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西醫藥》看民國時期中醫語境和發展境遇

章 林，段逸山，任宏麗

（上海中醫藥大學科技人文研究院，上海 201203）

近代以來，隨著國家和社會的轉型，尤其是民國時期現代醫學和公共衛生學在國家醫藥衛生體系中的地位得到確立，當權政府的西醫話語權進一步得到鞏固，中醫處境岌岌可危?！敖詠?，中華民族在西方列強侵略下，備嘗羞辱，國勢頹廢……海內有識之士，亟圖興教育、崇科技以圖自強，而長期以來形成的惟西學是尚的崇洋媚外者，視中華民族傳統優良道德與文化藝術不顧，且欲消滅而后快，中醫學也曾多番面臨滅絕之災?！盵1]6中醫界有識之士認為，創辦學術期刊是關乎祖國傳統醫藥生死存亡的得力舉措。據統計，民國時期全國各地創辦中醫學術期刊460 余種[2]137。眾多中醫學術期刊中，宋大仁等創辦的《中西醫藥》具有一定代表性。本文嘗試對《中西醫藥》進行研究，結合當下中醫傳承創新發展歷程，重點關注中醫現代化、中西醫結合、中醫教育和人才培養等問題，以期從期刊學術語境考察中醫發展境遇。因期刊文章內容多，且主題、觀點重復性大，故并未一一贅述，僅以內容最多、總體水平較高的首期為例，嘗試見微知著，鑒往知來。

一、《中西醫藥》辦刊歷程及其社會影響

1935 年4 月，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第233 號訓令批準中西醫藥研究社成立[3]。研究社成立后開展了大量與醫藥相關的工作，其中之一則是創辦《中西醫藥》期刊。該社核心創辦人是宋大仁。宋氏聲望卓著，在中西醫界均有較大影響。1948 年，時任中央國醫館副館長施今墨、上海市中醫師公會常務理事丁濟萬等號召中醫界全力推舉宋氏為國民政府立法委員[4]。

（一）辦刊歷程

研究社宗旨為“集中國內醫藥人才，研究中西醫藥，以期中國醫藥學術之改進。以科學方法研究醫藥學術，完全以真理為標的，摒除各種派別上之私見。努力灌輸民眾醫藥衛生知識，以期恢復中華民族固有健康之精神”[3]。創辦經過大致如下[3]：

1932 年春—1934 年11 月為孕育發起期。1932 年春，由宋大仁、徐元甫、鐘之英、褚民誼、沈乾一、萬竹友、梁心、丁福保8 人發起組織，相關費用及籌辦場所均由宋大仁負責。1934 年9 月20 日召開會議，宋氏提議研究社為“研究學術機構”，并擬向黨政機關申請備案。宋大仁、沈警凡、范行準等7 人為備案籌備委員。9 月21 日宋氏聯合黨政軍醫界30 人，聯名發起，并于10 月2 日呈請上海市黨部備案，并請頒發許可證書。11 月17 日，上海市黨部執字2308 號批示備案通過。時隔兩年多，在1934 年11 月20 日領取許可證書。

1934 年11 月—1935 年1 月為籌備期。1934 年11 月成立籌備委員并召開籌備會議，宋大仁等29 人當選為委員，其中宋大仁、范行準、沈警凡為籌備會常務委員。12 月6 日將各類章程草案郵寄各地委員以征求意見，并及時進行修訂。12 月10 日呈請上海市教育局備案，同時又為籌備會成立一事呈請上海市黨部備案，12 日獲教育局批準，隨后按照教育局“民眾團體組織方案”和“上海市監督文化團體規則”等要求，辦理籌備各項規則和程序。1935 年1 月15 日召開籌備會議，商討重要文案，并決定于1 月26日召開成立大會。

1935 年1—4 月為完成期。1935 年1 月26 日召開成立大會，公推宋大仁擔任主席。1 月28 日召開第一屆理事會。3 月19 日上海市教育局正式發文，成立經過準予備案。上海市黨部于4 月2 日上午派員視察。4 月9 日召開第二屆理事會。4 月20 日上海市黨部證書發文準予辦法健全訓令。4 月27 日呈請主管機關教育局立案并獲允。

（二）出版發行情況

為做好期刊的出版發行并確保質量，知己知彼，研究社于1935 年初對全國醫藥期刊數量及欄目開展了一次非常詳細的調查?！盀橛髁酸t藥界之真實情況，以為改良之張本，特制調查表多種，征求醫藥界同道填寫?！盵5]調查結果：“本社調查刊物，得悉總數約計三百五十種，其中業已?？?，一百三十二種，現仍發行者，一百八十三種。發行最早者，為光緒八年，美人嘉約翰所主辦之西醫新報。歷時最久者，為博醫會報，自光緒十四年，至民國廿一年九月，與中華醫學雜志合并。計歷時四十七年之久，且從未間斷，尤為難得。發行醫藥雜志省份以江蘇省發行者最多，浙江次之，廣東又次之?！盵3]此次調查統計是該社一項非常有特色的工作，贏得行業好評。研究社掌握基本情況后，經反復商討才確定各項細節，以避免一般性學術刊物對中西醫問題的簡單探討，希望能給國人耳目一新的感受。

《中西醫藥》（Journal of the Medical Research Society of China）為全國性學術期刊的月刊，由研究社出版部編輯股編輯、出版部發行股發行，大方印務局印刷。受時局影響，沒有按月刊計劃出版。出版情況為：1935 年4 期，1936 年12 期，1937 年6 期，1946 年3 期，1947 年8 期，共33 期。受日本侵略影響，1937 年8 月?？?，1946 年10 月復刊。作為出版物，期刊必被賦予特定使命。據發刊詞介紹，該刊旨在呼吁摒除主觀臆斷中西醫孰優孰劣，聚焦最新醫藥學術前沿，促進國家醫藥發展。按照宋大仁的本意，醫藥作為科學并無中西、國界之分，冠以“中西”兩字，并非指在學術上有區分，中西兩字只是從時間和空間上予以界定?！爸形鳌贬t學均有可取之長，應該消除糾紛和隔閡，當以科學的研究方法加強對中西醫，尤其是對中國傳統醫藥學的研究[3]。

1937 年?？?，其學術欄目相對固定，主要包括言論、文獻的研究、新知的介紹、調查與統計、國外通訊等?！把哉摗敝饕怯嘘P醫藥革命、抨擊醫學上的偏激行為等文章；“文獻的研究”側重對古代醫學著作的研究考證；“新知的介紹”主要刊登中西醫領域最新動態，如關于鼠疫、艾滋病、瘧疾等傳染病的治療預防；“調查與統計”偏重對全國醫藥學校社團期刊等進行調研；“國外通訊”以介紹世界各國最新醫學研究動態和醫學事件為主。概括而言，一部分欄目“努力介紹歐西新醫學說，以救濟一般思想頑固之國民，使其了解醫學的真相，則從前之迷茫，不攻自破”，另一部分則“努力研究中國以往醫學之經驗，如本草及驗方等，皆予以科學的整理與發揚，及糾正以抱殘守缺，不如徹底研究原因之惰性”[6]。期刊欄目特色明顯，尤以“文獻的研究”為要，“足以夸耀于當世”，當時的醫藥刊物里唯獨《中西醫藥》有該欄目的設置[7]，作者也具有一定的學術影響力。隨著研究社和期刊的發展，欄目也有變化發展，對文章的質量要求也進一步嚴格。例如，1936 年增設藥物經驗和信箱欄。為防止憑空捏造、魚目混珠、剽竊僻方現象的出現，規定投稿時需要對所投稿件進行詳細介紹，如表明藥名及處方、配制及用法、適用病證、試驗經過、禁忌、藥理等；另外，還請郭琦元、林椿年、章次公、葉橘泉分別負責中西藥單方審查工作。1937 年新增本草研究、書報評論、診療談片、醫藥漫畫等欄目。此后，欄目幾無變動。1946 年復刊后，欄目和質量有所減少和下降，遠遜于早期[8]35。期刊稿件來源方面，除了研究社社員，還向社會廣泛征稿。作者身份包括中醫、西醫、軍政要員、文化學者、媒體編輯、國外醫藥學家等，其中不乏醫學博士等專家。學術欄目之外，每期也刊登以西藥為主的廣告，賺取盈利。例如，1935 年第1 期共刊登11 則廣告（咳凈、可拉明、治百咳、依拉純、腦腎丁、藥的能、心胃氣痛丸、霍去病、賜保命、福斯補而命、百乃定）。

（三）特定時代的社會影響

《中西醫藥》的社會影響主要來源于學術和政界兩個層面。學術方面，歸功于社員（多為學術欄目撰文者、負責人）文章的見解具有獨到性；政界方面，得益于眾多政府官員的認可和支持。

《中西醫藥》期刊發行負責單位——中西醫研究社，將其成員分為基本社員、社員和贊助社員，對所有成員都有相當的要求?；旧鐔T：“凡對于中西醫藥卻有根袛，而曾有有價值之著作發表者。并由社員二人介紹，經理事會通過，方為合格?！鄙鐔T：“凡醫藥界同志，能接受本社宗旨者，皆可入社。但入社時，須提出論文兩篇，經本社理事會審查通過，方為正式社員，否則視為社友?！辟澲鐔T：“凡同情本社宗旨而肯予以實際上之助力者，得聲請本社理事會，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本社贊助社員?！盵9]從其社員構成情況來看，基本都具有醫學專業背景，且在醫學領域有一定的地位。他們的初衷更多是出于發展國家醫藥事業，但其言論一旦通過期刊公諸于世，就必然會產生社會效應。由于該刊的影響力，1935 年10 月國民政府教育部第414 號令要求全國學術機關、團體、學校、圖書館一致訂閱，一時震驚醫壇[8]34。

政界方面的支持，從當時為該刊題詞的人物情況就可見一斑?！翱渍Z”中登載了政界、軍界、教育界、文化界、商界、宗教界以及醫藥界名人贈送的題詞，共152 件。他們中有“國府主席各院院長及各部部長各省主席廳長市長局長校長與社會名人”[5]。以排名前30 位題詞人為例，便可看出該刊影響力之深遠，他們依次是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尚友文藝金石書畫合作社主干許震、監察院院長于右任、立法院院長孫科、立法院法制委員會中央國醫館館長焦易堂、司法院院長居正、司法院行政部部長王用賓、綏遠省主席傅作義、江蘇財政廳廳長趙棣華、山東省主席韓復榘、浙江省主席黃紹竑、江蘇省主席陳果夫、司法院副院長覃振、首都警察廳廳長陳焯、教育部部長王世杰、江蘇民政廳廳長余井塘、河南教育廳廳長齊真如、江西民政廳廳長呂咸、中央國術館館長張之江、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黃建中、立法院秘書長梁寒操、國立暨南大學教務長李熙謀、陸軍上將李宗仁、駐鄂特派綏靖主任何成濬、河南省主席劉峙、監察院秘書長王陸一、全國海港檢疫管理處處長伍連德、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陳立夫、湘雅醫學院院長王子玕、國立同濟大學校長翁之龍[10]。國民黨內一部分深受孫中山影響的政要，一方面源自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族情感和責任意識，另一方面對中國貧窮落后缺醫少藥有著深刻認識，能夠在中醫事業發展方向上保持正確態度，這一價值取向從他們的題詞內容可以確認。

二、《中西醫藥》視野下中醫發展面臨的問題

近代以來，中醫界在學術、政治和文化層面始終面臨著如何發展中醫的困境。在中西醫長期論爭的背景下，盡管學術探討和研究根本不能解決深層次問題，但透過爭論可以讓問題更為具體清楚。研讀《中西醫藥》首期文章發現，作者通常以具體問題為視角，分析中醫發展所面臨的桎梏。與此同時，論述過程中也存有輕視、忽視中醫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和心態在當時具有一定代表性。

（一）文化和思想領域的沖突導致醫藥觀念存在分歧

“發刊詞”最能反映期刊宗旨和遠見?！吨形麽t藥》發刊詞中提出一個關鍵問題，即中國社會在如何看待醫藥問題上存在兩種截然不同且都不科學的觀念，“一是大多數人以廣大基層民眾為主，堅持中醫反對西醫，另一種是少數受過新文化、新知識教育的人，他們反對中醫提倡新醫即西醫”。文章認為，混亂局面嚴重阻礙國家醫藥學術和水平發展：“我國醫藥現狀，甚為復雜；因有中西之分，各成門戶之見，彼此傾軋，互相攻訐，而各忘其更有重大研究之研究進取之責任，使中國醫學，永無進步?！盵5]兩種觀念盛行的主要原因是前者受傳統觀念影響，認為中醫歷史悠久，保障了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而新醫（西醫）是國外學說，加上傳統鄙視“夷人”的心理，根本不會虛心學習西方文化，后者盡管對西醫有所了解，但對中醫和國家社會缺乏縝密的調查研究。故而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是錯誤的，不能以孰優孰劣的主觀臆斷來看待醫藥，而應秉承客觀、嚴謹和科學觀念看待中西醫。

晚清以來，國人關于本土與外來文化、傳統與現代觀念的矛盾，逐漸由具體領域延升至如何挽救民族危亡的高度，中西醫領域的論爭同樣如此。在倡導以科學態度對待國家醫藥事業的同時，“發刊詞”并未真正擺脫鄙夷中醫的心態：“返觀我國醫學，至今仍襲用原來醫學，故尚未脫離陰陽五行家之藩籬，且援此以與科學抗，雖勝負之數早已決定，無如頑固者猶以數千年久遠之歷史相甛，而獲社會上多數守舊無識者所擁護，故雖敗而其氣未少餒，悍然自愿孤立于全世界進化之范圍以外，遂形成今日新舊交爭出奴入主之混亂狀態?！盵5]言語之中表達了對中醫因循守舊的不滿，有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態，故而寄希望于發揚學術、尊崇科學。在操作層面提到兩個步驟：“其一，努力介紹歐西新醫學說，以救濟一般思想頑固之國民，使其了解醫學的真相，則從前之迷惘，不攻自破。其二，即努力研究中國已往醫學之經驗，如本草及驗方等，皆予以科學的整理與發放，及糾正以往抱殘守缺，不知徹底研究原因之惰性?！贝擞^念在當時中國醫學界并無特別新意，共同目標都是“樹我國醫藥上之大業，無使永久停滯于混亂狀態中”[8]6。語言邏輯上具有發展眼光，內容上卻含有貶低中醫的情緒，這與市黨部代表毛云的態度如出一轍。

在《市黨部代表訓詞》中，毛云一面提到自己在醫藥領域雖不是內行，一面卻直言：“我覺得一種學術，單說歷史長久以為他一定有用，那也恐怕不見得，因為判別學術的優劣是在他的內容，而不是在他的形式，譬如中醫學理，數千年來，都蒙了陰陽五行的毒，這種歷史，縱使他再展長五千年以致一萬年，也不見得他有怎樣好處?！盵11]作為市黨部代表，身份地位不同一般，關于中醫的偏激態度無疑會影響一般民眾的認知。相較于毛云，市教育局代表聶海帆的態度比較溫和，提出對待中西醫應以科學為唯一原則，具體而言，“一、不要守舊。二、不要盲從。三、要適宜中國環境”[12]。講話本身沒有得罪中西醫任何一方，但在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除了中醫界，很少有人公開表態中醫是科學的。

為什么在期刊首期開篇討論國民醫藥觀念這一問題？沈警凡在《本社學術部計劃之管見》一文中給出了答案，認為如果該混亂、畸形狀態長期持續，任其炫人耳目，必將導致“政府民眾苦于無所適從，長此以往于國家社會百姓有害”?！拔覈t藥，現呈中西對峙之局，醫藥學說，亦混亂無分……認此問題，是我國醫藥界最大而急需解決之嚴重問題，若此問題，不先解決，欲望我國醫藥衛生之進展，是猶緣木求魚也?！盵13]郭琦元《在新舊醫學交替中之期望》一文分析了畸形心態的具體表現：“雖然尚有多數之迷古者，戰戰焉怵于腐說之將覆，借保存國粹之美名，以提倡陰陽五行，天人感應之方士邪說，而與世界科學家所公認之醫學為敵。其狡猾者，則往往以新知附會舊說，以冀一遇，遂以為醫學之能事已盡于此。探其衷情，其欲保存舊說則一也。更有一般知識淺薄國民，復惑于如簧之舌，益失其辨別真偽之力，于是我國醫學，不僅未見進步，反而駢生許多無謂攪擾之空氣，以窒息其生命！”[14]分析雖合情理，但卻同時反應了輕視中醫的態度。國立中央大學教育學院院長艾偉博士《中西醫藥之我見》一文認為，這種不良心態，不僅存在于普通百姓中，受過高等教育的群體同樣具有，此心態體現于日常文化行為、心理反映和生活常識，最直接的表現方式是不加思考，全憑經驗臆斷，當遇見被西醫醫治無效致死的情況時，“遂以為一般西醫皆不可恃”，相反，當其家人或朋友因中醫而得救時，“遂以為一般中醫皆有回生之術”[15]。作為丁福保（丁仲祜）先生的高第，著作等身的沈乾一在《希望健全之醫藥》一文中進一步分析了這一不正?，F象導致的直接結果便是醫藥組織不健全，數量和質量落后，中醫也被視為違背科學的存在：“惟我國各地，尚多行不健全之醫藥，殊有悖于進化之理。識者憂之！蓋醫藥有關乎疾病之安危，實較任何事項為重要。今我國以多數人之生命，操之于不健全醫藥之手，其危險也孰甚！而全國現有之健全醫師，據最近衛生署之統計，只有六千余人?！盵16]

（二）醫學教育制度和理念的混亂致使中醫教育失去方向

中醫古代醫學（中醫）教育大致可分為官辦學校教育和師承教育。進入20 世紀，隨著西醫話語權的強勢盛行，中醫教育處處碰壁，中醫處境岌岌可危?！艾F今中醫之處何時乎，非風雨飄搖之時乎，外習歐化之攻擊，內受當局之摧殘，亟亟遑遑，未恐不速其亡?！盵17]隨著官辦教育的衰落，中醫私立學校教育逐漸興起。中醫界有識之士認為，開展中醫教育是關乎祖國傳統醫藥生死存亡的得力舉措。據統計，民國時期全國中醫辦學機構有200 余所，但中醫學校并未受到重視，甚至得不到國民政府教育備案許可。這些中醫辦學機構盡管很多辦學時間不長，規模不一，且幾乎均為民辦性質，但卻不乏一些非常成功、影響深遠的中醫學校，它們在辦學規模、辦學方式、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等方面，呈現了承前啟后、改革創新、匯通中西的鮮明特點，開創了一條中醫辦教育的自信自強之路。例如上海中醫專門學校[1]、上海中國醫學院[18]、上海新中國醫學院[19]等。

研究社社員代表、期刊主力干將江晦鳴長期關注國內醫學教育事業，在各類期刊發表很多關于醫學教育的論述。在《怎么改進我們中國的醫學教育》一文中，他以日本明治維新之后醫學發展為例，認定我國近代以來的中西醫藥之爭以及醫藥事業落后的主要原因是醫學教育的落后，改進醫學教育是消除中西醫隔膜、促進中國醫學發展的唯一出路?！拔覀冎澜氖陙?，中國的中西醫藥之爭，迄未消弭，原因安在？依我看來，實受了中國醫學教育的影響。我們且拿日本做例證，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后，何以他們的醫學會蒸蒸日上？原因雖不單純，要以醫學教育發達，居功最多。鑒往知來，我以為要想中國醫學發達，中西醫藥之爭消弭，以改進我們中國的醫學教育為唯一的出路！”[20]

為了更為清楚地證實中國醫學教育存在的問題，在中西醫藥研究社的支持下，江晦鳴對近代以來的中國醫學教育進行了詳細調查。江氏對當時中國醫學教學的現狀、問題進行了詳細梳理，同時對中國醫藥學的發展提出意見和建議。文中特別強調中國醫藥學發展面臨的最大問題便是醫學教育制度的混亂，醫學教育完全處于畸形狀態。文章結合《新唐書百官志》《宋史選舉志》《元史百官志》《明史職官志》《大清會典》等，對中國的醫學教育沿革進行考證，并提出核心觀點，即中國古代有醫無育：“我國數千年雖有考醫之舉，但目的僅在采風問俗，而歷朝的太醫院，又不過供皇室貴胄的使喚，不足以言醫學教育?！北M管其觀點值得商榷，但卻因此得出中醫不科學的結論，實屬不該。這是當時取消、反對中醫的典型觀點之一。江氏認為在新舊交替時期，應該大舉科學旗幟，而中醫是“玄學的產物，和卜筮式的無稽學說，該埋沒在這時代的巨輪下，沒有駢存于世界的可能了?？墒且徊糠种袊嗣竦念^腦，還不了解什么叫科學”。他還對很多中醫前驅嘔心瀝血創辦學校的貢獻加以否認：“終至造成今日這個畸形的現象，我們還可以看見許多舊醫學校林立在中國的通都大邑?！辈⒎Q：“檢討過去中國醫學教育所以不能進步的因果，上面所說的畸形醫學教育的發展，便是一大阻力?！蔽闹?，江氏還對中國的西醫教育、西醫學校歷史進行了梳理，并附以“民國紀元前所成立醫學校之沿革表”“全國醫學校的調查”“中國各級醫學校之沿革”等調查數據[21]。為了證實自己的觀點，他還專門回顧了當局政府對待中西醫教育的立場，文章最后的態度也都是關于如何發展西醫教育以救國救民，對中醫教育只字不提。

（三）守舊封閉觀念造成中醫科學研究落后淘汰

沈警凡曾以應用統計學整理國藥知名于世。他在《中西醫藥》首期撰文《我們怎樣提倡藥學革命》，呼吁變革長期以來的守舊觀念，加強藥物的研究，若非如此，必將被世界淘汰。中醫的發展離不開中藥，中藥的種植、加工、生產，關乎國家經濟和百姓生存。針對當時普遍存在的盲目樂觀心態，沈氏以中藥改良創新為例，認為科學技術日新月異，故步自封的思想遲早會斷送中國醫藥的優勢，一旦被世界遏制，國民健康、民族發展前途堪憂?！敖陙?，東西各國，爭先研究中國藥物，已被發明為靈藥的，有麻黃精、防己精及當歸精等，正須提倡，國產藥物推銷于國外；如腦中存著這種思想的人，他的觀察一定是錯誤了。要知，發現上述數藥有效成分的人，都非國人，并且藥物有效成分的方程式，一經明了以后，可用人工合成法制造，毋須再用該項生藥為原料，如麻黃樟腦已有人造品了，并且其功效反較以天然原料制成的為佳，其副作用反較以天然原料制成的為少，由此看來，人造品優于天然品了；衡以優勝劣敗之理，將來制造藥化學進步以后，天然藥品殆在淘汰之列，若想欲以中國生藥，推銷于國外，以為已盡提倡國藥之能事，則其思想是幼稚的，錯誤的，蓋外國因科學進步，藥用植物的品種，栽培法施肥及收獲等等，皆極考究，而國人則品種不知選擇，栽培不得其法，施肥之種類及收獲之時期，皆不知考究；所產生藥，品種雜亂，有效成分多寡不一，制藥者多費時間金錢，甚不經濟，用之亦不準確……我國生藥，若不改良，不但不能推銷于國外，恐不數年，我國之市場，反被外藥占領矣?！盵22]

畢業于浙江省醫藥專門學校的夏蒼霖《麻黃素與Ephedrin》一文以麻黃發明應用為例，斷言若不加強對國藥的研究和重視，中藥產業將為世界所控制。文中指出，中醫藥延續至今，極端依賴中藥。但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國人長期以來對藥性、藥物成分毫不了解，甚至反對、鄙棄對其進行科學研究，麻黃的發現和應用過程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麻黃是一味重要的藥材，中醫歷來認為麻黃多為發汗及鎮咳藥，“尤以喘息賞用……如對于感冒時用為發汗藥之葛根湯……喘息及氣管枝加答兒時，用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其他如麻黃湯、甘草麻黃湯、麻黃醇酒湯、大青龍湯、越婢湯、越婢加術湯、越婢加半夏湯、牡蠣湯、小青龍湯、烏頭湯、麻黃附子甘草湯、麻黃附子細辛湯等等，均應用麻黃，其目的以麻黃為能開皮膚之氣孔，去水氣，治咳喘，去浮腫，消疼痛；故常以皮膚排泄障礙水毒停滯之目標下，廣為應用”。盡管麻黃廣為應用，沿襲數千年，但有效成分卻是在1887 年由日本藥學博士長井長義發現的。麻黃的主要成分為Ephedin，隨后更有日本人發現其化學分子式及藥理等。直至1924 年我國藥理學家陳克恢發現麻黃素的藥理作用，它的真正價值進一步引起世人關注。經研究，麻黃能夠對以下癥狀有作用，“張力減衰癥——眼，喘息，枯草感冒，蕁麻疹，血清發疹，慢性氣管枝炎，氣腫，月經困難，濕疹”。其中，麻黃對喘息與其他藥物相比更具優勢。后經進一步研究，麻黃的副作用及如何用于中藥煎劑更有相當改進。隨著世界科技的發展，麻黃已發展為歐美國家的人工合成品，且功效不減，這對國人而言是極大刺激。夏氏告誡國人，麻黃只不過為無數中藥之一，對其功效的研究曾領先于世界，對國民經濟發展和國民健康曾發揮重要作用，如果能對更多中藥進行科學研究，必將進一步發揚傳統醫藥的價值。言下之意，中醫藥必須科學化研究，只有科學研究才能真正保持優勢，盲目樂觀必有被淘汰的危險：“我國新醫藥學者，茍能努力研究，將國藥生產，一一發明其主要成分，不難與各國爭雄，造成強有力之國家；否則良藥遍地，寶藏滿蘊，只待他人之開掘，而大好國粹，欲保存而無法保存，不亦哀哉！”[23]

（四）輕視基礎文獻研究影響中醫學術發展

醫藥文獻卷帙繁多，但很少有人注重研究，對醫學文獻的重要性也認識不到位。專攻于醫史文獻研究的范行準感嘆，這一陋習阻礙了中醫學術的發展。他在《研究我國醫藥文獻的方法》一文中強調，正因為研究重視程度低，導致研究方法落后、相互剽竊嚴重等不良現象?！皵的陙硪驗闆]有良師勝侶，對于此道，依然是暗中摸索，沒有尋到正確的途徑?！盵24]為此，他根據多年的研究經歷，從材料選擇、文獻分類、具體路徑等方面提出建議。

前文已述，關于醫史文獻的研究是《中西醫藥》期刊的特色。例如，范行準《古代中西藥之關系》一文從中醫學、歷史學、考古學等角度進行了系統性溯源，將醫藥歷史與地理、文化等融合考證，得出結論：“吾國醫藥在春秋戰國時代，并未與西方發生關系，蓋以其尚缺乏發生關系之主要條件——文化未有接觸也?！狈妒狭硪黄恼隆吨袊浗j學之剖視》從秦漢以來的文獻（史家和醫家記載）以及歷代名醫（扁鵲、華佗、太倉公、皇甫謐、張仲景、王叔和、郭玉、徐大椿、張三錫等）的實踐進行考證，著重對“經絡之生成與分布”“十二經脈”“奇經八脈”“經脈循行的起訖”“經脈循行的方向”“經脈循行的支別”“靜脈的離合”“經脈經過的所在”“井滎俞原經合”“經穴”“經脈與絡脈”“經脈與筋經”等進行研究，肯定了經絡學說的科學性[25]。日本醫學家富士川游《醫籍考解題》一文對《醫籍考》的成書過程和大致內容做了介紹，為中國醫學的研究提供富有價值的參考[26]。日本江戶末期醫學考證派學者時代漢方醫學家丹波元胤所撰《醫籍考》當時在國內還缺少系統的介紹，更無可查閱的影印版本，中西藥研究室圖書館購買并影印，以供讀者付費預約閱讀。夏以煌《華佗醫術傳自外國考》一文針對華佗的醫術傳自國外一說，從歷史文化的角度進行考證，認為華佗醫術確實融合了印度、埃及、希臘等國醫術。探討醫學起源等關鍵問題對于中醫學術發展確實具有重要作用，但不該妄自菲薄，借此否定中醫價值的傾向不宜提倡。例如，《華佗醫術傳自外國考》一文的結論之一是，我們所保存發揚的國粹，并非真正的國粹，既非正宗，便無發揚之說?！翱傊?，吾國之醫術，自古已非純粹之國粹也。中經溶雜，業已與埃及希臘同化之印度醫術，國粹云何哉！方今西醫東來，不數世后，則金針開內障法之外，又附益以水晶體摘出法，亦何嘗非國粹也！國粹云何哉！由此種溶雜之機會，同化之現象。而后產生華佗之神技，及歷代不少之名醫，此為進步自然之趨向；今而高唱保存國粹，則名既不正，抑亦示人以自責也。烏呼可！”[27]

除了強調重視醫史文獻研究以外，畢業于英國劍橋大學的醫學博士黃雯還在《我國固有醫藥可供科學研究者之我見》一文中重點闡述了如何運用科學方法研究中醫，告訴讀者從哪些方面研究中醫。作為留洋歸國的西醫博士，其身份和地位迥異于中醫，他所倡導的觀點富有新意，也具有引導性，在指出我國醫藥存在固有弊端的同時，肯定了也有值得研究之處：“荒謬之玄說雖多，而數千年來之經驗，間亦可取而研究之地……對于我國固有醫學，宜先加研究，不可輕于剔棄?！秉S氏認為，在面對外族入侵之際，醫藥衛生事業至為重要，要想自救還得要大力發揮中醫的作用，否則很可能坐而待亡。對于如何研究，提出5 個建議，即要以科學方法整理固有醫藥書籍；要注重研究民間單方；研究針灸；研究患者食物之宜忌；研究癌腫（惡瘤）[28]。萬竹友《如何領導中醫入科學正途》一文同樣就如何加強中醫科學化研究進行探討，此文體現了中西醫合作的理念，從當局行政管理、教育制度和體系、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學習交流方式、規范化操作等層面提出具體建議[29]。

（五）文化本位心態阻礙中醫傳承創新

宋大仁《建設本位的文化與中國醫學問題》一文從當時甚為流行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視角探討醫學與文化的關系。宋氏認為“中體西用”觀念對中醫影響極大，面對西方科技，中醫一方面露出保守和卑怯心理，另一方面因此誤入歧途。其認為“中體西用”的心態由來已久，但很多人不明白兩者是不可分的，“前者是后者的依據，后者是前者的表象，沒有體的用只是空虛，沒有用的體不能存在”。在中醫科學化的道路上，很多人誤解甚至故意曲解這一文化現象?！叭思野l明了X 光，他便回到故紙堆中，去找他的‘真理’，幸而有些偶合的地方，于是大呼小叫起來：我們也有X 光了，我們的扁鵲洞見垣一方人，盡見五臟癥結，這不是X 光是什么？在這樣附會和抄襲‘西學為用’之下，遂產生了唐容川中西醫學匯通，以及現在的什么《今釋》《輯義按》之類，此種謬誤的保守的湊合，其流毒深中于一般人的腦際，尤以青年們所受的影響最大，至今不易滌除?！彼问线€認為中醫表面上提倡“融匯中西”，實際上仍是以“發皇古義”為主體。此外，還特別強調中醫的思維和理念受傳統封建思想的影響。例如：“封建制度蓋成立于周初……周朝的制度是封建的，是建筑在以土地制度為基礎的一種階級隸屬關系之上，國醫的學說里有‘脾土為主’的崇拜土地的觀念，也就是這種制度思想的遺痕?！闭J為封建小農經濟造成了國民“安分、知足、寡欲、攝生”思想，這種心理“現在還可在古代的醫籍中找出這類思想的影子，自《內經》以下直至汪忍庵的醫書都是很好的社會史醫學史的材料”[30]。作為研究社和《中西醫藥》期刊的核心創辦人，他的觀念具有代表性。

宋氏道出了中醫思想和實踐中的不合理成分，與其觀點類似，蕭叔軒《獨裁政治與醫學建設》一文將中國醫學發展落后的關鍵原因歸結于國家政治腐敗、政府混亂和傳統文化束縛。長期以來，內憂外患的形勢阻礙國家發展。蕭氏援引蘇聯、意大利、德國等國家歷史，認為國家富強需要“鐵腕政治”，對于醫學而言同樣需要“鐵腕”，正因為沒有政治、文化上的“鐵腕”，導致“根深蒂固的舊醫學仍是不能根除源絕的。充其量也不過走到折中調和的路上去”。究其真實想法，仍是要廢除中醫，杜絕“草根樹皮和化學藥品并陳于馬路的樹窗里，20 世紀的新醫學得與死去的岐黃尸體并行而不悖，從挑痧以至于行鹽水注射，從采陰補陽，服童子精以致施用動物內分泌制劑”等現象。所有這些現象的根源是整個國家未能脫胎換骨，“中國今日最可令人焦慮的，是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處處都保持中國舊有種種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從讀經祀孔、國術國醫，到滿街的性史、滿墻的春藥、滿紙的洋八股”。要徹底取消中醫，走向所謂的科學醫，就應該走當時流行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路徑，以科學的朝氣和毅然決然的手段打倒以中醫為代表的“古舊文化”以及與之相伴的“惰性與暮氣”[31]。

總體而言，《中西醫藥》期刊對中醫文化、教育、學術、科研等領域存在的問題進行了重點關注。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一方面，學者們在探討中醫藥發展面臨的問題時，難免受席卷而來的強勢文化的沖擊，故而以問題和實踐為導向的特征格外明顯；另一方面，基于整個國家政治體制以及中醫群體毫無政治優勢的客觀現實而言，很容易造成整個行業以批判的態度對待中醫藥發展問題，即使這種批判是建設性的?！吨形麽t藥》關于中醫藥發展問題的評述具有典型的時代性、批判性和前瞻性，反映了該時期眾多中醫學術期刊的中醫學術語境和當時的中醫發展境遇。

中醫究竟如何實現科學化、現代化的問題一直存在紛爭，民國時期尤其如此，這一紛爭在當時的眾多報刊、期刊等媒介中得以深刻體現。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以及中醫群體的抗爭，南京國民政府一定程度采取扶持中醫政策，明確了中醫法律地位，一度給中醫界帶來期待，也為團結支持抗戰增添了醫藥保障[32]。但是，從醫學、文化層面反對中醫的聲音從未停止，中醫界精英試圖通過成立社團、興辦教育、出版刊物等手段，加強團結整合，擴大社會影響。

關于中醫發展的時評成為當時一道重要社會景觀，醫藥期刊則是這一過程發生的重要場域。中醫界強調中醫藥乃國粹，醫國醫民，國難當前，如若丟棄必將離亡國滅種的危境更近；祖國醫藥傳承數千年，確有與時代不合之處，需要加強整理研究，探醫藥之真諦，保民族之健康；須以科學方法整理研究，進而實現現代化；中醫發展受阻、亂象頻出的關鍵原因在于缺乏獨立行政管理權。反對者雖肯定中醫的歷史貢獻，但卻以非此即彼的極端態度，對數以百萬計中醫師的利益缺乏尊重。通過對《中西醫藥》首期文章觀點及其內容的分析發現，中醫發展的確面臨著迫切問題，這一點在當時的眾多期刊都有反映。但這些問題不能成為反對、忽視中醫的絕對理由，更何況這些問題并非停留于醫學層面，還涉及政治、文化、習俗等等。批評的出發點應該是改良、進步，而不是簡單的取消，更何況是在民族危亡、中醫藥發揮重要抗戰作用的抗日戰爭時期。

傳播文化、啟人心智、充實民眾生活、挽救垂危之中國為當時眾多期刊所標榜。20 世紀30 年代孕育而生的《中西醫藥》與眾多期刊的學術語境相似，在對中醫發展問題進行論述時，對如何發展中醫提出了中肯意見，具有客觀性，甚至為解決整個國家醫藥事業的發展提供了靶向目標。但在關注其崇尚科學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它滿紙充斥的“舊醫”“陋習”“遺毒”等話語。圍繞社會熱點開展的探索與爭鳴，是民國學術期刊的最大特色。學者應當秉承科學精神，倡導言論自由，但必須結合歷史文化和社會現實，從國家大局、民族大義、文化前途去評述現實問題和未來走向。盡管本文從特定時代環境下的一本刊物出發，論述不甚全面，但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正因為中醫藥事業的重要性，才更需要反思過去與現在，進而為中醫藥事業的傳承創新發展提供參考。通過反思，才能更深刻地領悟中國共產黨領導發展中醫藥事業的認識發展、政策發展、實踐發展，探究中國共產黨領導發展中醫藥事業的歷史動因、歷史特點、歷史規律、歷史意義、經驗教訓和未來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