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人民幣使用意愿的影響因素研究

林宸宇 洪思程 林本喜

摘 要：數字人民幣的推廣是我國釋放數字經濟活力、助力數字中國建設的內在要求和有力支撐，居民的使用意愿是數字人民幣推廣的重要基礎。本文基于對福州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的實地訪談與對數字人民幣使用情況的全面調研，收集了來自福州居民的546份有效答卷，實證檢驗居民數字人民幣使用意愿的影響因素及其內在作用機制。結果顯示：居民對數字人民幣的前景看法顯著影響其使用意愿。機制驗證表明：數字人民幣的前景看法對其使用意愿的影響為部分中介效應；居民對數字人民幣的前景看法影響其使用意愿的內在機制取決于對數字人民幣的熟悉程度。因此，本文認為針對性地宣傳提高居民對數字人民幣的熟悉程度是推廣數字人民幣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數字人民幣；使用意愿；Logit模型；中介效應；金融數字化；數字經濟

本文索引：林宸宇，洪思程，林本喜.<變量 2>[J].中國商論，2024（02）：-022.

中圖分類號：F822；F2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0298（2024）01（b）--06

1 引言

數字人民幣（簡稱“數幣”）是“十四五”時期數字中國建設的助推器，是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科技創新帶來的發展新動能和重要驅動力。從長遠來看，中國推出數幣是為了更好地使數字金融服務需求與數字經濟發展相適應，進一步提升中國數字金融的發展水平（宋爽、劉東民，2021）。數幣作為以國家信用為支撐的法定貨幣，具備一般電子支付工具所不具備的特點和優勢，數幣的投入使用將形成我國數字支付的新格局（龔六堂，2022），其發展進程的加快將進一步推動我國支付體系的數字化轉型（陶立敏，2022）。隨著數幣試點工作的扎實穩妥推進，其應用場景“多點開花”、加速落地，正逐漸走進人們的生活。截至2023年3月，試點地區數幣錢包總余額86.7億元，累計交易金額8918.6億元，交易筆數7.5億，通過數幣App開立個人錢包1億個。我國的數幣考慮聚焦在零售支付，聚焦到零售才能對提高效率、提供支付系統備份和推進普惠金融三方面提供最大幅度的改進（易綱，2023）。居民的廣泛接受和支持無疑是中國數幣試點擴面的重要前提，因此研究居民數幣使用意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早在20世紀初，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工作期間就率先提出了“數字福建”的戰略構想，之后更是站在國家全局高度正式提出了“數字中國”建設倡議，立足當下“數字中國”建設已進入高速發展期（黃欣榮、潘歐文，2021）。福州作為福建省的省會，同時是“數字中國”建設的思想源頭和峰會永久舉辦地，具有推廣數幣的獨家政策優勢，加之“數字福建”建設戰略的加持，促使福州在眾望所歸之下成功入選為第三批數幣試點城市。截至2023年3月底，累計完成數幣交易（含兌換、轉賬、消費）2514.58萬筆，累計完成交易額1251.10億元，位居全省第一。

2 文獻綜述

縱觀已有文獻，不少學者已整理出關于國內外各主要經濟體央行數字貨幣系統及其研發進展的文獻綜述，如黃能（2020）、益言（2021）等，尤其是自數幣在我國試點推廣以來，越來越多學者關注到我國數幣的研究，多數學者主要集中于數幣在國際化領域的應用、跨境支付領域的實踐以及服務實體經濟等方面的發展研究，更多是從宏觀視角對數幣議題展開討論；數幣基于微觀視角的研究較為匱乏，雖然有學者基于微觀視角對數幣展開了詳細的探討研究，如王煒炫（2023）、劉慧慧等（2023），重點關注數幣在發行及流通過程中所遇到的實際運用問題，但是，與日常支付方式相關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方式上，如段世霞和袁姍花（2017）、Azman Ong Mohd Hanafi等（2023）廣泛運用了UTAUT意愿模型、Bayesian變量關系分析等方法進行研究，考察了支付方式受消費者情緒的影響及顧客忠誠度影響等相關機制。數幣在支付使用方面的研究，更多停留在理論層面，如艾麗達娜（2023）、Bapat Dhananjay等（2023），較少深入研究其實際運用過程中的影響機制。對于數幣使用意愿的探究與相關影響因素的分析，我國學者有所涉獵，如李澍澤等（2022）主要使用結構方程模型對其進行研究分析，楊冰清（2021）則借助Logistic模型展開探究，但對數幣使用意愿的影響機制與路徑探索仍有所不足。在數幣試點工作全面推進的背景下，明確影響居民接受與使用數幣意愿的因素，有利于數幣的深入推廣與普及（張成虎、高睿凱，2023）。鑒于此，對于數幣使用意愿影響因素的研究尤為迫切，故引入中介效應模型進一步驗證以“對數幣的熟悉程度—對數幣的前景看法—數幣使用意愿”為關聯的傳導路徑，重點探究影響數幣使用意愿的相關因素及其作用機制，為數幣推廣工作提供政策借鑒。

3 研究假設與模型設定

央行數字貨幣在支付使用方面的作用取決于居民對數幣的接受程度，即進一步體現為居民的數幣使用意愿（國際、王文濤，2020）。影響居民數幣使用意愿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居民個人特征、家庭特征、認知態度與外部條件等方面。而造成居民數幣使用意愿的差異則更多取決于個人對數幣的知曉度，即居民個人的主觀認知不同，造成其對事物滿意度及前景看法的不同，從而影響最終的使用意愿。本文主要研究居民個人數幣知曉度的差異對其使用意愿的影響，而居民個人對數幣知曉度的高低集中體現在是否熟悉數幣與第三方支付的區別上。從更深層次來看，居民形成其使用意愿的過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信息不對稱的影響，由于居民對數幣缺乏了解及認知的不確定性造成信息不對稱，影響居民對數幣的前景看法，最終影響居民的使用意愿。雖然數幣相對已有的第三方支付手段具有明顯優勢，已逐步發展成最具價值特征的數字支付工具，其發展進一步提高了零售支付的安全性、便捷性，也增強了支付體系的普惠性（姚榮鈺，2022），但對其的接受度與知曉度還未能與之匹配。居民在主觀意識層面對數幣的了解與認識仍存在不足，未能及時隨著數幣的發展而加深對其的了解與認識，也難以進一步知曉數幣與第三方支付的區別，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明確數幣使用意愿是否受居民個人認知的影響，從而破解數幣推廣的難點。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居民個人對數幣的熟悉程度對數幣使用意愿具有促進作用，即居民個人對數幣的熟悉程度越高，對數幣的使用意愿越強。

H2：居民個人對數幣的前景看法將影響數幣使用意愿的程度，即個人越看好數幣前景，對數幣的使用意愿就越強。

4 研究方法、樣本情況及變量設定

4.1 研究方法

本文將對數幣的熟悉程度作為解釋變量納入模型中，采用Logit回歸模型對數幣使用意愿進行回歸分析。Logit模型的理論基礎是個人在進行選擇時遵循“效用最大化”假設，即個人在面對選擇時常常根據自身情況與感受傾向選擇最有利的方案（金安，2004）。本文通過Logit模型驗證個人認知與了解程度對數幣使用意愿的影響，進一步探究個人對數幣的前景看法對數幣使用意愿影響的內在機制。

鑒于探究解釋變量影響被解釋變量的一般回歸分析通常無法揭示變量的內在作用機制，本文采用對相關的機制分析更為合適的中介效應模型來檢驗其作用機制。檢驗中介效應最常用的方法是逐步檢驗回歸系數（溫忠麟、葉寶娟，2014）。根據研究假設，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居民個人認知水平的高低取決于對數幣的熟悉程度，對數幣的熟悉程度及對數幣的前景看法都會對數幣使用意愿產生顯著影響。這里進一步探討兩者影響數幣使用意愿的機制，即“對數幣的熟悉程度—對數幣的前景看法—數幣使用意愿”的作用機制。如果對數幣的熟悉程度變量通過對數幣的前景看法來影響數幣使用意愿，則稱對數幣的前景看法為中介變量。中介變量的檢驗方法是：第一步，檢驗對數幣的熟悉程度以及使用意愿的總效應a1；第二步，分別檢驗由對數幣的前景看法這一中介變量產生的間接效應b1和e1；第三步，檢驗對數幣的熟悉程度對數幣使用意愿的直接效應e2，如果系數e2顯著，則“部分中介”效應顯著。

為了驗證上述機制，本文構建了以下實證模型，檢驗對數幣熟悉程度、對數幣的前景看法及數幣使用意愿三者之間的邏輯關系：

其中，為被解釋變量，代表數幣使用意愿，采用是否已開通數幣、數幣支出占比及對數幣使用功能滿意度來衡量數幣使用意愿水平；代表居民對數幣前景的看法；為熟悉數幣與第三方支付的區別；為控制變量，包括年齡、性別、學歷、當前收入、預期收入等；為誤差項，相關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式（1）中系數表示熟悉數幣與第三方支付區別影響數幣使用意愿的總效應；式（2）中居民對數幣前景看法的系數和式（3）中熟悉數幣與第三方支付區別的系數的乘積表示對數幣的前景看法對數幣使用意愿的間接效應；式（3）中熟悉數幣與第三方支付區別的系數是加入中介變量后熟悉數幣與第三方支付區別影響數幣使用意愿的直接效應。

4.2 問卷設置及樣本情況

本文基于對福州市金融局的實地訪談以及對多家使用數幣商戶的調研設計問卷，內容主要包括：個人基本信息，如年齡、性別等；個人支付習慣及認知，如傾向使用的支付方式、移動支付平臺等；數幣使用情況，如開通數字錢包的原因、能接受持有數幣金額等；影響數幣使用因素，如應用場景拓展、使用滿意程度等。通過設計該問卷并下發回收，本文共收集了來自福州居民問卷557份，其中有效問卷546份。

4.3 變量設定

（1）被解釋變量：數幣使用意愿?？紤]到數幣使用意愿難以用具體明確的數據進行衡量，具體行為及其評價是意愿的最好體現，本文選用“是否已開通數幣”“數幣支出占比”及“對數幣功能滿意度”三個維度來度量“數幣使用意愿”的程度?！笆欠褚验_通數幣（A）”是居民對數幣接受度與知曉度的體現；“數幣支出占比（Proportion_DCEP）”是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對數幣使用度的體現；“對數幣功能滿意度（Satisfaction）”是居民對數幣在使用過程滿意度的體現，通過這三個維度可以較好地度量居民在使用數幣過程中的意愿變化。

（2）解釋變量：對數幣的熟悉程度（Cognition）。代表居民對數幣與第三方支付區別的熟悉程度，數值1～5分別表示不熟悉到很熟悉，均值為3.74，表明大部分受訪者對數幣與第三方支付區別相對熟悉。

（3）中介變量：對數幣前景的看法（Prospect）。對數幣前景的看法衡量了所選樣本中居民對數幣的未來預期，對應的問題如“您認為數幣的發展前景如何？”。評分區間為1～5分，1分代表居民對數幣發展并不了解，認為數幣沒有發展前景；2分代表居民對選擇何種支付方式并不關心，數幣發展前景較??；3分代表居民認為數幣沒有很大的發展前景，和第三方支付存在交叉重疊；4分代表居民認為數幣有良好的發展前景；5分代表居民認為數幣有較大的發展前景，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第三方支付和現金支付。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樣本中居民個人對數幣的前景預期較為樂觀，均值為4.05。

（4）控制變量：為有效觀測個人認知對數幣使用意愿的影響，還需要將可能影響個人對數幣前景預期及使用意愿的變量包括進來。根據相關研究，本文將個人特征納入控制變量，具體包括：年齡（Age）、性別（Gender）、學歷（Education）、當前收入（Income）、預期收入（E_income），變量說明及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5 實證分析結果與討論

5.1 基準回歸分析：數幣的熟悉程度對數幣使用意愿的影響效應估計

本文從“是否已開通數幣”“數幣支出占比”及“數幣使用功能滿意度”三個維度出發，分別衡量居民對數幣的知曉度、使用度及滿意度水平，進一步研究居民對數幣的熟悉程度對數幣使用意愿的影響，基準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模型1回歸結果顯示，對數幣的熟悉程度及學歷在1%統計顯著性上影響居民開通數幣的意愿，即居民對數幣與第三方支付區別的熟悉程度及居民的最高學歷對其開通數幣的意愿具有正向作用。居民對數幣熟悉程度每提高1檔，開通數幣的概率比將提高84.40%；受教育程度方面，居民的最高學歷每提高1檔，開通數幣發生的概率將提高90.10%，大部分高學歷者在日常工作與生活中對數幣的接受度與知曉度更高，更愿意通過數幣進行支付結算。這說明，居民對數幣的熟悉程度及其學歷對使用意愿具有重要影響。

由表2可知，模型2回歸結果顯示，對數幣的熟悉程度在1%水平上對數幣支出占比影響顯著，且與數幣支出占比呈正相關關系。這說明數幣熟悉程度越高，居民對數幣支出占比就越高，居民的熟悉度每提高1檔，數幣支出占比的概率隨之提高103.00%。當前收入對數幣支出占比的影響在10%的水平上顯著，但與數幣支出占比呈負相關關系，居民當前收入每提高1檔，居民對數幣支出占比的概率將降低16.70%，可能的解釋是當前數幣仍然不是居民的主要支付方式，隨著居民當前收入的提高，居民支付亦有所增加，數幣占居民的支出比重就有所下降，也表明數幣使用仍有待進一步推廣與普及。

由表2可知，模型3回歸結果顯示，對數幣的熟悉程度、性別、當前收入、預期收入均在1%的水平上對數幣使用功能滿意度影響顯著。其中，對數幣的熟悉程度及居民預期收入對數幣使用功能滿意度的影響均為促進作用，隨著居民對數幣熟悉程度的提高及預期收入的提高，居民對數幣使用功能的滿意度隨之提高?？赡艿慕忉屖?，現階段數幣推廣工作正如火如荼地進行，隨著居民對數幣了解程度的深入，加之居民對未來收入預期持續看好，進一步帶動居民使用數幣進行日常支付的行為及意愿，從而在日常使用過程中提高了居民對數幣使用功能的滿意度。女性居民對數幣使用功能滿意度的評價更傾向不滿意，可能的原因是女性對支付使用方面的要求更為嚴格。另外，居民的當前收入對數幣支出占比及數幣使用功能滿意度的影響均為負相關關系，表明高收入居民對支付手段的要求可能更高，導致其當前收入對數幣使用功能滿意度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

綜上，對數幣的熟悉程度與是否開通數幣、數幣支出占比及數幣使用功能滿意度均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表明居民對數幣與第三方支付區別的熟悉程度越高，則開通數幣人數越多，數幣支出占比及對數幣功能滿意度也將隨之提高，驗證了假設H1。另外，實證結果側面反映出居民對數幣的熟悉程度是衡量數幣使用意愿情況的良好指標。

5.2 數幣前景看法對數幣使用意愿的影響效應估計

本文使用Logit回歸模型檢驗數幣的前景看法對數幣使用意愿的影響效應，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居民對數幣的前景看法在1%統計顯著性水平上對已開通數幣、數幣支出占比及數幣使用功能滿意度均影響顯著，且均呈正相關關系，居民對數幣前景看法每提高1檔，概率分別提高41.00%、74.80%和121.30%。這意味著居民對數幣的前景看法會直接顯著影響居民使用意愿，居民對數幣前景持看好態度，將會提高其對數幣的信賴度及使用度，從而在日常使用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影響居民對數幣使用功能滿意度的評價，這一結論基本符合預期，假設H2成立。

5.3 數幣前景看法的中介效應機制分析

本文將數幣前景看法作為被解釋變量，對數幣的熟悉程度作為解釋變量，檢驗居民在熟悉度差異下對數幣前景看法的影響（見表4）。

結合表4實證結果可知，居民對數幣的熟悉程度和數幣的前景看法均對數幣使用意愿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符合中介效應的基本條件。由于對數幣的熟悉程度變量在回歸中仍通過了顯著性檢驗，由此判斷，對數幣的前景看法變量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對數幣的熟悉程度變量對數幣使用意愿的影響只有部分是通過對數幣的前景看法這一中間變量來實現的，表現為：居民對數幣的熟悉程度通過影響個人對數幣的前景看法從而間接影響數幣使用意愿，并產生顯著的正向作用。

5.4 中介作用檢驗結果分析

本文研究重點為居民數幣使用意愿影響因素，選用“是否已開通數幣”“數幣支出占比”及“對數幣功能滿意度”三個維度來度量“數幣使用意愿”的程度，因此檢驗中介效應時需對這三個變量分別進行逐步回歸。

第一，檢驗數幣的熟悉程度對是否開通數幣的中介效應。根據中介效應分析步驟，檢驗模型（1）中數幣熟悉程度對是否已開通數幣的估計系數a1是否顯著，a1=0.612，系數為正，且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意味著數幣熟悉程度對是否開通數幣具有正向作用，總效應顯著。另外，檢驗在納入數幣前景看法后數幣熟悉程度對是否開通數幣的直接效應e2是否顯著，回歸結果顯示，e2通過1%顯著性檢驗，而e1不顯著，此時需要做bootstrap檢驗，結果表明中介效應不顯著。

第一，檢驗數幣的熟悉程度對數幣支出占比的中介效應。根據中介效應分析原理結合實證分析結果，可以檢驗模型（1）中數幣熟悉程度對數幣支出占比的估計系數a1是否顯著，具體來看，a1=0.707，且通過1%統計顯著性水平對數幣支出占比影響顯著，系數為正，意味著數幣的熟悉程度對數幣支出占比產生正向影響，總效應顯著。隨后檢驗數幣的熟悉程度對數幣的前景看法b1的系數及在納入中介變量后對數幣的前景看法的直接效應e2是否顯著，回歸結果通過了1%的統計量水平顯著性檢驗。由此，在b1、e2同時顯著的情況下，無需做bootstrap檢驗。在此情況下，對數幣的前景看法通過對數幣的熟悉程度影響數幣支出占比的部分中介效應為34.81%（=0.390*0.631/0.707*100%），將對數幣的熟悉程度作為數幣使用意愿的影響渠道，對數幣的前景看法通過影響數幣支出占比進一步影響數幣使用意愿的中介效應成立。

第二，將數幣使用功能滿意度作為因變量進行中介效應檢驗。同理，先檢驗模型中估計系數a1是否顯著，總效應a1=0.772，回歸系數為正，且通過1%的統計量水平顯著性檢驗，意味著數幣的熟悉程度對數幣使用功能滿意度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在b1、e2顯著的情況下，無需做bootstrap檢驗。本文通過計算可得，對數幣的前景看法通過對數幣的熟悉程度影響數幣使用功能滿意度的中介效應為47.57%（=0.582*0.631/0.772*100%），此時中介效應為部分中介（見表5）。

綜上所述，雖然模型（1）檢驗結果不顯著，但是模型（2）和模型（3）均通過了1%的統計量水平顯著性檢驗，從總體上證明了數幣的熟悉程度對數幣使用意愿的影響在數幣前景看法的機制作用下存在部分中介效應。

6 結語

本文以第三批數幣試點城市——福州市為例，基于該市的實地調研結果，利用546份樣本數據分析影響數幣使用意愿的相關因素，運用中介效應方法構建了福州市居民數幣使用行為框架，針對數幣使用意愿進行深入研究分析。

影響數幣使用意愿的主要因素是用戶個人認知、學歷水平及對數幣的前景看法等方面。研究發現，居民對數幣的熟悉程度對其使用意愿的影響較為顯著，居民個人對數幣的熟悉程度越高，對數幣的使用意愿則越強；同時，居民個人越看好數幣前景，對數幣的使用意愿則越強。其中，居民對數幣的前景看法在對數幣的熟悉程度影響數幣使用意愿的機制中存在部分中介效應。同時，居民的學歷水平對數幣使用意愿的影響相對顯著，學歷水平越高，對數幣的使用意愿越強。因此，如果想要更進一步達成數幣推廣的目標，就需要打開大眾對數幣的認知窗口，強化居民對數幣的了解與認知。此外，總體來看，女性居民、收入更高的居民對數幣的要求更高，從而對數幣使用功能滿意度偏低，因此進一步調查女性及高收入居民在數幣使用上的具體訴求，無疑對數幣推廣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從數幣推廣所面臨的現實痛點出發，結合數幣特點并引入居民對數幣的熟悉程度變量，構建了綜合考慮影響數幣使用意愿因素的中介效應模型。此后，本文運用該模型解釋了用戶個人認知、學歷水平及對數幣的前景看法等因素對數幣使用意愿的影響，并為進一步認識居民數幣使用意愿、促進數幣推廣擴面，提出了加大宣傳力度、強化居民對數幣的了解與認知、進一步調查用戶訴求等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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