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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清潔能源補貼政策新動向、影響及應對策略
——基于美國《通脹削減法案》的分析

2024-01-16 06:55屠新泉
浙江學刊 2024年1期
關鍵詞:能源技術法案補貼

屠新泉 曾 瑞

提要:清潔能源產業的發展既關系到一國能源綠色轉型的成效,也關系到該國在未來全球產業競爭中的地位。美國《通脹削減法案》通過提供巨額補貼以支持清潔能源全產業鏈的發展,力圖在全球氣候變化應對和世界清潔能源產業發展中重新占據領導地位。鑒于其龐大規模和美國本身的巨大影響力,該法案的實施將對各國清潔能源產業的發展帶來巨大影響。本文總結了該法案中清潔能源補貼政策的對象、規模和方式,并通過與此前相關補貼政策進行比較,研判美國清潔能源補貼政策的新動向、新特征及對相關國家的潛在影響,并對中國應對措施提出建議。

引 言

碳排放是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其中焚燒化石能源產生的二氧化碳占全部碳排放的近90%,占溫室氣體總排放的75%以上。因此,減少化石能源消耗、增加綠色能源比重、實現能源綠色轉型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美國作為歷史累計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其能源和氣候政策卻極不穩定?,F任總統拜登于2021年宣布重返《巴黎協定》,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恢復了奧巴馬政府時期的積極態度,并設定了“3550”碳中和目標,即2035年利用可再生能源實現無碳發電從而實現電力行業碳中和、2050年實現全面碳中和。2022年8月16日,拜登簽署了長達270頁的《通脹削減法案》(以下簡稱《法案》)。盡管名為通脹削減,但實際上該《法案》的重心卻在氣候和能源領域。根據《法案》,美國計劃在氣候和清潔能源領域投資達7900億美元,(1)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https://www.crfb.org/blogs/ira-energy-provisions-could-cost-two-thirds-more-originally-estimated。被廣泛認為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氣候投資法案,體現了美國加強氣候治理的決心與行動。根據榮鼎咨詢的預測,《法案》將使美國2030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進一步減少,從比2005年減少24%—35%,提高到減少31%-44%。

《法案》不僅是美國最大規模的氣候政策,其對美國清潔能源技術和產業的巨額補貼事實上也構成了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產業政策。因此,《法案》的出臺對相關產業的發展和國際競爭格局的潛在影響將是十分巨大和深遠的。氣候和環境領域被廣泛認為是最需要全球合作也最有可能開展全球合作的領域,也是處于地緣戰略競爭中的中美之間的最大公約數。但美國在清潔能源領域的龐大產業政策,必然加劇美國與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國家在該領域的競爭烈度,將對國際貿易體制和秩序造成嚴重沖擊,同時也將影響到全球氣候合作的氛圍和進展。本文試圖在回顧和梳理美國2016-2022年清潔能源補貼政策的基礎上,分析《法案》中清潔能源補貼政策的新特點和新動向,進而研判其對相關國家清潔能源產業發展的可能影響,并對我國促進清潔能源開發利用、推動綠色產業發展從而應對氣候變化提供政策參考,特別是針對能源綠色低碳轉型方面可能引發的全球補貼競賽,為我國應對貿易摩擦升級并參與WTO補貼規則改革提供依據。

一、美國清潔能源補貼政策演進

清潔能源是指包括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在內的環保能源。其中,可再生能源包括氫能、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等。清潔能源技術對低碳轉型至關重要,且存在顯著正外部性。美國一直希望通過為清潔能源技術的研發、生產和相關市場發展提供政策支持來促進清潔能源產業的發展。(2)《清潔能源技術與美國產業政策》,2022年9月7日,https://s3.us-east-1.amazonaws.com/files.cnas.org/documents/CNAS-Report-Reimagine-Clean-Energy-Tech-final-v2.pdf。美國能源信息署(EIA)發布的《2016—2022年間聯邦能源財政干預和補貼》顯示, 清潔能源補貼從2016年的78億美元增長至2022年的160億美元;2016至2022年間,也即在《法案》正式生效之前的七年間,聯邦政府針對能源部門實施的補貼金額累計約1833億美元,其中用于支持清潔能源的聯邦補貼占比高達47%。(3)美國能源信息署:《2016—2022年間聯邦能源財政干預和補貼》,2023年8月1日,https://www.eia.gov/analysis/requests/subsidy/pdf/subsidy.pdf。

這一時期,聯邦政府針對清潔能源實施的補貼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1)補貼方式主要為稅收抵免,稅收抵免形式的補貼約占清潔能源補貼總金額的92%,撥款、貸款或其他財政援助的比例只有8%。(2)補貼對象主要為太陽能、生物質能和風能。2022年,聯邦政府實施的清潔能源補貼共約160億美元,其中太陽能補貼約占47%,生物質能補貼約占23%,風能補貼約占22%,其它各類能源補貼占比較小。(3)補貼環節重研發前端而輕成果轉化。1961-2008年,美國在能源研發方面的累計花費超過1700億美元。(4)《清潔能源技術與美國產業政策》,2022年9月7日,https://s3.us-east-1.amazonaws.com/files.cnas.org/documents/CNAS-Report-Reimagine-Clean-Energy-Tech-final-v2.pdf。受制于美國制造業的“空心化”,有能力擴大規模并生產新產品新技術的制造企業數量有限。(5)《清潔能源技術與美國產業政策》,2022年9月7日,https://s3.us-east-1.amazonaws.com/files.cnas.org/documents/CNAS-Report-Reimagine-Clean-Energy-Tech-final-v2.pdf。因此,盡管美國具有清潔能源技術的研發優勢,但在清潔能源產業的商業化和大規模生產方面卻并未獲得全球支配地位。

清潔能源產業薄弱引發了美國政府、產業界和學術界的反思。他們認為,美國作為清潔能源技術的最大公共投資者和技術領先者,如果不能在技術真正投入市場時獲得主導地位,將無法把前期技術研發投入轉化成利潤,進而難以持續擴大清潔能源研發投入并保持技術領先。這是拜登政府制定大規模產業政策、力圖重振包括清潔能源、芯片等制造業的重要依據,也同時體現出美國政府產業政策調整的新動向,即不再只專注于前端的研發補貼和支持政策,也把更多的補貼資金用于技術的規?;a以及提高新技術、新產品的市場需求。但這種傾向于市場端的補貼和產業政策也意味著對世界生產和市場造成更大的外溢影響。

二、美國清潔能源補貼政策的新動向和新特征

近年來,中美之間的經貿關系日益緊張并演變為地緣戰略競爭,美國對其在清潔能源技術、零部件和原材料方面對中國的高度依賴也愈加擔憂,而俄烏戰爭則進一步刺激了美國的敏感神經。盡管美國十多年前就對中國光伏電池實施了貿易救濟措施,但截至2022年,中國仍占全球太陽能光伏產能的近三分之二,并且是生產光伏電池的核心原材料多晶硅的最大生產國。此外,中國在風力渦輪機部件的制造方面也占據主導地位,并擁有稀土等關鍵原材料的大部分精煉能力。無論是中國在清潔能源技術領域的核心角色還是清潔能源供應鏈的相互依賴結構,都引發了美國對其清潔能源領域競爭地位和國家安全方面的憂慮,也構成了推動美國實施新的清潔能源補貼政策的動因。

(一)美國清潔能源補貼新政策的主要內容

《法案》通過之初,根據CBO和JCT估計,到2031年美國將花費約3476億美元用于能源綠色轉型,且主要由稅收抵免組成。但根據更新后的預測數據,預計補貼投入將在原有基礎上增加約三分之二,預計2033年將達到6793億美元。(6)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發布的報告計算(https://www.cbo.gov/publication/58455 ),并根據重新估計后的數據(https://www.crfb.org/blogs/ira-energy-provisions-could-cost-two-thirds-more-originally-estimated)對稅收抵免類型的補貼金額進行調整。本文重點關注《法案》中的清潔能源補貼政策,按補貼對象可將其劃分為清潔能源發電、清潔能源產銷、清潔能源汽車與清潔能源研發四個方面內容,各部分占清潔能源補貼總金額的比例依次約為45%、31%、22%與2%。

圖1 《通脹削減法案》中的氣候與清潔能源政策

一是清潔能源發電。拜登政府的氣候政策目標中有一個關鍵的中期目標,即到2035年實現100%零碳電力,這是美國實現2050碳中和目標的重要條件。為此,《法案》為利用清潔能源發電的電力公司提供的補貼金額約為3041億美元。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其中稅收抵免類型的補貼約為2887億美元,財政撥款措施和國家貸款措施的補貼金額分別約為21億美元與133億美元。(7)稅收抵免類型的補貼金額源于國會預算辦公室 (CBO) 和稅務聯合委員會 (JCT)(https://www.cbo.gov/publication/58455)對2023-2033年間的預計,并根據最新文件更新相關數據(https://www.taxnotes.com/research/federal/legislative-documents/congressional-joint-committee-prints/jct-estimates-impact-of-repealing-ira-energy-tax-provisions/7gtlx?highlight=2023-15856);而財政撥款與國家貸款兩種補貼方式的預計金額與各種補貼方式的持續時間信息均來源于白宮發布的《通脹削減法案指南》(Inflation Reduction Act Guidebook,https://www.whitehouse.gov/cleanenergy/inflation-reduction-act-guidebook/)。

二是清潔能源產銷?!斗ò浮窞榍鍧嵞茉瓷a商(運營商)提供約2125億美元,以助力清潔能源的開發、利用和發展。其中,稅收抵免、財政撥款和國家貸款三類措施的補貼金額分別為2090億美元、10億美元和25億美元。補貼的持續時間因具體項目而異,持續時間主要是在2023年至2034年間,各年的補貼金額較為均勻。

三是清潔能源汽車。中國、美國與歐盟均將新能源汽車產業視為戰略性綠色技術行業。美國政府自2021年來不斷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將發展新能源產業升級為國家戰略?!斗ò浮窂墓┬鑳啥藶榍鍧嵞茉雌囂峁┝顺^1500億美元的補貼,主要以稅收抵免為主,約占清潔能源汽車補貼總金額的72%,補貼時間主要是2023—2033年間,并且2025—2033年間各年補貼金額分布較為均勻。

四是清潔能源研發?!斗ò浮肥谟枨鍧嵞茉醇夹g研發前端約119.62億美元的補貼,其中財政撥款和國家貸款兩種類型的補貼金額分別為36億美元和83.62億美元。針對清潔能源研發的補貼政策主要在2023年至2027年間實施,各年補貼金額呈現先增后減的特征。

(二)美國清潔能源補貼新政策的特點

1. 補貼規模比較大

《法案》在氣候與清潔能源領域的投資金額約為7900億美元,其中與能源清潔轉型直接相關的支出也即清潔能源補貼金額大概為6793億美元,約占該法案總支出(8980億美元)的76%,(8)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發布的報告計算(https://www.cbo.gov/publication/58455 ),并根據2023年6月重新估計后的數據(https://www.crfb.org/blogs/ira-energy-provisions-could-cost-two-thirds-more-originally-estimated )對稅收抵免類型的補貼金額進行調整。約占美國2022年GDP的3%,遠高于《2016-2022年間聯邦能源財政干預和補貼》中統計的2016-2022年七年間的清潔能源補貼總金額。

2. 補貼方式多樣化

《法案》采取的補貼措施多樣化,主要通過直接撥款、貸款、“免、抵、退”稅等方式的組合來建立可靠的清潔能源供應鏈,各類形式補貼占清潔能源補貼總額的比例從高到低依次為稅收減免、財政撥款和國家貸款(或貸款擔保),具體比例約為89%、7%和4%,實際金額依次為6064億美元、476億美元和254億美元,其中稅收抵免仍是主要補貼方式。

3. 補貼對象較全面

《法案》關注清潔能源供應鏈的各個環節,尤其是制造業,補貼資金的分配重點從清潔能源技術研發前端轉移至提升清潔能源技術和產品的國內生產能力?!斗ò浮窂那鍧嶋娏?、清潔燃料與清潔車輛的供給端和需求端多點協同發力,在近7000億美元的氣候與清潔能源總支出中,清潔能源電力和傳輸占最大份額,其次為清潔生產和銷售,再次是清潔交通,包括電動汽車(EV)激勵措施,最后為清潔能源研發。

4. 強調供應鏈安全

《法案》涉及的清潔能源補貼表面上是為促進美國各部門能源來源清潔化,建立更多樣化、安全和可靠的能源供應鏈。但無論是清潔能源汽車補貼的外國關注實體規則、(9)此處的外國關注實體(foreigh entity of concern)與《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案》一致。除了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常稱為“SDN清單”)公布的特定外國公民和被凍結個人名單,還包含了歸屬于特定國家政府所有、受其控制或受其管轄或指導的實體。特定國家按順序依次是朝鮮、中國、俄羅斯和伊朗。此外,美國商務部提議中國直接或間接持有至少25% 投票權的任何實體(包括總部設在美國或注冊成立的實體)都將被視為相關外國實體。北美組裝要求、關鍵礦物要求和電池組件要求還是清潔電力生產稅收抵免的國內含量要求,(10)美國要求清潔能源汽車在美國或與美國存在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開采/加工或是在北美回收的關鍵礦物占電池中所有關鍵礦物總價值的百分比從2023年的40%逐年遞增10個百分點直至2027年的80%并持續到2032年;美國要求清潔能源汽車在北美制造或組裝的電池組件的價值百分比從2023年的50%逐年遞增10個百分點直至2029年的100%并持續到2032年。都具有明顯的貿易保護主義色彩和地緣政治競爭意味。這也更凸顯了《法案》的產業政策色彩,其主旨在于推動美國清潔能源相關產業的發展,吸引相關回流,打造美國的清潔能源產業國內產業鏈,從而擺脫清潔能源供應鏈對中國的依賴,與包括中國、歐盟在內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爭奪綠色能源轉型的技術和產業主導權。

三、美國清潔能源補貼新政策的可能影響

(一)對美國的可能影響

美國試圖通過《法案》在需求端鼓勵消費者和企業購買清潔能源相關產品,在供給端鼓勵國內生產商生產清潔能源產品,形成綠色能源產業的“內循環”。巨額補貼無疑將對美國的新能源汽車、光伏、風電、綠氫和儲能行業等帶來極大利好。其中,新能源汽車產業尤其受到關注。目前美國在電動汽車銷售和生產方面都遠遠落后于歐盟和中國。2022年,中國電動汽車銷量占全球總量的29%左右,歐洲為21%,美國僅有7.7%。(11)國際能源署:《2023年全球電動汽車展望》,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dacf14d2-eabc-498a-8263-9f97fd5dc327/GEVO2023.pdf。美國認為缺乏政策支持是美國新能源汽車產業滯后的主要原因。因此,《法案》在新能源汽車領域以稅收抵免、財政撥款和國家貸款等多種方式提供了超過1500億美元的補貼。在新政策加持下,預計美國電動汽車市場規模將從2021年的282.4億美元增長到2028年的1374.3億美元;(12)《美國電動汽車市場規模、份額和新冠疫情影響分析》,https://theicct.org/wp-content/uploads/2023/01/ira-impact-evs-us-jan23.pdf。稅收抵免將使輕型電動汽車的購買成本降低3400美元至9050美元。預計這將使2030 年美國電動汽車銷量增長到占新車銷量的50%。

美國不僅要部署清潔能源技術,還要建立完整的以美國為中心的清潔能源供應鏈。因此,《法案》包括一系列清潔能源制造的激勵措施,如先進制造業生產稅收抵免與先進能源項目投資稅收抵免。根據IEA統計,2022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容量共新增335.7吉瓦,其中集中式光伏與分布式光伏共占65.5%,風電占22.2%,水電約占9.7%,生物質能發電約占2.3%,其他可再生能源發電約占0.3%。(13)國際能源署:《可再生能源市場報告》執行摘要,https://www.iea.org/reports/renewable-energy-market-update-june-2023/executive-summary。因此太陽能光伏行業無疑是新能源領域中至關重要的一節。但美國的光伏制造產能薄弱,大部分核心零部件仍依靠海外進口。2021年間,北美在太陽能電池板的全球供應鏈中占據的份額比較低,多晶硅產量占比為5.6%,硅片產量占比為0.3%,電池片產量占比為0.6%,組件產量占比為2.4%,產業規模與生產技術均相對落后。(14)國際能源署:《太陽能光伏全球供應鏈報告》執行摘要,https://www.iea.org/reports/solar-pv-global-supply-chains/executive-summary。2022年,美國太陽能光伏市場規模為172億美元,(15)太陽能行業數據,https://www.ibisworld.com/industry-statistics/market-size/solar-power-united-states/?!斗ò浮吠ㄟ^光伏投資稅收抵免的延期、新的制造業稅收抵免和其他的清潔能源激勵措施,將有效地刺激美國光伏項目投資?!斗ò浮分械那鍧嵞茉囱a貼加上《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案》提供的150億美元投資,將助力美國清潔能源產業快速發展,吸引綠色產業回流,創造新的就業機會。

(二)對歐洲的可能影響

歐洲的清潔能源技術及原材料生產一直位居世界前列。(16)關鍵清潔能源技術包括太陽能光伏系統、電池、風力系統、熱泵、電解槽和燃料電池等。歐盟既是全球清潔能源技術和產品的重要需求方,也是重要供給方,其中需求約占全球總量的23%,供給占全球總量的15%。(17)國際能源署:《2023年能源技術展望》,https://www.iea.org/data-and-statistics/charts/market-sizes-for-key-clean-technologies-in-the-announced-pledges-scenario-2030。截至2022年,歐盟電動汽車和儲能系統中使用的鋰離子電池有一半在本地生產,并預計于2027年可100%滿足歐盟鋰離子電池需求以及三分之二的陰極活性材料需求(電池中最有價值的部分)。

《法案》規定,只有在美國國內或與美國有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加拿大和墨西哥)組裝或采購的電動汽車,才可以獲得相應的補貼,這使歐盟生產商處于不利競爭地位,可能迫使相關產業的投資者離開歐洲而轉向北美。這將加劇歐洲“去工業化”勢頭并使其失去在清潔能源領域的領導權。例如,德國電力生產商萊茵集團 (RWE)決定斥資 68 億美元收購聯合愛迪生清潔能源業務,并加深其在美國的業務,西班牙綠色能源巨頭Iberdrola和專門從事航空、國防和太空市場的法國跨國公司Safran也已將其部分業務轉移到美國,(18)標普全球大宗商品,《歐盟綠色計劃旨在與美國氣候法相對抗,消除去工業化擔憂》,https://www.spglobal.com/commodityinsights/en/market-insights/latest-news/electric-power/012623-eu-green-plan-aims-to-rival-us-climate-law-repel-deindustrialization-fears。這對于因制裁俄羅斯導致能源價格飆升和通貨膨脹嚴重的歐洲來說無疑雪上加霜。除此之外,《法案》對綠色能源產業實施的補貼政策有效降低了美國綠氫和可再生能源的生產成本,使其在歐洲市場也同樣占據相對優勢。

為提升歐盟產業的競爭力,歐盟極可能效仿該法案的做法。歐盟委員會向其成員國發送了提案草案,建議進一步延長暫時性放寬國家援助限制政策(旨在防止成員國補貼特定企業或行業的規則)以支持關鍵的綠色產業以及吸引必要的投資。此外,部分歐盟成員國(如法國和德國)指責美國的歧視性政策,呼吁歐洲作出強有力的回應,采取更多的綠色補貼并考慮“購買歐洲貨”。如已經發布的綠色協議產業計劃和歐洲主權基金,要求制造商使用國內產品和材料以獲得補貼資格,并設定了2030年實現40%凈零技術本地生產的政治目標。歐盟和美國之間在清潔能源產業領域的摩擦增加可能會阻礙歐盟與美國之間的雙多邊氣候外交。

(三)對日韓的可能影響

《法案》中對汽車組裝地和電池的相關要求對日韓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影響最大。目前在美國銷售的32款EV車型中,有26款是在國內組裝的,其中只有日產聆風和少數歐洲車型是在美國生產的,而起亞和現代銷售的所有電動汽車目前都在海外生產,因此不符合稅收抵免的條件。(19)外交學者:《通脹削減法案擾亂韓美關系》,https://thediplomat.com/2022/09/inflation-reduction-act-roils-south-korea-us-relations/。短期內,清潔能源補貼的歧視性政策勢必會損害日韓新能源汽車在美國市場的利益,并促使日韓相關產業的投資流入美國,可能造成日韓技術外流與產業空心化。這對日韓電動汽車行業的影響立竿見影,2022年現代和起亞宣布將投資55億美元在佐治亞州建設電動汽車和電動汽車電池聯合生產設施,新工廠預計2025年投產,投產后每年可生產30萬輛電動汽車。但從中期來看,日韓可以通過開發新的供應鏈來獲得稅收抵免。

(四)對中國的可能影響

經過近20年的持續投入和建設,中國在清潔能源領域已經擁有了全球領先的技術水平和生產能力。中國生產了四分之三的鋰離子電池,擁有70%的陰極和 85%的陽極產能(兩者都是電池生產的關鍵部件)。截至2022年,中國擁有全球78%的電動汽車電池制造能力,預計2030年仍將占據70%的份額。(20)布魯金斯學會:《中國在供應全球能源轉型關鍵礦物方面的作用》,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22/08/LTRC_ChinaSupplyChain.pdf。中國光伏產業擁有全球79%的多晶硅產能,控制著全球97%的硅錠和硅片制造,生產全球85%的太陽能電池,而北美的太陽能電池產能只占0.6%。(21)國際能源署:《太陽能光伏全球供應鏈報告》執行摘要,https://www.iea.org/reports/solar-pv-global-supply-chains/executive-summary。事實上,正是由于中國在清潔能源領域的巨大優勢,才引發了美國的焦慮以及《法案》的產生,也可以說,中國是美國出臺《法案》的最主要針對對象。

美國在清潔能源產業鏈中的最大優勢在于它是全球最大的市場和買方之一。但由于此前美國已經對我國相關產品特別是光伏實施了貿易救濟措施,汽車出口同樣高額附加關稅,我國清潔能源產品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度很低。但從另一個角度看,由于《法案》提供了大量的需求端補貼政策以刺激清潔能源產品的消費,而我國卻被排除在這一有望快速增長的市場之外,無疑也是一種期望收益的損失。對中國來說,《法案》帶來的最大挑戰是美國通過補貼政策大幅降低美國清潔能源生產商的生產成本、提高其國際競爭力,并結合美國已經實施的高度保護性的貿易政策,有可能培育出一個技術領先且有一定價格優勢的清潔能源產業鏈,從而對中國當前的領先地位構成威脅。

四、中國的應對策略

(一)充分運用WTO相關規則,切實維護國家合法利益

由于《法案》中的一些主要補貼項目含有國內含量要求,可能構成SCM項下的禁止性補貼。并且《法案》中的外國關注實體規則要求2024年起汽車的任何電池組件不能來自中國,2025年起汽車電池不能有任何來自中國的關鍵礦物。這一規定嚴重違背WTO最惠國待遇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排擠中國的意圖昭然若揭。中國應密切關注相關補貼政策的實施進程并做好影響評估,必要時中國應團結其他利益受損的國家或地區,積極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以維護自身利益。

(二)鼓勵WTO規則與時俱進,推進產業補貼規則談判

鑒于清潔能源產業成本高且具有明顯的正外部性,對其提供一定的補貼具有其合理性。但是清潔能源補貼仍需遵守一定的原則和規則,而現有的WTO規則需要與時俱進,既尊重各成員實施綠色補貼的權利,又要避免歧視性,減少對國際貿易的扭曲。因此中國需推動乃至引領WTO產業補貼規則談判,爭取恢復SCM協議下的不可訴補貼,如增加綠色補貼例外,同時也應進一步研究并提出綠色補貼的約束和限制,明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堅決抵制綠色壁壘。

(三)借鑒美國補貼政策,扶助清潔能源產業

雖然實施成效仍有待觀察,但美國以立法形式鼓勵清潔能源全產業鏈的發展,補貼形式多樣,補貼力度巨大,具有較高的合理性和系統性。我國雖然在清潔能源產業發展中已經占據優勢地位,但仍應居安思危,要著眼于從研發、生產、消費等全產業鏈的各個環節入手,制定有效的政策激勵手段,幫助企業降低成本、擴大投入,同時提高消費者綠色轉型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依托中國的大市場和制造業全產業鏈優勢,不斷推動清潔能源技術升級和創新,更好地抓住全球能源轉型所帶來的產業發展機遇。

(四)積極開展多雙邊環境合作,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挑戰

氣候變化問題是一個全球性問題,因此應對方案勢必不是單邊的、孤立的,是不可能脫離全球協作的基礎的。不可否認的是,《法案》中的合規綠色能源補貼有利于解決氣候變化問題。我國仍需秉持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重要理念,維護多邊共識,與美國開展對話,努力消除合作障礙,積極參與和推動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建設。同時也應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與其他國家開展清潔能源領域的合作,優化清潔能源技術產業鏈區域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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