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生態環境形象的“他者化”呈現:基于《紐約時報》的話語機制分析

趙 乾,蔡舒敏

(1.同濟大學 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上海 200092;2.重慶大學 新聞學院,重慶 401331)

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政治、經濟與軍事實力的快速發展,中國對東亞區域以及全球政治、經濟甚至是意識形態逐漸產生影響力。然而,西方主流媒體卻未能消弭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偏見與“刻板印象”。當前,國家形象問題是中國面臨的戰略性難題之一。在現代國家治理進程中,中國極力向世界展現和平崛起及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但在國際傳播中常常面臨“話語失效”“敘事失真”“形象失控”等傳播壁壘。因此如何在和平崛起的過程中改善國家形象,營造有利的輿論環境,讓他國自然地接受中國的發展,成為中國提升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家形象已然成為國家實力和民族精神的表征。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1)求是網:《創新國際傳播 講好中國故事》,http: / / www． qstheory． cn / dukan / qs/ 2023- 10 / 01 / c＿1129890464． htm,2023 年 7 月 18 日。。 在現實實踐中,生態環境形象是國家形象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1994年9月,時任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的萊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在《世界觀察》(WorldWatch)雜志上發表了一篇《誰來養活中國——來自一個小行星的醒世報告》。報告中指出,中國水資源日益短缺,農田被不斷侵蝕,大氣、能源等方面存在嚴重問題,不僅破壞了本國生態環境系統,而且危及日本等鄰國。(2)曾正德:《“中國生態環境威脅論”的緣起、特征與對策研究》,《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自此,“中國生態環境威脅論”開始出現在西方社會,《華盛頓郵報》等知名報刊隨之大肆宣揚。而中國亦不斷主張自身的政治價值意義,提出諸如“人類命運共同體”“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等說法,以回應西方的質疑。

生態環境問題成為國際社會爭奪話語權力和利益博弈的新興場域,而生態環境形象的好壞,將成為衡量現代國家是否文明發達的一個重要指標。(3)高福海:《環境氣候問題:下一個外宣主戰場》,《對外傳播》2010年第4期。不管是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對外傳播層面,還是出于應對生態環境危機的需要,建構中國生態環境形象的戰略意義日益凸顯。一般而言,形象的塑造可以分為“自我塑造”與“他者塑造”兩種基本形式。具體到生態環境領域,中國生態環境形象的“自我塑造”包括兩種行為主體:第一是國家層面的“自我塑造”,一方面是針對中國的生態環境形象塑造,以增強中國民眾的認同,更多是內宣的意涵;另一方面則是針對他國的生態環境形象塑造,以對外宣示中國的生態環境價值觀念;第二是個體層面的“自我塑造”,主要指民眾心中對中國生態環境領域情況所產生的印象、看法、態度以及評價等。而“他者塑造”則代表他國對中國生態環境形象的認知,強調“他者”在形象塑造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將重點觀照“他者塑造”視角下的生態環境形象問題,即中國生態環境形象如何被“他者”塑造?究竟呈現出怎樣的特征?具有怎樣的話語策略與意義?“他者化”機制又是如何被構建?回答以上問題,有利于拓展中國國家形象的研究領域,探索中國生態環境形象的塑造問題,嘗試為改善中國生態環境形象以及理解中國國家形象建構邏輯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

二、文獻述評

(一)國家形象相關研究

國家形象的研究始于20世紀50年代,其大都與國家利益、威望、聲譽等概念聯系在一起,尤其集中于冷戰時期的美蘇關系,彼時的美蘇雙方都將彼此的形象塑造成扭曲的、對立的樣態。有學者認為國家形象有助于外交政策的制定,可以正確地評估國際間合作與沖突問題。(4)倪建平、黃衛紅:《關于中國國家形象與外交政策的理論思考》,《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4年第10期。建構國家形象的目的是追求國家在國際關系中的威望,得到他國的認可,在他國心中樹立良好的形象。(5)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Alfred A.Knopf Inc,1985.約瑟夫·奈(Joseph Nye)對于權力的界定不再強調軍事力量的征服,而是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概念,其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價值等,而國家形象則是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良好的國家形象有助于降低領導成本,且具備向內的吸引力,如同物質因素一樣會對國家外交活動產生重要作用。(6)Joseph S．Nye．“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80,1990:153-171．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進一步指出,建構良好的國家形象,事關國家利益問題以及獲取民心問題。(7)John J.Mearsheimer.“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Pacifier.” Foreign Affairs.80(5),2001:46-61.

遵從傳播學學科研究路徑,傳播學界對國家形象的研究主要圍繞國家形象發展以及媒體塑造策略兩個方面展開,且尤為強調媒體作為研究國家形象載體的重要性與中介意義。程曼麗指出,國家形象塑造是一項由上到下的系統工程,需要全方位的參與,其主體不但包括政府,還應包括企業和全體國民。(8)程曼麗:《大眾傳播與國家形象塑造》,《國際新聞界》2007年第3期。段鵬將對外傳播看作是國家形象建構的重要力量,而對外傳播的實力則是形象建構的決定性因素。(9)段鵬:《國家形象建構中的傳播策略》,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5頁。吳友富認為,國家應該有計劃地利用國際事件,引起國際公眾注意,進而樹立良好的國家形象。(10)吳友富:《政府國際公關在塑造中國國家形象中的作用》,《探索與爭鳴》2009年第2期。也有大量學者嘗試從外國媒體內容呈現中探索國家形象的問題。比如,劉繼南等發現,《紐約時報》2000年到2003年對中國的新聞報道負面多于正面,由此形成的中國國家形象也是以負面為主。(11)劉繼南、何輝:《鏡像中國:世界主流媒體中的中國形象》,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6頁。

(二)中國生態環境形象相關研究

關于中國生態環境形象的研究主要沿著新聞媒體建構與受眾認知兩個層面進行探討,且多關注氣候變化議題,研究結論大都得出中國生態環境是負面的、不佳的形象。既有對中國生態環境形象的討論多以西方主流媒體涉華生態環境報道為考察對象進行分析。鄧建國歸納了西方媒體對中國環境的報道存在“夸大”“混淆概念”“操縱數字”等顯著特征。(12)鄧建國:《誤導輿論的美國涉華環境報道》,《對外傳播》2010年第9期。郭小平發現,西方國家通過新聞報道的強化與弱化、話語置換與議題轉移等策略,構建了中國負面的環境形象。(13)郭小平:《西方媒體對中國的環境形象建構——以〈紐約時報〉“氣候變化”風險報道(2000-2009)為例》,《新聞與傳播研究》2010年第4期。邱鴻峰指出,中國被建構為“氣候變化議題的癥結”。(14)邱鴻峰:《美國主流報紙的中國環境形象建構:“議題關注周期”視角》,《新聞界》2015 年第 9 期。劉坤喆認為,中國環境形象被描述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者”“能源饑渴的巨人”“二氧化碳減排的障礙”等。(15)劉坤喆:《英國平面媒體上的“中國形象”———以“氣候變化”相關報道為例》,《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0 年第 9 期。吳彤等認為,西方精英媒體對《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大會上的中國談判形象的報道整體上呈現負面的特征,中國不僅占據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首位,并且在談判中阻礙了協議的達成。(16)吳彤、徐建華:《基于內容分析法的氣候變化報道國際比較》,《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6年第2期。更有西方學者直接將中國生態環境形象定位為“國際氣候談判的背離者”(17)Jeon H.K.and Yoon S.S.E.“From International Linkages to Internal Divisions in China:The Political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Asian Survey.46(6),2006:846-866.、“巨大的污染國家”(18)Vermeer E.“Industrial Pollution in China and Remedial Policies.” The China Quarterly.156,1998:952-985.、“沒有切實環境治理的國家”(19)Bell R.G.“What to Do about Climate Change.”Foreign Affairs.85(3),2006:105-113.。此外,也有學者發現中國生態環境形象一方面表現為“要發展不要環境”“逃避環保責任”的負面形象,另一方面表現為“環境治理的貢獻者”“清潔能源的引領者”的正面形象。(20)趙莉、葉欣:《英國公眾眼中的中國環保形象——基于圖式理論的訪談研究》,《新聞與傳播評論》2021年第2期。

三、理論依據與研究方法

(一)理論依據

話語(discourse)是由一整套語言系統構成的,猶如一個社會實踐的語言或符號的建構過程(21)Chouliaraki L.“Political Discourse in the News:Democratizing Responsibility or Aestheticizing Politics?.” Discourse &Society.11(3),2000:293-314.,這意味著某種特定的話語與它所處的情景、意識形態以及社會結構中的其他因素之間具有辯證色彩,互相建構亦互相制約。在諸多話語研究范式中,英國系統功能語言學流派學者費爾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主張的批判話語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簡稱CDA)是其代表性分析范式之一,它于1995年提出,隨后便風靡整個人文以及社會科學學界。該批判話語分析的理論基礎主要來源于語言學、后現代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理論,強調其“建構與結構”之間的關系立場,認為話語的建構過程始終受到社會結構的束縛,同時結構又會在情境中不斷地被重構。批判話語分析重在解釋性批判,關注社會公共領域事務,同時觀照到話語的變遷對于社會變革的重要意義,以及對社會發展的持續反思。(22)Fairclough and Chouliaraki.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alysis.Edinburgh,UK: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9:35.另外,費爾克拉夫堅持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的理論取向,以符號分析挖掘社會表象,把握現實“發生機制”的表征意義。(23)Fairclough N．,Jessop B．,Sayer A．“Critical Realism and Semiosis．”In B．Jessop,& J．Roberts (Eds．)．Realism,Discourse and Deconstruction,London:Routledge,2004:23-42．

相較于傳統的話語分析或者語用學分析方法,批判話語研究強調社會過程與結構如何影響文本生產以及在這個過程與結構之間,作為主體的個人或者群體如何與文本互動并創造意義,重視語言的脈絡與社會情景作用,尤其是權力不公和社會變遷在符號上的反映(24)Wodak R. “What CDA is about:A Summary of its History,Important Concepts and its Developments.”In R.Wodak &M.Meyar (Eds.).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London,UK:Sage,2001:1-13.,且具有比較明顯的問題導向性特征。費爾克拉夫提出批判話語分析的三重分析框架,即文本、話語實踐和社會實踐,以實現文本內容與社會情境之間的有效連接。針對中國生態環境形象的話語分析,有助于明晰語言文本與社會發展變革之間的相互作用及其深層邏輯,為從話語視角理解中國生態環境形象提供了合理的理論意義。

在話語分析的理論建構中,新聞媒體內容往往是重要的研究對象之一。 著名話語分析學家范迪克(Van Dijk)率先提出“新聞話語”概念,對具體語境下的新聞媒體話語產生興趣。(25)楊娜:《新聞話語研究的概念、視角和議題》,《現代外語》2016 年第 5 期。費爾克拉夫指出,新聞是對社會事件的語境化(contextualization)或者再語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將社會事件嵌入到媒體文本當中。(26)Fairclough N．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2nd ed)．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0:94-96．鑒于媒體在國家形象塑造中的重要性,學界圍繞西方媒體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建構展開了一系列研究。然而,現有研究較少聚焦中國國內某一種具體方面的形象研究,尤其是中國的生態環境領域。中國生態環境形象是在中國與國際社會互動中產生的,了解美國眼中的中國生態環境形象至關重要。限于篇幅,本文側重中國生態環境形象塑造過程中的“他者”視角,因為國家必須掌握“他者”如何看待自己,即認知到“他者”心中關于自己的樣貌,這對于國家發展戰略而言尤為關鍵。

(二)研究方法

本文將美國《紐約時報》作為首選的考察對象。原因如下:美國是當前西方世界發達國家的典型代表,再加上中美關系已然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27)閻學通:《對中美關系不穩定性的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10年第12期。因此,選擇美國作為“他者”,對于研究中國生態環境形象而言,較為合理。作為美國主流知名報刊,《紐約時報》因莊重而又嚴肅的報道風格,長期受精英階層受眾的喜愛。該報紙號稱美國“政治精英的內部刊物”,塑造了精英政治討論的基本輪廓(28)楊巧燕:《話語視角下的中國國家形象探析——以〈紐約時報〉為例》,《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20年第5期。,并在業內一直被視為全國性質的“檔案記錄報”(29)具體內容請參見:Dudding,Will. “How the Lady Became Less Gray.”The New York Times.2020-01-06.ISSN 0362-4331.https://www.nytimes.com/2020/01/06/reader-center/louis-silverstein-redesign.html.。借助于《紐約時報》呈現的文本證據,有助于理解中國生態環境形象在“他者”美國社會中的塑造。以往研究多以新聞報道(消息與通訊為主)為研究語料,較少集中關注評論性文章。鑒于此,本文嘗試收集分析《紐約時報》旗下評論性質的文章,以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深入挖掘西方精英社會群體關于中國生態環境形象的認知與塑造問題,為改善中國生態環境形象提供新的突破口,并進一步完善中國生態環境形象研究的理論圖景。

本文所使用的樣本數據來源于世界權威綜合性學術數據庫LexisNexis?中的Top publications新聞數據子庫,將新聞機構設置為“The New York Times”,關鍵詞為“China”和“Ecological environment”等,板塊(section)設定為“Opinion”,時間設定為2007年至2022年。為提高樣本的準確性與可靠性,本文剔除掉與中國生態環境主題不太符合的評論性文章,并參考比利特(Billett)的取樣方法(30)Billett S.“Dividing Climate Change:Global Warming in the Indian Mass Media.” Climatic Change.99,2010:1-16.,要求樣本出現與主題相關的核心詞至少5次。經人工多次篩選分析,剔除掉重復無效的文章,最后共計獲得以中國生態環境為評論重點的有效樣本169篇。其中,報紙文章(Newspaper)102篇,網絡博客文章(Web Blog)45篇,網絡出版文章(Web Publication)22篇。具體情況如圖1所示。

圖1 《紐約時報》涉及中國生態環境問題的評論性文章發表篇數(2007-2022)

四、文本維度的中國生態環境話語

文本作為話語分析的重要抓手,主要側重對文本自身結構進行闡釋,包括詞匯、語法等方面。根據前期的數據清洗,共得到總字數為165 729的文本總量,以此構成本文的英文話語語料庫。本文采用Python軟件進行文本分析。首先,設定停用詞庫,將不具備實際意義的虛詞等刪除。其次,在詞庫中設置與研究主題相關的專用詞匯,在對文本預處理結束后,使用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模型進行反復訓練,通過尋找分布參數以確定最終的主題分布。LDA作為一個三層的貝葉斯模式,包含文檔集層、主題層以及特征詞層,其基本思想在于文本是由隱含的主題隨機混合生成,而每個主題對應一定的特征詞分布。在多次測試后歸納總結得出以下三組主題,即生態環境污染、生態環境發展與生態環境治理,具體情況詳見表1。

表1 中國生態環境形象塑造的高頻關鍵詞及其詞性

(一)生態環境污染主題

《紐約時報》評論性文章關于中國生態環境的話語較多使用“污染”“排放”“碳”“空氣”等關鍵詞。中國生態環境的負面形象塑造一直居于西方媒體呈現的核心地帶,《紐約時報》作為西方世界代表性報刊之一,其評論性文章中也多次對中國生態環境狀況進行比較負面、消極的表述,主要涉及中國的空氣污染、水污染、碳排放、溫室氣體排放等多個方面。典型個案如《紐約時報》2008年5月25日刊發的評論性文章“Where Breathing Is Deadly”,署名作者為美國著名記者紀思道(Nicholas D.Kristof),其為《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與評論家,曾兩度獲得美國普利策新聞獎。該文章以中國甘肅省的八堆村(Badui)為例,評說了中國農村嚴峻的空氣污染問題以及由工廠排放引發的水污染問題。

(二)生態環境發展主題

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以及生活水平、消費水平的不斷提高,以生態破壞、環境污染和生物多樣性為主要特征的生態環境危機使得人類的生存、生活狀況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诖?環境發展戰略問題成為重點關注的議題?！都~約時報》在中國生態環境話語構建中頻繁使用了“創新”“可持續性”“科技”“能源”等關鍵詞,強調中國綠色發展之道,重在闡述中國為解決生態環境發展問題所采取的行動方案。如《紐約時報》2010年2月13日刊發的評論性文章“Watching China Run”,署名作者為美國記者鮑勃·赫伯特(Bob Herbert),鮑勃·赫伯特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與評論家,曾在國家廣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工作,擅長撰寫有關公共政治、城市事務和社會發展方面的評論文章。該樣本基于中美比較的視野,闡述了低碳時代潮流下的中國作為領先國家,大力發展清潔能源,已然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風力漩渦機制造國和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電池板生產國,并持續在全球擴張。

(三)生態環境治理主題

鑒于中國生態環境存在的種種問題,以黨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為代表的行為體對生態環境問題作出一定的政治回應或者反應?！都~約時報》中關于中國生態環境的話語往往使用“中國共產黨”“政府”“治理”“合法性”等關鍵詞,強調黨和國家政府組織在環境污染治理方面的引領意義,發揮著重要的主體作用。代表性個案如《紐約時報》2007年9月23日刊發的評論性文章“China In Three Colors”,署名作者為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其畢業于哈佛大學,是一位猶太裔美國新聞記者與專欄作家,定期為《紐約時報》國際事務專欄供稿,曾三次獲得美國普利策新聞獎。該文章強調中國國家領導人已然認識到生態環境問題的嚴峻性。以往中國政府只注重發展GDP,現如今則更需要環境保護,倡導綠色發展,目的是強化執政黨政權的合法性。

五、話語實踐維度的中國生態環境話語

按照費爾克拉夫的說法,話語實踐維度涉及文本生產、分配和消費的整個過程。在《紐約時報》關于中國生態環境議題的文本中,新聞標題呈現出明顯的話語特征。新聞標題是一篇新聞報道的“眼睛”,是新聞核心內容的高度概括與凝練。一般而言,新聞標題被認為是新聞中最重要內容的濃縮,可以讓受眾迅速了解文章的基本意涵,并從中傳導一定的認知觀念與價值判斷。根據本文樣本中具有代表性的15個文章標題(見表2),可以看出《紐約時報》針對中國生態環境議題的評論文章較多使用具有主觀色彩、批評性、負面性的觀點性標題,以凸顯話語背后的文化霸權色彩。

表2 中國生態環境形象塑造的代表性文章標題

一個意義完整的標題可以看作是一個簡單句的省略形式。(31)張德祿:《語言的功能與文體》,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頁。在該省略句結構中,主要的語篇系統是主位系統。根據英國語言學家韓禮德等學者的說法,主位系統是以信息形式組織各小句的人際意義和概念意義的資源。(32)麥蒂森、韓禮德:《系統功能語法:理論之初探》,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頁。而作為標題的小句主要由“主位+述位”構成。在一般情況下,一個小句與信息內容相對應,即“主位+述位”結構與“已知信息+新信息”結構相互補充,主位屬于已知信息,而述位則代表新信息。(33)潘艷艷:《美國媒體話語霸權下的中國海上力量構建——基于2013-2014年美國“戰略之頁”網站有關中國海軍新聞報道的批評話語分析》,《外語研究》2015年第2期。如下表3所示:

表3 文章標題的主位系統

從讀者的角度來看,已知的信息是主位“China”,是接受信息傳導的起點,同時也是動作的實施主體,而述位表現的是新的信息,同時也是受事。這種類型的標題結構所表現的話語特征是突出中國生態環境議題及其最新的動態,即讓述位中的信息成為標題的核心焦點內容。在標題小句中,反映作者態度的信號主要體現在詞匯層,比如動詞、副詞、形容詞的使用。表2中第二個標題用形容詞“Deadly”修飾動名詞“Breathing”,顯然是對中國生態環境狀況的負面鑒定;表3中第五個標題用動詞 “imperil” 展現 “China” 和 “Latin America” 在生態環境方面的消極對立關系,同時也透露出文章作者所持的立場與態度。在主客體對立的句式結構中,中國的他者性特質被凸顯。這種國別化的指稱策略用以構建族群界別,標題中常常會出現“China” “Chinese” “America” “U.S.”等具有國別色彩的詞匯,表3顯示出的“China’s”是典型的指代外部族群的詞匯,同時是第三人稱,與話語生產者“我”的心理距離最遠。諸如此類的標題 “China’s Polluted Politics” “ China’s Massive Water Problem” “China’s Environmental Awakening” 均為典型的案例樣本,意在強調這是中國一家的特點,而非其他國家的情況。

通過分析文章標題小句的主位結構和信息結構,可以了解作者想要表達的核心觀點與強化的核心信息,揭露話語所隱含的意識形態問題。首先,如此的敘事框架迎合了西方社會對批判性與揭露性文章更推崇這一特點。在中國生態環境議題的話語敘事中,明顯看到《紐約時報》所呈現的陰暗面較多,以批評中國生態環境現狀為主,較少有積極正面色彩的話語特征。其次,《紐約時報》所代表的意識形態取向接近于美國社會精英的心理特征,尤其是自由派精英的立場態度,較多從“中國威脅論”的視角評論中國生態環境問題,將中國視為對立的“他者”。這種對中國生態環境形象的建構策略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有助于強化美國在國際社會中的主導性話語地位。

六、社會實踐維度的中國生態環境話語

社會實踐維度在于解釋話語與社會系統之間的辯證關系,涉及更宏觀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與權力關系問題,重在把握話語文本如何對社會實踐過程進行建構。從基本的話語生產者的意識形態看,中國生態環境形象屬于中國國家形象的具體表現形式之一,因此,在談及中國生態環境時,往往與中國整體形象交織在一起,并與政治、經濟等方面互相勾連,以此塑造中國生態環境形象的話語策略?！都~約時報》多被視為一份自由主義傾向的報紙,在既有的政治立場下,《紐約時報》評論性文章圍繞中國生態環境形象的話語建構,正是美國國家意識形態的集中呈現。從文本生產者的意識形態考察,作為美國主流的精英報刊,《紐約時報》具有較高的權威性和廣泛的影響力,在中國生態環境形象話語建構過程中,代表美國的整體利益,傳遞美國國家的立場。

在社會實踐維度,中國生態環境形象話語既反映了中國生態環境形象本身存在的問題,同時也與具體的實踐相互結合,不斷地做出調適,以實現生態環境話語與社會實踐的互動過程。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正是溝通話語與社會實踐的橋梁,在樣本文章中常有應用?；ノ男?即文本間性或者文本互相指涉、互相映射的性質,強調文本編制與生產的過程。該概念于20世紀60年代末提出,其核心內涵是任何文本均是由引語組合鑲嵌而成,在于對其他文本的吸收與運用。(34)張屹:《古詩用典的“互文性”研究》,《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狹義的互文性指的是一個文本與存在于本身之中的其他文本之間構成的一種有機的關系,強調在文本之間需要進行細致的界定,建構性與可操作性地去分析其互文性特征;而廣義的互文性指的是任何文本都離不開互文性,它包括對該文本意義有啟發價值的歷史文本以及圍繞該文本的文化語境和其他社會實踐活動,以上這些構成一個完整的知識網絡,影響著文本話語意義的詮釋。(35)董希文:《文學文本理論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頁。所有文本都與其他文本有所關聯,其關聯的形式包括引用、戲謔、同化和模仿等,互相滲透、互相吸收與互相轉化。(36)劉永晧:《共文的影片:蔡明亮〈不散〉的互文性與引用句法結構》,《人文社會學報》2022年第22期。

《紐約時報》2015年3月19日刊發以 “China’s ‘Silent Spring’ Moment?” 為標題的評論文章,署名作者為史密斯學院歷史系教授丹尼爾·加登納(Daniel K.Gardner)。該文章借用美國“寂靜的春天”環保運動來形容由紀錄片《穹頂之下》引發的中國公民對生態環境問題的高度關注。2015年2月底,記者柴靜推出關于中國空氣污染的調查片《穹頂之下》,呼吁人們關注中國的空氣污染問題。而20世紀環保主義經典之作《寂靜的春天》的問世,推動了美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生態思潮和環保運動的發展?！都~約時報》以中國的《穹頂之下》類比美國的《寂靜的春天》,強調中國空氣污染危機問題的嚴峻性,以及由此催發中國一系列的環保運動,并且與政治穩定相聯系?！都澎o的春天》背后代表的是環境危機以及種種環保運動,以此與文章形成互文關系,喚起讀者對中國生態環境危機問題的擔憂與疑慮情感,甚至將其與官員腐敗、網絡審查、環境治理失效等相互勾連,進而構建了中國政府整體性的負面形象。

2014年9月15日《紐約時報》刊發的評論文章“China’s Environmental Awakening”亦是互文手法應用的代表性樣本。該文章開篇以1969年8月《時代》雜志刊登的美國俄亥俄州境內發生的凱霍加河起火事件(The Cuyahoga blaze)切入,并將此次事件看作由美國工業發展帶來的環境破壞的象征且已經深深地刻在了國家的意識之中。該起火事件在歷史書籍中經常被描述為美國的一個警鐘,到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的生態環境保護意識逐漸覺醒。隨后作者便將筆鋒轉至當時中國的生態環境狀況,認為與20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有諸多相似之處。中國開始反思三十年的工業發展是否讓生態環境付出了過高的代價這一問題,由此中國民眾的環境態度與意識正在發生改變。文章繼而引用了中央政法委官員、世界衛生組織(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觀點來闡述中國生態環境污染問題以及環境抗爭活動。同時,借以北京、上海、廣州等中國核心城市的案例來陳述中國的空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固廢污染等生態環境問題。最后,文章作者將2013年視為中國的“凱霍加時刻”(China’s Cuyahoga moment),并主張中國在環境治理方面的努力不容忽視,此舉不僅對中國本身有益處,而且會對全世界的環境保護帶來福音。該文本將中國生態環境與美國生態環境相互勾連起來,實現了兩者有機的聯系。同時又借助引用、例證、比較等語言手法進行吸收與再現,并將美國歷史上的凱霍加河起火事件“再語境化”,以及將其概念創造性地轉化為“中國的凱霍加時刻”,賦予了全新的意涵,歷史互文性意義得以彰顯,進而從社會實踐層面成功塑造了中國生態環境形象。

七、結論與討論

本文在批判話語分析的框架下,基于美國《紐約時報》評論性文章的實證數據考察了媒介話語中關于“他者化”中國生態環境形象的建構問題,并從文本、話語實踐和社會實踐三個層面分析了中國生態環境形象話語的策略與機制:第一,在文本層面,根據評論性文本數據庫中提取到的高頻關鍵詞,歸納分類為“生態環境污染”“生態環境發展”與“生態環境治理”三個主題,由此構成了“他者化”中國生態環境形象的基本樣貌。第二,在話語實踐層面,《紐約時報》評論性文章的標題直接影響民眾對于公共事務的認知和態度,甚至是影響受眾的行為。通過策略性的話語方式,其設置的文本標題所著力構建的中國生態環境形象,主觀刻畫出中國生態環境“非我族類”的國別化、集體化形象,即作為外族群的“他者”生態環境形象,將中國生態環境形象塑造為自我或者內部族群的對立面。同時,試圖分化中國與他國的關系,制造沖突與矛盾,進而形成“他者化”的中國生態環境刻板印象與負面形象。第三,在社會實踐層面,《紐約時報》在“他者化”機制中,主要運用互文性手法建構中國生態環境形象,再現與形塑歷史事件,采取引用、比較、例證等語言策略,訴諸負面消極情緒,從而引發自我對“他者”的反感,實現強化自我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價值觀念的目的。

作為“他者”的生態環境形象話語,本質上展示了一種不平等的權力關系。話語具有權力的屬性,是與社會權力關系相互纏繞的具體言語方式。(37)陳衛星:《傳播的觀念》,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9頁。話語作為理解中國生態環境形象的關鍵要素,美國對中國生態環境形象的塑造本質是依靠不同的話語策略對弱勢方進行“他者化”塑造,以鞏固原有的權力關系?！都~約時報》采用綜合的話語策略,試圖描繪或者再現出一個美國化的中國生態環境形象。這就造成美國對中國生態環境形象的評價和中國對自我生態環境形象評價之間存在的巨大鴻溝。

由于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固有偏見存在已久。在“中國威脅論”的大框架下,美國對中國國家整體形象不斷丑化、矮化甚至是妖魔化。中國在綜合國力日漸提升、國家影響力不斷擴大的同時,亟待從話語角度主動建構生態環境形象,通過梳理西方世界主流媒體涉華環境話語特征,積極制定生態環境的話語戰略,塑造客觀公正的中國生態環境形象。

首先,中國應厘清生態環境形象所涉及的核心要素與意涵,對生態環境形象進行科學化管理,主動掌握輿論性話語權。既要擁有做好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硬實力,也要具備生態環境領域的軟實力,不斷提升中國生態環境方面的文化吸引力、輿論引導力與理論指導力。積極通過媒介傳播、官方互動、民間交流等方式公正客觀地向西方社會展示中國生態環境形象。面對國際社會冗雜的輿論環境,中國應以事實和數據回應西方煽動性或者挑撥性環境話語,掌握國際生態環境議題設置的主動權,強化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心理認知。其次,在全球生態環境治理背景下,中國應主動爭取制度性話語權,使得生態環境形象較大程度以制度化的形式穩定地展現出來,并嵌入到全球生態環境治理規則、制度體系之中。如在推動《巴黎協定》的達成、“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制定方面,加強全球生態環境關鍵問題的交流磋商以及區域間生態環境治理合作機制的整體對話,主動參與相關國際標準的制定,以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實踐為全球生態環境治理提供有效的范例,尋求解決生態環境領域的治理赤字問題,踐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努力打造一個全球生態環境治理的共同體。最后,中國應著力構建生態環境領域的觀念性話語權。國家生態環境形象是一種復雜而多元的政治心理現象,相同的生態環境話語策略對于不同的國際受眾的影響效果很可能差異極大。民眾個體往往會進行選擇性接觸并受到性格特質、價值判斷、情感觀念等因素的影響,從而在心理層面形成具有差異化的生態環境形象。建立觀念性話語權,尤其是關注公共情感在“意義語境”中的形成以及話語互動與能動性之間的“交往邏輯”,對于塑造中國生態環境形象而言至關重要。加強生態環境方面的官方或者民間交流與合作,支持科研機構、智庫機構、非政府組織、政府間國際組織等多元主體參與到全球生態環境治理之中,重視民眾情感表達的交流性與文化性以及邁向“實踐”的情感行為,促使積極良好的中國生態環境形象甚至是中國國家形象得以維系、鞏固與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