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保護的人類利益與生命尊嚴*

張國清 李子旻

提要：在環境保護中,不同主體發揮著不同作用。隨著重心下移,環境保護是由近及遠且自下而上的以社區和園區為基礎、以居民和員工為主體的日常實踐活動,既是人們在勞動場所的常規操作,也是他們在生活家園的普通習慣。人類利益的獲得要符合生態優先原則,這是一個環境保護的強綱領,不僅對社會經濟發展構成約束,而且為環境保護提供指針。在生態環境保護上,人類之外的其他生命是沉默的絕大多數,它們必須有人為其權利和利益作代言人。生態環境保護必須增加人類權利和利益之外的維度,保護其他生命的生存權利和尊重其他生命尊嚴的維度。搞好環境保護,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建設更加美麗的家園。那個家園不僅屬于人類,而且屬于其他的生命。

一、生態環境惡化是地球生命面臨的共同挑戰

“在全球化時代,人類面臨的全球性難題不是單一個別的地方性、國別性或國際性問題,而是全人類的和平、發展、安全和正義問題?！?1)伏佳佳、張國清:《世界主義及其超越:兼論中國視野中的全球正義》,《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6期。進入21世紀以來,在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極端天氣和重大自然災害頻繁發生,給人類生活和社會生產帶來消極影響。自然災害具有跨越地區和國界的特性。江河洪水泛濫,所經之地的國家和人民就會遭殃。自然災害看似是一種自然現象,實際上,人類是影響氣候變化、環境變化和生態變化,導致或加重自然災害的重要因素。人類生產和生活造成大量碳排放,導致全球變暖,全球變暖導致北極冰塊融化,進而導致海平面上升,容易造成極端天氣,引發自然災害。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在2019年通過并發布《氣候變化中的海洋和冰凍圈特別報告》,提出若干重要預測:(1)如果碳排放繼續快速增長,地球上的小型冰川將在2100年減少80%。(2)衛星觀測結果顯示,自從1993年以來,海平面每年上升3.1毫米,上升速度比20世紀快了2倍,如果不迅速減少碳排放,海平面上升可能在2100年達到1.1米。(3)北極的海冰每年都在減少,并且在變薄。如果升溫1.5攝氏度,北冰洋將在少數年份的9月份出現無冰的情況。如果升溫2攝氏度,每三年有一年的9月份會出現無冰。(4)如果升溫低于2攝氏度,2100年仍有大約1/4近地表的永凍土會融化,如果碳排放繼續增加,70%的近地表永凍土會消失。(2)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氣候變化中的海洋和冰凍圈特別報告》,2019年9月25日在摩納哥正式向全球發布。這些數據表明,人類碳排放是影響全球變暖的重要原因,是導致極端天氣、暴雨洪水等自然災害的源頭之一。

生態環境惡化是所有地球生命面臨的共同挑戰,其他生命只能被動適應生態環境的惡化趨勢,只有人類能夠主動地回應甚至改變這一趨勢。為了減緩全球變暖趨勢,人類減少碳排放勢在必行。碳達峰和碳中和是碳排放兩大指標。前者指在某個時點,碳排放達到峰值,之后逐步回落,表明碳排放與經濟發展實現脫鉤。后者指國家、企業、產品、活動或個人在一定時間內直接或間接產生的二氧化碳或溫室氣體排放總量,通過植樹造林、節能減排等方式抵消自身產生的二氧化碳或溫室氣體排放量,實現正負相抵,達到相對“零排放”。為了實現碳中和,國際社會制定了減排計劃。1997年12月,聯合國氣候大會通過《京都協議書》,首次以法規形式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發達國家從2005年開始承擔減排義務,發展中國家從2012年開始承擔減排義務。2015年12月12日,全世界近200個締約方通過《巴黎協定》,為2020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做出安排,長期目標是將全球平均氣溫較前工業化時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并努力將溫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攝氏度以內。如下面表格所示,世界主要經濟國家和地區制訂了碳達峰、碳中和計劃。2013年,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已經實現碳達峰,并且將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國際社會正在行動起來,為實現上述目標而努力。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國家,將在2035年實現碳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3)胡鞍鋼:《中國實現2030年前碳達峰目標及主要途徑》,《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中國政府明確表示要“加強生態環境保護,促進綠色低碳發展”。2023年10月27日生態環境部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發布《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2023年度報告》,展示中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成效。

表1 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碳達峰、碳中和時間表

人類碳排放和廢水排放是影響地球生態變化的重要因素。綠色低碳生活和生產方式是人類應對環境退化和生態惡化的最佳選項。人們開始意識到自然環境變化與人類日常生活的緊密聯系,他們開始嘗試低碳綠色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的可能性?？缭絿绲娜蛐原h境保護問題成為學界專家和普通民眾討論的熱點。然而,全人類尚未達成這樣的共識,人類一切活動遵守生態優先原則,人類社會獲得任何利益符合生態優先原則。它是環境保護的強綱領。早在半個世紀之前,羅馬俱樂部發表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端》具有先導意義。其成員擔心,人口增長、糧食供應、自然資源開發、工業生產和污染,是影響和決定人類社會經濟增長的五個因素,如果它們以現有趨勢持續下去,地球的增長極限將在百年之內發生。人類生態足跡的影響因子已然過大,生態系統反饋循環滯后,生態系統自我修復能力受到嚴重破壞。這份報告對人類發展的可持續性表示懷疑,對人類社會的未來做了悲觀預測,成為世界綠色運動的宣言書。(4)參閱梅多斯:《增長的極限》,李濤、王智勇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13年。

現在,有毒物污染、森林破壞、全球變暖、生物多樣性喪失等成為生態環境重大議題,產生了環境倫理學、綠色發展理論、環境保護理論、深層生態學等多學科理論學說。(5)參閱John S. Dryzek, Bonnie Honig, and Anne Philip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773-774.保護生態環境,應對氣候變化,涉及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共同利益,具有超越國家邊界的區域性、國際性、世界性和全球性等特征,是“全球面臨的共同挑戰”(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重要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127頁。。居民的生存權和人民的勞動權屬于基本人權。良好的生活環境是居民生存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安全的生產環境是人民勞動權的重要組成部分。環境保護不僅是要通過搜集科學信息來解決的事實問題,而且是涉及人類如何相處和如何對待自然的價值問題。它們同時是“科學問題、政治問題和倫理問題”(7)Dale Jamieson, “Ethics, Public Policy and Global Warming,” in Environmental Ethics: An Anthology, edited by Andrew Light and Holmes Rolston III,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p.372.。

在本文中,為了提出合理的環境保護方案,我們首先將探討國際組織、主權國家、地方社區和居民個人等環境保護不同主體所扮演角色的相關爭議,表示要認真對待生態環境中的非人類利益、人類利益、國家利益、地方利益、社區利益和個人利益。然后,我們將提出建設更加適宜人類生活的美麗家園的若干建議,主張實施環境保護必須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綠色低碳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應是人類應對環境退化和生態惡化的最佳選擇。

二、環境保護涉及的主要利益沖突

在環境保護上,國內、國際和全球的利益訴求和權利主張有時是矛盾的。人們在何者優先的問題上爭論不休。共同的國家認同,甚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某種共識,一定程度上為民眾與遙遠地區的人類同胞建立起共情聯系,但是人們首先關心身邊的環境問題和生態問題。環境保護難題既對人類生存與發展構成挑戰,也涉及人們的利益和價值觀念。

(一)人類利益和非人類利益

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表示,人是萬物的尺度?？档抡J為,人是目的自身,而在任何時候都不能當作手段。羅爾斯也認為,盡管動物需要得到某種保護,但是“動物的地位不是人類的地位”(8)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Second Editi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442.另參閱張國清:《〈正義論〉評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年,第1395頁。。在環境保護中,人們大多持有一種人類中心論觀點,從人類視角來思考生態環境問題,把人類以外的其他條件,包括自然生態環境,當作人類生存發展的工具性條件。人具有優先于動物的地位,也具有高于動物的權利、利益和價值。動物解放運動和深層生態運動的興起正在改變這種局面。

主張動物解放者認為,地球既是人類生存和繁衍的家園,也是其他生命的棲息地。人類是在地球生命圈內的自然之子。不過,非人類的生命自有其價值,它們不是人類生存和繁衍的工具。澳大利亞倫理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1975年發表《動物解放》一書,將解放黑奴和解放動物相提并論,反對人類以任何暴力方式對待動物,發起了現代動物解放和動物權益保護運動。(9)參閱辛格:《動物解放》,祖述先譯,青島出版社,2006年。他批評世上萬物只以人類生命為目的的傳統生命觀念,警告人類一舉一動都會對非人類生命產生影響,他們必須三思而后行。像其他動物一樣,人類是動物中的一個物種。然而人類不承認自己是動物,并以此作為殘害和虐待動物的道德理由。他為此建議,雖然動物非我族類,但是就像人們必須平等考慮人類的痛苦那樣,人們必須平等考慮非人類動物的痛苦。破壞自然環境的受害者,不只有人類自身,而且有其他非人類生物,尤其是鳥類和哺乳動物。人類做出影響環境的決定,應當設法“最小化動物生命的損失”(10)Peter Singer, “ Not for Humans Only: The Place of Nonhumans in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Environmental Ethics: An Anthology, Andrew Light and Holmes Rolston III(eds.),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p.61.。

深層生態運動則比動物權利運動更進一步。其主張者認為,雖然其他生命不像人類那樣具有申明自我主張的能力,但是它們同樣具有生存繁衍權利,它們的生存環境不應當受到人類社會活動的侵擾和破壞,非人類的生物多樣性應當受到人類的尊重和保護。挪威環境地理學家阿倫·奈斯等深層生態運動者提出了8項主張。它們分別是:(1)地球上人類生命和非人類生命的福祉和繁榮皆有自身價值(亦即內在價值或固有價值),這些價值獨立于非人類世界對人類目標的有用性。(2)生命樣式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有助于實現這些價值,并且生命樣式自身也是有價值的。(3)除非滿足生存需要,人類無權減少生命樣式的豐富性和多樣性。(4)人類生活與文化的繁榮與更小規模的人口相適應,非人類生命的繁榮也要求更小規模的人口。(5)當前人類過度侵擾和干涉非人類世界,這種情形正在迅速惡化。(6)因此,必須改變影響經濟、技術和意識形態基本結構的現行政策,其結果將與當前的情形大有不同。(7)意識形態變革將更重視生命的質量(保留固有價值的各種情形),而不是執著于某個不斷提高的生活標準。(8)贊同上述觀點的人有直接或間接的義務去達成這些必要的變革。(11)Arne Naess, “The Deep Ecological Movement: Some Philosophical Aspects,” in Environmental Ethics: An Anthology, Andrew Light and Holmes Rolston III(eds.),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pp.264, 266-267.

像動物解放運動一樣,深層生態運動是一種超越國家利益甚至人類利益的環境保護主張。奈斯表示,第三世界國家大多對深層生態學不感興趣。由于西方發達國家想要通過第三世界政府采取生態措施在實踐上行不通,通過非政府國際組織開展全球行動顯得十分重要。他特別提到,要從生物圈角度來看待污染問題,不能僅僅聚焦于污染對人類健康的影響,而要關注污染對包括整個生命圈的影響。排放有毒廢氣和污水不僅是對人類犯罪,而且是對所有生命犯罪。在對待自然資源的態度上也是如此。人類生產和消費模式必須考慮其他生命形式對自然資源的需求。人口爆炸對地球生命圈構成嚴重壓力。因此,要改造的不是自然界和其他生命,而是人類自身。隨著人類社會進入后工業社會,計劃生育和減少人口是最優選項。(12)Arne Naess, “The Deep Ecological Movement: Some Philosophical Aspects,” in Environmental Ethics: An Anthology, Andrew Light and Holmes Rolston III(eds.),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pp.264, 266-267.

(二)全球利益和國家利益

為了應對環境退化和生態惡化,全球方案代表全人類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價值,其政治理論假設是全球主義;國家方案代表各個主權國家的基本利益和共同價值,其政治理論假設是國家主義。它們在事關人類生存與發展的許多重大議題上存在爭議。

全球方案標榜全球主義和全球利益。美國政治學家基歐漢(Robert Keohane)和奈(Joseph S. Nye)將全球主義定義為“需要有關各方付出代價的、跨國或國際相互聯系的、空間廣闊的網絡”(13)基歐漢、奈:《權力與相互依賴》,門洪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83頁。。當人們以整體看待世界,把地球作為參照點來對待,以世界公民身份去思考和探討人類社會面臨的一切問題,他們便有了全球主義。在國際政治中,全球主義與1945年之后確立的人權理念和規范相關,尤其與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頒布的《世界人權宣言》高度相關。(14)John S. Dryzek, Bonnie Honig, and Anne Philip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633.那些理念和規范推翻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現代國家主權的完整性、獨立性和至上性開始受到挑戰。在世界經濟領域,市場全球主義在思想上來源于20世紀6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與二戰之后的西方國家經濟振興計劃高度相關。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表示,全球主義意指由新自由主義思想支配的世界市場。(15)貝克:《什么是全球化?全球主義的曲解——應對全球化》,常和芳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1頁。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上的全球主義,指適用于全球的人類價值規范和行動準則,它們是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的意識形態和思想觀念。它們可以是各種世界性政治議程、方案和策略,嘗試在全球意義上重新塑造人類社會的基本關系。(16)Manfred B. Steger, Globalism: Facing the Populist Challenge, Rowman &Littlefield, 2020, Preface, p. vi.

國家方案以國家權力為核心,以國家利益為根本利益,強調國家主權,體現中央權威,有嚴格的自上而下的權力分配體系。在關于個人、社會與政府(國家)的關系上,它主張由政府代表的國家處于主導地位,個人和社會處于從屬地位,與自由主義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推崇相對立,批評“有限的國家”或“最弱意義的國家”假設。它不允許資本無序擴張,對各種社會力量起著規范和調節作用。在國際事務中,它主張主權國家及其機構是參與全球治理的核心力量和基本制度。在國際關系上,它強調國家獨立自由和主權完整,承認國家在人類生活中的核心作用,反對其他國家對本國內政的干涉。

在眾多領域,全球主義和國家主義是針鋒相對的兩種觀念。在環境保護領域,也存在全球主義和國家主義之爭,形成了全球方案和國家方案兩套解決方案。全球方案的支持者認為,現有主權國家模式已經無力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唯有通過在全球層面統一規劃和管理,人類才能最大限度地從整體上解決生態危機,維護生態環境。在具體路徑上,其穩健的主張者將目標放在建立具有強制力的超越國家主權的國際性執法機構上。他們希望通過賦予諸如聯合國環境署強制執法權的方式,對國家主權及其治下的機構、企業、個體的違規行為進行有效懲罰。其激進的主張者聚焦于構想世界政府,認為只有世界政府才能徹底解決環境保護的跨國性問題,為不同地區建立符合生態正義的分配方式。

全球主義者認為,國家方案無法應對環境保護的三個事實。首先,生態問題具有跨越國家邊界的自然地理屬性。沒有人會認為,沙塵暴、干旱、洪水和臺風等自然現象可以被賦予特殊國家屬性。極端氣候災難經?？缭饺藶閯澏ǖ膰缇€,對多個國家產生連鎖影響。這一點成為國際社會出于全球主義立場對其他國家主權實體進行外部干涉的合理依據。同樣地,就像2013年日本福島核事故和1986年烏克蘭切爾諾貝利核事故那樣,任何一個國家都難免受到鄰國環境破壞或生態惡化造成的負面效應。一個國家遭遇的生態災難很可能是其他多國共同促成的環境破壞和生態惡化的后果。

其次,環境破壞、生態惡化往往是多因多果的,由主權國家承擔環境保護的責任分配模式存在缺陷。從現代國家觀念可以合理地推導出,各國傾向于優先滿足本國人民的生存需要和根本利益。假如全球范圍的某些自然資源是相對稀缺的,它們無法得到充分滿足,那么擁有資源的國家有責任優先滿足本國人民的基本需要。有些國家及其企業可能過度開發自然資源,破壞自然環境,生態條件的惡化可能在不知不覺中緩慢發生。獲得資源的國家并沒有因自然環境破壞或生態條件惡化而受到譴責和懲罰,導致環境保護責任分配的失衡。比如,日本政府不顧國際社會反對,決定從2023年8月24日開始用30年時間,向太平洋排放2013年福島核事故產生的134萬噸核污染水,這一做法將嚴重威脅環太平洋地區各國生態環境安全,尤其對該地區海洋資源的安全構成威脅。(17)針對日本政府的這一做法,多國政府和民眾予以強烈抗議和強力譴責。中國外交部表示:“日本政府無視國際社會強烈反對,罔顧本國和他國人民的健康權、發展權、環境權,強行啟動福島核污染水排海,公然將核污染風險轉嫁給全世界,這是極其自私自利、極其不負責任的行為?！敝袊侣劸W,2023年8月25日。此外,國際資本往往遙控自然資源的過度開采,造成嚴重污染的跨國企業生產的產品滿足著世界范圍消費者的需要, 工人們并沒有得到有效的安全防護。美國學者博格(Thomas W. Pogge)表示:“在設計全球秩序的博弈中,對富裕國家的政府、企業或公民最有利的特定決策,有時并不是欠發達國家免于嚴重貧困的最佳決策?！?18)Thomas W. Pogge, Politics as Usual: What Lies Behind the Pro-Poor Rhetoric, Polity Press, 2010, p.34.從極端天氣到跨國污染,處于現有社會結構邊緣的群體往往為生態環境惡化承受著不成比例的損失。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環境保護上存在利益沖突。發達國家享受著高質量生活,發展中國家承擔生態惡化帶來的負面效應。比如小島嶼國家的人民從來不是碳排放的主要貢獻者,卻是海平面上升的受害者之一。

第三,環境保護具有彼此互動、環環相扣的整體屬性,需要不同實體相互配合。人類社會普遍承認環境保護的必要性,但在具體實踐中,環境保護與人類社會的其他需求存在結構性沖突。美國馬克思主義者奧康納(James O‘Connor)指出:大多數生態問題和社會經濟問題,若只在地方性層面上考慮便難以得到解決。(19)參閱奧康納:《自然的理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唐正東、臧佩洪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433頁。維持生態多樣性是環境保護的重要內容,保護珍稀動物是維持生物多樣性的必要方式。如果沒有充足的外部補貼,由于在種類和數量上存在食物稀缺性,因紐特人不得不在滿足自我生存和保護珍稀動物之間做出艱難選擇。單純局限于生態執法的主權機構無法處理環境保護的整體性問題,結果只能導致權力邊界不斷擴展,建立包含所有權力的世界政府。因此,應當由國家主權之外的世界性國際組織來確定像因紐特人捕殺獨角鯨、白鯨、海豹、北極熊等珍稀動物那樣的具體規則。

全球方案的論證邏輯是,環境保護涉及生態責任的全球分配正義。地球上每個人的生存環境息息相關,破壞生態行為可能對所有生物產生消極影響?，F有主權國家結構無力徹底解決生態正義問題,這一點尤其表現在環境保護具有跨越國家的屬性上。當環境保護產生國際爭端時,相關國家處于對立立場,很難超越自身國家利益來解決爭端。在處理跨越國家邊界的環境污染問題上,受污染的國家往往不能對造成污染的來源國實施有效制裁或獲得合理補償。為了達成環境保護的全球正義,有必要建立具有強制力的全球性機構,對違反者做出國際裁決和懲罰。因此,全球方案有存在必要性,全球利益是不可忽視的重要維度。

實際上,各個國家在國際事務上擁有不同話語權,強國和弱國并不擁有同等地位。全球化是若干強國、大國主導的全球化。環境保護的全球方案也是如此。與全球方案不同,國家方案強調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體系是現有國際政治的基本現實。在支持國家方案者看來,任何脫離主權國家的環境保護方案都缺乏實踐可行性。如果按照全球方案要求,在環境保護上,最終將設立超越國家主權的世界性機構,現有主權國家降格為從屬性實體。這將導致環境保護實踐主體的實在性問題。實際上,環境保護與許多其他問題交織在一起,跨越主權機構的強制力不可能局限于環境保護領域。也許,世界性機構成為立法、監督和仲裁機構是更加可行的。

當然,環境保護存在跨國性難題,并不等于國家方案沒有解決辦法。比如,在世界性機構協助下,向其他相關國家征收碳稅是主權國家權力范圍內減少生態破壞負面效應的方式。它需要建立國際監管機構和爭端解決機制。這些機構具有超越國家主權的權威性。它們的仲裁具有超越國家主權的有效性。一旦做出裁決,相關國家及實體就需接受裁決。設立超越主權的世界性機構,直接目的是克服主權國家的缺陷,最終目的是建立世界范圍內公正的生態責任分配機制。引入普遍強制力的做法有助于克服主權國家的任意性。這將消除環境保護的跨國性問題。因此,全球方案有一定適用范圍。

我們認為,在解決國際環境保護問題上,環境保護責任分配的正當性既要以人類的普遍平等為基本假設,也要考慮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社會發展水平和人民實際需要。環境破壞和生態惡化的直接受害者是所在地的居民,最終受害的是整個人類。受害而沒有得到有效補償,違背人類的普遍平等原則。

環境保護首先是國家主權份內的責任,是傳統主權國家內部不同地區、地方政府、企業、社區及其成員的利益沖突問題。在國家主權之內的環境保護問題,全球方案一般是無能為力的。全球方案的解決辦法最終要由具體國家機構來落實。過分強調全球方案,會加重主權國家在保護環境上的失能或無能,也會為它們推托責任提供借口。因此,全球方案主要是一種國際監督的力量、批評的力量。當然,它也是一股裁決的力量、審判的力量。它是促進國際社會普遍認識到今天人類面臨的環境和生態問題之嚴峻性和復雜性的重要力量。但與國家相比,它主要是協助性的和輔助性的。樂觀地看,人類有可能建立比較完備的全球性環境和生態保護監控機制,把對人類生存環境造成損害的因素嚴格監督起來。

但是,我們對全球方案不能預期過高。全球方案賦予環境保護以普遍合理性,沒有考慮環境保護的人際差異、地區差異和國際差異,沒有提供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的特定動機。國家方案賦予環境保護以維護國家主權和人民利益的正當理由,但是沒有解決跨越國家邊界的環境保護問題。國家方案是全球方案產生的基礎,全球方案是國家方案的補充。全球方案削弱國家的主體地位,但是國家仍然是主導的。

(三)國家利益和地方利益

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存在沖突。當使用資源的欲望超過保護環境的意愿,資源開發者容易違反或無視環保法規。當我們把注意力轉向國內環境保護問題時,便存在著立足地方利益的地方方案與注重國家利益的國家方案之爭。為了發展國家經濟,國家有可能違反環境保護規則;同樣,為了發展地方經濟,地方政府和企業有可能無視環境保護要求。當國家和地方都放任自然資源開發而默許違反環境保護規則時,它將導致所在國家和地方的資源枯竭和環境破壞。在地方和國家層面,都存在環境保護考慮和資源開發利用的矛盾。國家方案代表全國人民的利益,地方方案代表地方人民的利益。國家方案和地方方案之爭,既是經濟發展利益之爭,也是環境保護理念之爭。

首先,保護環境和發展經濟是兩個不同的動機。人類是自然環境中的自然生物。人類生活的自然環境是近在眼前的。人類破壞自然環境,也就破壞自己的生存基礎。人類保護環境的動機是非常明確的,亦即他們能夠生存于對自己友善的自然環境中。站在地方方案的立場來看,環境保護首先是所在地居民的份內之事。居民最熟悉本地生態狀態或環境狀態。在他們看來,許多破壞地方環境的國家決定或政府決策對自己的生存條件構成威脅。那些決定或決策可能是合法的,卻不是合理的。

環境保護的地方方案有著悠久的實踐歷史和思想傳統。環境保護開始是一個地方性觀念,先要解決有限人類的生存和繁衍問題,解決原始族群和地方居民的生存訴求,類似于中國傳統社會“小國寡民”的生存訴求。到了后來,環境保護成為一般人類共同體(社會)和國家機構(政府)關心的共同議題。在保護自然環境和維持社會安寧上,國家有著古老的集體智慧,是構成人民忠誠的關鍵因素。用柯克(Russell Kirk)的話來說:“國家對于人性圓滿和文明發展是自然而必要的;除非人類滅亡,否則它不會消亡;它注定為人類的存在而存在?！?20)Russell Kirk, The Politics of Prudence, ISI Books, 2004, p.168.

主張地方方案者認為,在環境保護上,和全球方案一樣,國家方案是自上而下的。它們忽視地方性和社區性忠誠的重要性,顛倒環境保護的因果關系。居民開展環保行動,是自下而上和由近及遠的。他們首先考慮眼前之事、身邊之事,然后才考慮長遠之事、未來之事。他們不需要全面的宏大敘事。

其次,先于國家主權的普通民眾對其生活所在族群或共同體的忠誠在環境保護上有著首要的權重。居民的環境保護義務來自對鄉土的忠誠,它由居民家鄉的歷史傳統所塑造,維護好家鄉生態環境或自然條件是激發居民責任感的更好方式。正如羅爾斯指出的那樣:“制度不是亙古不變的,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化的,隨著自然環境和社會群體的活動和矛盾變化的?！?21)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Second Editi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80.另參閱張國清:《〈正義論〉評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年,第1524頁。環境保護存在各種鄉規民約,它不是中央指令式的自上而下過程,而是從社區共同體出發的自下而上過程。作為一種自然義務,保護生態起初是厚重的,后來才變得稀薄起來。(22)Michael Walzer, Thick and Thin: Moral Argument at Home and Abroa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4, p.4.道德理念是典型地從自我中心論到人類中心論的。環境保護也是從自我家鄉到人類全球的。美國哲學家羅蒂(Richard Rorty)舉例說明了這個由近及遠、由親到疏的道德關注過程:“當家庭聯合為部落,部落聯合為民族的時候,你便會感到你要去做的事情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你偷偷離開父母去遠征作戰;作為聯邦政府行政官員或法官,你在你的權限之內否決自己家鄉的動議?！?23)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s Cultural Politic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45.家鄉人民的日常生活動機成為環境保護的強大動力,社區自愿團體成為主導力量。以家庭為單位,通過社區自治形成良性循環,居民們最終意識到,環境保護是社區內部強制性倫理規范,是鄉規民俗的實踐準則。

在環境保護中,國家作為立法、執法和監督者存在,用以培養和引導不同個體和組織、不同地區和不同社區發揮各自作用,達成內部平衡。國家盡可能減少自己作為外部要素直接干涉社區內部事務的強度,避免破壞社區內部的自我穩定。隨著相關法規的頒布和實施,環境保護問題最終變成法律的侵權責任問題。不同主體是生態責任的直接當事方,受害者既可以要求加害者進行賠償,也可以放棄賠償;國家扮演法官角色,對具體糾紛進行仲裁。環境保護作為一種自然義務變得越來越稀薄,國家機構對個體的外在強制變得越來越具體而有力。環境保護不再是普通民眾自下而上的內在訴求,而成為國家機構自上而下的外在強制。個體進行環境保護的自然義務仍然存在著,但已經變得越來越虛弱。

國家方案是強制性的,但是地方方案具有實踐性優勢。地方方案的優勢在于,它能夠提供有力的責任動機。從理性自利的角度看,在居民日常生活中,社區環境惡化產生直接且迅速的后果。居民必須采取行動,馬上解決問題,否則會直接損害自己的生活質量。比如,鄰居亂扔垃圾可能產生臭氣,滋生蚊蟲,影響附近居民的生活,加重居民生活成本。亂丟垃圾居民容易受到其他居民的排斥,也會加重生活成本,給居民和平相處帶來不良影響。

地方方案以社區為環境保護的基本場所。利己而且利他,是居民參與環境保護的重要動機。在面對環境保護問題時,社區居民承認理性自利的重要性,但是其目標更多指向的是所在社區的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甚至是超越社區的一般利益。然而,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具有環境保護動機,它們并不以人類普遍平等的假定為前提,這些動機往往帶有個人情感色彩。它們可以因人而異,或者會有區別對待;它們既可以出于純粹的個人偏好,也可以超越個人效用,而沒有特定的個人目的。社區居民既可以為了避免自身平等權利受到侵害,要求鄰居中止環境破壞行為,也可以出于對特定成員的單純厭惡,要求鄰居停止環境破壞活動。超越自利的動機,也可以在普通社員中激發出來,以有利于長期的生態目標。它們克服理性自利的缺陷,增強居民社區認同,各方愿意做出自我犧牲,保證社區內部凝聚力。因此,居民環保意識也可以起到相互監督和平衡作用。

國家方案在責任劃定上是自上而下的。它將責任上移至主權國家或政府之后,再重新將責任分配給社區和個人。結果,個人被動接受上面的指令,變成環境保護的消極責任人。由于責任執行程度因人而異,必定會產生搭便車現象,表面上責任到位,實際上存在環境保護死角,為個體推脫責任提供借口。環境保護原來是居民自己要求的。隨著居民及其所在社區把環境保護視為國家及其公共機構(比如環保局)而非自己的事情,搞好社區衛生不再是一項自然義務,而變成由專人(比如看管員或監督員)負責的職業工作。環境保護變成國家機構要求社區職能部門負責的社會責任。在有專人負責領域,民眾一般會袖手旁觀。比如,在環衛工人負責打掃的街道,社區居民不會主動做公共衛生。他們制造日常生活垃圾,然后期待環衛工人處理。國家方案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指令和執行系統,無法擺脫官僚制的困境。環境保護作為政府職責之一,由專門公共機構來實施。居民及其社區成為被動的被監視者和潛在的破壞者。強制性采用統一標準無法適應不同社區情況的多樣性,扼殺了居民的自愿參與意愿。

地方方案要求每個社區居民擔負起自己的責任,限制搭便車現象。作為對國家方案的修正,通過將責任牢牢限制在社區層面,地方方案在最大限度上消除了責任逃避空間。首先,它不是責任再分配,任何主體都被限制于“誰破壞誰負責”的原始分配狀態中,不存在任何責任逃避空間。其次,無論是否自愿,所有人必須接受這樣一種觀念,即日常環境保護是自己必須負責的事情,是一項無條件的自然義務。最后,在環境保護方面,地方方案沒有放棄法律的作用,而是強化法律的作用。只是法律的即時運用要掌握在普通民眾(主要是所在地居民)的手中。一旦居民發現存在破壞生態行為,他們就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因此,比起由官僚運作的政府機構,地方方案能夠更及時地發現和處理破壞生態行為。受害者對可能造成的損失更加敏感,也更有動力去阻止破壞行為。比如,近年來在全國鄉村和街道實施河道分段清潔和池塘衛生專人負責制度是極其可行而有效的。有人表示,“近年來,以地方社區為主體的資源管理和環境保護的概念正日益受到重視。不少國家都開始在社區層面推動這種強調地方自主管理的模式。這種模式在增加管理效率、減少資源過度開發和不公平分配現象、加強社區凝聚力和減少資源沖突等方面的作用也已經被廣泛認同”(24)王建萍、郝斯特:《地方制度驅動的社區環境保護和自然資源管理——基于中國和泰國的多案例對比分析》,《思想戰線》2011年第1期。。

因此,環境保護的重心下移是合理的和必要的。與國家方案相比,地方方案的優勢是顯著的,它將下放環境保護權力給地方社區,減輕國家為環境保護承擔的直接責任,避免過重責任導致機構膨脹,減輕國家財政負擔。這個方案不需要以放棄主權為解決策略,兼容于主權國家的政治現實,減少額外政治成本消耗。它把環境保護的自然義務問題轉變為侵權責任的法律問題,具有更強的可操作性。它充分尊重和利用地方性公共資源,為主權國家提供基于地方社區的政治忠誠,避免主權國家被全球方案解構。

(四)社區利益和居民利益

在國家相關法規和政策的指導下,社區制訂環境保護計劃,居民參與社區環保計劃。社區計劃體現社區利益與公共價值。居民參與社區環境保護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這里的社區指區縣以下鄉鎮、街道、社區和村莊。居民指社區居民或鄉村村民。如何激發社區居民的公共責任,一種重視環境保護的內生性自然義務?這是社區計劃面對的重要問題。

我們看到,在環境保護上,個人動機和地方動機或社區動機是不同的。地方的目標和利益不一定滿足個人的愿望和偏好,個人偏好也不一定符合地方利益。當不良的地方動機和邪惡的個人動機相碰撞時,他們各取所需地進行利益交換或錢權交易,其后果對環境和生態往往是災難性的。不過,我們仍然假定有合理的社區計劃和理性的居民參與。社區規劃把社區環境保護放在首要位置,承認社區生態的脆弱性和難以恢復性。它們遵循“生態優先”原則,小心翼翼地利用自然環境,而不是放任自然環境遭到破壞。這是一種比較保守的環境保護策略。它可能不利于對自然資源的最優利用或最大開發,但是它對待自然環境的態度是友好的。幾千年來,我們的祖先正是這樣對待自然的。

維護自身權益而不損害公共環境,是理性個人在環境保護中守護的道德底線。在理性自利主導下,個人不一定有積極的環境保護動機。居民抱著自身利益不受到損害的動機參與社區環境保護工作。比如,只要垃圾堆放點或處理場遠離自己的居住地,只要垃圾散發的臭氣沒有飄到自己的房間,只要它們沒有給自己的生活造成不便,居民會默許垃圾堆放點在社區的存在。理性的個體保證自己的基本權益不受到損害,不保證其他人權益不受到損害,但是他們不存在侵害他人權益的故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圍里,他們可以做到優先利己,然后兼顧利他,保證自己的私人領地是安全的。除非他們是社區自愿者,居民一般不關心社區事務。

如果居民生活在比較糟糕的社區環境中,那么他們可能缺乏產生強烈非利己動機的經驗。那種經驗與社區內部的共同活動密切相關。居民長期參與社區公共事務,將增進對社區的認同感。在社區服務功能基本外包的情況下,特別是在社區經濟功能完全剝離的情況下,居民共同參與社區活動的機會日益減少,居民喪失情感交流和利益交換的機會,普遍冷漠取代彼此關切。除非危及可以看得見的自身利益,比如有社區居民在公共坡地上種植蔬菜,他們使用的肥料產生臭氣,對社區的清新空氣造成污染,影響社區居民的生活,受到影響的社區居民不得不向物業投訴,要求中止在公地上種植蔬菜的行為。否則,居民越來越可能以事不關己的態度看待社區生態不斷地遭到破壞。

從理論上講,在同一社區里,居民享有平等的良好居住環境權利。誰破壞誰負責,誰污染誰賠償。人們在社區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生產都有一定的負外部性,會產生廚房垃圾、工業廢水和廢氣等生活垃圾和生產垃圾。取消責任逃避將破壞生態的負外部性推回給制造者。合理的做法是,通過開展以社區和鄉村為主體的環境保護和自然資源管理,當地居民和村民成為保護行動的主體并從保護中獲益,從而支持環境保護。因此,在同一社區或鄉村中,要找到造成環境污染或生態惡化的明確責任主體。在確定的社區里,找到污染的源頭或生產者并不困難。以處理碳排放問題為例。實施統一稅率的碳稅。以非低碳方式生產的所有產品都要征收碳稅。誰排放得多,征收的稅也多。當然,我們也要考慮這樣一種情形,按照污染受益者支付原則,消費者也是不利于環保的廉價產品的受益人,將生產者視為唯一責任主體缺乏公正性。如果沒有消費者對廉價產品的渴望,生產者將缺乏污染環境的主觀意愿。比如,在工業污染中,生產者和消費者是制造污染的共同責任主體。但是就社區和鄉村層面的環境保護而言,造成污染的企業或個人向居民和村民賠付由污染增加的生活成本是合理的。

然而,人類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是長期形成并且相對穩定的。它們帶來的破壞生態效應是日積月累的,可能需要許多世代才逐漸顯示出來的?！拔廴经h境行為的特征是直接或間接地向環境排放的物質或能量超出了環境的自凈能力或生物的承受限度,可能對生態環境原有的健康、安寧的狀態造成損害。而破壞生態行為則是向環境過度索取物質和能量,不合理地使用自然環境,導致環境要素的數量或質量改變,可能造成生態失衡、資源枯竭而危及人類和其他生物生存與發展等損害?！?25)呂忠梅、竇海陽:《以“生態恢復論”重構環境侵權救濟體系》,《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2期。一種常見的情形是,破壞生態者不是單一的個體或群體,而是生活在那個區域中的絕大多數個體和群體。在復雜的社會實踐中,找到破壞生態的明確責任主體是困難的。如果中國北方地區沙塵暴與過度放牧導致的水土流失有關,可以將過度放牧群體作為責任主體,那么導致厄爾尼諾現象多發的責任主體更加曖昧不明。從廣義上講,人類的任何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都多少影響著生態環境,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活動也是如此。

居民參與社區環境保護對自己和社區都是有利的。羅爾斯表示:“給自己打傳染病預防針的人,既是利己的,又是利他的;雖然地方社區不會為了獲得這種保護而付酬給他,但是當所有優勢被總加時,它對地方社區是有價值的。當然,存在一些引人注目的公共危害案件,例如,工業對自然環境的污染和侵蝕。這些成本通常并不按照市場來核算,因此所生產商品的銷售價格遠低于其邊際社會成本。在私人會計和社會會計之間,就存在著市場無法登記的偏差。法律和政府的一項基本任務在于,以建章立制的方式,實施必要的矯正?！?26)張國清:《〈正義論〉評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年,第806頁。我們不一定獎勵個人參與環境保護帶來的正面效應,但是我們一定會追究個人破壞生態環境帶來的負面效應。如果單純考慮經濟處罰,對破壞生態環境造成影響的評估是有限的。環境保護的事前預防比事后干預更加重要。鼓勵居民參與社區環境保護,加強相互監督,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減少由居民不良生活習慣帶來的環境破壞作用。一旦發生破壞,即使修舊如初,畢竟不再是原來的樣子。因此,只要居民不是社區生活環境或自然生態的毀壞者,他們就是合格的居民。

如上所述,環境保護具有不同利益維度,每個維度有其合理性和正當性。關鍵在于如何協調它們,讓不同主體的權益都得到維護。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動物和其他生命沒有人類那樣的權利和利益,但是人類應當保護生命的豐富性和多樣性,保護動物不受到虐待,照顧其他生命尤其是鳥類和哺乳動物的權利與利益。

三、實施環境保護要超越人類中心主義

第一,生態環境保護的全球目標是清晰的,但在力度上和具體措施上承認國別差異和地區發展水平差距。一個國家的環境保護能力與其自然環境、自然資源豐富程度、基本社會制度、生產方式和社會發展水平等密切相關,也與其經濟社會發展理念和人民群眾環境保護意識高度相關。發達國家有著先發優勢,大多已經完成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進入后工業化社會,已經實現碳達峰,在環境保護方面掌握著各種領先技術,并且積累了豐富經驗,人們開始嘗試低碳綠色生活。相比之下,發展中國家仍然處在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環境保護受到技術短缺和財力匱乏的限制,環境保護理念和政策也沒有跟上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步伐。

第二,在環境保護上,國家主權獨立和全球治理要求存在張力,形成全球方案和國家方案兩大針鋒相對的方案。主張全球方案者認為,環境保護必須站在全球高度并且從全體人類利益出發,進行統一規劃,制定和實施相關規則,解決全人類面臨的生態環境問題。其支持者接受世界政府設想,主張設置適用于全球環境保護的國際組織,它們具有超越國家主權的權威和權力,以協作和團結姿態開展工作,監督國際社會在環境保護領域的政策和動向,協調各個主權國家和國際聯盟的利益訴求,對涉及環境保護的國際爭端做出裁決。按照全球方案,未來全球機構擁有一定權力,監督和評估各個國家和公司,對違規實體施行制裁和處罰。(27)參閱Arne Naess, Ecology, Community and Lifestyle, translated and revised by David Rothenber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39.必須承認的是,在國際政治中,雖然存在各種國際聯盟和國際組織,但是獨立的主權國家仍然是主要的主體。在國際關系及其利益的博弈中,每個競爭對手都想取得競爭優勢,國家之間注定存在利益沖突。除非相關國家同意組建世界政府,否則難以擺脫這種情形。然而,現在和將來都不會有世界政府。(28)參閱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王義桅、唐小松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42頁。環境保護應當以主權國家為基礎。環境保護的跨國組織看起來是國際的,甚至全球的,但背后有大國博弈的明顯痕跡。由于不存在世界政府,全球性跨國組織的實踐能力過弱。如果沒有世界性強國或大國的認可和支持,它們將寸步難行。主權國家仍然是環境保護的主要實踐主體。如果主權國家沒有承擔起環境保護的責任,換言之,如果主權國家喪失環境保護的權威,生態環境問題交給非政府國際組織處理,其后果是無法想象的。

第三,環境保護需要新的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改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越快越強、越大越好的觀念。在世界范圍內,實施低碳經濟和堅持綠色發展是保護環境的最優選項。環境問題首先是人類自身問題,它影響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環境保護的最優選項是實施低碳經濟和堅持綠色發展,以維持和優化適合人類生存和生活的生態條件為優先原則。僅僅為了人類自身利益而破壞自然是不可容忍的,生態的毀滅也是不可容忍的。然而,許多國家有過忽視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和優先性的歷史,在處理發展經濟和保護環境的關系時重視前者而忽視后者。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現代化初期,存在人類急功近利、不顧后果的各種行為,導致嚴重的生態和環境災難,以致有人悲觀地表示,我們這代人將成為歷史的罪人。的確,如果自然不再美麗,如果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不再可愛,人類的生命將難以持續。那么,我們將把什么樣的地球交給后代?這是一個嚴肅的生態學問題。

中國對環境保護提出了明確要求,正如習近平同志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的那樣,“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29)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9頁。。環境保護的目的在于守住綠水青山,建設更加適宜人類生產、生活、居住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條件,中國高質量發展要在生態優先原則指導下進行?！爸袊鞔_把生態環境保護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我們絕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一時發展?！?30)習近平:《論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40頁。生態具有脆弱性,生態一旦被破壞,便趨于惡化。破敗的環境,就不再是“綠水青山”,容易變成“窮山惡水”,不僅不適宜人類居住,而且威脅人類生命財產安全。退化或惡化的環境往往難以修復,即使修復,其成本大大高于現有財政能力。地方政府和社會沒有力量實施那樣的修復工程。我們強調維護脆弱生態的優先性,環境保護工作要把預防環境的破壞放在首要位置。

第四,在社區層面普通民眾是保護環境的主力,鼓勵人民群眾參與環境保護活動。環境保護要考慮和尊重地方、社區和居民的基本意愿。環境保護的責任分配應當以地方社區為基礎,首要責任主體是有著強烈環境保護意識的社區居民和自愿組織。環境保護原本就是社區居民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

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和地方社區從來沒有像今天如此貪婪地向自然索取資源,他們利用一切機會大搞開發。他們曲解“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含義,在綠水青山中開發別墅,開發休閑農莊,千方百計地變現綠水青山。他們美其名曰為建設美麗鄉村,實際上把綠水青山真的當作金山銀山來開挖和變現。當“綠色發展”成為借用“綠色”之名以圖最大限度地實現經濟發展和物質利益時,由此造成的環境破壞和生態退化是觸目驚心的。

在環境保護上,我們必須傾聽不同的聲音,尤其是來自基層社區和人民的聲音。在社區生活中,個人動機和個人利益是不容忽視的。在環境保護和生態維護上,居民的動機和行為有時是決定性的。站在理性自利的個體的立場,雖然保護環境對自己可能是有益的,但他不一定是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進行環境保護的。個人參與環境保護意味著更多付出,更多投入和更多犧牲。有時是得不償失的。但是參與者認為,這樣做是有價值的和值得的。它涉及他們對自然、環境、生態、生命的理解。

隨著重心下移,環境保護是由近及遠且自下而上的以社區和園區為基礎、以居民和員工為主體的日常實踐活動。環境保護要考慮居民的內心訴求和生活習慣。鼓勵居民參與社區規劃可以解讀為環境保護的微觀治理方案,既涉及對社區居民的實際監管和日常監督,也涉及回應他們對良好生活環境的真實需求。除了難以避免的生活垃圾之外,居民不良生活習慣是環境遭受污染的重要原因。一些錯誤的生活觀念也是其重要原因。因此,社區引導和鼓勵居民參與社區環境治理。這是根本性的正確姿態。如果缺乏這樣的姿態,如果社區忽視居民在社區環境保護中的重要性,那么環境保護有可能功虧一簣。

第五,維護《環境保護法》權威,依法保護和治理生態環境。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社會重視環境保護,許多國家陸續頒布了環境保護法,國際組織頒布了一系列國際環境保護公約。這些公約包括:與保護臭氧層有關的國際環保公約、《控制危險廢物越境公約》《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生物安全議定書》《卡特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89年,中國正式實施《環境保護法》。其第 l條規定:“為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與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體健康,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制定本法?！卑凑者@一規定,保護生態環境與其他目標并列,沒有突出其優先地位。該法在具體實施中難以擺脫保護生態環境要服從“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這個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的更高目標。2014年,中國修訂《環境保護法》,第1條修改為:“為保護和改善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眾健康,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制定本法?！痹摋l將原有條款的“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修訂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第四條將原有條款“使環境保護工作同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相協調”修改為“使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協調”,改變了環境保護在二者關系中的次要地位。第五條規定“環境保護堅持保護優先、預防為主、綜合治理、公眾參與、損害擔責的原則”,明確把保護生態環境作為優先原則。所謂優先原則,指的是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必須遵循這一原則。凡是違反這一原則的任何經濟建設活動和社會發展目標必須阻止和禁止。凡是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后果的,必須受到相關法律的處罰,追究相關責任人的法律責任。因此,2014年,中國實施修訂后的《環境保護法》,該法明確規定,保護生態環境是先于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優先原則。這是中國環境保護理念的重大進步,對中國環境保護影響深遠。

第六,環境保護存在多元主體和多元價值,須建立和完善多主體的生態環境保護協同治理模式。從理性自利角度來思考環境保護是有局限性的,環境保護必須超越簡單的效用計算。經濟發展會掩蓋環境惡化和生態退化。由于環境惡化和生態退化尚未達到嚴重危及人類生存的程度,生活在不同地區和不同國家的人們對環境和生態的感受是不同的。即使生活在同一地區和國家的人們對于它們的感受也是不同的。但從長遠來看,這種危害是實際存在的。這是全球方案在實踐上阻力重重的原因,也是地方方案需要適應的現實。不同國家和地區需要按照自身實際發展條件采取相應的環境保護策略。地方方案承認國家在環境保護上的積極價值,但自下而上的方式才能建立真正的環境保護責任基礎。面對不同地區的復雜情況,地區環境治理展現出一定的靈活性。通過嚴格責任約束和強化環保動機,社區方案將避免由于責任上移產生的責任逃避,找到基于民眾日常生活的環境保護動機,從民眾日常行動著手推進環境保護工作。因為各種主體對經濟利益的追逐是無止境的,保護和發展的矛盾是無法調和的,但又要找到某個兩全之策。所以,我們要“充分發揮生態環境保護的倒逼、引導、優化和促進作用,在環境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等多重目標中尋求動態平衡,以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31)王金南、秦昌波、萬軍、熊善高、蘇潔瓊、肖旸:《國家生態環境保護規劃發展歷程及展望》,《中國環境管理》2021年第5期。。

我們希望,在全球層面,環境保護須要在超越國家主權的國際組織和機構嚴格監督和明確許可下實施。在國家層面,環境保護務必在國家及其公共機構嚴格監督和控制下實施。在地方層面,環境保護必須在地方政府及其機構嚴格監督和控制下實施。在社區和鄉村層面,如果社區和鄉村環保目標高于國家環保目標,那么它們的目標是優先的。在理性個體層面,居民和村民要有愛護環境意識,養成良好的環保行為習慣。用法律法規來規制和調節不同主體在生產生活中的行為,讓其承擔相應的環境保護責任?；谌祟惞餐瑑r值,面向全球的多層次多主體協同治理策略,是一個比較可取的生態環境保護方案。

第七,保護生態環境是體現和實現全人類共同價值的重要方面。我們要站在維護全人類共同價值的高度來理解環境保護的重要性。2015年9月28日,習近平主席出席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講話指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贝撕?習近平主席在許多重要國際交流與對話場合,闡述這一理念的豐富內涵及其對構建美好世界的重大意義。環境保護事關人類生存發展的共同利益和長遠利益,與和平、發展、公平、正義等人類共同價值高度相關。在生態環境保護上,中國是負責任的發展中國家。習近平同志最近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重要講話中指出:“今后5年是美麗中國建設的重要時期,要深入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思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把建設美麗中國擺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突出位置,推動城鄉人居環境明顯改善、美麗中國建設取得顯著成效,以高品質生態環境支撐高質量發展,加快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32)《習近平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強調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加快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新華網,2023年7月20日。

第八,同等地維護人類的權益和其他生命的尊嚴。保護生態環境,不僅要維護人類生命的價值,而且要保護在地球上生活的其他生命的價值。人類只是地球多樣生物中的一部分。尊重其他生命的權利,尤其是尊重哺乳類動物的權利,是動物權利保護運動的重要內容。愛護野生動物,維護自然生態平衡,是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一方面,人類仍然有太多的工作要做。生態環境保護是世界各國開展平等對話、實現合作雙贏的重要領域。生態優先原則對各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構成強有力的約束。低碳經濟和綠色發展是建設的根本規定。在這一方面,我們要警惕披著“綠”皮的狼,爭取在生態環境保護上達成人類共識,實現全球合作。

綜上所述,如果我們把保護環境放到一個更加廣大的人類生存背景中來考慮,那么,保護環境不只是為了改善一個國家的人民的生存條件和生活質量,而且是為了改善整個人類的生存條件和生活質量。并且,從更加廣泛的地球生命圈的角度來看,保護環境,不僅是為了我們人類的生存安全和發展,而且是為了生活于地球上的其他動物、植物的生命安全和永續繁衍?？紤]到生態圈的脆弱性,考慮到其他生命的生存的條件,我們要超越人類中心主義來實施環境保護。因此,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講,保護環境是為了維護在地球上生存的一切生命的安全和永續發展。當然,保護環境首先要維護人類的共同價值。如果人類的共同價值沒有受到認真對待,如果人類最終走向自我毀滅,那么再美麗的地球也只是一個沉寂的星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