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運河南運河段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探究

趙朝霞,張曉欣,郭凱鋒

(1.河北經貿大學 外語教學部,河北 石家莊 050061;2.河北經貿大學 法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61)

中國大運河是世界上長度最長、開鑿歷史較早、沿用時間最久的人工運河。大運河始建于春秋時期,在隋唐得以進一步發展,明清達到鼎盛,至今已有2500多年歷史。作為南北交通的大動脈,大運河在歷史上曾起過“半天下之財賦,悉由此路而進”的巨大作用,并在長期發展過程中積淀了深厚的文化內涵,成為我國重要的文化遺產,2014年6月中國大運河項目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自大運河項目成功申遺以來,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得以蓬勃發展。傳播大運河文化,有利于向世界展示中華文明,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大運河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大運河文化對感知、闡釋、研究中華文明具有獨一無二的價值[1],運河文化遺產以藝術、道德、哲學、風俗、文學等形式塑造著中國人的文化風貌,承載著中華民族獨特的文化基因,在傳承傳播中華文明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新時代文化強國戰略背景下,加強大運河文化遺產的保護、研究、挖掘和傳播工作,對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增強我國文化的國際競爭力,彰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持久影響力有重大意義。

一、大運河南運河段歷史文化演進

南運河是在三國時期曹操開挖的白溝基礎上形成的。東漢建安九年(204年),曹操為進攻鄴城袁尚,興建了白溝水運工程,后隋煬帝為了對高麗采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在白溝的基礎上修建了永濟渠,宋代改稱為御河,清代臨清至天津段稱為南運河。南運河南起山東省臨清市,流經德州,再經河北省吳橋、東光、泊頭市、滄縣、青縣入天津市區,又經西青區流經紅橋區南部,至三岔河口與北運河會合后入海河。

在漫長的歷史變遷中,大運河作為中國古代主要的水路運輸通道,為了保證漕運的正常運轉,統治者不斷開鑿和疏浚河道。交通的便利促使人口流動更加頻繁,一批位于河流交匯處、運轉處、運河干道或運河兩端等地的城市相繼而生。在大運河鼎盛階段的明清時期,漕運功能全面發揮,運河沿線城市數量增多,南運河段規模較大、經濟較繁榮的城市有山東的臨清、德州,河北的吳橋、東光、泊頭、滄縣、青縣,天津等。

臨清位于會通河和衛運河的交匯處,是南運河的起點,會通河的暢通是明朝始建臨清城的基礎。臨清建城后逐漸發展成為重要的運輸與物流中心,南北漕運的中轉中心,商業極其繁榮,獲得 “南有蘇杭,北有臨張”的美譽。德州城始建于漢,在明朝是運河通往京城的一個重要碼頭,有“九達天衢”“神京門戶”之稱,清朝的德州更是“商賈往來,帆檣云集”之地。河北段的大運河流經河北廊坊、滄州、衡水、邢臺和邯鄲5市,該段運河很多原有的功能都保存了下來,留下了大量與運河有關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滄州的城鎮多因水驛而修建,在貿易發展較快的明朝中后期,泊頭、桑園、東光、滄州、興濟等地依托大運河水運之便,經濟繁榮,成為商賈重鎮。天津作為著名的北方商業都會,興建于明代。1404年,明朝廷為了保證大運河的漕運暢通,在三岔河口西南設立天津衛城。天津濱海自古是海鹽的主要產區,明清時期天津逐漸成為華北地區最大的鹽業中心,聚集了來自鹽商的大量財富,漕運和鹽業的發展帶動了商業的繁榮,推動天津成為當時的工商業城市和經濟中心。

作為中國古代主要的運輸通道,大運河不僅為保障不同地區物資均衡分配發揮有力的推動作用,對所流經地區的政治和經濟發展也起了重要作用。它促進了沿線城市的興起和商業發展,帶動了沿線地區文化的繁榮,使得運河沿線文化得到較快發展,并建立了許多教育機構(府學、周學、縣學)、出版機構、藏書閣、文廟等。如河北滄州運河的繁榮吸引了眾多的文學作者和詩人,他們創作的文學作品和詩詞大多描寫或歌頌滄州運河的繁榮,陳堯的《登南川樓》[2]描述了滄州運河直通天津,以及漁業和鹽業交易市場的繁榮景象。在長期的歷史發展演變中,大運河沿線產生了眾多具有珍貴價值的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些文化遺產見證了大運河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深刻影響,豐富了中華歷史文化。

二、大運河南運河段文化遺產資源

南運河的物質文化遺產包括運河水利遺產和歷史城鎮遺產。運河水利遺產主要有水利樞紐、閘、堤壩、碼頭、漕運等多種類型,這些水利遺產不僅在控制漕運、管理運河等方面發揮作用,加強了運河沿線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聯系,促進了南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交流,也體現了儒家關于人類應有節制地利用自然的生存觀。儒家認為自然規律雖不可違逆,但人的智慧能認識自然萬物并利用自然萬物為人類的需要服務。荀子在《荀子·王制》中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固最為天下貴也”[3]。從最早的軍事功能和漕運大計到夾河而生的興盛商業,歷朝歷代政府對大運河的整頓治理,不僅鞏固了軍事和政治,也繁榮了經濟和文化。運河沿線歷史城鎮文化遺產指大運河沿線的歷史城鎮在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歷史文化遺存,主要包括文廟(孔廟)、書院、貢院、藏書樓以及祠堂、廟宇和文物等。文廟的建立始于魯哀公祭祀孔子,漢朝形成了帝王祭孔儀式和廟學合一制度,隨著歷代統治者對儒家思想推崇程度的不斷提升,文廟的數量也不斷增多。文廟寄托了讀書人的仕途夢和歷代統治者的治國夢,成為政治教化、學校教育和勸學的綜合體。南運河段的滄州文廟始建于明洪武初年,在歷史上經歷近20次重修和增建,2012年改建為滄州新文廟。滄州新文廟的“群書治要大講堂”現已舉辦千余場國學公益講座,為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做出重要貢獻。滄州的書院、私塾、義學等私學機構作為官辦教育機構的補充,在明清兩代發展迅速,涌現出瀛南書院、渤海書院等一批名揚后世的學府。這些文廟、書院等歷史城鎮遺產依托運河地域優勢,為學術思想的發展、地方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重要的保障,為中國文化思想的傳播和發展提供了豐富多樣的載體。

南運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有船工號子、武術、民謠、音樂舞蹈、戲曲等。運河船工號子指大運河沿線船工們在長期的行船勞動中創造和傳承下來的一種特殊的民間歌謠,有十幾種之多,采用號頭領唱、眾船工合唱幫腔的演唱方式。船工們在行船過程中通過號子這種“一唱眾合”的形式團結合作、協調一致[4]。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5]這種同心協力的“和”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集體主義觀的體現。另外,船工們在艱難而漫長的歲月里,面對艱難險阻,仍然通過喊唱號子的方式表達苦中作樂、樂觀自信的情懷,體現了樂觀主義人生觀。南運河段滄州的武術聞名中外,武術的動作、用途、內容、套路,以及武術理論和武德規范等,都融匯了中華傳統文化的思想觀念。中國武術飽含仁愛思想,武林人士不僅武功深厚,道德修養也極高,他們重視江湖義氣,崇尚以“仁”為本,重義輕利,這種武德所體現的“仁”之道正是儒家文化思想的精髓。中國武術的“保家愛國,尊師重道”觀念極為突出,習武之人平時習武強身,在國家危難之時挺身而出,展現出習武者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武林中的師父具有至高的權威,要求習武者行“禮”、“忠”師、守“節”,蘊含著習武者要尊敬師父,嚴格按照師命行事,遵守門規,永不背叛師門的文化內涵。[6]除船工號子和武術外,其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如旋律優美的舞蹈、形象生動的民歌民謠、獨具風格的民間藝術等,其題材選擇和表現形式大都淳樸中正,具有深厚而獨特的文化色彩。

三、大運河南運河段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策略

(一)科學構建運河沿線文化遺產保護措施

文化遺產的保護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因此要完善大運河文化遺產法制保護機制,建立一整套大運河文化遺產法律保護體系。隨著我國大運河文化帶和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經驗的不斷積累豐富,應當盡快將制定國家層面的法律列入立法規劃中,建議將《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上升為“大運河文化保護法”,并據此制定省級地方性保護法規。另外,在城市間、河段間建立交流合作協調機制,并引入地方政府、企業、社會團體和志愿者隊伍等參與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環節,加強內部合作,推動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的一體化管理和運行。構建統一的運營平臺和投融資平臺,使文化展示和文旅相關產業的投資主體和經營方式日益多元化。[7]

文化遺產的保護需要從內容上進行批判性的取舍。中華文化經世致用,歷久不衰并源遠流長,但文化本身就是發展的、變革的、與時俱進的,也需要緊跟歷史時代潮流,以保持強大的生命力和內聚力?！墩撜Z·為致》中有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也,雖百世可知也”,[8]孔子主張不能不加分析地對傳統全盤收納,而是應該有所損益。北京師范大學國學研究者王熙等認為,“在當今歷史條件下,批判性挖掘傳統文化并促進其保護和傳承,發揮中華文化中優秀要素的當代價值和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時代意義”[9]?？茖W合理挖掘和開發大運河文化資源,就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指導,挖掘大運河沿線文化遺產所包含的豐富文化內涵的積極因素,科學地區別對待文化中的不同部分：對于積極向上的精神內涵,應該著重弘揚;對于那些落后的文化,應當在對其改造之后才能進行保護傳承;而對于文化的腐朽部分,如儒家文化所倡導的封建等級觀念、男尊女卑等,應該堅決地抵制。

(二)綜合推進運河沿線文化遺產研究工作

以大運河遺產保護管理辦公室為主導,通過聯動機制,將文化部門與圖書、曲藝、工藝美術、商業、檔案、財政等諸多行業管理部門有機整合在一起,建立數據信息共享平臺,有效地發揮行政效能,形成保護與傳承合力。揚州大學中國大運河研究院著名研究員朱季康指出,“除了政府行政機構之外,還存在著科研院所、民間智庫等從事運河文化保護與傳承相關工作的隊伍,他們雖然不直接參與保護的調查、收錄、管理與傳承工作,但他們大多進行著與非遺相關的研究與創作,也是非遺保護的重要力量。尤其是科研院所是非遺學術研究的主體之一,對于非遺保護與傳承有著特殊的貢獻?！盵10]

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離不開人才,培養大運河文化綜合型人才是做好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礎。新時代大運河沿線文化遺產保護、研究、挖掘與傳播是一個綜合的領域,涉及到歷史、教育、藝術、計算機科學等多種學科,涵蓋了文化歷史研究、大運河專項研究、人工智能技術研究、數字媒體研究、文旅研究、外語跨文化交際研究等多個領域。加快大運河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播需要培養具有較強跨界研究能力的綜合型人才,在國家和各相關部門進一步提供人力、物力、財力和政策支持的前提下,加強師資建設,提升師資力量,并改革教學內容,規劃課程體系,增加民俗文化、旅游文化、鄉土文化、宗教文化等體現人文性、開放性、交叉性的課程,以培養主題型、綜合型人才。這類綜合型人才在具備本專業才能以外,還應具備其他領域的知識和能力,而人工智能技術知識和跨文化交際能力尤為重要。

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來臨,人工智能具備的自我學習和靈活處理新情況、新問題的能力為大運河文化遺產的傳承和傳播提供了新路徑。近年來,為了使人工智能與大運河文化充分融合,全國許多院校新增了數據科學與大數據技術專業,并在系統工程和智能信息處理等相關專業招收了碩士和博士研究生。這些院校培養的人工智能高端人才將會逐步實現大運河文化遺產的智能化保護、利用和傳播,實現大運河底蘊豐富的文旅價值,提升大運河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在大運河文化的對外傳播中,語言的溝通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需要大量的外語人才,這些外語人才需要具備良好的外語能力和深厚的中國文化底蘊以及較強的跨文化溝通能力,這樣在進行國際交流時才能做到兼具鄉土情懷和國際視野,講好中國故事,在國際舞臺上傳播中國聲音。

(三)深入挖掘運河沿線文化遺產的時代功能

目前,大運河沿線的很多物質文化遺產未被關注,它們所具有的歷史文化和社會人文價值未能被認識到?！吨袊奈锕袍E保護準則》(2015)明確提出展示文物古跡的真實價值和文化,延續其原有使用功能,并賦予其新的當代功能等。[11]

大運河的水利遺產是中國人民改造自然能力的體現,具有非凡的工程技術科學價值,在當今時代可以成為特色旅游資源,并把其打造成各種旅游產品,如考古與科普旅游產品、博物館旅游產品和休閑度假旅游產品等。對于文廟、書院、藏書樓等物質文化遺產,不僅可以有選擇性地延續和傳承其祭祀、教育和藏書等功能,也應激發它們的當代活力,實現它們的當代文化價值。文廟最初的功能是祭祀孔子,隨著當代“回歸儒學”的倡導,各地文廟的祭孔活動重新蓬勃發展,大運河沿線文廟的文保單位具有祭孔活動的優勢,應借助運河區域優勢開展有文化特色的祭孔活動,在大運河沿線傳承和傳播文廟的傳統習俗和當代儀式。書院的基本功能是講學,在新時代應根據書院的類型創新書院的新文化傳播功能,如通過觀賞和游覽挖掘書院文化從而實現儒學的教育傳承,通過開展各類相關專業教學和舉辦祭孔演藝活動而加強對外學術交流與合作等。古代藏書樓主要職能是對圖書的收集、保存和傳遞,但運河沿線的藏書樓已喪失藏書的功能,當代科技的發展使藏書樓向現代圖書館過渡成為可能。

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可以從運河沿線的旅游文化和創意文化開發中挖掘其時代功能。在大運河沿線旅游文化開發中,可根據其屬性特點和文化關聯等因素,整合文化遺產資源,打造文化旅游組合新形式,如在滄州建設武術文化小鎮,集武術教育培訓、武術表演與競技、武術文化博物館以及觀光旅游為一體,展現滄州武術文化歷史淵源、風貌習俗和發展成果。運河沿線文化遺產的創意開發可以從創意產品、文化品牌等方面進行。文創產品除了考慮使用需求以外,也要注重設計的創新等,使運河沿線著名文化遺跡、名人典故、歷史故事、文化精神等融入到兼有“運河元素”的文創產品中,以引起消費者思想的撼動、情感的共鳴及精神的鼓舞等。在文化品牌方面,運河沿線文化遺產可根據文化特色開發相關的網頁、微信公眾號、APP等,利用新媒體更加立體豐滿的品牌形象引發關注,對文創產品進行銷售、傳播和推廣[10]。

(四)不斷創新運河沿線文化遺產的傳播途徑

大運河文化承載了豐厚的文化遺產,傳承運河文化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需要不斷創新大運河沿線遺產文化的傳播途徑,使其在新時代迸發活力。首先,利用博物館對運河沿線的文廟、書院等文化遺產進行展示,大規模舉辦講座,并以運河文化為主題開展國際文化論壇等,在傳播中不斷增強吸引力和影響力。其次,利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聯合的方式,開設運河文化遺產專題講壇的相關欄目,利用圖文、音頻、視頻、專題與直播等形式,擴大展示的受眾面,拓展運河沿線文化傳承傳播的新渠道,充分提升文化遺產傳承與傳播的速度、深度與廣度。例如2023年8月13日, 中央和地方新聞媒體、網站及短視頻商業平臺聯合舉辦了“以河為媒——沿著大運河看中國”網上主題宣傳活動,通過媒體行、主題調研、圓桌討論等系列活動,探尋運河文脈、發掘運河文化的魅力,取得良好的宣傳效果。本活動利用電視臺、新聞網站、報刊等傳統媒介吸引中老年受眾,利用嗶哩嗶哩、抖音、騰訊視頻等新媒體平臺吸引海內外“Z世代”群體,讓他們成為了運河文化的“粉絲”和文化傳播工作的“隊友”。最后,加強國際交流合作,充分發揮以文化交流、歷史傳承、文明互鑒為主題的國際公益組織——世界運河歷史文化城市合作組織的平臺和橋梁作用,不斷整合資源、創新形式,及時跟蹤全球運河城市的聚焦點,團結全球熱愛運河、甘于奉獻的志愿者隊伍在運河城市開展一系列公益咨詢服務和宣傳活動,利用國際影響力推動運河文化的傳承與傳播。

四、結語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12]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背景下,保護、研究、挖掘和傳播中華傳統文化資源,是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的重要內容,也是使我國文化具備能夠與國外文化開展競爭的能力從而走向世界的重要前提。近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國傳統文化遠播海外并在世界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大運河跨越千年、縱貫千里,它是一座歷史的豐碑,是至今仍然活著的、流動的世界文化遺產,是世界公認的國家文化符號。[13]運河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脈絡之一,承載著優秀的傳統文化資源。在全球化背景下,隨著當代社會全球性地對啟蒙和現代性的反思,國學教育開始復興,傳統文化研究也已興起,加強大運河沿線文化傳承與傳播對弘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精神,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建設文化軟實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