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社會語境下公文傳播對鄉村治理的影響研究

袁智忠 郭鑫悅

（西南大學新聞傳媒學院，重慶 北碚 400715）

在技術不斷更迭的新媒體時代，新的媒介層出不窮，信息化、數字化逐漸深入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并改變著人們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在國家鄉村振興、共同富裕等各項戰略的實施過程中，村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手機使用率與網絡利用率不斷提升，村民從當初被作為賦權的弱勢群體變為了媒介化社會中參與的一員。根據第5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的數據來看，我國網民規模達10.67 億，互聯網普及率達75.6%，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10.65 億。農村地區網民規模達3.08 億，占網民整體的28.9%[1]?？梢?，雖然鄉村地區手機使用情況與網民數量來看依然存在數字鴻溝，但數字化建設仍在不斷發展。在此背景下，鄉村的信息傳播也開始進入到現代化、媒介化社會中來，傳播技術的改變讓信息的傳播與接收變得更加高效。

新媒體帶來了鄉村社會的重新組合和強連接，已然成為政策協商、鄉風鄉俗改變、鄉村社會交往和現代社會發育最為重要的平臺[2]。微信作為社交媒體平臺，如今成為連接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紐帶。在媒介化社會不斷深入的過程中，鄉村微信群得以產生。鄉村微信群作為農村媒介化社會的產物，成為鄉村治理過程中的一個全新且能夠發揮重要作用的場域。

公文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其不僅能夠讓國家各項措施合理有效地實施，也從另一層面維護著社會秩序并完善社會治理。在媒介化社會語境下，電子公文應運而生，為公文傳播提供了新的途徑。隨著新媒體的發展，微博公文、微信公文也不斷擴張其傳播功能。鄉村微信群作為連接村組干部與村民之間情感與通信的網絡信息紐帶，在網絡與通信設備的支持下，將熟人社會的信息傳播推到新的場域，為公文傳播創造出新的傳播渠道，極大地影響了公文傳播的效果，從而促進鄉村治理與發展。

一、文獻回顧

（一）媒介化與媒介化社會

瑞典學者Kent Asp 在“政治進程中媒介權力與影響研究”中首次明確提出“媒介化”的概念。[3]作為宏觀層面上的概念，媒介化是對媒介效果的宏觀社會效應的一種延展，其根本點在于以此概念來理解媒介所造成的復雜的社會后果[4]。通過媒介化，讓社會與文化以及其中的互動模式因為媒介的影響而發生改變的社會進程[5]。媒介化的發展與現代社會的各個方面息息相關，媒介已經成為社會和文化實踐中的一個結構性條件，存在于特定的文化領域和整體的社會之中[6]，并與社會和文化制度相互作用與影響。

媒介化社會的演變，是媒介與社會進行的深度融合。媒介化社會可以說是把媒介化作為現代社會的場域范式，媒介技術的發展打破了時空局限，同時影響人們傳播的空間轉變以及傳播形式的變遷。媒介化社會的本質即是信息化社會媒介，在本質上是信息的采集、制作和傳播平臺[7]。媒介化社會建立在媒介融合的基礎之上，是媒介技術不斷革新的結果，是媒介融合成為現實之后所形成的一種社會特性。

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媒介化社會日益成為現代社會的本色，就中國的媒介化進程而言，要通過中國的媒介化程度和具體語境進行深入研究，從歷史和當前的信息環境、物質化視角、制度化視角、社會建構視角等方面探討中國媒介化社會的發展模式[7]。這也正好印證了從媒介化社會這一理論出發，需要研究思考更多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成果與領域。

（二）媒介化社會與公文傳播

公文在中國的歷史發展中一直承擔著重要角色。1987 年苗楓林的《中國公文學》，第一次較為系統地建構了中國公文學。學界對公文的研究主要是從公文寫作、公文史學、公文邏輯學、公文管理學等領域開展。媒介化社會對公文傳播的傳收形式產生了巨大影響，隨著新媒介的發展，電子公文的公文形式為公文傳播增添新的活力。

近期出版的《公文傳播學》（袁智忠著，重慶大學出版社，2023 年6 月）一書將公文傳播學帶入學界視野。作者認為公文傳播需要從傳播主體、內容、媒介渠道、受眾、效果以及反饋進行研究，通過新媒體、社交媒體平臺探析公文傳播的內在邏輯[8]。面對新的媒介環境，公文傳播要適應復雜多變的媒介化社會，傳播主體需要利用新興網絡傳播媒介促進有效傳播，并讓網民能夠積極響應與參與，以此實現政府公文的“陽光、透明化”[9]。隨著媒介化社會的深入發展，政府不斷加入新媒介的傳播邏輯中，政務公開已然成為媒介化社會的常態。在政務公開條件下的公文傳播具有傳播載體公眾化、傳播受眾社會化、傳播反饋直接化的特點[10]。政務公開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公文上傳下達的高效性，并更好地樹立起了政府自身的形象，讓公眾能夠平等參與公文傳播過程。雖然新媒介為公文傳播帶來新的機遇，但當今學界并沒有以媒介化社會為背景探析公文傳播對治理層面的影響研究。

（三）媒介化社會與鄉村治理

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沒有鄉村的有效治理，就沒有鄉村的全面振興[11]。自鄉村振興戰略提出后，鄉村治理不斷得到重視，成為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上的重要一環。新媒體技術的不斷更迭與農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升，逐漸改變著鄉村社會的生活方式。目前，就媒介化與鄉村治理的研究來看，更多的是國內學者結合中國鄉土社會的實際情況進行田野調查從而對該領域進行探索，對媒介化社會與鄉村治理的研究起步較晚且尚未成熟。

鄉村文化治理的媒介化路徑可以將鄉村諸多民俗、儀式、組織等重新納入到傳播學范疇之內進行考察和分析[12]。作為國家提出的“加快推進國家鄉村數字化建設”的發展紅利，信息現代化的普及讓鄉村治理朝著數字化的路徑發展?，F代化信息技術的發展是推進鄉村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環節，為鄉村振興這一頂層設計的落實提供了歷史性機遇[13]。新媒體技術賦權為鄉村治理帶來新的嘗試，在基層政府治理領域，新媒體起到了中介平臺的作用，對治理方式和治理效率都有深刻的影響[14]。同時，技術賦權能作用于村民在治理領域的參與實踐，利用新媒體參與自治與監督，特別是村民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表現出自身的主體性，而這種主體性的培植與增加則有賴于新媒體。對于媒介化的參與，鄉村治理更多是通過微信群讓村組干部實現上傳下達的便捷性。社會化媒體跨越了原有固化的科層組織體系[15]，通過微信群、QQ 群等形式，將“遙遠的”科層等級形式及其等級人員與最為基層的村干部“融合”。媒介技術的發展嵌入到鄉村治理中，已是無法阻擋的時代潮流。通過利用鄉村微信群，駐村干部與村民實現了“共同在場”，惠農政策、扶貧信息、相關文件通過微信群得到便捷傳播，提升了鄉村治理的效率。在此情況下，2020 年年初突發的新型冠狀病毒公共衛生事件，無形中成為考量鄉村治理中新媒體影響力的一個角度[16]?？梢?，新媒體的發展讓媒介化社會不斷深化并滲透到鄉村治理這一環。通過利用鄉村微信群形成駐村干部與村民的共同體場域，在突發性公共事件發生后，村民能夠通過微信群等新媒體平臺快速及時地了解國家政策與公共信息，參與基層自治。

總體而言，目前學界并沒有著眼于將媒介化社會下公文傳播與鄉村治理相結合的研究成果，同時也缺少對于在新冠疫情這一重大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中，利用新媒介傳播疫情防控公文信息對鄉村治理影響的研究成果。

因此，本文將從公文傳播學視角出發，探索媒介化社會下利用微信進行疫情防控的相關公文的傳播對鄉村治理的影響，并討論未來公文傳播過程中更有效進行鄉村治理的實踐路徑。在新冠肺炎疫情這一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社會背景下，將鄉村微信群中疫情防控相關的公文信息傳播作為案例，以此觀照學者對于疫情爆發后如何利用好新媒體進行鄉村治理的研究，并提出以下兩個問題。一是利用鄉村微信群進行疫情防控相關公文的傳播對于鄉村治理的影響有哪些？二是未來將通過怎樣的路徑讓公文傳播主體利用鄉村微信群更好地進行治理工作？旨在為基層組織的公文傳播與鄉村治理提供新思路，同時促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發展。

二、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一）方法選取

1.訪談法

為了了解研究對象對于微信群中疫情防控信息的看法，深入了解公文傳播后村民的認知、態度與行為。本次研究采用半結構式訪談法設計訪談提綱，并選取兩位微信群使用者進行預訪談，結束預訪談后將訪談提綱進行進一步修改，最后對三元村的村組干部和村民一共30 人進行每人20—30 分鐘的深度訪談。訪談問題主要包括微信群對于村組干部的工作與村民生活的影響，以及公文在微信群中的傳播過程所存在的問題與意見。詳細了解村組干部和村民在鄉村微信群這一新媒介介入鄉村治理后，疫情防控類公文信息的傳播對鄉村治理的影響。最終將訪談筆記與錄音整理為2 萬字左右的文字文本。

2.問卷調查法

本次研究專門設計了名為“疫情防控信息在微信群里的傳播調查”的調查問卷，對象為三元村鄉村微信群的使用用戶。為避免與訪談結果形成干擾，將調查問卷的第一題設置為“您前期是否參與過本次調查的訪談活動”，若選擇“是”則直接跳轉到結尾結束答題，若選擇“否”則繼續進行該問卷的答題。最后，發放并回收有效問卷210份，問卷的設計分為村民基本情況，疫情信息獲取來源、對傳播主體的信任度，疫情工作信息傳播后的認知、態度、行為三個層面的效果以及對于村組干部在鄉村治理中的工作建議。

3.網絡民族志

通過潛入鄉村微信群，觀察2019 年到2022年微信群中關于疫情防控信息的發布、回應等傳播動態，對傳播主體與傳播受體的傳播方式進行觀察，以此發現公文傳播在鄉村治理過程中的效果、作用與優缺點。

（二）個案選取與樣本選取

三元村位于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會理市。在村組干部的帶領下，三元村2020 年被評為“四川省鄉村振興示范村”，2021 年被評為“四川省鄉村治理示范村”“四川改革創新名村”，2022 年被評為“四川省5A 級先進黨組織”等眾多榮譽稱號。該村的公文信息傳播的有效性與創新性被納入“四川省鄉村治理示范村”與“四川改革創新名村”的評估范圍，作為評估的重要條件之一。因此，本次選取三元村的鄉村微信群作為研究的個案選取對象。

三元村鄉村微信群分為鄉親群眾群即“三元一家親”，以及每個組有一個小組村民群。目前，“三元一家親”共有408 人加入，每個小組的小組村民群一般有400 人左右?！叭患矣H”鄉村微信群成立于2017 年12 月13 日，內容主要包括村組干部的通知、村民群眾日常生活的互動、三元村三元紅合作社招聘與產品廣告等，偏向于活娛樂。三元一組村民群的內容主要包括組長通知、疫情防控人員報備信息、疫苗接種通知等，偏向于日常工作。因此，本次對兩個群同時進行田野調查，以此進行比較研究。在微信群中的村民男女比例相對平衡。群中人員年齡分布以中青年為主。政治面貌為群眾的最多，占71.19%。受教育水平以小學、初中、大中專技校為主。（見圖1、圖2）

圖1 微信群使用人群年齡分布情況

圖2 微信群使用人群學歷情況

在樣本選擇上，本文根據主要研究方向，選取兩個微信群中的使用者作為樣本，根據目的性抽樣的原則選取符合研究條件的樣本，其中涉及公文傳播的主體與傳播對象，包括三元村的村組干部10 人，村民20 人，按照飽和性原則納入受訪者30 人。（見表1）

表1 受訪者基本信息表

三、媒介化社會語境下公文傳播對鄉村治理的雙重影響

（一）高效傳達：提高政策認知度與被動局面并存

以媒介開展社交與工作已經成為媒介化社會下的一個標志性屬性。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三元村的每戶村民除老年弱勢群體用老年機以外，其他村民幾乎都使用智能手機，且每家每戶至少有一人加入三元村鄉村微信群中。在基層政府治理領域，新媒體起到了中介平臺的作用，對治理方式和治理效率都有深刻的影響[17]。就村組干部而言，微信這一新媒體平臺的普及應用，為鄉村治理帶來了公文信息高效傳達的途徑，如“微信群成為我們日常工作的一個很好的工具，公文通知不像以前一樣還需要打電話給組長，組長再打電話或是挨家挨戶通知。發在微信群里的政策公文信息很快就能通過微信群里的村民傳給家里的所有人?！保ˋ2）也同樣成為了提高疫情防控工作效率的有力工具?！耙郧斑€沒有微信的時候我們都得自己去每個小組的公示欄看最近有什么新的通知?！保ˋ8）在以往獲取通知信息的方式上，利用及時性、快捷性、“點對面”的微信平臺進行公文信息的傳播，在提高效率的同時也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傳播信息的覆蓋度及村民對于疫情防控相關政策的認知度。

然而，微信的及時性也同樣成為了治理路上的“絆腳石”。及時性讓通知能夠快速在不同的微信群之間傳播，然而“直接把上級發的文件轉發在群里，但其實這些文件還需要進一步召開村組干部工作部署會后再進行通知?！保ˋ3）因此，會出現越級辦事的情況，以及還沒有確定落實的方案便被直接發在群眾微信群里，“老百姓會有為什么沒有落實的呼聲?！保ˋ4）讓村民提前知曉本不該知曉的政策信息，從而導致村組干部在落實工作中形成被動的局面。越級辦事與被動局面為鄉村治理帶來阻礙影響。

在調查問卷中，有74.58%的村民都認為微信群里發布的疫情防控信息對自己幫助很大，66.1%的村民認為通過鄉村微信群發布疫情防控通知能夠比張貼公告更高效地讓自己接收到相關信息，并喜歡這樣接收信息的方式。因此，政策認知度提高的效果影響更加顯著。

（二）權力說服：“一呼百應”與遲疑否定并存

耶魯心理學教授霍夫蘭認為，受傳者的態度會沿著傳播者說服意圖的方向發生變化。鄉村微信群中的村組干部作為帶領全村發展的“領頭羊”，在微信群中發布的相關公文通知在村民心中幾乎都具有權威性，在群眾素質相對偏低的鄉土社會，隱性權力的存在能夠有效地說服村民對于某一事件的看法和認知，從而實現對政策的積極回應?！按褰M干部發在群里的政策信息我是很信任的，他們也是從政府上收到的文件，因此我們會很重視?！保ˋ8）村組干部發出通知后，部分村民會迅速在群內作出正向反饋。在熟人關系網絡下，鄰里信息傳播能夠得到村民的重視與對政策的肯定，并形成“一呼百應”的局面。

對于年齡稍大且受教育程度較低的老年人而言，會對群里發布的通知存在遲疑與否定的態度。如，對于新冠疫苗接種以及返鄉報備的通知。部分老年群體由于自身習慣性認知與接收信息速度和能力有限，在最初通知接種新冠疫苗時便會產生抵觸心理。如，“我最開始認為我沒必要去接種這個疫苗，我們老年人一把年紀也不會跑來跑去，為啥非得去接種新冠疫苗？我覺得這和我生活沒有多大關系?！保ˋ22）由于村組干部通知是面向集體村民群眾，并未考慮公文受眾群體存在不同屬性。因此，在通知時只做到將通知傳達而不考慮轉變話語讓公文傳播對象都能認可與接受，最終造成受體對信息的質疑與否定。

然而，在媒介化社會下，大部分村民的生活都被不同的媒介充斥。鄉土社會中的村組干部作為政府部門與群眾接觸最親近的基層干部群體，在日常生活中更能在村民心中樹立政府的公信力與威信。本次調查問卷顯示，有86.44%的村民將村組干部作為最信任的疫情防控政策信息來源傳播者。因此，村干部發布的公文能夠被村民重視的影響效果更強。

（三）集體行動：自發動身與擾亂治理秩序并存

哈貝馬斯曾提到“公共領域”的概念，在此場域下人們能夠平等地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谏缃幻襟w的微信群成為新型村落公共空間，村民借助微信群實現了集體虛擬在場，讓村民從“私領域”走向“公領域”。微信群作為村莊公共行動的重要中介，不僅降低了村民公共參與成本，還提高了集體行動的效率。本文中的集體行動即村民通過媒介集體參與公共事務，與帕克提出的受到情緒感染后無組織、非理性的社會互動不同。新媒體賦權下，村民能夠平等地在鄉村微信群對相關公文政策發表意見并民主參與村內的公共事務，成為鄉村治理的參與者。一定程度上村民對于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都有所提高?！拔移綍r看到的一些在官方網站上發布的通知我都會轉發在群里?！保ˋ11）在疫情環境下，微信群內許多村民紛紛自發轉載在其他網站平臺知曉的與疫情防控工作相關的公告與通知，有接種新冠疫苗的新情況也會在群里進行提醒。微信群讓鄉土社會中的鄰里關系開始在線上虛擬空間發酵，由于信息傳播的便捷性與鄰里關系的構建性，自發的個人行為有時也會變為村民之間的集體行動，在此過程中村民自治意識不斷提高，進而推動鄉村治理。如，村民互相傳達公文通知，自身對疫情防控以及疫苗接種的遵守與規范意識不斷提高，最終達到村民互動與自發參與社會治理?！坝械拇迕耠m然也是出于熱心將消息轉發在群里，但由于自身沒有很好的辨別真假的能力，以一種跟風的姿態對信息隨意進行轉發，這實則阻礙了我們的工作?！保ˋ4）村組干部的監管不充分、村民自身媒介素養參差不齊的情況依然存在，這就導致村民轉發在群里的通知與言論常常容易混雜謠言、流言的情況，一些不當造假的通知與公告還會引起群內的恐慌，從而增加社會風險，擾亂社會與治理秩序。

村民自發行動，以媒介化語境下賦予的民主參與權、表達權以及社會治理權，參與到鄉村治理的信息傳播、施行與反饋的各個環節中。通過網絡民族志的田野調查發現，公文在鄉村微信群的傳播過程中，雖然有謠言、流言的存在，但大部分村民依舊會保持理智的頭腦，質疑部分群眾發布的信息，并指出信息漏洞。在此過程中，村民自發參與治理的能力不斷提高，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不斷被激發。因此，媒介化社會下公文在微信群中的傳播效果就行為而言，其影響更多的是村民能夠平等有效地參與鄉村治理。

四、媒介化社會語境下公文傳播作用于鄉村治理的優化路徑

（一）明確治理責任：謹慎發布公文信息

公文傳播學想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就是公文寫作、傳播的規范與科學的問題[18]。公文具有政治性、公務性、法定性和規范性等特點，作為代表權威性的政府而言，公文的發布應遵從謹慎的原則。其中不僅需要注意公文傳播的內容規范性，還需要公文傳播的主體能夠辨別政策落實的進展以及公文傳達的層級邏輯是否合理，以此避免出現內容不規范以及傳播對象層級邏輯混亂的情況，防止政府形象與公信力受到沖擊。

在疫情防控期間，由于一些公文的特殊性，村組干部需要對公文進行理解后重新編輯組織語言再發布在群里。有時會出現編輯的信息或格式有誤以及表達不清晰等情況?！斑@種情況是應該盡量避免的，在編輯好后就需要我們的村組干部認真檢查是否有錯字漏字或是意思傳達是否正確?！保ˋ2）

村組干部應當清醒地認識到自身肩負的治理責任，村民對村組干部的信任度是極高的，一旦存在信息發布錯誤的情況，便有極大可能降低村民群眾對于村組干部的信任度，如果這樣的情況不加以整改，便會造成村組干部“說話沒人聽，做事沒人跟”的被動局面。因此，村組干部應當謹慎發布每一條公文信息，在微信群中編輯發布的公文信息都應對內容進行嚴格的核實與審核，同時，上級還沒有要求發在群里以及只能發處理結果不能發政策的公文信息，村組干部也需要引起注意。

（二）強調內容重要性：引起重視與規范行為

在鄉村微信群中，由于村民的年齡、學歷不同，村民對公文信息的理解與認知不同，從而也會形成置之不理、不予理睬的態度。因此，村組干部在發布相關公文時應將公文信息的重要性以及不采取行動會造成的嚴重后果告知村民，且以多次發送的形式來加強說服效果。對不同受眾屬性進行分眾化傳播，從而讓全村村民都能夠對公文信息引起重視并實現行為的自我規訓。

在三元村“三元一家親”微信群中，村組干部會采取重復發布疫情防控工作安排的信息，并強調“重要的事情要說三遍”，或是在信息中加入“嚴肅處理”“嚴查”“必須”“違反法律”等字眼。對于疫苗接種而言，會在通知后面對接種疫苗的重要性以及不接種的損失進行說明，并轉發與該信息相關的官網公告與通知來增強村民對于疫苗接種的重要性認知。

在“三元一組村民群”中，組長在疫情防控通知中也會強調，“當前疫情形勢非常非常嚴峻”“不進行報備的提前返鄉者將按照疫情防控法處理”，并增加感嘆號的使用以對信息的重要性進行強調，從而讓村民對疫情防控的各項工作安排引起重視并規范自身行為，讓村組干部對返鄉人員情況做到有效管控，以促進治理的有序開展。

（三）樹立互聯網思維：輿論引導與及時互動共進

在媒介化社會下，用戶使用社交媒體存在參與性強、情緒化等特點。村民群眾由于技術賦權后能夠平等地參與對公文信息的討論，并在鄉村治理的各環節提出自己的看法與建議，能夠推動鄉村治理各項政策的有效傳達、認可與實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的民主參與權、表達權與社會治理權，這就讓村民更注重與村組干部的交流與互動。然而，村組干部只發布公文信息卻對村民對于該信息的問題和疑問的回復較少或回復時間較長，讓鄉村治理中村民存在的問題解決出現滯后性，最終影響治理效果。調查顯示，73.2%的三元村村民都希望村組干部增強在群中的互動，56.8%的村民希望村組干部在通知與互動時轉變方式與態度。因此，村組干部應當注重在微信群中的及時互動，重視村民對于公文政策信息的反饋，正視存在的治理問題，并用適合不同人物群體的多種話語表達進行公文內容的傳達，以此實現公文信息的分眾化傳播。

如今，輿論表現出“燃點低”的特征，用戶在社交媒體平臺極易產生情緒化進而形成群體極化，一旦某一輿論出現，便會存在“病毒性”傳播。村組干部在利用微信進行公文傳播時，應該樹立互聯網思維，考慮村民所處的媒介化環境，對群中的輿論進行正確的引導，同時需要及時糾正不實言論與信息，防止謠言的蔓延以引起的輿論漣漪。只有適應互聯網思維，才能讓村組干部在鄉村治理過程中更加游刃有余。

結語

媒介化為信息的傳播提供高度的媒介支持，讓閉塞的鄉村信息傳播實現高效傳達。村干部自身的隱性權力與村民被媒介化賦予的民主參與權、表達權與社會治理權，使得治理信息獲得了極強的說服性與自主傳播性。但由于社交媒體平臺自身存在的謠言傳播、媒介素養參差不齊等弊端，同樣為公文傳播中的鄉村治理帶來挑戰。正確利用公文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是提高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助力器”。這就需要公文傳播主體明確自身責任，謹慎發布公文，樹立互聯網思維，注重公文內容的特定表達，以此實現公文的有效傳播與鄉村的高效治理。不過，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對于問卷調查的樣本量收集份數還不夠充分，訪談人數與時長還需增加，后續研究可不以單個案例，而是著眼于整體的公文傳播對鄉村治理的影響與效果，在多個村收集數據，進行更大樣本量的采集，以此獲得更多、更全面的信息。其次，本研究僅針對個案進行調查分析，分析的情況雖然有一定的普適性但并不能以偏概全。公文傳播為鄉村治理帶來的影響以及問題解決的路徑還有待繼續深層次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