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南北不“散裝”
——近代勞動力市場的梯度轉移

◎馬俊亞

網絡上常有江蘇為 “散裝大省” 的謔稱， 十三個地級市也被視為誰也不服誰的 “十三太?！?。 實際上， 近代以來， 江蘇南北勞動力市場的運行呈現出非常精致的合作與共贏狀態， 至少可說勞動力市場是極致的梯度“精裝”。

中世紀時， 江南地區很少有生產型的城市， 原有的城市多為商業、 金融、 政治、 轉運等中心， 對勞動力的容量較小， 人口遷徙規模不是很大。

以棉紡織廠為龍頭的大工業發軔后， 江南成為國內工業最發達的地區，生產型的城市越來越多， 城市勞動力市場越來越大。 上海、 無錫、 常州等地發展成著名的工業中心， 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 從而形成階梯狀勞動力市場， 吸引各類勞動力自下而上地流動。 江南大量人口離開土地進入城市成為工業工人， 一般從事具有一定技術成分的工作。 順便說一下， 現代中國工業工人的產生， 不是因為大工業打垮了農民的家庭手織業， 使農民破產流入城市； 而是由于工廠提供了更高的收入和更優的條件， 使農民主動放棄手織業， 入廠成為工業工人。

江南地區城市中的體力工作及農村中的許多農業工作， 則吸引了大批蘇北等地的勞動力。 隨著蘇北及內地其他地區的開發， 以上海為中心的智力勞動又大量向外圍層層擴散， 成為蘇北及內地的技術骨干， 對內地經濟的發展貢獻尤大。

據20 世紀二三十年代金陵大學農學院對206274 戶農村居民的調查，有遷移經歷的達9116 人， “此可為人口遷移行動最低之估計”。 學者指出：“國內最常見的、 已經持續了數十年的移民， 是鄉村—城市間的流動， 無數的年青人從村莊向城市遷徙。 源于內地村莊的無盡的移民潮涌向像上海、 無錫、 漢口、 廣州和天津這些江河流域和沿海城市?！?/p>

總的說來， 江南地區人口遷徙的比率要高于全國的平均數， 甚至超過 “闖關東” “走西口” 的移民潮， 這是因為江南地區的現代經濟發展非常迅速。 在20 世紀20 年代以前， 江南形成了以上海為中心， 無錫、 杭州、 常州、 南京、 鎮江等地居次， 江陰、 常熟、 吳江、 吳縣、宜興、 嘉興、 湖州等地更次的勞動力市場體系，吸引本地勞動力在這個體系中流動， 并把蘇北、浙南乃至安徽、 河南、 江西、 湖北等地的各類勞動力吸入到這個龐大的市場中。

上海是勞動力市場的頂端。 作為全國最發達的勞動力市場， 江南地區的人口移動， 明顯具有以這個市場為中心運轉的特征。 上海紗廠中， 工人主要來自： （一） 當地鄉民， 這些人“有田地房屋， ……也有家里在浦東， 天天渡來渡去的”。 （二） 他縣鄉民， “因有親戚鄰里，在滬上做生意得其援引而來的”， 這部分工人主要以上海鄰縣的農民為主。 據對上海楊樹浦附近4 個村子的調查， 近代工業興起后， 受其影響， 有土地的家庭， 一般將土地出租， 或者租出一部分， 以便從事都市職業。 上海附近的農村人口改變職業成為工業工人的現象非常突出。

由于上海的勞動力市場容量最大， 吸引力最強， 江南各縣的勞動力技術水平相對較高，因此， 江南地區的勞動力大量匯集到上海， 包括在勞動力市場體系中地位僅次于上海的無錫、寧波民眾也向上海移動。 無錫 “邇歲強壯農民，頗多拋離鄉村， 群趨城市或上海， 舍農就工”，寧波 “數以千計的男女遷移到上海工作”。

上海公共租界中， 1910 年， 江蘇、 浙江、廣東、 安徽籍人口分別為141855、 109419、33561、 4320 人； 1930 年上述4 省人口分別增加到500576、 304544、 44502、 20537 人。 20 年間四省人口總和增加了三倍多。 遷入上海華界的人口， 增長同樣迅速。 據各同鄉會對各地遷滬人數的估計， 1912—1921 年遷來上海的寧波人達400000 名， 廣東人為130000 名， 福建 人為10000 名， 杭 州 人 為8000 名， 青 浦 人 為1000名。 1936 年， 江蘇、 浙江、 安徽三省在滬人口總數分別為867947 人、 412052 人、 94744 人。

近代上海被稱為 “冒險家的樂園”， 實質上更是打工仔的天堂、 平民的 “龍門”。 在近代中國其他絕大部分地區還是特權者的樂園之時，“冒險家的樂園” 顯然是窮民百姓最好的奮斗舞臺。 近代上海最頂流的富商巨賈無不出自不名幾文的打工者： 葉澄衷、 嚴信厚、 朱葆三、 虞洽卿、 秦潤卿、 劉鴻生、 榮宗敬、 榮德生、 劉國鈞、 章榮初……成為中產的打工者更如過江之鯽。

上海周邊成為勞動力移入的第一階梯， 是其他地區農村人口向往和移居的地方。 據1934年對黃浦江沿岸居民的調查， 他們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崇明地區， 主要為了就近上海， 以便尋找滿意的工作。 上海附近其他城市工業的發展，相應地形成了巨大的勞動力市場， 吸引鄉村人口向這些城市遷移， 并形成勞動力轉移的第二階梯。 這些城市中的工廠 “對于少年人， 尤其是對于女子， 給予種種賺錢的機會， 為返回農村中所不能得的?！?那些較富裕的家庭， 更是離開鄉村搬進城市居住， 當時形成這樣一種趨勢：“工廠中的男工， 很少住在鄉村中的， 因為他們要搬出去， 找鄰近做事的地方居??； 他們皆留著父母在家里看門種田?！?據費孝通在20 世紀30 年代的調查， “最近20 年附近城市繅絲業的發展非常迅速。 城市的工業吸走了農村的勞動力”。 在無錫堰橋鄉， 在1949 年以前人口一直大量向城市移動， 農民在工廠做工的數量向來巨大。 浙江慈溪鳴鶴鎮約有1000 戶人家， 80%的家庭有人外出經商， 做經理的人家有200 戶，外出做職工的家庭有600 戶。

在江蘇離村農民中， 到城市做工或謀生的人數占離村總人數的48.5%， 浙江占43.5%，遠遠超過其他原因造成的人口流動， 說明近代工業的發展， 為江南地區拓展了廣闊的勞動力市場。

由于紡織業發展較快、 容納的勞動力較多，加上許多工業勞動對體力的要求越來越小， 婦女離村進廠越來越普遍。 宜興地區的婦女， “附城鄉村， 頗有入城進工廠做工者， 甚有往蘇、滬、 錫等埠在紗廠紡織者”。 武進的家庭工廠所雇用的女工， 大都生長于附近鄉村， 有一部分是希望學習織布技術， 準備將來到城市紗廠里去做工； 還有一部分家境比較寬裕， 做工目的，是為了積蓄些工資， 預備將來出嫁時添置嫁妝。

江南地區農民離村不同于那些流浪的災民和難民， 江南農民大多進城從事具有一定技術成分的職業， 逐漸形成了以地域劃分的各具技術特色的職業分工。 上海木工來自廣東， 機工來自寧波和紹興， 鐵匠來自無錫。 1865—1910年， 上海外商船廠中， 祥生、 和豐、 瑞镕等廠的打鐵領班全部來自無錫南門， 鉗工來自南京及上海本地。 上海的紡織工人則 “全都是來自江蘇和浙江、 安徽的農村”。

蘇南農村是勞動力市場的第三個階梯， 容量也極其巨大。 除了蘇南本地農村人口成為城市工業人口， 使得農業勞動力不足外， 19 世紀后期， 太平天國戰爭結束后， 造成了許多無主土地， 土地稅被削減。 蘇南地區設有移民局，鼓勵蘇北移民向江南流動。

據中國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在1926 年的調查， “江南各地的雇農， 小部分是本地人， 大部分是江北人”。 作為地位僅次于上海的無錫勞動力市場， 盡管本地的勞動力常常為上海吸走，但它卻能吸引地位更次的常熟、 江陰等地， 尤其是江北的勞動力向這里移動。 1927 年對無錫的調查表明： 農村的雇農， “均來自常熟、 江陰、 江北。 ……而本地人之為雇農者， 則不可多得矣”。 無錫人常說這樣的話： “種田是阿末條路， 只要有點辦法， 總勿會在家?！?江南地區居民不愿種田， 為蘇北等地農民提供了從事農業工作的機會， 這是蘇北勞動力進一步流動的誘因。 據對江南租冊的分析， 有許多江北客民取代了以前的佃農， “說明這些客民很愿意滿足相當貧困的狀況， 來做佃農以作為生活的起步”。 在吳江縣二十四都六圖南富圩新開墾的4塊土地中， 有3 塊被江北客民所佃種。

擁有11880 畝土地的吳江龐山湖農場， 在本地招工時， 無人應招， 最早雇傭的農業工人是來自蘇北的數十名難民。 到1949 年， 龐山湖農場的農業工人達509 戶、 共2143 人， “大都是由蘇北先后移此或逃難來此的”。 1949 年的武進縣農村的農民大部來自蘇北， 少部分來自皖北，靠出賣勞力維持生活。 武進縣湖港鄉第五村中，地主、 富農、 中農雇用的長工均來自外地， 短工則大半來自外地； 茶山鄉的118 名短工中，外地人有67 人。 在常熟唐市區李墅鄉外地長工和月工的總數均多于本地的雇工總數， 姑蘇區木瀆鄉的外地雇工總數更明顯多于本地的雇工人數。 這些外地人主要是蘇北人。

江蘇西南地區從事農業勞動的也多為外地農民。 據1934 年對南京城內從事農業勞動的家庭進行調查， 南京市內的農業工作主要由來自附近相對欠發達的安徽、 蘇北等地區的農民承擔。 南京城內的農戶中， 來自安徽的農戶占43.9%， 來自蘇北的農戶占27.3%， 來自河南、河北等地的農戶占6.1%。 南京被戲稱為 “徽京”也是其來有自的。

在江蘇省會鎮江， “每年冬天總有大批由蘇北和山東省的窮人， 前來尋求工作， 但是到了春天， 他們就回去耕作。 這種人每年有四千至五千人”。 如前所述， 在江蘇和浙江的離村農民中， 占第一位的為進城做工或謀生。 而占據第二位的即是到別村務農或遷居別村， 從事該項工作的農民分別占江、 浙離村農民總數的19.8%和26.6%。 據日本學者調查： “江北地區后來成為上海、 南京工業和城市各種企業非熟練勞動力的主要來源之一?！?/p>

值得注意的是， 20 世紀30 年代所謂 “農村破產論” 盛行時， 學者多以江南農村中農民住著窄小的茅舍來作證明。 其實， 那時江南農村相對貧困的農民大多不是江南人， 而是來自工業不發達地區的蘇北人。

工人苦于資本主義的發展， 農民則更苦于資本主義的不發展。 農民大量涌入江南地區從事農業和其他體力工作， 主要是因為他們移入地區的工資要遠遠高于其移出地區的工資。 通常情況下， 農民在蘇南做雇工可獲得高于蘇北2—3 倍的工資， 并可享受蘇北等地難以得到的其他物質條件。

在上海等工廠中， 如在面粉廠， 江南女性最終會成為工頭、 秘書和簿記員， 江南男工則從事技術程度較高的工作； 下麥、 外場等對體力要求較高的工作則由蘇北等地的工人來承擔。卷煙工業中， 大部分工人來自浙江， 少量的蘇北人只能從事那些非技術性勞動。 上海郵局中的苦力主要是江北人。 在上海的招商局碼頭和太古碼頭上， 蘇北人占80%。 碼頭上通用的方言， 以蘇北話為主， 上海話為次。 上海的人力車夫中， 蘇北人占總數的95.7%， 而江南人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不到1%。 鎮江的人力車夫中，蘇北人占總數的84.5%， 鎮江本地人從事這項職業的人數僅占總數的4.5%。

上海理發業中， 有24000 人來自揚州； 上海60 余家浴室中， 雇傭了大約2000 名修腳、擦背工人， 這些人也大部分來自揚州。 其他如修鞋匠、 糞便和垃圾清理工也主要來自蘇北， 蘇北籍的娼妓也比比皆是。

有意思的是， 江蘇勞動力市場不單純是勞動者從北向南流動， 還存在著江南勞動者自南向北的流動。 隨著內地工業的發展， 江南智力勞動者大量從上海這個中心市場向外圍回流。 智力勞動不但在江南地區相互流動， 還從江南流入蘇北。

上海作為中國近代工業的發祥地、近代工業最發達的城市， 這里的勞動力最先接觸到了現代工廠的技術設備和操作知識。

1869 年的上海外灘。

19 世紀50 年代， 英商在上海設立船廠， 通過廣州英人的關系， 招攬一批機器工人進入船廠工作， 這些人成為上海外資船廠中第一批機器工人。 隨著中外近代工廠的陸續創辦， 從事技術工作的工人越來越多。 盡管最初他們對這些設備和操作不算精通， 但由于長期受外籍技術人員的熏染， 多已粗略地掌握了一定的操作技能， 為內地工業所緊缺。

隨著上海勞動力市場的成熟， 智力勞動者的素質越來越高， 他們向江南其他地區及內地的大量回流， 有效地把上海地區先進的技術知識擴散出去。 如在上海求新機器廠資助下， 赴美留學6 年的穆藕初回國后， 不但在上海創辦厚生、 德大兩家現代化紗廠， 而且在河南創辦了豫豐紗廠， 成為該廠的管理者。 常州厚生機器廠的創辦則完全得益于上海的智力勞動者，該廠工部領班蔡世生、 翻砂部領班周梅卿、 木模部領班鄔某， 即是上海求新廠中原技工或原領班。 1924 年， 在上海外商紗廠工作或實習過的樓秋泉、 余鐘祥到無錫申新三廠出任技術員，從事管理和技術改革工作， 他們從運轉到保全，從行政到技術， 進行多方面的改革， 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使各車間的面貌煥然一新。1925 年， 在上海大中華紗廠技師汪孚禮的主持下， 無錫申新三廠建立了 “科學管理” 的制度。另一名與汪孚禮齊名的紡織專家朱仙舫， 原在上海恒豐紗廠和申新二廠工作， 后被常州大成紗廠聘為總工程師。 無錫薛家永泰絲廠早期最出色的管理人員則是來自上海日商絲廠的徐錦榮。 此類事例， 不勝枚舉。

江南地區許多企業較早地采用了現代的管理制度， 培養出了一大批堪當重任的技術力量。

繅絲業方面， 僅薛壽萱經營的無錫永泰絲廠就舉辦8 期練習班， 這些學員報酬較低， 但具有新式的管理知識， “當他們成為正式職員后， 同行之間也就產生了競爭”。 棉紡業方面，無錫慶豐紗廠管理者唐星海畢業于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專業， 為了培養人才， 開辦了無錫慶豐紡織人員養成所， 自任所長和教師， 還聘請了許多知名專家來任教， 學員全部通過考試選拔。在榮家等企業中， 更不乏高素質的技術員工。這些高素質、 相對低報酬的技術人員不可能長期留在一個廠中， 必然會向外圍地區擴散。 據榮家企業的一位管理者回憶， 他們一向支持智力勞動者流動， “申新技工跳到別廠去做工程師， 申新從不阻攔， 我曾到外地去， 碰到很多人是申新的技工跳出去當工程師”。

上海、 南京、 蘇州等地由政府和其他社會力量創辦的高等學府， 密度相對較大， 十分有利于江南地區人才的培養。 江南地區許多企業創辦了職業學校， 甚至大學 （如江南大學、 南通大學等）， 這些學校培養了一大批人才， 不斷地向內地擴散。

南通大生紗廠的創始人張謇寫道： “我國之有紡織業也， 緣歐人之設廠于上海始。 歐人之始設廠， 輒募我十數不識字之工人， 供其指揮； 久之此十數工人者， 不能明其所以然， 而粗知其所受指揮之當然。 由是我之繼營紡織廠，即募是十數工人者為耳目， 而為之監視其工作者， ……強半從是十數工人而竊其緒余?！?1905年， 張謇建設南通工程項目時， 同樣從上海、寧波招收了大量的技術工人。

徐州 “南方幫” 技術工人的始祖包東升，自幼在上海機械行業學鉗工技術。 到徐州后，為張勛修理武器和籌辦電燈廠， 并于1917 年成為徐州電話公司的主要技術人員。 1914 年， 徐州首家電燈廠中， 操作發電設備及安裝線路的技術工人黃美茂， 為上海浦東人， 原在上海閘北水電廠工作； 徐仁根， 自幼在上海學習機械技術。 黃美茂和徐仁根到徐州后， 為了開展工作， 又陸續在上海招進一批技術工人。 徐仁根后在徐州電燈廠機器間任技術工長。 1923 年在徐州創辦慎昌五金機器廠， 為徐州第一家民營機械企業。 這家企業培養出許多技術骨干， 如山東濟寧拖拉機廠長章文燦， 河南鄭州柴油機總廠工程師曹景武， 上海冶金礦山機械廠工程師欒品來， 徐州風動工具廠工程師李連根， 徐州農機廠工程師王炳華， 徐州電力修造廠廠長趙創慶等。 南方幫人物王步禮除參與創建電燈廠外， 還在徐州協助開辦宏裕蛋廠。

徐州最早的咸利元肥皂廠創辦及技術人員王樸山， 自幼在上海卜內門公司肥皂廠工作，對各種制皂技術非常熟練。

智力勞動者從上海向江南其他地區以及由江南向蘇北等地的流動， 帶有明顯的技術傳播趨勢。 通過這些智力勞動者的不斷流動， 把上海及江南地區的技術優勢逐步擴散到蘇北乃至全國， 有利于促進蘇北和全國其他地區經濟與江南地區協同發展、 共生共贏。

由上可知， 江南地區勞動力市場具有明顯的梯層性， 這一市場體系以上海為中心， 吸引并容納了附近地區技術程度較高的勞動力， 而當這些勞動力匯聚上海后， 又留下了大量的農業工作， 吸引蘇北等地技術水平相對較低的體力勞動者來填補這一市場空隙。 當上海以外的地區新式產業層層發展起來后， 上海又向江南其他地區、 向蘇北和內地提供了大量的高素質勞動力， 形成勞動力市場的梯度循環。 通過體力和智力勞動者不斷的流動， 各地勞動力的技術水平越來越得以提高， 從而促進了各地經濟和社會的進一步發展。 可以說， 開放的市場永遠是底層民眾真正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