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全球音樂學術交流：RILM 的社會責任

［美］茲德拉夫科·布拉熱科維奇 著 穆 謙 譯

1987 年1 月，我來到紐約，在位于西42 街的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院開始了我的博士學習。幾天后，我來到巴里·布魯克（Barry Brook，1918—1997）的辦公室，向他解釋了我當時的個人危機：學校給我的3500 美元獎學金不足以支撐我整個學期的學習。布魯克對學生一貫很慷慨，他說：“到三樓去，找到RILM 辦公室，告訴多蘿西給你一份工作?！倍嗵}西·柯曾（Dorothy Curzon）當時是RILM 的總編輯，她確實給了我一份工作。35 年后，我仍在RILM工作，我記得這個機構的許多歷史。因此，我將利用在薩格勒布我的母校舉行的有關危機時期的音樂學的會議①譯者注：“Musicology and Its Future in Times of Crises”會議，2020 年11 月27—28 日在薩格勒布舉行。之機，思考我70 年代在薩格勒布音樂學院音樂學系學習并開始我的音樂學研究的經歷，以及它們對我日后在RILM 工作的影響。當然，在我為RILM工作的這些年里，薩格勒布的影響已經融入了我在各大洲不同國家的旅行中積累的經驗以及與世界各地無數同行的交流。

在薩格勒布，學生們主要通過音樂學院的圖書館獲得音樂學術文獻，而它們基本局限于較老的德國音樂學經典和較新的美英標準文獻。這種局限導致引領我們音樂學興趣的顧問、具有無限智慧的智者科拉里卡·科斯（Koraljka Kos）建議我們應該把注意力放在克羅地亞音樂及其歷史上，而把瓦格納和舒伯特的音樂留給德國人和奧地利人，以此平息我們對未來職業生涯的焦慮。由于南斯拉夫政府無力償還從西方經濟體借來的大量資本，70 年代開始的經濟危機一直持續到80 年代，而南斯拉夫總理米爾卡·普拉寧茨（Milka Planinc）設計了經濟“穩定措施”來償還這些欠款。南斯拉夫國家貨幣天文數字般的通貨膨脹，加上對西方貨幣的不利匯率，使得那些年出國旅行的費用令人望而生畏，甚至購買外國書籍也成了一種罕見的奢侈行為。因此，科拉里卡·科斯當時的務實建議似乎是年輕學者唯一可能的研究方向。同時，這樣的前景讓人感到失望，因為克羅地亞音樂既不是一個足以滿足廣泛音樂好奇心的宏大主題，也不能在其歐洲文化語境之外進行研究，而克羅地亞學者由于缺乏相關的文獻而無法進入這一語境。

在我的職業成形時期，在薩格勒布獲取學術文獻的困難影響了我后來的職業生涯，也影響了我在1996 年成為RILM 摘要的執行主編之后對其全球形象的塑造。這些年來，我一直堅信，沒有任何音樂研究課題是微不足道而不值得被索引的，RILM 摘要也不應該因距離遙遠而忽略任何學者。涉及任何音樂類型的探討以及使用任何語言文字的音樂學者，都必須在RILM的文獻網絡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回想起來，當布魯克在60 年代中期構想國際音樂文獻資料大全時，他對RILM 文獻范圍的出發點是促進音樂學者之間的交流。布魯克一直是個全球主義者，對推進國際網絡、聚合各大洲的學者感興趣。在當時，他的全球性思維在很多方面都是少見的，因為它更符合聯合國的使命，而不是推動全球的“美利堅和平”（Pax Americana）。當歐洲被鐵幕分割為政治上的東西兩方，非歐洲的政治人物在意識形態上站隊時，布魯克將世界視為一個跨越所有政治體系和意識形態的多邊合作機會。他或許沒有進入“全球音樂學”的大門，但他肯定已經到達了它的門口。

布魯克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個人的歐洲經驗所塑造的，人們會覺得他更適合在歐洲，而不是美國的知識界?？梢韵胍?，他在二戰期間作為美國空軍飛行員在德國北部上空執行的32 次任務對他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而在20 世紀50 年代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在巴黎的生活又對他產生了進一步的影響。1957 年簽署的《羅馬條約》建立了歐洲經濟共同體（即后來的歐盟），這無疑在巴黎引起了反響，布魯克不可能不注意到其重要性。巧合的是，建立歐洲共同機構的《合并條約》是在1965 年4 月簽署的，而3 個月后布魯克就在第戎（Dijon）舉行的國際音樂圖書館協會（IAML）大會上提出了他對RILM 的設想。②1965 年7 月1 日至6 日，在第戎舉行的國際音樂圖書館協會大會上，布魯克首次公開提議建立一個國際音樂文獻目錄庫，他當時已經將其稱為“Répertoire International de Littérature Musicale (RILM)”。該組織于1966 年成立，并在1967 年中期開始出版RILM 摘要。RILM 摘要當時每年分三期發行，包含注釋書目，最后一期為年度索引。這一巧合并非無關緊要。20 世紀60 年代，在文化和政治的許多領域都有全球多邊合作的想法。其中之一是由南斯拉夫的約瑟普·布羅茲·鐵托（Josip Broz Tito）、埃及的賈邁勒·阿卜杜·納賽爾（Gamal Abdel Naser）和印度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設想的反殖民主義“不結盟運動”的崛起。該運動后來變得不再重要，但在20 世紀60年代到70 年代，它是一股強大的力量，主張通過國際合作、多邊主義、國家間平等和民族自決來提高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布魯克為他的文獻網絡設想了一種類似的合作。在音樂研究被劃分為歷史音樂學、民族音樂學和樂理研究，世界在政治上被不同意識形態所分割的時候，布魯克提供了一個模式，將來自世界各地的所有類型的音樂研究匯集在一個簡單的全球音樂文獻概念中。③蔡寬量（Daniel Chua）在他關于全球音樂學的演講中認為，美國宇航局在代表全人類的音樂方面創造了一個里程碑，它將西方音樂、世界其他音樂和自然界的聲音匯集到旅行者一號和二號送入太空的金唱片中。他說，這套選集“大大領先于它的時代，因為在一張磁盤上，美國宇航局匯集了不同歷史時期的世界音樂，而當時世界音樂這一類別甚至在商業上還沒有出現。西方音樂和其他音樂，包括大自然的聲音被混合在一起，對于一個沒有地球文化背景的不起眼的外星人來說，這幾乎是無法區分的?！绹詈骄衷?977 年將分裂的事物聯合起來了。1977 年，歷史音樂學、民族音樂學和樂理之間的派系斗爭正在美國發酵”。［引自視頻Daniel K.L. Chua, “Global Musicology Has No Key Note,” 29':27''-30':43'', 2022.網址：www.youtube.com/watch?v=lLBuNu9YPII (26 January 2022).］RILM 聽起來或許沒有旅行者號金唱片那么吸引人，但布魯克在20 世紀60 年代中期已經構想出了地球上音樂平等的同一景觀。

今天，RILM 是一個位于紐約市的非營利性機構，已經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自負盈虧的非學院類音樂文獻機構之一。它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創建和維護數字文集和先進的音樂搜索工具來記錄和傳播世界各地的音樂研究。在這些工具中，最重要的是RILM 音樂文獻摘要庫，這是一個全球性的綜合注釋書目，包括自19 世紀初以來出版的所有類型的音樂著作。

布魯克將RILM 設想為一個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模式運行的國際合作項目，每個國家組織自己的國家委員會并向紐約的中央數據庫提供書目記錄。這種模式為建立在所有貢獻國平等基礎上的多邊合作提供了知識框架。在實踐中，這意味著RILM 摘要的書目記錄由各國委員會和作者提供給RILM 在紐約的國際辦公室，每個委員會在RILM 的網絡中都是平等的，無論它是代表一個大國還是小國，也無論它的音樂學傳統是長是短。從一開始，布魯克就能夠讓33 個國家的同行組織他們的國家委員會，此外還有大約20位負責特定主題的地區編輯。其中有來自薩格勒布的伊沃·蘇皮奇（Ivo Supi?i?），他是當時音樂社會學的主要學者之一，負責社會學和音樂社會史方面的出版物。與今天不同的是，在20 世紀50 年代、60 年代和70 年代，最資深和最有成就的音樂學者都參與了為RILM 編輯書目和為RISM 整理音樂曲目的工作。我還記得卡爾·達爾豪斯（Carl Dahlhaus）為他自己的文章手寫摘要以供RILM 紐約辦公室編寫索引的情景。當時編寫書目被認為是一個學習音樂曲目、研究資料來源和閱讀同行著作的好機會。RILM 國家委員會的早期主席包括以下知名人士：受人尊敬的《蘇聯音樂》（Coвemcкaя мyзыкa，1957—1961）和后來的《音樂百科全書》（Myзыкaльнaя энцuклoneдuя，1973—1982）主編、組織蘇聯委員會的尤里·克爾德什（?rij Keldy?，1907—1995）；創建了東德委員會的批評家哈里·戈爾德施密特（Harry Goldschmidt）和音樂史學家喬治·克內普勒（Georg Knepler）；負責大英博物館音樂室（1944—1976）的英國音樂史學家亞歷山大·海特·金（Alexander Hyatt King）和著名的“新牛津音樂史”系列（1954—1990）的負責人杰克·韋斯特魯普（Jack Westrup）；領導南斯拉夫委員會的斯洛文尼亞音樂史學家德拉戈廷·茨韋特科（Dragotin Cvetko）。

在音樂學網絡由西歐和美國學者主導，而東歐的學術研究受到懷疑的時代，是布魯克將東歐研究者帶入了RILM 的軌道，使他們與西方同行處于平等的地位。在RILM 成立之初，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東德、匈牙利、羅馬尼亞、蘇聯和南斯拉夫就成立了國家委員會。東歐學者經常感到被隔離在國際網絡之外，因為經濟和政治上的阻礙使他們無法參加西方的會議，而且他們的出版物由于語言障礙也無法被大多數西方學者接觸到。在這樣的環境下，東歐學者急于向國際上介紹他們所做的工作以及他們所研究的傳統和文化。這一努力也得益于東歐各國政府對從事RILM 工作的研究機構的支持。20世紀90 年代，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從那時起RILM的工作不再是東歐音樂學機構活動的重點。

現在很難評估RILM 在冷戰時期對音樂學術的影響，因為RILM 摘要的機構訂閱數量沒有被保存下來，但有一些事例可以作為佐證。④RILM 音樂文獻摘要在20 世紀70 年代由貝倫賴特（B?renreiter）公司在歐洲發行，大約有600 個機構和個人用戶。在20 世紀70 年代，蘇聯唯一一份可以公開獲取的RILM 摘要是在莫斯科的列寧國家圖書館。由于RILM 摘要提供有關西方出版物的信息，因此印刷本需要特別的許可才能查閱。

綜上所述，本研究證實了茶堿緩釋片和多索茶堿均能改善輕度支氣管哮喘患者肺功能，兩者療效近似，但多索茶堿安全性好于茶堿。

我記得1975 年10 月薩格勒布音樂學院的研討課，在蘇皮奇最初的一兩次課上，他在腋下夾著一摞《RILM 摘要》印刷本來給我們講述它的重要性。他是第一個向我介紹RILM 的人，而《RILM 摘要》印刷本對于在薩格勒布的我來說是了解當時的音樂文獻和世界各地音樂學者興趣的最重要來源。后來，當我1980 年成為音樂學院音樂學研究所的助理時，那里到處都是向RILM 的紐約國際辦公室提供書目信息和摘要的黃色和綠色表格。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RILM收集內容的方法。⑤提交書目信息和音樂出版物摘要的表格印在公文尺寸的紙上，并根據語言進行顏色編碼：英語（黃色）、德語（綠色）、意大利語（淺橙色）、法語（紅色）、俄語（深紅色）和西班牙語（深橙色）。當時，RILM 希望作者們在這些表格上為自己的出版物撰寫摘要。RILM 國家委員會的職責是收集作者填寫的表格，對其進行整理，并將其寄到紐約的國際辦公室，那里將對摘要進行翻譯、事實核查、編輯、索引，并將其輸入計算機文獻目錄系統。關于RILM的成立及其創始人對文獻目錄的最初設想，參見Barry S. Brook, “Road to RILM,” in Alfred Mann (ed.), Modern Music Librarianship: Essays in Honor of Ruth Watanabe, New York: Pendragon Press, 1989, pp. 85-94.時任研究所所長的蘇皮奇再次出面，要我開始為克羅地亞音樂學出版物編寫摘要，并組織向RILM 投稿。那時，我成了南斯拉夫RILM委員會的一員，負責克羅地亞事務，我也是在這時開始主動與RILM紐約辦公室聯系。蘇皮奇在他的研討課上向學生介紹RILM 摘要，后來又讓我負責克羅地亞出版物，這一切都說明他是RILM 在克羅地亞最有效的推介者——以他那安靜而低調的方式。40 多年后，我仍然在為克羅地亞出版物編寫摘要和索引。RILM摘要庫如今擁有關于克羅地亞音樂學術最完整的、包含全部索引的分析型文獻目錄，共計約12, 000 條記錄，可以上溯到1945 年。

當你接替布魯克這樣一位具有無限視野和興趣的遠見卓識者時，你得后退一步想想你需要做什么以及如何繼續他的使命。記得在我的學生時代，RILM 摘要對我是多么重要，而當我成為RILM 的執行主編時，我首先明白，RILM 摘要需要對音樂研究的每一個方向都同樣有用，無論是本地音樂史還是具有全球影響的主題。摘要的質量至關重要。摘要要寫得好、寫得準確、清楚地介紹出版物的要點，因為好的摘要最終會使索引更加完整，文獻記錄也會因此有更多的信息和用途。最后，我一直認為術語、音譯系統和拼寫慣例非常重要，它們應該最準確地反映文化傳統所有者對相關概念的本土命名法。

自從布魯克在自由主義時代構想RILM以來，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過去的10 年間，一些國家進入了后全球化時代，表現為經濟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社會封閉、旅行限制、對移民關閉邊界，以及對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反對。非自由主義正在破壞俄羅斯、土耳其和巴西等國的穩定，一些強大的力量甚至在力圖扭轉西方國家的自由趨勢，如法國（瑪麗娜·勒龐）、美國（唐納德·J. 特朗普）、德國（德國選擇黨）、匈牙利（歐爾班·維克托）和英國（脫歐）。這些政治力量也在影響著文化政策和教育，同時，他們正在改變既定的價值體系。盡管資助機構名義上提倡開放，但知識往往被置于保護主義的規定之后。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一個全球性的音樂研究機構應該如何自我定位？

音樂文獻目錄或許不是促進全球統一和在各國間推動國際主義最有力的工具，但它對于追求全球音樂研究的學者來說很重要，因為它沒有主題、學科或語言上的界限和限制。我們必須始終牢記，當今世界的音樂學術可以劃分為五大語言區，同時有無數小語種的重要著作出現：歐洲與北美（以英語為主），伊比利亞半島與拉丁美洲（以西班牙語為主），俄羅斯與中亞（以俄語為主），東亞（以中文為主），以及阿拉伯國家/伊朗（以阿拉伯語/波斯語為主）。當然，也有一些學者在不斷跨越語言的邊界，但對大多數人來說，學術交流僅限于他們自己的語言泡泡中。然而，英美書目網絡被認為是全球學術相關性的仲裁者，盡管它們常常忽視其他語言區的發展現狀。由美國學者進行的大型學術研究有時候不引用任何非英語文獻，這種情況并不少見。歐美創建的一流參考書目往往聲稱在該學科中具有終極權威性，它們在范圍上是國際性的，但還沒有達到完全的全球化。計算機算法和搜索引擎不能無偏見地提供在所有語言區內創造的廣泛知識。我曾經多次聽那些用本國語言而不是英語寫作的同行們說，衡量專業出版物影響因子的西方系統是多么不公平，因為它們忽略了那些在主流學術引力之外寫作的學者們的工作。在一個被認為是“全球化”因而也是“互聯”的世界里，這些指數支持英語出版物，卻忽視了在所有國家之間建立橋梁的理想，并將那些用其他語言寫作的學者排除在主流學術傳播之外。雖然我們可能習慣于在全球各地用英語交流，但英語并不是“全球音樂學”的語言?！叭蛞魳穼W”被國際音樂學學會主席蔡寬量描述為“具有包容性，擁抱全球每個部落、語言和國家的音樂學術的多面成就；（而且）在方法論上一視同仁”⑥Daniel K.L. Chua, “Global Musicology,” New Sound 50 (2017), p. 13.。如果我們今天想發展全球音樂研究，正如我們所做的那樣，我們的計算機搜索結果應該反映出跨越所有語言和地理邊界的全球音樂生態的總體情況。而這一直是RILM 的理想。即使用戶不知道如何用特定的語言進行搜索，RILM 索引和術語系統可以提供一種了解任何主題研究全景的方法。在理想的情況下，這種文化平等應該是任何全球文化組織的首要志向。換而言之，那些依靠同行評議或引用數據選擇出版物的文獻工具還沒有做好準備迎接全球音樂研究的全部特色、方法和發表形式。

RILM 對其社會責任的理解也反映在其索引實踐中，它以國際認可的標準而不是美國機構的建議為主導。從一開始，RILM 就采用了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推薦的音譯標準，而不是像有些人料想的那樣，采用美國圖書館協會或國會圖書館的標準。在RILM 摘要中，機構名稱總是以其原文來表達，而且在適當的時候還會以雙語表達。非拉丁字母書寫系統的出版物被以雙語記錄，所有的部分都以原文和英語表示。不同語言、不同民族所居住的地理位置也用雙語表示。最后，RILM的編輯們不斷努力完善音樂術語，并找到不同文化傳統自身使用的術語。20 世紀70 年代，我青年時期在南斯拉夫的語言經歷使我明白了尊重世界各地人民本土習語的重要性，當時克羅地亞語在政治上受到破壞，它與塞爾維亞語或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的細微差別是克羅地亞知識分子之間每天討論的話題。

這只是RILM 的一部分做法，它們體現了RILM 的社會敏感性和對世界各地人民的語言傳統和文化遺產的尊重。像所有其他文化機構一樣，音樂組織可以而且應該對促進國家間的文化平等產生影響。音樂實踐有能力超越專制政治勢力的分裂企圖，而即使我們用英語寫作，也要注意如何使用和拼寫專業術語、機構名稱、地理位置或反映特定文化傳統的民族語匯。

雖然布魯克是一個全球主義者，但在20 世紀七八十年代，RILM 摘要所覆蓋的學術研究主要局限于歐洲、北美和少數拉丁美洲國家的出版物。在亞洲國家中，只有日本自1967 年以來一直出現在文獻目錄當中，韓國和越南偶爾也有貢獻。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全球音樂研究的格局已經從歐洲中心主義的關注點轉移，因為音樂研究已經在亞洲和拉丁美洲顯著擴張。作為一個全球性的數據庫，RILM 摘要應該完全接納這些國家的學術成果，這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情理之中。然而，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學術網絡，這使得數據收集變得不可預測。以下是RILM 文獻目錄覆蓋面擴大的幾個例子：

第一個被我帶入RILM 軌道的亞洲國家是中國。在最初的兩次旅行（2004 年和2005 年）中，我拜訪了那里的音樂機構以便建立聯系、研究音樂圖書館、了解中國出版的學術成果。2006 年，我聘用了中央音樂學院的6 名學生為RILM 數據庫錄入中國出版物的書目信息。⑦關于在中國進行RILM 摘要和索引的工作及其意義參見Li Mei, “We are Friends: Notes on Communication with Foreign Scholars,” in Kimasi L. Browne and Zhang Boyu (ed.): Musicking the Soul, Beijing: Centr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2018, pp. 235-240.很快，他們的人手就顯得不足了，于是在2008 年的旅行中，我又招了3 名學生。其結果是，目前RILM 每個月從中國錄入者那里收到大約700 條記錄，這使得中國成為了RILM 的最大貢獻國?，F在RILM有大約85, 000 條中國出版物的信息記錄。如此大量的中國文獻信息使我們在紐約增加了一位以中文為母語并熟悉當地術語和音樂的編輯。

在我第一次去中國之前，RILM 摘要庫只收錄了大約1, 000 條中文出版物的文獻信息，其中大部分來自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這些條目完全是用拼音音譯的，同時有英文索引。通過與中國同行的交談和對中國網絡資源的觀察，我了解到這樣的方法無濟于事，因為對中國用戶來說，以拼音搜索很不精確而且違背直覺。而對于不懂中文的用戶來說，拼音也是沒有用的。這時，RILM的中文條目成為了數據庫引入新功能的轉折點，這些功能使得文獻信息可以用英文和非拉丁書寫系統的原文完整地表達出來。統一碼（Unicode）的全面實施也使得我們可以在英文摘要中加入非拉丁字母語言的術語。最終，新增加的中文條目推動了RILM 數據庫技術的進步，從那時起，它可以更好地為所有亞洲用戶提供服務。

普通西方音樂學者可能不會充分了解中國當前音樂學術的性質。由于對社會主義國家學術研究的刻板印象，一些西方音樂學者可能對中國同行所做的工作不屑一顧；另一些人則可能對中文不感興趣，或因中文的難度而望而卻步。然而，RILM 摘要可以展示中國學術文獻的豐富性。即使不懂中文，也很容易理解從70 年代開始中國的音樂研究在興趣和方法上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長久以來，作為另一個亞洲國家，印度的音樂研究在RILM摘要中并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追蹤那里的學術出版物尤其困難。許多書籍和期刊是由小出版社印刷的，只在當地發行。那里的自助出版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更為普遍。即使大型圖書館也無法掌握當前音樂出版物的全貌，而且缺少重要音樂期刊的完整版本。較早的出版物往往只能在私人收藏的稀有版本中找到。有些書是以手稿復印件的形式發行的。許多此類書籍對于當地文化格外重要，但它們只流通于顯赫導師周圍的音樂家和弟子組成的圈子之內。由于語言和文字的多樣性，在印度發行的出版物沒有一個中央文庫。這使得找到印度出版物并為其編寫索引成了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我們需要在這個大國的多個中心城市找到文獻信息的提供者。這種特殊的情況使得RILM 在印度的角色比在許多其他國家更加重要。一些書籍盡管出版時間不長，但卻非常罕見，而且只出現在意想不到的收藏中，因此印度同行建議RILM 標出索引副本的位置，因為知道一個出版物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著RILM 用戶能夠找到它。為了取得進展，2019 年RILM 與位于新德里南部古爾岡（Gurugram）的美國印度研究所民族音樂學檔案和研究中心（ARCE）達成協議，由其接納一名RILM 合作者。該中心收集了很多關于印度音樂和文化的出版物，可以追溯到20 世紀30年代，這種合作對RILM 非常有益，并且開辟了很多新的途徑和令人興奮的機會。

RILM 目前正在發展的另一個網絡在斯里蘭卡。2019 年，我訪問了位于科倫坡的視覺與表演藝術大學（University of the Visual and Performing Arts）和凱拉尼亞大學（Kelaniya University）。由于僧伽羅語在其鄰近的地理區域之外并不普及，那里的學者們認為他們的工作在國外沒有得到充分的認可。因此，RILM 計劃對斯里蘭卡出版的研究成果進行索引，這受到了他們的歡迎，他們認為在RILM 摘要中占有一席之地將有助于斯里蘭卡學者得到國際認可，并使他們的學術機構獲得更高的聲譽。

就在2021 年8 月美國軍隊從阿富汗撤離之前，我正在與喀布爾大學的阿富汗中心進行討論。該中心正在收集有關阿富汗文化的文獻，而我的計劃是讓他們為普什圖語和達里語的音樂出版物提供文獻目錄。我認為將這些信息納入RILM 摘要非常重要，這不僅是為了數據庫的完整性，也是為了反映阿富汗音樂學術界的努力，無論它多么微小。不幸的是，隨著該國政治氣候的變化，這一合作計劃被提前終止，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并不真正了解那里隱藏著什么樣的寶貴音樂文獻。

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學術研究一直在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遵循著不同的方法和傳統。正如我之前所說的，RILM 有責任平等地呈現每一種學術方向，這種開放的方法與人文學科的一些摘要和索引服務商所遵循的原則不同，后者在書目中只收入期刊文章，而且往往只收入同行評議的期刊。這種模式對人文學科來說是不合適的，因為它排除了使用人數較少的語言的出版物，而這些語言的在線瀏覽量比英語出版物要少。另外，重要的研究可能會發表在會議記錄和其他類型的文集當中。雜志里可能有關于音樂家或音樂生活的重要文章，可以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原始材料。樂器廠商可能在各種類型的通訊中發表他們的技術報告。理論文章可能通過作者手稿的復印本傳播并保存重要的地方音樂傳統。雖然音樂作品（無論如何定義）仍將是音樂研究的基礎，但近年來的研究框架已經擴展到涵蓋音樂文化的各種復雜性，而且音樂研究的各個學科之間已經形成新的關系。這就不可避免地指向了多學科研究，而跨越具體音樂學科界限的期刊就自然成為了這方面的平臺。當我使用一個書目數據庫時，我更希望能獲得最廣泛的材料，讓我自己決定我需要和想要閱讀的東西，而不是使用一種經過預先挑選的、只包含同行評議類學術出版物的服務。我們還應該記住，同行評議制度并不是在世界各地通用的。在亞洲國家，期刊的內容是由一個編輯委員會策劃的，該委員會包含期刊所涉及的各個學科的專家。這些專家不是同行評議者，他們對即將在期刊上發表的文章進行編輯并和作者們一起修改文章。世界各地的出版情況是多種多樣的，學者們需要方便地獲得所有這些信息。

我見過音樂趣味和學術傳統各異的學者，我也能接觸到提供給RILM 編輯部進行索引的各種音樂出版物，因而我了解到世界各地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用英美學術傳統制定的標準來評判其他國家的學術是錯誤的。受本土知識體系影響的學者，其研究方法難免會與西方學術界視為嚴謹的方法不同。當我第一次遇到有關中國圖像材料的本土研究時，我對它們的描述性方法感到失望。研究中沒有提出明顯的理論框架，沒有闡釋或用比較的方法分析材料，而主要是描述。起初，我認為這樣的研究與我們的西方方法相比不足為道，且過于初級。后來，當我多次在會議上與我的同行們交談時，我開始重新思考我最初的粗暴判斷，并逐漸了解了這種與本土知識互動的原因。我曾經認定為低級的描述性寫法，實際上來源于一個兩千年的傳統。他們偏重于對物品的解釋，是因為他們重視保護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以及它們所代表的音樂實踐的可持續性。我最終明白了，這樣的學術研究在其本土框架內可能與我們理論框架內的論述同樣有價值。

在我們西方學術界，許多期刊編輯都躲在同行評議的制度后面。他們對于評估發表在自己期刊上的內容不承擔責任，而是依賴于出版之前的評審意見。作者在收到匿名評論時，無法討論和捍衛他們在陳述論點時所采取的特定方法論。這表明了一種危險：西方期刊可能會對于采用本土研究方法的學者的學術成果無動于衷。隨著研究方法的國際化，我們很容易認為我們自己的方法是唯一正確的方法，并把它強加于超出其歷史效力之外的語境。⑧Sanela Nikoli?, “Five Claims for Global Musicology,” Acta musicologica XCIII/2 (2021), pp. 219-235.我在審議最近的一些來自亞洲的文章時注意到，一些作者為了迎合西方的寫作風格，在從西方借來的理論框架中介紹他們的研究方法，但隨后又回到他們的傳統寫作模式。其結果是一種不連貫的敘述，讀者很可能會跳過與西方理論有關的部分，而直接進入對材料的研究部分。

作為《藝術中的音樂》（Music in Art）期刊的主編，長期以來，我一直努力將世界各地的學者基于不同于美國學術標準的學術傳統而撰寫的文章匯集到同一出版物中。最終我決定，只要研究能創造新的知識，尊重當地的傳統就格外重要。如果我們想對世界各地的專業同行給予平等的尊重，我們就應該把他們的知識、方法和學術關注點放在與我們平等的位置上考慮。我看到過亞洲學者被美國會議拒絕的例子，理由是他們的摘要沒有反映預期的理論框架。這些摘要的作者們認為，拒絕他們研究成果的美國機構在將自己的學術傳統強加給他們，使他們無法就自己的研究展開對話。增強我們學術社區的包容性并不會降低我們的研究；相反，這會給我們帶來意外的收獲。

對于那些有志于接納世界上所有文化和傳統的機構和出版物來說，他們的網絡必須包括不同地區的本土專家。RILM 對這些問題特別敏感。在RILM 國際辦公室工作的二十幾名編輯和助理編輯當中，大約有一半是在美國以外出生的。來自其他文化和傳統的編輯不僅帶來了他們的語言知識，并且還對他們的文化環境和當地傳統有著深刻而精細的理解。RILM 相信為其工作的學者應該使用他們的經驗來界定他們的音樂文化并為其編寫索引。這樣RILM 就不會從我們的北美視角代替他人說話，而是以不同的聲音說話，這將有助于跨地域和跨文化的全球性相互理解。⑨1979 年，巴里·布魯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音樂理事會的支持下，發起了“音樂世界：歷史”（The Universe of Music: A History）項目，旨在糾正早期世界音樂文化史寫作中的殖民主義方法。布魯克本人強調了全球平等的原則：“該項目致力于文化平等的概念，這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1982 年在墨西哥舉行的世界文化政策會議上大力強調的。該書將由來自各文化地區的本土杰出學者撰寫，并由一個國際專家小組編輯。它將涉及社會和文化背景、音樂生活、音樂體系、表演傳統、風格史、當代發展等。它將特別關注區域內和區域間的音樂關聯。預計本項目將使人們對音樂史的意義產生新的意識，并對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進行徹底的重新評估，這種偏見認為‘原始’音樂文化只是通往西方藝術音樂所代表的頂點的一個早期發展階段?！保▍⒁夿arry S. Brook,“ Preface,” in Music in the Life of Man: A World History, IV: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Paris: Conseil International de la Musique/International Music Council, 1983, p. ii. 著重號由筆者添加。）在這里我們看到布魯克提出了一個“全球歷史”的框架。他的努力在最近一些性質類似的項目中被忽略了。在這批從世界各地來到紐約辦公室的編輯中，我是最早的成員之一。

對于很多西方學者來說，韓文、哈薩克文或者中文的學術研究也許不相干或者毫無趣味可言。但是，作為參與指導學生未來職業生涯的現代學者，以及作為肩負著影響音樂學術整體使命的知識分子，今天我們需要一個關于世界任何地方的不同學術潮流的信息來源?！叭蛞魳穼W……不僅意味著接納他者，還意味著允許他者改變我們理解自己的方式?！雹釩hristensenm Lukas ＆ Daniel K.L. Chua, “Editorial: Defamiliarizing the West,” IMS Musicological Brainfood III/1 (2019), 3.做到這一點的方法之一是找尋他者發表的學術成果。例如，通過RILM 摘要，研究印度音樂或加美蘭音樂的西方學生不僅可以接觸到由西方學者撰寫的關于這些傳統的出版物，還可以接觸到由本土學者撰寫的有關他們自己傳統的出版物。如今，許多中國學生正在意大利、澳大利亞等國學習。他們可能會向老師請教他們應該查閱的文獻。即使是在國外學習，他們也會對查找本國語言的文獻或關于中國本地主題的文獻感興趣。RILM 摘要是一個可靠的來源，可以幫助滿足所有這些需求。

社會責任還要求文化機構在發生政治危機時采取立場，無論這些行動是否顯得微不足道。在2021 年8 月美國軍隊從阿富汗撤軍所引發的危機中，為了強調塔利班新政府可能帶來的文化變化，RILM 在其英文博客和中文微信公眾號上提供了一份關于“塔利班和音樂”的注釋書單?“The Taliban and Music: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Βibliolore (18 August 2021). 網址：bibliolore.org/2021/08/18/thetaliban-and-music-an-annotated-bibliography.訪問日期：2022-07-15。，以強調塔利班對音樂的態度。在2018 年羅興亞難民危機期間，RILM 在博客上發布了一篇關于羅興亞人的音樂、身份和抵抗的文章?“Rohingya Music, Identity, and Resistance，” Βibliolore (2 February 2018). 網址：bibliolore.org/2018/02/02/rohingya-musicidentity-and-resistance.訪問日期：2022-07-15。。這樣的文章可能無法解決危機，但像“Bibliolore”這樣擁有大量全球訂閱者的網站可以提供政治領域缺乏的額外文化信息。

自2016 年夏天以來，RILM 摘要不僅對全球文獻進行索引，而且還提供全文下載。就像書目本身一樣，RILM 的使命是將來自世界各地的期刊全文納入其數據庫。目前（2023 年），RILM 全文數據庫已收錄來自48 個國家、30 種語言的280 種音樂期刊的全文內容，其中包括中文的《中央音樂學院學報》。

全球音樂學是沒有重心的。我們每個群體都對音樂有不同的看法，講述不同的故事，建立不同的標準，創造不同的典籍。正如蔡寬量告訴我們的，全球音樂學的整體性是無法把握的，因為它是無限的，?Daniel K.L. Chua, “Global Musicology Has No Key Note,” 2022.但是RILM摘要可以把所有這些無限的位置和坐標都聚集在一個靈活的平臺上，提供一個統一的聚會空間。RILM 摘要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在那里我們都能為我們的研究找到一個家。在互聯網的出現和新技術提供的可能性的幫助下，我們學術發展初期的一個危機已經得到解決。我很幸運地與RILM 的同事們坐在一個會議室里，計劃和創建一個正在改變音樂研究性質以及擴大世界各地的音樂學者興趣的資源。?幸運的是，我在RILM 的工作恰逢RILM 主編以及后來的主席芭芭拉·多布斯·麥肯齊（Barbara Dobbs Mackenzie）的任期，這些年來她一直是我思考和規劃全球音樂書目發展的最佳伙伴。通過提供無窮的文獻，我們使得今天的學者們可以參與他們所能想象到的任何主題。今天的亞洲學生不僅有機會表演歐洲音樂，而且還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研究歐洲音樂的學術文獻。這樣的機會在學術研究以書籍和期刊的印刷本為載體的時代從未出現過。歐美學者現在可以接觸到關于亞洲、南美或非洲傳統的本土文獻，這在以前是無法獲得的。在這樣一個變化的舞臺上，科拉里卡·科斯當初的務實建議現在看來是不可想象的——由于薩格勒布沒有關于其他主題的文獻，我應當將研究聚焦于克羅地亞音樂。在我成為一個資深學者之際，我早期職業生涯的一個危機已經不復存在了，因為RILM 摘要已經成為了一個真正的全球音樂研究工具箱。這應該讓我們對全球音樂研究的未來前景感到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