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世界《文選》譯介與研究

戴文靜 袁吉利

(江蘇大學,江蘇 鎮江 212013)

《文選》由梁昭明太子蕭統主持編撰,在中國文學史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該書本身的價值以及封建時代科舉制度使得《文選》一直是一門顯學[1]。自1918年英國漢學家阿瑟·韋利(Arthur Waley)首次翻譯《文選》中的作品以來,《文選》引起了英語世界學者的關注,譯介對象也從《文選》中的作品逐漸轉移到《文選序》。國內學界目前對英語世界《文選》譯介與研究的關注不多,雖有一些學者作出了一定的探索,但多數研究只對《文選》中的辭賦進行了譯介梳理,譯本分析多局限于單個譯者的單篇作品,且分析不夠透徹。鑒于此,本文對英語世界《文選》譯介與研究進行了深入探究,歷時考察譯介情況,分類梳理研究成果,以期對國內《文選》英譯研究有所裨益。

一、英語世界《文選》的譯介概況

《文選》體量龐大,共700余篇作品,單篇作品的譯本數量眾多且無法確認譯自《文選》,因此本文僅選取英語世界具有代表性的10位譯者的11個節譯本進行考察,其中包含所有《文選序》譯本,如下表所示。

表1 《文選》英譯概況

如表所示,《文選》的英譯者主要為中國、美國、英國和美籍華裔學者,其中美國漢學家占比最大。阿瑟·韋利是唯一的英國譯者,而中國香港學者黃兆杰(Siu-kit Wong)是唯一的中國譯者。美國譯者中有海陶瑋(James R.Hightower)、華茲生(Burton Watson)、康達維(David R.Knechtges)、馬瑞志(Richard B.Mather)這批專業漢學家,也有高校學生如戈登(Erwin E.Gordon)和魏彼德(Peter B.Way)。此外還有美籍華裔學者劉若愚(James J.Y.Liu)和蔡宗齊(Zong-qi Cai)。

在選取的11個譯本中,除康達維完整翻譯了《文選序》和所有賦外,6位譯者翻譯了《文選序》,阿瑟·韋利翻譯了部分詩賦,華茲生翻譯了部分賦,馬瑞志翻譯了部分詩?！段倪x》本身龐大的體量、復雜的文體分類、?？庇栐b等問題都為英譯《文選》帶來了巨大挑戰,這也是目前英語世界暫無《文選》全譯本的主要原因。

總體而觀,《文選》的譯介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

(一)20世紀初:萌芽期

20世紀英語世界最先關注《文選》的是阿瑟·韋利。當時英國的漢學研究其實處于疲軟的局面,落后于美國、日本的漢學研究,韋利在大英博物館當助手時偶然了解到《文選》。雖然韋利沒有從《文選》本身來研究這本選集,但他早期翻譯的作品多半是選自《文選》[2]1179?！稘h詩一百七十首》[3]于1918年出版,該書包括宋玉《風賦》和《登徒子好色賦》前半部分的英譯。韋利在書中翻譯了一些詩,例如《古詩十九首》、李陵《與蘇武詩》和左思《詠史》等。1923年,他的另一部翻譯合集《白居易〈游悟真寺〉及其他詩篇》[4]出版,書中包括了《文選》收錄的三篇賦。不過,韋利卻對《文選》的文學價值和選錄標準持否定態度。他在該書的附錄中提到,《文選》中收錄了太多平庸作家的作品,并贊同蘇軾對《文選》的負面評價[4]147。韋利的譯本是面向普通讀者的通俗譯本,當時賦即為詩的觀點在西方漢學界盛行,因此他是將賦看作詩來翻譯的,這種翻譯風格還對當時的英國詩壇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颠_維認為韋利的譯本雖然可讀性較高,但并不符合訓詁學的要求,而且也缺乏詳細的注解[2]1179。作為英語世界首個《文選》節譯本,韋利的譯本無疑對《文選》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20世紀50年代:過渡期

20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西方雖然出現過《文選》所錄部分作品的法譯、德譯和英譯,但是法語和德語漢學界關注的是作為文學作品的《文選》,而英語漢學界則開始將關注的焦點轉向中國文學理論本身[5]。然而,當時有關中國文論的英譯本或研究比較匱乏,現存中文資料也不具系統性。于是,英語世界《文選》譯介對象逐漸從《文選》中的作品轉向了《文選序》。

1950年,英語世界第一個《文選序》節譯本應運而生。加利福尼亞大學戈登在其碩士論文《中國文學批評里的一些早期觀念》[6]中對早期的部分中國文論進行了介紹和闡釋,其中第四章《蕭統與其〈文選〉》可劃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蕭統生平;第二部分是《文選》的編撰背景和時代意義;第三部分是《文選序》的節譯和闡釋。戈登譯出了《文選序》的大致內容,并簡略論述了《文選》的文體分類方式。雖然戈登的譯本是英語世界《文選序》的首個譯本,但是受限于碩士論文的形式和研究內容的深度,并未產生很大影響。

隨后,英語世界出現了《文選序》的首個全譯本。1957年哈佛大學的海陶瑋在《哈佛亞洲研究雜志》發表《〈文選〉與文體理論》一文[7]。該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梳理了中國古代文體理論的發展;第二部分是《文選序》的英譯;第三部分詳細闡釋了《文選序》中的文體分類問題。海陶瑋的譯本包含了極其豐富的注解,并借助清晰的圖示對《文選序》中的文體問題作了細致地討論。該論文得到了美國漢學界的認可,被收入1965年畢雪甫(John L.Bishop)主編的《中國文學研究》(StudiesinChineseLiterature)之中。1994年梅維恒(Victor H.Mair)主編的《哥倫比亞中國古典文學選集》(TheColumbiaAnthologyofTraditionalChineseLiterature)又收錄該論文,列于“批評與理論”部分?？颠_維曾極力稱贊海陶瑋的譯本,他指出該譯本“提供了以訓詁學為基礎的詳細注解”,并“為中國文學的翻譯樹立了一個典范”[2]1181。

(三)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探索期

美國漢學家華茲生接受過系統學術訓練,是中國古典文學的專業研究者,他在研究《史記》的過程中了解到《文選》中的辭賦并進行了翻譯。1971年,華茲生在《漢魏六朝賦英譯選》[8]一書中翻譯了《文選》收錄的宋玉《風賦》等十二篇賦,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華茲生與韋利一樣,他們的翻譯都是旨在把中國文學文化介紹給西方普通讀者,但華茲生將辭賦作為單獨的文體來翻譯[9]。除華茲生的辭賦翻譯外,該時期其他具有代表性的譯本大多為《文選序》的翻譯,還有目前翻譯完成度最高的康達維譯本。

自20世紀70年代起,英語世界中國文論翻譯和研究的一個主要動力就是比較文學的發展[5]6。美籍華裔學者劉若愚就是從比較文學的角度來翻譯并研究《文選》。1975年劉若愚出版了《中國文學理論》[10],其中《文選序》節譯被安排在第二章《形上理論》。劉若愚認為蕭統在《文選序》中運用了形上的概念來證明文學的重要性[10]。該譯本不僅包括《文選序》開頭部分的節譯,還有對蕭統的文學理念的簡要闡釋。該書雖然在學界獲得了較高的評價,但是其中有關《文選序》的論述并未引起太多關注。

香港學者黃兆杰也發現英語世界現存有關中國文論的資料匱乏且零散。因此,他從1976年開始編譯《早期中國文學批評》[11]一書,并于1983年出版?！段倪x序》的翻譯在第十三節,黃兆杰在文內和文后都提供了豐富的注解,并附一篇介紹。在介紹中他提到,自己重譯的《文選序》旨在向英文讀者介紹中國早期文學批評中最杰出的文本。他認為自己的譯本與海陶瑋的不同之處在于自己更重視蕭統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的作用而不是其對文體的認識[12]。

直到70年代末,英語世界仍未出現《文選》的全譯本,之前的節譯本也缺乏相關注釋。美國漢學家康達維一直致力于中國辭賦文學研究,他發現英語世界《文選》翻譯與研究的資料匱乏,遂投身于《文選》譯介[13]。他從1981年開始完成了《文選》前十九卷《文選序》和所有辭賦的翻譯,并計劃以八冊翻譯完《文選》。前三冊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分別是出版于1982年的《昭明文選(第一冊:城邑之賦)》、出版于1987年的《昭明文選(第二冊:祭祀、畋獵、紀行、宮殿和江海之賦)》和出版于1996年的《昭明文選(第三冊:自然風物、鳥獸、情感、悲哀、文學、音樂和激情之賦)》[13]。該譯本包含了豐富的注解,篇幅甚至遠遠超過譯文本身,這與康達維專業六朝文學研究者的身份和高深的學術造詣有關?？颠_維的譯本相繼出版后,受到歐美漢學界的廣泛關注,大量書評涌現。這三冊書在JSTOR數據庫中存在16個書評,這些書評都充分肯定了康達維譯本對英語世界《文選》研究的巨大貢獻,但也指出了譯本在注解、參考文獻以及書籍裝訂等方面仍有值得商榷和改定的地方?？傮w而言,康達維譯本不僅是辭賦文學研究最權威的參考資料,而且為英語世界《文選》的譯介與研究帶來了突破性的發展。

(四)20 世紀90年代至今:發展期

20世紀90年代至今康達維譯本一直是辭賦文學研究最全面、最權威的參考資料,英語世界《文選》辭賦翻譯也逐漸走向成熟。除辭賦翻譯外,該時期還產生了三個較有代表性的譯本,分別是華盛頓大學魏彼德和美籍華裔學者蔡宗齊的《文選序》譯本以及美國漢學家馬瑞志的詩歌譯本。如今,已至耄耋之年的康達維可能無法如愿翻譯完《文選》,英語世界何時能出現《文選》全譯本不可預知,但《文選》譯介并未停滯,而是處于一個持續發展的階段。

1990年,魏彼德完成了博士論文《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和劉勰的〈文心雕龍〉中的古典主義》[14]。其中《文選序》的翻譯在其博論的第四章《〈文心雕龍〉和中國傳統文學批評》,題為《蕭統及〈文選〉》。該譯本從作品的時代背景和以蕭統為中心的文人學術圈出發,闡釋并評述了蕭統的文學思想。然而,作為博論中順帶提及的小節,受限于篇幅以及深度,該譯本并未有太多突破。

馬瑞志的翻譯合集《三位永明詩人》[15]于2003年出版,其中包括了《文選》中沈約、謝眺和王融的全部詩歌。該譯本以1977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李善注《文選》為底本,并將康達維譯本和《六臣注文選》作為參考,還包括了豐富的譯注,涉及歷史、文學、地理和植物學等方面的知識。香港大學的魏寧(Nicholas Williams)認為該譯本翻譯精確得當,文風親切易懂,短時間內無法被替代[16]31。

肺癌是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近年來在我國的發病率逐年上升。手術切除是治愈肺癌的主要方法，但大多患者在肺癌確診時早已失去了手術治療的時機［11］。特別是當前晚期非鱗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目標是緩解臨床癥狀，提高生存率及延長生存時間［12］。

2005年,蔡宗齊翻譯的《文選序》收錄在梅維恒等人編的《夏威夷中國古代文化讀本》[17]中《純文學地位的提高》一節。這一節不僅包含蕭統、其弟蕭綱和蕭繹的生平介紹和文學思想,還有蕭綱和蕭繹作品節譯。該譯本從蕭統的家族關系以及其兄弟的文學思想出發來探究《文選序》中蘊含的文學思想,為英語世界《文選》翻譯與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除此之外,這本書旨在作為大學教材供相關專業學生使用,蔡宗齊翻譯的《文選序》被列在“文學”一欄,其中還包括《詩大序》《隨園詩話》以及《典論·論文》等經典文論的英譯。蔡宗齊譯本作為中國文論代表作品進入英語世界的大學教材選本,也可見《文選》在英語世界的影響力正逐步提升。

二、英語世界“選學”研究

目前,國內“選學”研究已日趨成熟,實現了從傳統“選學”到新“選學”的過渡,成就斐然。而英語世界“選學”研究仍在發展階段,研究廣度和深度都不如國內,其因有二:其一,研究《文選》需深入了解其編著背景,即梁朝的政治和文化;其二,《文選》選錄作品跨時代和文體,從先秦到梁朝,從辭賦到碑銘,范圍超越西方學科的邊界[17]30?？傮w而觀,研究主要集中在作品的翻譯與闡釋、文體分類、與《文心雕龍》關系、編撰和選錄標準等問題,有的學者針對單個問題研究,也有學者論及多個問題的交叉研究,可分為以下五種類型。

(一)作品的翻譯與闡釋

華茲生在《漢魏六朝賦英譯選》一書中除了翻譯了《文選》中的十二篇賦,還在引言部分詳細介紹了賦的發展并提出自己對賦體的理解[8]111-222。美國漢學家柏士隱(Alan J.Berkowitz)在《西晉招隱詩考》[18]一文中翻譯了《文選》中收錄的三首招隱詩,即左思《招隱(其一)》和《招隱(其二)》以及陸機《招隱詩》。柏士隱認為西晉的招隱詩所描述的并不是真實的隱士生活,而是宮廷生活。柏士隱還發表《〈文選〉的最后一篇:王僧達〈祭顏光祿文〉》[19]一文。他不僅在文中提供了《祭顏光祿文》的完整英譯,而且通過介紹這篇祭文,詳細討論了祭文這種文體,以及祭文在中國中古時代的意義。美國漢學家高德耀(Robert J.Cutter)在《告別:中國中古早期的誄體轉型》[20]中翻譯了曹丕的《與吳質書》和曹植的《王仲宣誄》,并分析了誄體的發展和轉型。雷久密(Chiu-Mi Lai)在《原創擬古的技巧:陸機的擬漢古詩》[21]中討論了蕭統在選編《文選》時對陸機所作擬古詩的偏好。這類論文都是在翻譯某一篇或某一類作品的過程中對原作進行解讀和闡釋,進而將研究擴展到某一類文體。

(二)文體分類研究

1950年,戈登在其碩論《中國文學批評的早期觀念》[6]49中提出《文選》的編選為劉勰的文學觀提供了具體例證。戈登還在文中簡單闡述了《文選序》中提到的“賦”“詩”“騷”等文體,他認為蕭統的文體分類雖然只是初步的嘗試,但也開創了新的文體分類方式[6]57。1957年,海陶瑋發表了論文《〈文選〉與文體理論》,他在文中梳理了中國古代文體理論的發展,涉及曹丕《典論·論文》和摯虞《文章流別集》兩部經典文論著作,分析了《文選序》中文體的分類方式,還對個別分類提疑問,并為各類文體名稱提供了詳細注解。此外,他還探討了《文選序》中文體分類與《文選》實際文體分類不一致的問題,最后得出“《文選序》并沒有列出所有文體類別”的結論[7]530。1983年,黃兆杰在《早期中國文學批評》中強調了《文選》在中國文學中的重要地位和“選學”研究的必要性。他提出蕭統在《文選序》中表達了對“賦”“詩”和“楚辭”等文體分類的困惑。雖然蕭統的文體分類從歐洲邏輯學的角度來看有一定缺陷,但《文選序》中蘊含的文學批評思想“可以與歐洲最好的詩學和美學相媲美”[11]158。2015年,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文以誠(Richard Vinograd)在《分類、經典和體裁》一文中梳理了中國古代文體分類的發展情況,他提出在公元二世紀晚期至公元六世紀之間最全面的文體分類是蕭統在《文選序》中列舉的38種文體[22]。與第一類研究不同,該類論文是將研究聚焦于《文選序》,而非《文選》收錄的作品,通過分析《文選序》中蕭統對文體的論述評析其文體分類思想,且多數論文持有正面評價。

(三)《文選》與《文心雕龍》關系研究

1986年美國漢學家倪豪士(William H.Nienhasuder,Jr.)在《印第安納中國古典文學手冊》中對《文選》進行了全面介紹。倪豪士認為《文選》中的文體分類雖與《文心雕龍》有共同之處,但是《文心雕龍》的文體分類方法更為精確[23]。1990年,魏彼德在其博論《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和劉勰的〈文心雕龍〉中的古典主義》中探尋了蕭統和劉勰在文學思想上的相似之處,提出蕭統《文選》在文學史上率先對文學形式進行了批判性分析,蕭統和劉勰都是最先對文學進行“新”批評的主要倡導者[16]192。他還在文中提出了《文選序》中文體與西方文體之間的相通之處,他將《文選》中的文體“賦”和“詩”對標“古希臘喜劇”(Greek Comedy)和“古典頌歌”(Classic Odes)。1997年,荷蘭漢學家伊維德(Wilt L.Idema)和漢樂逸(Lloyd Haft)在《中國文學導讀》[24]一書中介紹了《文選》中的多篇賦作,并且特地討論了《文心雕龍》與《文選》之間的關系。她們認為《文選》在某些方面反映了《文心雕龍》中所表達的文學觀。2001年,布朗大學教授多爾·利維(Dore J.Levy)在《中國文學導讀》[25]一書中對《文選》進行了論述。他認為《文選》在保存前代重要文學理論作品的作用上起到了重大意義。此外,他還表示,蕭統在《文選序》中表達的文學思想與劉勰《文心雕龍》中的文學批評思想有共同之處。以上研究均認為《文選》與《文心雕龍》在文學思想上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四)編撰和選錄標準研究

1975年,劉若愚在《中國文學理論》中對蕭統的文學理念和《文選》選文標準作了簡要闡釋,他提出蕭統不收經、史、子的選文標準,反映了蕭統推崇純文學的理念[10]26。美籍華裔學者余寶琳(Pauline Yu)于1990年發表《詩在其位:中國早期文學的選集和經典》一文。余寶琳在文中指出《文選》的選錄標準符合當時讀者的整體文學觀念,《文選》的編撰者不止蕭統一人。她還提出蕭統不收經、史、子的選文標準符合當時的文學觀念,蕭統則明確提出了純文學和儒家經典之間的區別[26]。2001年,康達維在《挑出野草與選擇嘉卉:中國中古早期的選集》[27]一文中探討了《文選》和《玉臺新詠》這兩部具有代表性的中國中古早期選集在選錄內容上的不同,強調了選集本身的意義以及對文學發展的巨大影響。

2007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美籍華裔學者田曉菲(Xiaofei Tian)的專著《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田曉菲將蕭統及《文選》置于時代大背景之下,在書中細致討論了《文選》與梁朝其他文學選集的關系并進行對比,還提及了《文選》編者和選錄標準的問題。她在書中提出,《文選》反映的是對以往文學的觀念和評價,雖然它在之后的唐朝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在當時并不是梁朝文學選集中最重要的一部[28]。美國漢學家陸威儀(Mark Edward Lewis)的專著《帝國之間:中國的南北朝時代》于2009年出版。這本書涉及了《文選》編撰背后的社會和政治因素,并將《文選》與《玉臺新詠》的選文范圍和編撰目的作了對比。陸威儀提出,雖然《文選》不錄經、史、子等文章,但是《文選序》重申了經典作品在社會和政治作用方面具有嚴格要求,這體現出該書表達了文學性質問題上的中立立場[29]。2018年,魏寧在《重談梁朝文論分歧》一文中翻譯了蕭統所作《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通過分析該詩和《文選序》中反映出的蕭統文學觀,魏寧認為蕭統強調了自然秩序、社會和諧和文學模式之間的相互關系,這種中立的文學觀念是編撰《文選》的關鍵[30]。

(五)相關議題的交叉研究

1982年出版的康達維譯本,即《昭明文選(第一冊:城邑之賦)》,是英語世界“選學”研究最全面的資料。該譯本的引言共分為《中國早期文體理論和文體文集的開端》等五個部分,基本涵蓋了“選學”研究的重要問題。通過深入研究以上問題,康達維認為《文選》中的文體分類受到了曹丕《典論·論文》、摯虞《文章流別集》和陸機《文賦》等早期文集的影響。在《蕭統生平及〈文選〉的選編》一節,康達維表示《文選》大概是由蕭統及數十位文人共同編撰的。他還表示雖然沒有直接證據可以證明《文心雕龍》對《文選》的編撰有影響,但這兩本書中對“文”的闡釋是相似的?？颠_維還提出《文選》并不是一部簡單的文學選集,而是“純文學選集”,體現了蕭統對純文學的推崇。在《“選學”與版本》一節,康達維梳理了《文選》的現存版本以及“選學”在中國和日本的研究情況。最后,他指出雖然西方世界《文選》研究內容和深入都不及中國和日本,但也有海陶瑋這樣優秀的研究,而他自己的譯本則是基于前幾個世紀的“選學”研究才得以完成[31]。

康達維教授的學生王平(Ping Wang)目前任教于華盛頓大學。她的專著《中古中國朝廷之文化與文學:〈文選〉編者蕭統及其交游》于2012年出版。王平在第二章《紳士之風:蕭統的文學傾向》中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探討蕭統的文學傾向:(1)編者問題:王平贊同國內曹道衡等選學專家的觀點,即《文選》的主要編撰者是蕭統,劉孝綽在編撰過程中只起到了次要作用;(2)《文選序》中的文學觀與文體分類:王平認為蕭統在《文選序》中列舉出的文體是詳盡的,并提出蕭統在《文選序》中強調文學的歷時變化;(3)《文選》與其他文學理論作品的關系:王平討論了《文選》與蕭衍《金樓子》、鐘嶸《詩品》以及劉勰《文心雕龍》的關系,提出這些作家對建立純文學標準的共同向往;(4)《文選》與《玉臺新詠》的關系:王平指出蕭統編撰《文選》和蕭綱編撰《玉臺新詠》出于完全不同的文學態度,《文選》旨在制定標準而《玉臺新詠》僅用于娛樂;(5)家族環境:通過分析蕭統與弟弟之間的情感和交流,王平認為蕭統的文學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其太子身份的影響[32]。

三、結 語

縱觀《文選》的譯介史,筆者發現英語世界《文選》譯介的四個階段呈現出不同的特征。(1)20世紀初的萌芽期,英國漢學研究形勢并不樂觀,一次偶然的機會讓韋利開始翻譯《文選》中的作品。雖然韋利并不認可《文選》的選錄標準,但他的譯本無疑為英語世界《文選》譯介和研究奠定了基礎。(2)20世紀50年代的過渡期,漢學研究重心從英國向以現代新型漢學“中國學”為主導的美國轉移。該階段《文選》譯者主要是美國學者,出于文學批評界自身理論構建的需要,他們將關注的焦點從上一階段的詩賦翻譯轉向《文選序》的翻譯和研究。其中,海陶瑋譯本為后來的《文選》譯介提供了示范性的翻譯。(3)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的探索期,美國以中國學為主導的漢學研究不斷發展,從事中西比較文學研究的華裔學者在《文選》譯介方面起到引領作用,隨后出現了美國漢學家康達維的譯本,該譯本的出現標志著《文選》整體譯介的開始。(4)20世紀90年代至今的發展期,英語世界《文選》辭賦翻譯已逐漸走向成熟,《文選序》和詩歌譯本也不斷豐富,蔡宗齊譯本作為中國文論代表作品進入英語世界的大學教材選本,也可見《文選》在英語世界的影響力正逐步提升,但全譯本仍未出現。由此可見,英語世界《文選》譯介不僅與英語世界漢學發展形勢有關,還與譯者自身的翻譯目的息息相關。

從上述英語世界“選學”研究的歷程來看,“選學”研究主要呈現以下兩大特點:(1)研究形式:研究從一開始基于《文選》譯介,即《文選序》和《文選》收錄作品的翻譯和闡釋,逐漸轉向英語世界中國文學史與文學選集中的專業論文,最后再到聚焦《文選》本身的研究專著;(2)研究內容:英語世界“選學”研究與國內以訓詁學為基礎的傳統“選學”不同,更接近許逸民先生提出的“新文選學”中的“文選評論學”“文選編纂學”和“文選文藝學”。漢學家大多精通中文,其研究論文及專著的參考文獻中含有大量中國古典文獻以及中文“選學”研究論文和專著,這是中西方“選學”研究趨同的原因。但上述研究尚存不足:其一,研究視角仍有局限,缺少關于《文選》版本、注釋和?？钡难芯?其二,《文選》總體研究還不夠多,目前只有康達維和王平兩位學者致力于蕭統及《文選》的專門研究。

百年來英語世界《文選》譯介和研究相輔相成,加快了《文選》在英語世界的傳播進程,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英語世界“選學”研究的長足進步。但總體而觀,目前英語世界《文選》的節譯本種類繁多,但全譯本尚付闕如。此外,目前譯介和研究主力軍多為漢學家和華裔學者,國內學者參與全球對話的發聲較少。因此,應加強中外譯者的通力合作,在國學與漢學的生成對話和雙向闡釋中,充分發揮他們各自的語言與文化優勢,由此推動《文選》全譯本的生產進程,創造國內外“選學”研究成果的新突破,進而有效提升世界范圍內中國文論的傳播力和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