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省綠色發展效率的測算及影響因素研究

苗薇薇, 陳欣悅, 張立新

(1.日照職業技術學院 思政部, 山東 日照 276826; 2.曲阜師范大學 經濟學院, 山東 日照 276826)

綠色發展是以協調、效率和可持續為目標的發展方式,是我國經濟新常態下高質量發展的核心主題之一,是我國區域發展擺脫粗放型發展方式的必要途徑。山東省作為我國工業門類最齊全的省份之一,是全國唯一的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驗區,同時也是實施國家海洋戰略和黃河重大國家戰略的“排頭兵”,在綠色發展方面面臨巨大機遇。自2018年國務院正式批復同意設立山東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驗區以來,山東省積極利用戰略疊加優勢,大力踐行綠色發展理念,推動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發展質量持續提升。山東省第十二次黨代會報告數據顯示,山東省2021年以新產業、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為代表的“四新”經濟GDP占全省GDP的比重比2017年提高了10個百分點,2017—2021年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年均增長約10%,綠色發展已取得一定成效。

與此同時,山東省面臨著需求緊縮、供給沖擊和預期轉弱三重壓力,高耗能和高排放產業比重仍然較高,“四新”經濟所占比重仍然較低,能源消費結構亟待轉變,綠色發展仍然面臨著嚴峻挑戰。為了進一步深化新舊動能轉換和探索轉型發展途徑,加快推進綠色高質量發展,山東省自2020年起針對科技引領產業綠色高質量發展、綠色金融服務綠色高質量發展、“兩高”行業綠色高質量發展、節能環保產業高質量發展、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美麗山東建設等主題發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2022年9月,《國務院關于支持山東深化新舊動能轉換 推動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印發,要求山東省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現代化道路,努力建設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先行區。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山東省16個地級市為研究對象,對其綠色發展效率進行測算,并探討影響因素和發展策略,為更好地推進山東省綠色高質量發展提供參考。

一、文獻綜述

近些年來,學術界對我國綠色發展效率及其影響因素開展了大量研究。在研究對象上,以往學者較多關注全國大區域[1]或省域[2]、全國城市或城市群[3-4]、長江經濟帶[5]尤其是長三角地區及其城市[6-7]、黃河流域及其城市[8-9]、資源型城市[10]、東北老工業基地[11],以及工業或制造業[12-13]、農業[14]、旅游業[15]等產業。

在綠色發展效率測算方面,以往學者主要選取勞動力、資本、能源消耗等作為投入指標,以GDP作為期望產出指標,以環境污染作為非期望產出指標[7,16],并主要采用DEA模型[17]、超效率SBM模型[18]、DEA-SBM模型[19]及Malmquist指數[20]等方法。測算結果表明,我國區域綠色發展效率總體水平不高,但整體上有一定的提升趨勢[3,7];東部地區的水平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但區域間以及城市間的綠色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21];相對于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而言,山東省的綠色發展效率較低,且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尚未實現DEA有效[22]。

在綠色發展效率影響因素方面,以往學者主要選取經濟發展水平、工業發展水平、產業結構[23]以及環境規制、創新投入、外商投資[3,16,24]等指標作為影響因素,并主要使用Tobit回歸模型檢驗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因素[25-26]。研究發現,環境規制和工業集聚[27-28]、產業結構[15,21]、技術進步[21]影響綠色發展效率的提升,對外開放的影響不顯著[15-16]。

總的來看,現有關于綠色發展效率測算及影響因素的研究呈現出如下特點:第一,研究對象涉及全國大區域、特殊地區和產業等層面,但關注某一特定省份下轄城市的研究還較少。第二,學者們大多從投入產出視角選取綠色發展效率測量指標,投入指標主要選取經濟生產方面的勞動、資本和能源投入,對土地資源和水資源的消耗以及生態環保方面的人力投入和設施投入關注不夠,產出指標主要關注經濟產出而忽視了生態產出。第三,綠色發展效率的測算指標與影響因素存在一定的交叉或重復,個別學者甚至將GDP同時作為產出指標和影響因素,從而影響了測算結果的科學性和準確性。

二、綠色發展效率的測度

(一)測度方法

為確保評價的客觀性,本文使用包含非期望產出的DEA-SBM模型測算綠色發展效率。DEA模型具有無須考慮行數形式、指標量綱和行為假設等優點,是被學術界廣泛使用的效率評價方法。DEA-SBM模型進一步對DEA模型進行優化,并將非期望產出納入產出指標之中,可以解決傳統DEA模型未考慮松弛變量改進效率偏差的問題[29],適用于增加期望產出以及減少非期望產出和投入的綠色發展目標[3]。因此,本文采用考慮非期望產出的DEA-SBM模型來評價山東省16個地級市的綠色發展效率。用生產決策對象(DMU)表示各地級市,設α∈Rm表示各地級市的投入向量,A∈RS1和A∈RS2分別表示期望產出向量和非期望產出向量?；诖?在規模報酬不變條件下,包含非期望產出的DEA-SBM模型如下:

(1)

(二)測度指標體系與數據來源

借鑒以往研究并結合山東省各地級市的環境狀況,依據科學性、代表性和數據可獲得性等原則篩選指標,構建山東省綠色發展效率測度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在期望投入方面,選取關于勞動投入、資本投入、生態環境保護投入的5個指標。其中,勞動投入用區域年末從業人員總數表示,資本投入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測算,生態環境保護投入包括生態環境保護相關從業人員數、廢水廢氣治理設施數量、當年環境污染治理投資額。在非期望投入方面,除了選取企業生產用水消耗量、單位GDP能耗等傳統的資源投入指標,還加入城市建設用地面積這一指標以反映土地投入情況。在期望產出方面,選取經濟產出和生態環境產出2個指標。為了體現“以人為本”并反映居民獲得感,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經濟產出。同時,為了考察地區環境保護投入的效果,用建成區綠化覆蓋率衡量生態環境產出。在非期望產出方面,選取工業“三廢”排放量作為測量指標。

表1 山東省綠色發展效率測度指標體系

本文使用的數據主要來源于2012—2021年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山東統計年鑒》以及山東省各地級市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三)測度結果分析

使用DEA-SBM模型測算2011—2020年山東省16個地級市的綠色發展效率及效率均值,結果如表2所示。

1．全省綠色發展效率及其變動分析

為了便于分析,在表2的基礎上進一步繪制2011—2020年山東省綠色發展效率變動情況柱狀圖、山東省16個地級市的綠色發展效率均值柱狀圖、山東省16個地級市的綠色發展效率雷達圖,分別如圖1、圖2、圖3所示。經分析,山東省綠色發展效率呈現如下特征:

(1)從整體靜態水平來看,由圖1可知,2011—2020年山東省綠色發展效率整體不高,效率均值為0.4619,未達到有效狀態,表明山東省在綠色發展方面還有較大的進步空間。

(2)從整體變動情況來看,由圖1可知,2011—2020年山東省全省綠色發展效率年度均值存在一定幅度的波動,但是整體上山東省綠色發展效率并沒有太大變化,這表明山東省的綠色轉型發展仍需經歷較長時間才能實現。

呈現以上兩點特征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山東省的市場主體以大型制造業企業為主,污染物排放即非期望產出過大,導致綠色發展效率難以提升;第二,相對于江浙地區而言,山東省民營經濟和小微企業發展比較落后,其資源配置水平和經營管理水平相對較低,導致近些年來山東省綠色發展效率整體較低且變動不大。

(3)從橫向比較來看,由圖2可知,山東省16個地級市的綠色發展效率均值存在較大差異。其中,青島和濟南效率較高且達到0.8以上;超過全省效率均值的有濟南、青島、淄博、棗莊、東營、煙臺和濰坊7個地級市,其他9個地級市的綠色發展效率均值都在0.4以下。由圖3可知,2011—2020年山東省16個地級市的綠色發展效率均出現較大波動。此外,由于新冠疫情,山東省各地級市的綠色發展效率幾乎都在2020年達到最低點,全省2020年的綠色發展效率均值也降至0.3867,是10年間的最低值。

表2 山東省16個地級市的綠色發展效率

圖1 2011—2020年山東省綠色發展效率變動情況

圖2 2011—2020年山東省16個地級市的綠色發展效率均值

圖3 2011—2020年山東省16個地級市的綠色發展效率雷達圖

2．山東省綠色發展效率的區域分類分析

根據山東省16個地級市2011—2020年的綠色發展效率均值排名以及2020年的綠色發展效率排名,可以將山東省16個地級市劃分為先進型、相對進步型和亟待加強型三類,具體如表3所示。

先進型地級市包括濟南和青島,2011—2020年這兩個地級市的綠色發展效率均值都高于0.8,排在山東省16個地級市中的前2位。近些年來,作為副省級市的青島和濟南大力發展旅游業和服務業,重視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和應用,積極推進產業轉型升級,使得綠色發展理念深入人心并得到有效實施,目前已經基本形成經濟與環境良性互動和可持續發展的局面,故綠色發展效率較高。

相對進步型地級市包括淄博、棗莊、東營、煙臺和濰坊,2011—2020年這些地級市的綠色發展效率均值都高于全省均值。這些地級市均為重工業城市或資源型城市,近些年高度重視防污治污、淘汰落后產能、退耕還林還草等工作,積極踐行綠色發展和創新發展理念,大力發展生態環保產業、數字產業、新能源產業以及生產性服務業,推進生態賦能高質量發展,“四新”經濟穩定快速增長,綠色發展實現了由量變到質變的躍遷。棗莊、煙臺和濰坊的第三產業在增加值和增速方面均大幅超越第二產業,淄博和東營的第三產業在發展規模和速度方面也基本形成了與第二產業旗鼓相當的局面。棗莊早在2009年就被國務院確定為資源枯竭型城市,資源枯竭倒逼其走上綠色發展道路,近些年大力發展新能源、文旅、智能制造等產業,綠色發展成效顯著。此外,濰坊2016年之后的綠色發展效率與之前相比有所下降,這主要是因為濰坊將發展重心向縣域轉移,各縣域紛紛采用濰坊已有的發展模式,由此拉低了整體的綠色發展效率,但對于濰坊各縣域而言,近些年的綠色發展效率明顯提升。

表3 山東省16個地級市的綠色發展效率類型劃分

亟待加強型地級市包括濟寧、泰安、臨沂、威海、濱州、聊城、德州、菏澤和日照,2011—2020年這些地級市的綠色發展效率均值都在0.4以下,低于全省均值?？傮w來看,這些地級市的經濟發展正處于艱難轉型過程中。其中,日照、臨沂、濱州能夠較好把握政策機遇,其綠色發展效率整體呈波動上升趨勢,綠色發展勢頭良好,是當前山東省內發展較快且發展質量較高的3個地級市。泰安、威海、德州和菏澤的綠色發展效率呈略微波動趨勢,這些地級市尚在探尋綠色發展的思路和途徑。濟寧的綠色發展效率呈波動下降趨勢,尤其是2016年以來逐漸下降,其2020年的綠色發展效率是全省最低值,這主要是因為濟寧的產業結構以重化工業為主,面臨煤礦塌陷、工業污染、土地破壞等難以解決的問題,轉型相對困難。

三、山東省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因素分析

(一)變量與模型設計

綠色發展效率受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響,結合現有相關研究[2-3,9,21,24-26],本文選擇社會綠色生活、企業綠色生產、產業結構、政府作用、科技轉化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作為變量,具體如表4所示。變量內涵解釋如下:(1)社會生活和企業生產的行為及其方式都會對綠色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本文選取每萬人擁有公共交通車輛數作為社會綠色生活的代理變量,選取工業二氧化硫去除率作為企業綠色生產的代理變量。(2)產業結構決定發展方式,從而會影響綠色發展效率。本文選取第三產業總產值與第二產業總產值的比值作為產業結構的代理變量。(3)政府可以通過推動教育和科技發展以及合理配置資源來促進綠色發展。本文使用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財政科技支出占GDP的比重、使用外資金額占GDP的比重3個代理變量來衡量政府作用。(4)科技轉化水平體現了技術的應用和配置能力,是促進經濟轉型的重要力量,尤其是綠色技術的應用必然有助于提升綠色發展效率。本文選取技術市場成交額占GDP的比重作為科技轉化水平的代理變量。(5)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之后,人們對綠色低碳生活的訴求就會更加強烈。本文選取人均GDP作為經濟發展水平的代理變量。

表4 山東省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因素

上述各變量均使用山東省2011—2020年的數據,數據主要來源于相應年份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山東統計年鑒》以及山東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等。

從現有文獻來看,目前關于效率影響因素的研究幾乎都采用Tobit模型進行回歸分析。這主要是因為效率變量的取值范圍一般在0到1之間,具有截斷性或受限性特征[3,30],而Tobit模型就是用來處理被解釋變量取值截斷的模型[31]。本文使用DEA-SBM模型測算綠色發展效率的取值范圍也在0到1之間,存在兩側截斷的特征,故選擇使用Tobit模型對山東省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因素進行回歸分析,模型如下:

GEEi,t=β0+β1LLi,t+β2ISi,t+β3STUi,t+β4EDUi,t+β5SEi,t+β6OPEi,t+β7STi,t+β8PGDPi,t+εi,t

(2)

式(2)中,i表示山東省各地級市;i=1,2,3,…,16。t表示年份;t=2011,2012,2013,…,2020。εi,t為隨機擾動項。

(二)回歸結果分析

使用Tobit模型得到的實證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由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第一,每萬人擁有公共交通車輛數和工業二氧化硫去除率對綠色發展效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表明綠色生產生活方式有助于提升綠色發展效率。第二,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顯著正向影響綠色發展效率,表明經濟基礎會影響民眾對綠色理念的支持和踐行程度,經濟發展方式與綠色發展效率密切相關。第三,科技轉化水平正向影響綠色發展效率,表明科技成果尤其是綠色科技成果的應用有助于推動綠色發展。第四,教育支出、財政科技支出以及使用外資金額均正向影響綠色發展效率,表明政府合理配置資源、推動教育和科技發展、堅持對外開放都有助于促進綠色發展。

表5 Tobit模型實證檢驗結果

四、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使用DEA-SBM模型測算2011—2020年山東省16個地級市的綠色發展效率,并使用Tobit模型分析山東省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因素,得到如下結論:第一,2011—2020年山東省16個地級市的綠色發展效率整體不高且地級市間存在較大差異,年度效率均值存在一定幅度的波動,資源配置不合理以及非期望產出過大是山東省綠色發展效率難以提升的主要原因。第二,按照綠色發展效率排名,可將山東省16個地級市劃分為先進型、相對進步型和亟待加強型三類。其中,濟南和青島屬于先進型,其綠色發展效率為全省最高;淄博、棗莊、東營、煙臺和濰坊屬于相對進步型,其綠色發展效率高于全省均值;其他9個地級市屬于亟待加強型,其綠色發展效率都低于全省均值。第三,踐行綠色生產生活方式、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以及政府在教育、科技和對外開放方面積極作為均有助于提升綠色發展效率。

(二)政策建議

為提高山東省綠色發展效率,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發揮濟南和青島的示范引領效應,探索多樣化綠色發展模式

發揮濟南和青島在全省踐行綠色發展理念方面的示范作用。召集濟南和青島兩市相關人員,向其他地級市介紹綠色發展方面的有益經驗,并與各地級市開展深入研討,提煉形成可供學習推廣的“濟南模式”和“青島模式”,以供全省各地參考借鑒。各地級市在學習和實踐過程中,應緊密結合自身的特點和優勢,將創新創業、綠色發展、數字鄉村建設、鄉村振興等有機聯系起來,在相關戰略的協同實施過程中積極探索生態建設及其賦能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思路和方法,以產業鏈的延伸和拓展推動綠色業態融合發展,深度挖掘區域生態價值,培育區域生態產品品牌、綠色產業和綠色業態,形成多樣化的綠色發展模式。

2．提升全民綠色素養,倡導和踐行綠色生產生活方式

當前,山東省正處于深化新舊動能轉換和推進綠色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社會各界應積極推進“兩山”理論的宣傳和實踐,踐行綠色生產生活方式。政府應設立專項資金,引導和支持各級各類學校和培訓機構開發綠色教育項目,開展全民綠色教育行動,提升民眾綠色素養。在生活方面,應進一步引導民眾踐行綠色出行、健康飲食、環保消費等理念,嚴格實施生活垃圾分類政策,使綠色低碳理念融入民眾生活。在生產方面,要引導企業深入貫徹綠色發展理念,嚴格執行國家環保標準,積極推進環保設備、綠色技術和綠色材料的研發和應用,合理配置要素和產能,推進企業生產經營各環節的綠色化升級,為社會提供安全健康的產品,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3．引導科技研發、科技成果轉化和外資利用,加快推進產業結構高級化

本文的實證檢驗結果表明,提高工業二氧化硫去除率和財政科技支出以及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均有助于提升綠色發展水平。因此,山東省應將科技研發、科技成果轉化、資金引進與推動綠色發展緊密結合,對區域傳統產業尤其是制造業進行高級化改造,提高內生治理和發展能力。各地級市政府應根據自身產業發展現狀,以資源效率和環境效率的協同提升為導向,以財政專項資金為引導,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積極開展綠色技術研發和轉化行動,引導企業積極引進和利用外資及高水平科技成果,由此推進傳統產業項目的技術化改造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