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結構、資本運行效率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

張翔宇 謝賢君

一般認為，一國或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驅動力量來自要素稟賦、政府經濟規制行為、貿易開放程度、制度質量和雙邊投資協定等。一方面，金融體制的不斷優化，推動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而優化金融體制的關鍵在于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其方式是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另一方面，資本運行效率作為衡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科學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指標，是影響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決策行為的關鍵因素，也是影響對外直接投資效率的核心要素。不同的金融結構往往表現出在金融資本形成效率、配置效率和產出效率方面的差異。如果一國的金融結構失衡，就會對該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產生不利影響，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中，企業“走出去”更加容易受到外源融資不足和價值鏈科層治理模式的制約，很可能導致其被“鎖定”在低對外直接投資效率的環節。

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是金融發展的基礎，也是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1-2］。對外直接投資是一國企業通過跨國生產和經營活動所形成的國際間資本轉移，其實質是實物資本和金融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跨國使用與配置，對外直接投資最為核心的要素就是資本，與資本流動密切相關的是一個國家的資本運行效率，而資本運行效率又與該國的金融結構息息相關。因此，如何優化金融結構，即發展什么樣的金融結構，如何發展這種金融結構，才能使金融資本高效地傳導至實體經濟，從而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提高資本運行效率，為提高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效率和推動對外直接投資提供可持續的、穩定的驅動力，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提供強大支持，是當前急需深入探討的話題。

一、相關文獻綜述

20 世紀60 年代，隨著金融體系迅速拓展和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金融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愈加突出，金融資產成為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1969 年，Goldsmith 開創性地提出了“金融結構理論”［3］。關于金融結構理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探討上，主要包括以下四種論斷：一是銀行主導型金融結構論。如Allen& Gale 認為，銀行主導型金融結構能夠充分發揮儲蓄投資轉化功能、企業監督功能以及風險管理功能，進而有利于緩解企業融資約束，推動經濟增長［4］。二是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論。如Levine 認為，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可通過提高信息透明度、分散市場風險、降低信息不對稱，為創新型、高風險的行業提供資金支持，推動技術進步，最終促進經濟增長［5］。三是最優金融結構論。如林毅夫、章奇、劉明興認為，同一發展階段下不同區域的金融結構不同，同一區域不同發展階段的金融結構也存在不同［6］。四是金融結構無關論。如Merton & Bodie 認為，經濟發展與金融結構演變無關［7］。

然而，關于金融結構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研究相對較少。陳琳、朱一帆認為，間接融資規模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顯著促進作用，而直接融資規模的作用并不明顯。同時，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規模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存在明顯的區域異質性［8］。 景紅橋、王偉指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受到東道國金融體系顯著的影響，市場主導型的東道國金融體系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更具有吸引力［9］。 陳曄婷、朱銳指出，我國金融結構顯著促進對外直接投資，以對外直接投資為國際化的核心路徑能夠有效推進國內金融結構的變遷和發展，催化中國金融體系由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向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轉化的進程［10］。楊棟旭、于津平指出，金融市場化顯著促進企業對外直接投資［11］。綦建紅、馬雯嘉的研究表明，東道國金融結構越是趨向于市場主導型體系，緩解中國海外投資不足的程度越顯著［12］。

綜上所述，既有研究闡述了金融結構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雖然研究方法、研究視角、研究側重點不同，但主流觀點一致認為趨向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有利于對外直接投資，這為學術界后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和經驗支撐，也為本文厘清金融結構、資本運行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提供了基礎。但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研究未從機制方面進行深入探究。有鑒于此，本文試圖通過從理論機制上剖析金融結構如何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并運用2003—2021 年省級面板數據，對上述理論分析進行實證檢驗，從而實現對上述問題較為全面的解答。本文問題的解決有助于啟發我們如何發揮這種金融結構的重要作用，更加積極推動和支持企業“走出去”，這或許更具有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

二、理論機制分析

不同的國家具有顯著的金融結構差異。一般認為，傾向于銀行主導型的金融結構在物質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經濟體中更具優勢，而傾向于市場主導型的金融結構在知識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經濟體中更具優勢。提高資本形成效率是提高資本配置效率和資本產出效率的前提條件，只有降低資本形成過程中的損耗，才有可能提高資本形成效率，增加資本形成規模。同時，資本向高生產率、高收益率的企業流動，可促使原資本配置平衡狀態向非平衡狀態轉變，資本配置狀態的轉變也直接影響到了企業生產過程中的利潤最大化問題。當資本配置到高生產率、高收益率的企業或部門時，其相對應的資本產出效率也會提高，企業或部門的利潤也會增加，這會進一步吸引資本的投入和分配，資本的逐利性會促使資本向這一企業或部門流動。據此，可以判斷的是，資本是金融結構推動對外直接投資中的主要力量，資本運行是金融結構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的關鍵環節。 為此，有必要從金融結構傾向于銀行主導型與傾向于市場主導型兩個方面識別金融結構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的內在邏輯。

（一）資本形成效率機制

不論在初始階段，還是在發展階段，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都面臨融資約束問題。金融結構優化為解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面臨的融資約束提供了可能，進而有利于提高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資本形成效率。

1.銀行主導型金融結構視角的分析

中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可能基于創造性資產尋求動機，也可能企圖真正獲得并吸收利用國外的創造性資產、管理經驗、技術水平等，從而提升本企業的生產率。在對外直接投資初始階段，企業需要大量資金，包括確定投資項目、明確投資方式，這都對其融資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戰，同時，企業還需預付大量的固定成本，這也就意味著這類企業不大可能通過企業內部融資來解決前期所有預付成本，而是更多地需要進行外源融資。企業進行對外投資面臨更多的投資成本以及更長的投資周期，使得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固定成本和可變成本變得更大，企業更需要獲得外部資金的支持。企業通過對外投資獲得來自東道國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科技創新、知識體系等，同時也需要更好地學習、吸收這種逆向溢出的具有正向外部性的新技術、新經驗、新知識等，這一系列學習吸收活動都需要大量的資金予以支持。此外，還有競爭與仿效方面的融資需求。解決這一系列融資問題的主要方式是通過企業內部和企業外部融資獲得資金支持，而企業外部融資的關鍵在于銀行中介提供的資金。銀行主導型金融結構通過提高儲蓄投資轉化率，進而提高金融資本形成效率，緩解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初始階段所面臨的融資約束難題，從而增加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推動企業對外直接投資。

2.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視角的分析

企業在對外投資活動過程中，也會面臨融資約束問題。第一，企業面臨人力資本積累方面的融資需求。在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過程中，企業員工積累了一定的實踐經驗，一方面，可推動企業更好更快地吸收新知識、獲取新技術；另一方面，也可推動企業實現先進管理經驗的可復制可借鑒。企業員工作為實現外來技術、經驗、知識轉移轉化的重要載體，需要大量資金予以支持，而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可為支撐這種載體提供資金便利性。第二，在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企業對較高資本密集型產業、較高風險技術創新項目進行投資時，往往面臨較大規模的融資需求，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可借助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的力量通過提供多樣化的金融工具將分散的投資者資金提供給企業，可有效解決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這類投資所面臨的長期的、大規模的資金需求問題。第三，與國內企業相比，跨國企業在海外東道國投資的金融合同可能面臨更大的違約風險，資金借款方難以有效監督金融合同的執行是否到位，為防范這種道德風險所帶來的資金違約損失，投資者也往往要求跨國企業必須提供抵押物以保證金融合同正常執行。但資金抵押物在收集和變現過程中必定會產生交易成本，而有限的抵押物限制了企業外源融資的規模和效率，進而導致企業融資約束，這顯著阻礙了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從而限制了企業向國際市場的擴張。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不僅可通過降低金融契約不完備性和交易成本，進一步緩解這類融資約束以及信貸資源扭曲問題，而且可通過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投資者獲取企業經營者的信息成本，進而提高企業對外投資項目融資能力，推動企業快速“走出去”，擴大海外市場規模，從而提高對外直接投資效率?？梢?，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可通過提高金融資本形成效率，進而緩解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所面臨的融資約束難題，尤其是解決不同風險偏好的企業資金短缺問題，推動企業對外直接投資。

（二）資本配置效率機制

資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不僅能夠顯著提升企業生產率和企業創新水平，而且能夠促使資本在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業與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中配置，能夠促使資本在模仿改良程度高和自主創新程度低的產業與高新技術和自主創新能力強的產業中流動，從而有利于引導資本在產業、行業和企業間進行優化配置，促進企業對外直接投資。

1.銀行主導型金融結構視角的分析

其一，銀行中介具有信息收集、甄別優質項目、降低交易成本等優勢，通過將優質的、分散的信息進行集中整合、歸類、甄別、評估、利用和實踐，進而細分行業、細分類別地將資金配置到企業最具潛力、最具收益的對外直接投資項目中，幫助企業識別了解最具前景的對外直接投資項目，有利于促進企業增加產品出口和擴大海外市場規模，進而提高對外直接投資效率，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其二，銀行中介向模仿改良程度高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配置資金，可促進先進的技術、知識、管理經驗等由發達國家向中國擴散、溢出，進而間接推動企業創新能力和創新水平的提升，推動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更好地“走出去”。其三，銀行中介能夠有效監督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生產經營狀況，促使企業不斷調整經營策略以改善企業治理環境，同時還避免了一定程度上的逆向選擇風險，解決了因直接簽訂貸款合同而出現的一系列風險，也提高了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積極性?？梢?，金融資本在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的優化配置，一方面可促使這類跨國企業利用優勢項目、優勢產業在更多的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進而擴大企業海外市場規模，達到利用更多金融資源來增強企業資源配置能力的目的；另一方面可促使跨國企業在對外擴張時降低生產經營管理成本，特別是降低因外部市場資源分配機制不完全而導致的交易成本，進而提高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效率。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經濟轉型發展過程中，一直伴隨著金融抑制現象，即存在利率管制、所有制歧視以及資本市場嚴格準入等問題，這不僅容易導致政府干預信貸資金流向，優先向國有企業提供信貸資金，而且容易致使銀行中介出現壟斷。一方面，政府干預信貸資金流向，容易導致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的融資方式單一，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創新性活動的融資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再加上銀行偏向于將資金提供給那些成熟型或獲利能力較強的產業或企業，使得金融資金難以配置到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創新活動中，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另一方面，銀行中介為了保持對金融資金的謹慎性，更傾向于對高資本密集型產業、高風險技術創新項目提供短期流動性貸款，以實現其有限度的期限轉換。再加上銀行中介壟斷性增強，金融抑制程度進一步加劇，致使資金成本容易受到人為干預，引發信貸尋租行為，進而加劇信貸市場扭曲程度。同時，銀行中介也會因企業所有制歧視而擠出私人部門信貸資金，這會進一步阻塞正規融資路徑和渠道，加劇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融資約束，擴大信貸市場扭曲程度，進而增加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創新行為的融資成本。信貸市場扭曲限制了金融資本在企業之間的自由流動，阻塞了金融資本向對外直接投資效率較高、創新能力較強的企業流動的渠道。此外，信貸市場扭曲也使得價格信號作用難以發揮，信貸市場無法有效發揮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功能，降低了金融資本在企業之間的配置效率，很容易抑制企業對外投資效率。

2.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視角的分析

（1）提高資本配置效率

一是優化風險分散管理機制。在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下，金融服務模式與工具不斷創新，有利于投資者在符合自身風險偏好的條件下選擇金融資產組合，提高不同風險承受能力的投資者對風險的承擔能力，進而有助于優化風險分散管理機制，提高金融資本配置效率。

二是提高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信息效率。資本市場作為金融資本配置和生產要素流動的重要載體，在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下可加快資本市場的發展，進而顯著提高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信息完備性和有效性，促進信息效率提高。而信息效率的提高，意味著資本市場定價能力的提高、資本有效性的提升，即擁有越高的信息效率，股票價格越能夠更加真實反映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信息，從而增強資本市場的價格信號作用機制，有助于實現資本市場的金融資本最優配置功能。

三是提高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信息披露能力。發達的金融市場，有助于推動金融市場向完全有效性進步，這不僅可進一步增強資本市場的企業披露信息能力，如宏觀信息、行業信息披露治理水平得到進一步提升，尤其是企業異質性信息也將得到進一步完善，而且可進一步完善資本市場法律監管體系和公司治理體系，降低上市企業信息隱瞞概率，增強股票價格反映企業信息能力，提高資本市場的資源配置能力，進而提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市場有效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需要解決包括特有風險信息、內部控制信息、財務信息、代理問題等多個方面的市場有效性，而發達的金融市場則可通過提高信息效率等方式提高市場有效性。具體來看，其一，特有風險信息包括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所在東道國的經濟發展狀況、社會治理情況、政治風險、市場風險、安全風險、金融風險等方面，金融市場通過高質量的信息披露，促使企業披露而非隱瞞與企業未來生產經營活動密切相關的特有風險信息及應對措施，提升企業信息透明度，提高識別潛在風險事項的能力和投資者市場反應能力，進而減少不確定風險程度，提高融資能力，降低權益資本成本。其二，企業良好的內部控制信息環境有助于增強投資者的信心和積極性，在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下，可有效傳遞企業內部控制質量的信號，有利于提升企業披露內部控制的能力和應對內部控制缺陷的積極性。其三，金融市場的發展會促使企業改善財務信息報告質量，降低企業對負面消息隱瞞的概率。這不僅有利于減少財務重述行為、降低消極的股票市場反應程度、降低投資者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降低融資成本、減少投資者訴訟的可能性，而且有利于提高股價的信息含量和效率。其四，金融市場活力的增強，會積極引導企業參與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促使更多的企業響應這一“走出去”信號，這不僅有利于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形成規模經濟，促進企業經營業績的增長，實現自身價值最大化，而且有利于企業積極利用當前的政策紅利和投資機遇，將高效率的財務資源投放到海外投資市場，進而顯著降低公司內部代理沖突。此外，金融市場的發展還會提高跨國企業財務資源配置效率，降低管理層與股東之間的代理成本，減少企業對具有高對外直接投資效率的財務資源的不合理侵占行為，從而提高資本配置效率。

（2）提高跨國企業生產率

在實踐中，中國企業進入東道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包括跨國并購和綠地投資兩種，前者是跨國企業直接兼并海外已存在的企業，基于東道國目標企業的資源和優勢進行整合，進而控制并購企業技術、研發、營銷網絡和品牌等方面的資源和優勢，從而獲得收益以服務海外市場，這也是獲取東道國資源最有效的方式；后者是在國外新設新的企業，利用東道國生產要素來獲取資源和優勢，進而形成新的生產力。無論何種形式的對外直接投資，都要求跨國企業具有較高的生產率優勢、技術創新優勢和資本優勢。包含企業技術、研發以及管理能力在內的可隨著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而轉移的優勢就是可轉移優勢，在跨國企業中集中體現為生產率和技術創新，也表現為跨國企業規模和資本密集方面。一般認為，生產率較高、規模更大、資本更密集、創新能力更強的企業更傾向于對外直接投資。特別地，與綠地投資相比，跨國并購需要更多的成本以支付并購資金、資產整合和管理協調等支出，這要求跨國并購的企業具有更高的生產率優勢、技術創新優勢和資本優勢等方面的可轉移優勢。依賴于特定市場的銷售網絡、進入渠道和產品品牌忠誠度等不可轉移資源優勢的跨國企業更加傾向于選擇綠地投資方式，進而進入海外市場，其無須支付股權收購、后續資產整合和企業協同等沉沒成本，但固定成本和市場成本相對較高，面臨的市場不確定性風險也更高。因此，中國企業跨國并購主要基于資金、生產成本和市場進入優勢，目的在于獲取國外企業的技術、研發和銷售渠道等優勢資源?？鐕髽I無論是選擇綠地投資還是跨國并購，都對企業生產率提出了較高要求。

一是增強跨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 企業選擇跨國投資決策存在生產率的“門檻效應”，即同一行業內生產率最高的企業選擇境外直接投資，提高企業生產率的重要條件則是研發投入和人力資本，而發達的金融市場則可為增加企業研發投入和提升人力資本提供保障。在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下，金融市場在價格發現、信息公開等方面具有優勢，可通過提高金融資源市場化配置能力，將更多的金融資源配置給技術創新能力較強、競爭能力較強的跨國企業。其原因在于這類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具有較強的生命力，也具有獲取技術資源進行長期發展的動機。在國內經濟發展程度較低時，技術水平較低，創新能力不足，對外直接投資可使企業獲取技術的正外部性。為達到使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獲取技術資源的目的，增加金融資源的融資支持是必要選擇。特別是，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進行創新面臨不確定性的概率往往較高，這不僅表現在研發技術失敗的可能性，而且表現在研發成功后技術難以應用于企業生產，這兩方面都會給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在依靠金融市場強大資金支持的前提下，可將投入水平高、收益水平高、風險水平也高的項目轉移到不同的投資主體，實行聯合創新，避免創新“鎖定效應”，進而提高企業生產率水平。

二是提高跨國企業信息傳遞速度。在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下，金融市場的發展所帶來的信息效應，不僅加快了信息在跨國企業之間、對外直接投資項目之間的傳播速度，而且加快了信息、知識與技術在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的融合速度，從而使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創新成果能夠更好更快地向跨國企業轉移轉化，推動跨國企業生產率的提升。

三是提升跨國企業應對經濟不確定性的能力。高生產率的企業面對經濟不確定性增加時更具有競爭優勢，由于擁有足夠高的企業生產效率可進行相應的生產經營策略調整以應對潛在市場和環境的風險，因而提升跨國企業生產率可提高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應對宏觀經濟不確定性的能力。

（三）資本產出效率機制

對外直接投資過程實際上是投資者為追求利潤最大化而進行跨國投資決策的過程，投資者必須以投資成本和預期收益作為跨國投資決策的參考依據。一方面，較低的資金機會成本可顯著提高對外直接投資水平，在預期收益一定的條件下，跨國企業在投資國能夠以較低的成本獲得對外直接投資所需的足額的資金，就會形成相對于其他國家的投資者更多資金來源渠道的比較優勢；另一方面，較高的預期收益也可顯著提高對外直接投資效率，在投資成本一定的條件下，投資者在跨國投資過程中在東道國能夠獲得較高的跨國投資預期收益，就會形成相對于其他國家的投資者更多預期收益的比較優勢。

1.銀行主導型金融結構視角的分析

在發展初期，中國企業本身實力較弱、對國際化運作涉入尚淺、對外直接投資經驗也較少，其面臨比較大的風險。一方面，銀行中介憑借其風險管理優勢，當企業難以準確全面預測投資項目風險與收益時，依托專業的銀行中介進行投資咨詢，有助于識別投資項目的風險與收益情況。特別是，銀行中介對于企業信貸資金的運用具有較強的專業化監督能力，能夠對資金的使用流程進行一定的監控，促使資金流向風險與收益相對合理的項目，有利于企業篩選最適宜的投資項目，提高投資回報率。另一方面，銀行中介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優勢，這間接提高了資本回報率，有利于縮小企業資本回報率與資本邊際收益之間的差異。但值得注意的是，銀行中介也要求較高的資金流動性，這導致了較短的資金回籠周期，有可能進一步約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獲得銀行中介信貸資金的使用周期，而這很可能會顯著縮短企業產品在海外市場的存續時間，不利于提高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投資回報率。

2.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視角的分析

在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下，一方面，金融市場能夠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相關活動提供各類風險轉移、風險分散和風險補償的金融工具和金融產品。金融市場可提高對對外直接投資項目的識別能力，以及提升對市場信息的分析和處理能力。比如，投資者傾向于分散投資風險、避免收入稟賦風險沖擊，而在金融市場發達程度較高的國家，金融市場擁有豐富的金融衍生工具，能夠有效降低金融風險對企業或投資者的沖擊，同時投資者也可通過多樣化保險達到應對風險沖擊的目的，在金融市場發展水平較高的環境中，投資者傾向于持有較高風險、較高收益的資產，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投資回報率。另一方面，金融市場通過價格信號、信息透明度等優勢降低了市場交易成本，從而提升了資本產出效率，將促使企業尋求進一步提升資本回報率的動機，形成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推力”。 此外，隨著未來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戰略性新興產業戰略地位提升、經濟對外開放層次和水平不斷提高，金融市場提供的金融服務變得更加重要。 比如，金融市場不僅可從多角度、全方位對企業進行生產經營激勵，而且促進了企業管理報酬與企業經營績效掛鉤，推動了公司治理能力建設，增強了對外直接投資激勵，提升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經營活動的利潤，從而提高了對外直接投資效率，推動了對外直接投資。

實質上，銀行主導型金融結構或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體現了市場經濟體制下不同金融結構安排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金融服務的過程。具體可歸納為金融結構通過提高金融資本形成效率機制、資本配置效率機制和資本產出效率機制，增加出口產品和擴大市場規模，進而提高對外直接投資效率，促進對外直接投資。

三、實證分析

（一）模型構建、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

1.模型構建

金融結構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準方程如下：

其中，OFDIit表示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水平，fsit表示金融結構表示其他控制變量，α、ρ 分別表示金融結構和其他控制變量的系數，εit表示誤差項，i表示省份，t表示時間，μi表示個體固定效應，υt表示時間固定效應。

為進一步識別金融結構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資本形成效率、資本配置效率與資本產出效率的間接路徑，本文構建如下檢驗模型：

2.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

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反映了對外直接投資的長期歷史積累，能夠刻畫其滯后性，也更具有穩定性。本文根據研究的需要，以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反映對外直接投資（OFDIit）。

（2）核心解釋變量

金融結構反映了金融體系內各種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的比例和相對構成。本文從金融結構相對規模（fs-size）、金融結構相對活力（fs-activity）和金融結構相對效率（fs-efficiency）三個維度來衡量金融結構。具體表達式為：金融結構相對規模=股票市場總市值/金融機構信貸余額；金融結構相對活力=（股票市場總交易量/GDP）/（金融機構貸款/金融機構存款）；金融結構相對效率=（股票市場總交易量/GDP）×［金融機構凈利潤/（金融機構貸款+金融機構存款）］。

（3）中間變量

一是資本形成效率（kform）。根據杜思正、冼國明、冷艷麗［13］的計算方法，資本形成效率（kform）用固定資本形成總額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的比值表示，當該比值越小時，對外直接投資轉化為資本的損耗越大，表明投資轉化為資本的效率越低；反之，當該比值越大時，對外直接投資轉化為資本的損耗越小，表明投資轉化為資本的效率越高。

二是資本配置效率（kdist）。為充分考慮區域間產品、要素市場化進程差異，避免在要素市場發育程度低的區域因產品市場化進程快于要素市場化進程而導致產品、要素市場同總體市場相對扭曲程度會被抵消的情況，更好地反映區域要素市場隨時間的變化程度，本文借鑒戴魁早、劉友金［14］的研究方法，選擇標桿分析法的相對差距指數衡量區域市場要素扭曲程度，即：

其中，PMit、maxPMit分別表示要素市場發育程度指數和要素市場發育程度最高值，PMDit表示市場要素扭曲程度，取值范圍為0～1。要素市場發育程度指數來自樊綱等編制的《中國市場化進程指數報告》中的指數。

三是資本產出效率（kout）。為進一步考察新增資本的產出能力，避免資本產出效率平均值概念，根據杜思正、冼國明、冷艷麗［13］的研究思路，運用新增一單位資本存量所能創造的產出量作為資本產出效率的代理變量，即資本產出效率用地區實際生產總值增加量與地區實際資本存量增加量的比值表示。

（4）控制變量

本文設置了如下控制變量：政府干預（gov），為反映政府對企業的控制程度，采用國有企業所有權比例表示政府干預度；自然稟賦（nature），采用電力消費數據作為能源消費指標，進而反映自然資源稟賦；市場化進程（market），以樊綱等編制的《中國市場化進程指數報告》中的市場化指數作為市場化進程指標；人力資本水平（edu），以地區人均受教育年限來衡量人力資本水平；貿易開放度（trad），以進出口貿易總額占GDP 的比重表示貿易開放度；城鎮化水平（urban），以各地區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表示城鎮化水平。

3.數據來源及描述性統計

本文以全國30 個省份作為研究對象，一方面，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將研究樣本的起止時間設定為2003—2021 年，另一方面，考慮到西藏自治區樣本數據缺失較多，暫未將其納入研究樣本之中。從分變量類型來源來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數據來自《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金融結構測度的相關數據來自Wind 數據庫；控制變量相關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新中國六十五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國市場化進程指數報告》以及CNKI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庫等。各個變量的均值、最大值、最小值、標準差等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 所示。

表1 相關變量描述性統計

（二）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1.整體回歸結果分析

本文首先運用方程（1）檢驗全樣本中金融結構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具體回歸結果如表2（下頁）列（1）、（2）所示。整體回歸結果表明，金融結構對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回歸系數為正，且至少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金融結構顯著促進了對外直接投資。在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下，金融市場能夠提供多種多樣的風險管理工具、靈活多變的金融服務，進而豐富和完善金融市場的金融產品和服務供給，拓寬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資金來源渠道，提高企業資金的可獲得性?，F階段，中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產業結構升級加快，地區、行業的融資需求更為旺盛，因而更需要直接融資作為有力補充，發揮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的優勢，推動對外直接投資。

表2 金融結構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基準模型回歸結果

這里就控制變量的影響分析如下：一是政府干預。政府干預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政府干預對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 一方面，政府干預可增強對外直接投資內部推動力，體現出政府干預的“促進效應”；另一方面，政府干預也會通過控制企業決策層和審批企業投資申請兩個路徑來約束和限制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體現出政府干預的“抑制效應”。整體上，政府干預所產生的“抑制效應”大于政府干預所產生的“促進效應”，從而表現出政府干預顯著抑制了對外直接投資。二是自然資源。自然資源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自然資源對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三是市場化程度。市場化程度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市場化程度對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四是人力資本水平。 人力資本水平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人力資本水平對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顯著促進作用。五是貿易開放度。貿易開放度的系數為負，說明貿易開放度對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抑制作用。六是城鎮化水平。城鎮化水平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城鎮化水平對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顯著促進作用。

2.分階段回歸結果分析

（1）2007 年以前樣本的回歸結果

運用方程（1）檢驗2007 年以前樣本中金融結構對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影響，具體回歸結果如表2 列（3）、（4）所示。 2007 年以前樣本回歸結果表明，金融結構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當納入控制變量之后，金融結構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說明金融結構對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赡艿慕忉屧谟冢?007 年以前，金融結構趨向于銀行主導，對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一方面，改革開放后，中國現代化企業發展歷史較短，對外投資經營管理起步比較晚，經驗也不足。同時，此階段主要以國有大型企業為主，民營企業相對較少，且民營企業資金普遍較弱，力量也相對單薄，再加之民營企業在風險管理能力方面較弱，因而在對外投資過程中進行資金融資往往面臨較高的壁壘。另一方面，企業投資時籌集資金可通過企業內部進行內源融資，也可以通過企業外部的股權、債權進行外源融資。與發達國家的海外發債、換股、海外上市等多重方式進行融資相比，這一階段中國企業進行對外投資的融資方式比較單一，仍然依賴自有資金、銀行貸款等方式。不僅如此，在利率市場化改革之前，雖然包括資本市場、債券市場、金融衍生品市場在內的金融市場發展迅猛，但仍未改變這一階段以銀行主導型金融結構為核心的金融結構，而在此階段，企業進行融資的途徑仍然是以大型銀行的儲蓄—投資轉化機制為主要渠道，這一途徑使得金融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金融抑制導致不同類型的企業在投資時面臨不同的融資成本，對于大型國有企業來講，由于其具備一定的規模、經營實力、風險管理能力等，較為容易獲得以銀行主導型金融結構的貸款融資，國有大型企業擁有充足資金而具備“走出去”的能力。對于大部分民營企業來講，因大量資金流向國有產業部門或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難以獲得足夠融資資金，導致民營企業在對外投資企業中的占比較低。

（2）2007 年以后樣本的回歸結果

運用方程（1）檢驗2007 年以后樣本金融結構對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影響，具體回歸結果如表2 列（5）、（6）所示。2007 年以后樣本回歸結果表明，金融結構對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金融結構顯著促進了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即金融結構趨向于市場主導型對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赡艿囊粋€重要解釋為：一方面，經濟持續發展與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帶來了儲蓄資源的增加，降低了對銀行主導型金融結構吸納儲蓄的要求，金融結構的主要任務轉向保障金融結構安全與金融穩定，現有的稀缺的金融資源能得到更合理的配置，更多地分配到技術含量高、產業價值鏈附加值高的產業中，從而促進了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和效率的提升。在利率市場化改革標志性事件發生后，中國金融市場多元化、融資方式多樣化、金融發展自由化使得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相較于銀行主導型金融結構更加具有競爭力，風險也更為分散，更適合為創新型企業融資。另一方面，隨著全球經濟不斷發展，經濟增長對銀行主導型金融結構敏感度降低，而對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敏感度提升。產業結構升級將引起主導產業風險的增加，從而導致銀行主導型金融結構融資成本上升，而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的發展能夠有效分擔風險，長期持續地支持企業進行技術研發和產品創新，提高企業生產率。

綜上，2007 年前后，金融結構分別趨向銀行主導型與市場主導型，二者分別對對外直接投資存在顯著的抑制和促進作用。一方面，金融抑制理論認為，政府為追求經濟發展戰略目標通過行政干預金融市場中的價格和交易方式，對金融體系中的市場機制造成了扭曲，從長期來看，實行金融抑制策略致使金融資源的價格體系和市場機制遭受破壞，導致國內資本市場、貨幣市場長期處于受壓制狀態，難以有效發揮金融體系有效配置資金的功能，這不利于提高實際資本積累規模和質量。特別是結構性金融抑制，最常見的是政府對直接金融和間接金融在國家金融體系中所占比重進行干預。雖然銀行中介有利于提高金融資金的儲蓄投資轉化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可提高資本形成效率，但銀行中介的特殊地位必然導致銀行在獲得穩定租金的情況下，缺乏積極搜尋資金來源的動力和有效配置金融資源的激勵，導致銀行經營效率下降，金融資金配置發生扭曲。由于銀行地位穩固性增加，其可能會放松對貸款的監督力度，這會導致銀行不良資產積累增加，增強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加大金融風險發生的概率。結構性金融抑制表現在：對金融市場中金融工具的結構性管制，抑制金融工具創新程度；對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比率的控制，降低資金的流動性，抑制微觀企業效益的改善；對國外資本進入的限制，容易導致國內企業資金獲致成本上升，以及嚴格的金融市場業界隔離，破壞金融產業的風險分散機制，不利于金融市場內部競爭機制作用的發揮，影響金融結構整體效率，從而表現出不利于推動對外直接投資。另一方面，金融深化理論認為，在金融不斷深化和自由化的經濟體中，儲蓄和投資表現活躍，經濟增長速度加快。即隨著利率上限的取消，儲蓄函數向右移動，儲蓄和投資水平都得到提高。自2007 年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Shibor）正式運行以來，中國金融深化和自由化步伐加快，實際資本積累規模和質量不斷提高。此外，金融創新理論認為，金融創新不僅具有財富效應、風險套利功能等作用，改善金融資金的流向，而且對經濟社會福利改善、減緩資產價格波動和商業周期波動等經濟波動、分散金融風險和保障資金融通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傮w上，金融創新有利于提高金融效率和促進金融資源有效配置，增強風險配置能力，增加經濟主體利潤，促進金融發展，增強金融安全和穩定性，推動資本市場的深化。由此可見，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是金融深化和金融創新的結果，有利于推動對外直接投資。

（三）內生性問題處理

1.處理雙向因果導致的內生性問題

對外直接投資會選擇不同的金融結構，進而引起一國的金融結構發生演變，因此，金融結構與對外直接投資有可能存在雙向內生性問題。變量內生性的存在使得模型的參數估計存在向上偏誤。為了緩解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運用二階段工具變量進行實證檢驗。分別使用利率結構（rate）、金融自由化（financial-liberalization）作為工具變量引入基準方程，其中二者分別以短期銀行（1 年以內）貸款利率與中長期銀行貸款利率比值、金融自由化虛擬變量來表示。需注意的是，金融自由化虛擬變量在利率市場化改革前取值為0，利率市場化改革后取值為1。引入利率結構和金融自由化兩種工具變量的合理性在于：一方面，利率結構不受金融結構的影響，即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的直接融資與銀行主導型金融結構的間接融資比例并不影響利率結構，而利率結構直接決定間接融資規模，進而決定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比例；同樣，葉德珠、曾繁清認為，金融自由化后會推動金融結構向市場主導型直接融資轉變［15］，因而在實證研究中以市場化的實際利率作為金融自由化的代理變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利率結構和金融自由化主要通過融資渠道影響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行為選擇。短期銀行貸款利率和中長期銀行貸款利率決定了消費者投資風險資產的種類及對各類風險資產投資的比例，同時也決定了消費者對每一類金融資產進行投資的數量和金額配置，其決策結果不僅影響了消費者風險資產配置的多樣性，而且影響了對外直接投資企業融資方式的選擇。因此，無論是利率結構還是金融自由化，都會顯著影響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問題?？梢?，利率結構和金融自由化與對外直接投資之間不直接相關。為進一步排除內生性所產生的誤差干擾，本文采用葉德珠、曾繁清［15］的做法，利用金融自由化這一政策變量來構造金融結構的工具變量，進行再次檢驗。

表3 中工具變量一階段回歸結果表明，利率結構、金融自由化對金融結構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說明在識別金融結構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時要控制利率結構、金融自由化等因素的影響。進一步分別以利率結構和金融自由化為內生變量的二階段回歸結果如表4（下頁）所示，其中表4 中列（1）將利率結構作為金融結構的工具變量，列（2）則將金融自由化作為金融結構的工具變量。二階段回歸結果表明，金融結構與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關系在模型估計中依然保持顯著，且通過Wald 內生性檢驗。 因此，基準模型的估計結果與引入工具變量之后的回歸結果并沒有顯著變化，這意味著金融結構是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重要因素。上述結果表明，利率結構與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的關系顯著為正。由于銀行短期貸款利率較高，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從銀行等金融機構貸款的融資成本會上升，這會使其轉向金融市場進行直接融資。從理論上講，利率結構也可能受到金融政策的影響，因此，本文使用金融自由化這一政策工具變量，以進一步緩解相關變量的內生性問題?；貧w結果表明，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與金融自由化正相關關系尤為顯著，說明金融自由化能夠顯著推動金融結構向市場主導型轉變，提高直接融資比重。

表3 工具變量的一階段回歸結果

表4 工具變量的二階段回歸結果

2.樣本再構造減緩樣本期內波動問題

為克服觀測值波動過大的問題，一般采取基于樣本再構造的方式進行穩健性分析。本文采用對樣本觀察值進行3 年移動平均后再作回歸分析。表5 顯示了樣本再構造下金融結構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回歸結果，結果表明，無論納入控制變量與否，金融結構系數的回歸值均顯著為正，說明金融結構對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即越高水平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越有利于對外直接投資。

表5 樣本再構造下金融結構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回歸結果

3.變更系統GMM 方法處理內生性問題

為緩解內生性問題，本文進一步運用系統GMM 的回歸方法檢驗金融結構對對外直接投資影響的穩健性，回歸結果如表6（下頁）所示。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或者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滯后一期顯著為正，金融結構系數的回歸值顯著為正，說明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對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顯著促進作用的穩健性。

表6 系統GMM 下金融結構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回歸結果

四、影響機制實證分析

表7 顯示了金融結構對對外直接投資影響機制的回歸結果。列（1）顯示了金融結構對資本形成效率的影響，結果表明金融結構顯著提高資本形成效率，即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有利于提高資本形成效率；列（2）中顯示提高資本形成效率顯著促進對外直接投資，說明金融結構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可通過提高資本形成效率來實現，進一步地，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可提高資本形成效率，進而促進對外直接投資。

表7 金融結構影響對外直接投資作用機制的回歸結果

列（3）顯示了金融結構對資本配置效率的影響，結果顯示，金融結構顯著抑制資本扭曲程度，即金融結構越傾向市場主導型越有助于顯著提升資本配置效率；列（4）顯示，提高資本扭曲程度顯著抑制對外直接投資，說明金融結構通過改善資本配置效率來促進對外直接投資，進一步地，金融結構越傾向市場主導型越有助于提升資本配置效率，進而促進對外直接投資。

列（5）顯示了金融結構對資本產出效率的影響，結果顯示，金融結構顯著提高資本產出效率，即金融結構越傾向市場主導型越有助于提高資本產出效率；列（6）顯示了提高資本產出效率顯著促進對外直接投資，說明金融結構可通過提高資本產出效率來促進對外直接投資，進一步地，金融結構傾向市場主導型可通過提高資本產出效率，進而促進對外直接投資。

五、進一步分析：深層次探究適宜性金融結構的對外直接投資效應

金融結構對產業結構的適應性指的是符合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要求和滿足其資金需求特征的金融制度安排，且是動態演變的；金融結構對創新水平的匹配性指的是符合創新風險特征要求和滿足其資金需求特征的金融制度安排，且是動態演變的。本文通過金融結構對產業結構的適應性、對創新水平的匹配性兩個維度深層次探究金融結構適宜性如何影響其對外直接投資效應，從而為金融結構發展到何種程度對對外直接投資更有利提供經驗證據。

據此邏輯，本文借鑒社會學文獻中關于分析婚姻中學歷匹配問題的層次匹配方法，構建金融結構對產業結構相適應、對創新水平相匹配的指標，以體現金融結構對產業結構的適應性、對創新水平的匹配性①其中，產業結構用制造業中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的產值比重來表示，而資本密集型制造業主要包括石油加工及煉焦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鋼鐵行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機械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等；技術密集型制造業主要包括醫藥制造業、辦公及計算機信息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等。 創新水平用專利授權數占專利受理數的比重來表示。。本文根據此種方法，將樣本中金融結構、產業結構和創新水平分別從小到大分為10 個層次，同時將金融結構所處的層次標記為RKfs，將產業結構所處的層次標記為RKis，將創新水平所處的層次標記為RKts，根據公式，其中，g=1 時，表示與產業結構相適應的指標，體現了金融結構對產業結構的適應性；根據公式，g=2 時，表示與創新水平相匹配的指標，體現了金融結構對創新水平的匹配性。接下來按照15 個層次再次進行劃分，重新構造更小區間匹配下的金融結構適宜性指標，即匹配條件更嚴格下的與產業結構相適應、與創新水平相匹配的指標，為方便研究，本文再次標記為fssg，g=3 和g=4。

為檢驗這種金融結構適宜性對金融結構對對外直接投資效應的調節影響，將上述所構建的金融結構對產業結構適應性、對創新水平的匹配性的指標數值fssg（g=1，2）、fssg（g=3，4），分別表示在劃分為10 層次下、15 層次下所構造的指標。 然后，分別與金融結構指數值進行交互，即fss1×fs、fss2×fs、fss3×fs、fss4×fs，分別表示在10層次劃分下與15 層次劃分下，金融結構對產業結構的適應性、對創新水平的匹配性指標數值分別與金融結構指數值的交互項，意味著在10 層次劃分下與15 層次劃分下金融結構對產業結構的適應性調節效應、金融結構對創新水平的匹配性調節效應。

這里就金融結構適宜性調節金融結構對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進行檢驗，具體回歸結果如表8（下頁）所示。列（1）—（4）反映了基于10 層次劃分下的回歸結果，無論是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還是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金融結構對產業結構適應性指標數值與金融結構指數值交互項、金融結構對創新水平匹配性指標數值與金融結構指數值交互項的回歸系數都為正，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這說明提高金融結構對產業結構的適應性、對創新水平的匹配性顯著增強了金融結構對對外直接投資的促進效應。列（5）—（8）反映了基于15 層次劃分下的基準回歸結果，無論是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還是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金融結構對產業結構適應性指標數值與金融結構指數值交互項、金融結構對創新水平匹配性指標數值與金融結構指數值交互項的回歸系數都為正，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這說明提高金融結構對產業結構的適應性、對創新水平的匹配性顯著增強了金融結構對對外直接投資的促進效應?；貧w結果表明，提高金融結構適宜性顯著增強了金融結構對對外直接投資的促進效應。

提高金融結構對產業結構的適應性，增強金融結構對產業結構變化信息的敏感性，提高金融結構因應產業結構變化而作出調整的能力，有助于有效發揮金融結構功能，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同時，提高金融結構對創新水平的匹配性，通過提供多種多樣的風險管理工具、靈活多變的金融服務，豐富和完善金融產品和服務供給，拓寬企業技術創新和自主創新的資金可獲得性，有助于推動創新型企業快速成長?？梢?，這種適應性金融結構更好地契合了企業融資需求特點，配合了行業資金要求，滿足了產業資金需求特性，可進一步增強金融資源在產業間和產業內轉化，降低金融資本形成損耗，提高金融資本在產業間和產業內的配置效率，增強金融資本在產業間和產業內的產出能力，從而強化金融結構對對外直接投資的促進效應。

六、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在厘清金融結構通過資本運行路徑對對外直接投資產生影響的理論機制的基礎之上，運用2003—2021 年省級面板數據，對理論機制分析進行了實證檢驗。整體基準回歸結果表明，金融結構對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即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顯著促進對外直接投資。階段性基準回歸結果表明，2007 年以前，金融結構顯著抑制對外直接投資；2007 年以后，金融結構顯著促進對外直接投資。通過運用處理雙向因果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樣本再構造減緩樣本期內波動問題以及變更系統GMM 等一系列處理內生性問題的方法進行檢驗，證實了研究結論的穩健性和可靠性。機制檢驗表明，金融結構可通過資本形成效率、資本配置效率、資本產出效率對對外直接投資產生促進作用，即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可通過提高資本形成效率、改善資本配置效率、提升資本產出效率實現對外直接投資的促進作用。進一步通過深層次探究適宜性金融結構的對外直接投資效應，結果表明，提高金融結構對產業結構的適應性、對創新水平的匹配性都顯著增強了金融結構對對外直接投資的促進效應。

基于上述結論，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高起點、高標準、高水平打造金融基礎設施“硬件”，實現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走出去”的功能。依托5G、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興技術，前瞻性布局金融基礎設施，為金融科技發展做好基礎性技術環境鋪墊。通過篩選標的企業、確認基礎資產、引入可靠的擔保機構征信等途徑發展知識產權證券化，同時，鼓勵和支持類金融主體開展長期股權投資、權益性融資，推動金融服務體系和產業鏈現代化并行。運用金融科技創新綠色金融產品與服務，助力以高端裝備等關鍵技術為核心的前沿產業群產業鏈發展，并積極推動這類高新技術“走出去”，進而有效布局和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從而實現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走出去”的重要功能。

第二，深化金融對外開放，提升金融開放格局。一方面，對標全球高標準，建立國際金融產品與服務交易中心，推動金融對外開放服務平臺建設與布局；另一方面，依托“一帶一路”倡議，選擇“一帶一路”沿線重點國家和地區，建立經貿合作區，并建設跨境金融機構，推進離岸人民幣金融業務試點，以穩步深化金融對外開放。同時，充分利用自貿試驗區、自由貿易港等對外開放的重要平臺，以檢驗中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有效性。另外，積極引導國際金融合作，推進金融邁向國際化。應優先考慮同中國政治互信度較高、政局穩定性較好的國家和地區，同時基于互信度高的國家優先、鄰國優先、經濟互補性強的原則來選擇國際金融合作方；可優先鼓勵在國際金融租賃、生物科技合作基金、文化金融領域開展國際合作，也可通過其門戶網站等途徑提供金融國際化的方向引導。要加強與大型國際金融機構之間的信息交流與合作，發揮大型國際金融機構國際化方向的引領作用。

第三，協同推進國家產業政策、創新創業政策與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盡可能解決好各要素市場中存在的要素資源錯配、配置效率較低和供需結構不匹配等共性問題，從而提高要素在企業間的流動性。協同推進股票市場基礎制度完善、加快債券市場發展與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從而增加金融服務的有效供給，增強企業對外投資活動的金融服務資金供給，積極支持企業“走出去”，有效推動企業對外直接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