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點到網絡：公共服務動機、行為、績效三元交互發展邏輯體系構建

宋 偉，王天宇，張學和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公共事務學院，安徽 合肥 230026）

誠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所言，“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1]。公共部門是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這一目標的根本舉措正是依賴于各地公共部門的從業人員如何提供公共服務。當前，正逢中國系統性重塑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如何提高公共部門人員公共服務動機和促進公共部門人員公共服務績效成為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2]。

公共服務動機理論提出以前，“經濟人假設”被廣泛應用于動機研究。1979年撒切爾夫人擔任英國首相之后開始改革，英國政府引入民間資本介入由政府主導的公共事業，其目的為通過競爭激勵公共部門員工的積極性，提高政府公共服務績效，然而這一舉措并未取得長期穩定的實質效果[3]。20世紀80年代，美國學者面對政府公共服務績效與公眾對政府信任不斷下降的現象，開始反思“經濟人假設”理論及其管理實踐的弊端，提出公共服務動機的概念[4]。公共服務動機源自一種內在的心理動機，是基于對公共服務事業的喜好，從而產生公共服務的根本性動力[5]。換言之，只有公共服務動機水平高的個體，在良性的組織環境內方能展現出人與組織相匹配的情景，才能更好地做出公共服務行為。

公共服務動機一經提出，便成為公共管理的熱點研究方向，學術界對公共服務動機的前因以及對應的結果變量都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然而，公共服務動機研究成果還尚未應用到公共人力資源與公共管理實踐中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4]。究其原因，迄今為止的大多數研究未能將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行為、公共服務績效有機統一，導致其動機、行為到績效轉化機制尚未清晰，公共服務動機是否能提高公共服務績效仍然存在不確定性[6-7]，因而目前的研究尚不能達到公共服務動機提出的本意所在，即激勵公共部門員工產生公共服務行為，進而更大程度地提升公共部門組織管理績效。

面對上述問題，公共管理學界開始對公共服務動機如何轉化為公共服務績效開始關注，并呼吁對此進行更多的研究。本文通過細致的文獻挖掘與梳理，根據以往的研究成果，從公共服務動機的動機導向出發，引入社會認知理論，系統整合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行為和公共服務績效相關因素，構建了一個“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行為—公共服務績效”三元交互發展邏輯模型，以期能夠揭示如何進一步促進和激勵公共部門人員更好地做出公共服務行為，從而改善公共服務績效。

一、基于 Apriori算法的文獻挖掘

本文采用Apriori算法進行公共服務文獻挖掘，Apriori算法是機器學習無監督學習的一種基于Boolean關聯規則的數據挖掘算法，其可以發現數據集中所有的頻繁模式[8]。Apriori算法使用逐層檢索并進行迭代的方法進行，k集用于探索（k+1）項集[9]。

機器學習數據挖掘過程如下：（1）數據篩選：以“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行為、公共服務績效”為關鍵詞，英文文獻以“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Public Service Behavior、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為關鍵詞，在CSSCI及Web of Science檢索源上對公開發表的所有文獻進行檢索。對147篇文章（中文）和115篇文章（英文）逐一閱讀后，剔除評論性以及沒有進行實質性研究的文章后，對65篇中文文獻和70篇英文文獻進行系統分析。（2）數據合并及轉換：由于學術界目前尚未對公共服務行為及公共服務績效形成完整定義，公共服務行為、公共服務績效分別以親社會行為和組織公民行為、公務員工作績效作為其表征符號[10]，故而本文對將所有文章進行按照公共服務動機前因及結果進行分類，并對關鍵詞進行合并整理，將合并整理的關鍵詞按照布爾規則進行轉換。（3）數據挖掘：采用Modeler18.0建立Apriori算法關聯分析模型，結果如圖1所示。

圖1 公共服務動機前因及結果變量挖掘網絡圖

如圖1所示，公共服務動機的前因變量之間相互關聯緊密，其中組織環境屬于公共服務行為、工作情境屬于公共服務績效場景下的變量已然與公共服務動機相互勾芡。公共服務動機的結果變量之間并沒有緊密的鏈接關系，但在其網絡圖中與組織公民行為、親社會行為都建立了聯系，并與公共服務績效也建立了聯系。公共服務動機的結果變量之間并沒有形成完整的網絡拓撲圖，尚存在研究空白，因而本文將在后續依據理論與變量之間的邏輯關系構建三元交互發展路徑，彌補關鍵的研究不足之處。

二、三元交互發展邏輯模型的理論基礎

探求公共服務動機的產生機制及相關的因果關系模型是由來已久的問題，理論在學術研究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如果缺乏理論，很多機制就難以解釋清楚，社會認知理論與本文研究邏輯框架高度契合，因而引入社會認知理論，使本文研究更加具有理論和現實的指導意義。

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SCT）是班杜拉[11]在社會學習論的基礎上提出的，班杜拉認為個體的行為是內部系統和外界環境相互作用的產物，人類的行為又分別影響了外界環境和自我信念，因而主體因素、行為和環境三者之間構成動態的交互決定關系，組成三方互惠決定模型。三方互惠決定論模型認為，個體借助符號表征能力、自我調節能力、自我反省能力以及自我主導（預測和替代）能力，在行為、認知以及環境之間，其中任何兩個因素之間的雙向互動關系的模式都隨著行為、個體、環境的不同而變化[12]。

個體思想認知與其行為之間相互決定表現方式為，個體通過符號表征能力接受社會刺激之后產生一定的期待、目標等思想認知，借助自我主導能力影響或決定著個體行為方式，反之行為的結果反饋也影響或決定著個體的思想認知。個體行為與社會環境的相互決定表現社會環境作為行為的基礎條件影響或決定著行為的實施，反之行為也會通過自我調節能力改變社會環境。個體認知和社會環境的相互決定表現為雖然個體的思想認知、目標信念等是社會環境的產物，但社會環境通過自我反省能力對個體思想認知產生潛在作用，主要取決于個體思想維度，三者密不可分、交相呼應。三方互惠決定論認為個體的行為主要取決于個體自己的思想認知，在改變社會環境的同時也會受到社會環境的約束。

本文將其推導至公共服務研究中，以社會認知理論的“三方互惠決定論”模型為主分析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行為、公共服務績效三元關系。（1）個體思想認知與個體行為相互決定表現為，個體的認知觀念會促使個體產生某種行為，當公共部門人員產生對公共服務的向往或其個人價值觀與公共服務相匹配的時候，公共部門人員會基于符號表征能力與自我主導能力做出與公共組織相匹配的公共服務行為。（2）個體行為與社會環境相互決定表現為，在個體的自我調節能力的主導下社會環境約束著個體的行為，個體產生的行為會影響到社會環境，公共部門人員選擇在公共組織長久的待下去并作出與公共組織相適配的公共服務行為，為公共組織產生組織工作績效。（3）個體認知和社會環境的相互決定表現為社會環境會規范個體思想認知的產生，但個體具有自我調節與自我反省能力，因而個體的思想認知又會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公共部門人員在公共組織當中時，其公共服務行為對公共組織績效產生影響，當公共部門人員獲得較高的工作績效時，又會進一步促進公共服務動機的產生。

基于此，本文進行搭建“公共服務動機（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公共服務行為（Public Service Behavior）—公共服務績效（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分析框架初步搭建，如圖2所示。

圖2 “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行為—公共服務績效”鏈式轉化體系圖

三、“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行為—公共服務績效”鏈式轉化

（一）公共服務動機概念界定及前因分析

1.公共服務動機概念界定

依據社會認知論的三方互惠決定模型，個體的信念會生成自我主導的基本能力，調控著個體對環境的適配行為。因而，公共部門人員的自我主導的基本能力會調節其對公共部門的適應行為。社會認知論中指出觀察學習是自我主導能力的具體表現形式，在觀察學習的過程中，社會認知論認為觀察者在不斷生成示范行為過程中，動機是前提與基礎。因而對公共服務動機內涵的準確定義與理解對打通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行為、公共服務績效的鏈式連接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公共服務動機（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PSM）的概念自從1982年被Rainey[13]直接引用提出以來一直處于眾說紛紜的發展狀態，目前尚未形成被學者統一認可的概念內涵[14]。Rainey[13]創造性地將工作滿意度與工作參與聯系在一起，認為公共部門管理人員更愿意從事“有意義的公共服務”，具有利他主義傾向，此后便開啟了公共服務動機研究的熱潮。Perry和Wise[15]結合新公共管理運動的思潮，在Rainey[13]290所做的基礎上將公共服務動機正式定義為，個人因受到主要或完全建立在公共部門或公共制度層面的動機從而產生反應的傾向。Perry和Wise[15]20-22在公共動機理論基礎上認為其應包含三大類：理性動機——對政策的追求、規范動機——對社會的責任感和忠誠、情感動機——利他主義或同情心。

中國關于公共服務動機的研究起源于本世紀初，但在研究的初期，都是直接性援引國外公共服務動機概念[16]，隨著研究的進展，國內學者逐漸對公共服務動機進行全面性的闡述，從而開啟了中國情境下的公共服務動機研究，并開始對公共服務動機的概念定義進行反思。首先，從心理狀態層面界定了公共服務動機的深刻內核所在[17]，認為其是驅使個體積極投入公共服務的源泉與動力，而后，逐步擴展其應用領域，認為公共服務動機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環境和管理體制之下[18]。

雖然對公共服務動機的多重概念界定有助于公共服務動機研究的蓬勃發展，但若將公共服務動機的研究視閾置于通過提升公共服務動機產生公共服務行為從而最終實現提高公共服務績效的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實踐過程的議題在目前學術研究中還鮮有涉及。依據社會認知理論，個體具備通過動機來指導自己行為的調節機制，因而公共部門人員具備通過公共服務動機來調節公共服務行為的自我反饋能力，換而言之，公共服務動機的產生則應當聚焦于提供公共服務行為的公共部門人員。此概念界定的邏輯框架也得到了Bozeman和Su[19]研究的支持，其認為以為公眾提供公共服務行為為中心而產生的公共服務動機將會為公共服務動機的界定提供更為清晰的界限。因而本文以Perry和Wise[15]15-19的定義為基礎，將公共服務動機定義為以公眾為中心，根植于公共部門，具有個體—組織交互性[20]與利他性[21]的一種提供公共服務的傾向。

2.公共服務動機前因分析

公共服務動機自從進入公共服務研究視閾以來，學者主要通過實證研究的方式對其前因變量進行深入討論。本文認為有關公共服務動機的前因變量討論可以劃歸為三個方向：個體方向、組織方向、制度方向。

人口特質對公共服務動機的影響，以往學者展開了多個維度的研究，但目前尚未得到統一的理解。以往研究發現，年齡[22]、性別[23]、收入水平[24]、教育水平[25]等均為公共服務動機的重要影響因素。中國情景方面的研究發現，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組織任期、工作任期、職位等級和收入與公共服務動機之間均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但家庭婚姻關系與公共服務動機之間尚無正相關關系[26]。

相較于個人特質方面展開的研究，在組織層面開展的關于公共服務動機前因變量的研究也展開了多維度的研究。領導關系方面，變革型領導[27]以及與領導之間的關系[3]都在演化公共服務動機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組織結構方面，繁文縟節與公共服務動機呈負相關，而組織變革與公共服務動機之間呈正相關[28]。工作性質方面，公職人員的工作特質與公共服務動機的四個維度都呈現顯著性正相關關系[29]。中國情境下的研究發現，組織環境[30]、職業聲譽感知[31]等都對公共服務動機有著顯著性的影響。因而得出公共組織既有責任又有義務創造一個良性環境使得員工擁有更高的公共服務動機。

相較于個人特質與組織層面展開的系統研究，制度層面的研究顯得尚缺乏系統性。通過英國和德國對比發現，國家的制度和文化對當地的公共服務動機的形成具有影響[32]。不同國家之間的公共服務動機內容尚存在爭議，公共服務動機的前三個維度，對公共政策制定的吸引力、對公共利益的承諾和自我犧牲在中國情境下得到了驗證，但同情心未在中國得到證實[33]。

一言以蔽之，公共服務動機的前因研究圍繞個體特質、組織層面進行了豐富的研究，遺憾的是，對制度層面對公共服務動機的影響研究略顯匱乏，比如制度層面所提供的績效反饋對公共服務動機的影響尚未有研究進展，但依據社會認知理論，個體借助符號表征能力，在高行為標準的情境中會促使個體對高行為標準的追求，因而高公共服務績效反饋會促進公共部門人員對公共服務行為的追求，即促進其公共服務動機的產生。

鑒于此，本研究將完善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實踐下的公共服務動機激發支撐條件，進一步探討公共服務動機對于公共服務績效提高的正反饋以及公共服務行為產生，并討論公共服務績效對于個體公共服務動機的反向反饋機制，從而形成鏈式轉化和網絡效應。

（二）公共服務行為概念發展及鏈式邏輯轉化

1.公共服務行為概念發展

公共服務動機研究的核心目的是提高個體在公共組織中的表現，即通過提高公共服務動機來改善公共服務行為[34]，換而言之，事實上公共服務動機最重要的結果是公共服務行為[25]。如上文所述，大多數學者的研究共通之處在于，都將公共服務動機的概念界定都集中在個體基于公共機構的公共服務行為上[35]，強調其行為結果的影響，一脈相承，公共服務行為是個人以公眾為導向[36]的為他人和社會[37]提供公共服務的行為，具體而言，公共服務提供者（公共部門人員）基于他們的公共服務動機為公眾犧牲自己，采取為公眾服務的行動，為他人和社會謀求福祉[38]。

公共部門人員基于公共機構謀求公眾利益的行為，包括組織公民行為、變革擔當行為、創新行為等提供公共服務的行為均為公共服務行為[38]。大部分學者都將研究重心置于正向公共服務行為的正誘因方面，認為公共服務動機可以正向影響變革擔當行為[39]，同時將會中介組織支持感對基層公務員擔當作為[40]，以及變革型領導對組織公民行為等[41]。另一方面，也有學者嘗試研究公共服務行為的負誘因，以期通過避免該誘因來改善公共服務行為，公共服務動機作為調節變量，發現領導成員交換關系會減弱變革型組織公民行為[42]以及加劇過度投入型契約關系對離職傾向[43]。綜上所述，學者關于公共服務行為的誘因研究初具雛形，但其都與公共服務動機密不可分。

2.“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行為”的鏈式邏輯轉化

更進一步地，直擊要點，本文發現目前學術界的研究存在大量橫截面數據以及自我報告的行為數據證實公共服務動機與其公共服務行為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3]415-419。例如，“吹哨人”的行為動機是為了更關心公共的利益，“吹哨人”行為與公共服務動機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44]。政府雇員更有可能志愿從事慈善事業和“獻血”，非營利性工作者也比營利性工作者更有可能成為志愿者[21]75-78。雖然研究都表明公共服務動機與個人公共服務行為存在相關性，部分學者對上述研究提出了挑戰，認為研究結果可能會受到社會期望的影響，呈現出假陽性[45]。

Andersen 和 Serritzlew[46]研究了公共服務動機（特別是對公共利益的承諾）如何影響丹麥物理治療師的實際行為，而不是自我報告的行為，通過調查數據得出對公共利益有高度承諾的物理治療師將會優先考慮殘疾人群體，奠定了公共服務動機與公共服務行為（實際行為）之間的研究基礎。橫斷面研究設計廣泛要求研究人員收集所有替代自變量的信息，以減少遺漏變量偏差的風險。Jensen等[47]利用一個小組研究設計，試圖進一步克服該困境，研究發現全科醫生會根據他們的自我犧牲和同情心水平的改變來改變他們的公共服務行為，最重要的是，該研究進一步發現公共服務動機是改變較短期提供的公共服務行為的一個特別可行的預測變量，這一發現填補了公共服務動機從理論到實踐轉變的空白。

依據社會認知理論，班杜拉強調個體的自我主導能力，即個體可以計劃并預見行為結果，基于結果個體會設置行動方向與目標，從而激勵指引他們的行動[12]421-423。因而基于該理論并結合上文所述學者已有研究的證據，可以推導出，公共部門人員處于公共組織環境中，符號表征能力將會引導公共部門人員設置公共服務目標并產生公共服務動機，從而公共部門人員通過個體自我主導能力產生公共服務行為?；诖?，本文創設性搭建“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行為”邏輯鏈接圖，如圖3所示。

圖3 “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行為”邏輯鏈接圖

本文搭建的“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行為”邏輯框架得到了Bozeman和Su[19]70的研究支持，其認為以為公眾提供公共服務行為為中心而產生的公共服務動機將會公共服務動機的界定提供更為清晰的界限，但需要明確公共服務動機與其行為之間的關系。本文所構建的“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行為”之間的交互發展鏈，填補了其猜想的邏輯空缺，明晰了公共服務動機與公共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

（三）公共服務績效概念發展及鏈式邏輯轉化

1.公共服務績效概念延伸

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實踐以及公共行政研究最需要關注的問題之一是公共服務績效的提高[48]。公共服務績效包括宏觀績效、中觀績效以及微觀績效三個層面[49]。宏觀績效是指政府整體系統的決策、運行等綜合績效。宏觀績效方面，一定數量的研究證實公共服務績效管理的推行有利于提升政府部門工作效率，促進當地經濟發展水平顯著提高，推動當地科學化政策合理制定，打造一個更加透明型的陽光政府[50]。俄羅斯政府采用超過 300 個衡量指標去全方位衡量公共服務績效[51]以及英國 “布萊爾” 政府將私營 部門的績效衡量辦法引入公共部門績效評估中[52]。中觀績效是指政府某個部門或某個項目領域的績效。公共部門可以客觀使用一個可觀的變量來衡量績效水平，例如警察使用破案率來衡量[53]。

微觀績效是指公共服務個人績效，其又細分為角色內和角色外績效[54-55]。角色內績效即任務績效，屬于對工作說明書內所要求的任務結果進行評估，角色外績效即關系績效，不屬于與工作內容直接相關的評估，主要依賴于員工的自主性，學者往往認為兩者總和為公共服務個人績效[56]。微觀績效被視為決定公共服務中觀和宏觀績效的基礎[57]，但中觀績效和宏觀績效還受到其他層面例如組織層面等因素的影響。本研究以公共服務動機為起點勾連行為到績效，績效更多的是側重于個體微觀層面，結合前文所述公共服務行為的定義，本文采用Loon[58]的公共服務個人績效定義，認為公共服務績效為公共部門人員對實現公共組織的公共使命的貢獻。

2.“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績效”的鏈式邏輯轉化

個體認知和社會環境的相互決定表現為雖然個體的思想認知、目標信念等是社會環境的產物，公共部門人員處于公共組織當中時，就會產生相對應的公共服務動機，社會環境通過自我反省能力對個體思想認知產生潛在作用，良性的公共組織會深層次激發公共服務動機，使之作用于個體的工作績效[12]。三方互惠決定論認為個體的行為主要取決于個體自己的思想認知，在改變社會環境的同時也會受到社會環境的約束。

Naff和Crum[59]利用大約一萬名美國聯邦機構雇員的橫截面數據，發現公共服務動機與個人報告的績效之間呈現正相關，Alonso和Lewis[6]24-29通過大約三萬名機構雇員的數據同樣證實了該驗證，已有的兩次樣本均為大數據樣本量，可以認為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系統性誤差，得出的結論具有科學性。依據社會認知理論，個體同時擁有符號表征能力和自我主導能力，基于自我主導能力，個體可以辨析周圍的社會環境并建構自己的行動指引，同時通過自我反省能力，個體可以從社會環境中獲得新知識并及時反饋到個體的績效中[60]?；诖吮疚膭撛O性搭建“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績效”邏輯鏈接圖，如圖4所示。

圖4 “公共服務行為—公共服務績效”邏輯鏈接圖

3.“公共服務行為—公共服務績效”的鏈式邏輯轉化

依據社會認知理論的三方互惠決定模型，個體具有自我調節能力，行為效果會受到社會環境調節，但個體行為的結果會改變社會環境[60]。在公共服務行為中，公共政策的實施是通過公共部門人員的公共服務行為而生效的[61]，因而公共服務部門人員的公共服務行為被視為決定公共服務績效的重要因素[57]178-180，例如如若市政府的公務員喪失公共服務動機，可能會對公民提出的訴求反應程度會減弱，公共部門及公共部門人員都將受到公民的負面評價[62]。

已有文獻預計公共服務行為會影響個體公共服務績效，Andersen等[36]660-662使用一種客觀的結果測量方法（學生在期末考試中的學習成績），調查了公共服務動機和丹麥學生的成績之間的關系。研究表明，有公共服務動機的教師可能會將學生提高到更高的學習水平，該研究克服了原有研究中使用主觀數據衡量公共服務績效的弊端，進一步表明公共服務績效與公共服務行為的改進相關。

因而結合前文文獻，推導至本文研究邏輯中，公共部門人員具有自我調節與自我反省能力，借助此能力可以從公共組織中塑造自己的公共服務動機并及時反饋，從而指引自己的公共服務行為，產生高標準的公共服務績效?；诖吮疚膭撛O性搭建“公共服務行為—公共服務績效”邏輯鏈接圖，如圖5所示。

圖5 “公共服務行為—公共服務績效”邏輯鏈接圖

四、“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行為—公共服務績效”三元交互發展邏輯模型構建

（一）三元交互發展邏輯模型構建的基本原則

1.傳導機制：鏈式結構轉化

質點是物理學中的一個概念，意為有質量的點，本文將其引入公共服務動機研究當中，旨于描述當前公共服務動機研究將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行為、公共服務績效獨立分析研究或僅探討它們之間的相關關系的現狀。當前公共服務動機的探索雖然較多的在心理機制探索層面，但公共服務動機的研究重點應為如何通過公共服務動機來促使公共服務行為的產生，從而促進公共服務績效的提高層面[5]。本文根據上文邏輯推導，認為其具有可以互相轉化的交互發展關系。社會認知論認為，個體具有預見行為結果（自我主導）的能力，可以借助該能力設置目標，從而調節個體的行為。因而公共部門人員基于公共組織環境可以設置自己的公共服務行動目標，通過其指導公共服務行為。

公共服務動機的研究重點側重于激發個體做出公共服務行動，兩者雖然研究的因其內涵細微差異，而具有不同的要義，但兩者一脈相承。在公共服務動機的開創性論述上，就著重闡述了公共服務動機與公共服務行為的關系推論，Perry和Wise[63]指出，具有更強烈公共服務動機的個人可能在公共部門工作中表現更好，后續學者也通過實證研究進一步檢驗了，公共服務動機和自我報告的個體公共服務行為之間存在正相關[64]。因而，公共服務動機的具體表現形式是公共服務行為，公共服務行為的最根本誘因是公共服務動機。

公共服務績效的研究與公共服務動機以及公共服務行為的研究存在差異?；诒疚牡难芯棵}絡，公共服務績效的研究主要涉及由個體層面。目前學術界還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研究脈絡，其研究多偏向并且側重于采用多樣化的績效指標衡量公共部門績效[65]，從而進一步提升公共部門工作效率?！皠訖C—績效”方面，學者借助已有研究認為客觀績效與主觀衡量的績效呈現正相關關系，因而采用自陳的方式衡量個體績效，發現公共服務動機與個體績效正相關[66]?！靶袨椤冃А狈矫?，學者利用來自中國公務員的數據，發現公共服務動機導致了更高水平的組織認同行為，并進而影響了更高水平工作績效的產生[67]。

依據社會認知論的三方互惠決定論與本文邏輯論述，公共部門人員因為與公共部門相適配的信念而產生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動機調控著公共部門人員的公共服務行為，該行為會影響個體的公共服務績效，進而形成整體的公共服務過程。因而本文認為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行為以及公共服務績效在轉化傳導機制方面是鏈式結構。

2.發展層次：網式交互邏輯

網絡在數學中的理解為加權圖，本文第一次將其引入公共服務動機研究當中，旨于描述本文所建構的“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行為—公共服務績效”三元交互發展邏輯模型，雖然其傳導路徑為鏈式結構，但在轉化過程中，“動機—行為—績效”的各相關因素相互影響，多元發展，形成交互與網絡效應。

強化動機成為穩定的行為，并進一步轉化為績效需要一定的激發條件和環境基礎。如前文所述，將動機轉化為績效不僅僅依賴于動機本身，其他的相關因素例如組織制度[68]、工作支持[38]、領導風格[47]20-23、獎勵與分配公平[69]與工作意義[70]等都對績效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公共服務行為的研究多圍繞組織社會行為、個體離職、留任行為等行為展開廣泛，但其轉化路徑也需要環境情境[71]、領導風格[72]等諸多因素的參與。公共服務行為有諸多服務對象，其對如何構成良性的公共服務績效都有不同的認知與看法，并由于其主體差異性，因而不同主體會強調績效的不同方面[65]110-112。Brewer 和 Walker[73]認為公共服務績效包括產出公共服務行為的質量和數量、效率、滿意度等民主結果。

綜上所述，公共部門人員因為與公共部門環境相適配的信念而產生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動機調控著公共部門人員的公共服務行為，該行為也受到環境多方面的綜合性影響從而產生績效，公共服務績效評價體系中的民主結果又會促進公共服務動機的形成，從而形成整體的公共服務過程。因而，從“質點”勾連到鏈式傳導機制的路徑下，“動機—行為—績效”的發展模型卻是網絡式交互。

（二）三元交互發展邏輯模型的事實依據與構建路徑

1.案例一：正循環推動力

依據社會認知論，個體在受到社會性條件刺激時，符號表征能力會激活個體的信念，由于個體具有自我主導能力，因而個體的認知信念會調控個體的行為，已有文獻也證實，個體會通過公共服務動機使其采取有針對性的公共服務行動[68]。學者以某社區智慧居家養老服務為研究案例[74]，發現數字化公共服務環境會促使公共服務動機的產生，公共部門人員將會采取多種公共服務行為（在其文中表現為資源投入等），從而進一步產生數字化政績（公共服務績效）。

2.案例二：反循環反饋力

在自我調節能力的調控下，行為在改變社會環境的同時會受到社會環境的制約，最終由于自我反省能力，行為的結果反饋也會再次決定個體的思想認知，形成循環交互發展[60]。學者以北京市“接訴即辦”為案例研究發現[75]，公共服務績效會推動政府公共服務的改進，從而最終提升績效。而公共部門面對不同反饋的態度也截然不同，公共部門傾向于對正向績效反饋做出積極反應（正向公共服務動機），負向績效反饋則處于消極怠工的狀態。

基于此，將整個鏈式邏輯體系推導至公共服務當中，當個體產生對公共服務的向往或與公共服務動機維度相匹配的價值觀之后，個體會選擇做出與該組織相匹配的行為，并同時在該組織長久的待下去，為該組織產生組織工作績效，正向的績效反饋又會再次促使個體產生對公共服務的向往與期待，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行為與公共服務績效三元交互發展?；诖?，本文所搭建的“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行為—公共績效”三元交互發展邏輯模型如圖6所示。

圖6 “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行為—公共服務績效”三元交互邏輯模型

（三）三元交互發展邏輯模型構建的可行性分析

根據以上分析，如何將公共服務動機轉化為績效并應用到公共管理實踐中必須從宏觀層面上的政策追求與微觀層面上政策實施進行統一考量，將個體認知、工作場景與績效要素系統整合，構建三者之間的交互作用構架，打通從“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行為”以及“公共服務行為—公共服務績效”的鏈接關鍵節點，從社會認知理論的交互觀點出發，建構“動機（Motivation）—行為（Behavior）—績效（Performance）”三元交互的鏈式轉化邏輯，進一步促進公共服務績效的提升，為系統全面地完善公共服務動機理論，為更深刻的理解公共服務研究領域做出一定的理論貢獻，并為公共管理實踐提供決策支持。

“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行為—公共服務績效”三元交互邏輯模型的構建解決了以下三個問題：（1）當前公共服務研究還未系統整合，公共服務動機單元素研究有利于拓展概念的認知，但是難以實現通過提高公共服務動機達到提升公共服務績效的公共部門人力資源實踐目的。本文借助社會認知理論，第一次厘清公共服務系統的關鍵要素及其因果關系，并將其整合鏈接，將會從根源上激活公共服務績效的前置誘因。（2）從提升公共服務績效的最終目的來看，其績效提升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諸多要素參與其中，完成從公共服務動機到公共服務行為的激活。本邏輯框架系統地回答了從公共服務動機到公共服務行為到公共服務績效的轉化過程需要哪些激發和支撐條件。（3）僅僅塑造公共部門人員的公共服務動機是不完整的，三方互惠決定論厘清了從公共服務動機到公共服務行為，進而影響公共服務績效的全過程。同時三方互惠決定論從另一方面也完善了公共服務績效對公共服務行為的制約影響機制以及績效反饋對公共服務動機再塑造機制。

從長遠演化的角度來看，公共部門人員長期維持高公共服務動機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因而需要制度的設計和支撐的體系，從而形成正向的循環。通過將三大要素整合起來，厘清了各個支撐要素以及鏈接雙向循環關系后，解決了從公共服務動機到公共服務行為的轉化再到公共服務績效的提高，公共服務績效反過來又促進公共服務動機的激發和公共服務行為的長期穩定，形成正反饋與反向反饋的雙向循環關系。從而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行為、公共服務績效長期穩定，起到一個良性的保持和支撐作用，對公共部門人力資源實踐的指導以及如何提高公共服務績效形成了新視角。

五、研究結論與研究不足

（一）研究結論與未來研究展望

本文通過公共服務動機的概念定義、影響機制以及公共服務行為、公共服務績效的影響機制進行系統性闡述，搭建了一個系統性地公共服務動機、行為、績效鏈式邏輯體系，也為國內外公共服務動機的研究提供了基礎性框架?；谏鲜鍪崂硇匝芯?，未來公共服務動機的研究或許可以立足于以下幾點。

1.引入更加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從方法上彌補現有研究的空缺，從多方面夯實公共服務動機交互發展理論體系?？v觀公共服務動機的研究過程可以發現，早期的公共服務動機研究基于理論層面進行構建與闡述，而后經驗主義研究逐漸進入主流，對公共服務動機的相關變量進行因果關系驗證，但究其本質公共服務動機仍然是心理層面的一種個人特質。未來，公共服務動機的研究可以較多的采用實驗法與時間序列分析法等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探索因果關系，通過實證數據證實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行為、公共服務績效之間的因果關系。

2.加深“公共服務績效—公共服務動機”的反向反饋機制研究，從根本上激活公共服務動機。在“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行為—公共服務績效”鏈式研究框架下，公共服務績效的正向反饋將會在公共部門人員的自我反省能力控制下進一步激活公共服務動機。當前公共服務研究尚未進行由“反饋、行為”至“心理”研究的轉變，從實證方面驗證反向反饋機制。事實上，公共服務動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是促進公共服務行為生成的根基，如何精確激活公共服務動機更是顯得尤為重要。在數據方面打通反向反饋機制，即完成了將公共服務由被動變為主動的過程，為管理者培育公共服務從業者的服務提供實踐經驗，從而進一步搭建起良性的公共服務生態系統。

3.立足于所研究地區的國情，適當準確定義出公共服務動機與行為，并根據實際研究情況，確定公共服務績效的衡量標準。目前公共服務動機概念定義與量表開發有些略顯本末倒置，當學術界認為公共服務動機成為研究熱點之時，盲目的將其嵌套入當地文化背景之下，而忽視了公共服務動機的本質所在。公共服務動機是在公共選擇理論不能解釋超乎“經濟人假設”的背景下提出的，其具有自身多元化、科學化的內核，而不是單純的將其嵌入文化背景下進行實證檢驗，這與Perry[5]692所倡導的經驗研究背道而馳。未來的研究應在其自身固有的內核基礎之上進行準確定義，并進一步進行公共服務行為的定義，同時探討出公共服務行為是否與組織層面的因素息息相關。同時也應在同一研究框架下，納入公共服務動機與公共服務行為指標，將其作為衡量因素，研判出科學性、跨文化的公共服務績效的衡量標準。

（二）局限性

本文所構建的“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行為—公共服務績效”鏈式研究模型尚未得到實證數據支撐，也不能進一步驗證相關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未來研究將力求通過實證研究方法，特別是基于實驗法與時間序列的研究，進一步檢驗該模型是否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