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創新與國際貿易及分工地位文獻綜述

摘 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快速發展，國際貿易分工地位不斷提高。然而，現階段我國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在國際貿易格局中的表現之一就是分工地位的差距，中美貿易摩擦更是暴露出我國還存在一些“卡脖子”的核心技術問題亟需突破，技術創新是提高我國國際分工地位的核心動力?；诖?，本文首先通過梳理文獻回顧了國際貿易理論中關于技術創新要素的相關研究，發現從早期古典國際貿易理論開始，技術創新就是促進分工深化、貿易產生的重要因素，在國際科技、經濟空前激烈的當下，技術創新具有更加重要而深遠意義。其次梳理了有關國際貿易分工地位測度的相關文獻，發現測度方法隨著理論研究的進步而不斷進步，其他學科理論方法的加入使得測度方法更具科學性、前沿性。本文期望能為未來研究技術創新提高國際分工地位提供新的測度方法、影響機制思路。

關鍵詞：技術創新；國際分工地位測度；國際分工地位提高；國際貿易；高質量發展

本文索引：陳小玉.<變量 2>[J].中國商論，2024（02）：-035.

中圖分類號：F753；F7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0298（2024）01（b）--05

1 引言

2001年，我國加入WTO，對外貿易關系迅速發展。2021年，我國已成為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貨物貿易總額達6.05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國。然而，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充滿不確定性、多邊貿易體制遭遇嚴峻挑戰、貿易摩擦加劇、貿易壁壘增多，限制全球貿易發展的因素更加復雜多變?！笆奈濉币巹澓汀?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及《“十四五”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規劃》都提到，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就離不開發展外貿這一重要環節。引領外貿高質量發展，提高國際分工地位，創新是第一動力。

2 技術創新與國際貿易理論

技術要素很早就出現在國際貿易理論研究中，古典國際貿易理論主要包括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和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在絕對優勢理論中，亞當·斯密認為分工可以提高勞動的熟練程度、節約勞動轉換時間、促進發明創造（技術進步），分工以后就必然進行交換，當分工和交換跨越國界，國際貿易就產生了。亞當·斯密的分工貿易理論雖然未直接指出技術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但他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原因的研究》中指出，國際貿易的基礎是各國商品之間存在勞動生產率和生產成本的絕對差異，而這種絕對差異來源于自然稟賦和后天條件，其中當然包括分工造成的技術進步。大衛·李嘉圖發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之后，技術因素和技術差異就成為促進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產生發展的重要因素（余道先和劉海云，2007）。李嘉圖模型認為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技術是給定的外生變量，且是規模報酬不變的（黃靜波和孫曉琴，2007），但當時強調的國際貿易基礎是“技術”的績效——勞動生產率而已（李平，2002）。以要素稟賦理論為代表的新古典國際貿易理論進一步討論了國際貿易成本差異產生的可能原因。H-O-S定理認為國際貿易和分工專業來源于各國要素稟賦差異，一國應出口密集使用其豐富要素生產的產品，進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生產的產品，此時技術仍是外生給定不變的，既定的技術差異反映出各國勞動生產率的差異。

以上模型和理論都假設技術是外生給定的，未考慮技術變動帶來的影響。Dixit 和Norman的內生要素稟賦理論不僅把技術因素考慮進模型，還專門討論技術變動導致要素稟賦變動，進而對貿易結構、條件和福利的影響，是技術差異條件下動態的比較成本學說和要素稟賦理論。當技術作為動態的外生要素時，波斯納（1961）提出技術差距貿易理論，認為創新國由于技術創新獲得暫時的比較優勢，模仿國通過模仿也能掌握這項技術，創新國由此喪失比較優勢，實現國際技術差距收斂。不僅如此，技術落后區域可以通過技術引進和技術擴散實現趕超，取得后發優勢，給廣大發展中國家極大的理論鼓勵（周密，2009）。維農（1966）提出將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和技術要素相結合來解釋國際貿易的形成和發展：在創新階段，產品為知識技術密集型，創新國壟斷生產和出口，獲得壟斷利潤，主要關注競爭對手是否會進行模仿；在成熟階段，產品和技術逐漸標準化，企業開始考慮在國外生產，擴大生產規模、降低成本，國內市場飽和，國外市場需求增加；在標準化階段，產品和技術完全標準化，此時產品變為勞動密集型產品，企業選擇對外直接投資，創新國轉變為進口國。

技術被視作內生要素的國際貿易理論，建立在內生增長理論基礎上。阿羅的“干中學”模型和羅默的知識溢出模型將技術進步視為經濟系統中一個重要的內生變量，并認為其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Grossman和Helpman（1990、1991）描繪了水平創新模型，北方國家的技術創新和南方國家的技術模仿均被內化生，R&D是一國的比較優勢，產品質量在南北方的創新-模仿-再創新-再模仿中實現階梯式上升。

20世紀80年代開始，拋棄傳統貿易理論的“完全競爭”“收益遞減”的基本假定，在“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收益遞增”等概念融入國際貿易的過程中，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做出了很大貢獻?！犊唆敻衤鼑H貿易新理論》一書中，將傳統貿易模型和新貿易理論技術框架相結合來研究技術對貿易的作用，在動態世界中，一個沒有創新的國家的生活水平必然下降，技術創新能夠產生規模報酬遞增現象和不完全競爭條件的出現，可以說短期壟斷是促進技術創新的必要條件（陳建斌，2004）。

國內外很早開始對技術創新和貿易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大多集中在技術創新對出口貿易的研究方面。研究首從國家或地區層面展開，Stern和Maskus（1981）考察美國1958—1976年的對外貿易結構，發現以工程師、科學家人數及研發支出為指標衡量的技術水平和出口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Hughes（1986）和Dosi等（1990）研究英國出口貿易發現，國內研發投入促進英國出口，而國外研發投入對出口有負面影響。Wakelin（1998）運用專利表示技術創新變量，發現技術創新對OECD國家的貿易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我國關于技術創新對出口的影響研究從21世紀初逐漸增長。魏龍和李麗娟（2005）發現，當時技術創新尚未在促進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上發揮重要作用。姚利民和方妙杰（2007）運用中國31個省級數據研究發現，無論是技術創新投入還是技術創新產出，都對出口貿易有顯著的正向效應。李真（2011）建立一個兩國技術模仿、轉移和創新的貿易利得模型，研究得出技術創新和技術模仿都對我國出口利益有長期穩定的積極效應，技術引進卻表現出負向效應。余官勝（2011）采用聯立方程組發現，出口貿易和技術創新存在相互促進的關系。近年來，學者深入的研究發現，技術創新對我國出口二元邊際增長（陳雯和張翊，2014）、產品出口復雜度和技術水平（沈琳，2015；汪發元等，2018）、出口結構優化（李秀珍和徐芳娜，2015）、出口競爭力（楊陽等，2016）、對外貿易產業升級（歐陽紅兵和孫智博，2019）等因變量產生正向影響。技術創新也存在多種衡量方式，但較多文獻使用專利（卞元超等，2019）或研發投入。

技術創新對出口貿易的影響研究進一步細化至行業層面。Ioannidis和Schreyer（1997）和Anderton（1999）研究表明，相對R&D支出和相對專利數更有利于技術密集型行業出口。黃靜波、劉淑琳（2015）利用Bootstrap技術進步指數度量行業技術進步，發現技術創新對企業持續出口、間斷出口和新出口均有正向的促進作用。胡小娟和陳欣（2017）利用我國制造業行業面板數據研究發現，模仿創新對重工業行業出口有促進作用，而對輕工業出口影響并不顯著，自主創新對兩者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曲如曉和臧睿（2019）采用中國113個制造業細分行業數據實證檢驗得出，中國自主創新是拉動制造業出口質量升級的主要動力，其影響是U型的非線性，但是中國高技術行業出口質量的提高主要來自外國直接投資和中國對進口高質量中間品的加工再出口。宋躍剛和鄭磊（2020）同樣利用113個制造業行業數據進一步發現，自主創新是中間品進口提高出口產品質量的重要中介渠道。

近年來，相關研究逐漸深化至企業層面。Braunerhjelm （1996）研究瑞典企業數據發現，知識和技術水平（研發支出、熟練勞動力投資）作為企業無形資本，對出口產生正向影響。我國學者一開始運用小規模的工業企業調查數據，官建成和馬寧（2002）研究發現，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提高和企業出口能力加強存在較強的一致性，但是劉志彪和張杰（2009）得出相反的結論，技術創新并未成為中國本土制造企業出口的決定因素。隨后，學者主要利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專利數據庫、海關數據庫等研究技術創新對出口的影響?？抵居拢?013）和王奇珍等（2016）發現，在企業層面，技術創新對出口集約邊際和擴展邊際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有學者研究發現，創新對出口質量的顯著提升作用，且在加工貿易企業、東部地區企業和外資企業中的作用更顯著（耿曄強和常德鴻，2020），增加高技能勞動力投入也有利于出口質量的提高（石小霞和劉東，2019）。

3 國際分工地位測度研究

當國民經濟內部分工超越國家界限，就產生了國際分工，國際分工必然引發國際貿易。國際分工地位體現了一國世界貿易格局中的地位，是各個國家制定對內經濟發展政策和對外貿易政策的重要依據。如何衡量國際分工地位，是國際貿易研究領域的重要議題。

第一，較早時使用進出口貿易來衡量國際地位。Hummels和David（2005）發現，大型經濟體比小型經濟體出口更多，在較大經濟體的較大出口中擴展邊際效應約占60%；在分類方面，富裕國家以略高的價格出口更多的產品。Hausman等（2007）在其建立的框架中認為，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專門生產富國出口商品的國家可能比專門生產其他商品的國家增長更快，富國出口生產率水平更高的產品將更加富有，窮國出口生產率低的產品將依然貧窮，產品技術含量提高，國際地位也會提高。我國學者在早期主要一些描述性統計分析中反映中國的國際貿易地位，如出口占全球比重、出口增長率、中國在重要經濟體對外貿易中的地位等（朱文暉，2004），產品的定價權、產品的貿易主體結構等也反映國際地位（劉向麗，2010）。

第二，通過貿易結構衡量國際分工地位。對貿易結構的分析并不局限于貿易產品占比。Hausman等（2007）首次提出“出口技術復雜度”指標，直接反映出口產品的質量。樊綱等（2006）提出了四種基于貿易品技術分布的貿易結構分析方法，分別是競爭互補指數、競爭壓力指數、技術高度曲線和貿易品高低技術分類分析法。杜修立和王維國（2007）研究發現，中國出口貿易的技術結構高度未顯著提高，但技術結構分布發生了重大變化。余道先和劉海云（2007）也通過構建貿易競爭力指數（TC指數）和Michaely競爭優勢指數（MI值）進行分析，發現我國生產性服務貿易發展存在不平衡、結構不合理的現象，占世界比重較小。此后，分析貿易結構的方法和指標不斷增多。王念等（2022）利用可比凈出口指數、貿易集中度指數、Hilbert曲線、時空多元模式可視化、嶺回歸等方法將農產品貿易結構分析拓展至空間維度。朱孟楠和金朝輝（2022）將512種HS四分位商品轉化為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品，構建了出口貿易結構轉型指標分析人民幣匯率對貿易結構轉型的影響。此外，貿易結構經常與產業結構相聯系（欒申洲，2018）。

第三，基于貿易增加值和全球價值鏈（GVC）的國際地位測算成為近年來的熱門研究。國際分工進一步深化促使產品內貿易的出現，傳統的以海關“貿易流量”的統計方式不僅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重復統計”（Double Counting）問題（施炳展，2010；胡昭玲和宋佳，2013），還難以衡量各國在同一個產品上各自創造的價值，明顯“扭曲”各參與國（地區）所獲分工和貿易利益（Koopman等，2008、2010）。國內外學者、組織機構等基于國際貿易“投入產出表”計算各國的實際增加值，增加值貿易（Trade in Value Added - TiVA）統計方法成為衡量各國在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基礎（Koopman等， 2010）。周升起等（2014）采用Koopman等（2010）提出的“GVC地位指數”，發現1995—2009年中國制造業整體及內部各部門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分工地位總體處于較低水平，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分工地位明顯高于資本、技術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制造業部門。王嵐（2014）也發現，在當時的全球價值鏈中，中國中高技術產品被“鎖定”在低端。此外，有學者研究發現，影響和提高中國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因素有技術創新水平、人力資本（劉海云和毛海歐，2015）、人工智能（劉斌和潘彤，2020）等與技術創新有關的因素。

第四，基于貿易網絡的國際分工地位研究是近年來的新方法。貿易網絡研究是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在國際貿易學領域的應用。在貿易網絡中，“點”是國家或地區，“關系”是國家之間的貿易聯系，研究貿易網絡就是研究“點”“關系”及其組成的整體網的屬性特征。國家在貿易網絡中的地位反映一國的經貿綜合實力，也反映出國際分工地位的高低。社會網絡分析方法有很多指標來反映“節點”和整體的特性。點度又稱度數（degree），是指與一個節點直接相連的鄰點個數，表示與一國有直接貿易聯系的國家或地區數量，度數越大，說明與該國存在貿易往來的國家越多。中介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是指通過節點的最短路徑的數量與最多可能通過該節點的最短路徑的數量的比值，反映該節點控制其他節點交往的能力，在國際貿易網絡中表示一國作為連接關系相對疏遠的兩個或多個區域的中介橋梁作用，以及信息控制和市場樞紐功能，“橋梁”作用越大，越能帶來更大的貿易創造和轉移效應（彭羽等，2022）。接近中心度（clossness centrality）是指該點與其他節點的最短距離之和，當兩個國家之間存在多條貿易流時，長度最短的稱為捷徑，其值越小，接近中心性越高，表明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連接越通暢，該國越處于網絡中心，受其他國家影響控制程度越?。ù髯?，2012）。特征向量中心性（eigenvector centrality）則是結合力節點自身的重要性和鄰居節點的重要性來評價一個節點的重要性（董迪等，2016），反映的是一個國家“遇強則強”的影響力，即與之貿易的國家為貿易強國時，該國家被認為是重要的（任素婷等，2013）。

4 結語

首先，本文通過梳理文獻回顧了國際貿易理論中關于技術創新要素的相關研究，發現從早期古典國際貿易理論開始，技術創新就是促進分工深化、貿易產生的重要因素，在國際科技、經濟空前激烈的當下，技術創新具有更加重要而深遠意義。其次，本文梳理了有關國際貿易分工地位測度的相關文獻，發現測度方法隨著理論研究的進步而不斷進步，其他學科理論方法的加入使得測度方法更具科學性、前沿性。本文期望能為未來研究技術創新提高國際分工地位提供新的測度方法、影響機制思路。

參考文獻

Anderton B . UK Trade Performance and the Role of Product Quality， Innovation and Hysteresis： Some Preliminary Results[J].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 46（5）：570-595.

Braunerhjelm P . The relation between firm-specific intangibles and exports[J]. Economics Letters， 1996， 53（2）：213-219.

Dosi， G.， Pavitt， K. and Soete， L. The economic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Harvester Wheatsheaf Publishers， Brighton， 1990.

Grossman G M ，? Helpman E . Trade， Innovation， and Growth[J]. Foerde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1990.

Grossman G M ，? Helpman E . Trade，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growth[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1， 35.

Hausmann R ，? Hwang J ，? Rodrik D . What you export matters[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7， 12.

Hughes，K. Export and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and trade performance [J].Applied Economics， 1986 （29）：179-196.

Hummels，David.The Variety and Quality of a Nation’s Export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Ioannidis， E. and Schreyer， P. Technology and non technology determinants of export market share.Growth[J]， OECD Economic Studies，1997（28）：169-205.

Koopman R ，? Powers W ，? Wang Z ， et al.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J]. NBER Working Papers， 2010.

Koopman R ，? Wang Z ，? Wei S J . How much of China’s exports is really made in China？ Assess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added value in gross exports[J]. nber working paper， 2008.

Posner M V .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echnical Change[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61， 13（3）：323-341.

Stern R M ，? Maskus K E . Determinants of the structure of U.S. foreign trade， 1958-1976[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1， 11（2）：207-224.

Vernon 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6， 80（2） ： 190-207.

Wakelin， K.， The role of innovation in bilateral OECD trade performance[J]， Applied Economics，1998（30）：1335-1346.

卞元超，吳利華，白俊紅.高鐵開通是否促進了區域創新？[J].金融研究，2019（6）：132-149.

陳建斌.克魯格曼為代表的國際貿易新理論評述[J].上海經濟研究，2004（12）：68-70+67.

陳雯，張翊.研發創新與我國出口增長二元邊際的提升[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6）：55-63.

戴卓.國際貿易網絡結構的決定因素及特征研究：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為例[J].國際貿易問題，2012（12）：72-83.

董迪，安海忠，郝曉晴，等.基于復雜網絡的國際銅礦石貿易格局[J].經濟地理，2016，36（10）：93-101.

杜修立，王維國.中國出口貿易的技術結構及其變遷：1980—2003[J].經濟研究，2007（7）：137-151.

樊綱，關志雄，姚枝仲.國際貿易結構分析：貿易品的技術分布[J].經濟研究，2006（8）：70-80.

耿曄強，常德鴻.企業創新與出口產品質量提升：基于中國制造業企業的實證研究[J].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20，36（1）：89-101.

官建成，馬寧.我國工業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與出口行為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2（2）：103-106.

胡小娟，陳欣.技術創新模式對中國制造業出口貿易影響的實證研究[J].國際經貿探索，2017，33（1）：47-59.

黃靜波，劉淑琳.技術創新與出口行為差異：基于Bootstrap技術進步指數的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15（2）：23-33.

黃靜波，孫曉琴.技術創新與出口：理論與實證研究的發展[J].國際貿易問題，2007（9）：124-128.

康志勇.中國本土企業研發對企業出口行為的影響：“集約邊際”抑或“擴展邊際”[J].世界經濟研究，2013（10）：29-36+48+87-88.

李平.論國際貿易與技術創新的關系[J].世界經濟研究，2002（5）： 79-83+89.

李秀珍，徐芳娜.技術創新與中國外貿發展方式轉變：價值鏈視角下出口結構優化研究[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47（4）：75-83+169.

李真.技術模仿、轉移與創新的貿易利益效應研究：來自中國工業企業的證據[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1，28（4）：18-33.

劉斌，潘彤.人工智能對制造業價值鏈分工的影響效應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0，37（10）：24-44.

劉海云，毛海歐.國家國際分工地位及其影響因素：基于“GVC地位指數”的實證分析[J].國際經貿探索，2015，31（8）：44-53.

劉志彪，張杰.我國本土制造業企業出口決定因素的實證分析[J].經濟研究，2009，44（8）：99-112+159.

欒申洲.對外貿易、外商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優化[J].工業技術經濟，2018，37（1）：86-92.

歐陽紅兵，孫智博.實際匯率、技術創新與對外貿易升級[J].工業技術經濟，2019，38（6）：55-62.

彭羽，鄭楓，沈玉良.“一帶一路”FTA網絡國家地位測度及出口效應研究[J].亞太經濟，2022（1）：47-58.

曲如曉，臧睿.自主創新、外國技術溢出與制造業出口產品質量升級[J].中國軟科學，2019（5）：18-30.

任素婷，崔雪峰，樊瑛.復雜網絡視角下中國國際貿易地位的探究[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3，49（1）：90-94+115.

沈琳.技術創新對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復雜度影響的實證研究[J].南京財經大學學報，2015（1）：14-19.

施炳展.中國出口產品的國際分工地位研究：基于產品內分工的視角[J].世界經濟研究，2010（1）：56-62+88-89.

石小霞，劉東.中間品貿易自由化、技能結構與出口產品質量升級[J].世界經濟研究，2019（6）：82-94+135-136.

宋躍剛，鄭磊.中間品進口、自主創新與中國制造業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升級[J].世界經濟研究，2020（11）：26-44+135.

汪發元，鄭軍，周中林，等.科技創新、金融發展對區域出口貿易技術水平的影響：基于長江經濟帶2001—2016年數據的時空模型[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8，35（18）：66-73.

王嵐.融入全球價值鏈對中國制造業國際分工地位的影響[J].統計研究，2014，31（5）：17-23.

王念，程昌秀，林耿.中國農產品貿易結構演化及對糧食安全的影響[J].地理學報，2022，77（10）：2599-2615.

王奇珍，朱英明，朱淑文.技術創新對出口增長二元邊際的影響：基于微觀企業的實證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16（4）：62-71+82.

魏龍，李麗娟.技術創新對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影響的實證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05（12）：32-34+40.

楊陽，程惠芳，李凱.人力資本、創新與高技術產品出口競爭力分析[J].統計與決策，2016（13）：98-102.

姚利民，方妙杰.技術創新促進中國出口貿易的實證研究[J].國際商務研究，2007（3）：12-17.

余道先，劉海云.技術創新的貿易效應研究：一個文獻綜述[J].財貿研究，2007（5）：65-72.

余官勝.我國出口貿易和技術創新關系實證研究：基于聯立方程組[J].科學學研究，2011，29（2）：300-305.

周密.技術差距理論綜述[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9（3）：186-191.

周升起，蘭珍先，付華.中國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國際分工地位再考察：基于Koopman等的“GVC地位指數”[J].國際貿易問題，2014（2）：3-12.

朱孟楠，金朝輝.人民幣匯率變化對出口貿易結構轉型的影響研究[J].世界經濟研究，2022（1）：47-61+135

朱文暉.中國國際貿易地位的上升與國際分工方式的轉變[J].教學與研究，2004（2）：2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