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國杭州城市聚落變遷
——以《浙江省城圖》《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圖》為中心的考察

項文惠

（浙江工業大學 之江學院，浙江 紹興 312030）

對杭州歷史地圖的利用表現在整理且出版地圖集［1-3］。研究則集中在三個層面：地圖歷史，闕維民將杭州歷史地圖分為杭城古圖和杭州舊圖兩部分，對其存佚、種類、繪制進行研究［4］；鐘翀考察了《浙江省城全圖》的形成背景、變化脈絡、消失原因［5］。地圖復原，日本梅原郁提出用近代實測地圖可以復原城市空間形態要素［6］；陳吉以《杭州市第一都圖》（1931—1934 年）為底圖，分類、統計、復原《浙江省垣城廂圖》中清光緒初年的城市空間形態要素［7］；地圖利用，李建以杭州舊城為例，對從古代地圖中提取的空間要素進行量化分析和疊合研究［8］；龔纓晏通過中世紀的“世界輿地圖”，介紹了杭州的地理位置［9］。

聚落（聚居地）作為人類聚居和生活的場所，分城市聚落、鄉村聚落，它的發展得益于人口、建筑的集聚，同時又制約著街巷修筑、設施建設、土地利用等，尤其是對城市規模、擴展方向的影響至關重要。但到目前為止，對近代以來杭州城市聚落變遷的研究并不多見，原因之一是既往的討論幾乎依賴于文字資料，很難截取聚落記錄的時間斷面，但在大數據時代，通過區別于傳統輿圖、以實測技術為基礎的城市地圖，在復原不同時段聚落的基礎上，可以獲取杭州城市空間變遷的信息。論文擬采用清末民國兩個時段的城市地圖，考察近代以來杭州城市聚落的數量及其分布演變的特征。

一、數據處理

（一）時空討論

1.在時間上。杭州城市地圖并非稀缺罕見，最早可追溯到《開元沙州都督府圖經》《乾元西州圖經》（殘卷），以及《祥符杭州圖經》等，但因均余“志”而無“圖”，一般仍以南宋潛說友所簒《咸淳臨安志》較詳盡和具有代表性，其卷一、卷一二附圖13 幅，包括《府治圖》《京城圖》（2 幅）、《浙江圖》《皇城圖》《九縣山川總圖》《西湖圖》（2 幅）及余杭、鹽官、富陽、新城、臨安、於潛、昌化七縣《縣境圖》，迄今，僅公開出版的即有百種之多，但干凈、平整、清晰只是采用最基本的條件，若從數字化的角度來看，能進行處理的并不多，選取了其中的兩種，分別是《浙江省城圖》［10］《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圖》［11］。前圖是杭州最早直接采用西方近代測繪技術繪制的城市地圖，方位上北下南，無比例尺，城門、運河、蕩、車站、鐵道、山、河、街道、橋、水門、閘11種圖例（圖面自稱凡例），右有《杭州省城圖說》，1 000 余字，敘說城形、面積、“城中水道”、上下兩張宣紙拼接，97×58 厘米，浙江圖書館藏，在清光緒十八年（1892 年）誕生后，多年壟斷杭州地圖市場，直到民國三年（1914 年）實測地形圖推廣后才被取代，展示內容雖有一定增減，如清宣統二年（1910 年）再版時，增加了鐵路和火車站，但仍以清末杭州城市空間格局和形態特征為主體。后圖繪制于民國十七年至十九年（1928—1930年），原有艮山門、慶春門、清泰門、武林門、新市場、吳山、鳳山門、松木場、岳墳、三潭印月、凈慈寺、閘口、海潮寺、江干、湖墅15 幅，現僅存前12幅，方位上北下南，比例尺1∶5 000，200 多種圖例，涉及明確記載的地理信息2 491 個，彩印，46×36 厘米，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產管理局藏，后編著為《90 年前的杭州——民國〈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圖〉初讀》，2020 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是杭州歷史上最為詳盡、最為實用的城市地圖。在表面上，僅采用這兩種城市地圖，時間跨度有些漫長，但這恰恰是杭州城市空間變遷較明顯的時期，而兩種城市地圖作為清末、民國杭州城市地圖的典型代表，蘊藏著豐富的地理信息，對于復原杭州城市聚落具有重要意義。

2.在空間上。作為塑造杭州城市空間形態特征的兩大關鍵因素，城墻、河道是“不變”的代表性景觀，前者促成了格局、規模、城形等外部形態，后者影響著街巷走向、街區布局、橋梁構筑等內部形態。故應充分考慮杭州城市所具有的這一特殊性，在分析杭州城市聚落變遷時，把空間范圍確定在城墻之內，以別于城墻之外的鄉村聚落，且以《浙江省城圖》勾勒的城墻為重要參考系。另外，有河道就有橋梁，在杭州尚未開始拆城筑路之時，河道走向及其眾多橋梁依舊，遂以119 座橋梁和十大城門為基本控制點（圖1）。同時，以上述現存12 幅圖為藍本，拼接為整幅的《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圖》，為下述杭州城市聚落空間分析的底圖。

（二）數據處理

采用WGS1984坐標系，基于ArcGIS軟件中的ArcMap 工具，在圖1、拼接圖上定位打點聚落要素，因城市化帶來的滄海桑田，一些聚落要素已發生很大演變，采用WGS1984這類現代地理坐標系定位打點，與當時的實際情形存在一定偏差，但也因采用了相同的坐標系，從而確保聚落要素在兩個時段之位置的相對一致性。換言之，就是確保了打點在圖1 上的聚落要素，在拼接圖上位置的精確度，為下一步空間分析提供了可靠依據。

（三）研究方法

1.核密度（Kernel density）分析法。亦名Parzen 窗（Parzen window）。其原理為通過計算一定窗口范圍內的離散點密度，且將其作為該窗口中心值，從而得出研究對象空間分布的密度變化圖層，顯示核心集聚區及其相應的影響范圍，核密度值越高，說明要素分布越密集；反之亦然，采用該方法可以較直觀地看到杭州城市聚落在空間上的分布和集聚趨勢。

2.標準差橢圓（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分析法。這是一種能夠精確揭示點數據空間分布特征的常用統計方法。其原理為通過以中心、方位角、長軸、短軸為基本參數的空間分布橢圓來定量描述研究對象的空間分布特征。橢圓空間分布范圍表示空間分布的主體區域，其中，中心表示地理要素在二維空間分布上的相對位置；方位角反映其分布的主趨勢方向；長軸表示地理要素在主趨勢方向上的離散程度，代表了最大的分布方向；短軸代表了最小的分布方向。如果長、短軸的比值越大，表示方向性越明顯；反之，表示方向性越模糊。此方法主要用于分析杭州城市聚落分布的方向和范圍。

二、聚落變遷

如上所述，聚落只有在人口、建筑的集聚達到一定規模時，才會發生街巷修筑、設施建設、土地利用等，進而為建成區。但對杭州城市聚落而言，以鹽橋河（今中河）、菜市河（今東河）、外沙河（今貼沙河）“三河并立”水網體系為核心而形成的街巷，不論其始筑、名稱還是長寬、走向等，均是聚落整體布局的主要構成要素，也就是說，這些街巷既是人口、建筑最集聚的空間，更是經濟、社會活動的集中指示器，它們在數量、布局上所發生的演變，是聚落及其空間變遷的主要表現，將折射出杭州城市化的進程。

因此，以街、巷、弄、里等所謂“道路”為統計單位，且對此類線狀要素，只取其“名”而略其“形”，基于ArcGIS 軟件中的ArcMap10.3，分別在圖1、拼接圖上定位打點，予以標注，再經統計，得出圖上有街巷274 處，拼接圖上有街巷499 處，相對圖1，幾近一倍。由此可以推斷，在民國以來道路修筑持續進行的背景下，隨著街巷的不斷增加，杭州城市聚落的數量或規模得到了同步增加或擴大。

（一）聚落分布的核密度分析

為直觀地展示杭州城市聚落在空間上的分布和集聚趨勢，分別對兩種城市地圖上的聚落要素進行核密度分析。同時，為了方便對聚落分布演變特征的把握，特將圖1 上的聚落要素轉移至拼接圖上，由此形成兩幅不同時段的核密度分析圖（圖2，3）。從兩幅不同時段的核密度分析圖來看，在圖2 上，杭州城市聚落主要集中在城西，形成一個高密度核心集聚區，且呈犄角態勢向東延伸，與東北、東南方向的次密度核心集聚區接壤，從而形成高密度核心集聚片區，相當于以御街（今中山路）為軸線且向東、向西擴展的區域，“城市內主要街道上大部分是商店和貨棧，其中許多規模之大不下于倫敦同類棧房。

圖2 《浙江省城圖》聚落核密度分析

紡織的商店最多，也有不少毛皮和英國布匹商店”，尤其是集中在清湖河（今浣紗路）一帶［12］，符合杭州居民沿河、依街聚居、生活的實際；在圖4上，聚落已經遍布杭州全城，形成五個高密度核心集聚區，尤以城西偏北片區、城東帶狀片區最為突出，相當于新市場、火車站一帶。

相對于圖2，在圖3 上，杭州城市聚落分布的高密度集聚區更多，核密度值更高，說明在空間布局上，聚落已由單核為主體的集聚片區向多核心、多片區、高數值的方向演變。相應的，其核密度分析的影響范圍明顯擴大，說明在聚落分布高密度集聚的同時，其分布范圍也更加廣闊，幾乎遍及整個城市，且越來越接近城墻，成為杭州城市空間擴展、基本格局演進的表現和預示。

圖3 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圖

（二）聚落分布的標準差橢圓分析

為了對杭州城市聚落分布進行標準差橢圓分析，以黃、藍兩種顏色，分別表示兩個時段的聚落，由此形成一幅標準差橢圓分析圖（圖4），用來顯示聚落分布的方向和范圍。

圖4 聚落標準差橢圓分析

從標準差橢圓的長軸分布方向看，兩個時段的聚落分布均呈“南—北”方向，其空間布局與杭州南北修長、東西狹窄的“腰鼓城”城形基本符合。橢圓空間分布范圍表示空間分布的主體區域，相對于清末，民國時期聚落橢圓范圍更廣，相應的，其主體區域隨之擴大。進一步的，聚落分布中心稍有演變，即朝西南方向略有偏移，但與清末的分布中心仍然保持一致。由此可以推斷，歷經數十年，無論在數量還是范圍上，聚落均發生了演變，但分布的方向、中心幾乎不變。

綜上，從清末至民國，杭州城市聚落變遷的特征為：第一，就數量看，大量增加，幾近一倍，規模隨之擴大，從單核向多核、成片發展，直至覆蓋整個城市。第二，從布局看，南北方向、御街中心的特點基本不變，但朝西南方向略有偏移，說明會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發生演變，卻難以擺脫對自然環境、歷史基礎的依賴，而表現為兼具頑強的依賴性和一定的適應性。

三、原因分析

從上述對杭州城市聚落變遷的復原及其分析看，其意義不僅在于近代化進程中聚落數量的增加或規模的擴大，更重要的是，短短數十年，在空間布局發生演變的基礎上，促進了城市化的進程，而產生這一聚落空間布局變遷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

（一）拆城筑路

吳越國三次筑城，奠定杭州“腰鼓城”及其“城東—湖西”的基本格局，且千余年不變。即使元至正十九年（1359 年）張士誠東擴、北縮城市空間，杭州城市聚落依然集中在以御街為軸線的東、西兩側。清順治七年（1650 年）在西北隅建“旗營”，“環九里有余，穿城徑二里”，共計一千四百余畝，相當于城內面積的十分之一［13］，但系軍事特殊用地，除官署、寺廟、營房等建筑，余皆農田、植被、荒地，對聚落分布的格局并無影響。

刺激杭州城市聚落變遷的動力，首推改舊旗營為新市場的“拆城”。這一進程始于清末浙江省諮議局第一屆常年會議“擬就旗營空地興辟市場”的議決，旨在振興商務、名勝西湖［14］，實施則在辛亥革命后。隨著旗營城墻的拆除及其筑路27 條，“杭州新市場的街道寬得很”“都種了樹”，“干凈得很”“平坦得很”“行路的人聞不到臭氣”。新市場內大量的空地、便利的交通，產生了吸引力，使之轉化為商、住合一的大型城市公共空間時，若以平海路為界線，大致呈“南商業、北居住”的格局，商業主要分布在延齡路（今延安路）與迎紫路（今解放路）構成的十字軸上，至少在幾百家以上；居住分石庫門、墅園兩類，石庫門在長生路、蘄王路、學士路、孝女路、菩提寺路，其中，湖邊邨、大慶里業已完工，勸業里、思鑫坊、星遠里、天德坊、九星里、萱壽里、承德里等已經或即將開工，墅園分散其間，尤其是集中在圣塘路（今圣塘景區）瀕西湖一帶。

除了拆城的原因外，筑路尤其是鐵路穿城而過，帶動了沿線多種城市要素的匯集，使之由城鄉交錯景觀轉變為城市景觀，對杭州城市聚落變遷影響深刻。這其中又以城東一帶為最。從艮山門經慶春門至清泰門的城東，分布著大大小小“七十二蕩”，地曠人稀，清幽寧靜，菜圃桑畦、竹籬茅舍間夾雜著大量寺院，頗有一番“小天竺”的景致。隨著江墅、滬杭、杭甬、杭江等鐵路的先后開通運行，除了成為城市交通軸線外，火車站作為客運、貨運的節點，帶來了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聚集，迅速成長為城市建成區。在杭州城內、外所設閘口、南星橋、清泰門、艮山門、拱宸橋五個站中，清泰門站（今杭州站）憑借總站的優勢，不論客運還是貨運的規模均排序第一，如民國二十年（1931 年）的營業收入935 708 元、進出站旅客1 191 793人，而艮山門站僅77 215元，211 356人［15］，分別是前者的8.25%和17.73%。清泰門站周圍筑路13 條，整齊劃一，分布著旅館、商鋪等服務設施，“此外如城站之迎賓、武林第一樓、模范劇院、益智社等處，每到晌午，竟有人滿之患，其熱鬧可以想見”。

（二）人口增長

清末，杭州進入到一個政局相對平穩的時期，經濟恢復帶動社會發展，作為浙江省治所在之地，很快成為東南地區農產品的集散地、工業品的中轉地，對周邊甚至外省產生了吸引力，人口大量內移，清宣統二年（1910 年），浙江省進行了第一次人口調查，得出以今解放路為界的仁和、錢塘兩縣共約44 萬人，但考慮到兩縣的四至范圍，西南的錢塘縣（東：清泰、望江兩門為止；南：富陽縣廟山界七十里；西：余杭縣長橋界四十五里；北：德清縣導墩界七十里；東南：蕭山縣西興界二十八里；東北：仁和縣義和坊四里；西南：富陽縣分金嶺為界六十五里；西北：余杭縣西溪界四十里）；東北的仁和縣（東：海寧州上舍涇為界六十里；南：紹興府蕭山縣漁浦界二十八里；西：錢塘門抵城界；北：德清縣五林村為界四十五里；東南：蕭山縣西興界二十八里；東北：石門縣橫溪界一百二十里；西南：西城腳下錢塘界；西北：德清縣導墩界七十里）［16］，十分明顯，只有其中部分空間位于城墻之內，由此可以推斷，杭州城市人口遠在此數之下，以上聚落分布之圖似可佐證。

即使如此，由就業、收入等造成的城鄉差距，構成人口要素“鄉→城”流動大于“城→鄉”流動的態勢，如民國十八年至二十年（1929—1931年），杭州人口內移共計297 500人，外移225 000人，凈內移72 500 人［17］。而其中的90%以上為省內和外省的“移民”，省內“因為天災人禍的緣故，不得不搬到省會來求生活”，外省“因為浙江比較的安定，比較容易找機會，也搬到浙江來”，尤其是“政治中心的杭州”［18］。杭州人口不斷增長，如民國十六年（1927 年）計38 萬人，民國二十年（1931 年）達52 萬人，增長率為36.8%，如果按《杭州市經濟調查》的面積650 平方公里來計算，得出1931 年12月的人口密度為805 人/平方公里［19］。這可從高密度集聚區增加、成片的趨勢中一窺其詳。同時，大量的省內和外省“移民”并不能完全為主體區域所消化，其外緣或分布范圍也在不斷地擴展之中，成為杭州城市聚落散布全城的重要驅動力。

（三）都市設計

杭州城市聚落變遷源于多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但毋庸置疑的是，不同權力的介入發揮了導向性的作用。地方政府所采取的城市發展戰略，指引著杭州城市聚落變遷的方向。這其中又以若干的“都市設計”為最。

先是以“擬就旗營空地興辟市場”議決為基本思路的新市場計畫得到實施，這是一個以追求街道衛生、公園花草為主旨之一的“都市計劃”，明顯帶有英國霍華德（Howard）“田園城市”理念的痕跡，“自旗營新辟市場后，湖濱草地安設長椅，西曝日光，既溫而暖，遠望南北諸峰，屏列如障，而西園及湖山其一樓等茶館新創，又足供游客之休憩，故每日午后裙屐爭集，若不知為冬令者，亦杭城之新氣象也”。這是杭州城市聚落分布中心朝西南方向略有偏移的原因之一。

在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杭州城市發展戰略中，以現代意義上的、重在功能分區的“都市設計”最具代表性。從民國十六年（1927 年）至抗戰全面爆發的十年時間里，杭州市政府擬定了“行政計劃綱要”，《杭州市區設計規則》《杭州市分區計劃》《杭州新都市計劃》，這些“都市設計”的內容已超出本文范圍，但它們確定的四至范圍始終處在擴展之中。從“行政計劃綱要”中，東南沿海塘至錢塘江閘口一帶，西至天竺、云棲。北至筧橋及湖墅、拱宸橋［20］，經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勘定新的界限，“其西南界線，自之江文理學院西面江口大路起，循路之曲折，蜿蜒達于獅子峰之頂，跨天竺山，斜趨石人嶺、石頭山，循路由美人峰至北高峰，橫貫桃源嶺，由椅子山出秦亭山至古蕩，以與舊界相會；西北角界線，由汽車路洋橋入河，過和睦橋，沿周家橋，側折轉嚴家橋，循河至汽車路，出拱宸橋，與運河為界；北部界線，由長橋起，經永安橋折向北，循河直趨至河流轉彎處，折東經鎮梁橋至施行橋，又折南過金典橋，隨河流曲折至嚴家橋，以與舊界相會”，到《杭州新都市計劃》再次劃定杭州市與杭縣的界限，“由梵村西約1公里之留芳嶺，直上山岡，經百子尖、任家塢、象鼻尖、竹竿山、瑯珰嶺，至石人嶺、白云峰，與市區原界線連接，悉以山之分水線為界，界東梵村、徐村、云棲、梅家塢、五云山、獅子峰、白沙塢及大刀沙一帶之山丘平地，盡行劃入市區?，F全市面積，共計250.835平方公里”［21］。不寧唯是，民國二十五年（1936 年），浙江省政府、杭州市政府又先后提出“錢江南岸新商區計劃”“開辟西興區計劃”，雖因抗日戰爭即將全面爆發，只做了選址和測量，但其規劃的理念、設想尤其是擴展方向，頗具前瞻性，而為后來的城市規劃所借鑒。

“都市計劃”關于四至范圍的動態調整，使杭州城市聚落空間布局發生了一系列的演變，其中，擴展方向尤著。在聚落四散分布到整個城市的趨勢中，越來越近城墻，而城墻不僅是一處線狀建筑，還是一個獨特的空間，即城鄉的結合部或過渡帶。圍繞這一空間，不論該段城墻是否拆除，均進行了設施建設，或在城墻基址筑“環城馬路”，或建市場、辟公園，或設火車站、籌建工廠，是設施建設、空間擴展、格局演變最早、最快、最集中、最明顯的區域，更是城市化進程中由鄉村向城市轉化的先遣。

聚落作為人類在聚居土地上安頓自己的方式，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始終處于動態變遷之中以杭州城市聚落為研究對象，通過對這一要素在《浙江省城圖》《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圖》上的復原，來解析清末至民國時期杭州的城市化進程。在這數十年的短暫時光里，杭州城市聚落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布局上均發生了演變，但這一演變絕不孤立，更割裂不了與過去、未來的種種聯系。既是過去聚落的某種延續，也是未來聚落形成的基礎，更在于從過去、現狀、未來之間找到了相應的平衡點，它們在折射出近代以來杭州城市化進程的同時，也將為新時代城市在健康、持續的道路上高質量發展提供借鑒。1949 年后，尤其是五六十年代見縫插針建工廠、改革開放以來用“拆舊建新”方式推進舊城改造、由“拆改留”到“留改拆”轉變、黨的“二十大”報告“加強城鄉建設中歷史文化保護傳承”的歷史曲折，更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