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生產與社會剝奪：南方農村婚姻的兩極困境

張朝華，張紫薇

（暨南大學人文學院，廣東珠海 519000）

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婚姻是其中的關鍵環節。當前，隨著以縣域為中心的新型城鎮化的穩步推進和城鄉關系的漸變，鄉村的婚姻問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事實上，一方面，鄉村婚姻問題表現為欠發達地區農村男性的婚姻難以締結，“剩男”增多；另一方面，不少未成年人在村里大辦宴席、喜結連理的早婚的存在也是不爭的事實。鄉村婚姻出現這種早婚和“剩男”兩極分化的“畸形”困境，引起了整個社會的關注。

早婚，是指不到法定結婚年齡而事實上以夫妻關系公開同居的事實婚姻行為；或雖在當地政府申請領取了結婚證件，但實際上未達到法定年齡的夫妻關系。在農村，婚姻締結成功的重要依據是婚禮儀式而并非結婚證，因此，大多數農村青年在未達到法定婚齡、未領取結婚證的情況下，以舉行婚禮的形式宣告兩人結為夫妻［1］。國家統計局在2021 年部署的一項“農村青年婚姻關系”調研結果顯示，農村存在的婚姻困境主要是適齡與超齡男性擇偶上的困難。研究發現，我國人口出生性別比持續偏高（2009 年人口出生性別比達到119.45，正常范圍為103—107）的情況下，婚姻市場需承擔嚴重的男性婚姻擠壓后果，尤其在廣大農村地區或貧困地區，大量“剩男”滯留婚姻市場，現有研究對早婚這一現象卻缺少過多關注。

在性別比例嚴重失衡的農村地區，男多女少的形勢已經意味著部分男性“無婚可結”，而根據適齡男女未婚比來看，農村男性想在適婚年齡結婚更是“難上加難”。農村大齡未婚男性作為性別失衡后果的主要承受者，常常面臨著個人與家庭資源缺乏、社會支持網絡薄弱和發展機會缺失等窘境［2-3］，由此帶來人口安全與健康、社會經濟發展等方面的風險問題。在壓力比女性更大的客觀現實下，部分家長為兒子提前操辦起了婚姻。沒有達到法定婚齡的“結婚”行為，不僅是對法律嚴肅性的挑戰，還可能引發代際關系失衡、婚姻割裂、婚姻風險劇增、留守兒童不健康成長等諸多社會效應［4］。

本研究聚焦于粵北某村落內部，通過對該村整體狀況和兩種極端的婚姻市場形勢的描述，從文化視角出發，深入分析當地婚姻現狀兩極分化的形成邏輯。該村落作為粵北一個相對開放的行政村，坐落于鎮中心附近，保留村落傳統文化的同時也吸納了現代城市的開放思想，具有可觀察性。本研究試圖從面子生產和社會剝奪兩個維度分析同一個村落早婚早育與晚婚“剩男”現象共存背后的深層機理，并力圖拓展出一個新的理論解讀。

二、農村婚姻困境溯源

（一）“剩男”困境的形成

已有研究分別從微觀、中觀和宏觀視野針對“剩男”產生的原因展開討論，呈現了鄉村婚姻困境的真實圖景。從微觀分析的社會學范式，青年帶著所有自身的資源在婚姻市場進行交換，強調青年的性格、樣貌、文化程度、交往技巧等個人因素是農村青年婚配困難的主要原因。戀愛的情感體驗十分重要，哄對象、制造驚喜、送禮物等婚戀技術決定了男性是否能談到對象［5］，靦腆木訥、學識不高、相貌欠佳等個體性因素將導致男性青年無法與女性有效交往乃至成功婚戀［6］。

從中觀層面看，父母家庭背景和家庭資本有限影響農村男性青年的婚戀狀態。長兄如父倫理和外出務工的機會差異會造成長子失婚現象［7］，宗族倫理紐帶松動則減弱了婚姻支持的代際合力［8］?！盎橐鍪袌鲆獌r”理論提出女方會推動彩禮的不斷上漲［9］，男方家庭若拿不出彩禮就難以締結婚姻［10］。昂貴的婚姻消費與家庭低收入之間的鴻溝，使得婚姻成本成為農民家庭難以支撐的經濟負擔［11］。

宏觀層面看，農村地區男青年承擔了性別失衡造成的婚姻擠壓后果。聚焦于大齡男青年的總體數量與形成原因的人口學分析，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2007）的測算指出，20—45歲的適婚年齡段人群到2020 年男性將高出三千萬人左右［12］；中國貧困地區女性青年的遷出［13］、出生性別比的長期失衡是農村男性婚姻擠壓產生的主要因素［14］。結婚范圍窄是制約農村男性婚姻締結的主要瓶頸，農村女性青年大量流入城鎮則是農村男性婚姻擠壓加劇的根源。

（二）早婚形成的發展與變遷

對農村早婚的形成研究主要強調社會發展與家庭影響。在1990 年代，研究者認為改革開放激發了家庭對人力資本的需求，男性青年提早結婚可以幫助家庭提供勞動力資源［15-16］。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研究者提出，青少年性成熟提前，產生早戀想法，容易早婚［17］。21 世紀以來，研究者提出，雖然平均初婚年齡推遲是社會轉型的必然趨勢［18］，但是經濟水平與早婚率呈負相關［19］。在經驗研究中發現，90 后農村青年早婚比率飆升［20-21］，婚前同居降低了青年的初婚年齡［22］，對出生隊列進行分析后發現，1985 年及以后出生的女性早婚形成受到未婚生育行為的促進影響［23］。

也有研究發現，初婚年齡與教育層級之間的非線性關系，但女性受教育程度與早婚率呈負相關。男性的初婚年齡低谷出現在小學、初中教育層級，女性則出現在掃盲班與小學層級［24］。地區層面上，北京和上海的數據均顯示初婚年齡最低的群體學歷為“技校/職高/中?！保?5-26］。盡管技校/職高/中專/高中本質上屬于同一教育層次，但高中的初婚年齡卻顯著高于其他三類教育者［27］。離開教育視野，Buss 在全世界范圍的研究發現，男性普遍愿意娶比自己年輕的女性為妻［28］。面臨越來越嚴重的男性婚姻擠壓，我國夫妻的年齡差將進一步擴大，女性初婚行為提前、初婚年齡變?。?9］。

此外，代際之間的理性博弈也助推了早婚的出現［11］，有些父母為了達成自己傳宗接代的“使命”甚至不惜助推“未成年結婚”，促成子女早婚［4］。而“代內剝削”的觀點提出，農村女性的早婚是家長采取婚姻策略的結果——在資源有限的多子女家庭中，有些家長會強迫女兒早婚來抵消為兒子娶媳婦的高額彩禮［30］。

（三）進一步研究的空間

既往研究從經驗出發，描繪出鄉村社會婚姻締結的現實圖景，揭示了鄉村婚姻困境的具體成因，為反思婚姻締結理論提供了重要的事實參照。通過梳理，可以發現：一方面，已有研究關注到早婚或晚婚“剩男”這一獨特的婚姻現象，卻未曾站在宏觀視野將兩者結合起來，探討兩種迥異現象共存的原因；另一方面，對早婚和晚婚“剩男”的解釋中，既有研究大多探討結構性因素對于婚姻市場的影響，忽略了農村宗族文化的背景，尚未將之納入婚姻困境的研究中，無法解釋那些自身條件不好，家庭背景也一般的早婚者；再者，現有研究大多是從個人和家庭兩個視角分別進行審視，從而忽視了婚配過程中個體與家庭內在的關聯機制。

本研究在對粵北地區的北村進行駐村調查的基礎上，通過對北村的總體背景以及宗族關系的梳理與案例家庭的細致觀察，重點剖析了個體與家庭在婚配過程中的內在關聯機制與農村宗族文化對婚姻兩極分化的影響以及家庭在應對子代婚配危機時的伸縮策略，并從宏觀視野出發，將成婚難與早婚兩者結合起來，探討家庭再生產、個人選擇對兩極婚配困境的形塑過程。

三、一個粵北村莊的婚姻樣本

（一）案例描述

北村位于鎮中部，距離縣政府僅15 公里，不是偏遠的山村。村域面積15 平方公里，屬于典型的丘陵地帶，轄村民小組9 個、自然村22 個；總戶數1447 戶左右，總人口9367 人，其中外出務工人口三千多人，占比將近三分之一。全村耕地面積3500 畝，人均0.4 畝，人多地少導致經濟收入主要來源于外出務工。據調查，該村全年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7251 元［31］，屬于中低收入水平。據族譜記載，北村只有張氏家族，是一個歷史悠久、宗族文化濃厚的村落，由于血緣關系與地緣關系的牽制，村民的交往對象基本局限在宗族鄰里之間。

本研究對北村的田野調查，共觀察走訪了北村四個家庭共八位農村適婚青年，以農村青年及其父母作為訪談對象，詳細記載了當地婚俗過程形成與受到的困擾，并通過訪談北村村民進行婚俗資料補充。調查得知，北村只有三百多人的村小組中，大齡（30 歲以上）單身男青年多達15 人，占適齡適婚男青年（22—45 歲）的總數比例高達20%以上。這意味著在四五個男青年中，就至少有一個會成為“剩男”，而當地同年齡段的女性往往已婚已育，同一個村小組中，二十出頭的女孩帶著上小學的孩子也不罕見。

（二）婚姻市場的優勝劣汰

本研究首先將目光聚焦于北村一個經營雜貨店的微觀家庭（家庭一），該家庭有一棟6 層樓高的新房，家庭經濟條件在當地比較不錯，夫妻倆共育三子一女，三個兒子分別為34歲（案例1）、32 歲（案例2）和30 歲（案例3），女兒（案例4）為33 歲。三個兒子均未婚未戀，女兒則有兩個年齡分別為16 歲和13 歲的孩子。第二個家庭（家庭二）是本地務工家庭，父親是電工，母親是小學廚師，該家庭有兩子一女，其大兒子32 歲（案例5），是本案例中唯一一位高學歷單身男青年，小兒子30 歲（案例6），在外務工。反觀他們的鄰居（家庭三），20 歲的女兒（案例7）已經有了3歲的孩子，同村另一家個體戶（家庭四）25 歲的女兒（案例8）則有8 歲的孩子。

案例1：家庭一的長子，今年34 歲，父母年輕且收入穩定，分有家中一層200 平方米的新房，縣里有一棟繼承的自住樓房，還有一輛自己的汽車。案例1 高中畢業之后在本地工廠打工，月工資4k 左右，本人長相高大帥氣但性格木訥，比較好吃懶做，家里為他組織相親十多場，都是女方看不上他，嫌他不會說話，不可靠。（訪談筆記：2023011101）

案例2：家庭一的次子，32 歲，高中畢業后先在珠海格力電器打工，后回到本地工廠擔任主管，月薪為6k 左右，擁有家里分配的一層樓房。案例2 為人太老實了，之前有感興趣的女孩子，一直不敢表白沒有談成。由于家庭女性資源傾向于他未婚的哥哥，所以并未有許多相親資源。（訪談筆記：2023011102）

案例3：家庭一的小兒子，今年30 歲，技校畢業，跟哥哥們一樣，有家里的一層房產。案例3的性格很開朗，能言善語，雖然沒有固定的工作，但一年的總收入在三十萬左右。案例3 之前有過女友，因性格不合分手，自認為有戀愛能力，拒絕家里的相親安排。（訪談筆記：2023011103）

從上述三案例中可以看出，被迫晚婚的家庭子代并非因為身體缺陷或智力問題而單身，其家庭條件也不是支撐不起彩禮和婚姻成本。他們在婚姻市場競爭失敗的原因更多在于自身特質，比如學歷不高、好吃懶做、為人不踏實、不會談戀愛等問題，從而淪為社會分層的中低層，無力參與婚姻市場競爭。

案例5：家庭二的大兒子，今年32 歲，重點大學畢業，在廣州擔任橋梁工程師，月收入一萬多。案例5 在廣州有女友，但因其家庭條件較差，父親年紀比較大，母親前兩年因中風癱瘓，其女友家里一直不同意結婚。因為家里只有一套兩層的老房，目前家庭二舉全家之力正準備建新房。（訪談筆記：2023011301）

案例6：家庭二的小兒子，今年30 歲，高中畢業后一直在外務工，年節才回家。父母并未能顧及其婚戀大事，寄希望于案例6 在城市自由戀愛。（訪談筆記：2023011302）

上述二案例之所以被迫退出婚姻市場，主要是因為家庭結構缺失、人力資本不足導致家庭經濟能力差，無力承擔婚姻成本。實際上案例5 自身的能力沒有問題，這種類型的“剩男”是家庭背景薄弱導致，經濟能力欠缺使得父輩背負沉重的代際壓力。

（三）婚姻理性模糊化

案例4：家庭一的長女，今年33 歲，與老公是在電子廠相識相戀的。案例4 懷孕那年才17 歲，不敢告知父母，直到孩子生下來才偷偷抱回家里。家庭一對外的說法是，“孩子是表哥家超生抱回來養的”。（訪談筆記：2023011104）

案例8：家庭四的女兒，今年25 歲，孩子已經是上小學的年紀了。提到結婚過程，她說16 歲那年遇到鄰村的一個男孩想要和她耍朋友，給她買過幾次零食，帶她去過幾趟酒吧，晚上跟人出去過夜。父母說她沒人要了，她就稀里糊涂跟人結婚了，18 歲擺酒的時候娃娃都已經八個月大。（訪談筆記：2023011602）

從上述二案例可以看到，因為當事人文化水平偏低、年齡偏小，法律知識淡薄且生活經驗嚴重匱乏，因婚前同居導致未婚先孕進而提前步入婚姻在農村已是常態。研究發現，因為奉子成婚產生的早婚行為達半數以上。

案例7：家庭三的小女兒，今年20 歲，孩子3歲，與同歲的老公阿廣在技校認識，偷嘗禁果后兩人奉子成婚，至今未領證。阿廣家是外出務工家庭，父母希望降低婚姻成本，攛掇兩個孩子盡早成婚，先成家后立業?！敖Y婚”之后，阿廣出廣州打工，案例7 則在生完孩子后在當地快遞站“幫手”，賺點奶粉錢補貼。（訪談筆記：2023011601）

從案例7 可以看到，有些男青年的家長為了降低子代結婚的成本，會默許甚至鼓勵早婚這種行為。奉子成婚成為避免高額彩禮的一個“策略”。早婚夫婦因為年紀小，尚不成熟，有時還未明白婚姻的意義，迫于父母之命和舊習俗的壓力早早邁入婚姻。

從調查情況來看，早婚群體普遍學歷較低。早婚青年因缺乏專業勞動技能以及自身文化程度不高，在婚姻市場中往往因競爭力不足而陷入“被選擇”的境地，個人職業發展有限且充滿了許多的不穩定性。在社會普遍共識中，未成年人不具備行使民事權利和獨立承擔民事義務的能力，更不足以承擔婚姻關系。更何況在法定婚齡中，男性22 歲、女性20 歲是法律設置的紅線。早婚其實是犧牲了青年人正常的學校教育，扼殺了他們接受更高層次教育的可能性。

四、兩極分化的困境形成的邏輯

隨著鄉村全方位現代化發展，農村婚姻場域與慣習受到重塑，農民的價值觀念發生轉變并影響著農村家庭的婚姻策略性實踐。在經濟分化與社會分層的結構性壓力下，下層群體，尤其是中下層群體試圖通過婚姻資源流動進入上層，這種婚姻壓力逐層傳導，最終導致了下層的弱勢男性陷入“底層淪陷”，婚姻締結困難，被稱為社會剝奪。然而，鄉村社會的變遷并沒有改變農村熟人社會的基本結構，以“姓氏”為符號的宗族社會有著鄉誼、族利、名望、人脈、經濟等多種利益訴求，面子依然是其中一種重要的社會性評價。李銀河認為，村民爭的就是村落社會評價體系中的肯定性位置［32］，即熟人社會中的面子?；閼僮鳛檗r民家庭再生產過程中的關鍵事件，自然也成為農民面子競爭的主要內容之一。具體而言，農村婚姻市場男女資源配置顯著失衡導致男方家庭婚配壓力增大，家庭根據變化調整婚姻策略，子代婚姻的締結除了實現家庭利益最大化之外，也有確保面子生產的需要。

社會競爭和階層配對助推了婚姻匹配規則的理性化，上層農村青年通過強強聯合獲得階層躍升的機會；中層農村青年同樣在階層內部擇偶；而下層農村青年面臨婚姻的弱勢積累，婚配困難以至“光棍”［33］。對于家庭而言，婚戀過程中涉及的每一項指標不僅關乎兒女的終生幸福，更涉及雙方家庭在地方社會中的面子。農村男性在婚姻結構中承受著社會剝奪與面子生產的雙重壓力?；诖?，本研究把婚姻市場的特殊形態放到村莊日常的整體關聯中來考察，力圖發現農村婚姻兩極形成的實踐邏輯，進一步從經驗連接理論的角度為當前中國南方農村結婚難與早婚問題提供新的學理性闡釋（如圖1）。

圖1 鄉村社會婚姻兩極困境的形成邏輯

（一）面子生產下家長插手的婚姻

《禮記·昏義》中有“婚禮者，將合兩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后世也”的說法。由此可見，婚姻不僅是個人的決定，還關涉雙方家庭及其宗族之間的社會關系?；洷鞭r村的祠堂是由不可隔斷的血緣與氏族關系連接而成，同一宗族共同建設維護一個祠堂。祠堂可通過祭祖等家族儀式活動把整個宗族成員連接在一起，進而產生超強的宗族凝聚力與親和力。在村落日常社會網絡中，宗族文化發揮著極強的社會整頓作用，凝聚了氏族特有的文化價值觀念，同時也是宗族形成文化價值歸屬感與認同感的中心?；橐鰹榧易?、宗族連接起了社會關系，家族、宗族力量，又制約著個體的婚姻行為。

本文所說的面子，是熟人社會里，經由特定對象之間具體關系上的互動而成的，具體客體和特定關系上的差異性催生了地方特色面子文化。在農村熟人社會環境下，傳統觀念仍然根深蒂固。家族間的競爭壓力強化了父代對子代的代際責任感，只有兒女結婚，父母才覺得人生圓滿，家族才有面子。在北村婚俗的實踐過程中，村民的行為表現提供了兩方面啟示：首先，講面子未必就是攀比；其次，婚俗文化和面子文化互相滲透，對村民的行為決策方式產生綜合作用。

一直以來，宗族內部共享共守相同的價值規范與行為準則，它們制約著族內人的行動，使得族內人變成了一個有集體意識的行動群體，所以北村村民在婚俗過程中都非常講究面子。田野調查發現，面子在文化的建構中有兩種含義，一種是“面子危機”，另一種是“面子利益”。農村社會容易生成強有力的村莊輿論，違反村莊倫理規范的行為會導致當事人喪失臉面，為了維護顏面，農民非常在意其他村民的評價［34］。面子危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村民因血緣地緣關系被人情綁架，而日常行為規范需與鄉村社會規范保持一致，這一趨同性行為使村民得以避免因過于特殊而受到來自同族的輿論危機。而面子利益則是指具備財力、物力以及權力的個人通過某種儀式性行為將自己與他人的不同外化為尊貴感。這種面子呈現功利性，通常和“排場”“門面”聯系在一起。面子利益使得村民在熟人社會的人脈關系中占據有利地位，話語與行為的份量被村民或同族人所接受，從而獲得更多互惠的行為。

面子危機將個體的榮辱與宗族綁在一起，農村家長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常把婚前談情說愛的行為跟“有辱家風”等村莊負面社會評價相聯系，認為婚前過密的情感交往是損害顏面的。然而，農村社會中早婚的結果卻比“婚前不檢點”的后果輕得多，一旦家族中的孩子被判定為在情感中自輕自賤，其家族在宗族社會里喪失威嚴，對子女的教養不當將作為一個污點跟在父輩身后，家族面子危機也因此產生。在面子危機的“威脅”下，家庭一對于長女未婚先孕抱回來的孩子只敢對外宣稱是親戚家的孩子。

傳宗接代，堅守本分，仍是農村堅守的觀念，這既是農民的人生追求，也是農民安身立命的基礎。城市里多元的價值觀會包容各種開放的情感經歷，然而農村不行，“在生兒育女、婚喪嫁娶這些大事上，村落文化中的每個人都受到壓力，要求他們按既定規矩來辦，否則容易失‘面子’”［34］。案例7 和案例8 談婚論嫁的對象為同學或者鄰村伙伴，在熟人社會里無從遮掩。因此，私相授受一旦被捅破，家長會要求對彼此負責，兩個孩子早婚既能提前完成傳宗接代的使命，家族也能避免面子危機的產生。

面子利益是由于宗族間互動互助而形成的一種特定的互惠關系，是中國傳統社會家族制度的一種體現。家族通過展現高昂的婚姻消費來作為高聲望與地位的代表，因而婚姻市場逐漸以追求由高額婚姻支付所象征的無形社會資產為一種常態與趨勢。對男青年來說，在穩定的熟人婚姻圈內，決定他們能否成功婚配最關鍵因素就是村里家庭名聲與余糧狀況。男方家庭通過車產、房產發出彼此差異的信息，而女方可根據家族資源檔次來判斷是否加入這個家庭，并以此為基礎結成配套的婚姻。男方家庭為了“撐面子”，逢年過節會帶足禮品去女方家做客，在婚嫁時更要掏出高額禮金。為了在婚戀競爭中更有面子，女方家庭也會不斷調高婚戀指標，甚至會相互攀比。女方家庭如果要得過低，反而會被輿論質疑“有缺陷”或者“不正?！?。在這個場域，男方家庭處在婚姻需求方，為了順利成婚不得不配合調整婚戀指標。家庭二為了大兒子的婚事正在舉家之力建設新房，增強自己外在的家庭資本。

子代“找得到”且父代“娶得起”是實現婚姻的兩個必要條件。在由女性重構和主導的婚配秩序下，中下層農民承受了婚配的沉重壓力，他們只有通過消費才能彰顯家庭經濟實力，從而保證子代能夠在激烈的婚姻市場競爭中尋找到合適的婚配對象。為此，農村父輩在為子代積攢婚姻資本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以向婚姻市場中的體面標準靠近。然而，農村社會積攢財富從來不易，家里有幾個兒子的家庭更甚，農村男性就此拖延成大齡剩男。家庭二的小兒子雖然也面臨婚配壓力，然而有限的家庭資源使得家長已經無暇顧及他了。

（二）社會剝奪下的婚姻場域

婚姻既是兩性結合的社會制度，也是影響兩個家庭資源分配的經濟制度［35］。由于婚姻市場的存在，且男女比例嚴重失調，農村社會中男女并非是自由競爭的，男方則變得日益被動，所以女方能夠從市場上找到伴侶來提高自身效用水平。與商品市場決策類似，個人婚育決策同樣依賴于成本和收益之間的取舍。女方在期望結婚收益高于單身收益時才會進入婚姻市場，實踐中傾向于重視男方的教育程度、相貌和收入這些相關性強且易于獲得的信息。除了自身因素之外，男方的家庭背景作為一種先賦資源，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他在婚姻市場里的競爭力和地位，必要時作為個人因素不足的“補償性”因素?；橐鰧ふ依碚搹娬{同時關注婚姻市場的“質”與“量”，婚姻市場供需不平衡既表現在“量”的不均衡，也表現在“質”的不均衡［31］。由個案資料的分析可以看到，北村的男青年因社會剝奪而正遭受嚴重的婚姻擠壓，由于本身文化程度不高、勞動專業技能欠缺等因素，大齡男青年在婚姻市場競爭力不足。受經濟分化、社會分層等因素影響，農村中下層男青年的婚配受限，并充滿了較多的不確定因素，結婚機會大幅減少。

面對男多女少的婚配困境，部分男方家庭未雨綢繆，通過主動提早進入婚姻時間，搶占同期女性資源，以此來提高婚配成功的概率。有的父母在兒子十歲之后，便開始勤儉節約，提早為兒子積攢結婚資源。在一些民族農村地區，女方十六歲左右、男方十八歲左右就開始進入婚姻市場［36］。通過案例可以看到農村早婚行動也是家族為男青年應對婚姻擠壓的策略性選擇。早婚現象古已有之，近年來農村“剩男”群體的廣泛存在，對于20 歲之前的未婚男青年及其父母來說，無疑是一種警示和鞭笞，由此，早婚現象得以蔓延。

五、結語

在鄉村婚姻市場中，受到社會剝奪的農村男性處于婚戀鄙視鏈最底層，在個人和家庭實力雙重弱勢的負擔下，婚姻備受制約，而受制于面子生產與先發制人的婚姻策略，不合規的早婚行為難以遏制?；橐鍪袌龅膬蓸O分化使得不同階層家庭的經濟鴻溝擴大，進而加深社會不平等程度。我們不得不正視農村兩極婚姻市場造成的不利處境，早婚群體與大齡單身男青年的婚姻問題及其衍生的其他社會問題也值得社會的關注和討論?；橐鍪袌鼋Y構性失衡出現后，農村社會傳統早婚演變為“結婚未成年”，導致代際關系失衡和婚姻家庭生活分離、婚姻風險急劇上升、留守兒童發展不利等多方面社會效應。而且被排擠在婚姻市場外的男性青年不斷積聚，這也使得社會變得更加危險，在為數眾多的男性正常性需求無法得到滿足的情況下，必然會給社會增添很多不安、躁動和不穩定因素，從而導致犯罪率的提高。所以農村婚姻兩極困境對社會帶來的沖擊不容低估。

可喜的是，農村婚姻的兩極困境所導致的社會問題受到了國家領導人與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2021 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雜志發表了題為《扎實推動共同富?！返奈恼?，在“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狈矫?，強調“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扎實邁進”的思路，并明確提出“要抓住重點、精準施策，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群邁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具體要求。2022 年6 月，教育部等十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控輟保學工作健全義務教育有保障長效機制的若干意見》，提出“切實解決因早婚早育而輟學問題，各地民政部門要通過各種途徑積極宣傳健康文明的婚姻觀念和早婚早育的危害性，引導適齡青年依法辦理婚姻登記，加大對未成年人違法婚姻的治理力度，堅決防止未成年人早婚早育的現象”。

在全面實施鄉村振興的戰略背景下，唯有正視問題背后錯綜復雜的歷史與社會動因，才能有效破解鄉村面臨的兩極婚戀困境。除了政策上的改進，還可以從文化、經濟與個體能力三個層面著手努力。文化上，農村家庭深陷于面子危機及面子利益的爭奪，對于情竇初開的未成年人揠苗助長，對有婚配需求的家庭鼓吹婚姻消費，這都有礙于農村婚俗的健康發展。對此應當創新治理理念和方法，引導農民加入婚俗文化構建中來，重新規范鄉規民約、婚嫁風尚，引導提倡更加理性的婚姻消費，摒棄未成年早婚早孕等不合規婚育行為，建立長效機制。經濟上，在社會流動與分層的壓力下，農村青年只能外出尋求個人發展，滯留農村的青年男女被社會剝奪陷入底層泥沼。這種背景下要么先發制人通過早婚取得婚配，要么被迫淪為“剩男”。因此，大力發展農村產業、促進農村經濟，縮小城鄉差距，改善城鄉二元結構是緩解環境壓力的必由之路。政府可以加大對農業地區的資金投入，采取更多的補貼和優惠政策，吸引城市中打工青年返鄉創業，幫助農村青年因地制宜實現本地就業與安置。農村地區經濟增長、村民富足，青年男女回流，才能一定程度上優化擇偶空間。在個人層面上，農村適婚男性要避免淪為“剩男”，需積極提升自身素養和競爭力，并且配合各方社會機構積極參與培訓和交流互動，有效接觸女性青年。相對應地，社會各婚戀部門協同作用，在農村各地開展婚戀宣傳，引導青年男女形成正確的婚姻、戀愛觀念，并定期宣傳健康知識，提供相應的心理咨詢平臺，開導大齡未婚男性的婚姻擠壓情緒釋放，幫助他們早日擺脫單身或邊緣婚戀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