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時代市域社會治理的拓撲模式

楊文帥

（南開大學 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天津 300350）

推進市域社會治理，是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基石。黨的二十大明確提出，要“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提高市域社會治理能力?！盵1]今天我們安身的世界是數字的世界，也是拓撲的世界。數字化的世界構建了一個“一體四維兩向”（如圖1所示）的拓撲性市域社會形態，其中，“一體”指的是數字拓撲化的網絡社會共同體?！八木S”指的是治理的現實，包括：（1）個體不再是特立獨行的社會存在，“成為一個龐大的事物和權力組織中的一個小齒輪”[2]，小齒輪又相互關聯、彼此影響社會機器運轉，曾經局部性的可控社會現象也可能驟然變得全局性不可控；（2）決策的本質逐漸偏離官僚制的“工具理性（代價—收益計算）[3]6”與“精英共識”，越來越滑向社會網絡中的多變量擾動與信息聚合[4]；（3）數字網絡化的社會形態，讓每個人都主動或被動地成為整個社會治理的有機部分；（4）市域社會行政管理和行為規范越來越由政府孤治轉向多元主體協商共治?！皟上颉敝傅氖峭負湫陨鐣赡芡ㄍ铝⑿袆拥膫€體向度，也可能通往共同行動的集體向度，這是兩種存有較大張力的社會向度，要求社會治理須在社會共同體的一體之內進行解決。因為社會權力來源于共同的行動而消失于分離的行動，個體一旦走向分離行動，后果就是社會的自我化和粉末化急劇縮小共同行動的空間，從而促使社會的整體狀態讓位于割裂狀態[5]，不斷加劇真實性與虛幻性的顛倒和誤置[6]，會在事實上解構市域社會的共同體形態。

圖1 拓撲性市域社會“一體四維兩向”的形態

托克維爾[7]面對法國新舊社會的斗轉交替，提出一個全新的世界要有一門全新的政治科學。數字時代的市域社會治理，有賴于治理主體和治理客體的雙向“數字化或智慧化”，來達成拓撲性市域社會的協同、規范、高效運轉，而這顯然離不開對海量數字內容的正確處理和精準分析。因而，能否針對性地建立行之有效、迅速回應[8]的治理模式，已經愈發關乎市域社會的穩定性。例如，某個地方發生的因數字內容處理不當引發的輿論事件，往往會直接影響整座城市的治理形象并且可能蔓延至其他城市。數字治理的根基是數學—計算機科學，時下我們耳熟能詳的“人工智能”“神經網絡”“ChatGPT”等數字詞藻，實質上反映出的是人們對計算機科學中“數據結構與算法+”的拓撲化追求?！皵祿Y構與算法并不只是抽象的概念”[9]，它來自現實社會可推導的和可創新的治理常識，拓撲由于自身深度融入幾何數學—數據結構和算法的特性（如人工智能視域下大腦的拓撲形態映射圖，表現出與此相同的多層拓撲形態組織的縱向聯系結構等[10]），成為開展數字治理難以忽視的生成工具，換言之，數字時代市域社會治理存有典型的拓撲模式。

這點僅從數字時代市域社會治理的基本內容與拓撲的物理性質關聯便可得以窺探：從治理空間而言，市域社會空間治理指向“數字空間”與“城市空間”，而拓撲正是為解決空間問題應用而生的，“使得能夠把形形色色的對象包括進來作為空間”[11]。從治理對象而言，數字化的對象往往具有繁復性、劇變性、智能性、蔓延性等表征，而拓撲可以在不改變復雜對象基本性質的情況下迅速完成接續或重組并推廣處理[12]。從治理方式來說，數字治理的核心是要對雜糅混亂的信息進行高效的甄別、篩選和聯通，而拓撲的功能也體現于對復雜要素的組織、排序、聯結等多重維度[13]。從治理價值而言，任何信息只有具有使用價值才具有存在價值，數字治理的價值是要把數字信息轉化為治理效能，拓撲能夠為此供給適宜的治理思維、穩定的治理結構和優先的治理決策，廣泛應用于市域社會治理的各個領域[14]。從治理目標而言，數字治理之所以獲得人們的廣泛關注和普遍認同，關鍵在于它構造了一個開放共享和包容交互的數字意義世界，根本目標是要打造數字化的社會治理共同體，而拓撲同樣意味著開放的集合[15]，把處在不同位置的分散點結合為一個結構化的有機整體。不難發現，數字時代市域社會治理的空間、對象、方式、價值、目標等治理要求，均與拓撲本體有著十分契合的對應性，所以拓撲模式可以作為數字時代市域社會治理的一個重要選擇，而學界少有就此展開論述。

基于上述顯示的現實與理論建構意義，本文嘗試對數字時代市域社會治理的拓撲模式進行闡釋，希冀回答以下幾個問題：（1）如何認識和定義市域社會治理的拓撲模式？（2）拓撲模式下的市域社會治理，存在哪些具體的表現特征？（3）如何確立市域社會治理拓撲模式的建構目標及其建構方式？（4）我們應當如何展望拓撲模式的未來走向？概而言之，全文旨在提出數字時代市域社會治理的拓撲模式，立足于數字時代塑造的拓撲化市域社會情境，探索建立一種與數字化客觀社會高度匹配的治理模式。

一、什么是市域社會治理的拓撲模式？

想要認識拓撲模式，首先要理解拓撲術語。拓撲（topology）在今天被視作一個幾何數學術語，但在古希臘時期拓撲原本意指地貌（Toπoλoγ），屬于地理學的范疇，主要通過大量收集人文地理要素來描述某個區域的地理特征，直到十七至十八世紀才逐漸成為數學意義上的概念，“拓撲學乃是研究幾何對象的與距離、曲率以及其他度量無關的性質，即研究幾何對象在連續形變下保持不變的性質”[16]。不過，盡管拓撲詞意在近現代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仍然與地理學保持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如將拓撲應用于地理學的網絡問題研究，認為人文地理學及自然地理學中的概念化地理現象，可以用拓撲學方法描述和分析——包括路徑、樹、回路和單元四個方法對應解決。事實上，數字時代的拓撲應用范圍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廣泛，涉及諸如經濟學、工程學、醫學、社會學等各個領域，以數字治理中的數據可視化處理為例，“數字圖像處理這一領域，涉及數字圖像的構建、存儲、處理和提供。在數字圖像處用的每一個方面，存在涉及拓撲概念和工具的許多問題和課題”[17]。當然，上述有關拓撲的基礎學科性質分析，根本目的不在于了解拓撲的概念本身，還在于推動社會具備拓撲的治理思維和掌握治理拓撲的方法，進而在社會治理實踐中完成從學科—學科應用到治理模式的轉變，這對于數字時代做好市域社會治理來說至關重要。

那么，什么是拓撲模式，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說，拓撲模式與市域社會治理有什么關聯？數字時代的市域社會治理之所以存在拓撲模式，究其根本是因為數字社會具有拓撲性，拓撲性一方面為市域社會帶來了發展機遇，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市域社會的變動風險，并且數字社會越是發達，拓撲性的機遇或風險就表現得越強烈。市域社會聚集著較為豐富的數字資源，并且作為國家治理在社會層面具體實施的樞紐場域，對數字治理體系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具有解決社會治理中重大矛盾問題的資源能力[18]。這意味著：（1）市域社會相比于其他治理層級拓撲性的特征更加顯著，面臨著迫切應對數字社會拓撲性的緊迫壓力。（2）市域社會治理處在推進基層治理數字化的前線方位，肩負著上承國家治理、下啟基層治理的重大使命，亟須根據拓撲性社會的治理要求，適時應務完善治理體系和提升治理能力?？梢?，市域社會的拓撲性社會形態和拓撲性治理要求，共同決定了市域社會治理必須要建構拓撲模式，否則就不可能合理解決拓撲性的社會問題，更不可能轉化為拓撲性的治理效能。有學者從社會學角度指出，“市域社會治理就是一種彌合宏觀治理結構與微觀治理行為的嵌入式與聯結式樞紐”[19]，說明市域社會治理的本質在于實現市域社會關系和市域社會環境的“和諧嵌入、緊密聯結”，最終建立跨越多元異質、群體撕裂、空間限制的數字化都市共同體，而連通性和緊致性正是拓撲的兩個最基本概念，拓撲學特別重視事物之間彼此的聯結性，“開始是研究空間或形狀的連續性，而后加以推廣，然后以類比的方式引進其他各種連續性，我們通常所理解的空間則被遠遠地拋在后面了”[20]。通過這兩個定義，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拓撲模式與市域社會治理的關聯性以及適用性，也就是說，拓撲模式并非故弄玄虛的認知抽象或牽強附會，它實存于數字時代的市域社會并可在市域社會治理實踐中發揮不可或缺的助力作用。

綜上所述，可以對數字時代市域社會治理的拓撲模式作出如下定義：所謂拓撲模式，生成于數字時代市域社會高度的拓撲性現實以及由此產生的把握拓撲性機遇和消減拓撲性風險的治理需求，它以強化聯結的方式形塑市域社會的治理共同體形態，不僅代表著一種數字化的技術治理方式，更代表著市域社會治理在理念、體系和能力等方面的拓撲化轉向，實現治理與拓撲性社會的正向銜接并不斷拓展市域社會空間治理（ultra-space）。

二、拓撲模式下市域社會治理的幾個表現特征

數字時代顛覆性改變了從前局囿于固定空間的市域社會，帶來了瞬息萬變的數字社會，隨即引發了傳統治理模式到拓撲治理模式的轉化，準確把握這一轉化過程的特征是推進數字治理的關鍵。對此，卡斯特爾[21]早在20世紀90年代數字社會初始崛起時就曾指出：“于是技術創新的能力將決定我們在下個世紀之命運，這又完全取決于我們如何能創造性地使用信息與傳播技術，將全球與地方結合起來”。拓撲模式下的市域社會的治理特征，源自數字社會在數字化布局、結構、功能和系統等方面的拓撲集成，既不單表現出拓撲的特性，也不單表現出市域社會的拓撲特性，而是由市域社會的拓撲特性、數字拓撲的自身性質和實際應用以及二者之間的拓撲性關聯共同呈現，反映的是數字治理模式的整體性特征。

（一）連通性

城市是人群連通的集合場所。芒福德[22]在詳盡考察城市的發展史后認為，原始城市（城堡）的生活秩序起源于圣祠和設防的宿營地，“城市的標志就在于，這兩種組織機構在一個脫離凡俗世界的特別地區內結合起來了”。不論是古代的傳統城市還是現代的數字城市，變動的城市始終保持了交往與聚合的不變特性，這點在數字時代表現得尤為明顯，社會成為由各種接點通過網絡連接成的網絡社會，所以連通性成為市域社會治理的首要特征，“社會治理，歸根結底，就是發展和完善‘結社的藝術’”[23]。數字城市可以制造連通性的網絡社會，也可以制造裂變性的分化社會，這取決于城市能否找到符合數字化運行規律的連通方式，來建構市域社會真實空間與數字空間的共存秩序。拓撲模式下的連通性包括兩個意涵：第一，連通性的市域社會空間；第二，連通性的信息傳輸道路。從市域社會空間來說，它構成了人與人、空間與空間、人與空間的三維合體，三者相互關聯而非相互孤立，不會因數字流變產生社會割裂感。從信息傳輸道路來說，它確立了接入點、連接點和接出點的三向紐帶，由此一來數字要素就可以從各個節點暢通傳輸，不會因數字流變失去方向和控制。因此，連通性實際上是“一體三向連通”，一體指向“智慧大腦-都市共同體”，“三向”指向“數字的有序流通共享”，并且一體與三向相互又能促成穩定的連通結構。

（二）緊致性

冰冷離散的數字世界，當人們為之賦予社會生活的意義之后，數字世界就具有了溫情的緊致性，將人類、強大的機器和充足的數據連接在一張相當復雜精密的社會網絡中[24]。緊致性貫通市域社會治理的全過程：第一，治理空間的緊致性。市域社會治理作為國家治理在市域空間的具象執行，依靠數字拓撲聯結上承國家治理的意志、下接社會治理的功能，把城市社會治理、縣域社會治理、鄉村社會治理融合并嵌入國家治理之中。第二，治理主體的緊致性。市域社會治理的政府組織、企業單位、社團市民等多元共治主體，克服了因數字化導致實體接觸減少帶來的異質性關系，重新建立了數字化的合作性關系并付諸為一致性的治理行動。第三，治理方式的緊致性。既有物質文明建設（科技、法規、設施等）的“智能+”，也有精神文明建設（倫理、心理、家風等）的“服務+”，實現各個治理領域和治理過程的數字現代化一體賦能。第四，治理目標的緊致性。社會治理的目標在于把各類風險隱患在基層化解和解決，盡可能避免數字化瓦解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社會之間、個體與國家之間的和諧性關系和同質性結構。第五，治理層級的緊致性。市域社會治理并非一種單獨的治理方式，而是把不同位置的分散點集結合為一個結構化的有機整體，讓國家、市域、縣域等治理層級職責分工不同卻同構。

（三）空間性

市域社會治理有著明確的空間設定—市域社會，而在數字時代，又增加了或拓展為市域數字社會。市域數字社會的空間性相比于市域社會的空間性，最為顯著的變化是從前相對固定和封閉的空間，演化為迅捷流動和開放的空間，從而徹底改變了舊的市域空間結構和空間形態，此時的空間性便具有了兩重含義：第一，存在于物質空間和生活空間之上的數字空間，即數字∪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文明“五位一體+數字”的治理空間。第二，嵌入于物質空間和生活空間之內的數字空間，即數字∈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文明“五位一體數字化”的治理空間。這一雙階的空間性，要求治理主體既要關注宏觀的市級空間、區縣空間、鄉鎮空間，也要關注微觀的街道空間、社區空間、家庭空間；既要關注真實的現實空間，也要關注虛擬的數字空間。另外，還要特別注重增進不同空間的數字互動與合作關系，防止出現城市—鄉村、個體—群體、物質—精神、現實—數字的二元性空間矛盾?？偟膩碚f，數字時代的治理空間形成了交錯重疊的網絡化空間，各類空間性可能隨時產生，又可能即刻消失，并且小到個人空間大到社會空間，都可以創造一種聯動性空間。例如，即使私人創設的媒體空間，往往也能制造能量巨大的治理事件。

（四）去界性

數字治理需要解決長期以來多部門間縱向分割、橫向不通的信息化孤島問題[25]，各類治理要素相互支撐滲透不受清晰邊界的束縛，尋求建構起開放依存的治理體系，因而去界性是市域社會治理的一個基本特征。拓撲模式不太在意各個治理要素的表象（形式和內容）界線，而是著重考慮如何把這些治理要素放在合適的治理節點上，用以最大化發揮自身的治理價值和治理功能，例如發軔于上海的“一網統管”[26]、浙江的“最多跑一次”[27]等城市治理模式就是去界性的典型運用?，F階段，去界性通常凸顯于數字賦能和技術賦權兩個路徑：其一，數字賦能的去界性。數字賦能強調新興技術對公共部門的賦能作用[28]，利用數字工具及其衍生的技術手段貫通式嵌入多樣化治理場景，推動有界的粗放化、分割化、僵硬化、混沌化的治理體系轉向去界的精細化、立體化、智能化、透明化的數字治理體系。其二，技術賦權的去界性。技術賦權強調新興技術賦權社會主體提升其參與和協同能力的價值[28]，依靠重構縱橫交錯、條塊分割的權力結構，變革界限性的行動主體和科層框架，促使國家治理的碎片化權威主義向整體性治理轉變[29]。有必要提醒的是，拓撲模式的去界性，不代表信息處理的去界性，任何信息都有規定的流通邊界，須以不危害市域社會安全穩定、不侵犯個人數字權益為前提條件。

（五）回應性

回應性是國家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也是衡量數字治理效度的重要標準。2022年6月，國務院頒布的《關于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中指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始終把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數字政府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雹佟秶鴦赵宏P于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國發〔2022〕14號。面對數字化造就的高流動性、高密度性、大規模性市域社會形態，治理模式的選擇要積極回應“以人民為中心，消除復雜交互的數字鴻溝”這一社會命題，治理主體越能對此作出及時高效的回應，人民群眾的數字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會越高。區別于傳統市域社會治理的單向管理和主動服務的模式，拓撲模式下的回應性是多向互動融合的模式，構建了一種“三維一體分布式”的閉環回應系統，它由市域社會管理和服務的提供者、接收者以及將兩者連接起來的有效手段聯合組成，意在推動治理模式從單向管理轉向雙向互動、從線下轉向線上線下融合。誰是提供者？包括多元治理的任何主體，不僅僅是政府。誰是接收者？同樣包括多元治理的任何主體，而不僅僅是城鄉群眾。何以建立有效連接的手段？市域社會的形態決定回應系統的連接手段，而回應系統的連接手段也影響市域社會的形態。舉例來說，當一座城市的數字基礎不夠發達時，可以選擇分散式的連接手段（如設立服務點），以盡可能照顧更多的社會成員；而當數字基礎足夠發達時，就會選擇集中式的連接手段（如一網通），以盡可能提升管理和服務的效率。

三、市域社會治理拓撲模式的建構目標與方式

市域社會治理拓撲模式的建構目標分為直接目標和根本目標兩類，直接目標是要中介勾連國家治理和基層社會治理，化解拓撲性的市域社會矛盾、解決拓撲性的市域社會問題；根本目標則是要促進市域社會的和諧穩定，建設與拓撲性市域社會相適應的人人有責盡責、人人共治共享的拓撲式社會治理共同體。市域社會治理拓撲模式的建構方式依托于治理主體運用拓撲式社會控制手段開展的綜合性社會行動，來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主要包括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理念的拓撲化、市域社會治理體系的拓撲化和市域社會治理能力的拓撲化等三種組合方式。

（一）直接目標：化解和解決拓撲性的市域社會矛盾、市域社會問題

市域層面由于具備完善的社會治理體系和解決社會治理中重大矛盾問題的資源能力，因而處于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的前沿陣地，所以市域社會治理的直接目標是要將風險隱患化解在萌芽、解決在基層社會。首先，要解決治理主體的碎片化難題。數字革命看似把多元治理主體統合成功至社會網絡，但受制于條塊分割的政府管理體制，電子政務實際上未能形成數據資源的整合與共享，“由于資源利用傾向于部門化的控制力”[30]，反而很容易根據部門私利設置一定的“數字壁壘”。大數據所改變的僅僅是公共服務的出入口，但無法改變基于科層運作的公共服務生產機制[31]。由此導致治理主體的碎片化，不僅阻礙了其他治理主體的加入，而且已經加入的治理主體也會各自為陣，無法發揮治理合力。其次，要解決治理客體的原子化難題。數字化加速了美好生活的實現，同時也打破了原有生活的秩序，即因數字治理組織解體或無效而產生的治理對象離散、無序和低組織化狀態[32]，此時的市域社會形態就是松散的個體而非緊致的共同體。再次，要解決治理機制的僵硬化難題。拓撲性社會數據信息的海量性、多樣性和增長性，要求治理機制必須保持穩定性與連續性，做到“在面對政策要求或用戶實際需求時，要持續激發創新意識，政策制定要有能力影響到服務創新的連貫性和服務方式的多樣性”[33]。當前，各地市級政府雖然充分意識到根據數據信息改進治理機制的重要性，但在科學決策、管理方法、優化流程等方面仍然存有一定的機制僵化問題。最后，要解決治理效度的內卷化難題。任何治理模式都要落腳于效度。根據《2022聯合國電子政務調查報告》，中國電子政務發展指數（EDGI）從2020年的0.794 8提高到2022年的0.811 9（非常高水平）[34]，是全球增幅最高的國家之一，說明中國數字治理處在一個較高水平。然而，現實中存在的形式數字化、政績數字化、過度數字化等治理亂象，提醒我們數字治理一定程度陷入了內卷化的怪圈，導致治理效度出現成本增加、收益下降、風險擴大等邊際遞減效應。綜合而言，市域社會產生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根源在于沒有建立與拓撲性社會相契合的治理模式，與拓撲性要求的整體性、聯結性、有效性等都有一定的差距。

（二）根本目標：建設拓撲式社會治理共同體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指出：“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盵35]市域社會作為決定拓撲性走向正面還是反面的中心環節，根本目標是要增進市域社會的共同性，規避數字拓撲對共同體的瓦解，加快建設拓撲式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其一，建設拓撲式的空間共同體?？臻g是治理的載體，拓撲式的空間治理要打造“縱向到底、橫向到邊、共建共治共享”的空間結構和空間形態，旨在破除一切空間碎裂、空間隔閡等問題?？v向到底是把市區（縣）、街道（鄉鎮）、社區（村）、市域居民等各級空間無數字級差納入管理網絡中；橫向到邊是把實體空間、數字空間、精神空間等多向空間無數字裂痕納入管理架構中；共建共治共享是把治理主體視作空間的構成者、空間的生產者和空間的連通者，三種空間角色責任共擔、貫通聯動，構建無死角全覆蓋治理的空間共同體。

其二，建設拓撲式的經濟共同體。經濟要素是維系共同體的基底要素，數字治理的目標在于讓所有人都能享有數字經濟發展的紅利。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研究報告（2023年）》，2022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50.2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0.3%，連續11年高于同期GDP名義增速，數字經濟占GDP比重達到41.5%[36]。但是，數字經濟的高速發展并不一定帶來數字治理的顯著提升，因數字資源生產和配置不平衡，各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存在明顯的“馬太效應”，東西部出現兩極分化的態勢[37]；因數字政府建設未能緊跟數字經濟變革趨勢，導致政府職能轉變滯后于數字化，存在數字壟斷、數字侵權、數字難民等市場亂序。拓撲式的數字治理要在數字政府建設和數字市場規范兩個方向發力，促進數字經濟在生產和分配兩端的公平正義可持續發展。

其三，建設拓撲式的社會共同體。拓撲式的社會共同體要重建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共同性關系，解決數字化社會產生的貧富分化、崗位消減、迭代頓挫等社會問題，保證每位社會成員都能公平公正享有數字資源并具有參與數字治理的能力，營造人人互相協作和共同工作的集體性社會行動態度和氛圍，“既讓人們感覺到自己能夠分享到社會的權益，又使人們認識到自己為社會所應該分擔的義務”[38]。數字時代的拓撲性社會極易孕育極端化的個體意識，市域社會治理要充分利用各種數字化治理手段，推進個體意識、地方意識逐漸向社會公共意識的轉變，須知拓撲式的社會共同體是涵蓋各級社會的同一性共同體。

其四，建設拓撲式的組織共同體。組織有序是共同體的內在特質，拓撲性的市域社會關系構成復雜多變，治理共同體需要在充滿流動性的復雜系統中不斷被塑造和組織[39]。市域社會治理共同體是一種社會組織形態的共同體，“基于居民的多樣化需求培育多樣化的組織，通過多樣化組織之間的交叉、聯結與合作體現出地方性和職業性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內聚性和有序性”[40]。推進拓撲性市域社會治理，要一以貫之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把黨的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轉化為數字治理強大動力和堅強保障，構建以黨組織為核心、群團（社會）組織為重點和行業協會商會、居民自治為基礎的社會治理組織體系。

其五，建設拓撲式的精神共同體?！?”與“1”的技術治理，解決不了拓撲性市域社會的全部問題，剛性的技術治理忽略了人的精神世界，人性的治理對象被刻意機器化、距離化和線性化，“社會的向度、人的向度被過度簡化，信息量甚至被逐步壓縮至一個數字，成為某個維度上敞開的定量標尺上的一點”[41]。建設拓撲式的精神共同體，目的是要培育治理主體主動參與公共事務和維護公共福祉的公共精神，減少個人持有的冷漠、自私、狹隘等消極態度，確保社會大眾秉持富有生機、包容信任、相互支持的數字倫理，促進人們在數字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團結統一，為市域社會治理提供共同行動的精神動力和價值導向。

（三）建構方式：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理念、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拓撲化

想要實現數字技術、數字賦能與社會治理正向融合的拓撲化善治，就必須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的拓撲化轉型。在治理理念上，要推進拓撲化公共精神建設，充分激發多元治理主體積極參與社會治理共同體行動的意愿；在治理體系上，要加強拓撲化數字政府建設，綜合運用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手段規范社會行為，構建經濟治理、社會治理、城市治理統籌推進和有機銜接的治理體系；在治理能力上，要按照拓撲性社會遠轉的規律特點，提高治理的科學化、精細化、智能化能力水平。

1.治理理念拓撲化

理念是行動的先導，“在人類的思維方式發生根本性變化之前，人類的一切巨大進步都不可能發生”[42]。在拓撲性的市域社會中，每個人不僅僅是社會成員，也是社會網絡的構成節點，亦是社會治理的主體單元。市域社會治理理念拓撲化有三個特征：第一，要素的拓撲化。治理主體、治理客體、治理機制、治理手段等都作為治理要素，彼此結構一體并可相互轉換，如數字本身既可以成為治理的對象，也可以成為治理的工具。第二，價值的拓撲化。各個層級的治理主體都具有治理價值，過去政府單向主導、社會被動接受的威權型理念過渡至協商共治的服務型理念，數字賦能為多元主體賦予主動參與社會治理的公共價值，如民眾在線上政務平臺表達的訴求能夠深刻影響政府的政策重點。第三，功能的拓撲化。數字治理不再一味追求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等形式或服務的功能性變革，而應進一步探索數字技術推動社會治理變革與既有制度融合創新的多重可能性[43]，推動“理念創新+（技術、組織、體制、倫理等）”式的系統性變革。

2.治理體系拓撲化

簡·E·芳汀[44]認為，“信息技術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技術，在于它能夠控制在所有工作中使用的符號。它存在于一種潛質，可以影響組織內或跨組織的協調、生產和決策的過程?！盵45]拓撲性社會線下世界的復雜性及其難以完全鏡像的客觀性決定了數字治理與個體行為、社會結構、政府運行的“三重分離”，推進治理體系拓撲化要改善科層制治理體系組織結構固化和行政管理分割的問題。通過“數字交互式治理”優化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等“五治體系”，推動治理體系由壓力型傳導轉向人本型、敏捷型和運動型等多維共治導向，尤其要避免技術治理成為科層制鉗制治理體系變革的障礙，如產生“技術性撒手政府”“技術性擺設平臺”及“技術性躺平職員”等“技術負能”現象。

3.治理能力拓撲化

治理能力的拓撲化主要解決兩個問題：（1）拓撲性市域社會的連通化和網絡化形態，不僅讓各種矛盾和風險更加集中，并且這種矛盾和風險還呈指數型增長蔓延，中觀節點定位牽一發而動全身，市域社會治理既要有維持社會整體性的統籌能力，又要有應對社會繁雜性問題的專業能力。（2）拓撲性市域社會的開放化和封閉化面向，要求市域社會治理既要有聯動融合、開放共治的放權能力，又要有監管保護、規范制約的確權能力。想要從根本上解決如上問題，關鍵是要緊跟拓撲性社會的運作規律，在治理的縱向和橫向各個層級完善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數字技術與電子政務柔性嵌入的治理體系，提升和完善政府職能可轉變性、社會風險可預見性、社會關系可調節性的治理能力。

四、對市域社會治理拓撲模式的走向展望

數字時代無疑加劇和擴大了風險社會的復雜程度，我們可以說社會風險的不可預料性，但絕對不可以說社會治理的不可預料性，因為那將表明可能的社會風險已經變成了確定的社會災難，整個社會都要為本可避免的決策失誤來買單。一段時期內，數字（技術）賦能仿佛為我們找到了防范社會風險的靈丹妙藥，然而多地頻發的數字形式主義、數字官僚主義等“數字負能”現象，讓我們又清醒地認識到數字賦能并不能解決一切社會問題，技術上的可行，不必然帶來治理上的可行。亞里士多德早就指出：“一切技術、一切規劃以及一切實踐和選擇，都以某種善為目標?！盵46]我們既要看到技術對于市域社會治理的巨大支撐，也要清醒意識到技術治理的應用限度。市域社會治理的根本目標是要建設社會治理共同體，然則當前技術治理往往存在于一個較低級的善治領域[47]，人們往往過度關注技術的迭代屬性而忽視技術的社會屬性，導致出現了“技術萬能”的治理幻象[48]。有鑒于技術治理的老問題以及數字時代拓撲性市域社會的新形態，不妨嘗試對應建立市域社會治理的拓撲模式。其合理性在于就數字“本體”而言“本體”，同時不限于信息技術的機械理想化維度，而是視之為人文+技術-治理交互的有機生命體，把“數字的拓撲性”及由此產生的“拓撲性的市域社會”與“拓撲的物理性質和作為治理工具（理念）”相結合，實現市域社會治理技術與現實社會變遷的溯源關聯切入。拓撲治理模式有效規避和改善了技術治理中“數據處理符號化”“社會問題表面化”“技術介入臃腫化”“責任主體模糊化”等固有缺陷，最大化地提升了治理模式的有效性、降低了治理模式的風險性，從而推動從根本上解決治理模式經常滯后于數字社會嬗變的結構性矛盾。

（一）數字的拓撲性走向

拓撲性是當前數字本體最主要的特點。學界公認數字具有體量大、形式多、內容廣、關聯緊等的物理屬性，具有規模性、多樣性、高速性、價值性等的技術屬性，具有權力多中心、交互回應性、網絡關聯性、需求個性化等的社會屬性[49]。綜合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數字本體的物理屬性、技術屬性、社會屬性均與拓撲本體的物理屬性以及解決問題的工具（理念）屬性十分相近，故將拓撲性總結為數字的主要特性并據此選定治理的拓撲模式，完全貼合于數字本體的客觀存在。正因為我們從數字本體出發，才發現了數字的拓撲性這一本質特性，與此同時我們也認識和接受了“數字唯一的不變就是每天都在變化”的生存規律，也正因為此我們才不畏懼數字還在以驚人的速度迭代變化，當數字本體不表現出拓撲性的特點時，又會表現出其他“XX性”的特點，我們隨之需要根據數字變化的最新特征和趨向，探索建立時效性治理的“XX模式”。

（二）拓撲性的市域社會演變

數字拓撲性對市域社會的沖擊是全方位的，數字前所未有地在規模性聚集、高速性流動、交互性建構，不僅締造了數字空間，還讓數字空間無所不在介入市域社會空間，“展現出改變經濟社會結構的力量，并在事實上改變城市治理的基礎組件、組織架構和工具機制”[50]。拓撲性市域社會除了蘊涵正面和反面的兩級化特征，還蘊涵著顯性和隱性的暴力化特征。有學者認為數字時代社會中相比于顯性的排斥性暴力（Negative Gewalt），擴張性暴力（Positive Gewalt）更為致命，因為它已與社會結為一體，是匿名化了的、去主體的、系統性的暴力，缺乏任何可視性和顯見性[51]。數字化加速了市域社會邊界和差異的消失，同時又添加了市域社會數字鴻溝和梗阻的出現，我們要盡量發揮數字拓撲性的正向效用，避免市域社會演變證實“數字化孤島悖論”“精神化孤島悖論（數字社會缺乏接觸和合作，個人產生疏離感和孤獨感）”，同時要認識到數字化只是推動市域社會發展的一種方式而不是萬能方式。

（三）市域社會治理拓撲模式的未來

“由于拓撲學處理物體的整體論特點，特別是著重聯結性”[52]，我們可以期望拓撲工具應用于網絡社會治理問題。拓撲模式是實現數字善治的理想模式，但不是唯一的途徑，拓撲性不等于數字性，拓撲模式不等于數字善治的模式。數字時代市域社會的治理對象千變萬化，采取的治理模式就不可能一成不變，我們必須根植于市域社會的實際形態及時調整，努力樹立市域社會“變遷治理共同體”的價值取向，始終堅持以人為本選擇最佳的治理模式。在當下拓撲性社會的情境下，拓撲模式提供了這樣一個本真性（authenticity）①本真性，泰勒將之視為現代人的道德理想，認為現代性帶來的高貴和可悲的矛盾，人們可以在個人和社會之間有所作為，本真性容許一個更豐富的存在模式。[3]93治理圖景：當我們越接近數字的本體及社會的本真形態時，就越能進行有效的治理，同時就越能把握數字從量變到質變的瞬息變化，將可能的數字治理風險降至最低。就此而言，拓撲模式不失為一種本質的、預知的、長效的和確定的市域社會治理模式。對拓撲模式的探討提醒我們，數字時代我們不能僅寄希望關注數字本體就能做好數字時代的市域社會治理，還必須重視數字本體的社會屬性，這是因為數字本體的生產建立在社會結構和社會環境中，“主體性并非預定的、原生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它形成于社會力量立場中”[53]。社會的生產行為催生數字本體，數字本體也通過自身的行動塑造社會形態，拓撲模式的主體行動必須與社會的數字形態周密適配，才能在自我的社會生成過程中發揮應有的社會治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