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城市群經濟增長空間關聯網絡分析

周小孟 劉瓊慧

摘 要：本文研究對象為長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借助格蘭杰因果檢驗及網絡分析法，對比分析了2000—2020年三大城市群經濟增長空間關聯網絡的關聯關系和關聯特征，并分析了各城市群內部的動力傳導機制。主要結論有：（1）三大城市群內部各城市之間的經濟增長空間關聯程度都不高；（2）長三角城市群擁有最為完整的板塊分布，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板塊分布分別為雙溢出雙受益、三溢出一受益；（3）長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增長原動力為“資本溢出型”，而珠三角城市群的增長原動力為“勞動溢出型”。

關鍵詞：網絡分析法；空間關聯網絡；動力傳導機制；板塊分布；三大城市群

本文索引：周小孟，劉瓊慧.<變量 2>[J].中國商論，2024（02）：-030.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0298（2024）01（b）--04

在國家新型城鎮化戰略的實施下，我國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經濟發達城市的城鎮化水平普遍高于經濟落后城市的城鎮化水平，故經濟發達的城市應作為經濟發展的增長極帶動周邊城市發展，進而形成由多個城市組成的區域經濟體——城市群。在我國城市群中，京津冀、長三角及珠三角的GDP總量占全國的比重依次為8.48%、24.14%、8.83%，發展水平較高，因此分析比較三大城市群經濟增長的空間關聯網絡，有助于我國區域經濟增長。

1 文獻綜述

區域經濟增長的空間關聯是區域經濟研究的熱點，區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是通過區域內和跨區域的組織間知識流動所創造的價值函數[1]?，F有研究部分利用空間計量方法研究經濟增長的空間溢出效益，另一部分利用網絡分析法研究單獨省份的、城市群的及全國范圍的經濟增長空間網絡結構特征。在空間計量方面，多采用Moran’I 指數[2]和空間杜賓模型[3] （SDM）進行相關性分析。趙磊等（2014）結合空間面板，實證分析了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影響關系 [4]；白俊紅等（2017）通過空間知識溢出效應研究中國經濟增長的現象[5]；文豐安（2018）利用空間計量模型研究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地區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6]。網絡分析法方面，方大春、周正榮（2013）運用引力模型和社會網絡分析法研究安徽省各城市間的經濟聯系強度[7]；李敬等（2014）借助社會網絡分析法研究中國區域經濟增長的空間關聯網絡結構特征，并在此基礎上運用QAP分析法分析其影響因素[8]；吳瀚然等（2016）運用網絡分析法詳細研究京津冀地區各城市間的經濟聯系強度[9]；馬麗君、龍云（2017）借助SNA分析法和Granger檢驗研究中國省際入境旅游經濟增長的空間關聯特征及影響因素[10]；谷國鋒等（2020）借助改進后的引力模型和社會網絡分析法，探究東北地區城市群經濟增長空間網絡結構的時空演變特征[11]；王小華等（2022）借助社會分析法（SNA）和QAP分析法探究中國高質量發展的空間關聯網絡特征和發展差異的作用機制 [12]。

現有文獻多為單一地對某區域的空間關聯進行研究，缺乏對比性。因此，本文以長三角、珠三角及京津冀城市群2000—2020年的人均GDP為基礎分析數據，借助格蘭杰因果檢驗和網絡分析法，構建三大城市群經濟增長的空間關聯網絡，比較研究三大城市群的網絡特征，以期為三大城市經濟增長和相關研究提供一定的建議。

2 研究區域、數據來源及研究方法

2.1 研究區域及數據來源

本文的研究區域為京津冀城市群（包括2個直轄市和12個地級市）、長三角城市群（包括25個地級市及1個直轄市）、珠三角城市群（包括21個地級市），總61個城市，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

2.2 研究方法

2.2.1 區域經濟增長空間關聯網絡的構建

在VAR模型的基礎上，本文借助格蘭杰因果檢驗對各區域間經濟增長的空間關聯關系和空間溢出效應進行判斷和研究，得出其有方向的因果關系，進而借助Ucinet6構建區域間的經濟增長空間關聯網絡和分析其網絡特征。

2.2.2 區域經濟增長空間關聯網絡的塊模型

塊模型是分析經濟增長空間關聯網絡中各板塊所起作用的研究，將其分為四種區域經濟增長板塊，即凈溢出板塊、雙向溢出板塊、主受益板塊 （凈受益板塊）及經紀人板塊。本文運用Wasserman （1994）提出的塊模型分類標準，假設在經濟增長空間關聯總網絡中含有g個經濟主體，故為位置Bk在空間關聯網絡中的總關系的期望比值gk（gk-1）/gk（gk-1）=（gk-1）/（g-1）（見表1）。

3 實證分析

3.1 三大城市群經濟增長空間關聯網絡的構建

本文以2000—2020年三大城市群各市的市區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為基礎的分析數據，經過ADF檢驗，發現所有變量都是不平穩的。首先，對先前處理好的所有三大城市群各城市市區相對人均GDP的對數進行一階差分處理，使變量具有平穩性，并分別對各城市群內部的兩兩城市之間建立VAR模型。其次，進行最優時滯選擇。最后，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用5%作為顯著性檢驗標準來確定各城市群中兩兩城市是否具有因果關系。

綜上，京津冀城市群中通過檢驗確定因果關系的有67個，長三角城市群中通過檢驗確定因果關系的有124個，珠三角城市群通過檢驗確定因果關系的有51個，借助Ucinet6分別構建三大城市群的經濟增長空間關聯網絡（見圖1），故三大城市群內部的經濟增長在空間上均“有一定的關聯”。

3.2 三大城市群經濟增長空間關聯網絡的密度分析

通過對網絡密度的計算，京津冀城市群網絡密度為0.368；長三角城市群網絡密度為0.191；珠三角城市群網絡密度為0.121。結果表明：三大城市群內部各城市之間關聯的緊密程度在總體上并不高；京津冀城市群內部各城市之間的經濟關聯緊密度最大，珠三角城市群最小。珠三角城市群亟需加強內部各城市之間的經濟協作和交流，其他兩個城市群經濟增長的緊密程度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3.3 三大城市群經濟增長空間關聯網絡的塊模型分析

在Ucinet6中采用收斂標準0.2，最大分割深度為2，分別對三大城市群進行塊模型分析。在京津冀城市群經濟增長板塊分布中，第一個經濟增長板塊有5個城市（北京市、天津市、唐山市、承德市及安陽市），且產生了很強的溢出效應傳導給其他板塊，為典型的“凈溢出板塊”；第二個經濟增長板塊包括石家莊市、廊坊市、邯鄲市、邢臺市、張家口市及衡水市6個城市，與第一經濟板塊一樣為“凈溢出板塊”；第三個經濟增長板塊只有秦皇島市，是典型的“主受益板塊”；第四個經濟增長板塊有2個城市（保定市和滄州市），是典型的“雙向溢出板塊”。

在長三角城市群經濟增長板塊分布中，第一個經濟增長板塊有7個城市（上海市、紹興市、銅陵市、衢州市、揚州市、鹽城市及泰州市），是典型的“雙向溢出板塊”。第二個經濟增長板塊有6個城市（池州市、南京市、蘇州市、常州市、無錫市、杭州市），第四個經濟增長板塊有8個城市（合肥市、蕪湖市、舟山市、湖州市、金華市、嘉興市、寧波市及宣城市），這兩個板塊起到了橋梁作用——典型“經紀人板塊”。第三個經濟增長板塊有5個城市（鎮江市、南通市、安慶市、滁州市及馬鞍山市），大部分關系都是受益效應——典型的“主受益板塊”。

在珠三角城市群經濟增長板塊分布中，第一個經濟增長板塊有2個城市（廣州市、珠海市），是典型的“凈受益板塊”；第二個經濟增長板塊有8個城市（深圳市、東莞市、汕頭市、佛山市、河源市、湛江市、惠州市及清遠市），大部分是受益效應——“主受益板塊”。第三個經濟增長板塊有7個城市（韶關市、肇慶市、陽江市、茂名市、潮州市、揭陽市及云浮市），第四個經濟增長板塊有4個城市（梅州市、汕尾市、中山市及江門市），這兩個板塊對其他板塊產生了很強的溢出效應——“凈溢出板塊”。

3.4 三大城市群內部經濟增長板塊的動力機制

計算經濟增長板塊網絡的密度矩陣，反映各經濟板塊的溢出效應。假設城市群經濟增長整體網絡的網絡密度為a，若板塊之間的密度大于整體密度a，則說明這兩個板塊間存在集中的趨勢。根據上述賦值規則和三大城市群經濟增長板塊網絡密度矩陣得出其矩陣分布，并得出三大城市群經濟增長的傳導機制。

“凈溢出板塊”（第一、第二板塊）是京津冀城市群經濟增長的原動力。第一板塊將城市群經濟增長的動力傳導給第三板塊和第四板塊，且第三板塊（主受益板塊）對第一板塊有一定的反動力；第二板塊將城市群經濟增長的動力傳導給第三板塊，此時第三板塊對第二板塊有一定的反動力；第一板塊把動力傳導到第四板塊（雙向溢出板塊），再將動力傳導給第三板塊，促進其經濟增長，此時第三板塊對第二板塊也有一定的反動力。由此，可以看出，該動力傳導機制呈現為三個板塊推動一個板塊發展，同時受益板塊有一定的反饋作用，給予一些其他的板塊反動力來促進經濟增長。

“雙向溢出板塊”（第一板塊）是長三角城市群經濟增長的原動力。第一板塊將城市群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傳導給經紀人板塊（第四板塊），其起到中間橋梁作用，將動力傳遞到凈受益板塊（第三板塊），其中經紀人板塊對雙向溢出板塊產生了些許反作用力；第二板塊（經紀人板塊）受到來自第一板塊的動力，該動力途徑第四板塊并給予其一定的反作用力，最后通過第一板塊又傳遞給第三板塊。該城市群的動力機制為原動力通過不同的經紀人板塊來促進凈受益板塊的經濟增長，最終實現城市群各板塊共同經濟增長。

“凈溢出板塊”（第三、第四板塊）是珠三角城市群經濟增長的原動力。第三、第四板塊將城市群經濟增長的動力傳導給第二經濟增長板塊（主受益板塊），其未消耗完的動力又會傳導給“凈受益板塊”第一板塊，促進城市群經濟增長（見圖2）。

4 結語

4.1 結論

（1）京津冀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經濟增長空間關聯網絡的關聯關系分別為67、124、51個，網絡密度分別為0.3681、0.1908、0.1214，緊密程度都不高。

（2）在城市群經濟增長空間關聯網絡的塊模型分析上，四大城市群既有相似之處，又有不同之處。其中，長三角城市群擁有最為完整的板塊分布，但擁有特殊的經紀人板塊；而京津冀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都沒有經紀人板塊，京津冀城市群是“三溢出一受益”，珠三角城市群是“雙溢出雙受益”，三大城市群的板塊分布各具特色，都對經濟增長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3）三大城市群的經濟增長動力傳導機制各有特點，長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內部各自四大經濟增長板塊的“動力傳導通道”的數量分別為5、7、3，其中京津冀城市群和長三角城市群存在循環經濟，產生反動力促進經濟增長。

（4）京津冀城市群和長三角城市群都是以經濟發達的地區為原動力來促進城市群內部經濟增長，而珠三角城市群以人口流出人數多的地區作為經濟增長的原動力。京津冀城市群和長三角城市群的經濟增長原動力為“資本溢出型”，而珠三角城市群的經濟增長原動力為“勞動溢出型”，且珠三角地區具有顯著的馬太效應。

4.2 啟示

（1）三大城市群的各城市政府應加強與城市群內其他城市的經濟關聯和經濟交流，促進城市群的協調發展，提高城市群經濟增長空間關聯網絡的關聯關系數，達到提高城市群內城市之間經濟增長空間關聯的緊密程度、保持空間關聯網絡穩定性和創造更多經濟空間溢出通道的目的。

（2）三大城市群不僅要增強城市群內部的溢出效應，還要增加各城市群內部四大經濟增長板塊的“動力傳導通道”的數量，使各城市群內部的經濟板塊分布更加完善，尤其是珠三角城市群內部的溢出效應需要得到增強。

（3）政策的選擇要具有針對性。第一，中央政府對各城市群內促進城市群經濟快速增長的源頭“雙向溢出板塊”和“溢出板塊”加大關懷和政策支持力度，最大程度地激發“動力源”板塊經濟增長的空間溢出效應。第二，加大對“經紀人板塊”福利支持和財政投入力度，提升其經濟增長動力的傳導功能。第三，對“主受益板塊”和“凈受益板塊”的接收能力進行提高和優化，營造更好的受益環境，提高這些地區的受益程度和利用效率。

（4）三大城市群應利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增強各自經濟增長原動力的活性和其溢出效應。廣東省政府應大力支持發展人口流出多地區的地方產業，做到將人“留下來”，發展當地經濟；加強經濟發達地區和經濟落后地區的經濟交流、技術交流、人才交流、資本交流；出現以經濟發達地區為增長極，各地區循環促進珠三角城市群經濟協調增長的局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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