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雙版納州野生動物肇事特征與理賠補償機制研究

鄭偉浩,何 鋒,黃 瑩

(1.云南財經大學 金融學院,云南 昆明 650221;2.云南財經大學 物流與管理工程學院,云南 昆明 650221)

0 引言

云南省西雙版納州傣族自治州(簡稱西雙版納州)南部的熱帶雨林保護區,因其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和亞洲象等珍稀野生動物而著稱,近年來更因象群的“南象北游”現象受到關注。隨著人口和經濟增長,人類活動對野生動物棲息地的影響加劇,導致野生動物肇事事件頻發,威脅人類安全及動物生存。本研究針對西雙版納州的野生動物肇事類型、頻率及其理賠補償機制進行了全面分析,特別考察了象群北遷現象。通過提出有效的管理策略和改進措施,旨在減少人與野生動物的沖突,并確保受害者得到公正及時的補償。此研究不僅為野生動物肇事理賠補償機制提供了實證基礎,也為制定科學的政策和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存提供了支持,對保護生物多樣性和推動地區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野生動物不僅是生態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國家與全人類的寶貴財富[1]。對保護區野生動物肇事進行理賠是野生動物保護和緩解野生動物與人類矛盾的重要措施[2]。中國學者對野生動物肇事和理賠補償的關注起步較晚,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研究逐漸變得系統和規范。20世紀90年代,學者們開始關注野生動物對農作物和人員的傷害[3],并呼吁建立補償機制[4]。21世紀以來,隨著野生動物肇事事件的增加,王曉光等[5]通過實地調查分析了云南等地區存在的野生動物肇事問題,指出補償機制不完善。趙春梅等[6]構建了野生動物損害賠償的分析框架,而劉萬學等[7]提出了人獸共存理念,主張建立多方參與的補償機制。盡管進行了大量案例研究[8-10],但現有研究較少注意到地區差異并缺乏系統性地區案例。國際上,非洲、北美和澳大利亞的學者分別關注了大型草食動物入侵農田[11]、馴養動物被野生動物傷害的賠償機制[12]和野生動物車禍事故[13],為構建系統化補償機制提供了借鑒,但亞洲地區的研究相對較少[14]。在理論上,公共產品理論[15]、風險管理理論[16]、公地悲劇理論[17]、風險社會理論[18]和人獸共存理論[19]為理解和構建補償機制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這些理論不僅解釋了野生動物破壞農田的機制,還強調了建立風險共擔的補償機制和平衡各方利益的重要性[20]。趙利春等[21]和梅興武等[22]的研究運用這些理論分析了具體案例,為野生動物肇事補償機制的研究提供了新視角,強調了構建機制的必要性和人獸共存的價值取向。

盡管已有大量關于野生動物肇事和補償機制的研究,但現有文獻在地區特定性、系統性和理論深度方面仍有不足。特別是針對云南省和西雙版納州這樣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地區,需要更深入的地區特定研究。本研究的創新之處在于結合公共產品理論和風險管理理論,對2011-2016年的野生動物肇事案件進行深入分析,識別理賠工作的重點和不足,提出改進策略。這不僅能提供更系統、全面的研究視角,也能針對性地解決當地肇事理賠工作面臨的財政壓力和群眾不滿等問題,為構建更有效的野生動物肇事理賠補償機制提供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促進人與野生動物的和諧共存,并為相關政策制定提供科學依據。通過這些理論視角和實證研究,本研究期望填補現有研究的空白,為野生動物保護和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新的見解。本研究的意義在于,它不僅為西雙版納州特定的野生動物管理提供了科學依據和實踐指南,還為其他地區或類似生態環境下的野生動物肇事管理提供了參考。通過實施這些策略和措施,有望在未來實現更加公正、高效和可持續的野生動物肇事理賠補償機制,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開辟新的道路。

1 研究區概況與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域概況

西雙版納(北緯21°08′～22°36′,東經99°56′～101°50′)位于云南省的西南,是一個典型的熱帶雨林氣候,溫度較高且雨季繁多,干季與濕季分明;它是亞洲與東南亞的過渡地區,東南與緬甸毗鄰,境內有景洪市、勐?？h、勐臘縣,全州共有32個鄉鎮(圖1)。隨著區域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人類活動對野生動物的棲息地產生了顯著影響,導致野生動物肇事事件的增加。這些事件不僅威脅著人類的生命財產安全,也對動物的生存造成挑戰。同時,該地區的野生動物肇事問題和理賠補償機制逐漸成為研究的焦點,亟需針對性的研究和政策干預,以實現人與野生動物的和諧共存,并促進區域的可持續發展。

圖1 研究區區位圖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通過文獻回顧和實地考察,收集關于肇事類型、頻率、受害者情況及現有補償機制的數據。然后分析2011-2016年的經濟損失數據、各縣市理賠金額差異以及保護局與林業局處理的案件,以揭示肇事原因、評估現行補償機制有效性,并提出改進措施。

2 研究結果

2.1 野生動物肇事特征分析

2.1.1 同層級野生動物肇事類型和頻率

(1)州級層面野生動物肇事案件與經濟損失

2011至2016年,西雙版納州面臨著野生動物引起的財產損失和人身傷害案件日益增加的問題。據表1所示,這6年間,野生動物平均每年造成的財產損失案件達700.0件,人身傷害案件29.3件,表明財產損失是主要的受害類型,占總案件的96%,而人身傷害案件相對較少,占4.2%。經濟損失方面,年平均損失為12.38百萬元,其中2012年的經濟損失最為嚴重,達15.59百萬元,而2011年相對較低,為9.99百萬元。

表1 2011-2016年野生動物肇事案件與經濟損失

具體到肇事動物,表2揭示了亞洲象、野豬和毒蛇是主要的肇事動物,其中亞洲象不僅是財產損失的主因,造成3 103件肇事案,還導致了最高的經濟損失,達61.87百萬元,占總經濟損失的83.26%。野豬和毒蛇也分別在財產損失和人身傷害案件中起到顯著作用。

表2 2011到2016年各類別野生動物肇事案件與經濟損失

這一趨勢凸顯了野生動物管理的緊迫性,尤其是對于亞洲象、野豬和毒蛇這3種主要肇事動物。作為一級保護動物,亞洲象的管理需要特別注意,既要保護其生存,也要減少對人類社會的負面影響。野豬和毒蛇的管理也需通過有效策略來減少其造成的傷害和損失。由此,政府和相關管理機構需要采取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野生動物監測、風險評估、居民教育和相應的預防措施,以及制定和執行更有效的損害補償機制。通過這些綜合管理措施,不僅可以減少人民群眾面臨的生命和財產威脅,同時也有助于保護和維持該地區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平衡,從而促進地區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2)縣市層面野生動物肇事損失與理賠

2011至2016年西雙版納州各縣市野生動物肇事的理賠金額和引起的損失情況具有顯著的地區差異和趨勢變化。如圖2,景洪市的理賠金額經歷了一個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從2011年的約5.0百萬元上升至2013年的8.0百萬元,之后逐年下降至2016年的4.1百萬元。勐臘縣的理賠金額在2012年達到最高點7.4百萬元后逐年下降,至2016年基本保持在3.3百萬元左右。而勐?？h理賠金額總體呈上升趨勢,從2011年的0.74百萬元上升至2015年的2.7百萬元,2016年略有下降至2.4百萬元。

圖2 2011-2016年西雙版納州各縣市實際賠償金額變化情況

表3揭示了西雙版納州各縣市平均每年野生動物肇事引起的各類損失與實際賠償金額。其中,景洪市的農作物損失和經濟作物損失最為嚴重,勐?？h則以農作物損失和人員傷亡損失為主,而勐臘縣的農作物損失和經濟作物損失金額最大。在總體損失中,農作物與經濟作物損失占據了較大比例,分別占55.2%和38.4%。

表3 2011-2016年西雙版納州各縣市各類經濟損失與實際賠償金額

此外,通過對比分析,發現景洪市、勐?？h、勐臘縣在野生動物引起的各類損失和理賠金額方面存在顯著性差異。具體來說,各縣市之間在農作物損失、經濟作物損失和總損失方面的差異顯著,而人員傷亡損失、牲畜損失和其他損失則無明顯差異。顯著的差異同樣體現在各縣市的理賠金額上,其中景洪市的實際賠償金額最高,勐?？h最低。值得注意的是,2011-2016年西雙版納州的野生動物肇事理賠金額幾乎達到了總損失金額的全額,說明理賠機制在賠償方面的效率相對較高。這些數據和趨勢反映了西雙版納州野生動物肇事的復雜性和地區間的差異,強調了針對具體地區和動物種類制定合理管理策略和補償機制的重要性。

(3)部門層面野生動物損失與理賠

2011年至2016年西雙版納州下屬的州保護局、景洪市林業局、勐?？h林業局和勐臘縣林業局經歷了顯著的野生動物肇事理賠金額變動(圖3)。

圖3 2011-2016年西雙版納州保護局與各縣市林業局實際賠償金額變化情況

數據顯示,保護局和各林業局野生動物肇事理賠金額的趨勢各異,其中州保護局和景洪市林業局的理賠金額在2012年達到最高,隨后呈現下降趨勢,而勐?？h林業局的理賠金額則總體上呈上升趨勢,勐臘縣林業局在2012年達到高點后波動下降。此外,各林業局中景洪市和勐臘縣受理的野生動物肇事村寨數明顯多于其他區域,指出了地區間野生動物肇事案件的顯著差異(表4)。

表4 2011到2016年西雙版納州保護局與各林業局年平均野生動物肇事損失與理賠

對比分析顯示,各林業局管理范圍內野生動物肇事引起的農作物損失、經濟作物損失和人員傷亡損失在金額上均有顯著性差異(F=23.9,P<0.001;F=7.9,P=0.001;F=3.3,P=0.042)。勐臘縣林業局管轄范圍內的總損失金額顯著高于其他林業局,而勐?？h林業局的損失和理賠金額則相對較低。這一差異反映了不同管理區域內野生動物肇事的嚴重性和理賠需求的不均等性。每年平均的實際賠償金額同樣顯示出顯著差異,強調了理賠策略和區域特性的重要性(F=8.1,P=0.001)。

綜合這些數據,研究指出農作物損失和經濟作物損失是西雙版納州野生動物肇事導致的主要損失類型,尤其是在景洪市和勐臘縣。此外,勐?？h林業局管轄范圍內的人員傷亡損失比重較大,需要特別關注。這些分析結果不僅揭示了野生動物肇事問題的地區性差異,也強調了構建有效理賠機制的必要性,以及根據地區特性制定針對性策略的重要性。通過這樣的深入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和管理野生動物肇事問題,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同時維護生態平衡。

2.1.2 野生動物肇事的地區特定分析

(1)地利用變化與野生動物肇事

2011-2016年西雙版納州野生動物棲息地周邊區域的土地利用發生了顯著變化。具體包括耕地面積增長、草地與園地面積變化等。這與當地的“三支一扶”政策和經濟發展等人為因素有關(封三圖版Ⅰ圖4)。

土地利用時空變化特征方面,2011-2016年有林地、灌木林、疏林地面積小幅減少(-1 829 hm2),其中有林地、灌木林分別減少約1 031 hm2和1 000 hm2。

土地利用動態度分析方面,2011-2016年草地和園地也是最為突出,前者增加二后者略微減少,而其他各類用地變化較為平穩(表5)。

2011-2016年土地利用綜合動態度分析(圖5)揭示勐?？h西南邊界區動態度最高(1.72～2.58%/a),其次是景洪市中部至西北部(0.48～1.72%/a)和勐臘縣中偏北部與偏南部(0.24～0.78%/a)。亞洲象保護區及偏遠山區如勐臘子、尚勇、勐侖子、勐養子和曼稿子保護區動態度最低,反映了較少的人為擾動和保護措施的有效性。這一變化態勢反映了勐?？h旅游業、出口貿易及景洪市人口膨脹等因素的影響,而保護區內的土地利用保持較為原始和穩定。

圖5 2011-2016年綜合土地利用動態度空間分布圖

土地利用轉移變化分析方面,利用空間疊加分析功能,經過統計分析,得到2011-2016年的土地利用類型轉移矩陣(表6)。

表6 2011-2016年土地利用類型轉移矩陣 Tab.6 Land use type transfer matrix from 2011 to 2016 /hm2

2011-2016年土地利用變化數據(表6)顯示,未變化面積為1 405 406 hm2。灌木林減少最多(2 070 hm2),主轉為草地(1 115 hm2)和有林地(433 hm2)。園地減少1 907 hm2,有林地減少1 770 hm2,均主要轉為草地。草地(增2 981 hm2)、灌木林(增1 052 hm2)和園地(增1 024 hm2)為凈增,而有林地、灌木林和園地凈減。此期間,草地顯著增加,灌木林減少最多,揭示土地利用動態和轉型模式。

土地利用變化可能影響野生動物的活動范圍,導致人獸矛盾加劇,從而引發更多野生動物肇事事件。

(2)不同縣市野生動物肇事情況對比

景洪市和勐臘縣野生動物肇事損失金額較高,補償標準也較高;而勐?？h的損失和補償相對較少。其中人員傷亡損失在勐?？h占比較大。

這與三縣市的地理位置和土地利用變化情況有關。景洪和勐臘縣位于亞洲象棲息地周邊,人為活動頻繁,土地利用變化明顯;而勐?？h大部分區域屬于保護區范圍,土地利用相對穩定。

野生動物分布區地理加權回歸分析結果揭示,2011-2016年人口、高程DEM和GDP對土地利用變化影響顯著(P<0.05),人口解釋力最強(0.07),GDP和高程DEM次之(0.03),坡度影響最低(解釋力0)。各因子影響非線性相關,顯示人口變化為主要驅動力,GDP和高程次之,坡度幾乎無影響。這表明人類活動是關鍵因素,經濟和地形為次要影響土地利用的因素(表7、表8)。

表7 2016年野生動物分布區土地利用變化驅動因子的解釋

表8 驅動因子間的交互探測結果

野生動物分布區地理探測分析方面,西雙版納州土地利用變化研究中,人口、GDP、高程DEM和坡度的空間回歸分析顯示它們對土地利用有顯著影響。人口變化廣泛正向影響土地利用,回歸系數在-0.11至0.2,引起林地向耕地或草地的轉變。GDP變化(-4.2至0.15)指示經濟活動增長導致土地用途變動,尤其在工業和保護區顯著地區。高程和坡度影響較低,但在復雜地形中關鍵,顯示高海拔土地利用變化少,坡地更易轉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突顯了土地利用的復雜性及人類活動、經濟和地理特征在土地管理中的重要性,強調了科學規劃的必要性以確?？沙掷m發展(封三圖版Ⅰ圖6)。

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的野生動物肇事問題深受其獨特的地理、生態和文化影響。地理上,廣闊的熱帶雨林在旱季食物短缺時促使野生動物侵入人類區域,造成季節性沖突;生態學上,人類活動如農業擴張、旅游和城市化加劇了野生動物棲息地的破壞,迫使動物改變遷徙路線和行為模式,從而增加了與人類的接觸和沖突。文化背景方面,盡管傣族等少數民族傳統上與自然和諧共處,現代化進程導致傳統習俗的逐漸消失,現代防御措施未能有效替代。因此,有效減少人與野生動物沖突需要綜合地理、生態和文化因素,實施棲息地保護、食物源安全、減少干擾措施,并提高社區的保護能力和參與,以形成綜合解決策略,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處,保護生物多樣性,同時尊重和維護當地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

2.2 野生動物肇事理賠補償機制分析

2.2.1 現行機制分析

西雙版納州的野生動物肇事理賠補償機制包括法律政策、資金來源和補償程序三個核心部分,旨在減輕野生動物肇事帶來的社會經濟沖擊。法律政策以《云南省西雙版納州傣族自治州森林資源保護條例》等地方性法規為基礎,規定了因保護野生動物造成損失的補償責任[23],確立理賠原則和框架。盡管法律政策為理賠機制提供了基礎,但實施中的模糊和不足,如不透明和不公平的賠償標準,仍需改進;資金來源方面,結合政府財政、保險機制和國際援助,近年引入的商業保險機制提高了補償的效率與標準,但保險覆蓋和參與度仍需加強;在補償程序方面,從報案到賠付的各環節效率和公正性直接關系到理賠機制的執行效果。目前的挑戰包括程序的緩慢、不透明,以及缺乏有效的監督和評估,導致知情權和參與度不足。因此,未來應通過加強法律宣傳教育、提高公眾參與度和透明度、多元化資金來源和簡化理賠流程,優化整個理賠機制,促進人與野生動物和諧共存,同時保障受害者的合法權益。

2.2.2 機制效果評估

西雙版納州野生動物肇事理賠補償機制效果評估涉及及時性、公平性和社區滿意度三大維度。及時性方面,引入商業保險后理賠速度有所提升,顯示平均處理時間縮短,但執行力度和資源差異導致地區間差異,影響緊急需求的滿足。公平性評估中,雖大體覆蓋實際損失,但缺乏評估標準和透明決策過程,導致賠償金額不一致。社區滿意度顯示大多數社區成員對理賠結果持積極態度,但復雜的理賠程序和信息傳遞不暢影響部分成員對機制公平性和效率的認知。為提升機制整體效果,需優化賠償流程,強化監督評估體系,確保賠償的及時性與公平性,并通過加強社區參與與溝通,提高社區成員的滿意度。

2.2.3 現行機制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在西雙版納州,野生動物肇事理賠補償機制面臨著資金不足、程序復雜性和預防措施不足等多重問題和挑戰。資金不足難以應對增加的肇事案件,導致理賠需求難以得到滿足。程序的復雜性增加了理賠時間和成本,而預防措施的不足使得肇事事件頻發。這些問題的存在,使得理賠機制效率低下,公平性和及時性難以保障。

2.2.4 建立新的理賠補償機制

建立新的理賠補償機制對西雙版納州至關重要。首先應包括資金來源的多元化,如提高政府撥款、擴大保險覆蓋、引入民間和國際資助,確保資金的穩定性和充足性。其次,簡化和數字化理賠程序是必要的,通過標準化流程、提升人員專業能力及采用技術手段,提高效率和透明度,同時減少人為錯誤和延誤。加強預防措施,包括科學的野生動物習性研究、有效的人獸沖突緩解技術推廣,以及提高社區保護能力和參與度,都是必不可少的環節。新機制需要建立一個多層次、多主體參與的理賠體系,涵蓋國家、地方政府、社區和非政府組織等,促進責任分擔和資源整合。同時,采用新的資金來源如環境稅、旅游收入、國際合作資金等,以提高資金的穩定性和充足性,并通過數字化手段如在線報案系統、使用GIS和遙感技術進行快速評估,提高理賠流程的效率和透明度。此外,加強社區教育和參與,提高居民的野生動物保護意識和能力,是確保機制成功實施的關鍵。這樣的綜合性改進將使理賠補償機制更加公正、高效和可持續,能夠更好地應對野生動物肇事帶來的挑戰,減少人與野生動物的沖突,保護野生動物,并促進區域的可持續發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目標。

3 結論與討論

3.1 結論

在深入分析西雙版納州野生動物肇事特征和理賠補償機制后,研究揭示了共同驅動肇事情況的多重因素,包括生態系統變化、食物可用性下降、人類活動增多及地理文化特異性。這些發現強調了需要綜合管理措施來緩解野生動物與人類的沖突。盡管已經存在一定的法律政策框架和補償流程,實際執行中面臨的資金短缺、程序繁復和預防措施不足等問題依然突出。提出的改進策略包括多元化資金來源、理賠程序優化、提高社區參與度和加強預防措施。

本研究為野生動物肇事理賠補償機制提供了綜合分析框架,結合生態學和社會經濟學視角,為類似問題提供解決方案。政策建議包括強化生態保護,簡化和優化理賠流程,增強資金保障,以及利用科技提高流程效率和透明度。這些措施有望優化現行機制,減少沖突,保護生物多樣性,并促進可持續發展,向實現更公正、高效的理賠補償機制邁進,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開辟新道路。

3.2 討論

本研究在探索西雙版納州野生動物肇事和理賠補償機制時,盡管開展了深入的分析,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特別是數據和資料的限制可能導致未能覆蓋所有影響因素,例如更廣泛的社會經濟變量或深層的文化因素可能未得到充分考慮。此外,由于地區特異性的影響,研究結果可能不完全適用于其他地區或文化背景。因此,未來研究應考慮這些差異,擴大樣本和案例研究,更全面地理解不同地理、文化和社會經濟背景下的野生動物肇事和理賠補償機制。進一步的研究還應采用更多定量方法和實證研究,如長期跟蹤數據和復雜的統計分析,以提高研究的普適性、準確性和深度。同時,未來研究還應關注理賠補償機制與社區發展、生態保護、氣候變化等更廣泛議題的交互作用。這不僅包括對受保護動物肇事行為的生態和行為學分析,還應納入地方社區的經濟福祉、文化價值以及全球氣候變化趨勢對野生動物行為的潛在影響。通過這樣的多維度、跨學科研究,可以構建更為全面和有效的野生動物肇事理賠補償機制,實現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社區福祉的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