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虛構寫作”與人文學的想象力
——新疆大學教授鄒贊訪談

李 瑞 鄒 贊

一、非虛構寫作強調寫作主體的能動性介入

李瑞：眾所周知，非虛構寫作（non-fiction writing）是從西方舶來的一個概念，但因其注重“在場體驗”、與現實生活緊密關聯備受文壇矚目。您認為非虛構寫作的特征是什么？

鄒贊：非虛構寫作是針對虛構寫作而言的稱謂，其主要特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強調創作內容的真實性，文本呈現以真實的人物和事件為依據，很多非虛構寫作的素材直接來源于社會熱點新聞。二是運用文學表達手法，這是區分非虛構寫作與新聞消息、事件說明的重要標準，既然是“寫作”，那就必然涉及文學創作的表現手法，需要對內容真實的題材進行文學化加工，為之注入審美元素。例如，對“9·11”事件的消息報道可能只是一則新聞，但如果從文學創作角度對“9·11”事件進行深描，那就接近非虛構寫作了。在當代中國非虛構寫作的圖譜中，梁鴻的《出梁莊記》《中國在梁莊》《梁莊十年》頗具代表性。梁鴻兼具學者與作家雙重身份，她以第一人稱視角描述梁莊的社會變遷史與梁莊村民的日常生活史，文字敘述背后蘊含著作家對現代性轉型背景下中國鄉村社會的思慮，與其說這是一種離鄉者的客愁與懷舊，不如說是一份知識分子以自我成長經驗為參照展開的時代反思。三是凸顯創作主體的“在場”。非虛構寫作格外強調敘述者的親歷體驗，這種體驗不僅是民族志意義上的參與，敘述者由“局外人”變成“局內人”，還注重表現敘述者的情感融入，即要對文本中的人物及事件表達鮮明的情感傾向①鄒贊教授曾這樣表述“非虛構寫作”的藝術特征：“‘非虛構’更加強調寫作主體的能動性介入，從寫作主體的觀照視角出發，記錄下個體所處的社會環境及其自身的生活體驗，在微觀視角的棱鏡下適度融入寫作主體客觀理性的思考，既不渲染汪洋恣肆的宏大敘事，也不苛求營建某種公共話語，它只是安安靜靜地觀察，心無旁騖地書寫，將一種‘草根情結’傾注在全媒體時代的寫作行動中?！眳⒁娻u贊：《“西部”景片與非虛構寫作》，《山花》2016年第2期。。近幾年興起的“返鄉書寫”或可作為例證，如黃燈的《大地上的親人》以“農村兒媳”的自敘視角，記錄生活在“豐三村”“鳳形村”“隘口村”婆家和娘家幾代人的命運故事②黃燈在該書“自序”中坦言：“本書是我作為短暫身份上的城市人，向永久文化上的鄉下人的回望和致意”。參見黃燈：《大地上的親人：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臺海出版社2017年版，自序。，在微觀敘事中融入對鄉土社會變遷的反思，引發全國范圍關于鄉村問題及其未來圖景的大討論。四是邊緣關注與人文情懷。非虛構寫作強調對社會邊緣群落的關切，讓那些在主流敘述中處于無言無聲狀態的群體得以顯影，比如丁燕歷時12年創作的“工廠三部曲”③新疆作家丁燕調往廣東之后，以創作工廠題材的非虛構文學為主，其“工廠三部曲”包括《工廠女孩》《工廠男孩》和《工廠愛情》。，就是對工廠男孩、工廠女孩及其愛情故事的在場書寫，讓讀者走近這些在宏大敘事中難覓蹤跡的特定群體，展示現代人生存狀態的多樣化與情感命運的跌宕起伏。

李瑞：相比虛構文學，非虛構文學在中國發展的歷史相當晚近，它是在西方非虛構寫作理論的影響下興起的么？

鄒贊：我認為首先要區分“非虛構文學”與“非虛構寫作”的概念，前者是文類/文體學意義上的命名，與虛構文學相對應，這種命名相當寬泛，其內部涵蓋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等具體類型，在當下語境中還涉及一些難以用傳統文類界定的文本，或可稱之為“跨文類寫作”；后者凸顯一種書寫行為，側重寫作的過程與實踐。

從學術史的意義上說，中國現代文學帶有天然的比較文學性質，其興起與發展和“西學東漸”的歷史語境密切相關。事實上，在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理論旅行、跨語際實踐與跨文化對話已成常態，外來理論與本土實踐之間的踫撞、耦合與匯融，使得諸多書寫實踐具有“文化雜交”或“文化多樣性”特征。因此，那種將當代中國非虛構寫作生硬放置到西方理論“影響——接受”模式下展開思考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辯證地看，非虛構寫作在中國的出場和亮相，非虛構文學成為學界熱衷討論的文化事件，外來的非虛構寫作理論扮演著催化劑角色。但是從內在動力的角度分析，中國的非虛構寫作與中國文學遠源流長的寫實主義傳統密不可分，此外，其興起的根本原因還應該溯及當代中國社會文化轉型與知識分子的深厚家國情懷。

李瑞：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各類新媒體平臺迅速吸引了大量讀者，信息傳播進入“自媒體時代”。在新媒體傳播中社會熱點逐漸成為大眾閱讀焦點。在此背景下，非虛構寫作由于很好地貼合了新媒體傳播特點，更好地發揮了“大眾性”特點，而進入到“全民創作”的時代。這是否表明非虛構寫作相對傳統意義上的虛構寫作而言，占據了先機？

鄒贊：我不這樣認為。虛構寫作與非虛構寫作只是文學的不同創作形態，無所謂高低優劣之分，它們的不同主要存在于文類選擇上的差異，有的題材更適合采取虛構寫作，比如懸幻、奇幻、科幻類作品，有的題材則更適宜采用非虛構寫作，諸如對重大歷史事件、自然災害、特定社會群體日常生活的呈現。

李瑞：除非虛構寫作外，創意寫作也發展勢頭迅猛。以2009 年復旦大學招收創意寫作方面的藝術碩士和上海大學成立中國創意寫作研究中心為代表，創意寫作在中國落地生根。經過十余年的探索，目前創意寫作在中國已經取得了非?？捎^的成就，請問創意寫作和非虛構寫作有什么關系？

鄒贊：創意寫作（Creative Writing）與非虛構寫作是從不同層面對寫作類型的命名，創意寫作既包括虛構寫作也包括非虛構寫作。創意寫作也是從西方舶來的概念，人們常常會將文學創意寫作溯源至美國愛荷華大學寫作中心（或稱“寫作訓練營”），如今越來越多國內高校開設“創意寫作”碩士點及相關課程，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上海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在這方面都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嘗試。2023年，上海大學成立“中國創意寫作研究院”，揭牌儀式上發布《中國創意寫作白皮書》；呼吁成立中國創意寫作協會，“何建明中國創意寫作獎”頒發；2023 年北京大學等9 所高校成立“中國大學創意寫作聯盟”。

創意寫作的興起，主要緣于以下動因。首先，是人們對于寫作行為的理解發生了變化，“寫作是可以訓練的”“作家是可以培養的”成為某種共識，即可以通過系統教學幫助創作者掌握敘事的秘密，提升創作者寫作各種文體的能力。其次，文學作為生產要素的潛能被充分釋放，長期以來，文學被烙上遠離社會生產場域的軟性學科刻板印象，但是在數字人文和媒體融合時代，傳統意義上的文學生態經歷了急遽重組，文學與大眾傳媒和文化產業的深度融合成為不爭的事實。在這樣的背景下，創意寫作為各類影視劇本、動漫策劃及廣告文案提供了創意思維和技術支撐。再次，創意寫作有助于推動文學公共性的回歸，將日益邊緣化的文學再度拉回公共空間，激活其作為人文學科的想象力。

李瑞：最近幾年，人工智能與數字人文給傳統知識的生產、傳播與接受帶來巨大沖擊，引發學界廣泛討論。ChatGPT 橫空出世，其強大的文本生成功能對既有寫作模式乃至學術倫理造成了嚴峻挑戰，您認為它會取代作家創作嗎？它會給非虛構寫作帶來嚴峻挑戰嗎？

鄒贊：不管贊成還是反對，ChatGPT 已經成為人工智能時代無法繞避的話題。從工作原理上分析，我們知道ChatGPT 對自然語言的生成，需要依靠一個基于神經網絡的模型——Transformer 模型，它能夠敏銳攫取常規化/自然化的文本序列，借助于海量的數據庫信息選擇、組合與加工。Chat-GPT具備了令人驚嘆的文本生成功能，這也帶來一系列問題：文學創作的原創性如何保證？怎樣區分人工創作與機器寫作？如何重新評價作者的位置？如何有效預判和監管機器寫作的價值導向？

誠然，ChatGPT 相對傳統的信息處理技術而言更加先進，但從根本上說依舊無法代替人類創作。畢竟，再高超的技術仍然停留在物質層面，ChatGPT 寫作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語料庫的豐富程度與程序指令的精確程度。此外，人是情感的動物，作家創作不僅是對語料的加工組合，更是一種情感交流與傳遞，我堅信，就算是再先進的AI 技術，在情感表達上也始終無法與作家創作相提并論。

應當說，ChatGPT 對傳統意義上的虛構寫作造成的沖擊會更加嚴峻，比方說，我們通過輸入故事梗概等指令，程序會迅速從海量的語料庫中摘取詞匯，并按照一定方式拼貼組合，生成五花八門的虛構情節。但非虛構寫作強調創作者的主體身份與“在場”意識，往往依賴大量的采訪、觀察和調研，其文本構成常常根據需要加入一些“副文本”，如創作者與受訪人之間的對話、現場照片、通過查詢權威檔案獲取的注釋文獻，等等。相比之下，這些元素較難通過人工智能發布程序指令來達到預期效果。

二、作為非虛構寫作的口述史與“真實性”原則

李瑞：您非常重視田野實踐，過去十年帶領團隊奔赴天山南北，搜集整理了大量珍稀口述文獻資料，出版了《穿過歷史的塵煙：新疆軍墾第一代口述史（一）》。這是一份具有重要意義的記憶檔案，再現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艱辛而壯闊的發展歷程。請問您緣何從文化理論研究轉到口述史？這是不是一種有效的非虛構寫作實踐？

鄒贊：在《穿過歷史的塵煙》這本書的“前言”中，我已經詳細交代過從事口述史實踐的機緣。從學緣和知識結構上說，我本人始終是圍繞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開展教學科研，在文化理論方向出版了《文化的顯影》《思想的蹤跡》《中國新時期文藝學家美學家專題研究》《涉渡者的探索》等著作，在大眾文化領域合作翻譯出版《電影研究關鍵詞》《“一帶一路”背景下的中亞電影研究》（即出），在新文科建設與寫作實踐領域主編《鏡與燈》《手種集》《跨文化之維》《踏踵集》（即出），這些經歷為我后來從事新疆區域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礎。事實上，文化理論研究與口述史實踐之間不是截然割裂的，文化理論幫助我打開了一扇觀照和審視世界的窗口，口述史則是文化研究本土實踐的一個重要面向，即以搶救性發掘和記錄新疆兵團軍墾第一代口述史為核心內容，借助鮮活的個體記憶重返20世紀五六十年代，激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初創期的特定歷史記憶，使之服務于新形勢下兵團文化認同的建構。

口述史是公眾史學/公共史學（public history）的重要分支，20 世紀70 年代在美國興起。由于傳統的歷史學教育大多以培養書齋里的知識群體為主，此類知識生產較難與社會公共事務產生直接互動，歷史學的教研內容及人才培養模式急需優化和調整，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一種以公共性和應用性為顯著特征的“公眾史學”應時而生。各類公開出版的口述史作品也是非虛構寫作的一種類型，2015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切爾諾貝利的回憶》，就是以口述史形式創作的非虛構文學的經典代表。

李瑞：以口述史呈現的非虛構寫作，它在“真實性”方面具有哪些特征？

鄒贊：由于冠以“歷史”之名，因此口述史對真實性有著更高要求。這里所說的“真實性”（authenticity）偏向民族志意義上的“真實”，既要尊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等客觀存在，又要充分考慮訪談人的動機和素養、受訪人的身心健康狀態及回憶/講述能力，還應當考慮口述現場的噪音、媒介對個體記憶的再造、記憶/遺忘的運作機制等因素，是一種歷史真實與表演民族志“耦合”的結果?？谑鍪犯鶕猛究梢苑譃閮深悾阂活愂亲鳛闅v史資料保存在圖書館等公共文化服務機構，它強調嚴格的“實錄”，不但要逐字逐句記錄受訪人所言，還要以括號、加注釋等方式補充訪談情景；另一類是公開出版的口述史著作，這就必須考慮受眾的接受維度，在尊重基本史實的基礎上，作者要根據事件發生過程對受訪人回憶片斷進行加工潤色，包括對部分語料的美學操作。

口述史文本的寫作質量，取決于以下幾個因素：一是文本整理及書寫最好都由采訪者本人承擔，這樣便于整理者熟悉整個采訪的背景，同時在“采訪后記（手記）”的寫作中融進鮮活情感，增添文本的共情能力；二是要充分做好采訪前的背景材料準備，采訪者通過大量閱讀文獻，對受訪人的人生經歷有較全面理解，能夠梳理出受訪人個體人生命運與大歷史之間的關聯，設計出契合口述史目標的提問，從而有效規避結構化訪談中問題的趨同化；三是要具備良好的語言表達和寫作能力，采訪者能夠根據受訪人提供的信息盡快梳理出敘事線索，以切合受眾接受期待的方式對口述資料加以適當整合。

李瑞：2016 年，《穿過歷史的塵煙》由暨南大學出版社推出之后，受到學界好評，大家普遍認為該書既是對軍墾老兵記憶的搶救性發掘與記錄，也是非虛構寫作的一次成功實踐。您在撰寫這部著作時，是否考慮過從非虛構寫作角度做一些創新嘗試？

鄒贊：《穿過歷史的塵煙》是我耗費10 年時間完成的“兵團三部曲”之一，7 年前在廣州出版，得到了一些學界前輩的鼓勵。該系列的另外兩部著作也已完成，《新疆兵團屯墾戍邊的歷史記憶與當代文化生產研究》擬于2024 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激情燃燒的年代》也將進入出版流程。這三本書記錄了我從湘江之濱到天山腳下歷時20余年的體驗與思考，也是我獻給兵團及新疆當代文化研究的一份微薄禮物。

從非虛構寫作的角度上看，《穿過歷史的塵煙》確實做過一些創新實驗，比如巧妙借用《史記》的“人物互見法”，通過不同受訪者的講述，從多個側面補充、豐富人物性格，書中陶峙岳的形象，既通過其侄孫女陶先運的回憶得以表達，又在其他老兵口述史中不斷被豐富。這種多視角交叉互見的敘事手法，還表現在文本對“伊塔事件”的講述，訪談人有意選取四位“伊塔事件”的親歷者，借助他們的個體回憶，對這些記憶拼圖進行交叉比對，力圖更加全面地呈現“伊塔事件”的歷史面相。

三、非虛構寫作的社會功能

李瑞：從前面的討論可知，非虛構寫作重視與現實世界之間的交流互動，那么它承載的主要社會功能是什么？

鄒贊：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中國文學一向強調“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寫作不應是躲在象牙塔內部的能指游戲，它需要以審美和藝術的方式傳播積極正面的倫理道德，發揮文學作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重要職能。依此而論，非虛構寫作的社會功能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非虛構寫作應當提供反映社會現實變遷的微觀鏡像。在西方，自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開始就強調文藝的摹仿功用，更不必例舉后來的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文學；在中國，《詩經·國風》所奠定的現實主義文藝創作風格綿延至今。文藝必須觀照現實、觸摸現實、反映現實，成為展現時代風貌、管窺文化風潮的晴雨表。非虛構寫作表現得尤其明顯，這里我們不妨以魯迅文學獎得主、新疆作家李娟的散文創作為例。李娟之所以被歸入非虛構寫作一脈，是因為其創作始終聚焦阿勒泰草原哈薩克牧民的日常生活，并曾簽約《人民文學》雜志“人民大地·行動者”專欄，成為西部非虛構寫作的代表人物。李娟的“阿勒泰系列”散文贏得了良好口碑，讀者被創作者的第一人稱視角所牽引，在創作者所構建的邊地景觀與微型敘事中，感知乃至沉浸于文本的深層世界：那是逶迤連綿的阿爾泰山，冰峰下金色的白樺林，空曠蒼茫的草原，星星點點的哈薩克氈房，動人心弦的阿肯彈唱，月光下醉歸的哈薩克牧民……李娟以清新雋永的筆法，記錄下獨具特色的阿勒泰草原風情，這種極富陌生化意味的審美體驗，仿佛一面映照邊地牧民生活的鏡子，為讀者走近并了解北疆自然風光與民俗風情，提供了重要路徑。

其二，非虛構寫作常常被賦予某種反思與批判意味。這里所說的“批判”，是文化理論意義上的指稱，具體而論，是指創作者充分發揮其知識分子角色，以“向下”和“傾聽”的姿態，針對特定群體或者特定社會生活展開辯證分析。近年來興起的“返鄉書寫”可以作為例證：王磊光的《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近年情更怯，春節回家看什么》，黃燈的《大地上的親人：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都曾成為全社會廣泛討論的文化事件。為什么會有這么多人關注“返鄉書寫”？此類“返鄉書寫”是一種新形式的鄉愁/懷舊嗎？這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文化生產行為，抑或是知識分子的主體性表達？不管我們從何種路徑切入思考和提問，都必須考慮大眾的接受心態，也就是說，“返鄉書寫”撥動了那些有著類似遭遇人們的心弦，引發了那些因各種原因漂在異鄉的“離鄉者”的情感共鳴。這種情感紐帶得以鏈接的背后，關聯著知識群體對社會轉型期鄉村文化走向衰落的焦慮和憂思，關聯著知識群體對鄉村青年的迷惘困惑所傾注的人文關懷。

其三，非虛構寫作的終極價值，應當有助于激發人文學的想象力。我在這里使用“人文學的想象力”的提法，是對賴特·米爾斯（Charles Wright Mills）關于“社會學的想象力”的概念借用，北京大學中文系賀桂梅教授著有《人文學的想象力》一書，此處的論述也受到賀老師影響。所謂“人文學的想象力”，是指我們要與時俱進更新思考問題的視角與方法，將個體的經驗與困境放置到社會結構中加以整體觀照，認識到個體的能動性與主體性對于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意義。非虛構寫作，某種意義上就是融入表演民族志與人類學田野調查的經驗，通過典型個案研究及數據分析，思索并探尋特殊群體走出困境的可能。這里我想以兵團軍墾老兵口述史采錄與寫作為例，我之所以花費10年時間輾轉天山南北，推出兩部以口述史形式呈現的非虛構作品，其深層動因是緣于對現實問題的思考，諸如：隨著社會歷史情境的變遷，兵團新生代如何才能鑄牢屯墾戍邊文化認同？如何在新媒體和消費文化語境下傳承紅色基因、弘揚兵團精神？兵團文化應如何為兵團“向南發展”提供強大的思想保障和精神動力？這些問題意識催促我不斷思索增強兵團文化認同的路徑與方法，其中以口述史形式記錄整理軍墾老兵故事，通過一段段撼人心魄、鮮活生動的老兵人生命運史，激活大眾對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初創期的記憶與想象，無疑是一次有益的嘗試。

四、新文科建設與寫作能力培養

李瑞：您近年來非常關注新文科建設，主持教育部首批新文科建設與實踐研究課題，一方面從理論上深入探析新文科的學理特征，另一方面以新文科為導向棒展開人才培養模式改革。您如何理解新文科建設的基本內涵？它對非虛構寫作有什么指導意義嗎？就中國語言文學類專業而言，在推動新文科建設的進程中，寫作課程的地位發生了哪些變化？

鄒贊：新文科顯然已經成為學界及大眾坊間高頻率談論的熱詞，有關新文科的思考與新時代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有著密切關聯。但應當明確的是，新文科既不能被簡約化為一個終極目標，也不應被粗暴歸類為某種考核標準或評價體系，它事實上是一種為文化強國戰略培養高素質人文社科人才的狀態或過程。究其實質，新文科在價值屬性上倡揚家國情懷與人文精神；在學術品格上凸顯“與時俱進、交叉融合”，積極回應新技術新媒介推動下的知識革命和范式轉型，嘗試打破傳統意義上的學科壁壘，重視學科內部及學科之間的匯通融合；在現實目標上立足培養志趣高遠、博學立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①鄒贊教授對“新文科”的理解，詳見鄒贊主編：《跨文化之維——比較文學經典著作專題研究》，暨南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序三。。

作為一項“未竟的事業”，新文科建設仍然并將長期處在“現在進行時”，宛若一根無形的指揮棒，引導并參與著文科人才培養的方方面面。毋庸諱言，文科因其與社會生產及科技進步之間的因果關聯不如理工農醫那般直接，更多是從精神而非物質層面推動社會進步，成果呈現形式以“無形”甚至“不可見”為主，因此在以數據考核為指揮棒的狀況下，常常被冠以“軟性學科”之名。古往今來，文人墨客以自嘲或他諷形式貶斥讀書的論調不勝枚舉：“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楊炯《從軍行》）、“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李賀《南園十三首·其五》），諸如此類說法雖因處于特定語境而被賦予修辭意味，但某種程度上從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角度夸大甚至消極誤讀了文科的社會功用。孟郊《勸學》有云：“人學始知道，不學非自然?！比魏我婚T知識的掘取都離不開“理論結合實踐”，文科亦不例外，它從來未曾真正區隔于時代大潮及技術進步之外，而恰恰是以“劇中人”和“批判者”的雙重姿態保持在場，一方面呼吁、推動技術進步為人類幸福生活貢獻力量，另一方面高度警惕、深入批判現代性所可能招致的發展主義危機困境。應當說，“新文科”之“新”，就在于要打破傳統文科在人類認知領域中的刻板印象，主動回應數智時代的新技術、新問題與新思維，以激活人文學的想象力為動力要素，引導現代社會分散游離的個體擺脫異化處境的圍困，走出“社會水泥”的阿喀琉斯之踵。從這一意義上說，新文科建設的基本內涵與非虛構寫作的社會功能高度契合，新文科對非虛構寫作專業人才的培養預留了空間，提出了新的要求。當前，越來越多高校設置“創意寫作”專業學位授權點，聘請創作經驗豐富的作家擔任實踐導師，其中一項任務就是要培養高素質、復合型非虛構寫作人才。

新文科不能簡單理解為對傳統文科的解構或超越，新文科與傳統文科之間并非進化論意義上的承替關聯，它事實上指向一種全新的思維、范式和路徑。在新文科愈益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發展主要導向的當下，如何采取有效方式鍛造符合新文科特征、具有新文科氣質的優秀人才，成為此類學科建設面臨的關鍵問題。就中國語言文學類專業而言，新文科背景下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勢在必行，其中一個重要抓手就是優化升級課程模塊，比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課程模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課程模塊”“寫作課程模塊”“媒介文化與創意產業課程模塊”，如此等等。針對“寫作課程模塊”，中國語言文學類專業一般開設“大學寫作”“應用寫作”“文藝評論寫作”等系列課程，主要培養學生的書面表達能力。但是圍繞新文科建設目標，越來越多的高校開始探索寫作教學創新模式，開設“寫作與交流”“創意寫作”“影視編劇技巧”等課程，注重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和有形有感有效講好新時代中國故事的能力，推動中文類專業與文旅文創產業的深度融合。

李瑞：國家層面自上而下推行“新工科”“新農科”“新醫科”“新文科”建設，這對高等院校的傳統人才培養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戰。我們知道，您特別注重吸收本科生參與口述史科研團隊，在非虛構寫作領域取得了系列成果，達成了特色科研與人才培養的雙贏目標。立德樹人是教育工作者的根本任務，就新文科而言，您認為它將對中國語言文學類專業本科生的畢業論文寫作帶來哪些影響？

鄒贊：基于以上對“新文科”的認知，我們確定了中國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畢業論文的基本要求：一方面考查學生對語言、文學、文獻及歷史文化知識的積累和掌握；另一方面檢驗學生運用基礎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尤其是通過四年本科學習獲得的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維的提升。因此，我們特別重視畢業論文的選題環節，采取“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模式。所謂“自上而下”，即是借鑒國家社科基金模式發布“選題指南”，由本專業任課教師根據各門課程涉及的前沿議題，密切結合教師主持的各級各類科研項目，精心制訂選題的方向性指南。所謂“自下而上”，亦即鼓勵學生科學評估自身知識結構和興趣愛好，自主提出畢業論文選題的初步想法，經與指導教師充分溝通交流之后予以確定。這樣操作的意義在于，既能確保論文選題的科學性、前沿性及學術規范性，使之具備清晰的學科專業屬性而不致于在各級盲審中被認定為“專業屬性邊界模糊”，又能尊重學生的創新思維，尤其是鼓勵曾主持過各類大學生創新訓練課題的同學依托前期研究積累，提出符合專業要求的論文選題。

就論文選題的實操路徑而言，我們根據文學、語言及文化幾大類別指導學生確定選題，這里著重談談文學類論文的選題細則。

一是鼓勵“小題大作”。作為學術研究的預備軍，本科生的知識結構及學術準備尚不足以支撐宏大論題，諸如“唐詩的藝術特色研究”“二十世紀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研究”“中西詩歌比較研究”之類的題目就顯得大而不當。相比之下，聚焦于某一文學或影視文本，選擇從思想主題、敘事技巧或審美特質對其展開細致入微的文本細讀與文化分析；或者從某一具體視角切入探析某位作家的創作特點、某種文藝思潮的發展脈絡，如《劉亮程散文的“大地詩學”》《李娟散文的風景書寫及其美學特色》《論霍爾文化理論在中國的譯介與傳播》；或者立足文化生產、文化情境、文化文本、文化消費這四個維度中的“一維”，對某一特定大眾文化文本展開專題研究……諸如此類選題外延清晰、大小適中，非常貼合本科生的實際情況。

二是鼓勵“舊題新作”。此處所謂“舊”并非“陳舊、過時”之意，而是特指已被反復研究過的經典文本，例如中國文學里的《詩經》《離騷》、古典四大名著、魯迅小說及雜文等，外國文學里的古希臘神話、但丁《神曲》、莎士比亞戲劇、勃朗特姐妹及其代表作，大眾文化里的《三峽好人》《美國往事》《泰坦尼克號》等，學界有關此類文本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但這并不說明這些文本沒有意義增殖空間。文本的經典性，恰恰在于其意義的生產性和開放性，以“可寫的文本”而非“可讀的文本”（羅蘭·巴特）具體呈現。事實亦是如此，經典文本在不同時代或不同視角的觀照下，能夠始終煥發出嶄新的姿態。因此，對經典文本的再解讀，成為文學方向畢業論文選題的又一路徑，例如從跨媒介視角考察《冰山上的來客》的文本經典化過程，從“圖—文敘事”角度分析《紅樓夢》的藝術特征，從跨文化角度分析《泰坦尼克號》上“不可見”的中國旅客，等等。

三是鼓勵“新題新作”。這個年齡段的本科生是時代的弄潮兒，他們在互聯網和自媒體沉浸的環境下成長，又能夠敏銳攫取新媒體新技術帶來的信息變遷與思維變革，成為新興賽博文化話語①“在諸多新形式媒介的性質發生潛在轉變的過程中，對于‘賽博文化’這一問題的興趣爆點在全世界范圍內已經出現并將持續下去”“新型‘虛擬社區’的出現提供了新的人際交往形式，該形式反過來又促成了新的文化話語的出現，而這一話語會引導、宣揚和深化人們對新型人際交往形式的理解?！眳⒁姡塾ⅲ荽笮l·貝爾等編：《賽博文化的關鍵概念》，郝靚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序言。的接受者與操演者。因此，這種由技術變革所導致的知識轉型，賦予了年輕一代進入和思考時尚話題的理想位置。這種思考已然超出了經典文本跨媒介改編的套路，而是將理論關注點由麥克盧漢、本雅明移向了唐娜·哈拉維、基特勒、韓炳哲，將思維路徑由對現代性和發展主義的文化批判轉向深度考探不同媒介技術之間的鏈接向度，由技術主義進而探討后人類社會的智能哲學與倫理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