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中華》知識傳播的歷史意義及啟示

馮家慧 熊國榮

中央蘇區(即中央革命根據地)建立后,一直遭受著國民黨的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國民黨試圖以此剿滅中央蘇區。在這樣艱難的背景下,黨和臨時中央政府為了自身的生存,為了保障革命戰爭的順利進行,同時也為了改善當地農民群眾的精神生活,創辦了大量的各類報刊,通過報刊傳播知識信息內容。其中,創辦于1931年12月11日的《紅色中華》,憑著幾萬份的發行量(在1934年前后發行量增至4萬份),覆蓋整個中央蘇區,成為教育和引導農民群眾的有力武器,是影響最大的宣傳陣地?！都t色中華》的媒介定位幾經變化,創辦之初,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機關報,從第50期至第80期兼為中國共產黨蘇區中央局、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執行局、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蘇區中央局機關報。第81期之后一直到終刊,又恢復為中央政府機關報。(1)熊國榮:《版面安排及調整:從〈紅色中華〉到延安〈解放日報〉》,《國際新聞界》2012年第1期。作為中央機關報,《紅色中華》不僅面向黨政軍系統的工作人員及其外圍,也是黨和政府面向群眾,為民服務和提高民眾文化素養的重要平臺。從其內容來看,《紅色中華》涉及廣泛,主要包括民主政權建設、經濟建設、國民黨的黑暗統治、日本的侵華動態、國際上的民族革命戰爭等方面。本文以《紅色中華》從創刊至終刊共324期報紙(影印版)為第一手資料,在梳理《紅色中華》知識傳播內容的基礎上,探究《紅色中華》知識傳播的歷史意義,總結其歷史經驗,力圖為當今傳媒的知識傳播提供啟示。

一、《紅色中華》知識傳播內容

倪延年將知識傳播定義為:“一部分社會成員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借助傳播媒介,向另外一部分社會成員傳播特定的知識信息,并期待收到預期傳播效果的社會活動過程”(2)倪延年:《知識傳播學》,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頁。。在知識傳播活動中,包含了知識傳播者、媒介、內容、知識傳播對象以及知識傳播行為的環境效果等要素,這些要素通過所傳播的知識內容聯系成一個首尾相接、循環往復的社會活動過程。

(一)春耕知識

為了保障革命戰爭的物資供應和確保農民群眾的生活,黨和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在農業方面調動大量人員和資源給予支持。面對當時農業生產工具落后,農業生產技術短時期內無法迅速改進的狀況,通過《紅色中華》報刊為群眾普及農業生產的基本知識。1932年1月,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提出“為了增加群眾的福利,和提高蘇區的生產,以加強革命發展的力量起見”的要求,決定立即發動春耕運動?！都t色中華》第57期第1版的《保障春耕運動的順利進行》第一次出現春耕知識內容,文章認為,針對耕牛工具不足導致荒田的問題,黨和政府應該組織犁牛站補救犁牛工具的不足。第61期第3版《春耕運動的報告》,將春耕所需要的工具(譬如犁牛站)、施肥方法以及種子質量改進方案進行報道;該版《紅校協助春耕》刊載了各個部門的組織人員動員協助春耕運動的情況,表現出組織對于耕田的看重。第110期中的《秋收秋耕總結》、第103期第3版《組建秋收隊迅速完成秋收》、第212期第1版《秋收借谷運動開始了》、第220期第2版《秋收動員割禾法》、第223期第1版《緊急動員起來力爭秋收勝利》、第226期第2版《秋收績訊》、第228期第3版《目前各地秋收運動概況》等刊載了秋收取得的成績與農業生產發展的現狀;第84期中第2版《消減荒田的模范》、第86期第5版《消減荒田的好例子》和《怎樣消減禾蟲?》為實際解決耕種問題提出了具體方案,例如,后者提出:“第一把煙骨碎成末屑,用水放在鍋中,以火煎,把煙水放在田里去”,第二是用石灰、把石灰打成石灰粉,撒到田里去。第三是用茶藤”。(3)《怎樣消減禾蟲?》,《紅色中華》影印版,第86期第5版,1933年6月17日。春耕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滿足中央蘇區的戰爭需要,但報刊所傳播的春耕知識也教會了農村群眾如何耕地、施肥、改良種子等能夠改善自己生活的技能。

(二)衛生防疫知識

1927年之前的農村地區衛生條件很差,農民的防疫意識大多淡薄,由于衛生條件較差,各種疾病流行。1931年末,在富田一帶爆發了瘟疫,為了迅速控制疫情的發展,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決定召開第四次常務會議以開展“全蘇區防疫衛生運動”?！都t色中華》報刊積極發揮宣傳作用,相繼在第5期第1版和第4版以及第25期的第2版中有針對性地開展衛生防疫宣傳。項英所寫社論《大家一起來做防疫的衛生運動》,首先對防疫健康知識傳播的必要性進行了說明,提到了在當前有利于蘇維埃向外發展的條件下,瘟疫問題的解決是迫切的,既有革命斗爭的需要,也有提高人民群眾身體素質的現實需要。該社論將瘟疫發生的時間與引起瘟疫的原因都做了細致地報道,(4)項英:《大家來做防疫的衛生運動》,《紅色中華》影印版,第5期第1版,1932年1月13日。作者希望通過這篇社論推進蘇區改善衛生環境,并使得人民群眾掌握防疫的基本知識,有效遏制瘟疫的傳染。第138期第4版《天花預防法》對天花病的癥狀和預防做法做了詳細介紹(5)陳義厚:《天花預防法》,《紅色中華》影印版,第138期第4版,1933年12月26日。,指導人民群眾預防常見的流行病。第139期第4版刊載了《預防流行性腦脊髓膜炎》,介紹該病毒以空氣為傳播媒介,指出了及時預防的必要性。第201期第4版《向瘧疾作無情斗爭》刊載了治該病的多種藥方:“(天花癥狀),發大熱,頭痛、腿要痛,全身發紅疹子(預防法),(一)最好的預防方法就是種牛痘,(二)發現患天花的人要絕對與他離開不要去他住的房子內,(三)招呼天花病人,要麻找子或已經種過痘的人?！?6)陳義厚:《向瘧疾作無情斗爭》,《紅色中華》影印版,第201期第4版,1934年6月12日。詳細介紹了瘧疾的用藥時間以及藥劑量,力求這些防疫知識能夠被人民群眾所掌握,達到預期的效果。

《紅色中華》報刊通過社論、標語口號以及開設的常識專欄對衛生防疫運動加以引導,希望從上到下實現衛生防疫知識的普及,讓農民群眾通過閱讀報刊能夠掌握防疫的方法,爭取實現瘟疫的防控,同時也希望能夠培養出人民群眾干凈健康的生活方式。

(三)文化教育內容

中央蘇區蘇維埃政府的建立是中國共產黨首次執政嘗試,在人民群眾文化水平不高的背景下,政府通過《紅色中華》報刊不僅對不同類型(包括小學教育、新劇團創辦、歌舞劇團創辦、反對封建迷信以及新文字運動等)的文化教育知識進行宣傳,還大力號召婦女與兒童進行學習。為了使得文化教育深入群眾,第127期第4版中《開展文化戰線上的突擊》強調了婦女教育的重要性:“大會討論的主要內容包括了目前的教育任務與圍繞教育部工作的幫助,大會更明確的提出了婦女教育的重要性,大家積極參與,有的同志更是很謙遜的認識到了過去所犯的錯誤,并積極的提出了關于今后教育的方針的看法”(7)肖云峯:《開展文化戰線上的突擊》,《紅色中華》影印版,第127期第4版,1933年11月20日。。第129期第4版《瑞金第一次教育大會紀盛》刊載了有關婦女和女性兒童的教育工作內容,《瑞金全區俱樂部大檢閱》詳細報道了各個地區文化教育成績的檢閱情況。從第288期開始,《紅色中華》文化教育內容集中在新文字運動的報道中,該期第2版《新文字運動》第一次出現了革命的文字,原文寫道:“因為他是拼音,只要他不是啞巴,他就能用新文字讀懂他的意思,有能自己用新文字來記錄別人說的話,所以新文字是大眾的文字”(8)《新文字運動》,《紅色中華》影印版,第288期第2版,1936年7月19日。。第315期第3版《開展冬學運動》詳細列舉了七點如何在農村更好宣傳文化教育內容的方案:“第一,把入校運動深入到廣大兒童團員中進行宣傳和解釋,為什么要宣傳和解釋?等等問題的回答,第二就是普遍組成宣傳隊,鼓勵兒童團員去學校。第三就是將口號也深入到兒童中去。第四就是在學校中設置吸引兒童學習的項目。第五就是發現兒童的活潑型,鼓勵兒童積極參加俱樂部。第六,由學校的學生呼吁其他未入學的學生學習。第七通過競賽的形式鼓勵兒童積極學習?！?9)《開展冬學運動》《紅色中華》影印版,第315期第3版,1936年12月13日。這些都是《紅色中華》圍繞中央蘇區的現實需要,動員群眾提高其文化水平的體現。

《紅色中華》報作為人民群眾的宣傳者和組織者,積極傳播了與農業生產相關的春耕知識,與衛生健康相關的防疫知識以及與社會文化相關的文化教育知識,促進了工農業的生產,改善了該地區的衛生環境,也提高了工農群眾的文化素養,有力地支援了蘇維埃政府的建設。

二、《紅色中華》知識傳播的歷史意義

與其他社會活動相比,人類的知識傳播具有獨特的社會功能,其根本目的在于針對受眾采取合理的方式提高知識傳播效率,以獲得理想的知識傳播效果。(10)倪延年:《知識傳播學》,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頁?！都t色中華》報刊以社論文章、常識專欄和簡訊等形式對知識內容加以助推和引導,力求宣傳能夠為人民群眾所掌握,以實現知識傳播的社會功能,從而發揮特定的歷史作用。具體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以通俗的形式普及了知識

知識傳播具有所謂表象功能,即能夠讓受眾獲得對知識的“表面性認識”,并在反復感知后理解掌握知識,最終增加知識(11)倪延年:《知識傳播學》,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頁。。針對蘇區教育水平落后、人民群眾文化水平不高的現狀,《紅色中華》為了普及知識,依靠的是通俗易懂與短小精悍的傳播方式,保證人民群眾能夠看懂、聽懂。例如,第288期第2版《新文字運動》在普及文化教育內容時使用了拼音,表示人民群眾只需要通過拼音就能夠讀懂報刊表達的意思。

通俗易懂的傳播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第313期第3版《把正在開展著的新文字運動更加推廣起來》刊載了新文字運動取得的良好成績:“首先是首教育部采取了分組的形式進行教學,第二點是,不同部門的人都對于新文字運動產生了興趣,包括了首工會委和首保衛隊。第三點,首教育部推廣新文字工作還組織了新文字促進會?！?12)《把正在開展著的新文字運動更加推廣起來》,《紅色中華》影印版,第313期第3版,1936年11月30日。第二次全蘇大會報告中,毛澤東高興地說道:“人民群眾文化運動迅速發展可以從報刊發行中看到,比如《紅色中華》從3000份增加到了40000份……證明群眾文化水平是迅速提高了?！?13)江西省檔案館等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0頁。隨著報刊發行數量的增加,知識傳播的影響力擴大,傳播力也隨之增加。據1932年11月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報告,僅于都、寧都、勝利等14個縣,共辦了3298所夜校,19812個識字小組,參加夜校和識字小組的人數就有140208人。(14)余伯流、凌步機:《中央蘇區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97頁?？梢?《紅色中華》報刊通過通俗易懂的知識傳播方式推動了蘇區人民群眾知識擁有度的增加,進而提高民眾的文化水平。

(二)提升了蘇區群眾的生存和發展技能

知識傳播除了要讓受傳者獲得對知識的表面性認識之外,還需要使知識信息所蘊含的價值在受眾的社會生活中得到體現,也就是說,要實現知識傳播的價值功能。(15)倪延年:《知識傳播學》,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頁?！都t色中華》報刊通過知識傳播使得人民群眾獲得了生存和發展必不可少的技能。紅色政權建立之前,中央蘇區農業生產水平落后。紅色政權建立后,中央政府通過《紅色中華》報刊大力普及農業生產的基本知識,例如,第106期第3版《怎樣選種怎樣保存》詳細介紹了挑選稻谷以及其他農作物的選種方式,精細到風選、水選以及去輕取重等操作手法上(16)王昌期:《怎樣選種怎樣保存》,《紅色中華》影印版,第106期第3版,1933年8月31日。,具有較強的實用性,提高了蘇區的農業發展水平,改善了蘇區群眾的生活質量。

蘇區建設初期,廣大農村地區衛生狀況較為糟糕,致使各種傳染病時有發生。1932年1月13日,蘇維埃中央政府副主席項英在《紅色中華》第5期第1版《大家起來做防疫的衛生運動》提出了防疫衛生運動的具體方法,包括:“(一)每地規定每月舉行一次衛生運動,發動男女大小,有組織的分組,來打掃清洗房屋及其周圍;(二)凡是一切不潔凈骯臟東西,將它焚毀干凈,一切臭水溝汁,要將他清洗干凈;(六)發現瘟疫的地方,病人吃的東西和用的物體,不要共吃共用,將病人很快的送到附近的醫院內去(現在的紅軍醫院)?！比罕姷姆酪吖ぷ鞯玫搅寺鋵?1933年11月毛澤東在興國縣長岡鄉進行調查時曾寫道,這個鄉各村都建立了衛生組織……對于不講衛生的人,“發動童團恥笑他,特別是衣服不潔的”(17)毛澤東:《長岡鄉調查》(1933年11月),《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310頁。?？梢?在《紅色中華》報刊的宣傳下,人民群眾的衛生運動廣泛深入地開展起來了,為人民群眾健康生存發揮了積極作用。

(三)知識普及與群眾運動相輔相成

《紅色中華》是在中央蘇區面臨的各種現實困難中創辦的,肩負著促進蘇區社會發展和進步的重任,其中,向人民群眾傳播基本知識和技能始終是它的重要工作之一。為此,《紅色中華》在傳播春耕知識、防疫衛生知識、文化知識的過程中,始終和蘇區的春耕運動、衛生防疫運動和文化教育運動結合在一起,二者互相促進,相輔相成,充分發揮了知識傳播的社會功能。此外,由于知識信息只有通過知識傳播的過程,才有可能得到社會成員的驗證、修正和補充,使之更加完善,知識內容的水平才能夠實現新的飛躍,所以,知識傳播對于社會知識自身的生產和進步也具有直接的促進作用。(18)倪延年:《知識傳播學》,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頁。

這里特別要強調的是,為了建立良好的生存發展環境,黨和政府對于蘇區人民群眾的防疫工作非常關注。中央蘇區開展防疫工作時,首先在《紅色中華》報刊上發布決議以及工作指示,比如《蘇維埃工作決議》號召蘇區軍民“切實進行衛生運動”,此后又頒布了《蘇區衛生運動綱要》,要求各級單位成立衛生運動組織,規定衛生運動日,并對軍民的群眾衛生提出了“七要”的規范要求。與此同時,中央蘇區政府開展防疫運動,為《紅色中華》防疫知識的普及提供社會群眾基礎,《紅色中華》第52期第2版《加緊防疫衛生運動》強調了“我們必須將這一運動(防疫運動),做成極為廣泛的群眾運動”,認為“加緊衛生防疫運動,實際上就是增強革命力量”。這樣,《紅色中華》防疫知識的普及與群眾運動相結合,使得人民群眾不僅注意到自己的衛生清潔,同時也起到了督促別人的作用,提醒著蘇區的人民群眾培養集體觀念和大局意識,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對蘇區人民群眾的精神再造,具有豐富的社會作用和歷史意義。

總之,《紅色中華》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傳播了知識信息,實現了知識傳播的表象功能、價值功能和社會功能。由于知識的傳播與革命戰爭緊密聯系,和蘇區人民群眾切身利益高度契合,因此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

三、當代傳媒可借鑒之處

(一)理論聯系實際

《紅色中華》的辦報人員都是知識分子,許多撰稿人的理論水平、知識水平都很高,可是在當時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落后的中央蘇區,光有理論和知識是不行的,要讓知識傳播獲得實效,辦報人員必須聯系農業發展水平落后的實際,農村衛生狀況較差的實際,農民知識水平較低的實際。正如上文所顯示的那樣,《紅色中華》在這方面的表現可圈可點。此外,還要特別指出的是,《紅色中華》對于真實存在的實際問題沒有視而不見,例如,第226期第4版《文化教育戰線上的嚴重現象》深刻剖析了文化教育中問題的癥結,比如:“一,工作毫無計劃、二,沒有政治教育、三,對學生的生活不注意、四,妙想天開的動員方式、五,用恐嚇手段代替教育?！?19)何秉才:《文化教育戰線上的嚴重現象》,《紅色中華》影印版,第226期第4版,1934年8月15日。文章對“江西省第一短期師范學校開辦以來四個多月中出現的問題”(20)何秉才:《文化教育戰線上的嚴重現象》,《紅色中華》影印版,第226期第4版,1934年8月15日。進行了報道,切實地做到了理論聯系實際。

當今融合媒體發展的過程中,現代化媒體需要在技術手段輔助下,生動真實地總結實際生活中的經驗,在傳播中真正做到理論聯系實際。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的工作會議中指出:“要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把服務群眾同教育引導群眾結合起來,把滿足需求同提高素養結合起來,多宣傳報道人民群眾的偉大奮斗和火熱生活,多宣傳報道人民群眾中涌現出來的先進典型和感人事跡,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滿足人民精神需求?！?21)《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8月21日。這意味著傳媒工作者不能脫離實際地開展工作,要把教育引導群眾的主觀愿望與群眾的接受能力、接受習慣等客觀實際結合,要把自身理論知識和實際生活中的豐富案例結合。

(二)貼近群眾

無論在什么時代,真心實意為群眾謀利益,一直都是黨和政府的工作初心,因此,不論是在傳統報刊還是數字媒介報道中,無論是報道新近發生的事實還是宣傳新的政策,媒體都要牢牢把握一個宗旨,即貼近群眾生活?！都t色中華》在這方面可謂典范,例如,在春耕知識的普及中,《紅色中華》不僅希望通過宣傳發展農業經濟,實現增產增收的目的,在傳播過程中也深刻體現了為人民群眾著想的特點,比如,強調“犁牛站的創立一定要在基本農民群眾自愿原則之下組建之,蘇維埃政府只可處在幫助地位,將他的好處告訴群眾,發動群眾來組織”(22)《保障春耕運動的順利進行》,《紅色中華》影印版,第57期第1版,1933年3月3日。?！都t色中華》知識傳播的內容在篇幅上大都精短凝練,語言的風格簡單直白,較少有生僻字,貼近蘇區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不僅如此,《紅色中華》作為知識信息傳播的陣地,在宣傳普及各類知識信息的同時,也經?？l各地工作檢查報告,將工作深入到群眾中去。

媒介技術雖不斷變化發展,但服務人民群眾是媒體工作不變的真理,只有這樣才能拉近媒體與人民群眾的距離。尤其是打通縣級融媒體的“最后一公里”,要堅持以民為本、以人為本,將服務群眾和教育引導群眾結合起來,讓縣級融媒體真正成為人民群眾改善生活的助推力量。

(三)內容整合

《紅色中華》的知識傳播大部分都是以整合方式宣傳普及,將零散的知識集納在一起,進行系統化傳播,并隨著人民群眾所接納信息的增多,逐漸加深所傳播知識的豐富性和專業性,不僅如此,《紅色中華》還在知識傳播的反饋中發現問題并解決問題,推動新知識信息的生產和創造。

在當今社會,移動互聯網的應用實現了個性化的傳播,傳播主體更加多元,傳播內容也更加廣泛,受眾可以隨時隨地接受信息,因而人們獲取信息和知識的時間變得碎片化。時間的碎片化可能表現在人們的媒介使用上,也可能泛化為人們普遍的行為模式。(23)彭蘭:《新媒介用戶研究——節點化、媒介化、賽博格化的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224頁。新時代,主流媒體需要借鑒《紅色中華》整合信息的能力,在大量冗雜的信息海洋中,做好對于知識傳播的整合工作。尤其是縣級融媒體在發展的過程中,要重塑內容生產流程,以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傳達有效信息,通過內容整合的方式和多樣化的形式提高媒體服務能力,推進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盡快從一個相“加”的階段邁向一個相“融”的階段,著力打造一批新興主流媒體和傳播載體,搭建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橋梁,以內容整合的方式有效聚焦人民群眾的注意力,贏得當代發展的優勢。

在特殊的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文化背景下,為鞏固蘇維埃政權和發展革命,蘇維埃中央政府擔負起提高人民群眾知識素養這一必要的任務?！都t色中華》報刊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機關報,是蘇區群眾的宣傳者和組織者,在傳播春耕、防疫與文化教育知識的過程中,以通俗易懂的文字,結合群眾運動,充分實現了知識傳播的表象功能、價值功能和社會功能?！都t色中華》的知識傳播是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進行的傳播,它與革命戰爭緊密相連,與蘇區的人民群眾切身利益高度契合,蘊含了豐富的歷史意義,無論是其理論聯系實際、貼近人民群眾的優良作風,還是其整合知識內容的傳播技巧,在當今數字傳媒時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