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批判與規范建構：馬克思正義觀的雙重向度

南鑒宸，丁五啟

（安徽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馬鞍山，243002）

何為正義，如何達成正義？古往今來，智者們不斷追問，爭議紛繁。正義包含著復雜的內容，也被賦予了多重的價值。在柏拉圖那里，正義是各司其職按照等級做自己應當做的事。在烏爾比安那里，“正義乃是使每個人獲得其應得的東西的永恒不變的意志”［1］。在羅爾斯那里，“在某些制度中，當對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分配沒有在個人之間作出任何任意的區分時，當規范使各種對社會生活利益的沖突要求之間有一恰當的平衡時，這些制度就是正義的”［2］。思想家們一直都在關注和描述著正義，這也為我們深入理解馬克思正義觀提供了思想基礎。

對于馬克思是否有正義理論、是否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正義的社會的懷疑，我們確實可以找到馬克思將“公平”“平等”等正義話語指斥為“陳詞濫調”［3］436“現代神話”［4］的描述，但應當明確，這是馬克思在歷史高階狀態下剖析市民社會所標榜的“永恒正義”，所體現的正是馬克思自己的正義觀。不同于古代哲學的正義觀，也撥開了市民社會中自由主義正義觀這一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迷霧，馬克思立足于現實生活，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與具體的歷史背景和現實的社會生產關系相結合，對那些自以為正義的正義批判痕跡明顯。同時，馬克思正義觀又有不可磨滅的人道色彩。在馬克思那里，正義也充滿著未來意義上的對人類的關懷和超越性的價值內涵。馬克思正義觀不單單偏重事實，也不單單偏重道德，而是現實與理想契合、事實與價值的統一，既有對現實生活的關切，又有理想主義的氣質。剖析馬克思正義觀所具有的雙重向度，正確認識馬克思的正義觀，才能更好地運用馬克思的正義觀為構建理想社會和促進人類發展做出努力。

一、馬克思正義觀的事實批判向度

批判是馬克思正義觀中尤為鮮明的事實要素。馬克思在正義問題上所做的批判矛頭直指市民社會。首先，馬克思立足于市民社會的自身，敏銳地指出了市民社會并沒有充分實踐自己所遵循的仍有一定缺陷的應得正義準則，給予工人以應得。我們所看到的是，在標榜“永恒正義”的社會，工人連形式上的正義也沒能得到。其次，馬克思立足于“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依據共產主義社會這一理想社會，追尋市民社會不正義的源頭，進而從根本上批判市民社會私有制。在這一點上，對市民社會的批判明顯勾連著對共產主義社會正義的構建。

（一）還原“永恒正義”的“歷史原象”

啟蒙以降，人的主體性和科學技術的力量得到高揚，無論是神學道德，還是宗教狂熱，抑或是偏執專斷都被啟蒙理性所替代，自由、平等和正義成為普遍和永恒的原則讓人們沉迷，現代社會成為個人權利和私人利益支配的世界。隨著正義裝扮為“永恒正義”訴說著市民社會的需求，資本主義社會的非正義性也初步展露在人們面前。馬克思尖銳指出：“平等的觀念，無論是以資產階級的形式出現，還是以無產階級的形式出現，本身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這一觀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歷史條件，而這種歷史條件本身又以長期的以往的歷史為前提。所以，這樣的平等觀念說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說是永恒的真理?！保?］市民社會所講的正義說到底其實是資產階級法權最高意識形態的反映與表達，最終的目的是完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它被裝扮成“永恒正義”來掩蓋其自身的局限性和階級性。馬克思撥開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迷霧，將用來掩蓋自身歷史局限性的“永恒正義”還原成事實性質的法權概念，辯證地批判了市民社會虛假的、形而上的、有限的正義觀。

市民社會的正義原則，不僅在最終的意義上與人的自我實現相違，而且它還僅僅是名義層面的正義而不是實際層面的正義。隨著馬克思將“永恒正義”還原為市民社會中的法權概念，那么自由主義正義觀不過就是一種建立在市民社會商品經濟關系基礎之上的意識形態。自由主義正義觀只是一種被資產階級神圣化的法權觀念，帶有階級性和歷史局限性。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視域中，馬克思還原了“永恒正義”的“歷史原象”，即它只是一種為市民社會私人所有制所決定的具有歷史從屬性質的法權概念，由此，它也就不可能超出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和雇傭勞動剝削體制的歷史局限，而成為自由主義正義觀所標榜的普遍的“永恒正義”。

同時，依照馬克思的歷史主義原則，在特定的歷史范圍內，適用于市民社會的正義原則具有其合理性。正義作為觀念性的東西，不是一經從思想中抽象出來后就不再變化的邏輯的東西，它與變化著的生產方式相聯系，由物質生產所決定。既然如此，當馬克思說出“這個內容，只要與生產方式相適應，相一致，就是正義的；只要與生產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義的”［6］時，他所說的正義就只是指當下的正義。這并不是說馬克思在為市民社會中的正義原則進行辯護，而只是在辯證地看待這一正義原則，肯定了其具有的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其調節市民社會生活的合理性。這也恰恰反映了馬克思的正義不是抽象的善，也不是自在自為地存在的規章制度，而是有著堅實的客觀性的地基，受到物質生產方式及其所決定的社會生活的制約，具有固定內容的、歷史的、現實的規范。

（二）對市民社會私人所有權的批判

建立在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基礎上的市民社會作為一種社會聯合方式在18 世紀之后大踏步地走向成熟。從表面上看，市民社會通過滿足人們的相互需要實現生產的社會化，以此為紐帶把整個社會聯合成一個和諧的共同體。但實際上，“任何一種所謂的人權都沒有超出利己的人，沒有超出作為市民社會成員的人，即沒有超出封閉于自身、封閉于私人利益和私人任意行為、脫離共同體的個體。在這些權利中，人絕對不是類存在物，相反，類生活本身，即社會，顯現為諸個體的外部框架，顯現為他們原有的獨立性的限制”［7］。這種社會中的個人是自利的個人，這種相互需要的目的是滿足自利的個人，人們互為工具存在。這種社會聯合分離生產對象與生產活動，從而使人們滿足需要的活動成為了一種異化勞動，并最終在異化勞動之中將人確證為非人。這樣的社會顯然不是人類共同生活的理想模式。

看起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交換領域是天賦人權的樂園充分表現著正義。但如果把視角投向生產領域，生產過程中的異化和剝削便取代交換過程中的自由和平等，整個過程的非正義性也完全顯露。在市場上，工人好像可以自己支配自己，通過簽訂合同把自己的勞動出賣給資本家，但事實上他并不是“自由的當事人”［8］。從根源來看，資本完全擁有并掌握生產資料所有權，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及其勞動產品相分離。在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相分離的情況下，工人不得不為了獲取生產資料而用他唯一的東西——勞動能力來與資本進行交換?？梢?，即使在流通領域中，白紙黑字的工資關系也并不是那樣正義。市民社會中的正義原則假設和虛構了勞動力與資本間的平等交換，這恰恰是在掩飾或剝離其成立基礎——私人所有權和占有制。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資本家確實擁有表現為占有他人無酬勞動或產品的權利的所有權，而工人則喪失了自己生產的產品的所有權，本屬于自己的產品反而成為異己的敵對的力量。生產的產品愈豐富，工人自己愈貧窮；提供的商品愈多，工人自己愈變為廉價的商品。勞動本來是確證自己的實踐活動，現在卻成為了否定自己的異化的東西。工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生產活動和類本質相異化，繼而導致人同他人的勞動產品、他人的勞動和他人相異化，產生了階級對抗與斗爭。如果有人執意為私人所有權進行辯護，那進一步追問其來源，到“原處所得”，就會發現那是血與火的暴力掠奪，我們定然不能站在馬克思高階正義訴求的視角上稱其是正義的。

應當明確，對私人所有權的批判不代表馬克思反對權利的獲得。市民社會是由利己主義的個人組成的，奉行以個人權利為核心的正義原則，從基本認識出發，我們可以說即便這樣的正義原則得到了完整的全部的實現，這樣的社會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正義的社會。但馬克思所說的，是在現有的資本主義的制度下，利己的個人奉行以個人權利為中心的正義原則無法獲得這些權利，而不是人不應當獲得這些權利。馬克思認為，人應當也值得擁有現實的權利，所以他一直都在揭露資本對勞動的剝奪和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一直都在主張剝奪工人現實的權利是非正義的，一直都在啟迪工人的思想覺醒，一直都在促成工人爭取這些權利的現實活動。

二、馬克思正義觀的規范建構向度

超越市民社會這個立腳點，馬克思得到了關于正義的更進一步理解，立足于人類解放及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表達關于正義的終極理解，也提出了處于不同歷史位階的兩條正義的原則：初級階段按勞分配原則與高級階段按需分配原則。市民社會是充滿異化的社會，人們出于利己的目的將別人當成滿足個人需要的手段和工具，生產是生存的手段，人是“原子化的個人”。而人類社會消除了異化，人們將彼此當作對象對待，生產是人的能力的釋放，人作為“類存在物”而成為人，人作為“社會化的人類”的個人把自己融入社會整體中從而獲得真正的自由。顯然，在真正的意義上符合人性要求的正義在人類社會中才能獲得實現。這樣的正義揚棄了市民社會的正義原則，是關于理想社會的超越于現實的現實可能性，而不是懸空的、抽象的只有價值向度的道義原則。

（一）一個澄明：以人類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目標的正義

在古代哲學家的正義觀中，正義與個人德性相關。近代以后，在現代政治哲學中，以自由主義為代表的正義觀中的正義服務于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完善，基本上強調平等的權利，而疏離于個人德性。在馬克思那里，正義既包含著權利與義務的關系的內容，與法的實施和權利的實現有關，這不同于過于注重個人德性的古典的正義概念；也有超越性的含義，關聯著自由的根本價值，這是對近代之后的自由主義正義觀疏離于個人德性而過分強調平等的權利的揚棄。顯然，馬克思跳出了自由主義正義觀自設的藩籬，超出權利原則的自我限制，突破了權利平等給實質平等帶來的限制，重新思考了正義的內容。最終，馬克思將平等理想的最終實現寄托于共產主義社會，亦即自由人的聯合體，這種社會合作機制超越了市民社會體制，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人類解放，人獲得了自由全面發展，這樣的社會也成為了我們的不懈追求。

馬克思正義觀的規范建構的發源地是對市民社會私有制和私人所有權的批判。如馬克思所說：“在雇傭勞動制度的基礎上要求平等的或甚至是公平的報酬，就猶如在奴隸制的基礎上要求自由一樣。你們認為公道和公平的東西，與問題毫無關系。問題就在于：在一定的生產制度下所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東西是什么？”［3］56資產階級宣揚的正義只是虛假的承諾、保守的格言，馬克思正義觀訴求的是實質正義。既然馬克思的訴求是真實的正義，那么就必須從問題的關鍵著手，批判的矛頭便自然對準了造成剝削的不正義的社會制度。從問題的關鍵出發，馬克思分析了私有制之下勞動與生產資料的分離，揭露了人的普遍異化、階級與階級的對立，看到了私有制的必然崩潰。由此，馬克思正義觀蘊含著消滅私有制和雇傭勞動制度，為建立真正屬人的社會實現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而重塑社會關系和社會制度的重要內涵。

所以，在馬克思那里，包含著的強烈道德譴責和價值判斷意味的“異化”和“剝削”等詞語，從來不是被剝削者的道德偏見，而是從問題的關鍵出發的立足于實現人類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實質正義的價值訴求必須要做的分析。

（二）兩個原則：初級階段按勞分配原則與高級階段按需分配原則

按勞分配原則是指，在消滅了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消除了憑生產資料私有權而取得收入的條件的共產主義社會初級階段中，只依據勞動這同一尺度來分配個人消費品，在進行了各項必要的扣除之后，每一個生產者能從社會中領回的正好就是他給予社會的個人勞動量，等量勞動換取等量報酬。相對于資本主義的按資分配，終結了階級剝削和不對稱的權力支配關系的按勞分配具有明顯的歷史進步性，無疑是正義的體現。但按勞分配僅就狹義的消費而言是正確的，在活動上還是默認了由于個人能力差異而導致的收入不平等，所以，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應該對按勞分配原則加以超越。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后；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9］按需分配原則的基礎是人的本性的自由發展，其實際信念便是人們肉體和胃的差別不應該由人們智力和頭腦的差別引起，換句話說，便是在占有和消費方面勞動上的差別不會帶來任何的不平等和特權。按需分配原則基于人類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確保每個人的自我實現的平等，每個人都能平等地獲得自我實現的途徑和方法。這屬于馬克思正義觀中的最后建構和最終理想，所傳達的是對每個人潛能的充分發揮和自由發展的價值關切，是人之為人的自覺確證，表達了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的展望。

三、結語

立足于“德性”和“理念”，柏拉圖確立了自己城邦的正義；立足于“市民社會”和“私有財產”，亞當·斯密確立了自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正義；立足于“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以人類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目標，馬克思確立了自己共產主義社會的正義。馬克思的正義觀從來沒有脫離現實的歷史，也沒有放棄超越的追求，它是事實批判與規范構建的內在統一。馬克思正義觀一面指向它所賴以產生的世界，一面指向它人道的價值追求，既有“形而下”的界分，又有“形而上”的向往，這樣的雙重向度也使得馬克思正義觀在歷史與邏輯的交匯中得以澄明敞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