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民族聚居區語言景觀研究
——以山西長治西街回族聚居區為例

劉丹丹

(遼寧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遼寧大連 116029)

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少數民族在我國呈現“大雜居,小聚居”的分布特點。因此,除了少數民族自治區外,也有不少融合于漢族生活區的少數民族聚居區。山西地處中原,是溝通我國東西部回族的橋梁,而長治位于山西的東南端,其回族擁有六百多年的歷史,是山西最大的回族聚居地。盡管如今回族已與漢族深度融合,但其在飲食習慣與宗教信仰上仍保持著鮮明特色。且阿拉伯語作為回族先民的語言,如今仍存在于飯店標牌、私人門匾、清真寺建筑以及宗教活動之中。

語言景觀是城市風貌最直接的體現,是展現社區、城市乃至國家民族語言活力的重要載體。對于長治西街回族聚居區語言景觀現狀的考察,不僅有助于了解與漢族融合過程中少數民族聚居區獨具特色的語言生態環境,同時由于語言景觀與社會語言環境具有雙向互動關系,少數民族聚居區的語言景觀研究也可以為當地城市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城市規劃和管理提供科學依據。

一、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本文將研究對象聚焦于長治回族聚居區的飯店招牌和私人門匾,飯店招牌與私人門匾中的阿拉伯語使用最具有廣泛性和典型性,且飯店招牌和私人門匾為私人標牌,與官方標牌相比,在語言的選擇和使用上受限相對較小,具有一定的靈活度,能更為真實地反映該地區的語言生態環境。在區域選擇上,長治潞州區是山西省民族宗教工作重點縣區,據第7次人口普查(2020年)公布的數據顯示,潞州區常住人口89.5萬人,共有26個少數民族群眾2.4萬人,其中回族2.2萬人,多聚居于西街街道等地,是回族聚居區的典型代表。因此,本文將通過對長治西街回族聚居區的飯店招牌與私人門匾的語言景觀的分析,考察長治回族聚居區的語言生態特點。

研究小組于2021年12月對長治西街回族聚居區進行田野調查,對飯店標牌和私人門匾等原始語料進行數據收集,并按其語碼組合、字刻特點、語碼取向進行分類整理。研究利用Backhaus提出的“個體法”,即每一個語言實體無論其大小在統計時均作為一個語言標牌,將分析單元限定為“單個標牌”進行考察[1],共收集有效語言標牌樣本284例,其中飯店招牌110例,私人門匾174例。

二、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語言標牌中的語碼選擇與組合情況

該地區語言標牌呈現漢語(含漢字、漢語拼音)、阿拉伯語、英語三種語碼類型。在語言景觀研究中,對于漢語拼音的劃定尚且存在爭議。部分學者認為漢語拼音采用拉丁字母,已成為國際標準,可將其視為英語。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漢語拼音是漢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中也明確規定:《漢語拼音方案》是中國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獻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范。因此,本文采取后者的劃定標準,將漢語拼音視為漢語的一部分。當前學界對于語言景觀標牌類型的劃分主要采取兩種辦法:一是傳統意義上按照標牌上的語碼數量,將語言標牌劃分為單語、雙語和多語標牌;二是借用Backhaus(2006)對于語言標牌的劃分標準,將包含本國法定語言以外的語言使用情況均看作多語現象[2]。本文參考后者對單語標牌與多語標牌進行劃分,由規范漢字、漢語拼音、繁體字以及這三種文符自由組合的標牌均被視作單語標牌,出現除漢語外的語言,該標牌則被視為多語標牌。語言標牌的語碼類型使用情況總結如下(表1)。

表1 標牌語碼的語言組合形式(n=284)

如表1所示,在284個有效樣本中,單語標牌共計177例,占比為62.32%;多語標牌為107例,占比為37.68%?？疾彀l現,飯店標牌以多語標牌為主,其中“漢語+阿拉伯語”的語碼組合模式占比最高,為總體標牌數量的29.23%;而在私人牌匾中標牌語言多以單語的形式呈現,其中“阿拉伯語”標牌的占比最高,為29.58%,其次為“漢語”標牌(25.70%)。

表2 多語標牌中各類語碼的出現比例(n=107)

結合表2可以發現,該地區的多語標牌中,漢語占據絕對優勢地位,不論是在飯店招牌還是在私人門匾中其出現比例為100%,阿拉伯語次之,英語的占比最低,僅存在于飯店標牌中。

綜上所述,在長治西街回族聚居區的語言生態體系中,語言標牌多以漢語和阿拉伯語兩種語碼共存于飯店私人標牌中,體現了回族與漢族融合過程中呈現出的特有多語言景觀。而在私人門匾中,無論是單語標牌還是多語標牌,“阿拉伯語標牌”及“漢語+阿拉伯語標牌(以阿拉伯語為中心)”都略多于“漢語標牌”及“漢語+阿拉伯語標牌(以漢語為中心)”。由此可見,盡管回族已經與漢族深度融合,但作為其宗教語言的阿拉伯語仍在其語言景觀的構建上保持著較強語言活力。

(二)語言標牌中的字刻特點

字刻指的是標牌語言呈現方式的意義系統[3]。本文則關注字體的大小、粗細及顏色鮮明度,字體和材料不在研究范圍。在明初“漢化”政策的推行下,明代中期以后,漢語成為回族的通用語言,阿拉伯語退居為次要地位,成為清真寺使用的宗教語言。在西街回族聚居區的多語標牌中,漢語與其他語言相比,往往通過加大字號、加粗字體來得以突顯。語言標牌的字體顏色使用情況及語言標牌背景色的分布如下所示。

表3 語言標牌的字體顏色分布情況

如表3所示,飯店語言標牌中漢語的顏色以白色、紅色、金色及綠色為主;阿拉伯語的字體顏色則集中在綠色、白色和金色三種顏色。在穆斯林眼中,白色象征著純潔與高尚;黑色象征著素雅莊重,禁忌與束縛;紅色象征著火焰,富足美滿與幸福;金色象征著沙漠與財富。此外,如表4所示,綠色也被廣泛應用于該地區語言標牌的背景色之中。伊斯蘭教發源于阿拉伯沙漠地區,綠色是植被的顏色,象征著生命。同時,“伊斯蘭”一詞本身具有“和平”之意,而綠色象征和平與生命,所以綠色作為伊斯蘭教的信仰色被廣泛應用到回族飯店語言標牌的背景色和清真標示的設計中。與色彩相對多樣化的飯店招牌不同,該地區私人門匾的字體顏色,不論是漢語還是阿拉伯語均主要集中在金色與黑色,并且標牌語言背景色的設置也主要集中在低調內斂的黑色與灰色。

表4 語言標牌的背景色分布(n=284)

(三)語碼取向

語碼取向是指多語標牌中語碼排列的優先關系,一般以語碼位置的顯著性來判斷孰為優先語碼和非優先語碼。當文字橫向排版時,優先語碼位于頂端,非優先語碼位于底部;縱向排版時,優先語碼處于左側,非優先語碼處于右側;包圍式布局時,優先語碼處于中心位置,非優先語碼處于邊緣位置。如圖1、圖2和圖4中的標牌為包圍式布局,漢語作為優先語碼分布在標牌的中心位置,而英語與阿拉伯語作為非優先語碼分布于標牌的邊緣位置。

圖1 (包圍式)

圖2 (包圍式)

圖3 (橫向式)

圖4 (包圍式)

長治西街回族聚居區飯店標牌的多語標牌中,漢語無論是其所處位置、空間布局、書寫方向,還是其字體大小與顏色醒目度上都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可見漢語在該地區語言景觀中的主導地位,同時語言景觀中阿拉伯語的使用也體現出阿拉伯語在長治西街回族聚居區具有一定的生命力,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該族群語言的維持。雖然長治屬于內陸地區的四線城市,國際化程度較低,但語言標牌中仍然有英語的呈現,說明英語作為國際通用語逐漸滲透到我國中小城市,在少數民族聚居區也具有一定的認同度。而在長治西街回族聚居區私人牌匾語言景觀中,從收集到的多語標牌的樣本來看,以漢語為中心的多語標牌(如圖4)和以阿拉伯語為中心的多語標牌(如圖3)數量相差不大。這體現了我國“主體多樣”的語言政策,在堅持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同時,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語言文字的自由。

(四)長治西街回族聚居區語言標牌的功能特征

調查結果顯示,長治地區語言景觀中阿拉伯語元素的使用比例較高,占總體標牌數量的66.9%,但其象征功能遠大于信息功能。通過對店鋪老板和當地居民的采訪可知,回族居民的阿拉伯語識別和書寫能力均十分有限,帶有阿拉伯語元素的標牌對于當地回族人民來說,比起提供信息更具有伊斯蘭文化的象征意義。

此外,該地區的飯店招牌同樣也具有商業功能等衍生功能。漢阿雙語標牌并非考慮目標客戶是否能識別阿拉伯語,而是體現該店鋪的伊斯蘭文化,吸引回族居民及回族飲食愛好者進店消費,實現語言景觀的經濟效能。同時,店鋪招牌中英文的使用也多是為了傳遞“酷而時尚”的感覺,吸引消費者。

(五)語言景觀與身份認同

語言景觀中的語言選擇可以建立起主體對公共空間的控制,保持某種意識形態和某種語言的地位,進而影響“民族語言群體的積極社會身份認同”。無論是飯店招牌還是私人門匾,對于回族民眾而言,公共空間中阿拉伯語的使用有助于民族身份的構建和集體認同。長治西街回族聚居區的回族群體日常用語早已發生漢化,基本使用漢語和當地方言,雖然阿拉伯語作為回族先民的語言形式之一逐漸消失在歷史長河中,但其作為伊斯蘭文化的象征,仍然被用于語言景觀建設中。在飯店標牌中阿拉伯語及“清真”字樣的使用,可以表明經營者的民族身份,拉近同回族顧客的心理距離。同樣,私人門匾中阿拉伯語元素的運用、對“真主”的信仰可以表明該住戶的民族身份,明確回族群體的地理邊界。阿拉伯語私人門匾中的阿拉伯語多表示的是“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阿拉的使者”和“以最仁慈的安拉之名”;漢語私人門匾主要集中為“真主至大”和“感贊真主”。無論是阿拉伯語門匾還是漢語門匾,在意識形態層面,都體現了穆斯林對于安拉的絕對信仰。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團結回族同胞,增強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同時,這種身份認同還表現在語言標牌的多模態使用(文字模態、圖像模態和色彩模態)層面。如上文所述,該區域的飯店標牌背景色主要偏向紅綠色,私人門匾的背景色主要集中在黑色和灰色,字體色彩也多采用白色、金色、紅色和黑色。這種顏色選擇背后也映射著伊斯蘭文化以及穆斯林的色彩偏好?；刈逍叛鲆了固m教,清真寺的頂部大多數由綠色、白色和金黃色的月亮組成。同時,紅色也表達出人們對幸福的期盼,黑色象征著素雅莊重、禁忌與束縛。這些色彩組合反映了其民族的色彩偏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增進民族認同感。此外,將回族民眾獨特色彩偏好運用到飯店招牌的構建中,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語言弱勢群體(老人及兒童等)的識別。

(六)語言使用的規范問題

私人門匾中的語言文字表達較為單一,集中表現為漢語的“感贊真主”“真主至大”,以及阿拉伯語書寫的“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阿拉的使者”和“以最仁慈的安拉之名”,書寫較為單一規范,因此這里對于語言使用是否規范的考察對象主要集中在飯店招牌層面。以下將從簡體字與繁體字的混用、外語譯寫問題兩方面來對其進行論述。

1.簡體字與繁體字的混用

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繁體字在語言景觀中時有出現。但是,盲目使用繁體字,不僅不利于漢字簡化方案和國家通用文字的推廣,同時也影響城市精神文明的建設與城市形象的塑造。長治西街回族聚居區飯店語言標牌中也存在同一語言標牌內簡體字和繁體字的混用問題。如下圖所展示的“清香園老號銅火鍋”(圖5)、“復興成全羊湯”(圖6)等語言標牌,均存在簡繁混用問題?！吨腥A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2001)明確規定,普通話和規范漢字是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公共場所的設施用字、招牌及廣告用字應當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為基本的用語用字,同時也規定了題詞和招牌的手書字可以保留或使用繁體字和異體字。雖然繁體字的使用更容易塑造飯店的文化底蘊與歷史背景,但此處語言標牌上所印刷的繁體字并不符合我國語言文字法規定,這樣既不符合我國的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也不利于我國規范漢字的推廣。

圖5

圖6

2.外語譯寫問題

城市街道店鋪招牌作為展現城市形象的窗口,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語言景觀中的外語翻譯問題不容忽視。2017年國家質檢總局和國家標準委聯合發布了中國首個關于外語規范使用的國家標準——《公共服務領域英文譯寫規范》。該標準為公共服務領域內的英文譯寫提供了權威、規范且準確的參照標準,使得標牌設立者在多語對譯時有據可依。分析發現,該地區有部分標牌存在英文拼寫錯誤、翻譯不規范以及英文大小寫混用問題。例如:將“美食城”(圖7)直譯為“GOURMET CITY”,將“清真飯店”(圖8)誤寫為“ISIamic Restaurant”。而此類翻譯均在《公共服務領域英文譯寫規范》中,分別被翻譯為“Food Court或Food Plaza”和“Halal Restaurant/Food或者Muslim Restaurant/Food”?？梢?政府相關部門要關注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公共空間語言文字使用規范,促進少數民族聚居區語言生活的健康發展。

圖7

圖8

三、對策建議

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當代中國的新主題,而其表現在語言生活領域,則是構建和諧的社會語言生態環境。本文著眼于民族特色和語言規范化角度,結合研究結果從政府和公民兩方面提出建議。

政府方面:(一)政府作為市場主體的“監管者”,對語言標牌“簡繁混用”“外語拼寫錯誤”及“外語翻譯不當”等語言不規范問題要進行有效監督,有關行政部門要責令改正。同時,政府部門也要建立并完善相關舉報投訴機制,與其他部門協調合作,積極調動社會各方力量,尤其是人民群眾和新聞媒體對語言標牌的監督作用,有效遏制不規范標牌的產生。(二)北京、上海、西安、太原等城市均設置了戶外廣告設施管理辦法,并且公民可在網站上自由瀏覽。而長治市的牌匾管理辦法在網上尚不可查詢,政府還需進一步加強相關管理辦法的宣傳。政府應發揮其主導作用,協同新聞媒體機構、工商管理等相關部門,利用抖音、微博、微信公眾號等新媒體推進語言文字使用規范的宣傳活動。(三)政府應該重視少數民族特色語言的保護與傳承。一方面通過相關立法為民族語言文化提供制度保證,并引導標牌設立者將民族語言、民族色彩、民族圖形等民族符號融入到語言景觀建設中去,彰顯民族文化地域風情。另一方面,引導協助回族民眾宣傳本民族文化,可以通過開展回族語言學習班等幫助回族同胞了解和掌握民族語言文字。

公民方面:(一)社會公民自覺提高語言文字能力,對于標牌用語進行有效監督,積極參與到語言景觀建設中去。(二)少數民族語言作為一種民族符號,體現著民族文化,象征著民族情結。面對回族先民語言喪失情況日益嚴峻的情況,社會公民尤其是回族同胞應該認識到保護與傳承先民語言的緊迫性與必要性,積極參與到民族語言文字的學習過程中去,為民族語言文化傳承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