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電商提升我國出口韌性：機制與實證*

陳清萍

（安徽省社會科學院城鄉經濟研究所，合肥 230051）

一、引 言

出口韌性是指經濟體出口抵御外部沖擊、從危機中恢復并進行重組更新的能力［1］，包括風險抵御能力和重組更新能力兩大維度，前者指遭受沖擊時出口抵抗風險、免于下降的能力，后者指沖擊之后出口重新調整、更新并保持穩定增長的能力。 近年來，全球經濟增速放緩，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和民族主義不斷抬頭，地緣政治沖突局部激化，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劇烈波動，世界貿易環境急劇惡化，對我國出口增長帶來嚴峻挑戰。 針對我國對外貿易出現的新問題，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發展數字貿易，加快建設貿易強國”“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 為我國出口發展指明了方向。 作為數字貿易的重要構成部分，跨境電商呈現蓬勃發展態勢，貿易規模和滲透率不斷提升，目前已經成長為我國最大的外貿新業態新模式，驅動著我國競爭新優勢形成［2］。在此背景下，亟須研究跨境電商對我國出口韌性的影響作用，從貿易數字化視角尋找破解我國出口難題的應對之策。

相對于國內貿易，國際貿易天然地面臨各種外生沖擊，包括外部需求下降、貿易壁壘、匯率變動、政策不確定性及經濟風險［3］等。在遭遇這些外部風險時，我國對外貿易一直存在風險抵御能力不足、重組更新能力弱的突出問題，主要的原因是我國“大進大出”的貿易增長模式讓貿易企業獲益少、出口產品附加值低、創新激勵缺失，造成我國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低下、長期受西方發達國家牽制的被動局面，嚴重制約了我國外向型經濟的韌性增長。 在數字貿易發展如火如荼的當下，跨境電商為破解我國出口困境提供了新的選擇，貿易政策的福利效應分析也要將跨境電商政策納入出口韌性的研究框架，思考如何通過跨境電商提升風險抵御能力和重組更新能力以保障我國出口韌性的持續增強，為數字貿易強國和貿易政策調整提供理論支撐。

跨境電商通過改變交易方式，縮短貿易流程，降低貿易成本，提升貿易效率，豐富貿易內容，延長貿易半徑［4］，推動著貿易形態和貿易功能的動態升級。與傳統貿易業態相比，跨境電商不僅具有低貨值、高頻次、多品類的業態優勢，還憑借數字技術充分挖掘數據價值， 實現供需兩端的雙向互動，拓展進出口貿易渠道，升級出口貿易結構，優化供應鏈體系。 跨境電商對我國出口韌性的兩大維度——風險抵御能力和重組更新能力的影響效應及其作用機制，是本文關注的重點問題。

與本文相關的文獻主要包括兩類：一類關于跨境電商的出口福利效應，另一類關于出口韌性的測度方法和影響因素。在跨境電商出口福利效應研究中，學者們大多立足于微觀企業，討論跨境電商對貿易成本、貿易規模、經濟效率、企業收入、資源配置等方面的影響，發現跨境電商不僅能夠提高交易匹配效率［5-6］，降低出口門檻［7］，減少貿易成本［8-9］，強化個性化小眾產品的規模經濟［10］，促進我國出口增長［11-14］，而且能夠倒逼企業淘汰利潤率偏低的非核心產品、專注于利潤率更高的核心產品，提升企業的出口產品轉換率和內部資源配置效率［15］。

出口韌性相關研究主要圍繞出口韌性的測度和影響因素展開。 關于出口韌性的測度，有學者使用出口規模簡單指代出口韌性，還有學者采用濾波法將出口規模拆分為出口波動與出口趨勢項，并以兩者之比指代出口韌性［16］，另一些學者采用出口額（或出口增速）相對于危機沖擊時的偏離度或者出口恢復速度測算出口韌性［17-18］。 關于出口韌性影響因素的研究，理論界存在一些爭議，比如在討論多元化作為出口韌性的影響因素時發現同時存在兩個相反的作用，一方面通過互補性、 分散風險和加快動態調整提升出口韌性，另一方面又通過增加需求沖擊來源、抑制出口產品質量降低出口韌性。［19-20］此外，數字化水平、全球價值鏈嵌入程度和區域貿易協定有助于提升企業出口韌性。［21-24］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分別針對跨境電商與出口韌性展開了研究，提出了深刻的見解，但是仍存在可拓展的空間：一方面，理論界主要關注跨境電商對出口的成本效益分析， 尚未觸及跨境電商對我國出口韌性的影響作用， 也沒有深入剖析跨境電商提升出口韌性的具體作用機制； 另一方面， 出口韌性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大多為定性分析，定量研究較為少見，沒有對出口韌性的內涵進行深入剖析， 對出口韌性的測度及影響因素尚有爭議， 需要進一步充實與發展。 基于此， 本文將出口韌性拆分為風險抵御能力和重組更新能力兩大維度， 不僅有助于豐富出口韌性的內涵， 而且為描繪我國出口韌性的整體概況以及跨行業比較分析提供數據支持。 此外， 本文重點研究跨境電商對風險抵御能力和重組更新能力的影響效應及作用機制， 拓展了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框架， 同時從跨境電商角度為增強我國出口韌性提供新的思路方法。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跨境電商與風險抵御能力

跨境電商降低雙邊貿易成本， 拓展貿易邊界，延長貿易半徑，弱化外生沖擊的負面影響，從出口市場多元化角度提升風險抵御能力。

跨境電商通過產品展示、 懲罰機制和新技術新手段為企業節約信息成本。 產品展示提供相對完整的商品圖片、文字和視頻等信息，方便購買方全天候查閱與比較， 降低買賣雙方溝通成本，提高交易匹配效率。［25］同時，跨境電商通過用戶評分評價、復購率披露、七天無理由退貨和售后退換貨運費保險等方式， 建設網絡空間的懲罰機制， 提高銷售方提供虛假信息的機會成本和道德風險，明晰售前售中售后權利責任。此外，跨境電商還集成了人工智能、云計算、機器翻譯、虛擬現實、區塊鏈、3D 打印等技術功能，幫助不同語言、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交易雙方順暢交流溝通，減少因語言、文化、習慣等因素導致的信息摩擦。［26］

跨境電商通過銷售模式變革和服務標準化降低企業營銷成本。 跨境電商通過將“銷售方尋找購買方”的傳統銷售模式迭代至“銷售方購買方面對面”的在線銷售模式，將單邊市場升級為雙邊市場（1），去除分銷門店、采購中心等國內外實體營銷機構，大大縮減企業的營銷支出。 短期來看，跨境電商不僅方便了交易雙方、賣方之間以及買家之間的溝通交流， 而且通過大型搜索引擎網站、 平臺內部的搜索功能以及各類推文的推介和鏈接分享， 將用戶快速引導至所需產品的頁面， 同時通過機器學習和用戶畫像等算法進行精準推送，提高用戶與商品的匹配效率，為企業節約營銷成本；長期來看，跨境電商的發展有利于售前售中售后服務的線上分包， 推動了信息披露、流程外包、物流倉儲、產品設計等服務環節的標準化，為營銷成本持續穩定下降打下堅實基礎。

跨境電商還通過減少貿易環節、優化貿易流程和擴大消費規模降低企業物流成本。 跨境電商采用生產商直發購買方的方式，不僅壓縮了貿易中間環節，節約物流中轉的時間、費用與成本，而且基于人工智能技術和制度創新優化了貿易流程， 為不同類型的商品匹配適宜的運輸方式，降低貨損貨差，提高物流倉儲效率。 線上平臺還通過會員注冊、年卡銷售、積分返點等多種方式集合龐大的購買群體，增加潛在購買方數量，促進跨境電商行業的發展壯大，幫助為之服務的物流企業獲得規模經濟，攤薄物流成本。

基于跨境電商通過降低雙邊貿易成本實現出口市場多元化，提出：

H1：跨境電商通過出口市場多元化提升經濟體出口的風險抵御能力。

（二）跨境電商與重組更新能力

出口韌性的增強較大程度上依賴于重組更新能力的提升。 跨境電商通過推動市場競爭倒逼出口結構升級，也通過豐富進口投入品來源渠道優化供應鏈，提高經濟體出口的重組更新能力。

1.出口結構升級機制

跨境電商通過擴大市場主體規模推動市場競爭。 跨境電商降低了外貿業務的準入門檻，使小微企業無需借助大型外貿企業，自身即可直接從事外貿業務， 提高了小微企業的貿易參與度?？缇畴娚掏ㄟ^線上貿易縮短了買賣雙方之間的時空距離，弱化了區位劣勢的負面影響，使不沿海不沿邊的內陸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直接參與對外貿易。 跨境電商還激勵了制度創新，一些經濟體采用小額貿易免征關稅的做法，吸引更多企業進入國際市場，并通過互聯網技術將全球連成一個統一的大市場，讓世界各國的企業在同一個平臺上競爭，擴大潛在貿易市場規模，大幅度提升區域之間、企業之間以及產品之間的競爭程度。

市場競爭將帶來生產制造領域更為細化的國際分工，推動出口結構升級。 一方面跨境電商引入的激勵競爭加速了優勝劣汰過程，低效率企業退出市場，勝出的高效率企業更加聚焦于自身核心競爭力，淘汰劣勢產品，主攻優勢產品，圍繞重點領域進行更多的研發創新和品牌建設，推動出口結構升級；另一方面，跨境電商大幅度壓縮生產周期，減少商品庫存，緩解融資約束，增加企業收入水平，提高工業互聯網在生產制造領域的推廣， 加快柔性生產和智能制造的應用普及，加速出口結構動態調整。

基于跨境電商通過推動市場競爭帶來出口結構升級效應，提出：

H2a： 跨境電商通過出口結構升級提升經濟體出口的重組更新能力。

2.供應鏈優化機制

跨境電商通過貿易數字化，打破了時間空間的限制，優化了生產企業的供應鏈體系。 從生產制造角度看，跨境電商大幅度緩解交易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生產企業可以對潛在供應商進行廣泛搜索、一一甄別、分類遴選，降低對個別供應商的依賴程度，也可以根據自身生產制造特征挑選出高度匹配的原材料、生產要素、中間投入品、資本品和服務等，在全球范圍錨定信譽更好、質量更高、服務更優、供給更穩定的供應商，同時通過對商品狀態、庫存、信息等數據的實時監控，及時精準地調整生產流程或要素，提升對下游市場需求的快速響應程度，優化供應鏈水平。

從外貿服務創新角度看，跨境電商的規?；l展加速了外貿綜合服務企業、海外倉、市場采購貿易、離岸貿易、保稅維修、新型易貨貿易等新業態的崛起，外貿模式的創新為我國供應鏈優化提供了更多柔性供給與彈性生產的可能， 有助于生產企業圍繞行業、產品、市場、模式、業態、制度創新等深入挖掘潛力。 進一步地，跨境電商讓本國企業能夠借助外國優勢平臺企業， 廣泛應用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大數據等數字技術，充分利用復雜交叉的國際貿易網絡，提高國際化網絡化整合水平，多渠道多角度多手段地優化供應鏈。

基于跨境電商通過生產制造和外貿服務創新實現供應鏈優化，提出：

H2b： 跨境電商通過供應鏈優化提升經濟體出口的重組更新能力。

三、模型、變量及數據

（一）模型構建

2012 年以來，我國出臺了多項鼓勵跨境電商發展的政策文件，并在全國范圍內啟動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和跨境電商進口服務試點城市改革，同時實行跨境電商監管模式的創新。 基于上述跨境電商政策作為準自然實驗，本文采用雙重差分方法，在貿易引力模型的框架下檢驗跨境電商對我國出口韌性的影響效應：

其中，k表示行業，t表示年份。 被解釋變量exv_res為行業出口韌性，CBECk是表示跨境電商行業的虛擬變量， 涉及的HS4 行業取值為1，dTt表示跨境電商政策實施的時間虛擬變量，交乘項CBECk*dTt為差分變量， 其系數刻畫了實驗組和對照組的出口韌性在政策實施前后的平均差異，反映跨境電商沖擊對行業出口韌性的影響效應。X為影響行業出口韌性的其他控制變量，具體包括貿易伙伴國的GDP：用ln(gdp)表示；互聯網滲透率： 采用指標互聯網人數占總人口的比重，用internet_ratio表示；固定電話接入率：采用指標每百人使用固定電話的人數， 用phone_ratio表示；對外貿易的GDP 占比：用trade_ratio表示；對外直接投資的GDP 占比：用ofdi_ratio表示；外商直接投資的GDP 占比：用ifdi_ratio表示；我國與貿易伙伴國是否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用fta表示；是否同為WTO 成員國：用wto表示。 λmt為HS2-年份固定效應，λkj為HS4-國家固定效應，λjt為國家-年份固定效應，εkt為隨機干擾項，所有回歸都選取HS4 層面的穩健標準誤。

（二）變量選取

被解釋變量為我國HS4 位數行業的出口韌性，本文將其拆分為風險抵御能力和重組更新能力兩個維度分別度量。 由于實踐中人們不能確切地了解各行業具體何時遭遇哪些沖擊，所以借鑒Martin（2012）、賀燦飛和陳韜（2019）以及劉慧和綦建紅（2021）等人的思想，采用行業出口相對于2008 年危機沖擊下出口的偏離度指代風險抵御能力（risk resistance capability），用risk_res表示，采用行業出口增速相對于世界各國的出口平均增速的偏離度指代重組更新能力 （re-orientaion renewal capability），用reo_ren表示，分別如公式（2）-（3）所示。 在穩健性檢驗和機制檢驗中，本文也使用公式（4）-（5）分別測算我國出口韌性的風險抵御能力和重組更新能力。

其中，exp為出口額，exp_gr為出口增長率，c代表中國，j代表貿易伙伴國，k代表HS4 行業，m代表HS2 行業，t代表年份，w代表世界。 上述度量方法通過行業自身的縱向比較、我國行業與世界平均水平之間以及我國各行業之間的橫向比較，較為全面地度量了我國行業出口韌性。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分析如表1 所示。

表1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分析

核心解釋變量CBECk*dTt為實驗組的識別變量與政策實施時間虛擬變量的交叉項。其中，dTt表示跨境電商政策實施的時間虛擬變量，參考馬述忠和房超（2021）的做法，選擇2012 年作為政策實施的時間節點，2012 年及其之后的年份，變量取1，否則取0。CBECk是表示識別跨境電商行業的虛擬變量， 本文沿用經典文獻的主流做法，根據2016 年《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清單》（2）列示的商品目錄構建出跨境電商行業， 凡涉及的HS4 行業均視為跨境電商行業，CBEC取值為1； 這些行業所在的HS2 行業項下的其他HS4 行業視為非跨境電商行業，CBEC取值為0。

2016—2022 年， 我國共發布了五個版本的《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清單》。 通過梳理該清單發現， 跨境電商商品主要分布在紡織服飾制鞋業、食品飲料加工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文教工美體育娛樂用品制品業，其所涉及的HS6 產品數量分別為270 種、259種、97 種和96 種，合計占比達71.45%。 從商品類型來看，跨境電商商品中消費品、中間投入品和資本品分別為719 種、295 種和62 種， 分別占比66.82%、27.42%和5.76%。 上述分析顯示，跨境電商商品以消費品為主， 且大多為紡織服飾、 食品飲料、 化妝品及文教工美體育娛樂用品， 與跨境電商發端于消費領域的現實情況相吻合。

（三）數據說明

本文的貿易數據來源于法國國際展望與信息研究中心（CEPII）的BACI 數據庫（2010—2021年）， 該數據庫包括了全球各國之間所有HS6 分位產品的出口額和出口量，出口額數據已換算為FOB 價，即不包括運輸過程中的運費、保險費，可剔除因外貿服務價格變動引起的偏誤；控制變量中貿易伙伴國的經濟數據來自CEPII 的引力數據庫以及世界銀行WDI 數據庫，自由貿易協定數據來自于商務部網站。

此外， 本文選取了我國對99 個貿易伙伴國的出口數據加以研究，樣本期內我國對其出口占我國總出口的98%，具有很強的代表性；同時，為了減少小額出口帶來的估計偏誤，去掉了年度出口小于1000 美元的觀測值。

四、實證檢驗及結果分析

（一）基準檢驗

本文分別以risk_res和reo_ren為因變量，使用stata15 對模型（1）進行檢驗，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其中，第（1）（3）列加入了控制變量、HS2-年份固定效應以及HS4-國家固定效應，第（2）（4）列加入了HS2-年份固定效應、HS4-國家固定效應以及國家-年份固定效應， 且均將標準誤聚類在HS4 行業層面。

表2 跨境電商對我國出口韌性的提升效應檢驗

表2 顯示，（1）（2）（3）列中跨境電商（CBEC*dT）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正向顯著，（4）列中跨境電商（CBEC*dT）的回歸系數在5%水平上正向顯著，表明跨境電商提升了我國行業出口的風險抵御能力和重組更新能力。 從經濟顯著性來看，跨境電商使我國出口的風險抵御能力提升了7.0%～9.6%、重組更新能力提升了5.3%～6.2%，假設1、假設2a 和假設2b 得到初步驗證。 該結論表明，實施了十多年的跨境電商政策起到了促進我國行業出口韌性提升的作用，但對重組更新能力的積極影響低于風險抵御能力，反映出危機沖擊下我國出口的重組更新能力仍是短板弱項。

（二）假設檢驗

1.平行趨勢檢驗

雙重差分模型有效的必要條件是滿足平行趨勢假設。 本文的平行趨勢假設要求，在跨境電商沖擊發生之前，實驗組和對照組的出口風險抵御能力和重組更新能力變化趨勢均相同。 平行趨勢檢驗的結果表明，2012 年之前實驗組和對照組的出口風險抵御能力和重組更新能力變化趨勢沒有顯著差異，2012 年之后兩組行業的出口風險抵御能力和重組更新能力出現了分化，說明跨境電商促進了我國行業出口韌性的提升。 本文使用雙重差分法具有合理性與可行性。

2.安慰劑檢驗

為了保證基準回歸的結論并非偶然因素導致，采取置換檢驗的方法進行安慰劑檢驗。 借鑒Topalova（2010）［27］、Liu 和Qiu（2016）［28］的研究思想，隨機設定實驗組和對照組，并對模型（1）進行檢驗。結果發現，交叉項的估計系數均不顯著。這說明， 基準回歸的結果并非偶然性因素導致、跨境電商政策具有提升我國出口風險抵御能力和重組更新能力的效果。

3.內生性檢驗

為了消除實驗組和對照組設定帶來的估計偏誤，使用傾向得分匹配法從觀測樣本分離出匹配樣本以緩解可觀測變量的系統差異，使實驗組與對照組更具可比性，降低內生性問題對基準結論的影響。 具體地，本文使用行業進口以及差異產品、持續出口、耐用消費品、食品制造業、紡織業等虛擬變量作為匹配指標，將跨境電商行業與其他行業進行1∶1 最近鄰匹配， 隨后保留滿足共同支撐假設的樣本，并采用模型（1）重新進行檢驗。結果顯示，CBEC*dT幾乎均顯著為正，說明跨境電商行業設置帶來的內生性問題并不嚴重，基準結論依然成立。

4.溢出效應檢驗

按照陳詩一和馬倩倩（2023）［29］的思路，若跨境電商政策不僅影響實驗組，而且對對照組產生交互影響而違背穩定性假設，那么運用雙重差分模型進行政策評估就會產生估計偏誤。 為緩解此類問題的干擾， 本文通過控制HS4 行業進入、退出出口市場的行為對估計結果的影響，采用平衡面板數據重新評估跨境電商政策對出口風險抵御能力和重組更新能力的影響。 回歸結果顯示，CBEC*dT回歸系數的方向和統計顯著性與前文結果仍然保持一致，進一步論證了基準結論的可靠性。

（三）穩健性檢驗

本文進行了如下穩健性檢驗：第一，更改跨境電商行業的識別方法， 將2016—2019 年跨境電商商品清單中涉及的HS4 行業設定為跨境電商行業；第二，參照魏悅羚和張洪勝（2022）［30］，考慮直到2014 年8 月才將小額跨境電商B2C 交易全部納入海關統計， 將2014 年視為跨境電商政策生效年份 （dT2在2014 年之后取值為1）；第三， 將跨境電商商品種類（用CBEC_hs6num*dT表示）取代CBEC*dT作為關鍵自變量；第四，將樣本期間更換為2007—2021 年；第五，將出口風險抵御能力和重組更新能力的測度方法更換為公式（4）和（5）。 上述檢驗結果依然支持本文的核心結論，說明跨境電商提升出口風險抵御能力和重組更新能力的基本結論較為穩健。

五、作用機制分析

（一）多元化機制

為了檢驗跨境電商作用于風險抵御能力的出口市場多元化機制， 本文設置了行業層面的出口虛擬變量exp_dum， 若出口則取值為1，否則為0。進一步地，參照錢學鋒和熊平（2010）［31］，通過比較相鄰兩期的出口狀態， 將出口關系的動態調整分為不同類別，并分別進行實證檢驗，以捕捉跨境電商通過 “HS4 行業-出口目的地市場”關系的動態變化對我國出口風險抵御能力帶來的影響。 具體而言，若上一年出口、下一年不出口，exit取值為1， 表明退出出口市場；若相鄰兩年均出口，conti取值為1， 表明留在出口市場；若相鄰兩年均不出口，no取值為1，表明不進入出口市場；若上一年不出口、下一年出口，entry取值為1，表明進入出口市場。 前兩種稱為“老出口貿易關系”，后兩種稱為“新出口貿易關系”。

xtprobit 模型的檢驗結果顯示（詳見表3），跨境電商使我國行業的出口概率平均提升了0.340，即跨境電商有助于通過我國出口市場多元化機制提升出口風險抵御能力，驗證了假設1，同時也為多元化有利于出口韌性提升提供新的佐證。 此外，對于“老出口貿易關系”，跨境電商使其退出出口市場的概率下降0.341， 使其繼續留在出口市場的概率提高了0.284；對于“新出口貿易關系”， 跨境電商使其繼續不出口的概率下降了0.297，新增出口的概率下降了0.306，兩者大致相抵。 可見，跨境電商對我國出口風險抵御能力的提升作用通過維護“老出口貿易關系”和開拓“新出口貿易關系”實現。 但是，“新出口貿易關系”開拓能力不強暗示著，一方面，我國大量跨境電商業務可能只是過去傳統線下貿易的線上轉化，導致對某些新市場的開發較為乏力； 另一方面，跨境電商這一貿易模式的單一創新較難產生廣泛持續且源源不斷的貿易創造效應。 因此，未來我國出口韌性的持續增強不僅需要貿易模式的創新，更需要生產方式的系統變革和制造效率的全面提升。

表3 跨境電商提升我國出口風險抵御能力的多元化機制檢驗

為了進一步核實跨境電商提升我國出口風險抵御能力的多元化機制，本文選取了作為我國新興出口目的地市場的“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或地區，以risk_res和risk_res′為因變量分別進行實證檢驗，如表4 所示。 結果發現，“一帶一路”倡議下跨境電商對我國出口風險抵御能力的促進作用顯著為正，彰顯跨境電商通過市場多元化機制提升出口風險抵御能力的重要性。 該結論表明，跨境電商能夠規避傳統貿易環節的一些不確定性，抵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或地區的部分政治經濟風險，促進我國與后者建立穩定雙贏的貿易合作關系，具有較強的應用前景。 與此同時，需要引起重視的是，近年來美歐等經濟體對我國跨境電商領域取得的成績和積累的優勢虎視眈眈，開始謀劃設置新的貿易障礙和壁壘。 比如，2022 年美國某眾議員曾提出“跨境電商進口800 美元以下的郵包免征關稅”的規定，將“非市場經濟國家”（主要指向中國）排除在外；又如，歐盟2021年7 月生效的《電子商務增值稅指令》取消“22 歐元以下郵包進口時免征增值稅” 的政策，2023 年初又提出了一個取消“跨境電商進口150 歐元以下郵包免征關稅”的提案。 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和國際貿易低迷的大背景下，其他國家或地區極有可能效仿， 這賦予了我國外貿工作新的任務，電子商務貿易規則、標準、制度等方面的跨國協調理應成為我國出口韌性增長工作的一個新的著力點。

表4 跨境電商提升我國出口風險抵御能力多元化機制的進一步檢驗：“一帶一路”樣本

（二）專業化機制

本文使用中介效應模型檢驗跨境電商影響我國出口重組更新能力的出口結構升級以及供應鏈優化兩大作用機制，詳見模型（6）-（7）。

在上述中介模型中，α′為直接效應，bβ 為間接效應，總效應為α′+bβ。 中介變量M有兩類：一類為k 行業中出口和進口的HS6 分位產品種類，分別用ln（hs6num_exp）和ln（hs6num_imp）表示；另一類為k 行業中出口和進口的HS6 分位產品質量，分別用quality_exp和quality_imp表示。

1.出口結構升級機制

本文使用出口產品種類和出口產品質量的中介效應評估跨境電商的出口結構升級機制，如表5 所示。 結果顯示，跨境電商使我國出口產品種類下降了1.6%、 出口產品質量提升了0.005， 產品種類下降帶來的負向間接效應占總效應的5.26%～5.57%， 產品質量提升的間接效應占總效應的1.71%～11.97%。 結合基準回歸中關鍵自變量系數為正的結論判斷， 產品質量提升為主要影響渠道，假設2a 得到驗證。 換而言之， 我國跨境電商帶來了顯著的出口結構升級效應，且該效應主要通過激烈的市場競爭實現，即跨境電商使一些企業或產品退出出口市場，出口產品多樣化水平下降， 但它同時改善出口產品質量， 并且出口產品質量提升的積極影響明顯占優于產品種類減少的消極影響， 因此總體上看跨境電商的出口結構升級機制提升了我國出口的重組更新能力， 有益于增強我國出口韌性。

表5 跨境電商提升我國出口重組更新能力的出口結構升級機制檢驗

該結論證明了市場競爭引起的多樣化下降和產品質量提升是跨境電商影響我國行業出口重組更新能力的重要渠道，也為跨境電商重塑我國貿易競爭新優勢提供了證據。 結合李小平等（2023）的發現，本文認為跨境電商帶來的激烈市場競爭， 提高了企業間與企業內資源配置效率，一方面將低效率企業淘汰出局，使高效率企業繼續留在出口市場；另一方面迫使后者聚焦生產具有較強競爭力的核心產品、拋棄競爭力較弱的非核心產品，并進行產品創新與品牌升級，進而帶來強勁的出口重組更新能力。 在出口結構升級機制下，跨境電商出口產品由最為擅長和最有效率的企業生產，資源配置效應、專業化分工效應以及產品質量升級效應共同增強了我國出口的重組更新能力。

2.供應鏈優化機制

本文使用進口產品種類和進口產品質量的中介效應評估跨境電商的供應鏈優化機制，如表6 所示。結果顯示，跨境電商使我國進口產品種類提高了2.3%，并且豐富的進口產品種類增強了我國出口重組更新能力；此外，跨境電商提高了我國進口產品質量，但是其系數太小，幾乎接近于零，并且進口產品質量的提高無法顯著提升我國出口重組更新能力，假設2b 僅得到部分的驗證。該結論暗示著，目前我國跨境電商的供應鏈優化機制主要依靠供應商數量的增多而非其信譽、水平和質量的提升實現，因而對我國出口重組更新能力的作用有限。

表6 跨境電商提升我國出口重組更新能力的供應鏈優化機制檢驗

究其原因，本文認為主要有如下幾個：第一，跨境電商商品清單覆蓋范圍有限，我國跨境電商雖然涉及401 個HS4 行業項下的1076 種HS6商品， 但只囊括1413 種HS8 商品、 占比僅為15.78%（3）；第二，跨境電商單筆交易額較小，比如2022 年1 月某內陸省份跨境電商產業園B2B 和B2C 訂單平均交易額分別僅為160 美元和12 美元；第三，我國跨境電商B2B 發展較為緩慢，限制了國內生產企業利用跨境電商優化供應鏈的能力。 在上述因素的疊加作用下，近年來我國跨境電商進口增速有所放緩，2022 年我國跨境電商進口同比增速降至11.56%， 較2012 年下降了40 多個百分點。該結論啟示我們，不僅要提高新地區、新主體、新商品采用跨境電商的積極性，更需要提升跨境電商進口貿易規模、質量、結構與穩定性， 以進一步激發跨境電商的供應鏈優化潛能。

六、結論與啟示

近年來，世界經濟發展不確定性增大，中國與西方國家貿易摩擦此起彼伏，俄烏、巴以沖突拉升農產品和石油價格， 國際貿易格局重塑，我國出口發展遭遇較大逆流，出口韌性成為重要的討論主題。 與此同時，全球數字貿易方興未艾，我國跨境電商展現強勁增長勢頭， 年均增長率保持30%以上， 跨境電商是否以及如何影響我國出口韌性，成為當前理論界亟須回答的問題，但是現有文獻對跨境電商的出口福利效應研究仍主要集中于出口規模領域，尚未延伸至出口韌性分析。

有鑒于此，本文將出口韌性拆分為風險抵御能力和重組更新能力兩大維度， 使用2010—2021 年我國對全球99 個國家或地區1002 個HS4 分位行業出口數據， 采用雙重差分方法估計跨境電商對我國出口韌性的提升效應， 厘清其增強我國出口風險抵御能力的多元化機制和提升我國出口重組更新能力的專業化機制，主要得出如下結論：（1）跨境電商使我國出口的風險抵御能力提升了7.0%～9.6%、 重組更新能力提升了5.3%～6.2%，該結論在平行趨勢檢驗、安慰劑檢驗、內生性檢驗、溢出效應檢驗與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2）跨境電商對我國出口風險抵御能力的提升作用通過維護 “老出口貿易關系”和開拓“新出口貿易關系”實現，突出地體現在跨境電商規避了部分政治經濟風險，增強了我國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或地區出口的風險抵御能力；（3）跨境電商對我國出口重組更新能力的提升作用通過出口結構升級和供應鏈優化機制實現，目前前者是主要作用渠道，商品覆蓋范圍窄、單均交易規模小、B2B 發展滯后等問題限制了跨境電商供應鏈優化機制的充分實現。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本文具有如下政策啟示：

第一，提高跨境電商參與度，增強我國出口韌性。 借力自貿試驗區“大膽試、大膽闖、自主改”，深化跨境電商體制機制創新，提高跨境電商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程度，加快跨境電商新政復制推廣速度，擴大跨境電商綜試區、進口服務試點城市和產業園區的輻射范圍，建立跨境電商聯動創新區， 推動跨境電商與國內電商融合互促，鼓勵中西部地區、欠發達地區和農村地區跨境電商發展，招引跨境電商平臺企業、龍頭企業和服務企業，引導我國出口企業優先使用歸屬出口目的地市場的平臺企業，因地因時因產制宜賦予跨境電商產品更多海外元素，大力促進傳統外貿企業的線上轉型和國內電商企業“走出去”，將更多特色鮮明、標識性強、附加值高的本土產品通過跨境電商新業態輸送到全球各國，促進我國出口韌性提升。

第二，加快跨境電商國際合作，增強我國出口風險抵御能力。 一方面，提高我國跨境電商國際合作廣度、深度與力度。 以美歐日和新加坡等先發國家或地區為重點， 加快我國在數字產品待遇、數據問題、商業和消費者信任等方面的國際合作， 制定貿易單據數字化和跨境電商經營合規化的詳細計劃，爭取早日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數字經濟伙伴關系》（DEPA），同時深化《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電子商務規則談判，提升我國在跨境電商國際規則體系中的話語權， 并以此引領我國與發展中經濟體在跨境電商規則、標準、制度、人才等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加快“絲路電商”建設。 結合我國海外基礎設施項目以及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與行業布局， 有目標、有重點、有步驟地推動“絲路電商”計劃，擴大“絲路電商”“朋友圈”，在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西部沿邊地區的重點城市以及“一帶一路”重點共建國家率先布局“絲路電商”合作先行區，充分激發跨境電商的貿易創造效應，深入推進市場多元化與產品多元化戰略， 分散西方國家對華政策調整帶來的不確定風險， 為提升我國出口風險抵御能力保駕護航。

第三，推動跨境電商創新融合發展，增強我國出口重組更新能力。 一是構建跨境電商產業鏈、創新鏈、生態鏈，建立暢通高效的“三鏈”多向動態互動機制， 加快國內生產制造全流程轉型升級，增加工業互聯網、工業軟件和智能終端等開發應用，提升數據存儲、智算中心、大數據中心等新基建的使用效能， 推動數字技術應用場景多元化，加速我國產業鏈供應鏈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網絡化轉型；二是以2023 年11月底我國創辦的首屆國際供應鏈促進博覽會為契機，優化我國跨境電商供應鏈體系，拓寬跨境電商中間產品、原材料、資本品及相關服務的供給渠道，增加對海外小微“獨角獸”企業的采購力度，降低對貿易摩擦頻發國家大型“鏈主”企業和關鍵零部件的過度依賴， 擴大對高能級上游供應商的采購規模和占比， 提升我國跨境電商產業前端投入的質量、檔次與水平；三是培育全國各地跨境電商產業集群的特色優勢， 鼓勵直播電商、社交電商、資訊電商等細分業態的發展，擴大跨境電商進口零售商品清單覆蓋范圍，支持跨境電商B2B、C2M、O2O 等業態發展，推動高品質、高附加值、高輻射力跨境電商本土企業的快速集聚， 增強我國跨境電商對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的影響力； 四是推動跨境電商跨業態融合發展，促進跨境電商與外貿綜合服務企業、海外倉、市場采購貿易、離岸貿易等新業態新模式互融共促， 加強跨境電商與我國境外經貿合作園區、快閃店、研發中心等機構的對接合作，提高跨境電商交易的附加值與含金量， 賦予我國出口更強的重組更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