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的新型理論范式

唐亞林 郝文強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上海 200433）

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內容。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了“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1］的目標。作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國企改革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不斷完善發展，現已形成相對成熟的獨具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制度體系。 面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目標，建構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的新型理論范式，既是對過去國企治理改革經驗的總結凝練，也是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的必然要求。

2016 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必須“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不動搖，發揮企業黨組織的領導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與此同時，他還專門強調，“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是重大政治原則，必須一以貫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 也必須一以貫之”，“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特’就特在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環節， 把企業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明確和落實黨組織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組織落實、干部到位、職責明確、監督嚴格。 ”［2］企業黨組織作用定位發生歷史性轉變，由過去的“政治核心作用”轉變為“領導核心與政治核心作用”， 揭示了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本質特征，即通過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過程與黨組織嵌入公司治理結構的雙重合力，達到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科技進步、國防建設、民生改善等功能性目標。

國有企業是如何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環節、 把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并形成了怎樣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的新型理論范式？ 本文基于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建構的動力、 過程與績效的整體性分析框架，通過對T 集團黨組織嵌入國有企業治理的過程與機制的實踐創新案例的深度剖析，系統分析黨的領導是如何從動力、制度、結構、過程、文化與績效六個方面，統領了國有企業治理制度的創新進程，并有效地建構了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的新型理論范式。

一、黨的領導與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研究綜述

長期以來，受西方經濟學影響，學術界和實踐界把國有企業黨的領導與公司治理置于一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狀態。 談及國有企業公司治理， 大多關注股權與控制權安排等所有制改革、高管與員工的激勵與約束機制、 資產重組并購，以及有關現代企業制度安排與企業治理績效之間的關系等問題。 對于國有企業黨的領導問題，既有研究主要是圍繞黨組織的制度建設、組織建設、隊伍建設、作風建設等方面展開討論，而對如何建構黨領導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的本土化理論范式，尚存在諸多不足。

（一）早期現代企業制度的探索研究

建立與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改革的根本方向，學者們早期對國有企業如何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探討，幾乎照搬西方公司制的理論范式，重點圍繞“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3］的十六字方針而展開。

學者們大多認為，計劃經濟時期的國營企業管理體制無法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需要把以前作為中央集權的政府層級中的國營單位轉變為具有法人資格的現代企業，而現代企業制度的首要任務便是建立明晰的產權制度。［4］產權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將由國家承擔無限責任的國營企業轉變為以公司法人財產承擔有限責任的現代國有企業，從而促進企業的外部融資與再投資，以此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 產權改革能夠有效提升國有企業的盈利能力、生產效率與營業收入。［5］為此，需要清晰地界定政府與國有企業的職能，實行“政企分開”，通過委托出資人代表進入國有企業行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責任。 也有學者的認識不一致，比如林毅夫和李周認為，國有企業改革的關鍵不在于產權制度，而在于解除企業面臨的政策性負擔與預算約束，充分參與市場競爭，使企業利潤率成為反映經營績效的信息指標， 國家作為企業所有者只需掌握充分信息對其經營行為進行監督即可。［6］

此外，有學者認為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關鍵所在， 需要形成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之間各負其責、運轉協調、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7］也有學者認識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應堅持發揮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 為國有企業發展提供思想保證、組織保證和決策保證。［8］

（二）內部人控制與國企改革困境的研究

經過曲折的實踐探索，國有企業改革充分借鑒了西方公司制的理論成果，讓產權主體趨于清晰化，并初步建立了企業法人財產制度與公司法人治理結構。 但國有企業“內部人控制”問題仍舊困擾著國有企業治理創新進程，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痛點和難點。

“內部人控制” 之所以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腸梗阻”難題，與我國國有企業治理的特殊性與復雜性密切相關。 一方面，國有企業的產權屬于“全民所有”，但無論是“全體人民”還是代表人民意志的“國家”，都無法親自行使所有者權利，這意味著國有企業治理存在所有者缺位問題，只能通過層層委托“代理人”行使所有者權利，進而導致國有企業難以形成對管理者有效的監督和約束機制。 已有研究表明，國有企業委托代理層級越多，信息不對稱越嚴重，經理層權力越大，國有企業代理問題越嚴重， 越容易引發薪酬操縱、享受額外津貼等代理成本問題。［9］

另一方面，“政企分開”的國有企業改革方略要求增加委托代理層級，使國有企業“內部人控制”問題變得更加復雜棘手。 事實上，政企分開非但沒有理順國有企業的委托代理關系，反而使國有企業陷入更加復雜的多級委托代理困境。 政企分開之前，國有企業的委托代理關系是全體公民委托政府經營國有資產， 政府扮演代理人角色；政企分開之后， 政府又將經營權委托給經理人，進而延長了委托代理鏈條，加劇了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和激勵不相容問題，進一步提高了代理成本。［10］

（三）黨組織嵌入與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建構的研究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通過正確發揮黨組織的作用來解決國有企業“內部人控制”問題，成為建立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的關鍵。 中國共產黨代表的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執行的是國家的統一意志，因此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能夠有效彌補所有者缺位所帶來的不足。 此外，黨組織的民主集中制決策原則，與法人治理中的“總經理負責制”存在明顯差異，因而能夠有效抑制經理層濫用權力的弊端。

黨組織嵌入國有企業治理，能夠有效提升企業的信息透明度， 抑制高管自利行為與隱性腐敗，從而降低代理成本，防止內部人控制與國有資產流失。［11］一方面，黨組織嵌入公司治理能夠完善國有企業治理結構，提升國有企業的治理能力。 黨委會與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制度化安排，能夠幫助企業規避制度風險，提高企業監督審計質量，減少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從而抑制代理成本的產生，有效制約內部人控制的問題。［12］另一方面，黨組織嵌入公司法人治理結構能夠推動國有企業治理績效的實現，包括擴大就業、維護穩定、反腐敗等政策性目標，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產品創新等經濟性目標，以及保護環境、扶貧濟弱等社會性目標。［13］

綜上所述，學者們對國有企業改革與黨組織建設已形成系統性認知，也認識到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建構中必不可少的一環，但對于如何把黨的領導嵌入國有企業治理體系， 并建立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治理制度，缺乏系統性認知與理論建構。 一方面，既有研究對國有企業治理制度的理解仍舊難以脫離西方公司治理制話語體系的窠臼，無法適應新時代國有企業治理現代化與高質量發展的新要求。 另一方面，新時代黨在國有企業治理中的作用角色已由“政治核心”轉變為“領導核心與政治核心”，黨的“雙核心”的作用角色提出了需要創新更加多元化的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的途徑和方式，而不再局限于傳統的“雙向進入、交叉任職”這一制度安排。

二、黨的領導嵌入國有企業治理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建構

黨的領導與國有企業治理的耦合問題，首先是一個國有企業發展的性質保障問題，其次是一個組織體制的變革創新問題，再次是一個治理機制的再造構建問題，而國有企業組織體制則起著統合國有企業性質與國有企業治理機制一體化發展的核心作用，并搭建了國有企業實現黨的領導和推進發展的有效載體。

從組織體制變革創新視角看，勒溫的組織變革理論可以為我們建構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的新型理論范式提供有益的借鑒。 勒溫將組織變革看作是一個“解凍—變革—再解凍”的過程。［14］解凍的實質是創造組織變革的動力，變革的過程是組織為達成新的目標愿景而采取的系列方法、步驟和措施的總和，再凍結是組織變革的結果（績效）被組織成員接受并認同，使組織能夠穩定地處在一個新的均衡狀態。 從組織變革的理論視角出發，對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建構的動力、過程與績效進行系統性分析，是全面理解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的基礎。

組織變革的動力是指推動組織追求新愿景的力量或某些刺激性事件。 傳統的理性主義認為， 組織是為了完成特定目標而設計的工具，組織結構的更改或組織要素的調整是為了提高整體效率。［15］但對于全民所有制的國有企業而言，其本身兼具政治與經濟雙重屬性，因而其組織變革不僅僅是為了提高組織效率，還受到黨中央的戰略決策的影響。 國有企業的政治屬性與經濟屬性分別指涉國有企業的發展性質與發展質量，兩者共同構成了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建構的動力體系。 從國有企業的發展性質出發，應充分認識“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2］175這一根本屬性。從國有企業的發展質量出發，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質基礎，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是有效克服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與內部人控制問題，并提高國有企業治理績效，保障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重要法寶。［13］

組織變革過程是組織為了實現新愿景而進行的組織結構與管理過程的變革，以形成新的行為、價值和文化的過程。 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建構的實質，是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環節，把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的過程，這一過程也是組織情境對組織行為產生影響的過程?！扒度胄岳碚摗?能夠為理解組織情境對組織行為的影響提供一個全面的分析視角。 “嵌入性”最初是指經濟行為與制度體系的嵌入性關系，被定義為“經濟行為的持續情境化”［16］，認為經濟活動是在社會網絡內的互動過程中做出決定的。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 佐金 （Zukin） 和迪馬吉奧（Dimaggio）提出結構嵌入性、政治嵌入性、文化嵌入性和認知嵌入性等四種不同類型的 “嵌入性”。［17］基于對政治嵌入性的進一步拓展研究，阿波羅費亞（Abolafia）還提出了制度嵌入性的概念， 認為組織可以憑借制度嵌入性獲取外部資源，但其行為受到制度環境的約束。［18］嵌入性理論被引進到大陸學界后，引起了廣泛討論，其內涵也隨著在社會領域的廣泛應用而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主要用于描述對象之間相互融入或銜接的過程或狀態。［19］有鑒于此，黨的領導統領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建構可以概括為四種嵌入機制：制度性嵌入、結構性嵌入、過程性嵌入、文化性嵌入。 質言之，黨組織通過對國有企業的治理制度、治理結構、治理過程、治理文化的全方面嵌入，實現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的建構目標。

組織變革的再凍結是指組織變革績效能夠被接受，使組織穩定地處在一個新狀態。 對于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建構而言， 堅持黨的領導對國有企業績效的提升是鞏固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成果的關鍵。 國有企業的發展性質與發展質量， 要求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建構需要統籌考慮經濟效益、政治效益與社會效益。

綜上所述，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的理論分析框架可展開如下（見圖1）。首先，識別和分清國有企業發展性質和發展質量所構成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建構的動力。 其次，從治理制度、治理結構、治理過程、治理文化等四個維度， 分析黨組織嵌入國有企業治理體系的過程，即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建構的過程。 最后，對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建構的經濟績效、政治績效與社會績效進行評價。

圖1 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建構的理論分析框架

相較于多案例研究，個案研究對于闡釋主體之間的互動模式與過程機制具有較大優勢。 遵循“統一背景條件”與“變量極端值”的原則，本文選取上海市的一個國有企業——T 集團黨組織嵌入公司治理過程作為典型案例進行研究。 為了深入了解上海市T 集團黨組織建設創新實踐與建設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的具體過程，課題組圍繞“國有企業黨組織建設創新與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建設”這一命題，對上海市國資委某處干部、T 集團黨委成員、董事會成員、監事會成員、高管等進行了深入訪談，獲得了豐富的訪談資料。

三、黨的領導嵌入國有企業治理的實踐過程與運作機制分析

T 集團把黨的領導嵌入國有企業治理體系的實踐過程，也是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建構的過程。 基于前文建構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從變革動力、變革過程、變革結果對T 集團國有企業治理的創新實踐與績效進行系統考察，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的運作機理。

（一）政治自覺與創新驅動：T 集團黨建創新的實踐緣由

國有企業的發展性質與發展質量構成了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建構的雙重動力，即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建構既要尊重黨的領導制度，也要尊重市場經濟規律。T 集團的黨建工作創新，也是在政治自覺與創新效率雙重驅動下展開的。

T 集團黨建工作創新的政治自覺， 主要是指其積極響應和貫徹中央和地方黨委和政府的政治要求。2016 年10 月，全國國有企業黨建工作會議召開，明確了黨組織在國有企業的地位，即“國有企業黨組織發揮領導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也就是“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實”，并指明了黨組織發揮作用的方式和途徑，即“使黨組織發揮作用組織化、制度化、具體化”。 根據全國國有企業黨建工作會議精神，2017 年5 月上海市召開國企黨建工作會議，并相繼發布了《關于本市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的實施意見》《關于市管國有企業黨建工作要求寫入公司章程的指導意見》《關于落實市國資委系統市管國有企業黨委研究討論“前置程序”要求的指導意見》， 進一步明確了上海市國有企業黨建工作創新任務的具體要求。 上海市國企黨建工作會議以及上海市委、國資委相繼出臺的指導意見， 為T 集團黨建工作提供了更加明確的指示，也直接推動T 集團黨組織建設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T 集團黨建工作創新， 既是中央與地方黨組織和政府系統的戰略要求，也是自身轉型發展的創新要求。 2018 年是T 集團實施戰略轉型2.0版、開啟高質量發展的初始之年，首先需要解決的是T 集團過去的黨建工作難以適應國有企業的戰略轉型與高質量發展要求的問題。 一方面，以往T 集團黨建工作與企業生產經營嚴重脫節，黨建工作任務游離于企業生產任務之外，不僅增加了員工的工作負擔，也阻礙了企業生產經營績效的提升。另一方面，T 集團的黨建工作存在層層遞減與弱化的現象， 特別是三級企業與滬外企業，黨建工作缺乏章法，組織紀律渙散。

（二）黨組織嵌入T 集團公司治理的具體機制

為貫徹落實中央與地方黨組織和政府系統的黨建工作會議精神， 更好地讓黨建工作助益企業高質量發展，T 集團在進行充分調研的基礎上（1），圍繞著“黨建入章”“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環節，把企業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黨組織引領企業文化” 等幾項核心任務，展開了以建章立制、組織結構重塑、治理流程再造、黨建引領文化塑造為主的實踐探索。

1.黨建入章與前置程序：黨組織的制度性嵌入

公司章程是企業的根本法。 通過公司章程確立黨組織在公司治理體系中的法定地位，是發揮黨對國有企業領導作用的制度保證。 T 集團第七屆董事會2017 年第五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補充修訂<中國T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議案》，做出如下重要決定。 一是在公司章程的制定依據中，補充《中國共產黨章程》等相關內容。 二是在公司章程的具體內容中新增第八條內容，明確了黨組織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法定地位與黨組織在公司治理過程中的政治核心作用與領導核心作用。

此外，T 集團黨委全新修訂了《“三重一大”決策制度實施辦法》， 明確了議事內容邊界和決策流程，決定把黨委研究討論作為董事會、經理層決策重大問題的“前置程序”。 經過集團黨委辦公室、董事會辦公室、行政辦公室與法律合規部歷時3 個多月的共同商討，最終以列明事項的形式制定了前置事項清單，以明確分工的形式界定了黨委會、股東大會、董事會、經理層、職工代表大會各自的決策議題與決策程序，有效避免了重復決策現象的出現。

T 集團黨委通過黨建入章方式， 把黨組織領導核心與政治核心的法定地位以制度化的形式確定下來，又通過對“三重一大”決策制度的修訂，明確了黨組織發揮領導核心與政治核心作用的重要途徑，由此實現了黨組織對公司治理的制度性嵌入，并在企業治理制度層面為黨的領導嵌入公司治理提供了合法依據。

2.完善領導體制與健全組織體系：黨組織的結構性嵌入

堅持和完善“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領導體制，是“把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中”的重要形式，也是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與政治核心作用的組織保障。 2017 年以來，T 集團不斷調整優化黨組織領導班子成員與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的交叉任職比例，實現了企業黨組織領導班子與生產經營管理領導班子的有機結合。

目前，T 集團黨委領導班子共八位成員，除了兩位專職負責黨務工作的成員，其他六位分別進入了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 董事會中，黨委書記與董事長“一肩挑”，一位黨委副書記兼任董事會執行董事；監事會中，另一位黨委副書記兼任監事會副主席，一位黨委委員兼任監事會職工代表監事；經理層中，另外兩位黨委委員分別兼任公司副總裁。 如此設計，通過黨委書記兼任董事會正職領導，保障了企業內部黨組織“一把手”與生產經營管理最高負責人的統一，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決策效率。 黨委成員兼職監事會、經理層的副職領導以及監事會、經理層正職領導負責專職工作的制度設計，使黨組織的作用發揮始終圍繞企業的生產經營管理任務而展開，在管理體制層面理順了黨組織與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之間的關系，有利于企業高質量發展目標的實現。

黨組織對公司治理結構的嵌入，不僅表現為對領導體制的嵌入，還體現在對企業組織體系的嵌入。T 集團不斷健全黨的基層組織體系，優化組織設置，在企業生產、銷售、管理的各職能部門中均設立黨支部，實現黨的組織體系與企業管理組織體系的全面互嵌。同時，T 集團積極推進黨建項目化建設，在轉型攻堅、理賠防損、服務進博會等現場和一線工作陣地，一支支臨時黨支部、團支部發揮著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

3.黨的領導融入生產經營環節：黨組織的過程性嵌入

計劃、組織、領導與控制是企業組織經營管理的基本職能， 把黨的領導融入生產經營過程，實質上就是黨組織嵌入企業經營管理職能的過程。 T 集團通過把黨的領導融入企業的戰略目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績效薪酬管理、風險合規管理等過程，實現對企業經營管理過程的嵌入。

首先， 將黨建目標融入企業發展戰略中，是推動國有企業黨建創新發展的重要機制。 T 集團通過制定戰略規劃、開展主題活動，把黨的領導與公司的發展目標相結合，以此來體現黨的領導在企業發展戰略中的作用發揮問題。

其次，T 集團遵循“黨管干部原則”，通過干部任免與干部培訓等工作，將干部隊伍建設與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相融合。 一方面，黨委專門召開人才工作會議，并根據黨建要求，結合公司轉型2.0版的發展目標與企業中心工作需要，綜合考量選拔任用能夠“一肩挑”黨的建設與企業發展的復合型干部人才。 另一方面，成立集團黨校，專職對干部的黨建工作能力與業務工作能力進行培訓提高。

再次，T 集團秉承“一個業績好的企業，黨建好不好，我們會去看一看；一個黨建好的企業，業績一定好”的績效理念，將黨建工作責任考核與干部的績效薪酬直接掛鉤。 2017 年以來，T 集團每年的第一個工作日都會召開黨支部書記述職會，對黨建工作進行逐層考核。 具體而言，按照上一年度制定的責任清單具體內容逐項進行考核，逐級壓實責任落實，并將黨建工作的責任落實與個人績效直接掛鉤，體現了黨建工作考核的績效管理導向。

最后，T 集團把黨風廉政建設與企業風險合規建設相結合，通過黨風廉政建設來引領企業合規建設， 實現了人的監督與事的監督相融合，防范黨員作風問題與防范企業經營風險問題相聯動等目標。 具體工作過程中，T 集團要求高管人員必須簽訂廉潔自律八項承諾書， 公司黨委定期與公司高管進行作風談話， 以此加強全面從嚴治黨管黨進程。 同時，T 集團每年度召開年度工作會議暨黨建及黨風廉政建設工作會議，體現了將企業經營與黨建工作、 黨風廉政建設相融合的導向。

T 集團通過黨建工作目標與企業發展戰略的融合、 黨管干部與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融合、黨建工作責任與企業績效管理的融合、黨風廉政建設與風險合規管理的融合，真正落實貫徹了“把服務生產經營作為國有企業黨組織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企業改革發展成果檢驗黨組織的工作和戰斗力”［2］176這一國有企業黨建工作會議的重要精神。

4.黨建紅云引領企業文化建設：黨組織的文化性嵌入

堅持把思想政治工作同促進生產經營、企業管理等各項工作高度融合，同解決員工的具體問題和困難緊密結合，有利于營造良好的企業文化氛圍，樹立正確的企業價值觀，促進國有企業的發展壯大。

T 集團在黨員思想政治教育與企業文化管理的融合方面，以企業的價值觀為核心，通過黨員學習、 品牌建設等一系列日常工作的有序開展，打造了一支“特別能戰斗”的工作隊伍。 在黨員學習方面，集團每年組織黨委中心組學習，并將黨委中心組的學習內容與公司企業文化、 轉型戰略、國際化戰略、競爭戰略相結合，例如，在“四史教育”時，T 集團將新中國的歷史與公司的歷史結合起來進行講授， 通過拍片配樂的方式推出，以更加新穎的方式吸引黨員的關注，加深黨員對企業歷史文化的了解。 在品牌建設方面，集團黨委宣傳部以市場化的方式進行黨建宣傳，圍繞企業文化打造黨建品牌。通過黨建平臺“先鋒隊”APP，推出黨課音頻節目，把企業文化通過云黨課的形式進行傳播， 開展了萬名黨員同聽一門黨課活動。 通過把黨員思想政治教育與企業文化管理有機結合的形式，T 集團充分發揮了黨組織在企業管理中的思想引領作用，為企業生產經營隊伍營造了風清氣正的工作環境和文化氛圍。

（三）綜合績效顯著：黨組織嵌入國有企業治理體系的成效分析

2017 年是T 集團黨建工作創新的起始之年。近五年來，T 集團通過把黨組織有效嵌入治理制度、治理結構、治理過程與治理文化，企業治理體系得以不斷完善，企業治理能力持續提升，在生產經營業績、國家戰略執行、社會責任履行等方面均取得了顯著績效。

首先，T 集團經營業績穩健攀升。 2017 年至2020 年間，T 集團的營業收入從3198.09 億元增長至4221.82 億元，且2017 年營業收入同比增長率高達19.77%（前四年與后三年同比增長率保持在10%～15%之間浮動）。 同時，企業凈利潤增長率由2016 年的-32%變為2017 年的21.61%，發生了巨大反轉，充分彰顯了堅持黨的領導對企業生產經營的促進作用。其次，T 集團積極參與國家戰略行動。在黨組織領導下，T 集團近年來在脫貧攻堅、一帶一路建設、抗擊疫情等國家重大戰略行動中貢獻了重要力量，例如，在戰疫助力復工復產方面，T 集團為復工復產提供的專項保障方案在35 個重點省市落地， 為12000 多家企業提供超過28 億元的保障，并建立常態化服務機制。最后，T 集團主動承擔社會責任；T 集團長期投身公益事業，先后在全國捐建64 所希望小學，連續13 年堅持開展現場支教活動， 現有7000 多名志愿者，總服務時長4.5 萬小時。

四、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新型理論范式的創新之道

從T 集團堅持黨的領導與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的建構實踐及其發展績效等綜合角度看， 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在治理動力、治理制度、治理結構、治理過程、治理文化與治理績效等多個維度與西方現代企業制度存在顯著差異。

西方現代企業制度是在私人所有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其演化過程中，逐漸出現了所有權走向多元化與分散化的趨向，并產生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現代公司制度。 為了解決兩權分離所帶來的“委托—代理”問題，西方國家相繼建立了股份制等制度，通過市場業績的評判來監督和約束經營者行為，以及在企業內部建立法人治理結構，對企業經營者行為進行事前監督。 基于此， 西方現代企業制度是遵循分權制衡原則，用以處理股東、管理者與職工等不同利益相關者關系，從而達到保護所有者利益、實現經濟目標的一整套制度安排。［20］

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是在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基礎上建構的。 由于國有資產的所有權歸全國人民享有，在實際運行中引發了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復雜的“委托—代理”問題，即形成了“全國人民（所有者）—政府（中央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國有資產經營公司—代理人”多層委托代理鏈條［21］，導致了比較嚴重的信息不對稱與權責不對等問題，股份制與法人治理結構等制度安排難以對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行為形成有效的監督和約束。 因而，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建構無法照搬西方現代企業制度，需要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征，即通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全面提升企業治理效能。

產權歸屬的性質不同，治理制度、體系、機制與相關理論范式的差異，直接造成了西方現代企業制度與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在諸多方面的差別，主要體現在如下六個方面。

（一）政治自覺與市場效率共同建構的企業治理動力

在治理動力方面，西方現代企業制度是以市場效率為核心驅動力，而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受到政治自覺與市場效率的雙重動力驅動。西方現代企業制度是以實現所有者利益最大化即效率最大化為目標的，無論是股份制還是法人治理結構等系列制度安排，都是為了降低代理成本和代理風險，防止經營者自利行為損害所有者利益的做法。［22］不同于西方現代企業制度，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的建構， 受到政治自覺與市場效率雙重動力的影響。 也就是說，國有企業既要完成國家戰略使命，維護國家利益，也要提升企業的競爭力與影響力， 保證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二）黨的領導與公司章程有效融合的企業治理制度

在治理制度方面，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把黨的領導融入了公司章程與決策制度。 公司章程是一個公司內部的自治規范，是有效平衡公司投資者、董事會、管理層關系的契約，可以通過新增或刪除某些條款來組織管理層或控股股東的盤剝行為。［23］西方現代企業制度中的公司章程主要是指對公司的性質、宗旨、經營范圍、組織機構、議事規則、權利義務分配等內容進行明確規定，以保護投資者權力的企業內部管理的基本制度依據。［24］而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的公司章程中，還需補充規定黨組織的法定地位與黨組織發揮領導核心與政治核心作用的方式與途徑。黨組織是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的核心主體， 根據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一特征， 黨組織在國有企業中的領導核心作用與政治核心作用所代表的是國有企業所有者即全國人民的利益訴求。因此，作為國有企業所有者利益的代表，黨組織的地位與作用必須作為國有企業治理制度的重要內容予以明確。

（三）黨組織嵌入領導體制與組織體系的企業治理結構

在治理結構方面，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把黨組織嵌入了企業治理的領導體制與組織體系。 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是指為了實現公司法人的自我約束，預先設定的治理主體之間的調控機制，旨在通過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經理層之間的責權劃分與相互制衡，實現所有者對公司的最終控制。 西方現代企業制度的法人治理結構以股東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董事會與經理層依規經營企業，監事會依據法人治理結構賦予其權力行使監督權， 由此保證所有者財產所有權的安全性，最大限度地實現所有者的利益。［25］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在維護股東大會最高權力的同時，還強調黨委會在國有企業中的領導核心與政治核心作用。 在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中，黨委要“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實”，保證黨組織在國有企業治理體系中的作用發揮不失位、 不錯位、不重疊。 基于此，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要求黨組織必須有效嵌入國有企業的領導體制與組織體系中，以保證黨組織“雙核心”作用的有效發揮。

（四）黨的領導融入經營管理環節的企業治理過程

在治理過程方面，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強調把黨的領導融入生產經營管理的各環節。在西方現代企業制度的“委托—代理”結構下，委托人關心的是如何選擇、監控、激勵經理人員，以確保經理人員從股東利益出發經營企業，由此圍繞生產經營任務形成了計劃、組織、領導、控制等經營管理職能。［26］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則把黨的領導融入企業經營管理過程，建構了黨組織管理與企業目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績效管理、風險管理相融合的職能體系。

（五）黨建引領團隊價值觀塑造的企業文化建設

在治理文化方面，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強調以黨建引領企業文化建設， 形成積極向上、團結奉獻、勇立潮頭、為國為民的社會主義企業價值觀。 企業文化管理的思想，產生于以人為中心的新經濟時代，體現了企業的人文關懷。［27］西方現代企業制度一般圍繞企業主營業務與發展經歷建構企業文化與價值觀，以此把員工框定在完成企業生產經營任務的流程之中。 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則強調通過黨建精神引領團隊價值觀的塑造與企業文化建設，通過黨員帶頭團結群眾，提高團隊的戰斗力與凝聚力，形成整體性、引領性、績效性、服務性與團結性的企業文化體系。

（六）經濟績效、政治績效、社會績效綜合構成的企業整體績效體系

在治理績效方面，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建構了經濟績效、政治績效、社會績效多元績效目標綜合構成的企業整體績效體系。 西方現代企業制度以經濟績效為主要績效目標，同時也會適當兼顧一下企業的社會責任（社會績效），體現了西方現代企業制度對包括所有者在內的利益相關者利益的追求［28］，但這種主要以經濟績效為驅動力的西方現代企業制度容易滑向資本主導下“一切向錢看”式“唯利潤”深淵，且一旦發生致命過錯后無力自我糾錯，更無力自我拯救，其結果必然是將危機后果轉嫁給社會，讓無數的普通人承擔“資本貪欲”的不利后果。 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要求國有企業既要保證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又要滿足國家戰略的發展要求，還必須兼顧社會責任的履行，進而將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與國家的整體利益作為國有企業發展的根本價值追求。

五、結論與討論

基于T 集團黨組織嵌入國有企業治理體系的創新實踐與績效，本文深入分析了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建構的動力、 過程與績效等問題，實現了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這一新型理論范式目標的系統性建構。 一方面，從組織變革的理論視角與T 集團企業治理創新實踐案例出發，系統闡述了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建構的過程，厘清了黨組織嵌入國有企業治理體系的具體機制，包括制度性嵌入、結構性嵌入、過程性嵌入與文化性嵌入，從而揭示了黨組織嵌入國有企業治理體系的過程“奧秘”。 另一方面，基于國有企業治理的特殊情境，擺脫了長期以來西方現代企業制度的理論與實踐迷思，嘗試開展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的本土化理論建構。 自執政黨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戰略目標以來，國有企業改革一直致力于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的建構，這是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特征、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性最優選擇，代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全新方向。

通過黨組織嵌入國有企業治理體系的創新實踐，建構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對于國有企業改革具有重要啟示。 一是要堅定不移地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通過黨組織對國有企業治理制度、治理結構、治理過程、治理文化的有機嵌入，保證黨中央的戰略決策在國有企業中的貫徹落實，從而推動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 二是要持續創新國有企業黨建工作，把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優勢轉化為國有企業的競爭優勢、 創新優勢和發展優勢，推進國有企業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促進國有企業高質量發展目標的實現，進而加快建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