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場所安全行為國際研究50 年
——知識演化與未來展望

劉 林 ，梅 強 ，吳金南

(1.安徽工業大學 a.管理科學與工程學院，b.商學院，安徽 馬鞍山 243032；2.江蘇大學 管理學院, 江蘇 鎮江212013)

員工安全行為被認為是工作場所安全的重要保障。工作場所與安全相關的行為是指任何影響工作場所和工作場所周圍人員(例如員工、客戶、社區成員)的身體威脅或傷害程度的工作行為，包括降低傷害可能性的行為(即安全行為)以及增加傷害可能性的行為(即不安全行為)[1]。其中，超70%的安全生產事故與員工不安全行為有關[2]，員工不安全行為已成為企業實現安全發展的關鍵障礙[3]。因此，引導和規范員工的安全行為成為規避員工不安全行為頻發的重要途徑[4-5]。

目前，學者們對工作場所安全行為進行了廣泛研究，該領域的知識體系不斷豐富和完善。為跟蹤工作場所安全行為的研究熱點及發展趨勢，研究人員通過元分析和文獻計量分析等定量方法展開系統梳理。如，Christian 等[6]基于2008 年前的90 篇文獻，使用元分析方法總結影響工作場所安全行為的個體因素和情境因素；Nahrgang 等[7]使用2009 年前的179 篇文獻，采用元分析方法歸納影響工作場所安全行為的工作資源和工作需求因素；騰爾越等[8]對2016 年前的57 篇文獻進行元分析，歸納出工作場所安全行為的約束因素及約束機制。夏妮妮等[9]基于140 篇中英文文獻的計量分析，歸納建筑項目員工安全行為的影響因素；鄧嬌嬌等[10]基于374 篇英文文獻，總結建筑工人安全/不安全行為的形成機理?？傮w來說，上述綜述研究為更好地理解員工安全行為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但存在以下局限：元分析研究多聚焦某一特定視角或主題，覆蓋的文獻范圍較小，在數據取樣上缺乏普遍性，難以科學呈現該領域的研究熱點及其歷史發展脈絡；聚焦特定行業(如建筑)，選擇的文獻量有限，難以全面展示工作場所員工安全行為的客觀發展概貌；沒有對國際安全行為研究領域的知識演化過程進行梳理。為此，文中運用CiteSpace 5.3 R7 軟件，對 Web of Science 數據庫中1973—2021 年間的1 086 篇涉及不同高危行業員工安全行為的SCI 和SSCI 期刊論文進行共被引分析，從國際視角眺望研究概貌；運用Histcite 和Pajek 軟件進行主路徑分析，識別該領域發展路徑上的關鍵文獻，更客觀、全面地展示工作場所安全行為領域研究熱點的演化過程和知識擴散路徑。

相比該領域前人綜述研究，本文具有以下邊際貢獻：首次采用主路徑分析方法對該領域知識演化過程進行可視化呈現和歸納，能夠挖掘該領域不同階段熱點主題演化過程，而非簡單地對靜態指標進行統計；最早對該領域過去50 年的國際研究文獻進行計量分析，文獻時間跨度大，樣本數量大，且同時覆蓋多個高危行業，可更全面系統地掌握工作場所安全行為研究特征，跟蹤學科發展動向；對未來研究的展望涉及研究場景、視角、范疇、內容、對象和方法等6 個方面，為該領域未來發展提供借鑒。因此，本文有助于研究人員掌握該領域的重點文獻，了解該領域在不同階段的研究熱點及其知識演化過程，并為推動行為安全管理本土化研究和完善我國企業安全治理體系提供借鑒。

1 數據來源和研究方法

1.1 數據來源

為盡可能全面地檢索出工作場所安全行為研究相關國際文獻，以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數據庫為文獻索引庫，包括科學引文索引擴展(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E) 和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核心數據庫，檢索時間為2022 年4 月5 日?？紤]到Rubinsky 等[11]于1973 年在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發表的論文“Safety training by accident simulation”最早關注工作場所中的員工不安全行為，將文獻檢索的時間跨度設置為“1973—2021”，將文獻類型設置為“Article”；再以“‘workplace safety’or‘safety at work ’or ‘safety behav* ’or ‘safety performance ’or‘safety compliance’”為主題詞進行檢索，且排除標題中出現“driv* or patient or food or drug* or information or road* or pedestrian* or passenger* or cycl*”等關鍵詞的文獻，共檢索到5 610 篇文獻；最后，通過人工方式進一步核查文獻標題和摘要，剔除與主題不相關的文獻及與主題不相關期刊中的文獻，保留1 174 篇有效文獻。由于主要關注員工個體層面的安全/不安全行為，進一步剔除86 篇團隊、組織和跨組織層面的文獻(如企業安全、供應鏈安全)，最終保留1 086 篇文獻作為后續分析的數據來源。文獻均來自Safety Science、Accident Analysis and Prevention、Workplace Health Safety、Journal of Safety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等行為安全管理領域22 種國際期刊。

使用Loglet 4.0 對1973—2021 年工作場所安全行為領域的1 086 篇國際文獻進行Logistic 曲線擬合，繪制圖1 所示的論文輸出與增長趨勢圖?？紤]到1973—1975 年，1976—1983 年，1985—1989 年文獻量均不足1 篇，圖1 將這3 個期間的文獻數量合并。結合Logistic 增長曲線，將工作場所安全行為研究劃分為3 個階段：初始萌芽階段(1973—2002 年)、初步發展階段(2003—2012 年)、快速發展階段(2013 年至今)。初始萌芽階段，1993 年前累積文獻量15 篇，年均論文發表量不足1 篇；1994—2002 年，該領域的文獻數量出現小幅增長，年均發文量接近6 篇。初步發展階段，工作場所安全行為研究熱度逐步提升，自2003 年文獻量首次突破個位數后，年均發文量達到26 篇，占總文獻量的23.94%?？焖侔l展階段，工作場所安全行為領域的學科基礎知識逐步積累，研究熱度呈快速上升趨勢，年均發文量達到84.9 篇，占總文獻量的62.55%。從擬合指數趨勢判斷，未來該領域仍將繼續保持較高的研究熱度和豐碩的成果產出。

圖1 1973—2021 年間論文輸出與增長趨勢Fig.1 Publications output and growth trend during 1973 to 2021

1.2 研究方法

融合社會網絡分析、聚類分析等方法的Cite-Space 知識可視化軟件，是目前文獻計量學領域最流行、最具影響的科學知識圖譜分析工具之一。Histcite 作為一種引文圖譜分析軟件，有助于定位該領域重要文獻，可展示某一領域不同文獻之間的引用關系和發展歷史。作為一種大型復雜網絡分析工具，Pajek 是文獻計量領域進行引文主路徑分析的最主要工具，具有強大的大型網絡處理能力以及可視化功能，是引文分析中最常用的有效工具。文中綜合使用CiteSpace、Histcite 以及Pajek 等文獻計量和可視化軟件，對1 086 篇文獻進行共被引、引文圖譜和主路徑分析，科學、系統地展示過去近50 年來，工作場所安全行為研究的整體概況、演進趨勢和知識架構，全面窺探該領域熱點主題和演化路徑。

2 共被引分析

2.1 文獻共被引網絡特征

在CiteSpace 中選擇節點為“被引文獻”，導入前期處理的數據，可得到工作場所安全行為研究的文獻共被引情況，如圖2。共被引次數排名前10 位的文獻分別是Christianz(2009)、Nahrgang(2011)、Zohar(2010)、Neal(2006) 、Clarke(2006) 、Clarke(2013)、Zohar(2005)、Beus(2010)、Guo(2016)、Cooper(2004)，也被 WOS 數據庫標記為高被引論文。以上文獻主要來源于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Safety Science、Accident Analysis & Prevention、Journal of Safety Research等期刊；研究內容主要涉及安全氛圍的內涵、概念解析及測量模型和研究綜述[12-13]，安全氛圍對工作場所安全績效的影響機制[14-19]，工作場所安全行為的前因變量和結果變量的整合性模型解析等總結性綜述和述評[6-7,20]；領導力[21-24]和領導–成員交換關系[25]對工作場所安全行為的影響機制。

圖2 文獻共被引網絡Fig.2 Reference co-citation network

這些重要文獻的研究內容既反映了工作場所安全領域的研究熱點，也為安全行為相關研究提供了可借鑒的方法和測量工具，對該領域研究具有重大的推動性作用。

2.2 期刊共被引網絡特征

從1 086 篇文獻中提取22 749 篇引文文獻，并依據所有引文文獻的來源期刊，繪制出圖3 所示的期刊共被引網絡知識圖譜，識別出工作場所安全行為領域的核心期刊及其引用關系。22 749 篇引文文獻主要分布在工程學、公共衛生、環境和職業健康學、心理學、管理學、社會學等多學科領域的205 種期刊中。其中，工程學、公共衛生、環境和職業健康學、心理學的知識貢獻最為明顯，被引頻次排在前10的期刊分別為Safety Science(548)、Accident Analysis and Prevention(444)、Journal of Safety Research(434)、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360)、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205)、Work and Stress(175)、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Management(169)、PersonnelPsychology(161)、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56)、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149)。以上期刊是發表工作場所安全行為研究的重要陣地，在國際上最具學術影響力。因此，跟蹤這些核心期刊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更準確地掌握該研究領域的發展動態和前沿熱點。

圖3 期刊共被引網絡Fig.3 Journal co-citation network

2.3 國家(地區)合作網絡特征

通過繪制國家(地區) 合作網絡圖譜并進行定量分析，可探討工作場所安全領域不同國家(地區)的研究概況。圖4 為該領域不同國家(地區)合作網絡圖譜，節點越大表示其發文量越多。發文量統計顯示，發文量位居前十位的國家(地區)依次是美國、中國、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意大利、中國臺灣、韓國、伊朗、西班牙，表明這些國家(地區)在工作場所安全行為領域的影響力較大。圖4 中節點之間連線強度代表跨國(地區) 區域合作關系緊密。工作場所安全領域的研究大致形成了以美國、中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為網絡節點中心的合作群，但美國與歐洲國家、韓國和中國臺灣之間的合作更為緊密，中國與新加坡、澳大利亞與馬來西亞之間的合作較為緊密。

圖4 主要國家(地區)合作網絡Fig.4 Main countries (regions) cooperation network

3 主路徑分析

主路徑分析法關注知識的演化分析，是對關鍵路徑及關鍵節點進行識別的一種定量分析方法，通過識別引文網絡主題領域核心文獻及其引證關系，從超大規模的引文網絡中提取知識流動的主要脈絡，挖掘出對學科知識起到關鍵性作用的最有代表性文獻及其形成的知識結構，從而清晰地展現主題領域研究的演化脈絡和發展態勢[26]。在引文網絡中，這些最能代表該領域發展過程的重要文獻由節點表示，并且箭頭指向施引文獻，以表示知識流動方向。文中以CiteSpace、Histcite 以及Pajek 軟件作為載體，將數據導入Histcite 中，再將繪圖數據保存為net 格式的文件，并導入Pajek 軟件，最后采用Batagelj[27]提出的一種新的搜索路徑計數法(search path count，SPC)計算邊的遍歷權重，結合工作場所安全行為研究文獻的時間階段劃分，最終繪制圖5 所示的工作場所安全行為研究全局主路徑圖。其中：節點的標簽是由文獻編號、第一作者及文章發表時間組成；箭頭反映工作場所安全行為知識流動的方向。全局主路徑上共涉及18 篇節點文獻，這些文獻確定了學科發展的主干，是工作場所安全行為領域的核心文獻。

圖5 工作場所安全行為研究全局主路徑圖Fig.5 Global main paths of workplace safety behavior research

3.1 初始萌芽階段(1973—2002 年)

初始萌芽期的文獻量少，總量僅62 篇，年均文獻量不足3 篇。自Rubinsky 等[11]在事故模擬實驗中發現，組織培訓可有效減少員工不安全行為，降低事故率后，學者們圍繞“如何有效降低工作場所的事故和傷害”展開研究，并聚焦管理者實踐和安全文化對安全績效的影響。圖5 主路徑中的引用鏈接“Simard 1994－Simard 1995－Cox 1998－Guldenmund 2000－Zohar 2002”，反映了這一研究主題對于該領域發展的重要作用。Simard 等[28]最早基于制造業樣本，從管理層實踐角度出發，研究發現基層管理者行為對事故預防以及提升工作場所安全績效具有重要影響，員工主動性安全行為是提高工作場所安全績效和降低事故率的決定性因素。隨后，Simard 等[29]進一步分析了員工主動性安全行為的影響因素，再次驗證了管理者參與安全管理對員工安全行為的積極影響。為更全面地理解企業文化因素是否影響事故傷害，Cox 等[30]闡明了安全文化的概念和理論基礎，驗證了安全文化對工作場所安全績效的積極作用。由于安全文化的內容和結果的研究存在分歧，Guldenmund[31]進一步明晰了安全文化的概念、內涵和測量方法，并提出需要進一步檢驗安全氛圍(作為安全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是否是工作場所安全績效強有力的預測指標。隨后，Zohar[22]聚焦管理者的領導實踐，最早從領導力視角出發，檢驗了不同的領導力模式如何通過營造安全氛圍降低事故傷害，研究發現變革型和建設型領導能夠預測事故傷害率，安全氛圍中介了領導力與事故傷害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肯定了管理者行為和安全氛圍在預測事故傷害方面的重要性，也回應了Guldenmund[31]的呼吁。

3.2 初步發展階段(2003—2012 年)

初步發展期的文獻增速明顯，文獻量為260 篇，年均文獻量26 篇。自Neal 提出安全績效的測量模型后[14]，學者們對安全績效的概念和測量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安全績效包括安全行為和安全結果兩方面，前者指員工的安全行為(包括安全遵守和安全參與行為)，后者指事故、傷害、死亡等有形結果[6,22]。初始萌芽階段，關于安全績效的測量主要基于事故、未遂事件、工傷、職業病等結果變量。由于安全結果變量的測量存在不敏感性、事后回溯、忽視客觀風險概率等問題，學者們對安全績效的測量開始轉向事故發生前的可控因素，即安全行為變量，從不同視角構建了預測安全績效的理論模型。

鑒于Guldenmund[31]和Zohar[22]在初始萌芽期提出并發現“安全氛圍”對改善安全績效的重要性，更多學者在初步發展階段將研究焦點由管理者實踐轉向安全氛圍。圖5 主路徑中的引用鏈接“Zohar 2003－Cooper 2004－Huang 2006－Clarke 2006－Sinclair 2010”在網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Zohar 等[32]基于前期對領導力和安全績效(安全結果)關系的研究結果[22]，分析了管理者安全實踐在改善安全氛圍，進而干預員工安全行為方面的積極作用，也肯定了行為安全干預方案對預測安全績效水平的有效性。Cooper 等[16]繼續采用行為安全干預方案，直接檢驗了安全氛圍和實際安全行為之間的聯系，進一步肯定了安全氛圍對員工感知安全狀態的預測作用。在確定安全氛圍對安全績效的影響效應后，后續研究開始探討安全氛圍影響安全績效的發生機制。Huang 等[33]在此基礎上，不僅發現安全氛圍是預測職業傷害的關鍵因素，還發現安全氛圍通過激勵員工安全行為降低職業傷害，表明企業在努力提高安全績效時，需同時考慮組織因素(營造安全氛圍)和員工行為因素(激發安全行為)。為更全面地理解安全氛圍對員工安全行為的影響，Clarke 等[34]采用元分析方法探討領導影響策略和安全氛圍對安全行為(安全遵守和安全參與) 與安全結果(事故和傷害)的影響，揭示領導因素和安全氛圍影響安全績效的潛在機制。在美國，工會作為雇員的主要代理人，對安全政策和實踐有重大影響，已成為重要的安全利益相關者[35]。然而，現有安全氛圍研究只關注員工感知到的最高層管理者和基層管理者重視安全的程度，忽視作為關鍵利益相關者的工會。為彌補這一理論缺陷，Sinclair 等[36]分析感知工會安全價值是否影響安全結果(事故和傷害)，結果表明，工會安全價值通過與較高的安全動機關聯進而影響安全結果。

為更全面地理解員工安全績效的前因變量，工作場所安全的系統分析框架成為該領域的另一焦點。學者們通過構建工作場所安全的整合模型，不僅識別出影響員工安全行為的近端因素和遠端因素，而且驗證了遠端因素(如企業安全氛圍)如何通過近端因素(如員工安全知識和安全動機)影響員工安全績效的過程機制[6]。部分學者較好地梳理了影響安全績效的個體因素和情境因素，但側重于對安全績效的激勵過程，沒有認識到健康損害過程在工作場所安全中可能發揮的作用。因此，Nahrgang 等[7]基于工作需求–資源模型，構建工作場所安全的綜合分析框架，將工作場所存在的風險、與工作有關的身體要求及工作復雜性歸類為工作要求要素；將安全知識、安全氛圍等與安全相關的支持要素歸類為工作資源要素，采用元分析方法驗證了工作要求對安全行為和安全結果的消極影響及工作資源對安全行為和安全結果的積極影響，較好地解釋了健康損害和激勵過程在工作場所安全中發揮的作用。

相對于初始萌芽期，初步發展階段的研究不再受到理論基礎缺乏、方法論薄弱、概念構建不清晰的困擾[6]，更關注與安全有關的組織管理因素(安全氛圍)對安全績效(安全行為)的影響，注重從更全面的視角(個體、組織、個體–組織)探析安全績效的影響因素和形成機理。該領域前10 大高被引論文多發表于這一時期，如Neal 等(2006)、Christian(2009)、Zohar(2010)、Hofmann(2003)、Cooper(2004)等。

3.3 快速發展階段(2013 年至今)

2013 年后，文獻量進入第二個快速增長階段，文獻總量為764 篇，年均發文量由初始發展階段的26 篇升至85 篇。相對于初步發展階段，快速發展階段的文獻更注重整合先前碎片化的研究結果，從更系統的視角構建工作場所安全的多層次整合模型，更好地呈現了眾多前因變量之間的復雜關系及其對安全績效影響的過程機制[37-38]。而且，主路徑中開始出現多個分支節點，含有多個同層成員的復雜路徑成為新的研究趨勢。

鑒于安全氛圍對安全績效的重要影響，進一步確定安全氛圍預測模型的有效性和跨文化差異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研究熱點。圖5 主路徑中的引用鏈接“Cigularov 2013－Barbaranelli 2015－Liu 2015－Kvalheim 2016－Xia 2018”，反映了這一研究主題對該領域發展的重要作用。盡管Neal 等[20]提出的安全氛圍預測模型被廣泛引用和使用，但在初步發展階段，該模型沒有在不同國家背景下得到驗證。為進一步檢驗安全氛圍預測模型的有效性，Cigularov 等[39]采用多組驗證性因素分析方法，發現安全氛圍的測量維度具有種族差異性；Barbaranelli 等[40]以美國616 名員工和意大利738 名員工為研究樣本，進行安全氛圍測量模型的跨文化檢驗，分析結果顯示，在英語母語國家和非英語母語國家，安全氛圍對安全知識和安全動機的預測效應均顯著存在；Liu等[41]以中國制造企業為研究樣本，檢驗了安全氛圍、安全行為與職業傷害之間的聯系，為安全氛圍的預測模型提供了來自中國工作場所的經驗證據。研究表明積極的安全氛圍能夠促進安全行為，但兩者之間因果關系的穩定性仍受到質疑。為解決這一問題，Sverre 等[42]通過對挪威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31 350工人長達7 年的4 次調查，對安全氛圍與安全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多次檢驗發現，安全氛圍和安全遵守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是穩定的，研究結果再次肯定安全氛圍對安全行為的預測效度。然而，對于員工安全行為的測量，現有研究采用的均是員工自我評估方式[43]，會導致一定程度的共同方法偏差。為降低共同方法偏差存在的可能性，Xia 等[44]提出采用自我評價和主管評價2 種方式對研究變量進行測量，并以中國建筑行業的主管和員工為研究樣本，分析不同測量方式對員工安全績效評估結果的差異，研究結果不僅展現了2 種測量方法在評估安全績效方面存在的顯著差異，而且提示未來研究需要關注不同測量方法在工作場所安全領域的應用。在逐步確定安全氛圍對安全績效的積極影響后，學者們開始關注如何改善安全氛圍，因此，安全氛圍的影響因素和干預機制成為這一階段的另一重要研究主題。Newaz 等[45]通過對澳大利亞建筑工地的調查研究發現，為營造積極而強烈的安全氛圍，高層管理者須確保主管和員工之間相互的安全義務得到履行，表明構建主管與員工之間的安全心理契約成為安全氛圍的“預測變量”。

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基于安全行為的影響因素和形成機理，從多元視角提出不同的行為干預策略。圖5 主路徑末端的多個分支節點，強調不同的干預策略對安全績效的影響。如Newaz 等[46]基于澳大利亞建筑工地的樣本數據，從安全心理契約的視角，提出建筑工人安全行為的干預策略，驗證了安全心理契約對于改善建筑工地員工安全行為的積極作用；Wang 等[47]基于心理契約理論和社會交換理論，發現提升員工安全責任感和對主管的安全信任可以產生更高水平的安全行為。相對于安全行為的改善，提前預測和評估工作場所的風險因素對于識別危險源、降低事故率和傷亡率更具預防性，因此，從風險評估的角度進行行為安全研究成為近年新出現的研究熱點。Tong 等[48]通過對制造型企業不安全行為的識別、分類及定性和定量分析，提出一個通用的行為風險評估模型，不僅可幫助企業及時發現安全管理方面的不足，而且為主動降低員工不安全行為的發生提供了針對性的措施?？紤]到多數研究僅限于單個國家的樣本，并沒有捕捉到跨文化差異對安全績效干預效果的影響，Newaz 等[49]檢驗了基于安全心理契約的行為干預效果在澳大利亞和中國的差異，發現安全心理契約對中國建筑工人安全行為的影響力高于澳大利亞建筑工人。

4 結論與展望

4.1 結論

為了系統梳理近50 年來安全行為國際研究進展，對1973—2021 年期間的1 086 篇高質量文獻進行文獻計量和可視化分析，使用共引分析法識別該領域的重要文獻、主要期刊和核心國家，并采用主路徑分析方法對該領域的知識演進過程進行網絡建模，得出如下結論：

1) 工作場所員工安全行為國際研究在2003，2013 年經歷了2 次快速發展，目前已形成以美國、中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家為核心的合作網絡。該領域重要文獻主要由Christian、Nahrgang、Zohar、Neal、Clarke、Beus、Guo、Cooper等學者發表于2004—2016 年期間。Safety Science、Accident Analysis and Prevention、Journal of Safety Research、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等期刊是該領域研究成果最重要的發表平臺。

2) 從論文發表趨勢看，工作場所安全行為國際研究經歷了初始萌芽、初步發展和快速發展等3 個主要階段。初始萌芽階段，為了降低事故傷害，學者們重點關注領導和文化因素對工作場所事故和傷害等安全績效結果的影響。初步發展階段，隨著對安全績效測量方法的認識更加全面、系統，學者們更加側重事故前的安全行為而非事故及事故后的傷害結果，盡管仍然關注領導因素對安全行為的影響，但是更多的研究圍繞安全氛圍展開；并且注重從更全面的視角揭示安全氛圍等遠端因素如何通過近端因素(如員工安全知識和安全動機)影響員工安全績效的過程機制。隨著對安全行為影響因素的認識不斷深入，在快速發展階段，學者們不僅使用更科學的方法和跨文化差異的樣本，進一步驗證安全氛圍與安全行為之間關系的穩健性，還從心理契約、風險評估等新的視角探尋安全行為的干預策略。安全行為的多元化影響路徑和干預策略成為新的研究趨勢。綜合來看，工作場所安全行為國際研究在過去50 年，經歷了從事故傷害到安全行為、從安全文化到安全氛圍、從安全領導到安全心理契約的多維轉變，體現了時代特征和現實需求。

4.2 展望

隨著企業安全管理面臨的內外部環境日益復雜多變，新興商業模式出現新的安全隱患，全球企業安全形勢依然嚴峻。在此背景下，未來可從以下方面開展進一步研究。

1) 在研究場景方面，由關注傳統高危行業(建筑、石油化工、制造業等)向新興行業轉變。隨著組織越來越依賴新型的工作安排，例如遠程工作、零工經濟等，傳統安全行為研究需要適應新的工作場景[50]。因此未來需探索新興工作方式對員工安全行為的影響，如平臺經濟中的外賣騎手安全行為、居家辦公對員工安全行為的影響，以及夜間旅游、探險旅游、露營旅游等新型旅游行業中新出現的不安全行為。同時，現有研究框架尚不能適應不斷變化的工作性質和新型工作安排[51]，如零工經濟下，組織安全氛圍對員工安全行為的影響是否仍然成立？如何從更具靈活性的雇員那里收集數據以監測員工安全行為？未來需要進一步發展新場景下員工安全行為研究的新理論。

2) 在研究視角方面，由單一理論視角向理論整合視角轉變。按整體論觀點，安全遵從或安全違規是一個復雜的決策過程，受安全氛圍、安全領導力、工作環境等情境因素及員工個人特征、認知與情緒因素的共同影響。后續應整合多學科理論，進一步識別新的安全行為影響因素，如不安全行為可見程度、正式與非正式懲罰等；同時，充分挖掘多種個體與情境因素間的復雜交互作用，揭示個體和情境因素的不同組合模式如何影響員工安全行為，從整體論視角探明員工安全行為的復雜形成機理[52-53]。

3) 在研究范疇方面，員工安全行為影響因素的探討由工作領域向非工作領域轉變。員工作為組織成員嵌入在社會情境之中，其安全行為或安全違規決策不僅與工作情境相關，還會受到家庭、政府和社會等非工作情境因素影響。因此，未來可從家庭動機/家庭支持[54]、政府公開企業安全違規信息[55]、政府推行安全生產吹哨制度[56]、社會輿論和媒體監督[57]等非工作領域，識別更多實際影響但尚未引起重視的員工安全行為前置因素，構建更系統的員工安全行為研究整合模型。

4) 在研究內容方面，由積極趨近型領導向消極規避型領導轉變。盡管積極安全領導行為對員工安全行為的激勵作用已得到廣泛重視，但員工在日常工作經常會體驗到消極領導行為，那么這種消極領導會對員工安全行為或安全違規行為產生何種影響？因此，從工作場所中的領導實踐出發，未來可進一步研究領導者安全獎懲缺失[58]、非權變獎懲[59]等消極領導行為對員工安全遵守或安全違規行為的影響，引導企業員工從被動遵守轉向主動遵守，推動員工深度安全遵守行為[60]。

5) 在研究對象方面，由員工安全行為向管理者安全行為轉變。鑒于管理者安全行為對于塑造企業安全氛圍和安全管理有效性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近期研究開始關注管理者安全行為對工作場所安全績效的改善作用[61]。然而，相對于員工安全行為，現有文獻對管理者安全行為前因變量和形成機制的探討明顯不足。因此，從政府監管力度[62]、行業競爭強度[63]、資本市場壓力[64]和管理者認知等多視角理解管理者安全遵守或安全違規行為，是該領域未來亟待研究的方向。

6) 在研究方法方面，由橫向靜態方法向縱向動態方法轉變?？紤]到員工安全/不安全行為以及員工對領導行為/安全氛圍的感知，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時間和情境不斷變化的過程。因此，未來可通過基于動態評估的日記研究或者體驗抽樣等即時數據獲取方法[65]，動態收集員工每日的自報告數據，捕捉個體認知和行為的連續變化以及個體內變量間動態關系，動態評估領導行為/安全氛圍等情境因素對員工安全行為的影響效果。另外，員工安全行為是由多個層面的復雜因素共同決定的，目前學者們對安全行為各層面影響因素的探討采用的方法相對局限，難以揭示員工安全行為與其多重前因之間的復雜因果關系。未來可采用基于集合論和布爾算法的組態分析法對員工安全行為不同層面的前因進行分析，以檢驗相關前因的不同組態對結果變量的影響，識別出實現員工高水平安全行為的核心條件和邊緣條件，為更細粒度地理解員工安全行為的復雜形成機理提供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