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父輩書》的記憶書寫與身份認同

楊燕翎，劉雪陽

（長春理工大學文學院，吉林長春，130022）

巴爾扎克曾說：“小說是一部民族的秘史?！保?］而在各種類型的小說中，以家族史為題材的小說常以多樣的手法，或呈現家族內部矛盾，或描寫在歷史洪流的沖擊下家族由盛轉衰的過程，給讀者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反觀歷史的角度。匈牙利作家瓦莫什·米克羅什的《父輩書》將視角集中在匈牙利猶太民族這一邊緣群體上，呈現了匈牙利猶太民族在不同歷史時期身份認同的構建?！案篙厱钡脑馐恰鞍职旨捌渌?，這不僅是對小說所寫內容的概括，也與小說中由12 個長子共同創作的家傳傳記同名。以記憶的書寫為線索，小說將家族12 個長子的故事串聯起來，用家族傳記的方式展示了長子們不同的經歷?！陡篙厱窔v史背景宏大厚重，故事由1706 年施坦諾夫斯基·庫爾奈跟隨祖父輾轉從巴伐利亞返回匈牙利拉開序幕。18 世紀，伊什特萬改信猶太教，家族的命運因此同歐洲猶太民族的命運捆綁在一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家族成員受到納粹的屠殺，家族歷史也隨之走向了沉寂；20世紀，為了尋找自我的身份，維爾莫什選擇離開匈牙利前往美國，而其子亨利克在成年后重回匈牙利，這也象征著家族的重建和新生。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存在著另一種時間模式，即代際（Generation）。所謂代際指的是一個廣泛運用于文化學、心理學等領域的術語。在社會學的界定中，代際可指同父、同母或父母均同的后裔，這些后裔自上而下算為一代，也可以指一個社會大致出生于同一時期的全體成員，“這種區分方式則大多涉及對社會成員文化、信仰的考察”［2］。在代際劃分中，最關鍵的就是“每一代的成員都在集體性歷史中共享一個獨特的階段”［3］?！陡篙厱分幸泊嬖谥@樣一種代際的關系，代際既是家族內部演變時序的直觀反映，同時，代際的延續也構建起了家族記憶生成和書寫的獨特空間，同17 世紀末至20 世紀初匈牙利近300 年的歷史背景相對應，家族成員們也可大致分為三代，即以施坦·伊什特萬為代表的家族第一代、以齊拉格·巴拉日為代表的家族第二代以及由維爾莫什和亨利克構成的第三代，而通過剖析家族不同代際的歷代變遷，《父輩書》審視了家族成員身份認同內涵的變遷，這就為進一步闡釋記憶書寫和身份認同的深層關系提供了可能性。同時，小說中記憶書寫與身份構建、民族身份和國家身份的復雜勾連，也揭示了匈牙利猶太民族在身份構建的過程中曾面對的一系列困境。

一、身份建構與《父輩書》記憶書寫的動因

記憶既是一種私人體驗，又廣泛受到外部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而且，記憶與身份認同也息息相關。丹尼爾·夏克特認為，記憶構成了與個人相關的那些堅定信念的基礎，并且直接參與了身份認同的建構［4］?？梢哉f，個體對自我身份的認知離不開記憶的整合，因此對記憶進行書寫也就成為確定自我身份認同的重要途徑?！陡篙厱非∈怯洃浥c身份交織的重要典范，小說中充斥著關于記憶和身份的互動和互文，在這種互文中，身份的建構和追尋成為記憶書寫的基礎，使小說呈現出更為復雜的主題和結構。那么，《父輩書》中記憶書寫的動力機制究竟來自何處呢？

其一，家族前兩代人的記憶書寫是為了銘記族源，本質上是對身份的建構與追尋。家傳傳記由長子繼承并書寫的家族傳統，源自家族第一人施坦諾夫斯基·庫爾奈。因為兒時生活于巴伐利亞，庫爾奈最初只能用德語同他人交流，在返回家鄉后才開始學習并使用匈牙利語記錄自己的生活?！白尯罄^者了解他的有生之年是如何度過的”以及“以此指引妻子和三個孩子”［5］28，是他對記憶進行書寫的目的，這既表明庫爾奈對輾轉返回匈牙利并建立起豐厚家業經歷的驕傲，也為家族提供了一個清晰的、可供追憶的祖先。同時，家傳傳記的傳承和書寫，又奠定了家族成員的族源意識，隨著代際的延續，這種記憶又在不斷的重復中形成一個獨特的家族文化“象征意義體系”［6］。換言之，個體身份的構建離不開“象征意義體系”的參與，而身份認同的變遷，在某種程度上也就同個體是否脫離了“象征意義體系”相關。在施坦一代，施坦諾夫斯基·伊什特萬（后改姓為施坦）為了和心愛的猶太女孩結婚，不惜放棄自己對于莊園的繼承權，并且退出加爾文教加入了猶太教，但是，伊什特萬在離家前卻帶走了家傳傳記。所以，他雖然在地理意義上遠離了家族，卻依舊保持著與家族“象征意義體系”的相連，并在家傳傳記的續寫中，將自身的猶太身份融入了家族傳統的身份認同中?？梢哉f，家族前兩代為家族后人講述家族的歷史、贊頌家族祖輩的榮光是其記憶書寫的一部分，而作為一種特殊的記憶書寫，家傳傳記也成為他們在匈牙利族裔構成逐漸復雜化、宗教信仰多樣的處境中確認自我身份認同的方式。

其二，移民一代重新開始記憶的書寫則源自他們自身感受到的身份危機，進而對身份的建構和追尋。在小說的后記中，作者坦言自己其實對家族的過去也是一無所知的，所以小說的敘事中也包括一些“個人的歷史”［5］419。這一點主要體現在家族第三代即移民一代對家族歷史的追尋中。為了和家族的猶太身份徹底割裂，齊拉格一代的最后一人齊拉格·巴拉日選擇將家傳傳記投入火海，這也使其后代徹底失去了與家族過去相連的媒介。事實上，在美國出生長大的齊拉格·亨利克本該是最能適應以多元文化為特征的美式文化氛圍的，然而，對家族過去的一無所知使其處在一種無根漂浮的狀態，也無法真正融入其所處的文化氛圍中。未知的過去讓維爾莫什和亨利克無法建立起身份認同，而這種對身份的追尋，正是促使移民一代進行記憶書寫的主要因素。從小說人物記憶書寫的形式來看，移民一代的記憶書寫已不再是家傳傳記式對族源的追憶，而更為個人化、私密化，他們尋找家族歷史的過程，不僅是重新喚醒并承認家族記憶的過程，而且是東歐劇變后匈牙利流散人群追尋和并重新構建精神家園的征程。在小說結尾處，作者通過亨利克及其子康拉德與家族第一人庫爾奈相仿的返鄉經歷和書寫行為，使家族的歷史跨越世紀與當下形成一種平行敘事，而亨利克將自己整理的家族歷史傳給了兒子康拉德，表明其在記憶書寫的過程中也最終得以擺脫身份危機重新指認了自我主體的存在，而家族的歷史也隨之在困境中重現希望。

《父輩書》中的家族史富有傳奇色彩，無論是家族成員獨特經歷的描述還是家傳傳記的傳承和流散，都使小說成為“一部匈牙利家族的薩迦”［5］421。其最終主題，就在于通過施坦—齊拉格家族的經歷探尋自我及民族身份的根基，在文本中，探尋的過程被作者以記憶書寫的形式建構，通過記憶書寫，重新確定了匈牙利猶太群體的身份認同，也使小說體現了對匈牙利猶太民族這一邊緣群體記憶的關注。這樣一來，《父輩書》中記憶書寫的內容就成為需要進一步關注的問題。

二、《父輩書》的家族記憶與個體記憶

個體記憶和集體記憶是記憶兩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記憶書寫的重要內容，如在大屠殺的個體記憶與文學敘述中，匈牙利作家納道爾·彼得就通過主人公杜林之眼回顧了納粹德國人的個體記憶和家族集體記憶，并以此來“嘗試表達自己對于歷史的態度”［7］。在《父輩書》中，集體記憶也同樣指向了家族記憶，指的是一種基于祖輩的經歷形成的族群性記憶，而所謂個體記憶，則指向了家族成員們的個人經歷以及他們對社會生活及家族歷史的態度和看法?？梢哉f，通過家族傳記這一記憶書寫的載體，小說不僅再現了匈牙利猶太民族的隱秘歷史，也呈現出集體記憶與個體記憶的關系。

一方面，家族記憶為家族成員的個體記憶提供了框架。哈布瓦赫指出：“家族記憶是集體記憶的一種特定類型，是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重要紐帶”［8］。整部小說中，庫爾奈的經歷是家族歷史的族群性記憶，而不同代際對庫爾奈經歷的反復提及的闡釋，使這一記憶成為一種繼承性記憶，賦予了后代對家族歷史及自我的認識。在家族前兩代中，施坦·理查德將庫爾奈的經歷視為自己終將回到家鄉的“幸運符”［5］111，齊拉格·南多爾認為這是家族匈牙利血統的證明。移民一代雖然對于家族的過去一無所知，但是作者巧妙地將亨利克的返鄉過程同庫爾奈的返鄉形成了一種互文關系，不論是在回到祖地后才重新開始學習匈牙利語，還是在荒野中看到了日食這一奇異的天象，代際的相似性不僅為小說增添了史詩感，也暗示亨利克和祖輩庫爾奈一樣承擔起了對家族記憶的發掘與傳承義務。

另一方面，長子們的個人經歷和感悟，作為一種個體記憶，是構成家族集體記憶的基礎。同時，與相對封閉穩定的家族記憶不同，長子們個人的記憶復雜多樣的，而通過對家族傳記的續寫，每一代的長子們不僅對自身的經歷和記憶進行記述，也記錄了其日常生活中的想法等同生活息息相關的信息，這都體現了他們不同的個性以及生存樣態。比如，擅長賭博的貝爾達—施坦·孟德爾在繼承家傳傳記后不僅他將自己對于賭博的認識寫入其中，也將自己每一次賭博的輸贏記錄在冊。而齊拉格·南多爾則在匈牙利的排猶太主義傾向日漸加劇時，詳細記錄了家族生存環境逐漸惡化的過程?？梢钥闯?，同家族的集體記憶相比，長子們的個體記憶書寫具有完整性和連續性，同時，其記憶書寫中體現著對生活的思考和對社會的感悟，也從個體的情感體驗角度讓抽象的歷史在小說中得以具象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構成記憶的三重維度中，其支架結構是占有記憶的獨立個體［9］，因此，不論是個體記憶還是家族記憶，其能否得到傳承并繼續被書寫，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承載記憶的個體是否接受和認可記憶。二戰期間對猶太族群的屠殺和迫害以及家族的覆滅，使齊拉格·巴拉日決定徹底否認自身的猶太血統。因此，在成功從集中營逃離并最終返回匈牙利后，巴拉日便將猶太人的身份和集中營的經歷視為需要隱藏的污點，除了將自己的信仰重新改回加爾文教外，他也不允許兒子問自己任何關于家族和自己過去的問題。劉亞秋認為“在對話中個體記憶完成了向集體記憶的融合，這個過程是個體之間互相妥協的結果”［10］，巴拉日對于家族記憶的抵觸是集體記憶和個體記憶發生沖突時的一種逃避行為，他將家傳傳記投入火海且自己的過去諱莫如深，不允許后代探尋過去的記憶，阻斷了個體記憶同集體記憶對話的通道，也讓個體記憶無法向集體記憶轉化。

可見，家傳傳記“父輩書”作為家族記憶和長子個體記憶的記述文本，同時包含了個體記憶書寫和家族集體記憶書寫：每一代長子經歷的書寫構成了個體記憶在家傳傳記中的再現，同時，也在后輩們的繼承和續寫中逐漸融入并形成了家族的集體記憶，成為家族成員身份認同的基點。不論長子們對于家族記憶是接受還是抵觸，都表明了集體記憶和個體記憶相互依賴、互為同謀的關系。作為夾在兩種文化之間的少數群體，匈牙利猶太民族的歷史曾長期處于被消音的狀態，因此，這種記憶書寫在對主流歷史補充的基礎上，也具有少數族裔身份構建的意義。

三、民族身份與國家身份的雙重認同

“身份認同”是指個體對自我身份的確認和對所歸屬群體的認知，以及所伴隨的情感體驗及行為模式進行整合的心路歷程［11］。身份認同并不是靜止的，不僅受制于血緣，還是基于多方的影響而形成的自我認知，可以分為個體認同、集體認同、宗教認同等，對于多民族國家的少數族裔而言，其身份認同不可避免地會同時呈現出民族身份認同和國家身份認同這兩種不同的形態。小說故事的背景所處的時代，是匈牙利逐漸擺脫奧匈帝國統治，形成近代多民族國家的一個特殊時期。除卻政治文化因素的影響和推動，家族成員的記憶書寫作為其在某個歷史階段支持某種認同形態的證據，也證實了家族成員在自身身份構建中的主動性。高永久認為“‘多民族國家’是以多個民族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國家，是不同民族之間經過相互交往從而產生政治上聯合的產物”［12］，而《父輩書》中家族不同代際身份認同的嬗變，實際上也反映了他們對于自身的民族身份與國家身份的不同理解，這為進一步闡釋這兩種認同的互動關系提供了可能性。

首先，作為一個圍繞著血緣關系而形成的族裔群體，家族成員身份認同中有著一種基于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記憶而形成的民族認同。對于民族和國家不重合的多民族國家而言，“民族”包括占據某一地域具有自治權的民族（Nationality）；散居在一國內部擁有文化權利的族裔群體（Ethnic Group）；社會發展水平較低的部族（Tribe）等［13］，而民族認同也更接近于一種文化認同。作為生活在匈牙利的猶太族裔群體，施坦·齊拉格家族的民族認同指向的是其猶太文化認同。那么，《父輩書》這種民族認同又是如何構建的？一方面，由祖輩們的經歷而演變成的“世系神話”對于家族民族認同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安東尼在論及族裔群體時提出：“如果沒有世系神話，族群很難存續較長時間?！保?4］而維系家族這一“世系神話”在最初是家族第一人庫爾奈在幼時遭遇強盜并奇跡還生，最終返鄉的經歷。庫爾奈的經歷給予了家族最初的身份認同，即生活在馬扎爾之地的馬扎爾人。另一方面，家傳傳記和頭生子特殊的記憶力也進一步促成了族裔認同的形成和延續。施坦·伊什特萬是將猶太文化帶入了家族身份認同中重要的人物，通過努力，伊什特萬逐漸融入了猶太社區，在“整個猶太社區都對施坦·伊什特萬十分滿意時，也同樣受到加爾文佃農的歡迎”［5］96。而隨著理查德的誕生和家族后代們對家傳傳記的繼承，家族的猶太身份也隨之成為其民族身份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次，18 世紀匈牙利語言運動的興起促進了家族國家身份認同的建構。在多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維度中，“國家”指的是“在一定地理邊界內具有對外主權獨立性和對內統治至高性的政治共同體”［13］。因此，國家認同則更多指向的是一種政治認同。18 世紀哈布斯堡王朝鼓勵移民活動，其民族構成也因此改變，匈牙利也隨之逐漸形成了一個復雜的多民族族裔混合體。不過，興起于這一時期的語言運動將這些少數族裔的身份認同統合了起來，并通過家族前兩代的書寫融入了家族的記憶中。首先，語言作為文化的表征也具有身份認同的作用。雖然自伊什特萬起，家族開始信奉猶太教，遵循猶太民族的生活方式，但是匈牙利語卻一直在日常生活與家傳傳記的書寫中存續下來。因此，施坦·奧圖在面對弟弟質疑匈牙利語和匈牙利猶太人無關時反駁道：“馬扎爾神是說馬扎爾語的”，而且“馬扎爾神也是我們的神”［5］144。其次，鼓勵以匈牙利本土的馬扎爾語取代奧匈帝國官方語言，提倡豐富馬扎爾語文學的語言運動帶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正如高曉川在考察奧匈帝國的民族治理時提出：“帝國中不同的語言族群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民族后，新的民族認同逐步取代了帝國認同，這為民族國家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礎?！保?5］語言運動的發生和家族成員的參與，在某種程度上為家族成員賦予了社會權力和政治權力，將匈牙利作為其所屬的政治共同體的國家身份認同也因此而形成。

事實上，多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問題可以看作是一種如何“整合民族異質性和國家統一性”［13］的問題。而家族三代的身份認同中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關系，也反映了匈牙利政府在民族治理中的政策導向。在施坦一代，匈牙利對猶太民族的寬松政策和語言運動促成了其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統一，所以即使施坦一代仍信仰猶太教，遵循猶太法律，也仍可將其文化整合入家族的記憶中而不改變對自我身份的認知。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于猶太民族的迫害卻人為地將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對立了起來。在齊拉格一代，即使南多爾和巴拉日都不再信仰猶太教，卻也因為家族的猶太血統被推至風口浪尖，受到了無端的迫害。

同家族第一代、第二代不同，移民一代對自我身份的追尋代表了匈牙利在戰后對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關系重塑的嘗試。亨利克最終找回家族過去并將其書寫下來傳給后代的行為，象征著他作為個體融入了施坦一齊拉格家族中。同時，在追尋家族歷史時對于家族猶太身份的承認和二戰時期經歷的接受，亨利克將個體記憶與家族記憶相連的同時，也讓個體身份和家族集體身份、民族身份與國家身份在對家族歷史的發掘中逐漸統一。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承認和接受并非單向的，在亨利克承認家族作為猶太民族的同時，作為官方主流記憶的文化也承認了施坦一齊拉格家族的匈牙利人身份，家族的集體身份在亨利克的探尋中得以強化，其民族身份和國家身份也因此而重新統一起來。

綜上所述，米克洛什的小說《父輩書》，可以看到家族記憶強大的情感力量和感召力。通過代際的延續，家族成員們不斷生成新的記憶，同時也擴寬了家族記憶的內涵，而通過對記憶的書寫，成員們又在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互動重疊中重構了身份認同?！陡篙厱穼⒁暯羌杏谛傺览q太家族的興衰離散，以記憶的傳承與失落為線索，表現了匈牙利猶太民族這一被主流文化所遺忘的民族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