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紐帶、生產要素與同鄉同業的整合形態

■董磊明 李欣燦

［內容提要］同鄉同業的基本特征包括經濟、社會兩個維度。一種同鄉同業的發展是不同產業的經濟發展需要與不同社會結構條件之間雙向選擇、形塑的結果?；诖艘暯?，本文引入生產要素的組合模式作為中介變量，歸納出三種理想類型來區分不同個案在經濟層面上的差異。不同的生產要素組合模式將對同鄉間的社會支持的強度與形式提出各種要求，進而形成對鄉土社會紐帶的選擇與形塑。作為結果，同鄉同業分化出松散型、聯合型、整合型三種不同的經濟-社會整合形態，從而在資本化的經濟浪潮下具有不同的發展前景。當同鄉同業得到較好的發展時，經濟上的成功既可能對鄉村社會形成正反饋，使鄉土社會紐帶在產業運轉過程中得到再強化，也可能形成負反饋，加速鄉土社會紐帶的消解。造成這種差異的一個可能原因是村莊共同體在傳統經濟時期社會結構緊密程度及其意義生產能力的差異。

一、引言

同鄉同業，即來自同一地域的人群，基于血緣、地緣等鄉土社會紐帶，在特定產業或某一產業的特定環節組織經濟活動的現象。①近年來同鄉同業現象引發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人們試圖據此探討鄉土社會中的社會關系資源這一非市場因素如何有效促進特定地域或行業的經濟發展。

目前學界對同鄉同業的研究，大多是基于不同地域、不同行業的個案，分析鄉土社會紐帶在產業發展中具有的種種潛在優勢，例如能降低經營成本②，軟化科層管理③，便于技術擴散④，有利于抱團競爭⑤等。但是，對于鄉土社會紐帶究竟是通過何種機制促進了同鄉同業的發生與發展，卻鮮有研究。

沈毅以社會心理學的方法，關注“情義期待”與“關系回報”的匹配結果，發現近親之間“施恩自居式”的關系定位往往帶來高預期與現實的不匹配，從而導致關系緊張乃至破裂；而更為疏遠的表親反而能實現雙方的“感恩互惠”，從而促進合作關系的穩定、融合乃至一體化。⑥沈毅的理論解釋了微觀社會互動的具體機制，卻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時空與外部環境的背景，未能解釋為什么有的鄉土社會能孕育出同鄉同業，有的卻不能。

吳重慶的研究很好地彌補了沈毅的不足。他對福建莆田的沿海、平原、山區三大區域進行比較，主要考察當地自然條件、傳統社會資源、傳統經濟水平等變量對同鄉同業興起的影響。他發現，自然條件優越，傳統時期經濟與社會資源較為豐厚的平原地區更趨向于就近打工而不是外出創業；自然條件較差的山區人口外流時間較晚，且人口稀薄，傳統社會資源較少，同鄉同業的發展受到諸多限制；只有自然條件較差，傳統社會資源尚可且有“流動型兼業傳統”的沿海地區發展出了發達的同鄉同業。⑦吳重慶有意識地通過比較的方法，嘗試引入人口數量及分布、傳統社會資源豐厚程度、外出流動的規模與時間等變量解釋同鄉同業的興起，將相關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然而，我們仍需要追問的是，鄉土社會既有的稟賦究竟是通過何種機制來催生同鄉同業？同鄉同業的興起，對鄉土社會又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這些問題不僅有利于我們理解同鄉同業現象橫向的區域差異，還有利于我們分析其縱向的變遷邏輯和未來趨勢。

在學界既有的豐富個案及研究基礎上，我們引入特定產業的生產要素組合模式作為中介變量，來討論鄉土社會孕育同鄉同業興起與發展的機制。本文認為，對于同鄉同業的考察不能過于籠而統之，忽視豐富多樣的同鄉同業在業態層面的差異?！巴l”社會紐帶作用于生產要素，進而影響產業的發展。在不同業態或同一業態的不同發展階段，其生產要素的組合模式存在差異，從而產生對社會支持的不同需求。因此，我們不僅要關注“同鄉”社會紐帶對產業發展的支持，還要關注不同的業態模式對于社會支持的需求差異?；诖?，本文將嘗試歸納不同情況下生產要素組合模式的理想類型，同時對因之發展出的不同的經濟-社會互構模式加以總結和探討。

需要強調的是，本文所總結的生產要素組合的三種理想類型，以及第四節提到的同鄉同業的三種整合形態，均為韋伯意義上的“理想類型”（ideal type），目的在于建構一種邏輯貫通的“烏托邦”來描述、把握無限復雜的現實世界。⑧這意味著，本文建構一系列類型的目的，在于對同鄉同業經濟-社會互構的動態過程進行描述，并對其中的關鍵要素、關鍵機制加以捕捉，而不是試圖建立一套能夠完美框定現實世界的類型框架。事實上，對于現實中的特定同鄉同業的同一發展階段、同一經營團體，乃至同一經營者，都有可能兼具不同類型的特征。例如，譚同學所研究的湖南新化打印店，既表現出同鄉建立聯合商會的“團結”的一面，又表現出師徒反目，同鄉惡性競爭的“松散”的一面。⑨他的個案從不同面向啟發本文對于同鄉從業者關系的思考，但并不能利用本文的類型學從整體上斷定他筆下的打印店從業者就是“團結”或“松散”的。本文的價值在于為同鄉同業研究提供一個便于比較、批評的線索與框架，從而為更好地解釋同鄉同業的形成、特征以及未來發展的趨勢提供新的視角。

二、同鄉同業的生產要素組合：三種理想類型

任何產業的發展與運行，都是生產要素流動、整合的過程，不同產業在生產要素組合模式、不同生產要素的重要性排序以及多種生產要素的銜接與運用方式等方面會存在顯著的差異。無論是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都將人的要素與物的要素的合理配置視為最為重要的研究問題。只不過后者既關注前者所強調的“超制度的”生產一般的資源配置，即人和自然的關系問題，也關注具體的特定生產方式之間資源配置的差別，即人和人的關系問題。⑩在此基礎上，兩者都長期將勞動、土地、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作為最基本的分析對象。?

本文的問題意識不在于用經濟學方法討論同鄉同業的興起，也不在于對已有同鄉同業案例進行產業結構上的歸類與比較，而是嘗試歸納出對社會支持的需求存在顯著差異的典型的生產要素組合模式，并以此為中介變量討論經濟與社會是如何相互選擇、相互形塑的，進而解釋同鄉同業的興起與發展。經過對現有同鄉同業個案的比較與歸納，我們發現，在同鄉同業發展過程中可能起主導性作用?的生產要素主要有市場信息、原料、技術、管理、資本等五種?，它們在不同的鄉土社會、不同的業態之間會有不同的側重和組合。在此基礎上，我們嘗試總結同鄉同業生產要素組合的三種理想類型。

（一）先賦優勢型

受產業類型與發展階段的影響，一些產業由于其積累時間較短或產業本身難以形成規模，常常表現為規模小、分散，經營者之間相對獨立的“小本經營”，如擺地攤賣衣服、開包子鋪、做流動醫生等。?這類產業的興起往往是對先賦性的自然、傳統或市場條件中易于獲得且非常有利于產業發展的一個或幾個生產要素進行有效發掘與利用的結果，而對于同鄉從業者集中程度、管理生產要素的能力要求較低，因此我們可將其稱作同鄉同業的先賦優勢型生產要素組合。對先賦優勢型同鄉同業的興起與發展起到主導性推動作用的生產要素主要有原料、技術、市場信息等三種。

原料指能夠激發產業興起的地方性特色材料，而不是生產所涉及的一切原料。?原料要素要對同鄉同業的興起產生推動作用，需要在數量或品牌上相對稀缺，并因此帶來競爭上的優勢。傳統經濟時期，一些地區由于其自然資源稟賦，擁有特產原料，并因此孕育了品牌，積累了加工技術。例如，涇縣宣紙所需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歙硯所需的龍尾山石料，廣濟竹編所需的當地優質竹材，宜興紫砂所需的丁蜀鎮陶土礦等，都屬于特產的原料。?

技術指創業者相較于其他從業者的優勢技術。在先賦優勢型同鄉同業的發展過程中，起到重要推動作用的往往是一些相對易得，學習、創業門檻較低的技術，主要包括兩類：一是傳統經濟時期積累的特色技術或生產經驗，如浙江松陽的松香業、云南大理的銀器業以及云南麗江的刺繡業?；二是個體偶然掌握技術，獲益后引來他人的學習或模仿，譬如，湖南新化打印店在草創時期偶然破解打印機、復印機等維修技術而快速發展，“莆田系”流動醫生憑借偶然獲得的皮膚病秘方行走江湖?。

市場信息指對于某種新興的市場需求的掌握，它將引導創業者進入某個行業并使其獲得先發優勢。當產業進入門檻較低時，信息的優勢就尤為重要，它能促使草根創業者搶先進入行業。而先行創業者的成功經驗又能夠通過鄉土社會的血緣、地緣紐帶傳播、擴散給同鄉，從而推動同鄉同業的形成。在現有的個案研究中，市場信息的獲得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基于區位優勢就近獲得信息，例如山東興城泳裝產業得益于興城海濱游客需求的刺激?；二是創業者主動外出尋找市場信息，主要有三種形式：基于鄉土社會紐帶的共同流動，如溫州模式下同鄉間的“共同流動”和“接續式流動”?，以社隊為單位的勞務輸出?，以及個體化的外出創業?。

先賦優勢型同鄉同業往往在業態上表現為分散的小本經營，因為規模小、分布散，經營者有足夠的靈活性，能夠且只需要抓住市場信息、技術、原料等任何一個方面的比較優勢，就有可能成功創業，實現產業的快速發展。管理要素與資本要素在這一類型中的重要性相對較低。而隨著企業規模和同鄉從業者規模的擴大，產業競爭日益激烈，其對于內部關系協調、資金整合的要求也不斷提高，管理要素與資本要素的重要性就會凸顯，先賦優勢型的原料、技術、市場信息等資源的重要性則會下降。

（二）管理凸顯型

當企業規模擴大，內部管理日趨復雜，或者一定地域范圍內存在若干小企業主，它們在經營上各自獨立，但又需要通過合作、競爭等關系瓜分市場時，管理要素的作用將日益凸顯，甚至成為行業增長的主導性生產要素。我們可將其稱作同鄉同業的管理凸顯型生產要素組合。

對于同一產業從業人員間的關系，經濟學和管理學通常從提高整體效率的角度，將其分為企業內、企業間兩個維度加以考察：前者發展出以上下級關系為前提的“管理技術”，重在討論管理者如何“通過協調和監督他人的工作，有效率和有效果地完成工作”?；后者被概括為“市場結構”，關注占有不同市場份額的企業間的競爭關系及其對整體經濟效率的影響?。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往往將上述兩者統一為“人的要素”，即“生產中的分工協作和生產組織等社會結合方式”，作為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以討論。?

在同鄉同業的議題中，同鄉從業者能夠依托鄉土社會紐帶，在企業內、企業間以及產業外的生活領域聯系、協調與整合。其組織方式因嵌入鄉土社會網絡而具有總體性、彌散性。對于同鄉同業生產組織方式的考察，必須超越企業內、企業間的活動，總體性地考察同鄉從業者間的社會交往與互動模式。因此，本文將同鄉同業涉及的生產組織方式統稱作“管理”要素，意指同鄉從業者之間構建并維持產業內部秩序，從而有序競爭與合作的能力，包括在企業內部與企業之間懲治越軌、調解糾紛、組織合作等。

管理要素凸顯的原因，首先在于企業內部的關系復雜化。企業規模的擴大必然伴隨著員工數量的增多以及崗位的分化，企業的管理難度也隨之加大，這在同鄉同業的企業中尤甚。傳統鄉土社會差序格局的親疏遠近、長幼有序與現代企業制度中普遍主義、去人格化的科層制存在著天然的緊張。理想的現代企業以效率優先，要求根據能力進行分工，尤其是區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鄉土社會紐帶則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根據血緣、姻緣、地緣關系的遠近分配職務。當兩者相沖突時，遷就前者將可能使分工與關系預期之間出現錯位?，遷就后者則會降低企業的效率。因此，這種家族或鄉土企業，發展勢必離不開管理能力的升級。

其次，管理要素的凸顯還源自于企業間關系的復雜化。當市場供給趨于飽和，同行、同鄉之間的競爭與摩擦也可能愈發激烈。同鄉之間，如果不能在內部建立競爭與市場劃分的合理秩序，就有可能發生惡性競爭。因此，同鄉同業企業之間關系的協調與管理亦非常重要。管理協調得好，往往會帶來“互惠共贏”，即同鄉之間能夠積極、和諧地互惠合作，一致對外，實現對市場的進一步占有；反之，則可能“義盡利散”，即因為經營過程中的摩擦導致舊有關系的衰退、緊張乃至破裂，親戚交惡、師徒反目等危機都有可能出現。?我們曾訪談一位從東北到山西開飯店的老板，在他這里，“同鄉”很大程度上反而是負面的標簽：如果發現自己飯店周圍出現了同鄉開的新店，他會第一時間打價格戰擠垮對方。因為對方的經營內容、經營方式往往與自己相似，會與自己發生直接競爭，而且對方發現自己后也一定會打價格戰（下文將此案例稱作“東北飯店”）。

在管理凸顯型之下，原料、資本、技術等要素作用發揮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管理要素的影響。首先，沒有有效的管理來消解鄉土性與科層化之間的張力，企業將難以順暢運行，既有生產要素的優勢也將難以發揮。在我們遇到的另一個案例中，一方有資金、懂銷售，一方懂技術、能生產的兄妹兩家就因為無法協調利潤分配而一拍兩散。?譚同學曾記錄，開打印店的易老板在批評下屬時，往往將制度規定轉述為親戚間的勸導與安撫。這樣既強調了雇傭關系與管理規定，又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勞資關系中的緊張。如此，打印店老板才能在保障企業效益的同時維系好親屬關系。?

管理要素的凸顯意味著同鄉間協調、聯合、整合的加強，能更好地推動信息、原料、技術乃至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共享與集聚，從而有利于同鄉從業者在與外部的競爭中獲得優勢。例如湖南新化打印店從業者之間共享打印機購買與維修渠道，進而實現價格優勢并一舉占領市場?，就是親屬和老鄉之間零散的修理技術不斷傳播、碰撞、融會、提升的結果。其能夠實現產業的升級，關鍵就在于同鄉間形成聯合，從而能夠以一定的資本集聚為基礎，組織技術攻關，推動產業升級并擴展經營范圍，避免同鄉從業者陷入惡性的存量競爭。相對地，如果不能實現類似的聯合與產業升級，同鄉之間就有可能因為經營內容、經營方式的同質化而陷入惡性的內部競爭。東北飯店打價格戰與譚同學記錄的師徒之間因為競爭反目成仇?都是此類例子。

（三）資本統合型

這里的資本主要指能在產業初創與發展過程中起推動作用的資金或資產。當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面臨內部資本或外部資本的整合，進入到資本化的發展階段。資本要素能夠統合其他所有生產要素，推動企業的正規化與科層化，最終發展出資本高度集中且具備現代企業組織架構的大型企業。此時，資本要素是組織產業運轉并推動其進一步發展的主要動力，我們可將其稱作資本統合型同鄉同業。

資本是一種通約性的力量，它能在很大程度上統合其他生產要素，進而主導產業的運轉與發展。首先，資本要素的增加能夠直接提升企業對于其他生產要素的控制能力，從而強化同鄉同業的競爭力。在資本化程度較高的市場環境下，小資本將被兼并、排斥，對于其他生產要素的控制很大程度上將圍繞大資本間的競爭與博弈展開。在湖南新化打印店的案例中，“大玩家”之間建立強者聯盟，實現資源整合，進而壓低成本將小老板排斥到偏遠市場的過程就是典型例子。?

其次，資本還可以補齊其他生產要素的短板，從而克服自己與競爭者之間先賦優勢上的差異。例如，“莆田系”醫院掌握技術的醫生就主要依靠雇傭而不是在同鄉內部進行培養。?在市場正規化、大資本進入的趨勢下，甚至連地方特產的品牌與特色工藝也可以被資本收購、冠名，進而被資本化的經營體系所吸納。例如，孫九霞在云南麗江刺繡行業的文化產業開發過程中看到，在經濟高增長驅動下，地方政府往往與外來資本形成共謀，使后者成為地方文化的代言人，真正持有文化遺產的本地經營者反而被排斥在外。?

過度資本化可能對同鄉同業的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吳重慶認為，無論是外部資本還是內部資本，都有可能瓦解同鄉同業的“社會經濟”內涵，造成“去技能化”、“打工化”、產業鏈縮短、價值鏈的社會分層等后果，進而沖擊與威脅同鄉同業的生存。?另一方面，資本運營本身具有高度的流動性和風險性，無論是資產外流還是金融風險的爆發都有可能對產業本身造成巨大的破壞。

然而，在以“莆田系”醫院為代表的一些個案中，緊密的鄉土社會紐帶，尤其是血緣紐帶表現出對資本要素強大的控制與組織能力，不僅能化解資本集中帶來的種種風險，還能在嚴密的組織與分配規范下，以此為核心關系網絡來維持企業發展，并主導企業轉型。

三、生產要素與社會支持：鄉土社會紐帶何以嵌入

不同的生產要素組合對鄉土社會支持有著不同的要求，這決定鄉土社會紐帶以何種形式發揮作用，從而嵌入同鄉同業的運行與發展之中。下面將討論生產要素組合的三種理想類型分別對應的社會支持需求，以及因之形成的不同的經濟-社會互構模式。

（一）可靠易得的學習鏈與幫扶鏈

如前所述，在先賦優勢型之下，小本經營是靈活、分散的，同鄉同業發展的關鍵在于先行者的成功經驗能否在小商戶之間被快速傳播與學習。因此，創業者之間基于鄉土社會紐帶結成的學習與幫扶鏈條就顯得尤為重要。

項飆曾指出，幫扶鏈的作用在于傳播信息、增加安全感，以及在需要時進行互助，甚至是幫帶者將受援人直接作為勞動力吸收進自己的店鋪。?當市場靠近家鄉，技術來自傳統時期的積累或者產業由特產原料主導時，同鄉之間僅需要相互模仿就可以實現產業的傳播與擴散。例如，河北許昌的假發業，便是通過農戶間的相互學習呈輻射狀擴散開來的。?

在學習鏈與幫扶鏈建構的過程中，有兩種鄉土社會紐帶發揮了較大的作用：一是在近親等最親密的群體之間形成互助鏈條，二是在更廣泛的鄉村熟人社會與“半熟人社會”范圍內形成學習鏈或幫扶鏈。前者較后者更加可靠、易得，但后者能夠在一定的可靠性基礎上在更大的范圍內進行擴展，因而可能對于學習鏈與支持鏈的形成有著更大的推動作用。?翟學偉曾在農民工求職問題上與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的理論進行對話。格蘭諾維特認為，弱關系能夠擴大求職者獲取信息的范圍與信息的多樣性，因而起到比強關系更重要的作用；但翟學偉指出，農民工更注重信息的可靠性而不是多樣性，因而更強調鄉土社會的強關系而不是弱關系。?我們認同翟學偉的分析，同時認為同鄉同業的案例可能說明，在農民工利用的這種強關系內部仍可以進一步區分差序格局核心圈層中血緣、姻緣的緊密關系，以及基于地緣的相對松散、廣泛又具有一定可靠性的次緊密關系；后者在同鄉同業發展過程中既實現了強關系強調的可靠性，又實現了弱關系強調的信息多樣性。

小農生產帶來的長期不流動使農村地區形成了廣泛而穩定的基于血緣、地緣關系的全方位信任?，即便是鄉土社會紐帶最為薄弱的地方，都易于通過既有的血緣、姻緣和地緣關系形成學習鏈和簡單的幫扶鏈。利用先賦的互助與信任關系建構學習鏈與幫扶鏈，有效利用信息、技術、原料等先賦優勢型生產要素，對于外出創業的農民而言是順理成章的選擇。正因如此，我們可以解釋為什么在一些鄉土社會紐帶較為薄弱的地區依然可以發展出同鄉同業。

（二）基于內生性規范的基本行業秩序

管理凸顯型意味著企業開始形成一定的規模并且需要對既定市場空間進行瓜分，此時同鄉同業將普遍面臨管理上的難題。能否建構基本的行業秩序來調解糾紛、懲治越軌、組織合作將成為產業能否維系并發展的關鍵所在。例如，青?；』孛裰g的“拉面公約”就規定兩家面館間隔不能少于400 米，以直觀的形式展示出內生性規范是如何協調同鄉從業者關系，避免內部惡性競爭的。?

“大人物”是項飆對“浙江村”社區內部頭面人物的一種概括，他們能夠為“浙江村”的正常運轉提供基本的秩序?！罢憬濉钡摹按笕宋铩蓖切袠I的先行者，生意做得大且有著穩定的支持者。他們能為整個社區提供大院、市場等公共場所，同時調解糾紛、維持秩序。他們甚至可以組織同鄉抵抗外部風險，如防范與應對他人對同鄉利益的侵犯，集聚資金以更好地應對市場競爭。?我們可將這種在經濟-社會兩個維度上具有優勢地位的“大人物”稱作同鄉同業的“復合型領袖”，他們能夠較為有效地協調并組織同鄉從業者，為產業的運轉與發展提供公共品與行業秩序。

同鄉從業者之間能夠形成較強的共識與內生性規范是復合型領袖得以產生的關鍵。正如項飆所言，“精英”是外來研究者按照某個理論標準賦予的概念，而“大人物”則是社區成員自己的概念。?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曾提出“權力的文化網絡”，用以解釋傳統中國農村領袖的產生及其權威來源。在組織成員所認同的基礎上，宗教信仰、內心愛憎、親親仇仇等規范借由文化網絡中的制度與網結維系在一起，為鄉村領袖提供權威與合法性。鄉村領袖的行動往往是基于在文化網絡中獲取社會地位、威望、榮耀并對大眾負責，而不是追求物質利益。?同鄉同業的從業者大多脫域于鄉土社會，能否在新的生產、生活場域中重構杜贊奇意義上的文化網絡，進而實現復合型領袖的生產是同鄉同業應對管理要素挑戰的關鍵所在。實踐中，同鄉之間因為競爭或越軌行為而反目成仇，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缺少這種內生性規范與調控機制?。

就“浙江村”而言，“蓋大院”對于復合型領袖的產生以及社區文化網絡的建立有著關鍵性和象征性的影響?！吧w大院”指具備一定關系、財力的浙江人協調北京本地居民，統一租用土地并修建大院，然后轉租給浙江同鄉的過程。項飆認為，“蓋大院與其說是在運作資金，不如說是在運作關系和聲望……產生利潤是小事”。修建、經營大院的過程能夠幫助主導者鞏固、擴展自己的親友圈和生意圈，并進一步形成穩定的居住格局與生活場域。大院的存在本身也昭示著建造者的“勢力”，具有象征性的意義。?而這種象征性成立的基礎，便在于“浙江村”內部所共享的信息與評價場域，同鄉之間的認可與幫助既是“大人物”得以建起大院的憑據，也是修建大院本身能夠彰顯個人勢力，產生復合型領袖的社會基礎。

（三）強紐帶、高度信任下的資金拆借與風險控制

資金的拆借與運轉是復雜且有高風險的，需要很高程度的信任與社會支持作為基礎。資本統合型同鄉同業所面臨的挑戰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如何實現同鄉之間大額資金拆借與運作，二是如何有效控制因資本集中而帶來的潛在風險。我們可以在“莆田系”醫院的例子中看到是如何應對這兩種挑戰的。

資金拆借需要高度信任、擔保以及利潤分配機制作為保障。在“莆田系”醫院的擴張過程中，往往能在鄉土社會內部籌得大筆資金，其借助的紐帶主要包括血緣、地緣、親近的朋友等構成的社會支持網。為了降低風險，莆田人往往結合股份制，采用“一家醫院多人投，一人擁有不止一家醫院”的模式。當投資失敗時，也能較容易地通過鄉土社會紐帶獲得“創業基金”，另尋發展機會。對于缺乏資本的創業者，“莆田系”醫院有相對穩定的培養與吸納機制：年輕人先進入親戚朋友的醫院，在助理、后勤、財務等非醫療技術崗位學習經營，然后升級為醫院或科室的管理者，最后通過鄉土社會網絡籌集資金，創建自己的醫院或入股他人的醫院，成為資本團體中的一員。?

“莆田系”之所以能夠形成相對穩健的制度來管理資本、預防風險、培養新人，從而經營醫院這種資本、技術密集，高度科層化的復雜組織，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有效依托、利用了鄉土社會豐厚的社會資本，尤其是宗族所帶來的強大的信任紐帶與集體行動能力。在傳統經濟時期，東南地區的宗族村莊就實現了血緣、地緣紐帶與小農經濟的高度整合，在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宗祠為中心建立社會規范，組織集體行動，并在成員之間確立內生性認同乃至信仰。?早在明清兩代的珠三角地區，宗族強紐帶就表現出與股份制及其他信貸工具之間較高的契合度，對其投資與資本規模的擴大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進入現代，這種強大的社會紐帶與社會資源依然在華僑創業（50）、村莊政治與公共品提供（51）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曾指出：內部的異質性能夠強化宗族體系的運行，也就是內部成員的社會地位分化程度越大，反而可能越有利于宗族的運行。（52）這意味著在一定程度上，宗族的組織形態甚至可以與同鄉內部的經濟與資本的高度分化實現較好的親和與互促。當宗族紐帶被用于資本的整合與運作，它不僅可能支持同鄉同業實現更高程度的組織與整合，從而有效應對資本市場日益激烈的競爭，甚至可以在這一過程中實現自身的強化與重塑。

四、同鄉同業的整合形態及其演變邏輯

“整合形態”指特定行業中同鄉從業者在經營過程中進行互動、形成內部規范與秩序、集聚資源的關系形態。整合形態不簡單等同于市場條件下的同行關系以及涉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鄉土社會紐帶。它是產業運行、發展與鄉土社會紐帶雙向選擇、共同演進的結果。本節將歸納同鄉同業的三種整合形態，并結合歷史情境總結不同整合形態受經濟、社會條件影響而發生分化的內在邏輯。

（一）同鄉同業的三種整合形態

我們主要依據同鄉從業者之間的團結程度來劃分其整合形態的理想類型。從業者之間的團結程度直接影響彼此間的互動模式、內部的規范性和產業開放性?；釉矫芮?，往往規范性越強，產業的開放性越低，越能夠形成對市場和資源的控制乃至壟斷，阻止非同鄉的“外部人”進入相關行業。

1.松散型

松散型指同鄉從業者之間各自經營、少有聯系的經營模式。松散型同鄉同業主要出現在生產要素組合的先賦優勢型和部分管理凸顯型中。在先賦優勢型中，行業特征與產業發展階段是導致松散型的主要原因：小本經營可能因為市場分布廣，單個企業體量小而難以進一步整合，如包子鋪、面館等。（53）而在管理凸顯型中，伴隨著產業發展，同鄉從業者之間更為密切的互助已成為客觀的需要。但在實踐中，部分地區的鄉土社會紐帶較為薄弱，其同鄉從業者之間難以形成行業秩序，互助破裂與惡性競爭的情況大量出現——薄弱的鄉土社會紐帶可以滿足先賦優勢型下經營者之間構建幫扶鏈或模仿鏈的需要，卻往往難以滿足管理凸顯型下構建產業秩序的需要，如新華打印店師徒反目的案例（54）。

當外部人試圖與特定行業的同鄉從業者競爭時，松散型同鄉同業下的經營者往往只能依靠個體的努力，而無法基于鄉土社會紐帶形成邊界，依托互助合作以及對關鍵生產要素的控制來阻止外部人進入。這會導致兩個可能的結果：其一，產業容易遭到外部人“入侵”，甚至可能在競爭中完全落??；其二，即使競爭勝利，其成功也更多被歸功于經營者的個人能力而不是鄉土社會紐帶的支持，鄉土社會紐帶并不能在產業日常經營與競爭活動中得到強化。根據唐燦的記錄，1993 年到1995 年，河南人迅速取代河北人在北京廢品回收業的統治地位。無論是當事的河南人還是河北人，都將河南人的勝利歸功于“膽兒大”“豁得出去”等冒險性的心理品質，而不是其鄉土社會紐帶的幫助。（55）

2.聯合型

聯合型指獨立的同鄉從業者之間能夠形成一定的聯合與秩序，相互支持，有序進行市場瓜分與擴張的經營模式。這一類同鄉同業的經濟基礎在于產業已經發展到了管理凸顯型水平，并且能夠基于鄉土社會紐帶建立較好的行業規范，組織合作，調解糾紛，懲罰越軌。北京“浙江村”的復合型領袖就是這種內生性規范的人格化代表。

在聯合型的同鄉同業中，一方面，從業者可以直接控制某種必要的生產要素，對內壓低，對外抬高其價格以排斥外部人，這是湖南新化打印店一舉占領市場的關鍵所在。（56）北京“浙江村”則更進一步，在社區內部形成了店面、生活用品、日常服務等多層次的經營網絡。（57）

另一方面，從業者可以在復合型領袖的組織下共同推動產業升級，從而強化已有的先發優勢，如湖南新化打印店從打字復印階段到數碼快印階段的發展。（58）聯合型在大多數情況下并不表現為產業內所有同鄉從業者的聯合，而是類似于項飆描述的，圍繞復合型領袖形成不同的“系”。系之間可能存在重疊、合作、競爭等多樣化的關系。人們雖然分屬于不同的系，但共享著同一套文化、習俗和規范。（59）

3.整合型

整合型指依托牢固的鄉土紐帶，在高度信任的基礎上，形成內部強有力的規范，能在大額資金、核心技術和市場等重要生產要素的支持方面形成集體行動。這一類產業已經進入資本統合型發展階段。

高度整合意味著對個體進出與行為方式有著嚴格的控制與規范機制。無論是資金大額流轉所需要的信用保障，還是新人進入行業所遵循的篩選與培養機制，都需要基于鄉土社會紐帶建立起堅實可靠的內生性規范。我們曾調研江西九江某村“老板同鄉同業”的現象，即外出創業成功的小老板在發現商機后，基于宗族紐帶集資并成立公司，共同到鄰省某縣進行投資。當地人很大程度上將參與投資的機會視作宗族的共同財富與福利，因而鮮有“外人”參與其中。擅自拉人入伙會被親戚視作“貪得無厭”“不守規矩”，進而被投資的主導者（往往是經濟條件較好，在族內地位較高的復合型精英）制止。整合型同鄉同業中的內生性規范之所以如此強大，往往離不開鄉土社會的宗族結構。在“莆田系”醫院的案例中，宗族能夠為個人提供強大的經濟支持，個體的行動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宗族的規范與意義建構所吸納，因之形成的自律與強信任甚至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取代正式的契約關系，將工作場域的問題轉化為家庭內部的倫理道德問題。（60）

（二）整合形態的分化與演進：經濟-社會的雙向選擇

從產業發生、發展的角度看，上述三種整合形態還存在著分化與演進關系：相對緊密的聯合型、整合型大多是由早期的松散型發展而來，而松散型、聯合型卻并不一定都能向整合型演進。同鄉同業整合形態的分化與演進，顯然受到經濟、社會兩方面條件的影響。在不同的行業以及行業的不同發展階段，兩者將呈現出不同的組合與互動模式，進而導致同鄉同業呈現出不同的整合形態。其可能的結果以及不同整合形態與經濟-社會條件之間的對應關系如圖1所示。

圖1：同鄉同業分化示意圖

20 世紀80 年代涌現出一大批同鄉同業，最初由于缺乏積累，大多為規模小、分布散、經營者之間相對獨立的“小本經營”。在廣大的鄉村社會，只要具備先賦的優勢產業要素，就可能形成這種相對低端的松散型同鄉同業：在鄉土社會紐帶較弱的地區（61），能發展諸如湖北監利“包子鋪”、東北飯店、北京“河南村”垃圾回收業這樣的同鄉同業；而鄉土社會紐帶較強的地區，也會受限于行業特征與產業發展階段而難以實現更高程度的聯合與整合，例如，“莆田系”醫院在草創時期只有一群江湖醫生。

20 世紀90 年代以來，伴隨產業的不斷發展，一些產業在整體或者局部市場中出現集聚，加之內部資本的積累以及外部資本的進入，同鄉從業者之間競爭激烈，他們對合作的需求不斷上升，此時同鄉同業對管理要素的需求加大，而其他生產要素的作用則相對弱化。這種情況下，能否基于鄉土社會紐帶進行聯合，建構同鄉從業者之間的內生性秩序，則成為同鄉同業存續乃至進一步發展的關鍵所在。鄉土社會紐帶強弱的差異使得同鄉同業分化為如下兩種形態：

在鄉土社會紐帶較弱的情況下，管理要素的問題得不到很好的解決，同鄉同業便只能維持在個體競爭的松散狀態，即松散型整合形態。東北飯店以及“河南村”都是如此。同鄉間惡性的競爭甚至可能會反過來破壞既有的鄉土社會紐帶，造成“義盡利散”。而在鄉土社會紐帶較強的情況下，鄉土社會紐帶中居于較高地位的復合型領袖可能會脫穎而出，組織大家共同構建產業的內生性秩序，發展出聯合型的整合形態。聯合型的整合形態將帶來兩個方面的好處：一是能夠在產業內部建立起社區化的規范和協調體制；二是善于利用鄉土社會資源的復合型領袖及其團體能夠在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甚至能促進產業升級與資本集中，從而推動產業向資本統合型發展。

當行業整體進入管理凸顯型階段，因不能有效聯合而停留在松散型整合形態的同鄉同業將很可能在大資本和新技術的雙重打壓下被擠出市場。當然，也有一些同鄉同業由于行業的結構性特征而能夠保持先賦優勢型的產業運轉模式，進而長期保持松散型整合形態，如分散經營的包子鋪、打印店等。

2000 年之后，伴隨著市場的正規化水平、技術壁壘以及資本化程度的不斷提高（62），許多產業發展進入資本統合型階段，草根的同鄉同業要從中突圍，保持既有的競爭力就更加困難。多數同鄉同業在這一階段都陷入停滯狀態甚至萎縮，只有少數能夠憑借宗族等強紐帶實現資本整合以及管理方式的正規化轉型，形成家族企業或者基于強紐帶的合股企業，發展出整合型的產業運轉模式。

五、同鄉同業對鄉村社會的影響與重構

從整體上看，在市場化、城市化的沖擊下，最近三十年來農村社會的公共性不斷減弱，鄉土社會的紐帶趨于松解。同鄉同業是鄉土性和市場性交織的產物，它因鄉土社會紐帶的支持而形成甚至勃興。那么，同鄉同業的發展對既有的鄉土社會紐帶會產生哪些可能的影響呢？

（一）同鄉同業發展對鄉村社會的影響：兩種可能性

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經濟不斷的侵蝕與沖擊之下，鄉村社會面臨陌生化、空心化以及公共性消解的危險。（63）在這一背景下，同鄉同業的興起似乎意味著鄉村社會在現代經濟生產中得以激活與重構，從而實現“空心化”的反向運動，避免鄉土社會紐帶在城鎮化過程中被逐步消解的命運。（64）

然而，我們需要清醒地看到，雖然同鄉同業經濟上的成功在一定發展階段可能激活鄉土社會紐帶，但冰冷的市場邏輯與溫情脈脈的鄉土關系之間存在著張力與沖突，這些沖突將有可能破壞鄉土社會紐帶，進而加速鄉村社會的解體。

1.正反饋：維護、激活與鄉土社會紐帶的再強化

同鄉同業的發展能夠有效地維護、激活鄉土社會，實現鄉土社會紐帶的再強化。這主要基于如下三種機制：

首先，市場的風險與不確定性促使從業者之間乃至與之有關聯的鄉村社會成員間的互助團結。例如，湖南新化打印店聚集資金進行技術攻關，從而更好地適應市場競爭。（65）

其次，同鄉同業的發展與市場化的沖擊使得鄉土社會的團結有被打破的可能性，因此很多人會對家鄉的社會關系與鄉村文化進行有意識的維護和建構。例如，春節回鄉團聚，修族譜，建祖廟，參與家鄉的公益事業。（66）

最后，對于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同鄉從業者而言，雖然遠離家鄉，脫離鄉土社會的場域，他們卻能通過建立同鄉會等方式來維護和強化鄉土社會紐帶。（67）正因如此，內聚力較強的同鄉關系網絡將能夠形成一定的規范機制，一方面通過修族譜、建宗祠等方式進行意義建構，培養認同感，一方面也能形成對越軌者和試圖脫離者的規訓和懲戒機制。例如，在福建莆田“打金業”中，如果有人成功后不選擇回鄉建房而是進城買房，就會遭到同鄉的詬病與排斥，進而對其業務經營造成巨大的影響。（68）

2.負反饋：矛盾、分化與鄉土社會紐帶的消解

產業運行過程中的摩擦、競爭與越軌行為有可能破壞既有的鄉土社會紐帶；同時，產業的發展與升級、內部資本的集中都將加速同鄉內部的經濟分化，從而加速鄉土社會的解體。鄉土社會紐帶的解體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微觀層次的個體糾紛及其擴大化。這種糾紛可能發生在合作者之間、上下級之間以及同鄉從業者之間，進而導致父子、兄弟、夫妻、同鄉等關系的破裂。這種破裂既可能是產業運轉過程中的種種摩擦導致的，也可能如沈毅所言，是鄉土社會紐帶所致的“情義期待”與“關系回報”不相匹配導致的（69）。個體糾紛還存在擴大化的風險。與非同鄉同業的經濟活動不同，同鄉同業中的個體糾紛往往會沿著當事雙方的差序格局擴散，進而造成不良影響的擴大化。譚同學曾提到，一個打印店老板因為員工違約離職而未返還押金，這一符合“行業規矩”的做法有時并不能得到對方親屬的理解，進而損害了老板與對方親屬的關系。（70）

其次，經濟、社會地位的分化導致同鄉從業者內部圈層與壁壘的形成。經濟分化會導致從業者分屬于不同的生活場域，形成社會折疊，甚至可能造成所謂成功者對其他同鄉同業人員的在社會排斥。例如在建立“商會”的過程中，小打印店店主被排斥在外。（71）由此，經濟分化導致對鄉村社會的切割。

最后，同鄉同業造就了一批完成城市化轉型的“脫域”者，加劇了村莊的空心化。已有學者指出，經濟成功將導致農民分化，導致富裕階層逃離，貧弱階層面臨巨大生存壓力，村莊共同體將加速解組。（72）鄉土社會紐帶松散的地區并不是不能發展出同鄉同業，或產生經濟上的精英，但是經濟上的精英的生活面向往往在村莊之外，他們賺錢只是為了逃離村莊，于是也將與鄉土社會網絡部分或完全脫節。例如，在北京垃圾回收業中獲得成功的河南人脫離“河南村”，嘗試融入城市生活。（73）

（二）影響差異的可能解釋：鄉村社會的意義生產能力

同樣是同鄉同業興起，經濟發展，為什么會對鄉村社會紐帶會產生兩種不同的影響呢？

在鄉土社會紐帶被激活、產業快速擴張的過程中，我們能夠看到一個經濟發展-精英生產-意義再生產的過程。在經濟、社會兩個領域都占據優勢地位的雙重精英將脫穎而出，他們既有可能面向外部，融入城市精英或其他資本團體，進而與鄉土社會網絡相脫節，也有可能面向內部，主動組織“自己人”團體并建構同鄉之間的公共性。在后一種選擇中，我們既可以看到工具理性的驅動，即擴展和穩定商業經營網絡的考慮，也可以看到價值理性的關懷，即對于傳統價值與共同體的追求和維護。問題在于，這種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合力為什么能夠形成。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傳統經濟時期的村莊社會共同體性質以及意義生產能力是影響精英選擇的關鍵所在。在同鄉同業興起過程中，鄉土社會紐帶的信任基礎很大程度上來自傳統經濟時期村莊公共性以及由此構建的文化慣性。傳統農耕經濟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這使得血緣、地緣等多重社會關系在封閉的地域范圍內不斷積累、疊加，形成強關系以及地方性規范，再加上熟人社會充分的信息流動，最終構成了一個團結、穩定的村莊社區。賀雪峰認為，這種基于社區記憶的“社會關聯”（solidarity）將構成村莊“內生性秩序”，并據此保護、建設村莊社區。（74）對于不同村莊，其社會結構又可被分為團結型、分裂型、分散型三種，這將導致其地方性規范強弱不一。（75）顯然，其中地方性規范較強、社會結構相對緊密的地區能夠在經濟轉型、同鄉同業發展的過程中帶來更為穩固的信任和文化基礎。

地方性規范較強的地區，由于其原本的意義生產能力較強，將能夠抗拒、吸納、消化外部的意義與價值，同鄉同業的經濟精英的生活面向不僅在城市、市場，還在村莊、鄉梓之內。他們通過經濟上的成功反哺村莊社會，進而形成經濟-社會互促互進的正反饋循環。而如果村莊原本的意義生產能力較為薄弱，它就沒有能力吸納新興的行業精英，使其在產業內部組織同鄉并建構公共性。人們的生活面向往往在村莊之外，精英獲得經濟上成功的一個主要驅動力就是要逃離舊有的村莊。這一類地區即使發展出同鄉同業，其鄉土社會紐帶也很可能在市場價值的沖擊之下逐步消解。

由此我們便能理解，在原本內聚力與價值生產能力極強的團結型村莊，如福建莆田的農村，“莆田系”醫院與“打金業”興起后，其鄉土社會紐帶與村莊社會結構為何能得到進一步的強化，并且形成較強的資源整合和集體行動能力，推動產業升級以及家鄉的社會建設；而在內聚力和價值生產能力較弱的分散型村莊，即使發展出一定規模的同鄉同業，也難以形成良好的產業運轉秩序，經濟上的成功反而加速了村民的外流以及鄉村社會的解組。

六、結語

本文以生產要素的組合模式作為中介變量，討論了不同產業經濟上的不同運轉模式對同鄉同業興起、發展的可能影響。在現有個案中，同鄉同業在經濟層面主要表現為先賦優勢型、管理凸顯型、資本統合型三種生產要素組合的理想類型。三種類型對應著不同的生產要素的組合、排序、銜接方式，因而對于鄉村社會支持的需求也存在差異，依次為可靠易得的幫扶鏈與學習鏈，基于內生性規范的基本行業秩序，以及強紐帶、高度信任下的資金拆借與風險控制。在上述需求與社會紐帶本身強度的雙向選擇下，同鄉同業將分化為松散型、聯合型、整合型三種不同的整合形態。當同鄉同業得到較好的發展時，經濟上的成功既可能對鄉村社會形成正反饋，使鄉土社會紐帶在產業運轉過程中得到再強化，也可能對鄉村社會形成負反饋，導致鄉土社會紐帶的消解。這種差異可能源于村莊共同體在傳統經濟時期的社會結構緊密程度及其意義生產能力，這將影響新興的經濟精英是選擇面向外部，融入城市精英或其他資本團體，進而與鄉土社會網絡相脫節，還是選擇面向內部，主動組織“自己人”團體并建構鄉村社會的公共性。

總體而言，同鄉同業整合形態的分化與演進是經濟、社會雙向選擇的結果。2000 年以來一些同鄉同業不斷升級并且向資本化大企業轉型，一定程度上也是外部資本擠壓以及市場正規化要求下的無奈選擇。同鄉同業能夠依賴傳統社會紐帶的支持，使小農有機會進入大市場創業，進而增加其收入。松散型、聯合型的同鄉同業看似草根，但未必缺乏效益，尤其是社會效益。而資本進入，尤其是大資本與高新科技結盟，向小商品制造業以及低端服務業擴張，形成降維打壓，將在很大程度上擠壓小商戶的生存空間，破壞同鄉同業帶來的正面效益。能否在國家整體的市場結構中為小商戶保有一個開放性的市場，值得政界、學界進一步關注。另一方面，在國家產業扶貧政策的支持下，中西部地區涌現了一大批“產業鎮”或“特色產品一條街”（76），其中很大一部分未能有效與地方性的鄉土社會紐帶相結合，只是依靠政府資金，按照正規化、形式化的要求建立了一批有經濟事實而無社會事實的同鄉同業。如何有效利用國家投入的大量資源，結合地方自然與社會的實際條件，發展具有實質性意義的同鄉同業，也是當下值得關注的課題。

注釋：

①本文對于“同鄉同業”的界定參考了鄭莉和吳重慶的定義。鄭莉的定義強調同鄉或同族對于市場和資源的壟斷與控制。吳重慶則強調同鄉同業往往采取非正規經濟的方式，在鄉土社會之外開展經濟活動。筆者認為，就同鄉同業何以興起，即“同鄉”關系何以激活從而促進“同業”發展的問題意識而言，同鄉同業是否形成壟斷，是否在地理上離開鄉土社會等問題更多只是同鄉同業發展的不同形式。因此，本文在前兩位學者表述的基礎上采用了一個相對寬泛的定義，以“同鄉關系支持同業發展”作為同鄉同業最本質的特征。鄭莉：《東南亞華人的同鄉同業傳統——以馬來西亞芙蓉坡興化人為例》，載《開放時代》2014 年第1 期；吳重慶：《“界外”:中國鄉村“空心化”的反向運動》，載《開放時代》2014年第1期。

②譚同學：《親緣、地緣與市場的互嵌——社會經濟視角下的新化數碼快印業研究》，載《開放時代》2012 年第6期；吳重慶：《“界外”:中國鄉村“空心化”的反向運動》；李國武：《技術擴散與產業聚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頁。

③譚同學：《親緣、地緣與市場的互嵌——社會經濟視角下的新化數碼快印業研究》。

④譚同學：《親緣、地緣與市場的互嵌——社會經濟視角下的新化數碼快印業研究》；夏循祥：《進取性的“地方主義”與農民的自我城市化——以湖北省毛市鎮面點產業為例》，載《開放時代》2020 年第4 期；孫九霞、李怡飛：《流動的手工藝社會：從“同鄉同業”到“全域同業”的白族銀器村》，載《開放時代》2020年第4期。

⑤熊威：《社會網絡的資本化——廣州化隆拉面館從業人員的民族學研究》，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年；鄭莉：《東南亞華人的同鄉同業傳統——以馬來西亞芙蓉坡興化人為例》。

⑥沈毅、李葉：《市場化關系嵌入中的“義盡利散”與“互惠共贏”——基于某農貿公司親緣關系實踐的案例研究》，載《開放時代》2020年第4期。

⑦吳重慶：《“同鄉同業”:“社會經濟”或“低端全國化”？》，載《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5期。

⑧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強調要從韋伯的理解社會學與“理想類型”方法中汲取養分，為社會科學的經驗研究注入活力。黃宗智：《社會科學和法學應該模仿自然科學嗎？》，載《開放時代》2015 年第2 期；葉啟政：《社會學家作為說故事者》，載《實證的迷思》，北京：三聯書店2018 年版，第242—267 頁；趙鼎新、巨桐：《〈儒法國家〉與基于理想類型集的理論構建》，載《開放時代》2019 年第4期。

⑨譚同學：《親緣、地緣與市場的互嵌——社會經濟視角下的新化數碼快印業研究》。

⑩吳易風：《論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載《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2期。

?衛興華：《關于深化對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的認識問題》，載《經濟學動態》2000年第12期；馬昀、衛興華：《用唯物史觀科學把握生產力的歷史作用》，載《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11期。

?本文所談及的“主導性”意指該生產要素是特定類型同鄉同業在從業人員、企業數量、總產值等方面得到整體性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這種主導性不同于經濟學在描述一項產業時常用的“生產要素貢獻”以及由此區分出的“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信息密集型”等產業（周勇、王國順、周湘：《要素角度的產業劃分》，載《當代財經》2006 年第3 期）。無論份額如何，對于該生產要素的發掘與有效利用將是特定產業在特定階段實現進一步發展的關鍵所在。

?大部分同鄉同業個案都會強調“勞動力”要素的影響，即農業生產收入低、農村勞動力過剩，進而促使人們外出務工或創業。然而這種情況在改革開放前后全國大多數地區都是存在的，并不能解釋為什么有的地方能夠發展出同鄉同業，有的則不能。

?項飆：《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 年版，第83—84 頁；夏循祥：《社會經濟在中國（下）》，載《開放時代》2012年第2期；鐘秀梅等：《進取性的“地方主義”與農民的自我城市化——以湖北省毛市鎮面點產業為例》；林穎楠：《鄉土社會與市場經濟的互嵌——福建省莆田市東莊鎮同鄉同業現象的調查》，載《社會治理》2016年第1期。

?例如，在福建莆田“打金業”中，黃金雖然是重要的原材料，但它對于福建莆田以外的打金從業者來說也是易得的，因此打金業就不能說是以原料為主導發展起來的。

?季中揚、張娜：《手工藝的“在地同業”與“在外同行”》，載《開放時代》2020年第4期。

?王惠云：《小竹溪人松香從業歷程中的村落共同體》，載《開放時代》2020 年第2 期；孫九霞、李怡飛：《流動的手工藝社會：從“同鄉同業”到“全域同業”的白族銀器村》；孫九霞、許泳霞：《文化資本化視角下“非遺”的表述與重構——以麗江納西刺繡為例》，載《思想戰線》2018年第3期。

?譚同學：《親緣、地緣與市場的互嵌——社會經濟視角下的新化數碼快印業研究》；林穎楠：《鄉土社會與市場經濟的互嵌——福建省莆田市東莊鎮同鄉同業現象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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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同學：《親緣、地緣與市場的互嵌——社會經濟視角下的新化數碼快印業研究》。

?同上。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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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九霞、許泳霞：《文化資本化視角下“非遺”的表述與重構——以麗江納西刺繡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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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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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飆：《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第237—240、300—305、310—314、324—325、400—401頁。

?同上，第3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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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同學：《親緣、地緣與市場的互嵌——社會經濟視角下的新化數碼快印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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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穎楠：《鄉土社會與市場經濟的互嵌——福建省莆田市東莊鎮同鄉同業現象的調查》。

?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劉曉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科大衛：《皇帝與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卜永堅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0）鄭莉：《東南亞華人的同鄉同業傳統——以馬來西亞芙蓉坡興化人為例》。

（51）楊善華：《家族政治與農村基層政治精英的選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一個分析框架》，載《社會學研究》2000 年第3 期；賀雪峰：《論中國農村的區域差異——村莊社會結構的視角》，載《開放時代》2012 年第10期。

（52）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第174頁。

（53）熊威：《社會網絡的資本化——廣州化隆拉面館從業人員的民族學研究》；鐘秀梅等：《社會經濟在中國（下）》；夏循祥：《進取性的“地方主義”與農民的自我城市化——以湖北省毛市鎮面點產業為例》。

（54）譚同學：《親緣、地緣與市場的互嵌——社會經濟視角下的新化數碼快印業研究》。

（55）唐燦、馮小雙：《“河南村”流動農民的分化》。

（56）譚同學：《親緣、地緣與市場的互嵌——社會經濟視角下的新化數碼快印業研究》。

（57）項飆：《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第192—212頁。

（58）譚同學：《親緣、地緣與市場的互嵌——社會經濟視角下的新化數碼快印業研究》。。

（59）項飆：《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第394—402頁。

（60）林穎楠：《鄉土社會與市場經濟的互嵌——福建省莆田市東莊鎮同鄉同業現象的調查》。

（61）鄉土社會紐帶的強弱很大程度上受到村莊社會結構及其內生性規范的影響，有關其內涵、類型與在全國的分布，見賀雪峰：《論中國農村的區域差異——村莊社會結構的視角》。

（62）項飆：《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第xiv-xli頁。

（63）董磊明、陳柏峰、聶良波：《結構混亂與迎法下鄉——河南宋村法律實踐的解讀》，載《中國社會科學》2008 年第5期。

（64）吳重慶：《“界外”:中國鄉村“空心化”的反向運動》。

（65）譚同學：《親緣、地緣與市場的互嵌——社會經濟視角下的新化數碼快印業研究》。

（66）重慶：《“界外”:中國鄉村“空心化”的反向運動》。

（67）宋月萍、馬騰：《同鄉會對農民工勞動收入的影響》，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5年第2期。

（68）吳重慶：《“界外”:中國鄉村“空心化”的反向運動》。

（69）沈毅、李葉：《市場化關系嵌入中的“義盡利散”與“互惠共贏”——基于某農貿公司親緣關系實踐的案例研究》。

（70）譚同學：《親緣、地緣與市場的互嵌——社會經濟視角下的新化數碼快印業研究》。

（71）同上。

（72）林輝煌：《江漢平原的農民流動與階層分化：1981～2010——以湖北曙光村為考察對象》，載《開放時代》2012 年第3 期；賀雪峰、董磊明：《農民外出務工的邏輯與中國的城市化道路》，載《中國農村觀察》2009 年第2期。

（73）唐燦、馮小雙：《“河南村”流動農民的分化》。

（74）賀雪峰、仝志輝：《論村莊社會關聯——兼論村莊秩序的社會基礎》，載《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

（75）賀雪峰：《論中國農村的區域差異——村莊社會結構的視角》。

（76）孫九霞、李怡飛：《流動的手工藝社會：從“同鄉同業”到“全域同業”的白族銀器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