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計師與CEO 任期交錯對審計質量的影響研究

安廣實 趙子昂

（ 安徽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安徽 蚌埠 244061）

一、引言

如何提高審計師外部治理一直是實務界、 學術界和監管部門的關注重點。 審計師和CEO 作為公司外部與內部治理的重要參與者，在監督財務報表、提高審計質量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2022 年中國證監會，廢止2003 年施行至今的審計輪換規定，改由審計準則進行指引。緊接著，2023 年中國財政部發文對審計任期做出進一步規范， 要求國有上市公司年審時長不得超過十年。 政策變化對審計任期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正如德豐（Defond）所倡導，審計研究不應僅停留在特征層面，也應關注審計師的運作過程，其中與CEO 的任期關系就是重要部分[1]。 在審計實踐中，審計師與CEO 任期交錯情形的比例超過2/3，作為典型的任期異質性，審計師與CEO 任期交錯在我國任期管制背景下對審計質量的影響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二、文獻述評

（一）關于任期交錯及其影響結果

現有文獻關于任期交錯現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治理領域，交錯對象主要包括CEO、CFO、董事長和審計委員會等公司內部管理層、 治理層高管或組織[2]，基于團隊異質性探討任期交錯效應對企業行為等經濟后果的影響。 正面看任期交錯作為管理層異質性的表現之一，顯著降低公司盈余管理[3]，抑制企業風險行為[4]。 從負面看，任期交錯不利于公司創新和提高績效[5]。 可見任期交錯具有兩面性，會導致團隊內部產生溝通障礙[1]、影響團隊凝聚力和融合力[6]從而降低公司治理質量。 審計研究領域對任期交錯的研究與公司治理領域類似， 研究對象集中在單一組織內部。 閆煥民認為兩位簽字審計師任期交錯顯著提高審計質量[7]。 任期交錯現象同樣廣泛存在于審計實務中， 而有關研究還剛剛起步同時缺少對多個組織間任期交錯的動態討論。

（二）關于任期對審計質量的影響

1.CEO 任期對審計質量的影響

國外學者利用歐美發達國家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的結果表明，CEO 任期長短與審計質量的關系并不唯一。 一部分文獻結果支持任期過長不利于CEO 提高公司審計質量這一觀點，認為CEO 任期長短可能影響CEO 的動機和目的，進而影響公司審計質量[8]。另一部分文獻結果則相反。 李（Li）發現任期較長的CEO 能夠更好地適應環境和提升企業績效[9]。不一致結果的原因可能是：任期長短的利弊取決于CEO 尋租性和對公司熟悉程度的權衡，一方面，CEO 任期過長雖有助于增進對公司業務的熟悉程度但容易放大尋租效應與認知僵化；另一方面，短任期在減少CEO尋租的同時可能導致CEO 因短視主義和缺乏對公司的足夠了解而淪為管理“花瓶”。

2.審計任期對審計質量的影響

各國為保證審計師獨立性和審計質量，相繼推行審計師定期強制輪換， 審計師任期管制制度應運而生。 茲維（Zvi）[10]以被審計單位財務違規度量審計質量，發現事務所任期與審計質量負相關，長任期的審計師發現舞弊的概率要遠低于短任期審計師[10]。 但另一方面茲維（Zvi） 認為學習效應伴隨任期延長而生成，而學習效應提高了審計師對客戶專有知識累積與信息獲取能力。 具體來說貝爾（Bell）發現審計師行業專長薄弱時，審計任期有助于保證審計質量[11]。 陳小林等從公司盈余角度研究發現長任期審計有助于審計師辨別公司盈余管理屬性是機會主義還是非機會主義[12]。

綜上， 在公司治理領域已有學者對審計任期與CEO 任期展開了深入討論。 但國內外學者更側重探討任期長短的經濟后果及實現路徑， 缺少對審計師運作過程的關注，尤其是與CEO 任期關系的討論。

三、理論分析與假說提出

審計師與CEO 任期交錯指審計師與CEO 連續任期時長的不同，具體表現在任期時長和方向上[13-14]。

（一）從審計師獨立性角度

迪安格洛爾（Deanglole）認為審計質量取決于審計師獨立性與專業勝任能力[15]。 在審計師與CEO 任期交錯環境下，不同階段二者的動機和表現可能出現分歧。 體現在CEO 任職初期，由于缺乏對公司全面了解，存在短視主義傾向和業績壓力[16]。對于這個階段的交錯審計師來說， 連續審計經驗可以彌補CEO 的經驗缺失對審計效率造成的負面影響，減少對CEO 工作的過度依賴同時對CEO 短視主義保持謹慎，保證了審計師與CEO 相處的獨立性提高審計質量。 在CEO 任期末期，CEO 通常更加注重個人而非公司利益，可能會通過增加董事薪酬[18]和盈余管理[11]等手段達成個人目的。相比于任期同步審計師受制于CEO 制造的機會主義審計競爭和審計意見購買[17]，任期交錯審計師由于審計師與CEO 之間的預期收益和任期不一致，導致雙方動機表現不同，形成團隊監督氛圍，提高審計獨立性。

其次， 由于審計師與CEO 連續任期不同步，雙方與公司治理層間社會關系也有差異。 在審計師聘任初期，治理層傾向于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獲得全面高質量的公司信息。 在CEO 接近輪換時[15]，新任CEO 需要與治理層達成共識同時配合審計師對公司潛在壞消息進行挖掘[18]，任期交錯審計師相對于任期同步審計師， 更好平衡代理問題減少審計工作受到公司內部影響。 即CEO 與治理層間社會關系牽制能夠形成對審計獨立性的保障，提高審計質量。 最后從審計師與CEO 間關系角度。 任期同步時雙方易對會計問題判斷和審計風險應對達成共識[19]，審計師對CEO 也更加信任。 但審計的獨立性要求審計師必須保持充足職業懷疑和高度職業謹慎， 而長期同步導致審計師與CEO 關系密切甚至過度信任不利于審計師保持職業懷疑態度，損害審計獨立性。 審計師與CEO 任期交錯效應則有助于降低二者間同質現象和過度信任，提高審計質量。 本研究提出假設。

H1a：任期交錯對審計質量有提升效應。

（二）從審計師專業勝任能力角度

審計師與CEO 任期交錯可以降低二者間同質性和過度信任，強化審計師與CEO 間監督效應。 但審計師與CEO 任期交錯效應存在審計師與CEO 信任度降低和效率波動的可能，不利于保證審計質量。具體而言，一方面，與審計師和CEO 任期同步相比，任期交錯提高獨立性的同時可能帶來雙方經驗、認知的不同步，導致二者會計判斷差距、風險識別出入最終放大審計意見分歧， 審計過程中可能出現重復性的低效工作，影響審計師專業勝任能力發揮，削弱審計質量；另一方面，相比于任期重疊，任期交錯可能導致審計效率降低， 削弱雙方在專業能力和經驗知識方面的互補作用。 基于此，審計師與CEO 任期交錯效應可能弱化年審團隊內部協同， 降低了審計效率，審計師專業勝任能力發揮受到抑制，不利于保障審計質量。

H1b：任期交錯對審計質量有降低效應。

四、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

我國事務所組織形式于2013 年以后基本統一為特殊的普通合伙人形式，選取2013—2022 年A 股公司為樣本：（1）剔除ST、PT；（2）剔除金融業與剔除缺失值。得到16 133 個年觀測值，數據來自CSMAR，對連續變量進行1%縮尾。

（二）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審計質量

借鑒Gulfa[2]的研究，使用公司盈余管理度量審計質量，公式為：

其中ε 為殘差，即公司可操控性應計利潤，該值越大審計質量越低。

2.解釋變量：審計師與CEO 任期交錯

借鑒閆煥民等[7]研究，從兩個維度度量審計師與CEO 任期交錯。 （1）交錯啞變量，審計師與CEO 連續任期交錯取值為1，否則取0；交錯離散變量，取審計師與CEO 連續任期之差并取絕對值。 （2）設計變量Ctm 和Ctr， 審計師連續任期大于CEO 的連續任期時，Ctm 取值為二者差的絕對值，否則取0；CEO 的連續任期大于審計師的連續任期時，Ctr 取值為二者差的絕對值，否則取0。

3.控制變量

借鑒閆煥民[7]、多爾吉耶娃（Dordzhieva）[20]的研究，主要變量定義見表1。

表1 變量說明

（三）模型構建

對審計師與CEO 任期交錯對審計質量的影響進行實證檢驗，根據研究假設構建模型（2）（3）：

其中，下標i，t 為第i 個企業第t 年的指標數值，α0、β0為常數項，αn、βn為回歸系數，εi,t、μi,t是隨機誤差項，下同。

進一步，構建如下模型（4）來檢驗審計師與CEO任期交錯與審計質量間獨立性機制。

參考周靜怡的做法，使用審計意見激進度（ARAgg）的相反數來度量審計獨立性（AuditIndp）[22]。

五、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為描述性統計結果， 從表2 看，DA 均值為0.075， 樣本盈余的絕對值分布合理， 具有差異識別度。 DT、absCT 的均值分別為0.837、3.791，表明交錯年數普遍高于3 年。 區分審計師和CEO 的任期交錯方向，審計師與CEO 任期交錯（Ctm）和CEO 與審計師任期交錯（Ctr）的均值分別為2.267 和1.145，審計師連續任期高于CEO 連續任期。 控制變量方面，樣本公司與現有研究基本一致。

表2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二）回歸結果分析

下頁表3 報告了審計師與CEO 任期交錯對審計質量影響的檢驗結果。 DT 和absCT 的回歸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審計師與CEO 任期交錯能夠在審計師與CEO 之間形成監督效應，審計質量提升；區間越長，效應越顯著，對審計質量的提升越強，H1a 得到驗證。 進一步地，Ctm 同樣在1%水平顯著為負， 而Ctr 系數為負卻并未顯著，說明當任期交錯效應存在方向限制， 審計師與CEO任期交錯只有審計師任期大于CEO 任期時治理效應才會顯著。 原因可能是適當的審計師任期的增加彌補了CEO 相對短任期導致的企業專有知識不足，同時任期交錯的存在保證了審計師充分的獨立性進而提升審計質量。 而當CEO 任期大于審計師任期時， 長任期CEO 會對短任期審計師帶來更大外部壓力， 損害獨立性同時與治理層關系更加牢固，弱化了外部治理。

表3 任期交錯對審計質量的影響研究

（三）穩健性與內生性檢驗

1.考慮自選擇問題

本文構建Heckman 二階段模型緩解自選擇問題。 一階段在控制（2）式中所有控制變量的基礎上，借鑒吳溪[17]等研究，納入滯后一期是否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當期審計費用和CEO 任期作為工具變量，以DT 為解釋變量，進行Probit回歸， 并計算逆米爾斯比率（Imr）。 將計算獲得的逆米爾斯比率（Imr）帶入（2）式重新進行回歸。 結果如表4（2）（3）（4）所示,研究結果穩健。

表4 穩健性與內生性檢驗

2.傾向得分匹配

審計師任期交錯的企業與未交錯的企業之間可能本身就存在系統差異。 本文嘗試使用傾向得分匹配 （PSM）方法[21]解決這一問題,并使用匹配后數據進行雙重差分（DID）檢驗。 具體而言， 構造一個Logit 模型來預測審計師與CEO 任期交錯的可能性，使用1∶1 最近鄰匹配法進行匹配。結果如表4（5）列所示，控制樣本選擇偏誤后，DT 系數為-0.006 且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與原假設結論一致。

借鑒劉錫祿以從來沒有交錯的樣本為對照組，以發生交錯變更的樣本為實驗組，構建雙重差分模型[21]。設置變量Post，實驗組取1，控制組為0。設置變量treat， 實驗組變更為審計師與CEO 任期交錯后treat 取1，否則取0。 使用PSM 匹配后的樣本進行雙重差分檢驗?？刂茲撛趦壬院?，表4（6）列為模型（1）全樣本的雙重差分檢驗結果,在10%水平上顯著為負，結果穩健。

3.重新度量審計師與CEO 任期交錯

借鑒閆煥民將交錯年數超樣本均值的情形視為任期交錯，設置啞變量DT2 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同理設置變量Ctm2。 表4（7）（8）列分別展示了DT2、Ctm2 的回歸系數， 均至少在5%水平上顯著為負，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

六、作用機制檢驗

由于CEO 與審計師任期交錯（Ctr）對審計質量沒有顯著影響，因此下文使用審計師任期與CEO 任期交錯（Ctm）進行回歸。 表5 報告了審計獨立性機制的檢驗結果，Ctm 的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 表明審計師與CEO 任期交錯通過進一步維護審計師獨立性進而提高了審計質量。

七、拓展性研究

（一）考慮CEO 經驗問題

根據CEO 年齡中位數，當CEO 年齡大于等于42歲時為高齡組，Age 取值為1， 否則取值為0。 在模型（3）中加入CEO 年齡（Age）與交乘相（Age*Ctm）。 根據如表6（1）列，檢驗結果表明Age*Ctm 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任期交錯現象在年輕CEO 中更有效。 可能的解釋為年輕CEO 職業經驗不足，但相對具有更強的職業自信。 一定程度上干擾了審計師業務展開。

表6 調節效應檢驗

（二）考慮CEO 權力問題

CEO 個體活動必須依賴其職位， 其行為決策受到職位權力大小的限制。本文采用劉劍民[23]按照主成分分析法構建CEO 權力（Power）。 表6 列（2）報告了回歸結果。 交乘相（Power×Ctm）系數顯著為正，而審計師與CEO 任期交錯（Ctm）5%水平上顯著為負數。上述結果表明，當公司權力層權力較大時，審計師與CEO 任期交錯對審計質量的提升可能會受到抑制。其原因是強權的CEO 弱化了治理層的監督作用，削弱了任期交錯產生的積極效應。

八、結論與啟示

本文以2013—2022 年滬深A 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實證檢驗了審計師與CEO 任期交錯對審計質量的影響。 其研究結論如下：（1）審計師與CEO 任期交錯能夠顯著降低公司盈余管理，提高審計質量；（2）作用機制檢驗結果表明，審計師與CEO 任期交錯通過提高審計師獨立性進而提高了審計質量；（3）異質性分析結果顯示，審計師與經驗豐富的CEO 任期交錯對審計質量的提升作用更明顯，但被CEO 權力強度這一因素弱化。

首先， 政府應引導會計師事務所與上市公司合理選聘審計師團隊，避免任期過度重疊。 其次，考慮到任期交錯的普遍性， 會計師事務所選擇簽字審計師團隊時應平衡審計獨立性與業務學習效應， 增加與被審計單位治理層溝通，保障審計決策質量，更好發揮審計外部監督與信息傳遞作用。 最后，公司選聘審計師時結合CEO 任期，避免管理層權力對審計工作的過度干涉過度，注重企業信息透明度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