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碳”目標下中國“碳解鎖”發展研究

程 娜 桑一銘 李博文

近年來，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引領下，中國發展方式綠色轉型步伐加快，人均碳排放量逐年降低，美麗中國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與此同時，“雙碳”壓力日益加大［1］，對化石能源的過度依賴阻礙了低碳技術的擴散，“碳鎖定”問題對中國探索低碳化轉型與綠色發展路徑提出了嚴峻挑戰。國內學者基于中國國情與經濟發展的研究發現，中國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程度上沿著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化發展路徑前行，承接海外的高碳生產需求［2］，“碳解鎖”的實現將會是一個長期過程。國家宏觀經濟和區域政策調整等外部解鎖動力以及區域低碳技術擴散和產業組織發展等內部解鎖動力形成的產業解鎖框架可以有效促進碳減排［3］。 一般來說，“碳解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因碳排放造成的“技術—制度”鎖定問題，從而有助于實現對碳排放的解綁。 一方面，綠色技術革命催動的“碳解鎖”對開啟中國減排降碳的窗口期、早日實現“雙碳”目標具有促進作用［4］；另一方面，政府推行的解鎖政策有助于打破對化石能源燃料的依賴并降低碳排放量［5］。2022 年中國化石燃料消費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達82%，年消耗增速為2.9%。在經濟社會發展對能源價值鏈低端產品存在著嚴重路徑依賴的消費格局下［6］，通過碳相關技術演化與匹配制度等相關因素的協同作用破解“碳鎖定”，也即“碳解鎖”，不僅是中國從容應對氣候變化、如期實現“雙碳”目標的關鍵舉措，而且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一、理論機制分析

現代工業經濟中以碳基技術為核心的化石能源體系長期以來一直保持規模報酬遞增的態勢，這將引致越來越多體系之外的企業在市場利益的驅動之下加入高碳化石能源體系。 與此同時，相關聯的社會制度乃至社會行為也會逐漸在某種正向反饋機制的作用下與之相互錨定，最終形成穩定的“技術—制度”綜合體（techno-insti tutional complex）。在此情形下，綜合體中的任意部門都不會主動進行改變。因此，這種綜合體會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加強，并且在沒有外部干擾的情況下，阻礙一切影響其穩定的因素發展，諸如新能源技術等，最終導致整個社會經濟深陷高“碳鎖定”中難以自拔，造成低碳、可再生能源等低碳技術的創新困境。這種由于路徑依賴等因素，與碳基技術相互錨定，鎖定在以高碳化石能源為核心體系中的狀態，就是“碳鎖定”。與之相對，“碳解鎖”則是在破除“技術—制度”綜合體慣性的基礎上，從碳基技術、制度體制的替代或者低碳化轉型等方面實現“解鎖”的過程。目前中國已形成對碳密集的化石燃料能源系統的路徑依賴，亟須從“碳鎖定”以及末端碳治理狀況出發，從技術、經濟、制度和社會四個層面構建“碳解鎖”理論機制框架（見圖1），分析導致“碳鎖定”、抑制低碳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

圖1 理論機制框架

（一）碳基技術的路徑依賴

目前中國產業發展面臨諸多問題，以碳基技術和不適配制度為代表的綜合體的協同演化導致了“碳鎖定”，阻礙了低碳技術的更新迭代，從而造成了產業結構的低端鎖定［7-8］。一方面，綠色新興技術難以孵化轉換，技術效率低質化與低效化并存，致使各要素間的投入協調性失衡，阻礙了高效生產并導致碳排放強度上升［9］。另一方面，以碳基技術為路徑依賴、以全球價值鏈底部增長為內在邏輯的產業發展模式又往往招致高碳化、低質化的發展桎梏，加劇了產業結構低端鎖定［10］。此外，參與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循環勢必會導致被動分工與發展代價的梯度轉移，長期被鎖定在價值鏈低端產業和生產環節，難以實現產業躍遷，使產業發展陷入“貧困化增長”，加劇產業結構層面的“鎖定”與技術層面的路徑依賴。針對這種導致“碳鎖定”的碳基技術依賴，應采取斷絕性方法，替換整個技術系統，以實現低碳高新技術對碳基落后技術的迭代升級。對碳基技術的替代往往需要面臨“碳鎖定”環境中存在的落后碳基技術的排擠效應，因而在“碳解鎖”過程中更應增強綠色技術創新意愿，解決碳基技術依賴的“碳鎖定”問題。

（二）傳統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路徑依賴

面對氣候變化及國際社會的壓力，尤其是在“雙碳”目標的約束下，中國的減碳壓力日益加大，而慣常實行的傳統低碳經濟發展模式與硬性減排措施常伴隨一定的經濟代價。因此，如何打破對傳統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路徑依賴，平衡經濟增長與遏制碳源的矛盾，是如期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議題。 一般情況下，可采取技術創新、產業革命實現對傳統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替代。但由于對傳統碳基技術的路徑依賴，短期內攻克技術難題存在一定困難，經濟增長與碳減排之間在技術不變的條件下很難得到兼顧發展。因此，具有天然減排效應的碳匯經濟等新興產業的發展成為除技術創新之外的減碳選擇。 一方面，當下中國的碳源主要來自結構固化、被長期低端鎖定的第二產業，其轉型升級之路較為緩慢。 另一方面，不同于向大氣中釋放碳源，碳匯可以從大氣中吸收、固定二氧化碳，其生態功能帶來的碳減排可為以“碳源”為主要減排路徑的經濟主體提供一定的發展空間，進而釋放經濟增長動力。同時，以林業碳匯、海洋碳匯為主的碳匯產業，可通過產業鏈的延伸，帶動旅游業、碳匯交易市場、碳匯衍生品等上下游相關產業的協調發展，進而提升碳匯產業鏈的經濟價值?？梢?，傳統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并非牢不可破，可在技術創新、優化產業結構的基礎上，逐步拓寬低碳經濟發展思路，發展碳匯經濟等新興產業，助力實現“雙碳”目標。

（三）不適配制度的路徑依賴

除了來自技術層面的路徑依賴外，政府推行的不適配制度也會加劇“碳鎖定”的慣性作用，進一步擴大“碳鎖定”的影響深度與廣度。一方面，突破技術層面的路徑依賴需要增加科研公共品的投入［11］，針對不適配制度依賴導致的“碳鎖定”問題，應采用改造一定的部件或流程，持續提升制度的適配性。另一方面，目前制度層面的“碳解鎖”存在區域差異兩極分化的問題，不同地區政府環境規制能力不足影響著制度層面的“碳鎖定”與路徑依賴，制約著“碳解鎖”。地方政府環保支出的激勵不足構成現有體制下的碳減排困境，公共資金使用不合理也制約著低碳技術創新，這些以無效的減排激勵為代表的不適配制度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碳鎖定”［12-13］。為此，一要依托政府的環境規制能力對不適配制度進行調整，二要不斷完善技術創新激勵機制，并提供更有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營商環境和監督機制。此外，“碳解鎖”的長期性也要求存在一個穩定有力的決策主體在“碳解鎖”過程中對戰略決策與規劃負責，以實現“碳解鎖”。

（四）社會嵌入模式的路徑依賴

在“碳基技術—不適配制度”綜合體路徑依賴導致“碳鎖定”的過程中，往往在末端存在社會嵌入模式依賴，即“技術—制度”綜合體在正反饋機制下，會阻礙社會發展［14］。同時，這種成長于落后碳基技術的社會系統也會反過來強化“碳基技術—不適配制度”在社會中的統治地位，阻礙“碳解鎖”與“碳鎖定”的末端治理。而因“碳鎖定”過程中存在的碳基技術依賴、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依賴、不適配制度依賴以及社會嵌入模式依賴的相互強化，“碳鎖定”的末端治理往往會面臨復雜化、綜合化的問題。如，全社會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會促使人們在生活中更加注重節能減排；公眾低碳意識的提高以及公眾綠色消費、綠色生活方式的普及有利于“碳鎖定”末端治理的社會面推廣和降低末端治理成本；社會居民作為化石能源的消費者，其需求的增加往往會加強社會層面的“碳鎖定”嵌入程度，阻礙“碳解鎖”的實現。

基于此，為解決因碳基技術、傳統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不適配制度和社會嵌入模式的路徑依賴引致的“碳鎖定”問題，“碳解鎖”應從技術、經濟、制度和社會四個層面入手，遏制“碳鎖定”，實現“碳解鎖”。 因此，本文從“技術—經濟—制度—社會”四個維度，采用面板Tobit 模型考察“碳解鎖”的影響因素，并探討“碳解鎖”的策略。

二、“碳解鎖”指數測度

（一）測度模型

本文采用變異系數法和極差法為各個維度賦權，并對各指標標準化以消除量綱；采用歐幾里得距離法合成“碳解鎖”指數，以此來衡量“碳解鎖”水平，所涉及的公式如下：

其中，（1）式采用變異系數法確定各個子指標的權重，cvi為所求的變異系數，si為各項的標準差，為各項的均值；（2）式采用歸一化處理求得的變異系數，得到各維度各指標的權重ti；（3）式采用極差法對統計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ait為衡量指標實際統計數值，maxi為對應衡量指標歷年統計數據的最大值，mini為對應衡量指標歷年統計數據的最小值，pit為無量綱化處理后的各維度各指標的權重；（4）式與（5）式采用歐幾里得距離法合成“碳解鎖”指數CULIit及其相關子指數ULIit。顯然，0＜CULI＜1，且數值越接近于1，“碳解鎖”指數越大，表明“碳解鎖”水平越高、“碳解鎖”狀況越好。

（二）指標體系

“碳解鎖”的多維性和綜合性要求“碳解鎖”評估并非單純的某幾個指標的簡單相加。部分學者運用投入產出法［15］和實碼加速遺傳算法［16］等方法評估“碳鎖定”，對“碳解鎖”狀況進行間接描述。 基于前文對中國“碳鎖定”存在的路徑依賴的分析，本文從綠色技術（技術層面）、綠色經濟（經濟層面）、綠色制度（制度層面）和社會行為（社會層面）四個維度綜合衡量“碳解鎖”水平?！疤冀怄i”指數指標體系如表1 所示。

第一，從技術層面來看，碳排放強度的增長會導致綠色技術無效率并降低綠色全要素生產率［17］。而想要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降低碳排放，就必須推動新興低碳技術革新，破除碳相關技術鎖定。本文擬用綠色技術進步指數代表綠色技術解鎖水平中的綠色技術進步［18］，運用SBM-Malmquist模型，以2003 年為基期，通過測算2004—2021年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來衡量綠色技術進步指數。其中，投入變量選取各地資本存量、城鎮就業人員數和能源消耗總量，期望產出為地區生產總值，非期望產出為“三廢”。綠色技術解鎖中的綠色技術創新成果分別用綠色專利授權量與專利授權總量的比值、綠色專利授權率來衡量。

第二，從經濟層面來看，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往往在發展初期已經確定碳排放程度，因而難以在發展過程中再向低碳環保生產方式轉變，從而導致了“碳鎖定”現象［19］。相較于其他的經濟層面解鎖模式，以碳匯產業為代表的綠色產業可以有效避免經濟投入初期基礎設施建設中無意產生的碳排放，從而保證指標體系中綠色指標的純粹性。在考慮數據的可得性后，本文選取林業碳匯相關指標來衡量綠色經濟解鎖中的綠色產業發展，采用測算的森林碳匯量［20］、林業固定資產完成投資與全社會固定資產完成投資的比值、造林面積與地區總面積的比值來衡量綠色產業發展情況。

第三，從制度層面來看，個人或企業通常難以解決“碳鎖定”問題，若要徹底扭轉“技術—制度”鎖定，還需政府通過宏觀調控進行總體把握；而嚴峻的減排要求也需要政府通過市場機制對碳資源進行合理配置［21］。本文采用綠色GDP指數核算法，以北京市數據為基準，以測算出的中國各?。▍^、市）綠色GDP 數值來衡量綠色制度解鎖中的綠色宏觀經濟；綠色基礎設施用清潔能源發電量與總發電量的比值來衡量（清潔能源發電量=總發電量-火力發電量）；政府環境治理用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僅考慮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和工業污染源治理投資）與一般公共支出的比值來衡量。

第四，從社會層面來看，社會作為碳生產的主體，其行為與減碳息息相關［22］，碳排放影響因素中的能源結構離不開社會行為的選擇，綠化覆蓋和垃圾處理同樣也需要從社會行為上入手。本文采用市轄區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天然氣普及率來衡量社會行為解鎖中的綠色生態意識。

（三）“碳解鎖”指數測度結果

各?。▍^、市）“碳解鎖”指數測度結果如表2（下頁）所示?？傮w來看，當下中國“碳解鎖”發展存在三大問題：第一，區域“碳解鎖”發展不平衡。省際、各經濟區域之間及其內部“碳解鎖”發展不平衡，難以在全國范圍內形成合力。 第二，綠色技術解鎖作用未能得到有效發揮。綠色技術的研發創新能力與其創新成果的推廣迭代效應在全國層面依舊較弱，綠色技術發展較好的東部地區的解鎖程度也較低，難以從技術層面突破“碳鎖定”。第三，制度層面的“碳解鎖”水平在省域之間存在兩極分化趨勢，體現為以北京市為代表的東部地區綠色制度解鎖水平較高，其余地區綠色制度解鎖能力較弱，綠色制度解鎖存在較大的省際差異，難以有效遏制“碳鎖定”。以上均表明中國“碳解鎖”發展面臨較為嚴峻的挑戰，需對其形成原因進行細致分析。

表2 2021 年中國各?。▍^、市）“碳解鎖”指數測度結果

三、“碳解鎖”發展的影響因素

（一）模型設定與變量選取

基于理論機制分析，為研究“碳解鎖”發展的影響因素，構建如下模型：

其中，CULIit表示“碳解鎖”的發展水平，i、t分別表示省份和年份，controlijt為控制變量，εit為隨機誤差。核心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的指標選擇如下：

1.核心解釋變量

綠色創新意愿（GII）:本文采用綠色專利申請量與專利申請總量的比值來衡量綠色創新意愿。其中，綠色專利為國家知識產權局批準專利中的綠色專利數，包含廢棄物管理類、核電類、交通運輸類、能源節約類、農林類、替代能源生產類和行政監管與設計類中的部分專利。

產業結構（IS）：本文采用第二產業增加值的增長指數來衡量產業結構。

政府環境規制（EG）：本文采用各?。▍^、市）政府工作報告中出現“綠色”“低碳”“生態”“環境保護”詞頻的對數來衡量政府環境規制水平。

受教育程度（EDU）：本文采用大專以上學歷人數與總人數的比值來衡量受教育程度。

2.控制變量

人均能耗（EP）：本文采用能源消耗總量與總人數的比值來衡量人均能耗。

家庭規模（FAM）:本文采用平均家庭戶規模來衡量家庭規模。

減碳政策（POLICY）：2017 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加快建立綠色生產和消費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導向，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對此后的綠色發展模式與減排降碳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因此，本文設立減碳政策虛擬變量（POLICY），2017 年之前取0，之后取1。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3 所示。

表3 變量描述性統計

（二）回歸結果、內生性檢驗與穩健性檢驗

1.回歸結果

本文研究的“碳解鎖”指數的取值范圍是0～1，符合受限因變量Tobit 模型的特點；樣本數據采用全國30 個?。▍^、市）的面板數據；采用面板Tobit 模型進行回歸分析?；貧w結果如表4（下頁）所示。

表4 回歸結果

2.內生性檢驗

若不考慮內生性問題，直接使用面板Tobit模型進行回歸分析，所得到的回歸結果可能存在偏誤。本文內生性產生的原因主要在于產業結構與以“碳解鎖”發展為代表的綠色發展具有雙向因果關系［23］。產業結構對“碳解鎖”發展的影響主要在于產業結構固化導致的路徑依賴會造成嚴重的“碳鎖定”，阻礙“碳解鎖”；同時，“碳解鎖”發展到一定程度，也會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使其向低碳化、綠色化方向發展?；诖?，選擇產業結構調整的一階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進行面板IV-Tobit 檢驗。檢驗結果如表5 所示。

表5 內生性檢驗

進一步對工具變量的有效性進行檢驗，在第一階段回歸結果中，工具變量的回歸系數顯著?；貧w方程的F統計值為39.830，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檢驗。同時，弱工具變量檢驗中的Wald統計值為13.200，對應的P值為0.00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即工具變量的選擇是合理和有效的。利用工具變量進行內生性處理后，產業結構對“碳解鎖”發展具有負向影響，其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

3.穩健性檢驗

為保證結論的可靠性，本文通過縮小樣本空間和調整控制變量來進行穩健性檢驗。由于2020年“雙碳”目標提出后中國低碳發展步入新階段，因而本文將控制變量POLICY調整為2020年之前取0，之后取1；同時，本文還剔除直轄市的影響以縮小樣本空間進行穩健性檢驗。經過樣本區間縮小和調整控制變量后，仍采用面板Tobit 模型進行分析，回歸結果如表6 所示。

表6 穩健性檢驗

穩健性檢驗結果顯示，所有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正負號與原模型相同，且在5%或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傮w而言，穩健性檢驗仍然支持上文的結果。

（三）回歸結果分析

回歸結果顯示，納入全部控制變量之后，核心解釋變量在1%或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同時，除產業結構對“碳解鎖”存在負向影響外，綠色創新意愿、政府環境規制和受教育程度均對“碳解鎖”存在正向影響。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綠色創新意愿的回歸結果為正向顯著，即綠色創新意愿越強，“碳解鎖”水平越高，“碳解鎖”發展程度越好。綠色創新無疑是破除“高碳技術—不適配制度”綜合體引致的“碳鎖定”現象的途徑之一，也是實現“碳解鎖”的重要保證。 增強綠色創新意愿可以促進綠色技術創新，而開發使用清潔能源、實現能源革命、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都離不開綠色技術創新。因此，技術層面的綠色創新意愿增強有利于實現“碳解鎖”。

第二，產業結構的回歸結果為負向顯著，本文產業結構所使用的指標為第二產業增加值的增長指數，即第二產業增加值增長越快，“碳解鎖”水平越低。產業結構升級可以有效解決目前以第二產業為代表的產業結構固化問題，有助于推動綠色新興產業發展，減少經濟層面的路徑依賴。同時，以碳匯經濟為代表的綠色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對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推動各個產業尤其是第二產業可持續發展大有裨益。應進一步發展碳匯經濟，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破除原有傳統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桎梏，構建低碳發展新模式，助力“雙碳”目標如期實現。因此，經濟層面的產業結構越綠色化，“碳解鎖”發展水平越高。

第三，政府環境規制的回歸結果為正向顯著，本文政府環境規制所使用的指標為政府工作報告中出現“綠色”“環境保護”“生態”“低碳”等詞匯的頻數，即政府環境規制程度越高，“碳解鎖”水平越高。政府作為政策制度的制定者，是“碳解鎖”制度層面的解鎖主體，可以通過推動低碳政策與環境規制等機制倒逼污染企業和產業鏈向低碳化、綠色化轉型，促進產業綠色發展與結構升級。同時，企業的減碳行為與生產決策也需要政府通過政策手段發揮引導作用，推動企業內部綠色改革以實現“碳解鎖”。因此，制度層面的政府環境規制水平提高有利于實現“碳解鎖”。

第四，受教育程度的回歸結果為正向顯著，說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碳解鎖”水平越高。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會帶動社會低碳知識與節能環保意識的普及，有助于從消費端降低碳排放，從而實現“碳解鎖”。同時，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對“碳鎖定”的末端治理也有促進作用，有利于相關低碳政策的普及推廣，促進社會傾向于低碳行為，降低碳排放末端治理成本，以達成“碳解鎖”。 因此，社會層面的受教育程度提升有助于實現“碳解鎖”。

（四）異質性分析

本文將30 個?。▍^、市）分為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通過分析經濟層面、技術層面、制度層面和社會層面對不同地區“碳解鎖”水平影響的異質性，得到結果如表7（下頁）所示。

表7 回歸結果

由異質性分析結果可知，技術層面、經濟層面、制度層面和社會層面對“碳解鎖”的影響呈現明顯的區域異質性。具體來說，對于東部和中部地區，政府環境規制并未表現出顯著性。原因可能在于東部地區經濟較為發達，市場調節和政府引導的雙重作用較適合地區綠色發展，因而通過適配制度主導的“碳解鎖”紅利空間較少，政府環境規制對“碳解鎖”的影響并不顯著。對于西部地區，綠色創新意愿對“碳解鎖”的影響不顯著。這是因為，相較于其他地區，西部地區的綠色創新意愿較低，難以發揮綠色創新意愿對“碳解鎖”的促進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東北地區僅政府環境規制表現出了對“碳解鎖”的明顯促進作用，相較于其他區域，東北地區“碳解鎖”路徑選擇余地較小。原因可能在于，相較于其他地區，東北地區產業支柱大多為重工業，其產業結構更依賴于第二產業且轉型較為困難。此外，東北地區碳匯經濟發展緩慢，難以改變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因而并未在經濟層面表現出對“碳解鎖”的顯著性。同時，東北地區綠色技術解鎖水平低、綠色技術孵化能力較弱，且在綠色技術孵化的早期需建設較多基礎設施，一定程度上導致其難以從技術層面發揮“碳解鎖”作用。東北地區并未表現出社會層面的顯著性，這是因為東北地區自身受教育程度較高，通過受教育程度來提升社會低碳意識從而實現社會層面“碳解鎖”的邊際效益較低，同時，受限于地理和氣候條件，東北地區的社會能源需求長期維持在高位，難以通過降低維持生活所需的社會能源來實現“碳解鎖”。

四、結論與啟示

本文以2004—2021 年30 個?。▍^、市）的面板數據為基礎，通過構建“碳解鎖”指數指標體系，測度“碳解鎖”發展水平，并從技術、經濟、制度和社會四個層面對“碳解鎖”發展的影響因素進行系統分析，進而探討“碳鎖定”路徑依賴成因，尋求“碳解鎖”的可行路徑。研究發現，產業結構固化制約著“碳解鎖”，綠色創新意愿、政府環境規制與受教育程度可以促進“碳解鎖”。 為此，應把握“碳解鎖”的四個維度及其影響因素，促進綠色技術升級、技術體系調整優化，加快發展方式的綠色轉型。此外，應充分考慮“碳解鎖”發展的區域異質性，強化區域差異化解鎖機制。具體而言，應從如下方面著手：

第一，構建優勢互補、協調發展的區域差異化“碳解鎖”機制。應將“碳解鎖”發展切實融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實施過程中。 對于經濟較發達地區以及對政府環境規制依賴較弱的東部和中部地區，應著力推進環境基礎設施建設，鼓勵綠色創新，倡導綠色消費，以提升人民幸福感、滿意度為發展目標。 對于經濟欠發達地區以及對政府環境規制依賴較強的東北地區，應著力推動綠色技術的孵化研發與高新產業園區建設，以實現綠色產業的規模效應與集群效應；同時，依托東北地區的高受教育程度，加強“碳鎖定”末端治理，以求從社會層面實現“碳解鎖”。對于西部地區，應多措并舉：一要建立促進產業升級、綠色轉型的財政扶持機制，加大對基礎設施、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支持力度；二要提升政府環境規制質量與力度，重點依托以政府為主體的基礎動力系統推動制度層面的“碳解鎖”發展；三要深入推進能源革命，發展新能源汽車等綠色產業，力求在社會行為層面扭轉對傳統化石能源的依賴。

第二，打造“多主體—多路徑”的區域綠色治理體系?！疤冀怄i”及其影響因素表現的綜合性、復雜性與異質性，要求綠色治理將各地區“碳解鎖”發展特征納入考量。 一方面，在治理體系的構建上，應在保障政府環境規制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有效調動社會主體力量。 提升政府環境規制強度，設立“碳解鎖”專項資金，合理引導政府資金流向有利于“碳解鎖”的產業和行業；積極推動現代化綠色產業轉型，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與法治中國建設，加快建成“碳解鎖”政策支持體系。在資金引入、技術研發、政策出臺等方面進行合理規劃，構建一個集“政府—市場—社會”于一體的區域綠色治理體系。另一方面，重點圍繞不同地區資源稟賦、產業基礎、居民風俗習慣，抓住“碳解鎖”不同維度的發力主體，探索涵蓋多方面、多方位的“碳解鎖”路徑，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協同機制。東部地區應發揮其企業綠色技術研發優勢，通過企業綠色轉型帶動產業綠色發展；其他地區應把握政府引導的政策制度優勢，通過政府政策與財政引導來帶動其他市場主體破除路徑依賴，從而實現“碳解鎖”。

第三，加快實現關鍵綠色核心技術突破與孵化，推進綠色技術革新。一方面，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的原則，將綠色技術創新引入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不斷開辟低碳經濟發展的新領域新賽道，塑造低碳經濟發展的新動能新優勢。重視綠色理念的基礎教育和宣傳，加大科學技術與教育中的綠色創新要素，加強青少年科學興趣引導和培養。大力弘揚新時代科學家精神、工匠精神，提升對綠色技術研發及人才的支持力度，完善試錯容錯糾錯機制，推進綠色領域的產學研一體化進程，從技術層面和社會層面促進“碳解鎖”發展。另一方面，鼓勵綠色技術更新迭代，推動相關產業綠色技術革新以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對于綠色技術發達的東部地區，應加速孵化普及綠色技術，形成綠色產業鏈，打造綠色產業園區；對于綠色技術欠發達的地區，應放大學習效應，構建區域間綠色技術結對幫扶機制，通過互相汲取優秀經驗，促進綠色技術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