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隙碎筆（節選）

史鐵生

很久了，我就想說說尿毒癥病人“透析”的事。三年前我雙腎失靈，不得不以血液透析維持生命，但透析的費用之高是很少有人能自力承擔的，幸而我得到了多方支援，否則不堪設想。否則會怎樣？一是慢慢憋死（有點兒錢），二是快快憋死（沒錢）。但憋死的過程是一樣地殘酷—身體漸漸地腫脹，呼吸漸漸地艱難，意識怪模怪樣地仿佛在別處，四周的一切都仿佛浸泡在毒液里漸漸地僵冷。但這并不是最壞的感覺，最壞的感覺是：你的親人在一旁眼睜睜地看著你，看著這樣的過程，束手無策。但這仍不見得是最壞的感覺，最壞的感覺是：人類已經發明了一種有效的療法，只要有錢，你就能健康如初，你就能是一個歡跳的兒子，一個漂亮的女兒，一個能干的丈夫或是一個溫存的妻子，一個可靠的父親或是一個慈祥的母親，但現在你沒錢，你就只好撕碎了親人的心，在幾個月的時間里一分一秒地撕，用你日趨衰弱的呼吸撕，用你忍不住的呻吟和盼望活下去的目光撕，最后，再用別人已經康復的事實給他們永久的折磨。誰經得住這樣的折磨？是母親還是父親？是兒子還是女兒？是親情還是那宏博的愛愿？

我有過這樣的經歷，幸而經歷到一半時得到了救援。因而我知道剩下的一半是什么。我活過來了，但是有不得不去走那另一半的人呀。我閉上眼睛不去看他們，但你沒法也閉上心哪。我見過一個借錢給兒子透析的母親，她站在透析室門外，空望著對面的墻壁，大夫跟她說什么她好像都已經聽不懂了。我聽說過一對曾經有點兒錢的父母，一天一天賣盡了家產，還是不能救活他們未滿成年的孩子?？匆姾吐犚?，這多么簡單，但那后面，是怎樣由希望和焦慮終于積累成的絕望??！我聽有位護士說過：“看著那些沒錢透析的人，覺得真還不如壓根兒就沒發明這透析呢，干脆要死都死，反正人早晚都得死?！边@話不讓我害怕，反讓我感動。是呀，你走進透析室你才發現（我不是說其它時候就不能發現）最可怕的是什么：人類走到今天，怎么有錢和沒錢竟成了生與死的界線？這是怎么了？如果你再走進另一些病房，走到植物人床前，走到身患絕癥者的床前，你就更覺不可思議：這些我們的親人，這些曾經瀟灑漂亮的人，這些曾經都是多么看重尊嚴的人，如今渾身插滿了各種管子，吃喝拉撒全靠它們，呼吸和心跳也全靠它們，他們或終日痛苦地呻吟，或一無知覺地躺著，或心里祈盼著結束，或任憑病魔的擺布。首先，這能算是人道嗎？其次，當社會為此而投入無數資財的同時，卻有另一些人得了并不難治的病，卻因為付不起醫療費就耽誤了。這又是怎么了？

出了什么事？比如說，高科技在飛速發展，隨之，要想使一個身患絕癥的人僅僅保持住呼吸和心跳，將越來越不是一件難事了，但它的代價是越來越多的資金投入。一方面，新的醫療手段和設備肯定是昂貴的，其發展的無止境意味著資金投入的無止境。另一方面，人最終都要面對死亡，如果僅僅保持住心跳和呼吸也算生存，那么這種高科技、高資金的投入就更是無止境。兩個無止境加起來，就會出現這樣一種局面：有限的社會財富，將越來越多地用于延長身患絕癥者的痛苦，而對其他患者的治療投入就難免捉襟見肘了。絕沒有反對科學發展的意思。但是，隨著高科技的發展，醫學必然或者已經提出一些哲學問題了。醫學已不再只是一門救死扶傷的技術，而是也要像文學和哲學那樣問一下生命的意義了。

在不久前的《實話實說》節目中，聽到一位法律專家陳述他反對“安樂死”的理由，他說得零亂，總結下來大致是兩點。其一：“安樂死”從實行（即立法和執法）的角度看，困難很多，因此他認為是不應該的。這可真叫邏輯混亂。一事之應不應該實行，并不取決于其實行是否有困難，而是要取決于其實行是否正當。倘不正當，實行已失前提，還談什么困不困難？倘其正當，那正是要克服困難的理由（以及正是表明法律專家并不白吃飯的時候），否則倒是默允或縱容了不正當。這樣看，無論“安樂死”應不應該實行，都與困難無關，那專家說了半天等于什么都沒說。

當然，應不應該，并不等于能不能夠。見報紙上有文章說，從中國目前的條件看，“安樂死”還不能夠很快實行。這我同意。但這又不等于說，我們不應該從現在就開始探討它的正當性和可行性。

（選自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病隙碎筆》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