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互動及驅動因素
——來自長江經濟帶的證據

刁艷華，郭思亮

（1. 山東青年政治學院經濟管理學院，濟南 250103；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南京 211106）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長江經濟帶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既是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引領經濟高質量發展主力軍”的關鍵任務，也是構建“國內大循環”主動脈的重要舉措。長江經濟帶橫跨東中西11 個?。ㄊ校?，GDP 和常住人口均超過全國的40%，是我國經濟與產業發展的重心區域。但是，受自然條件和政府行政等因素影響，長江經濟帶內城市間經濟發展差異巨大、產業同質化與市場分割嚴重、產業分工不合理等問題長期存在［1-3］，成為制約長江經濟帶高質量協調發展的瓶頸。

分工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至關重要，經濟協調發展的關鍵是在區域內形成結構合理、競爭有序的新型分工體系。隨著分工形式的不斷深化，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基于產業鏈的空間功能分工［4-8］。它不同于傳統的部門間和產品間分工特性，而是突破了產業和空間邊界的限制，在產業層面表現為同一產品產業鏈在不同環節的空間分離，在城市間則表現為城市功能的分異，也有學者稱之為“城市功能分工”［9-10］。在空間功能分工形式下，城市間易形成產業鏈的深度分工合作，有效地促進了區域經濟高質量協調發展。因此，探尋長江經濟帶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協同互動關系，對上述問題的解決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現有關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空間功能分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方面，且研究結論不一。一是空間功能分工（空間功能分工）對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11-13］；二是空間功能分工對經濟增長呈顯著的非線性影響關系［14-17］，只有超過一定水平才會有效促進經濟增長；三是空間功能分工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不良影響，例如可能會抑制區域整體效率提高［18］，擠壓城市群中的次中心城市發展［19］，給企業帶來更高的土地和交通成本［20］等。此外，也有學者研究了經濟發展對空間功能分工的影響，發現經濟發展水平是促進區域空間功能分工的重要因素［21-22］，通過經濟增長吸引要素集聚進而產生擁擠效應、競爭效應等，促使不同產業鏈層次的產業在不同等級城市間轉移和集聚，從而提升空間功能分工水平，但區域經濟發展差異過大反而不利于地區間產業分工［23］。

綜上可見，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存在著互動影響的復雜系統關系。一方面，城市間空間功能分工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基于產業鏈的城市產業集聚，可以有效發揮集聚帶來的知識溢出效應、規模效應以及要素的流動性效應，從而促進城市經濟的高質量增長；另一方面，城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又可以帶來要素的大量集聚，通過擁擠效應以及競爭加劇，促使處于產業鏈不同層次的產業在不同等級的城市間進行合理轉移，使城市的空間功能分工水平不斷提升。但已有研究重點關注空間功能分工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較少關注后者對前者的影響，更缺乏二者之間協調互動關系的研究。鑒于此，本文以長江經濟帶108 個地級以上城市為樣本，從互動協調角度定量測度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水平，綜合利用改進熵值模型、耦合協調度模型、核密度估計、空間自相關模型以及面板分位數回歸等方法，探索空間功能分工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度的時空格局及演進特征，并揭示其內在耦合機制，以合理統籌區域產業布局與城市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關系，對更好地促進長江經濟帶城市經濟高質量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一）測度方法

1.空間功能分工測度

以產業鏈為基礎的空間功能分工從區域層面看，表現為不同城市間基于比較優勢進行跨產業鏈的合作，并逐漸形成產業鏈等級與城市等級相對應的城市分工格局，即大城市主要承擔研發設計、營銷管理、產品售后等職能，中等城市主要承擔交通運輸、物流配送以及高科技制造等職能，中小城市則主要承擔具體生產制造等職能?？臻g功能分工具有典型的分層特征，但現有的測度主要采用功能空間指數、專業化分工指數、區位熵、基尼系數等方法［24-26］。這些方法一方面無法明顯體現其分工層次特征，不能真正反映空間功能分工的水平；另一方面只能對城市間的分工進行兩兩比較，無法反映出多城市間的分工程度。因此，本文在借鑒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能有效測度空間功能分工層次性和深度的測度方法——加權區位熵變異系數法，基本思路如下：首先，將空間功能分工涉及的制造業和相關生產性服務業按照產業鏈和價值鏈的增值水平與技術密集度的不同分成低、中、高三個層次，并計算每個城市在每個層次產業中的區位熵，具體方法為：

其中，LEij為i 城市j 層次行業的區位熵指數，N 為城市總數；P 和IC 分別代表某層行業和所有行業的就業人數。

其次，為體現層次性，對每個層級的區位熵按照從高到低的順序依次賦予0.5、0.3 和0.2 的權重，計算出每個城市的加權區位熵指數。

其中，j=1，2，3，分別代表行業在產業鏈內所屬層數為低、中、高。

最后，根據前述分析，在合理的空間功能分工方式下，產業等級與城市等級相對應，較高等級的城市主要聚集較多的高端價值鏈產業，較低等級的城市主要聚集較多的低端價值鏈產業。如果某區域的城市間較好地實現了空間功能分工，從某個城市角度看，則其產業鏈條上各細分行業的集聚程度會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如果用變異系數測度這種差異性，則城市內產業分工的變異系數會較大?；蛘哒f，某區域空間功能分工水平越高，則城市間加權區位熵指數的變異系數越大，反之則越小。因此，本文將城市間加權區位熵指數稱之為空間功能分工深度指數，并將此指標作為空間功能分工水平的代理指標，具體測算方法如下：

其中，NDit代表城市i第t年的空間功能分工深度指數，uit為區位熵指數的均值，N為區域內城市總數。

2.經濟高質量發展測度

現有關于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測度方法可以分為兩類。一是采用全要素生產率等單一指標進行測度，二是依據高質量發展理念建立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進行加權測度?？紤]到單一指標無法較全面地反映區域經濟發展質量，本文在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27-29］，結合長江經濟帶的發展特性以及指標設計的相關原則，構建了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詳見表1。借鑒相關研究［30］，采用改進的熵權法對各指標進行賦權，以指標加權后的綜合得分作為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代理變量。具體測算方法如下：

表1 長江經濟帶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其中，HQGit為城市i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X′ijt為i城市j指標的標準化值，wj表示第j項指標的權重，ρj為改進熵值法下第j項指標的信息熵，T和N分別表示研究范圍內的年份總數和城市總數。

（二）耦合協調度模型

耦合思想被從物理學中廣泛引入到經濟管理的應用領域，通過耦合度可從系統角度全面分析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協調程度，但有可能出現“低水平、高耦合”的低水平陷阱問題，無法準確反映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協同水平。因此，本文將以空間功能分工指數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為基礎，分別構建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水平模型、協調度模型以及耦合度模型，以期更好地評價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互動發展水平。具體構建方法如下：

1.發展水平模型

發展水平模型的具體類型有線性和非線性兩種形式，為更貼近實際情形，本文借鑒相關學者的研究［31］，在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水平函數具有嚴格內凹性和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下，將模型形式設定為：

其中，Ft為第t年的系統發展水平，f(NDit)為空間功能分工的歸一化得分，φ(HQGit)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歸一化得分。假定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在系統中同等重要，因此將α 的值設定為0.5，δ 的值設定為1。模型變為：

2.協調度模型

借鑒相關學者的研究［31-32］，構建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協調度模型，具體如下：

式中，Ct為第t 年城市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協調度，Ct∈[0,1]，其值越大，說明二者的協調程度越高。此外，還可用Cvt=來衡量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偏離度。當Cvt= 0 時，協調度Ct= 1，此時兩系統協調程度最高。

3.耦合度模型

為了避免某城市出現發展水平低但協調度高的“錯覺”，通過建立耦合度模型對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發展水平和協調度進行綜合考察，計算公式如下：

借鑒相關研究經驗［33］，結合長江經濟帶的實際情況，根據所屬數值區間將耦合度與協調度分別劃分成四個階段：［0，0.3）為初級耦合（初級協調），［0.3，0.5）為中級耦合（中級協調），［0.5，0.8）為較高級耦合（較高級協調），［0.8，1）為高級耦合（高級協調）。

（三）核密度函數模型

核密度函數屬于一種非參數估計的方法，具有穩健性強、數據分布的依賴性弱等優點［34］，被廣泛應用于空間區域分布的集聚狀態研究中，其值大小與空間變量的集聚程度呈正相關關系。本文利用核密度函數方法分析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度的空間分布狀態及變化情況，以核密度曲線特征反映其動態特征。核密度函數的基本公式如下：

其中，fN( X )為隨機變量X 的核密度估計函數，N 為城市數量，K( x )為變量x 的核函數，hN為帶寬，是大于0 的正數，反映估計精度，與核密度曲線的光滑度呈正比。

（四）空間莫蘭指數（Moran’s I）模型

為進一步反映長江經濟帶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度的空間關聯程度及類型，本文采用全局空間Moran’s I 指數（GMI）和局部空間Moran’s I 指數（LMI）分別對耦合度進行全局和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其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Xi和Xj分別代表某個年份城市i 和城市j 的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度，N 為城市數量，wij表示空間權重矩陣，以距離空間矩陣形式進行計算。

對兩種空間指數的統計顯著性檢驗采用Z檢驗方法，Z統計量的計算公式為Zsd=(GMI-E(GMI ))/。若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Z 統計量的值大于此時的臨界值1.96，則認為正的空間相關關系顯著，研究區域的集聚特征明顯。

（五）分位數回歸模型

分位數回歸用于估計自變量與因變量的不同分位點之間的線性關系［35］。與普通最小二乘回歸模型相比，分位數回歸模型不僅假設條件更加寬松，而且能反映對因變量不同位置的影響特征且結果更加穩健。假設隨機變量X 的概率分布函數為：

那么X 的? 分位數為滿足F( x )≥? 的最小x值，即：

其中，ρ( ? )為x 的? 分位點函數，γ?( ξ )=ξ(? - I(ξ ＜ 0 )) 是檢查函數，用于非對稱加權［35］。

（六）數據來源與處理

考慮研究問題的需要以及數據可得性等因素，本文選取了2009—2019 年長江經濟帶108 個地級以上城市作為研究對象，因畢節和銅仁等市缺乏相關數據而巢湖市于2011 年進行了行政區劃調整予以剔除。所需數據主要來源于2010—2020 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相關地市統計年鑒以及CSMAR 數據庫等。對于缺失數據利用移動平均法進行補齊，異常值通過單獨查詢或平均法進行了修正。對各指標采用Min-Max 方法進行歸一化處理。

三、測度結果與分析

（一）長江經濟帶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水平特征

圖1 報告了2009—2019 年長江經濟帶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測算結果?？梢钥闯?，空間功能分工水平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整體上均呈上升態勢，但空間功能分工水平波動性較大。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與空間功能分工指數水平相當，兩者存在較為明顯的相關性，但指數值均明顯偏低，說明長江經濟帶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空間功能分工水平有待進一步提升，這就需要各城市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注重城市間功能分工水平的升級，提高城市間產業鏈協作水平，共同推進產業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高水平協調發展。

圖1 2009—2019 年長江經濟帶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變化

圖2 報告了長江經濟帶三大城市群的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變化?？梢钥闯?，三大城市群的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均呈明顯的上升趨勢。三大城市群的經濟高質量發展體現出明顯的層次性，泛長三角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泛成渝城市群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依次提高，泛長三角城市群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明顯高于另外兩個城市群。但三大城市群的空間功能分工水平層次不明顯，整體上看，泛成渝城市群的空間功能分工水平最高，其次是泛長三角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的空間功能分工水平最低。說明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在城市群層面的協同性不足，城市間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相互促進效應并未得到充分發揮。其原因可能是受地域保護、發展規劃等行政干預因素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城市間形成合理有效的產業鏈空間功能分工。

圖2 2009—2019 年長江經濟帶三大城市群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變化

（二）長江經濟帶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的時序特征

圖3 報告了長江經濟帶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間的耦合度、協調度、偏離度和發展水平的均值隨時間變化情況。十多年來，長江經濟帶空間功能分工和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度、協調度及發展水平不斷提升，但基本處于初級耦合、高級協調階段。由模型的計算原理可知，低空間功能分工水平與低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可以形成高協調度，即所謂的“低水平陷阱”，其與高空間功能分工水平與高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形成的高協調度具有本質上的差異，所以相同協調水平下可能對應不同的耦合度。協調度較高、耦合度較低的特點，說明長江經濟帶空間功能分工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整體發展水平相對較低，二者的有效協同關系有待提升。

圖3 2009—2019 年長江經濟帶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度、協調度、偏離度和發展水平

從不同協調類型的城市數量變化看，2009—2019 年，處于較高級和中級耦合階段的城市數量分別由1 個和64 個增加至8 個和88 個，處于初級耦合階段的城市數量由43 個減少至24 個，處于高級協調階段的城市數量則由57 個增加至75個。說明近十年來，長江經濟帶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之間的耦合協調發展程度不斷增強。

從城市耦合協調類型隨時間的轉化看，為分析耦合協調的時間變化情況，分別以0.3 和0.5 為界將耦合度和協調度各劃分成耦合/不耦合以及協調/不協調兩種情形，城市耦合度和協調度則可能出現四種組合類型。分類測算結果顯示，長江經濟帶耦合協調類型出現明顯兩極分化情形，既耦合又協調類型與不耦合不協調類型占比一直維持在60%以上，但既耦合又協調類型占比遠高于不耦合不協調類型，且呈明顯的上升趨勢。2019 年，兩種類型合計占比高達83%，其中既耦合又協調類型占75%，不耦合不協調類型占8%。2009—2019 年，既耦合又協調類型占比從60%上升至75%。

為進一步反映長江經濟帶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時序演變特征，本文利用Stata 軟件繪制了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度的Kernel 密度曲線，如圖4 所示。

圖4 2009—2019 年長江經濟帶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度的核密度估計

從2009、2014、2019 三年的曲線整體形狀看，從單峰轉向輕微多峰，說明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耦合度在城市間的差距有逐漸拉大的傾向，城市間耦合度的極化演變趨勢有所增強。從峰度大小看，逐漸從“尖峰”向“平峰”形態變化，波峰高度呈下降態勢，說明長江經濟帶內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度極值在減小，城市間不均衡的最大差距在逐漸降低。從曲線位置變動情況看，一方面，曲線左右雙尾均有逐漸向外延伸的變化趨勢，說明耦合度的高值區域和低值區域均存在較大的波動性；另一方面，曲線的位置逐漸向右移動，說明長江經濟帶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度水平呈增長趨勢，與前面分析相一致。得益于長江經濟帶內的經濟與產業發展備受重視，尤其是2014 年以來，各城市不斷注重經濟質量的提高與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同時加強城市間的產業聯系與協作，使得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協同性不斷增強。

（三）長江經濟帶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的空間特征

圖5 報告了長江經濟帶2014 年和2019 年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度的空間分布?？梢钥闯?，2014 年絕大多數城市（84 個）處于中級耦合階段，處于較高級耦合階段的城市只有杭州，處于初級耦合協調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兩個地帶：十堰—重慶—內江—雅安沿線和蕪湖—南京—蘇州—嘉興沿線，其他地市分布呈散發狀。2019 年，中級耦合型城市仍然占據主力，占城市總量的81%；較高級耦合性城市除杭州外，又增加了上海、常州、寧波、金華、合肥、贛州、武漢、長沙、成都、貴陽和昆明等城市；初級耦合型城市只有無錫、蘇州、蕪湖、十堰、廣元、內江、安順、臨滄等8 個地市，均呈散點分布狀態；與2014年相比，耦合度的空間格局得到較大程度的改善和優化。

圖5 2014 年和2019 年長江經濟帶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度的空間分布

總體來看，較高耦合型城市主要分布在省會和上游等經濟實力較強的城市，這些地區的經濟與資源稟賦優勢較為明顯，空間功能分工水平較高，地方政府在注重經濟高質量發展質量的同時，對于城市間基于產業鏈的深度分工合作也較為重視，合理的產業鏈分工帶來了更高效率和質量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此外，該類城市對外開放程度較高，城市間要素流動比較順暢，提高了空間功能分工的層次和水平，因此表現出了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較高協同性。

初級耦合型城市既有上游經濟較發達城市，也有中下游等經濟落后城市，其原因可能存在兩種不同的城市發展邏輯，一是對于經濟發展基礎較高的城市，可能為了追求經濟高質量發展而在產業構成上采用了大而全的發展模式，區域間的產業鏈分工較少，使城市內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層次不明顯，從而導致空間功能分工水平較低。較低的空間功能分工水平與較高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產生了較低的協調度和發展水平，最終形成了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較低的耦合度。二是對于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的城市，受地理位置和資源稟賦等條件的限制，與其他城市間的功能分工較少，較低的空間功能分工水平降低了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水平，導致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耦合度降低。

綜合來看，長江經濟帶上、中、下游城市所有耦合協調類型的空間分布格局較為穩定，但局部城市仍存在較大波動性，上游和中游城市的耦合度明顯高于下游城市，歷年耦合度在空間上的“俱樂部趨同”現象較為明顯，各城市間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度分布呈現出空間集聚。因此，本文運用空間關聯分析方法繼續對空間集聚與差異的演進特征進行深入分析。

（四）長江經濟帶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互動時空演進特征

為繼續分析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分布演進特征，本文利用城市經緯度數據創建了長江經濟帶內108 個研究地市的空間距離權重矩陣。首先依據前述空間自相關方法，運用Stata 軟件對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度進行全局空間自相關檢驗；其次，對耦合度進行局部自相關檢驗，以直觀反映區域內部的耦合度及其空間溢出關系，結果如表2 所示。2009—2019 年長江經濟帶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度的全局空間Moran’s I 均為正值，且在1%的水平下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各城市間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度在空間上存在較強的正相關關系，耦合度在地域上的空間集聚特征明顯。從時間上看，十多年來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度的全局Moran’s I 值呈小幅波動性變化，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出現在2012年和2018年，分別為0.23和0.192。

表2 長江經濟帶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間的全局空間Moran’s I 及檢驗結果

圖6 可以明顯地看出，2009 年和2019 年，長江經濟帶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度形成了兩類相對穩定的集聚區域。一是以上海、杭州和南京為中心，及其周圍的嘉興、寧波、蘇州、紹興、金華、湖州、宣城、常州、揚州、鎮江、滁州、馬鞍山等地市形成的中心式高值集聚區域；二是包括湖北省北部地市、四川及云南大部分地市所形成的帶狀低值集聚區域。之所以形成不同類型的空間集聚與演變特征，與城市間空間功能分工所產生的區域要素配置合理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效應的空間輻射與空間溢出密切相關。

圖6 2009 年和2019 年長江經濟帶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度的局部空間相關圖

（五）耦合關系演化的內在機制

長江經濟帶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關系的空間格局形成與變化主要受到各城市空間功能分工水平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兩個層面的影響。為了厘清兩個變量對耦合關系影響的內在機制，本文將2009—2019 年各城市的耦合度（CD）作為因變量，空間功能分工水平（ND）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HQG）作為自變量分別進行面板數據混合回歸、固定效應面板回歸和基于不同分位點的面板分位數回歸，結果如表3 所示。

表3 長江經濟帶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關系的回歸分析結果

從混合回歸和固定效應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均在1%水平下通過顯著性檢驗，空間功能分工的回歸系數明顯高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回歸系數，說明空間功能分工對耦合關系的影響程度大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空間功能分工在影響長江經濟帶的整體耦合關系水平上發揮了主導作用。面板分位數回歸結果顯示，空間功能分工的回歸系數隨分位點的增加逐漸大幅提升，說明空間功能分工對高耦合度城市的影響遠大于低耦合度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回歸系數隨著分位點提高呈波動性變化且變動幅度相對較小，表明經濟高質量發展對不同耦合度城市的耦合水平均存在一定影響?？臻g功能分工的回歸系數相較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回歸系數隨分位點上升影響力逐漸增強，說明空間功能分工在長江經濟帶耦合度提升中的貢獻逐步增加。

四、結論與啟示

（一）結論

本文在對2009—2019 年長江經濟帶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合理測度的基礎上，綜合利用空間與動態分析模型和方法對長江經濟帶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互動空間格局、演進特征及內在機制進行了系統分析，得出的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時序維度：2009—2019 年，長江經濟帶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均呈現出較為明顯的提升趨勢，二者的發展水平、協調度與耦合度也在波動中上升。既耦合又協調的城市類型占居多數，遠高于不耦合不協調類型占比，且呈明顯的上升態勢。

第二，空間維度：長江經濟帶耦合度的城市空間格局相對較為穩定，局部城市存在較大波動性，空間分布的集聚特征較為明顯。上游和中游城市的耦合度明顯高于下游城市，歷年耦合度在空間上的“俱樂部趨同”現象較為明顯；較高耦合型城市主要分布在省會和上游等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較低耦合度城市空間分布規律不明顯。

第三，時空演進維度：核密度曲線單峰向輕微多峰轉變，表明長江經濟帶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度有向極化形態轉變的傾向；波型逐漸變寬，表明城市間耦合度的極限差異在變??；波形右移趨勢明顯且雙尾略有延長，說明長江經濟帶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整體耦合度不斷上升?？臻g全局自相關分析顯示，長江經濟帶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度表現出明顯的正向空間相關性，空間相關度隨時間呈現出一定的波動性?？臻g局部自相關分析表明，城市間的耦合度表現出顯著的正向空間集聚特征，且整體空間布局隨時間變化不大。

第四，內在機制維度：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共同影響長江經濟帶耦合度的整體演變格局，經濟帶內不同的耦合關系塑造了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分布格局。其中，空間功能分工水平提升對高耦合度城市的影響程度最大，且隨著城市耦合度的提升而逐漸增強；經濟高質量發展對所有類型城市耦合度的增長都存在一定的促進作用。

（二）啟示

第一，打破行政界線，統籌規劃產業和經濟發展。各省份及相關城市在制定本地經濟發展規劃時，應站在經濟帶內產業和經濟協同發展的大框架內統籌考慮，杜絕各自為政，避免某一城市出現產業鏈大而全的發展模式。強化經濟帶內城市間產業發展規劃的統一和協調，加強相關配套政策的引導，逐步在經濟帶內形成基于產業鏈的一體化產業布局，從而實現整體經濟結構的布局優化與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第二，以城市為單位實施科學分類，推進市域間的產業功能分工與合作。耦合度的空間擴散效應使城市之間呈正相關關聯，而耦合度的空間極化效應使城市間的關聯表現為負相關。因此，可以根據城市間耦合度的空間關聯類型劃分成四類管控區域，一是H-H 型集聚區，屬于互動“良性循環區”，城市間以高耦合度的擴散效應為主導；二是L-L 型集聚區，屬于互動“全面待優化區”，城市間主要表現為低耦合度的擴散效應；三是H-L 型集聚區，屬于互動“低水平包圍區”，城市間表現為高耦合度區域被低耦合度城市環繞，在空間極化效應影響下，此區域中的高耦合度城市容易被極化為低耦合度城市，從而使整個區域類型變為L-L 型集聚區；四是L-H 型集聚區，此類區域與H-L 型區域完全相反，城市間表現為低耦合度區域被高耦合度城市環繞，屬于互動“重點優化區”。在科學分區的基礎上，應統一籌劃，重點發揮長江中下游“良性循環區域”在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發展等方面的引領作用，向其他城市傳遞深化基于產業鏈的城市分工模式和經驗，帶動其余三類地區的城市實現城市功能分工的合理化以及城市經濟的高質量可持續增長。

第三，深化城市間的產業鏈分工合作，形成城市間的優勢互補與共贏局面。研究表明，基于產業鏈的空間功能分工是促進城市間空間功能分工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良性互動的主導力量。因此，依托各城市的資源稟賦與產業優勢，統一謀劃布局，優化城市間合作機制，有效地解決各種收益、成本、生態環境等利益沖突，以產品內產業鏈為依托，全面深層次分工合作，形成城市內產業層次明顯、優勢盡顯，城市間產業錯位布局、產業鏈銜接順暢、高效協作的新格局，最終實現與經濟高質量相互促進、協調發展的新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