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成本上升、要素替代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

龔斌磊，肖雅韻，徐 君，袁菱苒

（浙江大學 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公共管理學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轉移，為工業部門的發展提供了充沛的勞動力資源，為中國經濟增長奇跡作出了巨大貢獻。但與此同時，農村剩余勞動力在不斷減少，逐漸從勞動力無限供給轉為勞動力供給短缺，農業勞動力成本隨之攀升。據《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數據顯示，全國平均每畝勞動日工價由1978年0.8元升至2020年11.6元①使用1978-2020年全國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進行平減，以1978年為基期，即1978年的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為1。。勞動稟賦及價格的變化勢必對農業生產造成影響。當前，我國農業正處于從傳統粗放型向高質量轉型的關鍵時期。而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是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引擎，助力建設農業強國的關鍵路徑[1]。勞動力成本上升會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產生什么影響？回答這一問題對在城市化和工業化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如何促進農業高質量發展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一、文獻綜述

目前，學術界關于勞動力成本上升與農業生產展開了廣泛的研究。一是研究了勞動力成本上升背景下的生產替代行為。鐘甫寧認為為應對勞動力成本上升，生產者會選擇要素替代或產品替代[2]。要素替代，即在要素價格上升的背景下，不改變生產的種類，但通過市場機制調整要素投入結構，選擇相對價格低的要素來替代相對價格高的勞動要素。產品替代，即選擇改變產品種類，生產高投入高產出高價值的產品替代低投入低產出低價值的產品，以彌補高昂的勞動力成本。Tian等研究發現勞動力成本上升會導致勞動力投入大幅下降，并發現土地、化肥和中間投入是勞動力的凈補充，而機械是勞動力的凈替代；此外，農戶為應對勞動力成本上升，會轉向集約使用化肥的糧食生產，并從小麥和玉米生產轉向水稻生產[3]。陳蘇等認為在勞動力成本不斷上漲的背景下，機械、化肥是勞動力的替代，但機械對勞動力的替代會受到技術條件和農藝特性等因素的制約[4]。鄭旭媛等的研究發現，勞動力成本上升誘致農戶利用機械替代勞動，地形在這一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耕地中坡耕地比例高的地區，這種正向的誘致作用會被削弱[5]。Yamauchi的實證結果表明，勞動力工資上漲促進了規模經營和機械替代勞動，在實際工資不斷上漲的背景下，相對較大（?。┮幠５霓r場的優勢逐漸增強（減弱）[6]。

二是考察了勞動力成本上升對生產結構和種植模式的影響。例如，Li等考察了勞動力成本上升對農業生產結構和模式的影響，并討論了勞動力成本上升對生產者關于投入組合（替代效應）、產出水平和產品質量（產出效應）的決策影響，研究發現土地密集型產品的生產者更注重調整投入結構，而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者更注重調整產出選擇，生產者適應策略的不同導致農產品生產布局的變化，低價值的大宗產品趨于集中在平原地區，而高價值的園藝產品趨于集中在坡度較陡的地區[7]。Yan 等研究發現勞動力成本上升顯著增加了糧食以及三大主糧的種植，但降低了其他糧食作物以及經濟作物的種植，要素替代是種植模式變化的重要原因[8]。張寒等考察了勞動力成本上升對商品林種植結構的影響，研究表明，勞動力成本上升對農戶增加用材林種植比例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供不應求的林業社會化服務會削弱這種促進作用[9]。

三是研究了勞動力成本上升引發的機械外包服務及規模經營。Zhang 等從分工角度，發現農民將一些電力密集型生產階段（如收割）外包給專業的機械化服務提供商以應對上漲的勞動力成本[10]。金玲等研究表明，勞動力成本上升增加了對農機社會化服務的需求，促進了農機社會化服務市場的發育[11]。農機社會化服務這一農業生產環節作業外包服務體現了專業化分工[12]，緩解了勞動力成本上升背景下的機械替代勞動的要素約束，有研究表明，農業生產作業外包服務促進了農地經營規?；痆13]以及農村土地流轉租金上漲[14]。張永占等研究發現，為應對農村勞動力工資上升，糧食規模戶會調整作業時間，避免用工高峰，農時成為影響規模經營發展的重要因素[15]。

四是從農產品貿易視角考察了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影響。李谷成等實證結果表明，由于農業勞動力成本上升產生的價格效應大于要素替代和產品替代效應，農業勞動力成本上升顯著降低了我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16]。李谷成等認為勞動力成本上升對農產品出口技術復雜度有著顯著的負向作用，但存在門檻效應，隨著勞動生產率提升，其負向作用會逐漸削弱，直至消失，并且勞動力成本與勞動生產率耦合協調度高的地區，出口技術復雜度也更高[17]。

進一步聚焦要素替代視角，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中國農業生產呈現出節約勞動和資本深化的要素替代趨勢[18]。有研究表明，1978-2010 年中國農業資本對勞動的平均替代彈性為1.529[19]。Wang等的研究表明，機械相對勞動的價格的大幅下降加快了機械替代勞動[20]。王曉兵等認為機械相對勞動的價格下降是玉米生產中機械快速替代勞動的原因[21]。蔡健等發現勞動力與農業機械相對價格的提升促使農戶對農業機械技術需求增加，并得益于于華北平原地形平坦開闊，可以借助服務外包形式獲得機械化服務[22]。張寒等研究發現，勞動力成本上漲導致農戶在營林投入結構中，加速使用資本替代勞動[23]。這些文獻均表明，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化會促使要素替代的發生。然而，在現實生產中，要素替代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發生不僅取決于要素相對價格，還取決于要素替代的難易程度。吳方衛等的研究表明，考慮到要素替代的難易，勞動力價格提高會導致蠶桑生產的資本品投入以種子、化肥、農藥等生物化學品為主，因而機械對勞動的替代有限，直接導致要素結構調整方向的偏離，并且要素替代難度加劇了勞動力價格上升對桑蠶生產的抑制效應，導致農戶退出桑蠶生產[24]。要素替代成本越高，農戶退出農業生產以及農地流轉的概率越大[25]。

可見，要素替代難易程度在勞動力成本上升誘致要素替代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從而影響農業生產。在農業生產中，要素替代難易程度因地形和作物而異。一方面，農業生產的要素替代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自然生產條件的影響，從而影響農業生產經營。耕地條件的坡度和集中度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機械作業的可行性以及機械替代勞動的難度[26]。有研究發現，在地形相對平坦、機械化相對容易的平原地區，要素替代和規模經營會削弱農村勞動力價格上漲對糧食生產的負面影響[27]。然而，相比于平原地區，非平原地區“機械-勞動力”技術替代彈性還處于上升期，機械對勞動力的替代是有效的但并不充分，因此在糧食生產中的機械技術水平落后于平原地區[28]。以浙江為例，由于浙江多丘陵山區，因此不利于機械的發展，機械對勞動的替代彈性較小，從而導致耕地經營方式的改變[29]。

另一方面，農業勞動力成本上升誘致的要素替代難度因作物而異，導致農作物種植結構發生變化，從而影響農業生產。董曉霞等在北京周邊地區農業生產結構調整的研究中發現，隨著農民外出就業時間的增加，投入農業生產的時間減少，勞動力機會成本的上升會制約蔬菜、水果和干果等勞動力密集型農作物種植面積的擴張[30]。胡雪枝等認為，農業勞動力短缺對不同作物的影響與作物的生產要求相關，機械替代勞動力的要素配置，對于適宜機械化生產的作物（如小麥）單產沒有影響；反之，對勞動力密集型的作物（如棉花）的單產會產生負向沖擊，這間接表明農戶可以通過調整作物的種植結構來應對農業生產中不斷攀升的勞動力成本[31]。鐘甫寧等研究發現，隨著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外出務工會導致農戶增加機械要素投入以及增加易于機械替代勞動的糧食播種面積占比，從而整體上增加了糧食播種面積[32]。

綜上，現有文獻圍繞勞動力成本、要素替代、農業生產展開了一系列討論，但對于勞動力成本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關系鮮有研究，更遑論探討勞動力成本、要素替代、農業全要素生產率三者之間的關系。而全要素生產率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能，既是農業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驅動因素，也是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衡量指標[33]，因此有必要將落腳點轉向農業全要素生產率，考察勞動力成本上升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理論上，勞動力成本上升會誘發要素替代，可能會優化生產要素組合，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產生倒逼效應，從而推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長[34-35]。一些研究認為，機械替代勞動可能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和產量有著積極影響[36-39]。然而，在現實農業生產中，由于要素替代面臨資源稟賦受限、要素市場不完善以及生產組織落后等諸多阻礙，倒逼機制很可能出現失靈，無法發揮出調整要素投入結構、優化生產要素配置的作用，從而不能抵消勞動力成本上升帶來的負面沖擊，導致農業全要素生產率下降[40]。并且勞動力成本上升還會帶來一系列負面影響，如壓縮農戶利潤空間、約束農戶現金流水平、提高農戶退出農業生產的風險、加劇農業生產萎縮、引發要素配置扭曲等，進一步降低農業全要素生產率。

因此，本文將從要素替代視角出發，討論農業勞動力成本上升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并進一步探討地形條件和種植結構在其中發揮的機制作用。相較于以往研究，本文可能的貢獻在于：一是以誘致性技術創新理論為基礎，將勞動力成本、要素替代、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納入統一的研究框架；二是揭示了地形條件和種植結構在勞動力成本上升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產生影響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機制；三是利用長面板的中觀縣級數據進行實證，比利用宏觀省級數據的研究更加細致，比利用微觀農戶數據的研究更具代表性。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1.勞動力成本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

一方面，勞動力成本上升因加重成本負擔導致生產萎縮，抑制經濟增長[41-42]，對全要素生產率產生負面影響。具體來看，勞動力成本上升壓縮了農業生產者的利潤空間，降低農戶預期收益，會增加農戶退出農業生產的可能性。不僅如此，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會約束現金流水平[43]，擠壓了農戶用于購買技術裝備的資金，阻礙了農業生產的技術升級，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產生不利影響。另一方面，雖然農戶可以通過轉變生產方式、調整投入要素結構以應對勞動力成本上升，但受制于資源稟賦、資金約束、要素市場發育滯后以及農戶分散生產的組織形式[44]等，短期內很難迅速調整生產結構和使用要素替代來緩解勞動力成本上漲。由于不能充分實現投入要素的有效替代和要素結構的優化升級，可能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倒逼效應失靈，反而將要素結構鎖定在低端層次，從而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產生不利影響[40]。最后，勞動力成本上升這一負面沖擊，還可能造成土地的大量撂荒和閑置、農藥化肥的過量使用，引發要素配置扭曲，降低農業全要素生產率[45]。因此，本文提出假說：

假說1：勞動力成本上升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產生負面影響。

2.地形坡度效應

Hicks認為投入要素相對價格變化會誘發創新，尤其是節約相對昂貴要素的發明與技術[46]。Hayami等進一步提出了農業誘致性技術創新理論，即不同國家的資源稟賦不同，導致投入要素相對價格不同[47]。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化會誘發替代勞動力為主的機械技術進步和替代土地為主的生物化學技術進步[48-49]。在現實生產中，要素替代不僅取決于要素相對價格，還取決于要素替代的難易程度。地形會通過影響農機作業可行性和公路交通可達性的阻隔效應對農業機械化產生影響[26]。一方面，地形崎嶇、坡度起伏大、耕地細碎化的地區，機械作業的難度大、成本高，農機作業的可能性低；與此同時，復雜的地形不僅增加了修建機耕道的難度，還制約了農機的交通運輸。另一方面，地勢起伏大、地形坡度陡的地區，往往缺乏與機械作業配套的基礎設施，并且農機社會化服務也相對滯后。因此，相比于坡耕地比例低的地區，在坡耕地比例高的地區，由于地形復雜、地塊細碎、地勢落差大等原因，機械替代勞動力更難，從而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負面影響更強。因此，本文提出假說：

假說2：耕地中坡耕地比例高會加劇勞動力成本上升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負面影響。

3.種植結構效應

一方面，相比于經濟作物，糧食作物更容易實現機械化，并且在現實中，糧食生產的機械化進程較快[5]，原因在于：一是糧食作物易于實現機械化生產，相比于需要勞動密集投入的經濟作物，糧食作物在翻耕、播種、收割等環節比較簡單，相應的機械技術也較為成熟；二是糧食作物的勞動投入密集度較低，而土地投入密集度較高，因此糧食作物一般連片成面地大面積種植，利于大規模機械作業，并且大面積作業可以分攤農機成本，實現農機作業的規模經濟[2]。另一方面，相比于糧食作物，經濟作物的農機研發和推廣相對落后，因此實現經濟作物的機械替代勞動相對困難。綜上，相比于經濟作物，糧食作物，尤其是稻谷、小麥、玉米三大主糧更容易實現機械替代勞動。因此，勞動力成本上升使理性的農戶擴大糧食作物的種植，而減少經濟作物的種植?？紤]到糧食作物的投入產出比、生產率要低于經濟作物，這將導致整體農業全要素生產率下降。因此，本文提出假說：

假說3：勞動力成本上升會促使種植結構的趨糧化，考慮到經濟作物相對高效，從而導致總體農業全要素生產率下降。

三、模型構建、變量測度與數據

1.生產率測算模型

參考鄭志浩等[50]等研究，本文采用超越對數隨機前沿分析法測算農業全要素生產率，設定如下：

其中，i表示縣；t=1993,…,2015，表示涵蓋的年份；yit表示各縣農林牧漁業總產值（1990年不變價）；Xj表示投入要素，包括勞動、土地、機械、化肥，分別以鄉村農林牧漁業勞動力（人）、農作物總播種面積（公頃）、農業機械總動力（千瓦特）和化肥施用量（噸）衡量；時間趨勢T表示中性的技術進步；vit是經典白噪聲項vit～N(0,) ；uit表示技術非效率項，相應的技術效率定義為exp(-uit)。本文采用BC92模型估計超越對數生產函數[51]。

2.生產率決定模型

首先，為研究勞動力成本上升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本文構建模型（2）：

其中，模型中變量的下標i表示縣，p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μi是縣固定效應，vt是年固定效應，εipt為隨機擾動項。TFP是使用超越對數隨機前沿分析法測算的各縣的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對數形式。Wage代表各省的農業勞動力成本（對數形式）。Z是一系列控制變量，具體包括年末實有耕地面積、有效灌溉面積、農村用電量、人均糧食占有量等。其中，本文使用年末實有耕地面積變量衡量資源稟賦、農村用電量衡量農村電力供應水平[52]、有效灌溉面積變量衡量水利基礎設施條件、人均糧食占有量衡量糧食生產地位，人均糧食占有量越高的地區，糧食生產地位越重要，保障糧食安全的責任越重，并且國家對這些地區的種糧補貼和扶持力度也更大，因此，糧食生產地位可能會影響農業種植結構和農業全要素生產率[5]。

其次，為研究耕地中坡耕地比例高會加劇勞動力成本上升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負面影響，本文構建模型（3）：

Hill表示地形變量，根據《土地利用現狀調查技術規程》，并參照鄭旭媛等[5]，本文用耕地中坡度≥6°的耕地所占比例代理。

最后，為研究勞動力成本上升會引起種植結構調整，本文構建模型（4）：

Sown表示某一農作物播種面積占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的比重（對數形式），n表示第n種農作物。

3.變量選擇、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本文的農業投入產出數據基于原農業部縣級農作物數據庫，構建1993-2015 年中國大陸2463個縣的縣級非平衡面板數據。該數據庫記錄了1985-2015 年縣級的農林牧漁產值和主要農業投入產出數據，被廣泛應用于測算中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參照龔斌磊[52]、Gong[53]，本文將1990年不變價格計算的縣級農林牧漁總產值視作農業產出變量；將勞動、土地、化肥和機械作為四種投入，其中勞動力采用鄉村農林牧漁業從業人數（人），土地采用農作物總播種面積（公頃），化肥采用農用化肥施用量（噸），機械變量采用農業機械總動力（千瓦特）。此外，本文使用的年末實有耕地面積、有效灌溉面積、農村用電量、人均糧食占有量、農作物總播種面積以及糧食、三大主糧、經濟作物、棉花、油料、糖料、油菜籽、蔬菜、水果的播種面積數據也均來自于該數據庫。其中，三大主糧播種面積使用稻谷、小麥、玉米的播種面積之和，經濟作物播種面積使用棉花、油料、糖料、蔬菜、水果的播種面積之和。

本文使用的耕地中坡耕地比例數據來自于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日本經濟產業?。∕ETI）聯合開發的數字高程模型數據源（NASA ASTER Global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V003)。本文的勞動力成本數據用來自于《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的勞動日工價和雇工工價代理?！度珖r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記錄的勞動日工價起始年份為1993年，雇工工價起始年份為1988年[5]。其中，勞動日工價是指每個勞動力從事一個標準勞動日的農業生產勞動的理論報酬，用于核算家庭勞動用工的機會成本；雇工工價是指平均每個雇工勞動一個標準勞動日（8 小時）所得到的全部報酬（包括工資和合理的飲食費、住宿費、保險費和招待費等）。由于2004 年以后，《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不再記錄分省份作物的勞動日工價數據，因此，本文在1993-2003年使用勞動日工價代理農業勞動力成本，2004-2015 年使用雇工工價代理農業勞動力成本。由于沒有縣級勞動日工價、雇工工價數據，本文使用《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中早秈稻、中秈稻、晚秈稻、小麥、玉米、大豆、花生、油菜籽、棉花、甜菜、甘蔗11種主要農作物的省級勞動日工價、雇工工價數據計算各個省份的勞動日工價、雇工工價。參照鄭志浩等[50]填補數據的方法，本文具體做法如下：首先，將有該作物品種記錄省份的畝均勞動日工價、雇工工價的平均數視為沒有記錄省份的該品種農作物的畝均勞動日工價、雇工工價；其次，將分品種農作物的畝均勞動日工價、雇工工價與對應作物品種的播種面積相乘，獲得分品種農作物的總勞動日工價和總雇工工價；再次，將各省份的全部農作物品種的總勞動日工價、總雇工工價分別加總得到各省份總的勞動日工價、雇工工價；最后，除以各個省份的早秈稻、中秈稻、晚秈稻、小麥、玉米、大豆、花生、油菜籽、棉花、甜菜、甘蔗的播種面積之和，得到畝均的勞動日工價和雇工工價，即為每個省的畝均勞動日工價和畝均雇工工價。本文在填補省級勞動力成本數據時，所使用的省級分作物播種面積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但由于粳稻播種面積數據難以獲得，本文在填補省級勞動力成本時將粳稻排除在外。本文的描述性統計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變量基本統計量

四、實證分析

1.基準回歸分析

表2報告了對模型（2）的參數估計結果。第（1）-（4）列逐步加入各類控制變量，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始終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存在顯著負向影響。具體而言，以第（4）列為例，勞動力成本每提高1%，縣級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平均降低0.048%。上述結果驗證了假說1?？紤]到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勞動力成本滯后一期作為穩健性檢驗，見表2第（5）和（6）列。第（5）和（6）列顯示，勞動力成本滯后一期的估計系數分別為-0.185、-0.041，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說明基準回歸結果較為穩健。

表2 勞動力成本上升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估計結果

2.地形坡度效應分析

表3 展示了模型（2）考慮地形條件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估計結果。第（1）和（2）列中，從勞動力成本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回歸系數來看，估計系數均為負，并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勞動力成本上升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有顯著的負向作用；勞動力成本與6°及以上坡耕地比例的交互項，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結果顯示，在坡耕地比例較高的地區，勞動力成本對于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負向沖擊更大，驗證了假說2。

表3 考慮地形條件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

究其原因，在勞動力成本上升之后，農業生產者會調整其要素投入結構，盡可能減少勞動要素的投入，轉向增加其他要素以維系農業生產。因此，理性的農戶會選擇減少勞動投入、增加機械投入，以機械替代勞動的方式應對勞動力成本上升。然而，機械對勞動的替代需要結合現實的農業生產條件，相比之下，坡耕地比例較高的地區耕地空間變化更加復雜，地塊破碎且分散，農業機械難以發揮作用，機械穩定性將受影響，不利于農機的大面積推廣和工作，機械對勞動的替代難度相對較大，因而在坡耕地比例較高的地區，勞動力成本上升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有著更大的負效應。

本文采用勞動力成本滯后一期作為穩健性檢驗，估計結果如表3 第（3）和（4）列所示。第（3）和（4）列勞動力成本的估計系數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勞動力成本上升顯著降低了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同時，勞動力成本與坡耕地比例的交互項也都至少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為負，表明耕地中較高的坡耕地比例加劇了勞動力成本上升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負面影響。

3.種植結構效應分析

表4報告了模型（4）的估計結果，展示了勞動力成本上升對不同作物播種面積的影響?？紤]到內生性問題，直接采用勞動力成本滯后一期回歸。第（1）列表明，勞動力成本上升對糧食播種面積占比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勞動力成本每上升1%，糧食播種面積占比平均提高0.032%。進一步研究中，第（2）列結果表明，勞動力成本上升對糧食的正向影響主要體現在稻谷、小麥、玉米三大主糧播種面積的顯著擴大。第（3）-（7）列的結果表明，勞動力成本每上升1%，經濟作物以及棉花、油菜籽、蔬菜、水果的播種面積占比分別下降0.120%、0.151%、0.189%、0.083%、0.275%，表明勞動力成本上升顯著降低了經濟作物的播種面積。這與不同作物生產模式相關，糧食作物，尤其是稻谷、小麥、玉米三大主糧的標準化生產化水平要遠高于經濟作物[8,54]，經濟作物不易實現機械化生產，機械替代勞動的難度相對較大。在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后，理性的農戶會縮減經濟作物的種植，而增加糧食作物的種植。然而，經濟作物的生產率要高于糧食作物，例如Padilla 研究表明水果種植的生產率要明顯高于玉米種植的生產率[55]。并且經濟作物播種面積占比的增加能顯著促進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56-57]。勞動力成本上升導致的“增加糧食作物種植、減少經濟作物種植”這一種植結構變化會降低總體的農業全要素生產率，驗證了假說3。

表4 勞動力成本上升對不同作物播種面積的影響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從誘致性技術創新理論出發，考慮到要素替代不僅取決于要素相對價格，還取決于要素替代的難易程度，將現實的地形條件、作物特性等納入勞動力成本上升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分析框架，通過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闡釋了地形坡度效應和種植結構效應在勞動力成本上升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影響過程中的機制作用。

研究表明，農業勞動力上升會顯著降低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在這一過程中地形條件和種植結構發揮著重要作用。相較于耕地中坡耕地比例較低的地區，耕地中坡耕地比例高的地區，由于地形復雜、地面崎嶇，機械替代勞動的難度大，會加劇勞動力成本上升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負面影響。相較于經濟作物，糧食作物，尤其是三大主糧更適宜機械化生產，易于實現機械替代勞動。因此，勞動力成本上升會引起“增加糧食作物種植、減少經濟作物種植”的結構調整，考慮到糧食作物比經濟作物的投入產出比、生產率更低，種植面積趨糧化降低了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因此，面對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沖擊，需要密切關注地形條件和種植結構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

本文的研究結論對于中國加快農業機械化、保障糧食安全、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具有一定的政策涵義。首先，研究結論有助于科學、全面地判斷中國農業生產變遷和農業結構調整的趨勢。雖然勞動力成本上升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有負面沖擊，但對于耕地坡度比例低的地區，受到的負面沖擊較??；對于適宜機械化生產的糧食作物，受到的負面沖擊也較小，因為農戶可以通過投入要素替代和種植結構調整來應對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負面沖擊?？梢灶A見，隨著中國農業勞動力不斷上升，平原地區面臨的負面沖擊較小，并出現糧食作物集中在平原地區進行機械化生產的趨勢，而在丘陵山地地區，則會出現種植高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經濟作物的趨勢[2]，因為丘陵山地地區難以實現機械替代勞動，當理性的農戶不能非農就業的情況下，反而會將全部勞動力投入到高勞動投入成本、高附加值的經濟作物中[5]。

其次，在中國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的背景下，要實現機械替代勞動，政府必須要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具體來說，加強農業機械的研發和創新，特別是研發適宜丘陵山地地區的中小型農具、便攜式農具，同時也要提高平原地區的機械化水平，促進全過程規范化、標準化、機械化種植；加快建設農機服務市場和推進農機社會化服務，政府應積極為農戶提供農機服務信息和相關支持服務，促進農機服務市場范圍的擴大和規模經濟的實現；同時，增加農機購置補貼，允許貼息貸款，提高農戶購買機械的積極性；此外，還要加強農業配套設施建設，修筑機耕道、農田道路等，以緩解地形對機械替代勞動的阻隔。

最后，需要密切關注勞動力成本上升后對種植結構和糧食安全的影響。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后，種植模式發生變化，減少經濟作物種植，增加糧食作物種植，并且在糧食作物內部，更多轉向稻谷、小麥、玉米三大主糧的種植。糧食播種面積的擴大，對保障中國糧食安全具有重要意義。然而，糧食生產的持續擴張可能會擠占經濟作物的生產空間，不僅加深農產品供需矛盾，還會降低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因此，要把握勞動力成本上升帶來糧食生產擴張的機遇期，及時淘汰低效低產的糧食種植，加強稻谷、小麥、玉米種質資源的研發，培育發展優質、高產、抗病蟲、低倒伏的新品種，依靠技術進步和制度革新提高糧食作物的生產率。同時，要優化農作物種植結構，合理分配要素資源，穩步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