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富不忘帶頭:農村致富帶頭人培育路徑研究
——基于75個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

謝治菊 ,李永發

(1.廣州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2.安徽財經大學 工商管理學院,安徽 蚌埠 233030)

黨的二十大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農村的高質量發展,離不開人才。鄉村振興包括產業振興、組織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與人才振興五個維度,所有維度都需要人才引領,正所謂“人才路徑,是實現鄉村振興‘以一當百’效應的重要途徑,能夠為鄉村有效治理打下良好的組織基礎”[1]。鄉村人才振興的核心是培養人、吸引人、使用人、發掘人[2],這里的人才既包括鄉村已有的在地人才,又包括愿意扎根鄉村的外來人才,前者可通過培訓、學習、教育來造就,后者則需要通過引導、鼓勵與培育,增強向鄉村流動的意愿、平臺與契機。其中,基層組織人才、鄉村經營人才與鄉村管理人才尤為重要,但致富帶頭人較為短缺,這成為阻礙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全面開展鄉村振興、穩步邁向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

致富帶頭人能起到將農戶與市場銜接起來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帶領大家增收致富的作用[3],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過程中的重要主體和關鍵力量。對此,《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指出,要實施農村帶頭人隊伍整體優化提升行動;《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抓好“三農”領域重點工作確保如期實現全面小康的意見》也指出,要深入實施農村創新創業帶頭人培育行動,打造一支“帶不走的工作隊”;習近平總書記在其重要文章《扎實推進共同富?！分幸矎娬{,要重點鼓勵辛勤勞動、合法經營、敢于創業的致富帶頭人[4];2022年2月22日正式發布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更是明確表示,要加強鄉村振興人才隊伍建設,實施鄉村產業振興帶頭人培育“頭雁”工程[5]。

那么,該如何界定“農村致富帶頭人”呢?追溯致富帶頭人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在農業產業化過程中涌現的種養殖大戶與工廠企業主等,他們懂技術、善管理、敢闖市場并富有奉獻精神,面臨“何以可能”與“何以可為”的職業挑戰,可以多渠道發揮領頭雁作用[6],是致富帶頭人的典型代表?？梢哉f,“農村致富帶頭人”這一詞語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和政治意蘊,曾被稱為“新型職業農民”“高素質農民”“農村新型經營主體”“新農人”等,是指堅持生態農業、現代農業理念,運用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提供農業生產、加工、流通、推廣、服務的群體。事實上,因具備深厚的群眾基礎、過硬的本領作風與豐富的資源優勢,農村致富帶頭人往往能夠在農民群眾中起到良好的示范帶動作用,能有效補齊鄉村振興的人才短板,具有重要價值。為此,本研究擬以精英治理理論為理論基礎,基于75位農村致富帶頭人訪談數據,采用Nvivo軟件進行原始訪談資料編碼,并進行數值二分,導入fsQCA3.0軟件,分析農村致富帶頭人培育過程中的組態路徑,進而探討其培育類型。

一、研究問題與文獻綜述

農村致富帶頭人是新技術、新知識的推廣者和農村生產生活變革的示范者,是創新創業的探索者和實踐者,是一批具有知識、眼光、技能、追求和情懷的人,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典范,具有一定的經濟資本、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以農業及其衍生行業為產業依托,對周邊農民群眾增收致富發揮著輻射、示范和帶動作用[7],與精英治理理論倡導的核心意蘊相一致。

(一)鄉村精英治理研究

精英研究起源于意大利學者帕累托,其將精英概述為“最強有力、最生機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8]。衍生至鄉村治理領域,則將在鄉村社會依托個人能力與社會資源等優勢,通過響應程序獲得鄉村社會權威,進行開展鄉村治理的人稱之為鄉村治理精英[9]。對于鄉村精英的劃分,在優勢資源類型上,可分為政治精英、經濟精英與社會精英;若以體制為判斷標準,則可二分為村莊體制內精英與體制外精英[10];而依據鄉村治理權威來源,又可分為“內生型”與“嵌入型”兩種,其中“內生型”指鄉村自身內部的治理精英如村支書、主任、會計等,大致經歷了“長老型-任命型-能人型”這樣的發展歷程;“嵌入型”則指依據制度安排進入村莊的治理力量如第一書記、大學生村官等[9]。精英治理有助于在與村民的互動過程中促進農村社會資本的培育,起到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11]。

目前,學界對鄉村精英治理的探究比較偏向理想類型的劃分,更多是“應然”研究,“實然”分析較少,或者說,更多側重于個案討論,缺乏多案例的對比研究。作為復合型人才,農村致富帶頭人以產業發展為脈絡,作為經濟精英參與鄉村生產經營活動,內生或嵌入農村網絡過程中,與政治精英、社會精英發生互動,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轉化。在與非精英群體的來往上,通過生產鏈接加強經濟往來,以利益紐帶加強網絡輻射,輸出技術與經驗,推動外部非精英群體轉化為精英群體,具有正向外部性,在鄉村振興戰略中占據重要地位。

(二)農村致富帶頭人研究

目前,學界對農村致富帶頭人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采用問卷調查、個案訪談與文本分析等方式,對農村致富帶頭人的群體特征與發展因素進行定量分析,尋找影響農民工創業培訓的意愿因子[12]、返鄉創業的意愿態度[13]、不同影響條件的培訓效果[14]以及不同培育路徑的滿意因素[15]。二是對農村致富帶頭人的培育困境進行分析發現,致富帶頭人與其他農業經營主體存在一些共性問題如用工難、用地難、融資難、人才難、成本高、周期長、賺錢難等[16],也面臨一些獨特困難如不太善于與農民打交道、不太了解農業生產特點、不太熟悉農業發展規律、不太明白農業支持政策等,同時也存在標準化、職業化、專業化、市場化、規?；?、組織化、品牌化程度不夠的窘境[7]。三是關注返鄉創業精英與農戶、基層政府組織和外來資本的互動模型,在已有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由內而外的三種鄉村振興途徑外,分析第四種返鄉創業即精英主導的內源發展模式[17],關注農村致富帶頭人與地方鄉土人才的嵌入過程[18]。綜上,學術界主要從生產方式、經營業態、互聯網基因、市場化思維等方面描述農村致富帶頭人的群像,沒有對這群人的培育因素如政策體系、個體特征、家庭背景、社會支持、環境條件等進行全面了解,這正是本研究欲待突破之處。

(三)農村致富帶頭人培育影響因素研究

由于農村致富帶頭人帶頭致富的過程分為“創業、致富、帶頭”三個環節,故這三個階段的已有研究,將會成為本研究構建指標體系的重要依據。其中,在“創業”與“致富”階段,學界主要從國家政策、社會責任與個體意愿的角度出發,分析返鄉的行動邏輯[19],并從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與心理資本維度討論農民返鄉創業意愿的影響機制[20]。在“帶頭”階段,強調人力資本水平不僅是新型主體自身發展的關鍵因素,也會影響新型主體的輻射帶動能力[21]。在帶動作用方面,流動資產投入、創業規模、政府扶持力度、利益聯結程度以及帶頭人的“三農”情懷,都會對其帶動程度與帶動效應有顯著的正向影響[22]。

1.政府層面的影響。一是扶持政策。研究表明,政策支持推動形成返鄉創業意愿,也可以通過改善農村生活福利設施、改善生產基礎設施、興辦鄉鎮企業,還可以吸納離農人員改善生產經營條件,為結構性失業人員創造就業機會,實現勞動力要素回流[23]。二是保障體系。在基層社會,地方官員出于政策激勵需求,往往積極充當村民與農村致富帶頭人之間的代理人角色,在政治上為其提供幫助,除給予直接的項目、資金支持外,往往還會提供宣傳資源支持、技術系統支持、創業平臺支持,引導帶頭人互惠共贏,增強抗風險能力。

2.個體層面的影響。一是創業動機。創業動機可分為生存性動機、社會性動機和成就性動機三個方面,生存性動機關乎物質條件的改善,以滿足生存或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社會性動機側重于追逐人脈關系與社會需求;成就性動機則關注自我發展的實現[24]。研究發現,物質利益[25]、人脈資源[21]、親朋好友的示范帶動[26]、個體內在成就等,能對創業動機有正向的促進[27]。二是個人能力。農村致富帶頭人的創業經歷可以提高當地居民的創業認同度,提供經驗借鑒[28],減少試錯成本,提供創業機會識別乃至提供創業支持,為后續創業者的聯動生產提供榜樣借鑒[29]。

3.社會支持層面的影響。社會支持分為微觀、中觀與宏觀三分層面的支持。關注個人或組織在目的性行動中可以使用的社會關系資源,是社會資本擁有者獲取其他主體合作、信任以及聲譽的途徑。為此,已有研究主要從個體或家庭的外部社會關系網絡考量微觀層次的社會支持,從組織與團體的內外網絡關系考量中觀層次的社會支持,從社會內部的團體構成與參與方面考量宏觀層面的社會支持[1]。而無論是微觀、中觀還是宏觀層面的支持,都與社會網絡有關。

4.自然環境層面的影響。自然環境維度在農村致富帶頭人培育過程中具有雙刃劍作用:一方面,當地資源稟賦往往有利于打造特色產業,在政策支持與遴選本地能人的基礎上實現嵌入式培育;另一方面,農村環境污染與生態環境惡化所帶來的鄉村綜合整治,要求實現人、地、業的耦合共生與創新發展[30]。

綜上,在農村致富帶頭人的培育過程中,國家的扶持政策與保障體系,是政府維度的影響因素;個人能力、創業動機,可歸納為個體維度的影響因素;社會資本網絡,包括社會網絡與產業網絡,則成為社會支持維度;而鄉村發展關乎產業區位選擇與環境因素,整合為自然環境維度。據此,研究從政府維度、個體維度、社會支持維度與自然環境維度四個方面,對致富帶頭人的培育路徑進行分析。

二、研究設計

(一)方法選擇

QCA方法于20世紀80年代由查爾斯C.拉金等人提出,是一種案例導向性分析工具,每一個案例都被認為是一系列屬性所構成的集合,基于組態理論解釋特定現象(結果)如何從多種條件的相互作用中產生,力求整合定性與定量兩種分析范式的優勢[31]。在因果關系上,QCA能夠檢驗單個前因或前因組態是否構成結果的必要與充分條件,具有殊途同歸、多重并發和非對稱性的特點[32]。依據賦值區間不同,QCA提供清晰集QCA(csQCA)、模糊集QCA(fsQCA)和多值集QCA(mvQCA)三種技術。

考慮研究案例特點和實證測量需求,本文選定csQCA求解引致農村致富帶頭人發揮致富帶頭作用的多元路徑。選取原因如下:1.農村致富帶頭人發揮致富帶頭作用是多因素協同結果,QCA方法有利于挖掘案例間因果聯系,討論致富帶頭過程中的非對稱性關系,增強結果解釋效度;2.本文訪談文本共計75個,屬于中型樣本,且數據主要是文本形式,經營數據較少,部分指標難以量化,適合csQCA二分法賦值。

本研究以扶持政策、保障體系、個人能力、創業動機、社會網絡和地理環境6個因素為前因變量,運用csQCA求解引致農村致富帶頭人發揮致富帶頭作用(結果變量)的路徑。

(二) 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為深入挖掘農村致富帶頭人的培育路徑,2021年3月到2022年6月,課題組以“線上+線下”的方式,組織全國10所高校181名學生對來自廣東、廣西、河北、貴州等12省區51個縣121名農村致富帶頭人進行深度訪談后撰寫口述故事,并選取其中信度和效度均較好的75位農村致富帶頭人口述故事進行文本分析,樣本來源主要通過三種途徑:一是省鄉村振興局、團省委推薦的農村致富帶頭人,二是幫扶企業如G集團資助培育的農村致富帶頭人;三是采訪者自己尋找的帶頭人。

本研究對象涉及到全國12省區51個縣,75位致富帶頭人中女性16位,占21.33%,男性59位,占78.67%;平均年齡40.8歲,主要分布在35～50歲間,其中35歲以下的占比29.03%,35～50歲的占比54.84%,50歲以上的占比16.13%;學歷以大專、本科為主,占55.17%,初中以下共占10.34%,高中、中職與技校共占比31.03%,見表1。

表1 新農人的基本特征(N=75)

(三)變量測量

本研究使用Nvivo軟件從政府層面、個體層面、社會支持層面、自然環境層面對訪談文本進行編碼。其中,政府層面包括扶持政策和保障體系兩個維度,個體層面包括個人能力與創業動機兩個維度,具體編碼如下:

一是結果變量。農村致富帶頭人包含“致富”與“帶頭”雙重任務,因此采用致富與帶頭兩個指標對結果變量進行測量。但由于農業具有前期投入大、成本回報周期長、生產周期型盈虧等特點,難以使用企業利潤的截面數據進行衡量。且農村致富帶頭人多為個體創業起家,中小型企業居多,個體、家庭、合作社與企業等經營模式混雜,多數未形成有效、可獲得的財務賬面數據,故暫不采用財務盈利狀況討論致富情況?！皫ь^”則強調致富帶頭人帶領更多鄉鄰走上共同富裕之路的輻射與推廣效應上,往往具有長期性和滯后性,難以準確衡量。而本文的研究對象主要是政府與幫扶企業推薦來的,這些人已被認定為“致富帶頭人”,在當地具有一定的產業規模和市場占有,且已帶動當地農戶脫貧致富,因此在結果變量的賦值上,全部編碼為“1”(1為致富帶頭人,0為非致富帶頭人)。

二是前因變量。采用Nvivo軟件對文獻和訪談文本進行編碼,首先,第一輪文本分析,通過重點文段標示以獲取關鍵信息;然后,第二輪Nvivo軟件編碼,確定二級編碼與部分三級編碼;最后,根據訪談文本語錄,在實際編碼過程中不斷細化、完善關聯式表格,整合出如表2所示的編碼結果。

表2 文本編碼詳情

從表2可知:政府層面主要從扶持政策和保障體系兩個維度進行測量,其中:政策扶持,指為農村致富帶頭人提供直接的資金支持與官方助力,主要包括選票支持、協調關系、土地政策、領導重視、創業培訓、政策引導和項目支持等關聯式編碼;保障體系,指為農村致富帶頭人創造保障性的創業環境和良好的生產經營條件,主要包括農業保險、技術支持、法律保障、金融體系、宣傳體系和基礎設施等關聯式編碼。個體層面劃分為創業動機與個人能力兩個維度。其中:創業動機,具體包括環境熏陶、個人愛好、企業支持、技術傳承、政治身份認同、家人激勵、家庭照料需求、回報鄉土、帶動群眾、政府鼓勵和項目前景等關聯式編碼;個人能力,涉及行業關系、群眾關系、經濟身份、個人品質、培訓素養、人脈關系、黨政身份、學習能力、市場意識和職業經驗等關聯式編碼。社會支持是致富帶頭人獲取其他主體合作、信任以及聲譽的途徑,包括人才求助、資金關系、協會平臺、社會組織、企業幫扶、鄉風民俗和社會關系等關聯式編碼。自然環境分別表現為與經濟相關的區位條件、蘊含著歷史文化的人文條件、當地的地形地貌等自然條件相嵌合的地理條件,研究用區位條件、人文條件和地理條件三個關聯式編碼。

(四)構建真值表

清晰集QCA需要對變量進行二分法賦值,賦值主要以實際數據分布和現實意義為標準,所有變量取值為0或1。研究以訪談文本為基礎,滿足變量判斷條件,賦值為“1”,反之賦值為“0”,所有變量二分閾值設定情況見表3。其中:1.農村致富帶頭人的致富帶頭作用,依據兩個指標:一是致富成效,即研究對象本身是否已經致富,以及致富后在帶頭中獲得的經濟收益;二是帶動作用,即研究對象在產業發展過程中是否促進其他村民致富脫貧。滿足這兩點的案例對結果變量賦值為“1”,反之為“0”;2.扶持政策,創業中受惠于帶頭人優惠政策的案例賦值為“1”,反之為“0”;3.保障體系,存在金融、技術、法律等體系保障的案例賦值為“1”,反之為“0”;4.創業動機,創業動機促進創業行為的案例賦值為“1”,反之為“0”;5.個人能力,培育中個人能力發揮作用的案例賦值為“1”,反之為“0”;6.社會網絡,當地的社會風氣、社會資本影響明顯的案例賦值為“1”,反之為“0”;7.地理條件,產業選擇和本地地理條件有關的案例賦值為“1”,反之為“0”。

表3 前因變量和結果變量的賦值標準

三、實證分析

(一)必要條件分析

必要條件是指導致結果發生必須存在的條件,但是它的存在并不必然導致結果發生。QCA一般通過“一致率”(consistency)確定前因變量與結果變量的必要性關系,一致率越高,前因變量從屬于結果變量的程度就越高,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越明確。當一致率水平大于0.9時,則認為該條件是結果的必要條件。通過fsQCA3.0軟件進行必要性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在致富帶頭人發揮致富帶頭作用中,個人能力、創業動機與扶持政策的一致率顯著,大于0.9,被視為結果變量的必要條件,對結果變量的解釋力度較強。

表4 單個條件的必要性分析結果

(二)組態分析

QCA提供復雜解、中間解與簡約解三種表達。相比復雜解,中間解的報告形式更為簡單;相比簡約解,中間解只納入容易的反事實假設,可靠性更高且不必消除必要條件的特點,成為QCA研究中匯報與詮釋的首選,故研究報告一致率大于0.8的中間解。使用fsQCA3.0軟件,通過真值表算法,刪除和編碼,將案例頻數閾值和原始一致性閾值設定為(1,0.8),最終輸出8條路徑,如表5所示?？傮w解的一致率為1,可信度非常好;解的覆蓋率為1,即可以解釋農村致富帶頭人發揮致富帶頭作用的案例比例為100%。同時8條子路徑的一致率均為1,說明所有路徑通過QCA檢驗。

表5 引致農村致富帶頭人發揮致富帶頭作用的路徑

依據組態元素相似性與案例覆蓋度,整合部分相似路徑,最終形成四種組態模型,分別是:1.精英帶動型,包括路徑1“個人能力*創業動機*扶持政策”與路徑3“創業動機*扶持政策*～地理條件*社會網絡”。該組以精英資源與能力為核心。在政府資源加持下,當地的地理因素在決策與運行過程中,居于更次要位置。2.農戶探索型,由路徑2“個人能力*扶持政策*～保障體系*社會網絡”,與路徑4“創業動機*扶持政策*～保障體系*社會網絡”構成。該組條件組合在個人能力與創業動機上展現農村致富帶頭人主體作用的發揮,也受到來自政府的政策幫扶,在社會支持上效果較為明顯,主體間互動良好,但在保障體系上有待提升,政府與社會的支持需要進一步系統化與制度化。3.多源協同型,由路徑5的“個人能力*扶持政策*地理條件*社會網絡”,該組案例實現了四個維度的全覆蓋,在案例實踐上,該組農村致富帶頭人產業發展時間普遍較長,在產業規模與產值上更為突出。同時與政府社會互動廣泛,充分結合當地地理優勢。4.政策導向型,由路徑6“個人能力*扶持政策*保障體系*～地理條件*～社會網絡”,路徑7“～個人能力*扶持政策*保障體系*地理條件*～社會網絡”與路徑8“個人能力*創業動機*保障體系*地理條件*～社會網絡”構成。該組案例中,社會參與缺失,主要依賴政府維度,需要農村致富帶頭人伴隨產業發展進一步開拓合適的社會網絡。

路徑解釋典型案例如表6,部分重復案例在表格展示中采取合并處理,整合為四種案例組態路徑。

表6 路徑典型案例

(三)致富帶頭人四類培育路徑分析

QCA計算結果顯示,個人能力、創業動機、扶持政策構成農村致富帶頭人致富帶頭的必要條件,成為其創業過程的重要指標,作為主要路徑納入。保障體系、社會網絡、地理條件的覆蓋率則較小,根據Nvivo編碼單詞相似性類聚分析可視化各維度的相似度,指標關系如下。

圖1 按詞匯相似性聚類的項

在預先排除停用詞的情況下,根據單詞出現的頻率與頻數來分配空間聚類位置。如圖1所示,地理空間作為異質性最高因素,被分離展示。借助口述史訪談文本分析,最終獲取QCA組態數據開展如下討論:

一是精英帶動型。在此種模式下,農村致富帶頭人更多作為“精英角色”,以經濟或政治資源為致富帶頭提供保障。研究者拜茹與尤光付將鄉村振興中基層社會治理模式分為兩種類型:政府主導的治理模式與弱合作治理模式。其中,根據政府與鄉村治理精英之間的互動關系,弱合作治理模式又細分為依附性合作與有限合作條件下的治理資源供給[33]。在精英帶動型中,農村致富帶頭人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同構性,個人與政府間互動較為頻繁。個體創業動機往往與政府政策導向相關,或因政策鼓勵,看好項目前景開展投資。在創業初期,部分帶頭人兼任雙重職業,與政府聯系密切,如擔任村支書、村長、幫扶企業駐村干部等,在經濟與組織上形成依附性合作關系,致富帶頭人以熟悉當地的信息優勢配合個人能力,有利于獲取更多資源供給。在創業中期,隨著經濟項目規模擴張,與政府對接頻率提升,一部分農村致富帶頭人被吸納為黨員、村干部或村民委員會成員,展現黨建引領作用,一定程度上實現經濟身份與政治身份之間的轉化。在創業中后期,父母輩的創業活動對子女后代產生一定影響,誕生“農二代”群體,接手父母事業來發展農業。

此種模式的典型案例是18。此案例受訪者退伍后開展創業活動,后續成為當地村副書記,不斷加強與政府主體聯系。例如,在創業過程中,受訪者受到同為退伍軍人的第一支書影響較大,感受到榜樣帶動作用,“我們是省定貧困村,初期政府經常會組織帶頭人培訓班讓我們去學習,認識更多圈內人?！?案例18:2021年7月18日)

不過,此類模式也會存在兩大問題:一是帶頭人是經濟精英與政治精英的結合,在與政府互動的過程中,可能會忽略村民的利益,引發與村民的矛盾糾紛;二是受幫扶時間、幫扶周期等因素的影響,圍繞帶頭人開展的諸多活動,往往還未上升到規范化、組織化、規?；潭?就有可能隨幫扶干部的撤離而中斷,容易導致“產隨人走、人走茶涼”的現象。

二是農戶探索型。在此類模型中,個人能力與創業動機發揮重要作用,帶頭人原生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人力資本常為其產業發展的重要助力。當帶頭人的產業發展到一定規模時,政府政策就會對其產生實質性影響。這說明,當發展到一定程度,引導農民工返鄉創業的政府支持和政策導向,不僅有助于助推農民工返鄉創業,還會極大推動地方經濟增長,使政府與帶頭人之間形成互利共贏的局面[34]。案例40就屬于此種類型。訪談時,受訪者指出:“我利用之前的人脈資源種植了沙糖桔和鷹嘴桃,在產業初具規模的時候,一些朋友開始投資,政府也開始支持,我的產業就越做越大,不僅吸納了相當一部分村民就業,還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案例40:2021年7月19日)

在此種模式下,個人通過自身人脈關系,串聯起創業渠道信息,通過同行交流等形式,降低行業門檻,實現經驗技術的擴大傳播。隨后,進一步擴大自身社會關系網絡,增強社會支持力度,形成穩健的生產渠道與廣泛的銷售渠道,降低自身經營風險,進而增強帶頭能力與行業競爭力,提升產業水平,讓政府和村民都從中受益。同時,家庭支持與親朋好友借款是此種模式創業資金的重要來源,其次是進行銀行貸款,這與已有研究結論相似,即“產業振興質量受資金抑制性與智力抑制性”兩方面因素的影響,展現出“融資+融智”要素驅動的重要性[35]。

三是多源協同型。在該組路徑中,案例涵蓋的農村致富帶頭人均具有一定產業規模,帶動人數廣泛,通常采用“公司+合作社(村支兩委)+農戶”的模式進行經營。在產品方向上抓住政策契機,以公司為平臺開展對外交流與合作,將“小農戶”鏈接到“大市場”。通過“統購包銷”或“兩統一干”①(1)①“兩統”,指企業統產業的前端和終端,前端包括種子、苗木、化肥等生產資料的供給與規范,以實現標準化、規?；?、規范化化生產,后端主要是指市場和銷售;“一干”指小農戶只需要按照大公司的要求與標準來生產或加工即可。等形式,給予農戶保底收購價格,讓小農戶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從而倒逼其開展標準化生產,提高產品質量。

但該種模式存在“點對點對接農戶生產成本過高”等問題。一如賀雪峰對農業保險公司理賠研究發現,分散小農式經營,使得保險公司與小農生產之間具有高昂的交易成本[36]。因此如何實現在生產過程中的有效監督,成為農村致富帶頭人與農戶對接中需要解決的問題。部分建議是對此部分帶頭人采取監督權轉移的形式,如以小組為單位發放生產物料,推行責任連帶制;也有帶頭人借助村支兩委渠道,對接小組組長以獲取村民信息,減少信息溝通成本,防止個體企業對接千百農戶的低效率現象。當然,讓公司直接對接合作社也是一個不錯且有效的選擇,故而是鄉村振興階段常用的一種連接模式。正如案例19所指出的:“對于土地流轉問題,我們不可能去點對點去跟每家每戶溝通,主要采取村支兩委(含村民小組長)或合作社去跟村民溝通,這樣可以提高效率?！?案例19:2021年7月16日/7月25日)

與城市相對成熟的土地流轉程序不同,農村的土地流轉工作面臨更多困難。尤其是,農村土地流轉的確權爭議,以及歷史遺留土地爭端問題,使得土地大規模流轉困難重重,因為哪怕一戶反對,其所需耗費的人力、物力、財力與精力巨大,這時候,作為橋梁的合作社或村委會,就能在多源協同中發揮巨大作用。

四是政策導向型。在該模式下,政府提供直接的政策幫扶,通過提供項目貸款、促進產銷推廣、組織培訓支持、開展專項消費幫扶等手段,較快形成當地特色產業。如有的地方會借助“一村一品”項目渠道,依照當地人口、經濟、土地與產業要素的相互作用促進空間分布特征形成,在制度的外部條件下,動態調整人財物力資源,在市場環境下建立產供銷一體化渠道[37]。已有研究表明,財政資金支持政策、稅收減免政策能顯著拉動返鄉創業企業的雇傭員工人數,其中金融扶持政策對東部地區的就業拉動效應明顯,財政資金支持政策、創業培訓政策、金融扶持政策和產業扶貧政策對中部地區的就業拉動效應明顯,產業扶貧政策則對西部地區存在一定程度的就業拉動效應[38]。

特別當涉及到區域協作的中大規模投資時,資源的流動往往與政府有關。資源流入地政府需要扮演同企業與村民對接的角色,在沖突事件發生時,政府人員作為調停者出現。上至加快文書手續進度,下至處理財物細節糾紛,作為當地的代理人與引領者,政府政策的完善程度與執行程度將直接關系到產業的存留?！罢娜藭洺砥髽I,指導我們的技術、生產與市場”(案例15:2021年5月19日)

在本組培育路徑中,致富帶頭人大多是從外部嵌入其中,他們開拓創新,通過學習當地方言、了解當地風俗習慣與群眾打成一片,獲取當地群眾的支持,并與傳統精英進行協商,進而實現致富與帶頭。

四、研究結論與討論

研究將75個訪談文本作為研究對象,分析農村致富帶頭人培育過程中個人、政府、社會支持與自然環境四個前因變量的影響作用,并結合已有文獻和訪談文稿對于結果進行闡釋。研究發現,個人能力、創業動機和政策扶持是培育農村致富帶頭人的必要條件。根據條件因素發揮作用的不同,形成四種發展路徑,具有不同生產經營特點,其中第一種是精英帶動型,即帶頭人憑借自身的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身份開展生產經營活動,帶動老百姓脫貧致富。第二種是農戶探索型,即帶頭人自我探索產業發展,不斷增加與政府、村民之間的聯系互動,在自己致富的同時促進政府獲益、村民增收。第三種是多源協同型,即農村致富帶頭人以村委會或合作社為核心,以“公司+合作社(村集體)+農戶”的形式進行利益連接,規范產業前端的生產與后端的銷售,帶動農戶增收致富。第四種是政策導向型,即帶頭人緊緊抓住政策機遇,以資本下鄉的方式開拓創新,與當地傳統精英聯合發展產業,產生帶頭作用。

研究也發現,與傳統農民相比,農村致富帶頭人有五個方面的“新”:一是思維新。與傳統農民相比,新農人更具備團隊意識和集體觀念,他們常常通過合作社、公司、工廠等法人組織以及各式各樣的非正式組織將人組織起來,構建起具有組織認同感的實踐平臺,積極探求新業態下的農業發展,把安全、可持續、綠色、有機、營養、健康等作為農業最重要的追求目標。例如,將種植益腎子當成一生信仰的帶頭人HJT評價說,他回鄉創業可不是隨隨便便的,而是有很大志向,想把在城里學的新思維、新思路、新理念帶回去,結合當地實際發展產業。二是結構新。新農人的“新”首要體現在新農人由來自各行各業的中青年組成,在群體結構上呈現“年輕化、高學歷化、多元化”。在案例樣本中,相較于一生躬耕于土地的傳統農人,新農人普遍較為年輕,年齡主要集中在25～45歲區間,其中不乏生于鄉村求學而成回饋家鄉的高學歷人士、進城營生輾轉各地后回鄉創業的務工人員、心存鄉村情懷敏銳捕捉發展契機的青年企業家、在外參軍轉業回鄉的村委主任等等。例如,至今懷念童年時聽到瑤族長鼓之音的創業人TMSD,認為最大的幸?！熬褪鞘刈o好、傳承好瑤族長鼓的制作技術,和更多人分享傳統文化的魅力”。三是形象新。諸多返鄉創業者不再將農業當成一個傳統的受歧視的職業,而是將其作為一份事業,有計劃、有方案、有策略地開展工作,認為自己從事的事業,也是有成就感、獲得感,且感覺驕傲和自豪的。四是手段新。站在時代的風口上,80%以上的新農人都懂得運用網絡平臺來推銷自己的產品,懂得電商直播帶貨的技巧。在互聯網技術和社交媒體的帶動作用下,競賽、演說、學術會議、公益活動、家訪、支教、沙龍、市集等活動以線上或線下的形式開展,新農人通過分享經驗、交流情感、答疑解惑、共同探討等形式推進產學研相結合,形成“社會化、智能化、網絡化、互動化、專業化和彈性化”的經驗分享機制和學習交流平臺。五是帶動新。大多數新農人都愿意將自己的思維、觀念、技術、方法、市場等分享給當地的村民,都愿意幫助當地村民脫貧致富,特別是在產業前端的標準化種植、中端的品牌化包裝和后端的規?；N售方面,新農人的示范帶頭行為十分明顯。例如,懷著同樣夢想的帶頭人KXP認為,做新農人要有一顆廣闊的心,“雖不能說我自己情懷有多大,但是必須能夠裝下老百姓,得為他們去著想才行”?？梢哉f,大部分新農人沒有專家的智慧、總裁的資源,也沒有完全能與國內國外、省內省外市場有效接軌的專業化團隊、市場化資源與精準化策略。但是,他們有堅定的信念,他們用良心去塑造品牌、用腳步去丈量土地、用雙手去開拓市場,對實現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作用[7]。

雖然如此,農村致富帶頭人培育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如在現有農業生產者中的比重依舊較低,且在培育過程中,生產經營鏈條上的薄弱環節、土地供應與集約化爭端、資金與技術短缺問題等成為了普遍難題。在行業特性上,也呈現出服務體系不完善、農業風險防控難等特點。在帶頭作用的發揮上,存在普通農民響應協作不夠、領頭雁“孤雁難飛”等窘境。再加上,農業行業風險較大且試錯成本較高,土地流轉阻力較大且整合周期較長等因素,新農人培訓的體系化、系統化、市場化、精準化不夠,致富帶頭人培育仍面臨一些困難與挑戰。

不過,目前的農村致富帶頭人群體呈現如下特點:一是從業規模越發龐大,每年以50萬人左右的速度在增加;二是從業領域越發寬廣,從最初的農業產業到后來的電商直播鄉村旅游、休閑農業、三產融合,再到現在的智能種養、托管服務、數字產業等;三是行業聯系越發緊密,組織化程度越來越高,農村致富帶頭人聯合會、農人會等社團機構越來越多。因此,展望未來,農村致富帶頭人將在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將會有更多的城市有為青年和在校大學生加入,將要著力延長產業鏈、提升價值鏈、完善利益鏈,重點在發展鄉村共享經濟、創意農業、特色文化產業等方面做文章,構建集要素整合、分工調整、角色轉換、市場開拓于一體的良性農村創新創業生態圈。站在這個角度,未來的農村致富帶頭人,更需要具有務實肯干、跨界融合、資源鏈接、善于合作、尊重農民的能力與品質[39]。

同時需要指出,本研究采納的案例以正面案例為主,對于結果變量只考慮“1”的結果變量,在結果呈現上存在信度與效度加強的空間。后續可納入反面案例對比組態路徑差異,增設TQCA時序性分析或時間演化的組態分析,以期增強解釋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