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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研究綜述
——基于CSSCI期刊論文的分析

2024-01-25 01:30郭云貴
關鍵詞:論文責任研究

郭云貴,王 蔚

(湖南科技大學商學院,湖南湘潭 411201)

引言

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在對股東承擔經濟責任的同時,基于一套制度安排對債權人、政府、供應商、客戶、員工和社區等其他利益相關者以及環境所必盡或應盡的責任。[1]而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則是指企業對員工這一重要利益相關者所承擔的責任,又稱內部企業社會責任或員工社會責任。近年來,在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不斷深化的前提下,學術界對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研究也顯著增多。為系統呈現國內學術界在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研究領域的現狀,進一步推進理論研究和實踐活動,本文基于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進行文獻檢索,從年度發文數量、研究方法、企業類型、受資助情況及研究主題五個方面進行統計分析,進而對若干重點研究主題進行總結歸納,如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內涵發展及評價指標、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履行現狀、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對員工觀念及行為的影響以及履責的驅動因素等。最后,基于研究現狀對現有研究成果進行總結,并對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未來研究方向進行展望,以供未來研究者參考。

一 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研究現狀的統計分析

(一)研究樣本

本文選擇中國知網綜合性數據庫——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CJFD)所收錄的文獻作為檢索對象。選擇社科數據子庫,以“內部社會責任”“員工社會責任”“內部企業社會責任”為主題,檢索2022 年12 月31 日前發表在CSSCI 期刊上的所有中文文章,共檢索到261 篇論文。一方面,根據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內涵,進行手動逐條篩選,剔除與主題不符以及頁數小于2 的文章。另一方面,將檢索到的以企業社會責任為研究主題但包括了內部員工維度的細化分析文章一并納入本文作為研究樣本。最后,得到92篇文獻作為研究樣本。

(二)文獻數量年度分布統計

為從整體上把握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研究的起源和發展歷程,本文對92 個研究樣本進行年度發文數量統計分析,統計分析結果如表1 所示。根據文獻數量年度分布統計表中的數據,可以將國內對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研究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表1 文獻數量年度分布統計表 單位:篇

萌芽期(2005—2007 年)。歐美一些國家自2004年開始強制推廣SA8000 標準認證。隨著國外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熱潮的興起,一定程度上喚起了國內學者對員工權益的關注,“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研究由此進入萌芽期。在此階段,僅有1 篇相關主題的論文發表。

發展期(2008—2016 年)。在此階段,“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引起了學者們的廣泛興趣,相關主題的年發文數量呈現出多且穩定的特點。其中,2012 年和2015 年是該主題研究熱度最高的年份,年度發文量均達到了10 篇。該階段總發文量達到了61 篇,占本文所選文獻的66.30%。在此階段,涌現了許多對“企業內部社會責任”主題研究領域有突出貢獻的學者。其中,王文彬等人[2-4]、李祥進等人[5-7]在發文數量方面貢獻較大;何顯富等人開發的企業社會責任量表中的員工責任維度被許多研究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學者借鑒和使用;[8]周浩和湯麗榮2015 年發表在《管理世界》上的期刊論文被引用次數最多,[9]截至2022 年12 月31 日,已被引用71 次。

穩定期(2017 年至今)。經歷了蓬勃發展期,“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已有了相對豐富的成果。雖然2017—2018 年論文發表數量出現斷崖式的跌落,但這并不意味著“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研究進入蕭條期,可能是學者們在該領域遇到瓶頸,又或者正在探索并孕育新的內容。從發文數量來看,2019 年至今,“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穩定發展階段。

(三)文獻數量其他分布統計

1.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在研究中所采用的工具和手段,對文獻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進行統計分析,可以反映該領域學者對科學方法的認識。因此,粗略地將研究方法分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案例研究和文獻研究四類。在本文所選用的92 個樣本中,有14 篇定性研究論文,70 篇定量研究論文,6 篇案例研究論文,而基于文獻的綜述類研究論文僅2 篇。

從數量上來看,定量研究類論文最多,占比76.09%。同時,在統計分析的過程中發現,2008 年以前的論文均是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沒有使用定量方法研究。因此,本文從時間上對采用定量和定性方法的論文數量進行統計分析。以每3 年作為一個時間節點進行劃分,將2005—2022 年這18 年劃分為六個階段,對采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論文數量進行對比分析,具體情況見表3。

表3 采用定性、定量方法文獻數量分布統計表 單位:篇

從表3 可以看出,盡管在2007 年以前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的論文數量為0,但是并不影響定量方法的發展。2011 年之后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的發文數量呈現多且穩定的狀態,而定性研究的發展速度呈現下降趨勢。這揭示了定量的實證研究方法在近些年的發展速度之快,并且在定量和定性方法的選擇中,國內學者更加偏好采用定量研究方法。

然而,在統計分析過程中發現,70 篇定量實證研究論文中有50 篇通過問卷調查收集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數據,占比71.43%,余下的20 篇數據來源不一。對這20 篇論文數據來源進行進一步統計后發現,其中有5 篇均采用一個衡量員工工資收入的財務指標來衡量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其數據來源包括新浪網[10]、CCER 中國經濟金融數據庫[11]、巨潮資訊網[11-12]、國泰安CSMAR 數據庫[12-14]、上交所及深交所官網[12]。有8 篇采用兩個、三個或更多指標來衡量企業內部社會責任,數據來源包括第一次經濟普查的工業企業數據[15]、國泰安數據庫和企業公布的社會責任報告[16]、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17]、國家統計局的問卷調查[18]、全國私營企業第10 次調查數據庫[19]、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CNRDS)數據庫[20]、銳思(RESSET)數據庫和和訊網[21]、世界銀行投資環境調查[9]。此外,單獨使用樣本企業公布的社會責任報告的有1 篇,[22]其主要采用報告披露的“員工關懷”支出數據作為衡量指標;還有6 篇使用和訊網發布的上市公司“員工責任”評分加以衡量??梢?,企業內部社會責任數據大多通過問卷調查獲取,其次則是采用和訊網公布的社會責任報告數據。而在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衡量方面,缺乏公認的統一標準。學者們選取的指標不統一,且一些文獻僅用一個財務指標對進行核算,無法全面準確地反映企業內部社會責任。

2.企業類型。針對不同類型企業展開研究的文獻數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類型企業的現狀和問題,為對比了解各類型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履行情況,粗略地將企業按投資主體分為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商投資企業以及其他四類。本文從企業類型對該領域文獻數量展開統計分析(表4)。

表4 各類型企業文獻數量統計表 單位:篇

從表4可以看出,在本文92個樣本中,針對國有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研究各2 篇;最多的是對民營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研究,有13篇(其中6篇關注家族企業),占總樣本的14.13%。學者們更加關注民營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多數學者的研究結論。如鄧澤宏和劉文波比較了不同性質中小企業在履行企業內部社會責任方面的差異,發現國有中小企業要好于民營中小企業。[23]又如鄒潔和武常岐基于1 000 多家中國工業企業的數據調查對企業選擇性參與社會責任進行研究后指出:相較于私營企業,國有企業更加重視員工福利。[18]

未特別說明和區分企業類型的論文有75 篇,統一歸入其他類。在這75 篇論文中,有9 篇文章關注制造業,有7 篇關注服務企業、旅游企業和酒店企業等服務業。相較于其他行業,制造業、服務業這類一線員工較多的行業是“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研究領域關注更多的行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業對一線員工的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問題相對于其他員工更為突出、更加需要關注。

3.論文受資助情況。從論文受資助情況可以反映出國家和地方對該領域的重視程度和現實需求。在本文選用的92 個樣本文獻中,共有68 篇論文受到資助,占73.91%,可見內部社會責任的研究具有較強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由于多數文章受到多個項目資助,本文按照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教育部基金、省級項目的優先順序進行統計,不重復統計,統計情況見表5。

表5 論文受資助情況統計

其中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論文35 篇,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論文10 篇,共計45 篇,資助比例為48.91%;受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資助的論文6 篇;教育部博士點基金項目1 篇;受省級項目資助的論文有14 篇,其中福建省、江西省、廣東省各2 篇,其他8 個省份各1 篇(如湖南省、湖北省、黑龍江省、遼寧省等),各省差距不大。但多數文章都受到多個項目資助,不考慮國家級項目及教育部項目,單獨對所有地方級項目進行統計,共有36 篇論文受到地方項目資助,其中受到省級項目資助的有28 篇。比較突出的是廣東省,共有7 篇論文受到廣東省省級或高校項目資助,約占地方受資助項目的1/5,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廣東省對于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重視程度較高,其原因可能在于廣東經濟發達,其現實需求大于其他省份。其次是北京市,共有4 篇論文受到北京所屬基金資助,這與北京的經濟發展以及重點高校數量多有一定關聯??梢?,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對于地方經濟的發展和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其具體影響機制及關系有待進一步研究。

4.研究主題。通過對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研究內容及主題進行梳理,本文根據樣本的主題頻次及研究重點,從以下幾個方面對研究主題進行統計分析。

(1)企業內部社會責任評價指標。適合進行研究主題分析的84 篇論文大多根據研究需要對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內涵及評價指標進行了界定,尤其是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的論文。以企業內部社會責任評價指標體系為主題的文章共有7篇,其中5篇為定量型實證論文,而2 篇探討企業內部社會責任指標體系的論文均是基于SA8000 標準展開分析的,這體現了SA8000標準在界定企業內部社會責任方面的重要意義。

(2)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履行。共有7 篇論文對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履行的現狀進行了研究,其中:有1 篇關注中小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履行情況;1 篇調查了高新技術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履行情況;對民營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加以分析的各有2 篇;1 篇對不同性質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履行情況進行了對比分析。

(3)對員工觀念及行為的影響。通過對研究主題進行分析發現,“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對員工觀念及行為的影響”是學者們關注的重點,在70 篇定量研究論文中,以員工滿意度、組織認同、組織承諾、組織公民行為以及反生產行為等為結果變量的論文達23 篇。此外,關注“企業內部社會責任與績效”關系的論文有14 篇,其中4 篇關注員工績效,10 篇關注企業績效;探討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前因或驅動因素的論文有15篇;創新相關主題論文有6 篇。具體分布情況見表6。

表6 研究主題情況統計表 單位:篇

二 企業內部社會責任重點研究主題分析

(一)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內涵及評價指標

自Sheldon 于1924 年首次使用“企業社會責任”概念以來,歷經股東利益至上到保障利益相關者權益的轉變,形成了兩種較為典型的理論模型:四層次金字塔模型和利益相關者社會責任模型。其中,美國學者Carroll 提出的四層金字塔模型(法律、倫理、經濟、慈善)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和范疇進行了明確界定。[24]而Clarkson 基于Freeman 提出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建立的企業社會責任模型則強調企業的履責對象包括股東、員工、消費者等所有利益相關者。[25]相對而言,利益相關者理論為定量研究提供了更為具體、便于衡量的維度,其影響更為廣泛和深遠?;谠摾碚?,我國學者葉艷等人認為員工是企業最為重要的利益相關者和履責對象,企業必須保護員工的合法權益。[19]

企業內部社會責任這一概念是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從企業社會責任模型中衍生出來的,指的是企業對員工這一重要的內部利益相關者履行的社會責任。從企業社會責任出發,直至2006 年國內學者才逐漸關注企業對員工這一重要利益相關者的社會責任履行問題,而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內涵更是經歷了較長時間的發展才得以豐富。目前,許多國際組織提出了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評價指標體系。例如,1997 年10 月社會責任國際組織(簡稱SAI)提出的全球第一個企業社會責任標準(SA8000),明確了企業應保護的員工權益,包括童工、強迫勞動、健康與安全、工作時間等九個方面的內容。[26]考克斯圓桌商業原則中的六組利益相關人士通則也規定了企業對員工這一利益相關者所擔負的責任,包括提供工作機會和薪水、工作條件應尊重雇員健康與尊嚴、坦誠溝通、相互信任、避免歧視等方面的內容。[27]國際勞工組織、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等國際機構也對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履行提出了要求。其中,對我國影響最為深遠和廣泛的還是SA8000 標準。國內學者根據這個標準分別從不同角度賦予了企業內部社會責任不同的內涵,推動了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理論的豐富和發展。例如,趙濤等人借鑒SA8000 標準,從勞工權益和人權保障兩個維度提出了適合我國國情的企業內部社會責任評價指標體系。[28]

然而,隨著生產力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SA8000 標準中對員工九個方面的基本權益保護已經無法滿足現實需求。美國學者Carroll 的四層金字塔模型為不少學者探討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內涵提供了研究思路。如初智巍據此提出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可以具體分為經濟、法律和道德三個維度。[29]

綜上所述,國內學者在國際組織提出的企業內部社會責任指標體系的基礎上,參考西方學者的學術研究成果,并結合我國實情,對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內涵及評價指標體系展開了積極探討。其中,在企業內部社會責任評價指標體系的研究成果(表7)中,西方學者Turker 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發展得到的適合中國情境的企業內部社會責任量表中的員工責任維度,得到了我國學者的廣泛借鑒和采用。[30]

表7 企業內部社會責任評價指標體系研究成果

(二)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履行狀況

在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履行方面,2012 年以前的研究更多關注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履行現狀以及存在的問題。整體而言,國有企業在履行企業內部社會責任方面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員工關懷、成長與發展、尊重和價值等方面,外商投資企業在員工福利和工資水平方面表現較好,外資企業比國有和私營企業更為關注員工利益,[35]而中小企業及民營企業的員工權益保障意識相對較差。各類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履行狀況研究成果如表8 所示。此外,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承擔情況相較企業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履責情況較差。呂英和王正斌對IT 及零售業員工開展問卷調查發現,員工認為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時最不重視的就是企業內部社會責任。[32]

表8 各類企業履責現狀研究成果

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勞動力素質顯著提升,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受到關注,員工維權意識顯著提升,大多數企業的履責情況有所改善,學術界逐漸將關注點從履責狀況及問題轉移到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前因與后果。但根據最新研究成果不難看到各企業重視程度具有差異性,企業內部社會責任承擔情況仍然不容樂觀,尤其是民營企業。吳芳和張巖研究發現家族企業在員工責任方面的表現低于非家族企業。[41]葉文平等人指出不少家族企業存在壓低社會保險、住房公積金以及解約補償等方面開支的現象,部分低層員工權益得不到保障。[21]

另外,從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披露情況來看,基于數據可獲得性,和訊網社會責任報告數據在社會責任度量方面被廣泛采用。為把握我國上市公司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履行狀況,本文選取和訊網2016—2020 年的社會責任評分數據,在剔除ST 及*ST 公司數據后,發現各利益相關者的責任評分均值從高到低依次是股東、社會、員工、供應商、環境,且股東和員工的責任均值差距較大。這一結果與劉玉煥和王洋慧基于和訊網數據對家族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結果相類似,[42]該研究發現社區責任均值(4.323)高于員工責任均值(2.001)2 分以上??梢?,我國企業在履行企業內部社會責任方面表現較差。同時,通過縱向分析發現,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均值顯示出逐年遞增的趨勢,這說明我國企業對內部社會責任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

(三)對員工觀念及行為的影響

在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影響效應方面,研究成果最為豐富的是對員工觀念和行為的影響,主要結果變量包括組織認同、員工滿意度、組織承諾、組織公民行為和反生產行為等,具體結果見表9。

表9 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對員工觀念及行為影響的部分研究成果

1.組織認同。學者們發現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履行對員工組織認同有顯著正向影響。[49-50]盧濤和王志貴將組織認同劃分為成功性、生存性和歸屬性三個維度,進一步考察企業社會責任對組織認同三個維度的影響后發現,成功性認同只受到員工責任維度的影響。[49]晁罡等人發現,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對組織認同的認知性、評價性和情感性三個維度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50]

同時,大量研究以組織認同為中介變量,考察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對工作投入[50]、組織承諾[51]、企業科技創新能力[45]、員工創新行為[48]、員工反生產行為[47]、組織公民行為[52]、管家行為[53]等的影響機制,結果均證實了組織認同中介效應的存在。

2.員工滿意度?,F有研究結論基本一致,即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可以顯著正向影響員工滿意度。例如,呂英和王正斌研究發現企業社會責任中的員工責任與員工滿意度顯著正相關。[32]張愛卿等人的研究表明,企業社會責任形象中的勞工權益、人權保障維度均對員工工作滿意度有顯著預測作用。[43]此外,劉剛和李峰探討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激勵和保障兩大維度對員工滿意度的影響,結果發現激勵責任的效果要強于保障責任,因此提出企業要在做好員工保障責任的基礎上將更多注意力放在員工激勵責任上,以提高員工滿意度。[33]

3.組織承諾。大量研究表明,企業內部社會責任與組織承諾的三個維度(情感承諾、繼續承諾、規范承諾)顯著正相關。[51,54]此外,本文發現在組織承諾的三個維度中,我國學者更加偏愛情感承諾。如呼玲妍等人的研究結果表明酒店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可以增加員工情感承諾,并且在疫情這一高度不確定的環境中依然成立。[55]文彤等人對酒店兼職員工展開問卷調查,發現酒店企業內部社會責任與兼職員工情感承諾之間存在倒U 形關系。[56]然而,朱建新、張春雨發現企業較好地履行員工責任僅能維系和提升知識型員工的持續承諾,但無助于提升其情感承諾和規范承諾。[57]可見,在企業內部社會責任、情感承諾、組織承諾三個維度關系的強弱問題上,現有研究的結論尚不完全一致。

4.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也是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一個重要結果變量?,F有研究表明,企業積極履行企業內部社會責任能顯著正向影響員工組織公民行為,[43-44,46,49]而組織支持感[44]、心理契約[46]和道德認同[52]在上述影響過程中起中介作用。但是,張愛卿等人發現對于員工工作滿意度的三個維度,工作本身維度的滿意度對員工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預測作用,而員工薪酬福利和自我發展方面的滿意度對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預測作用不顯著。[43]

5.反生產行為。反生產行為可以分為組織導向和個人導向或組織導向和人際導向兩個維度。但不論采用哪種劃分方式,企業內部社會責任顯著負向影響員工反生產行為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4,47,58]

(四)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驅動因素

在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驅動因素方面,企業性質、規模、發展階段等企業特征得到了國內學者的普遍關注。例如,井潤田和張遠基于合資企業的研究結果表明股權結構和企業規模對員工利益均有顯著影響,具體來說,股權結構中的國有資本比率與員工利益之間呈負相關關系,外資比例對員工利益有促進作用,企業規模越大越會保護員工利益。[15]鄧澤宏和劉文波分別分析了中小企業的企業特征(性質、規模、治理結構、存續時間)和員工特征對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影響。[23]鄒潔和武常岐基于制度理論探討企業社會責任的選擇性參與時,也考慮了企業性質的作用。[18]

總體而言,學者們探討了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不同驅動因素,得出了相應的研究結論(表10)。例如:周浩、湯麗榮發現市場競爭是影響企業內部社會責任投入的一個重要因素;[9]葉文平等人則發現家族企業類型可以影響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履行,改制家族企業的履行情況要比非改制家族企業更好。[21]

表10 企業內部社會責任驅動因素部分研究成果

三 研究展望

基于CSSCI 期刊論文對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研究文獻的系統分析表明,國內在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研究領域已取得一定成果,但部分文獻是依托企業社會責任進行的,以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為主題的專門研究仍然不夠豐富和深入。對發文數量、研究方法、企業類型、受資助情況的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我國企業對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研究有著迫切需求,表現為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的內部社會責任履行情況較差,基層員工隊伍龐大的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問題更為突出,但企業內部社會責任所包含的內容及評價指標尚未達成統一意見,難以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同時,現階段國內具有說服力且被學者們普遍接受和使用的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官方數據缺乏,故國內學者主要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獲得所需數據,這無疑增加了研究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研究的推進。

本文對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研究方向的發展提出以下兩個有望繼續深入探討的問題。

(一)構建中國情境下的企業內部社會責任模型

盡管國內學術界對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內容的履行進行了豐富的討論與研究,但至今仍然未達成一致觀點,以致現有的實證研究所采用的衡量指標各異,且大多是借鑒國外成果而提出的,難以避免文化差異帶來的影響,也不利于對不同的研究結論進行比較。中國情境下的企業內部社會責任模型是國內學者開展實證研究的基礎。因此,為推動國內學者開展企業內部社會責任領域更有價值的、更深層次的研究,根據我國實際情況構建被學術界和企業界廣泛認可和接受的企業內部社會責任模型,是當前學術界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二)強化實踐導向的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研究

首先,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后續研究應該對企業分類別、分行業進行?,F有研究表明我國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履行方面呈現出企業類別和行業間的差異。因此,為了獲得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具有實踐價值的理論成果,后續對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研究必須考慮不同類別、不同行業企業之間的差異。

其次,深入探究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履行的前因與后果。一方面,繼續推進企業內部社會責任驅動因素的探究,進而引導企業主動履行內部社會責任。目前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較少,且大多基于民營企業這一特定企業類型而展開,其他類型企業在該領域的研究幾近空白,具有巨大的研究空間。另一方面,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作為宏觀經濟中的微觀主體,企業的高質量發展對推動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具有重大意義。雖然已有研究表明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對企業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但企業績效的提高不等同企業高質量發展。因此,拓展企業內部社會責任對企業影響的維度,如探討其對企業可持續發展、企業高質量發展等的影響,對豐富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理論具有重要價值。

結語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驅動發展的實質是人才引領驅動。隨著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員工素質得到顯著提升,企業人力資本積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員工是企業不可或缺的內部利益相關者,履行企業內部社會責任有利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未來研究應關注中國情境下企業內部社會責任模型的構建,并強化實踐導向,從而為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的履行提供理論借鑒,并為新時代背景下的企業高質量發展作出應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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