

依據核密度的分析結果（圖4），可知河姆渡文化一期與二期遺址整體呈零散分布。在河姆渡文化一期時，只有翠屏山南部的慈江北岸地區核密度略高，大于0.05。河姆渡文化二期，四明山東北的姚江沿岸地區以及翠屏山西南的姚江北岸地區核密度也出現了增長。河姆渡文化三期，以上三處的核密度進一步增長，均突破0.1，形成了三處較為明顯的遺址群，依據主要的發掘遺址，可分別命名為田螺山、河姆渡與鯔山遺址群。此外，翠屏山東麓亦出現明顯的遺址集聚現象，核密度也突破0.1。河姆渡文化四期，河谷平原中部核密度值繼續增加。三處遺址群融合為兩處核密度大于0.125 的大型遺址群，幾乎完全覆蓋河谷平原中部。此外，翠屏山西麓也出現了一處核密度大于0.125 的遺址群。至良渚文化，河谷平原中部核密度顯著降低，再次出現三處核密度在0.1 以上的遺址群。同時，翠屏山東麓也再次出現遺址集群的現象。時至商周，整片姚江河谷平原的遺址分布格局出現重大改變，河谷平原東部與西部出現兩處核密度大于0.125 的遺址群，且東部遺址群的面積明顯大于西部遺址群。

圖4 先秦各時期遺址空間分布核密度圖Fig.4 Nuclear density analysi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pre-Qin archeological sites

3.4 不同規模遺址數量及分布

根據各時期不同規模遺址的數量及其分布情況（表4 和圖5）可知，河姆渡文化一期與二期以大、中型遺址為主。這兩個時期大、中、小型遺址數量比分別為3：2：1 和4：3：1，小型遺址的占比分別為16.67%與12.50%。河姆渡文化三期，三型遺址數量比為3：1：15，即小型遺址數量激增，占比上升至79.95%且主要分布于翠屏山東麓與南麓。河姆渡文化四期，三型遺址數量比為2：1：24；小型遺址數量進一步增加，占比繼續上升至88.89%，廣布于河谷平原西部、中部與東部地區。良渚文化的三型遺址數量比為1：2：14，小型遺址的占比略微下降至82.35%，遺址整體分布格局基本未變。至商周，大、中、小型遺址數量比為3：5：13，小型遺址占比下降至61.90%且主要集中在河谷平原東部。

表4 先秦各時期遺址規模組成Table 4 Size composition of pre-Qin archeological sites

圖5 先秦各時期遺址規模演變Fig.5 Temporal changes in the size composition of pre-Qin archeological sites

4 討論

4.1 先秦文化演替及遺址繼承性的指示意義

河姆渡文化一、二期時遺址數量較少且繼承性高，三期遺址數量明顯增多，繼承性仍然很高，而河姆渡文化四期，雖然遺址數量繼續增加，繼承性卻出現了下降。良渚文化和商周的遺址數量也較多，但是繼承性都比較低。上述演替過程說明，在河姆渡文化一期和二期，研究區成陸伊始，海水侵襲比較明顯，限制了人群的遷徙；但是進入河姆渡文化三期之后，環境較為穩定。前人研究顯示，在研究區大約6300 cal a BP 發生一次大規模的海侵[53]，對應了一次海平面上升事件，大約6000 cal a BP 以后海平面較為穩定甚至略有下降，直到良渚文化末期再次發生海平面上升事件[54,55]。比較穩定的海平面創造了適宜的環境條件，使得河姆渡文化三期和四期的人類活動范圍擴大及對平原低地的土地利用增強。

從河姆渡文化三期到四期，該階段呈現持續成陸和淡水化[55,57]，資源和環境條件利于文化的發展和擴張，因此此時遺址繼承性的下降不是環境變化所致。有研究指出，隨著杭州灣北岸崧澤文化的興起，其對杭州灣南岸的影響也顯著增強[21]，這可能是河姆渡文化四期遺址繼承性下降的主要原因，即可能有新的人群遷入，從而形成較多新的遺址。良渚文化對河姆渡四期遺址繼承性的顯著下降，可能也有人群變化方面的原因。不過，良渚文化遺址數量有所減少、遺址位置再次向山麓靠近，平原地區核密度下降（圖2～4），這些現象說明平原地區生存環境有所惡化。前人研究也顯示，在大約5300～4900 cal a BP 期間，杭州灣沿岸有較頻繁的鹽水入侵和臺風事件[58,59]。因此，良渚文化遺址繼承性的下降，更可能是重大環境變化的結果。

良渚文化末期的海平面再次上升事件，導致姚江河谷平原廣泛被海水淹沒，生態環境嚴重退化[54,60,61]。此外，大量研究表明在4200 cal a BP 左右，世界范圍內出現了一次劇烈的降溫事件，學界稱其為“4.2 ka 事件”[62]。有研究認為，這次事件在長三角地區表現為4400～3800 cal a BP 頻繁的突發性降溫[63]，非常不利于稻作農業的開展。因此，在良渚文化結束之后，研究區目前僅發現有小東門、東門村等少數幾個遺址有廣富林文化遺存，整片河谷平原人類活動痕跡稀少。商周的遺址數量重新恢復至與良渚文化相當的水平，說明研究區的環境再次改善。不過，其較低的遺址繼承性反映良渚文化結束后近千年的時間里，研究區的環境以及人群都發生了巨大改變。

4.2 遺址空間分布演變特征及其對環境變化的指示

在先秦文化演替的同時，遺址的空間分布也發生了明顯變化。由于姚江河谷平原的地理空間具有南北被山地包圍、呈東西向延伸的特征，因此本文從東西、南北兩個方向討論該區河姆渡文化一期到商周遺址的空間分布演變過程。在東西向上，研究區的遺址分布范圍持續擴大（圖4），即河姆渡文化期間，遺址從河谷平原中部開始分別于河姆渡文化二期與四期向東部和西部擴張，良渚文化和商周的人類活動遍布整個河谷平原。值得注意的是，大型遺址從未出現在河谷平原西部，而且從河姆渡文化到商周，大型遺址從平原中部逐漸轉移到了東部（圖5），指示了人類活動重心的東移。以上趨勢可能說明，大約7000 年前，姚江河谷平原的中部地區率先成陸，海岸線向東和向西逐步推進。另外，遺址重心的東移，說明東部相鄰的半封閉環境，即古寧波灣或平原更利于先民的定居，而西部直接連接杭州灣，其安全性及土地資源不如東部。

在南北向上，通過各時期遺址與山地距離的變化可反演人類活動從山麓地區向平原拓展擴張的過程。由圖3可知，研究區的先秦遺址多數位于山麓附近，只有在河姆渡文化四期與商周，平原地區的人類遺址明顯增加。此外，不同規模的遺址與山地距離變化的趨勢并不相同（圖6）：大型遺址與山地的平均距離在河姆渡文化期間較為穩定，在良渚文化和商周期間明顯減??；中、小型遺址與山地的距離自河姆渡文化三期較明顯增大，其中小型遺址在良渚文化期間有所靠近山麓，商周時顯著遠離山麓。由于中型遺址數量極少，因此主要考慮大型和小型遺址空間分布與環境變化的關系。

圖6 先秦各時期不同規模遺址與山地平均距離變化Fig.6 Average distance between pre-Qin archeological sites of different scales and mountains

研究區大型遺址靠近山麓的特征，反映其地勢低洼，對洪水和咸潮等自然災害十分敏感，生存環境并不穩定，因而在山麓地區建立聚落是當時一種由環境因素促成的選址共識[36]。尤其良渚文化的大型遺址顯著向山麓靠近，說明從河姆渡文化四期到良渚文化的過渡時期，研究區發生了重大環境變化事件。小型遺址推測多屬于先民的生產和經濟活動地點，非聚落所在，因此面積不大、文化層較薄、遺物和遺跡較少且類型較單一。河姆渡文化四期和商周小型遺址向平原發展的現象，一方面可能反映了隨著經濟和文化發展，人類開發利用自然環境能力的增強；另一方面可能反映了這兩個階段可利用的水土資源增多。前人研究顯示，杭州灣南北兩岸均在大約5600 cal a BP 普遍發生沉積海退，廣大的土地轉變為淡水環境[56,64]，先民的經濟、生產活動因此向平原地區擴張。另外，也有研究顯示，良渚文化末期大范圍長時間海侵后，到大約3600 cal a BP，研究區重新形成低鹽沼澤環境[54]。

4.3 先秦遺址空間分布與古地理環境演變重建

前人依據鉆孔地層研究認為，姚江河谷平原全新世的環境演變和海平面波動密切相關[65,66]：由于早-中全新世全球海平面的快速上升，姚江河谷和寧波平原逐漸受到海水影響直至大部被淹、成為海灣，尤其是大約7600 cal a BP 的海平面上升事件，使姚江河谷西部也與杭州灣連通，翠屏山成為杭州灣內的島嶼；直至7000 cal a BP，隨著海平面趨于穩定，古寧波灣內開始廣泛形成濱海沼澤，使姚江河谷平原內的環境變得適宜人類生存，從而孕育了河姆渡文化。但是，自河姆渡文化以來的古地理環境演變過程，還缺乏詳細的重建結果。如上所述，姚江河谷平原先秦文化遺址數量和空間分布演替過程，與該區的自然環境變化密切相關。因此，本文結合前人的古環境研究成果，使用古人類遺址反推法[67]嘗試重建的研究區河姆渡文化-商周的古地理環境演變過程如下（圖7）：河姆渡文化一、二期，人類遺址數量較少且集中分布于翠屏山和四明山的山麓地區（圖4a，b），此階段的遺址中出土有海洋生物的遺骸[68]及舟楫或木槳遺存[69]，說明此時河谷平原依然與海洋相去不遠，人類活動也受其制約。這兩個時期平原地區的硅藻分析結果顯示為半咸水環境[70]。由此可見，姚江河谷平原此時很可能仍然繼承大約7600 cal a BP 海侵所形成的古地理環境，成陸區域主要限于山麓，而平原低地區域仍然與海水連通，為殘余古海灣環境（圖7a, b）。此外，河姆渡文化二期翠屏山東麓亦出現新的聚落遺址（圖5b），說明海岸線沿著翠屏山山麓向東推進[71]（圖7b）。

圖7 姚江河谷平原中-晚全新世古地理環境演變示意圖Fig.7 Mid-late Holocene paleoenvironmental evolution in the Yaojiang Valley

河姆渡文化三期伊始，田螺山遺址群的遺址數量顯著增長且有明顯東擴的趨勢，翠屏山東麓的遺址數量和人類活動也明顯增長（圖4c）。這表明河谷平原東部的人類遺址數量明顯增長，可能指示了海水逐步向東退出姚江河谷平原，古海灣萎縮，并在平原中部地勢低洼的區域形成湖泊（圖7c）。同時，前人研究認為此時杭州灣喇叭口的形狀基本形成，南岸的堆積使得姚江河谷平原西部的曹娥江下游淤高，因受潮水頂托無法順暢排水而時常東溢[72]。這一轉變使得河谷平原中部的人類遺址自河姆渡文化三期伊始不得不直面自西而來的大河（下文簡稱古姚江）（圖7c），遭受洪水災害的沖擊[73]，因此河谷平原西部人類遺址較少。由于人類往往會選擇與河流有一定距離又不至于太遠的地區建立聚落，因此本文推測，古姚江東流之初極有可能從河姆渡與田螺山兩大遺址群之間流過，這也與前人的推論相符[72,74]。

河姆渡文化四期，姚江河谷平原的遺址數量和人類活動顯著增加（圖4d），新出現的遺址大量占據了平原中部地勢低洼區域，反映了湖泊萎縮（圖7d）。除此之外，此時期河谷平原西部的姚江沿岸也出現了大量人類遺址，可能反映隨著沉積海退谷地西側的土地資源增加。

良渚文化時，整片河谷平原的遺址數量減少，不同規模遺址與山地的距離均減?。▓D6），這意味著平原地區不適宜人類生存和從事經濟活動。前人研究顯示，從河姆渡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杭州灣沿岸臺風事件頻繁，古寧波灣和姚江河谷平原時常面臨咸潮入侵[58]。另外，前人根據今姚江切穿河姆渡遺址第一文化層（即河姆渡文化四期）的現象，提出其形成于河姆渡文化四期之后[72]。姚江改道（圖7e）或許正是與河姆渡文化四期-良渚文化過渡階段的臺風事件有關。河流洪水和咸潮入侵均不利于平原地區稻作農業的開展，從而導致遺址數量明顯減少。

至商周，姚江河谷平原東側的遺址數量顯著增加（圖4f），所有大型遺址也出現在翠屏山東南麓（圖5f），指示了海岸線的進一步東移（圖7f）。河谷平原東西兩側出現兩處遺址群，平原中部的遺址卻數量稀少，可能與地勢的演變有關。如今的姚江河谷平原東西兩側地勢較高而中部較低。由于商周至今未發生大規模的海侵事件，彼時的地勢應與如今相近?？紤]到先民們有在海拔較高的地區建立聚落的傾向，人類遺址集聚于平原東西兩側的分布格局說明商周時期海岸線附近區域形成了更高的地勢。這個現象可能反映良渚文化末期岸線地帶因海平面上升事件堆積加高導致平原中部和東西兩端地勢發生倒轉。

5 結論

本文收集了姚江河谷平原目前已公開的新石器時代與商周遺址，使用ArcGIS 軟件對其進行繼承性、與山地距離、核密度、規模等方面的分析，反演了各時期遺址空間分布的演變過程和特征。在此基礎上，結合前人古環境研究結果重建了姚江河谷平原先秦古地理環境變遷過程，得出結論如下：

（1）河姆渡文化一、二期遺址數量較少且繼承性高指示了較低水平的人類活動，反映了海水侵襲對河谷平原生存環境的影響。河姆渡文化三、四期遺址數量明顯增多反映河谷平原生存環境適宜，繼承性逐漸下降可能與杭州灣北岸崧澤文化對南岸的滲透及人群遷移相關。良渚文化和商周的遺址數量減少、繼承性較低指示了河谷平原內自然環境發生重大變化，人群組成也可能發生了變化。

（2）在空間分布上，人類遺址最早出現于河谷平原中部并于河姆渡文化二期與四期先后向東部、西部擴散直至占據整片河谷平原，良渚文化與商周人類活動均遍布河谷平原。人類遺址普遍與山地距離不超過1500 m，且只在河姆渡文化四期與商周明顯向平原地區擴散。其中，大型遺址的位置從平原中部逐步東移且始終臨近山地，前者指示了人類活動重心的東移，反映了海岸線的東進，后者則反映了研究區易受水災侵襲，致使先民在山麓地區建立聚落的選址偏向。

（3）遺址空間分析結果顯示，姚江河谷平原在河姆渡文化一、二期為殘余古海灣環境，河姆渡文化三期古海灣被充填并形成東流的古姚江，河姆渡文化四期河谷平原內湖泊萎縮，隨后古姚江可能發生改道成為今姚江；到商周，海岸線顯著東進，鄰近海岸線地區地勢更高，平原內部成為低洼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