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盟到“東盟世界”：東南亞地區秩序構建的全球意義

翟 崑

內容提要：當今世界，東盟面臨的內外部環境發生新的變化，大國競爭勢能持續增加，東盟致力于打造的包容性地區秩序同樣處于正增長態勢?；仡櫀|南亞地區秩序的構建歷程，東盟從被動參與者逐漸演變成為地區秩序塑造者，形成了“東盟世界”的空間形態與理論雛形?！皷|盟世界”的興起不是憑空產生，亦非東盟純粹自發性的結果，而是東盟國家之間、東盟與大國、東盟與全球三大維度的復雜系統合成?！皷|盟世界”在認知層面來源于東盟對內外部世界的體悟與反思，在實踐層面來源于東盟國家之間以及東盟與外部世界互動的經驗邏輯?！皷|盟世界”不是單一靜態概念，而是動態的概念集合，可以從宏觀層面展現東盟建立的跨區域全球網絡的搭建過程，為世界政治呈現動態的東南亞區域概念系譜圖變遷，也為“全球南方”參與國際秩序構建提供范例。

理解東南亞地區的世界屬性是宏觀把握地區演進的關鍵視角，其本質是探尋東南亞地區在世界政治譜系中的空間定位。如果從中心—邊緣敘事出發，東南亞自然歸位于邊緣定位。(2)如世界體系理論視角下的東南亞，參見王正毅：《邊緣地帶發展論：世界體系與東南亞的發展(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但對東南亞地區秩序的演變而言，邊緣敘事忽視了東南亞地區在長時段歷史演進過程中的主體性和中心性。著名東南亞研究大師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探討過東南亞與世界主義(cosmopolitism)。在他的分析中，東南亞地區流行的世界主義是世界其他地區的典范。(3)Pheng Cheah，“Benedict Anderson’s Cosmopolitan Leanings and the Question of Southeast Asian Subjectivity，” in Gerard Delanty ed.，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osmopolitanism Studies，London：Routledge，2018，pp.494-504.以19世紀末為例，彼時的東南亞是連接世界的關鍵樞紐，早期全球組織網絡塑造了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運動，一幅以東南亞為中心的世界史敘事就此展開。(4)參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全球化時代：無政府主義者與反殖民想象》，董子云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著名東南亞歷史研究大師哈里·本達也曾編著東南亞歷史讀本，其合集名為《東南亞世界》。(5)Harry J. Benda and John A. Larkin，The World of Southeast Asia：Selected Historical Readings，New York：Harper &Row Publishers，1967.

由此可見，探討東南亞的世界區域屬性并非新問題，早期東南亞與全球的互動繪制了相互聯系和充滿活力的世界區域圖景。(6)Geoffrey C. Gunn，“East-Southeast Asia in World History：The Making of a World Region，” TRaNS：Trans-Regional and -National Studies of Southeast Asia，Vol.2，No.1，2014，p.25.這里的“世界區域”是“根據共同的文化和歷史劃分的大型社會空間群體”(7)Martin W. Lewis and K?ren E. Wigen，The Myth of Continents：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157.，今天討論的“東盟世界”是世界區域的當代詮釋，是東南亞地區嘗試自主創造的“空間觀”。(8)參見翟崑：《探索后冷戰時代東南亞地區的演進之道》，《東南亞研究》2019年第6期，第3頁?！皷|盟世界”要回答的核心問題是在東南亞地區演進過程中，東盟如何參與地區和全球互動，影響地區秩序構建，這種互動又如何反哺東盟。

一、東盟研究的爭鳴與共識

在東盟研究中，如何評估東盟是一個經典問題，也引起了學術界的熱烈討論。美國學者用“永無止境的東盟故事”來形容東盟安全共同體的發展歷程。(9)Stéphanie Martel，Enacting the Security Community：ASEAN’s Never-ending Stor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22.眾多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無法對東盟的成長曲線進行衡量，大多強調東盟的一方面成就，或是一方面弱點，進行片面的論述。(10)強調東盟弱點的研究大多聚焦結果導向，持有絕對主義觀點，認為東盟就應該按照西方國際組織的邏輯來實現某種目標，但是大多數此類預言都宣告失敗，如肖恩·納林認為21世紀的東盟會失去重要性。參見：Shaun Narine，“ASEAN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roblems and prospects，”The Pacific Review，Vol.12，No.3，1999，pp.357-380。因此，對東盟的研究評估引起了支持者與質疑者的二分之爭。(11)Richard Stubbs，“Debating ASEAN：A Response to Commentaries on ‘ASEAN Sceptics versus ASEAN Proponents’，”The Pacific Review，Vol.33，No.3-4，2020，pp.604-607.但若將東盟和其他區域型國際組織進行比較，我們會發現它早已超越了有用/無用之爭，而需要討論的是東盟已經成長到何種形態，發展到何種階段？東盟不是一個孤立興起的組織，也不是與傳統西方國際組織對立的南方聯盟，而是一個兼具了規范型與行政型特征的區域型組織。(12)Anja Jetschke &Patrick Theiner，“Time to Move On！Why the Discussion about ASEAN’s Relevance is Outdated，”The Pacific Review，Vol.33，No.3-4，2020，pp.593-603.

在東盟建立之前，東南亞本土社會尤其是馬來世界內部就已經有一套交往互動模式，因此不能用純粹的西方視角審視東盟內部及其與外部的互動邏輯。東盟在歷史上多次扮演了在大國之間、南北之間溝通對話的橋梁角色，既推動了地區合作，豐富了區域主義內涵，又將自己推向了中心地位，成就了“小馬拉大車”的典范。

長期以來，圍繞東盟與大國競爭、東南亞地區秩序等議題之間的關系，產生了大量研究成果。中國學者對東盟和地區秩序的研究集中在概念界定、秩序變遷等問題。比如，曹云華對東南亞地區秩序的層次界定：是大國和東盟關系的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大國和東盟關于該地區的制度安排或默認的規則；大國和東南亞各國為解決該地區沖突和維護地區和平、發展與繁榮而做出的各種努力。(13)參見曹云華：《論東南亞地區秩序》，《東南亞研究》2011年第5期，第4—13頁。而從東盟自身出發，魏玲認為東盟的本土實踐是塑造地區秩序的重要變量；中國和東盟關于地區秩序的共識體現在：東盟中心、多邊主義和開放地區主義。(14)參見魏玲：《本土實踐與地區秩序：東盟、中國與印太構建》，《南洋問題研究》2020年第2期，第1—14頁；魏玲：《伙伴關系再升級：東盟關切、中國責任與地區秩序》，《國際問題研究》2021年第6期，第32—53頁。劉阿明認為，東南亞地區秩序變化不僅與大國有關，也有賴于東南亞各國對地區秩序構建的認知和努力。(15)參見劉阿明：《權力轉移過程中的東南亞地區秩序——美國、中國與東南亞的角色》，《世界經濟與政治》2009年第6期，第38—46頁。劉若楠將東南亞地區秩序總結為，由大國力量對比、戰略互動以及地區中小國家的戰略選擇共同塑造。(16)參見劉若楠：《中美戰略競爭與東南亞地區秩序轉型》，《世界經濟與政治》2020年第8期，第20—44頁。

隨著美國“印太戰略”的興起，各國學者對東盟的關注熱度持續提升，他們圍繞東盟與地區秩序，討論了在大國戰略競爭的核心背景下，東盟角色如何與亞太秩序相互連接，東盟如何在大國競爭的背景下維護地區秩序穩定，東盟是否還能繼續維持中心地位，等等。(17)這類研究參見：Robert Yates，“ASEAN as the ‘Regional Conductor’：Understanding ASEAN’s Role in Asia-Pacific Order，”The Pacific Review，Vol.30，No.4，2017，pp.443-461；Robert Yates，Understanding ASEAN’s Role in Asia-Pacifc Order，Cham：Palgrave Macmillan，2019；Thitinan Pongsudhirak，“Locating ASEAN in East Asia’s Regional Order，”Asia Policy，Vol.13，No.2，2018，pp.52-56；Kei Koga，“Getting ASEAN Right in US Indo-Pacific Strategy，”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45，No.4，2022，pp.157-177。這些相關核心研究問題被查雯概括為：(1)地區力量平衡將如何變化；(2)中美競爭將如何影響東南亞國家的戰略選擇；(3)東盟在不斷變化的地區秩序中將扮演什么角色；(4)區域秩序將如何演變。(18)Zha Wen，“Southeast Asia amid Sino-US Competition：Power Shift and Regional Order Transiti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16，No.2，Summer 2023，pp.241-261.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和回答，從理論層面解釋了東盟與變化的地區秩序之間的復雜關系。

2017年10月，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組織了關于東南亞地區秩序的討論會，專門對東南亞地區秩序的概念和研究進行了討論。其中，提到觀察秩序變遷的一種方法，是從系統角度重點關注不同國家權力轉型和結構性變化。另一種是關注日常地區內部的變化與外部的聯系。(19)The Future of Region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A Report，6-7 October 2017，pp.12-13，https：// lkyspp.nus.edu.sg/docs/default-source/events-document/future-of-regional-order-in-southeast-asia-workshop-report_oct2017.pdf？sfvrsn=5300690a_0 [2023-11-20].因為東南亞地區不僅受到中美關系以及東盟與其他大國之間關系的影響，也包含了其他地區的參與者，不同區域都和東南亞有互動和聯系。日本、韓國、印度、歐盟都是本地區秩序的塑造者。

在新加坡學者陳思誠(Tan See Seng)看來，如果沒有東盟的主導參與，東南亞的任何區域安排都不可能取得成功。(20)Tan See Seng，“Rethinking ‘ASEAN Centrality’ in the Regional Governance of East Asia，” 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Vol.62，No.3，2017，pp.721-740.這是因為，從長時段來看，東盟的成長曲線與東南亞地區秩序的變遷軌跡基本重合，如果沒有東盟，東南亞地區確實難以實現長和平。從東盟建立之初，大國就始終無法單獨建立對東南亞地區的絕對單一領導力。東盟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大國對本地區的干涉，也使大國之間難以在本地區設置完全一致的議程。東盟之所以能夠成為地區秩序的積極推動者，正是因為大國之間長期存在的相互競爭。大國也樂于看到東盟主導地區秩序的構建，在大國看來，弱者的秩序主導不會對強者造成威脅。因此，由東盟管控地區秩序，促其相對穩定，是東南亞地區演進過程中的關鍵特征。(21)Hidetaka Yoshimatsu，“ASEAN and Great Power Rivalry in Regionalism：From East Asia to the Indo-Pacific，”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Vol.42，No.1，2023，pp.25-44.

新加坡前外交官馬凱碩認為，2023年的東盟正在成為“全球南方”的領頭羊，東盟與大國打交道的經驗，值得其他地區和國家學習。(22)Kishore Mahbubani，“Asia’s Third Way：How ASEAN Survives-and Thrives- Amid Great-Power Competition，”Foreign Affairs，Vol.102，No.2，Mar/Apr 2023，pp.130-134，136-141.東盟中心地位和外交靈活性，將使其能夠應對在秩序轉型中新出現的挑戰。(23)David Han and Shawn Ho，“Beyond 50：ASEAN’s Role in the Evolving Regional Order，”RSIS Commentary，No.159，Sep 4，2017，https：// www.rsis.edu.sg/rsis-publication/rsis/co17159-beyond-50-aseans-role-in-the-evolving-regional-order/ [2023-11-20].如果將東盟引導的區域建構視為動態過程，東盟自身已經被視為一種統合區域主義的“方法”。(24)Ceren Ergenc，ASEAN as a Method：Re-centering Processes and Institutions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ism，New York：Routledge，2021.由此可見，學者們已經開始超越東南亞地區層面，在更宏觀的層次考慮東盟與其他地區之間的互動。過去討論東盟與地區秩序多數是從東盟在地區層面的互動視角出發，而本文提出的“東盟世界”反映了更廣闊的全球復雜系統視角，聚焦了東盟國家之間、東盟與大國、東盟與全球三大維度，東盟國家之間組成了第一層東南亞本土地區系統，東盟與大國之間組成了第二層地區系統，東盟與全球則跨區域組成了復雜網絡?！皷|盟世界”的概念，既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東南亞地區秩序變遷事實、現象、邏輯的歸納總結，也是為世界政治中的秩序問題貢獻新視角的理論嘗試。

二、“東盟世界”的基本架構與概念集合

“世界”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空間”與“理性空間”?？臻g是社會實踐的產物，社會實踐參與了空間的構造。(25)參見鄭震：《空間：一個社會學的概念》，《社會學研究》2010年第5期，第167—191頁?？臻g概念是被社會建構起來的，但空間是社會再生產中的關鍵角色。(26)參見大衛·哈維：《時空之間：關于地理學想象的反思》，載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74—410頁。理性空間是一個開放性的元空間，其中的行為體不斷發現新的可能并能邁向新的階段，同時又是一個他者的空間，是在互動中不斷豐富完善的。(27)關于“理性空間”，參見文軍、黃銳：《“空間”的思想譜系與理想圖景：一種開放性實踐空間的建構》，《社會學研究》2012年第2期，第35—59頁。

“東盟世界”正是一個實踐型的理性空間，是關系互動邏輯組成的圈層結構，而非權力決定的地緣空間。在這一理性空間內部，東盟各國與合作國家都能提供想法，并且按照東盟設計的規范不斷完善空間屬性。這種想法或觀念包含東盟國家領導人對“國家—地區”的關系思考和政策優化。在東盟建立之初，新加坡外長拉惹勒南表示：“我們不僅必須考慮我們的國家利益，還要將其置于地區利益之上……區域存在意味著對我們各自國家的做法和思維進行痛苦的調整。我們必須做出這些痛苦而困難的調整。如果我們不這樣做，那么區域主義仍然是一個烏托邦?！?28)Jamil Maidan Flores and JR M.C.Abad，ASEAN at 30，ASEAN Secretariat，1998.在將近60年的實踐中，這一區域主義已經取得。

在理性空間的實踐過程中，如何應對外部世界尤其是外部大國與本地區的關系一直考驗著東盟智慧，與大國互動的經驗邏輯是東盟搭建跨區域合作網絡的實踐基礎。如果從“東盟世界”出發，東盟從來不是靜態的區域型國際組織，而是包容性秩序的打造者與跨區域連接的實踐者。今天以東盟為中心的跨區域架構已經成為“東盟世界”的結構基礎。

(一)“東盟世界”的基本架構

“東盟世界”指的是以東盟中心地位為基本特征，通過“東盟+”結構連接各行為體，從地區擴展到全球，向包容性秩序演化的復雜系統。迄今為止，東南亞地區秩序“東盟化”的趨勢仍然沒有減弱，以東盟中心為基本特征的地區系統逐漸成熟，并與周邊、全球秩序形成良性互動。在時間維度上，自1967年建立以來，東盟通過共同體建設和地區合作進程，多階段、多波次推動地區秩序的體系性成長。在空間維度上，“東盟+”的結構設計不僅有效容納了區域內外大小國家等利益相關方，而且在外部沖擊和內部調適中經受住了考驗。在規范維度上，東盟以共同體建設為基準，在合作進程中維持大國平衡、推廣“東盟方式”，構筑起居于網絡中心的制度性、規范性權力。無論在時間、空間還是規范維度，東盟作為相對弱勢行為體在強勢大國之間實現地區秩序創新，都創造了現象級事實，為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提出了新的課題。目前，學界對秩序的研究主要遵循三種路徑：第一，關注單位特征、排列原則的結構路徑；第二，突出合作進程、規范演變的社會路徑；第三，強調資源、位置與系統演化的生態路徑。結構—社會—生態三種秩序模式，也是地區秩序發展階段的度量表。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東盟世界”作為新的秩序形態，以期更系統、全面地概括東南亞地區秩序的發展狀態與趨勢。

(二)“東盟世界”的概念集合

“東盟世界”的概念集合囊括了“東盟方式”、東盟共同體、東盟中心地位、“東盟+”等原生概念?！皷|盟世界”的基本運行邏輯，就是東盟不斷確立和維護在地區合作中的中心地位的過程。東亞地區合作是從1997年到現在興起的各類東亞合作制度，包括“10+1”“10+3”，還有東盟地區論壇、東亞峰會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

“東盟中心地位”是東盟在這個地區架構中的圓心。目前，東盟中心地位是“東盟世界”的結構特征。中心性的概念涉及三個相互關聯的要素：第一，東盟作為東南亞以及東亞和亞太地區區域主義的中心；第二，東盟是亞洲地區國際社會發展的中心；第三，東盟是大國參與融入、合作建立地區秩序的中心。(29)三層關聯要素的討論，參見：I Gede Wahyu Wicaksana and Moch Faisal Karimb，“How Regional Organisation Survives：ASEAN，Hedging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29，No.5，2023，pp.659-679?！皷|盟+”結構是東盟與全球對話伙伴建立的制度性聯系，在所有結構網絡中，東盟都處于中心。而且，東盟不斷以“東盟+”這個結構將其連接范圍逐漸擴展到全球，從中國、日本、韓國擴展到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再把美國、俄羅斯連接進來。近年來，東盟還把歐洲重要國家如英國、法國還有德國一起連接進來。

“東盟世界”起源于東盟，東盟發展史上的重要時間節點成為塑造“東盟世界”的分水嶺。今天，這一空間覆蓋了從東南亞到亞太，再跨區域到拉美、非洲和歐洲。橫向上，“東盟世界”包含了東盟和所有對話伙伴關系國；縱向上，包含了東盟國家、東盟秘書處、東盟各層級的理事會和委員會以及各類二軌行為體。在“東盟世界”中，行為體之間按照“東盟方式”運行?！皷|盟世界”中的治理邏輯，是動態的過程導向。從組織視角看，包容性的組織擴員奠定了“東盟世界”的整體性；從制度視角看，“東盟+”機制的建立到實踐為“東盟世界”奠定了結構基礎，形成了東盟中心地位的動態結構；從規范視角看，“東盟方式”的提出和擴散為“東盟世界”確立了指導觀念。正如美國學者艾麗絲·巴(Alice Ba)對東盟的評價：亞洲地區秩序建設中最引人注目的進展，就是東盟進程超出了原有的東南亞范圍，形成了包括東南亞國家和其他國家的合作框架和平臺。(30)Alice Ba，“ASEAN and the Changing Regional Order：The ARF，ADMM，and ADMM-Plus，” in Aileen Baviera and Larry Maramis，eds.，Building ASEAN Community：Political-Security and Socio-Cultural Reflections，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2017，pp.146-157.

東盟的過程導向而非進展導向雖然引起了外界的質疑，但區域秩序是向和平方向演變的。(31)David Martin Jones and Michael L. R. Smith，“Making Process，Not Progress：ASEAN and the Evolving East Asian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2，No.1，Summer，2007，p.149.這是“東盟世界”得以形成的要素保障?！皷|盟世界”的互動內涵，是以非對抗性方式處理爭端，這種外交準則基于非正式的、安靜的外交，利用大量時間建立共識，拒絕將分裂問題擺在臺面，在正式磋商之前已經達成相關共識，從而尊重沖突各方的面子。(32)Timo Kivim?ki，“East Asian Relative Peace and the ASEAN Way，”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1，No.1，January 2011，pp.57-85.東盟能夠讓世界所有大國參與持續和實質性的對話進程。這不僅包括備受關注的峰會，還包括就廣泛的經濟、政治、生態和其他問題進行的各層級官方對話和商討具體的行動方案。亞洲、非洲和拉美的其他區域組織也與外部國家接觸，但它們沒有一個像東盟那樣常態化和制度化地展開對話合作。正如東南亞本土學者的評論，東盟雖然是一個區域組織，但它是一個小聯合國。(33)Sebastian Strangio，“Amitav Acharya on ASEAN and Its Discontents，”The Diplomat， Sep 29，2021，https：//thediplomat.com/2021/09/amitav-acharya-on-asean-and-its-discontents/ [2023-11-20].

三、“東盟世界”的建構歷程與生成路徑

“東盟世界”的生成，經歷了冷戰(1967—1991年)、后冷戰時期(1991—2017年)、“印太戰略”興起以來(2017年至今)三個發展階段，對應了不同時期的地區秩序構建。放眼更長時段，在前東盟時代，東南亞地區與世界之間就有緊密互動，曾形成了東南亞與全球聯通的貿易時代。東盟成立以后，面臨變動的地區與國際形勢，在與外部世界的互動中不斷重新定位東南亞與世界的關系。

(一)“東盟世界”的建構歷程

在1967年以前，東南亞地區尚未形成觀念上的整體區域意識。區域的概念一直在隨之變遷。東盟的成立是東南亞地區秩序構建過程中的重要節點事件，推動了作為區域的東南亞的發展，開啟了東南亞自主區域身份敘事。這是東南亞建立區域合作的成功嘗試。曾擔任泰國外長的他納·科曼(Thanat Khoman)在回憶東盟創立過程時評價：“弱國應該更多地依賴睦鄰互助，而不是為本國利益服務的強國，將自己的命運與遙遠的大國聯系在一起是無用的，甚至是危險的，因為遙遠的大國隨時可能切斷與較小和遙遠的盟友的聯系和義務”。(34)Thanat Khoman，“ASEAN：Conception and Evolution，” in The 3rd ASEAN Reader，Singapore：ISEAS，p.15.東盟的世界觀，可以結合2007年底東盟國家領導人簽署的《東盟憲章》考察。憲章第12章以對外關系為主題，對東盟如何建立對外關系、建立怎樣的對外關系都有明確的提法。其中，第41條表示“東盟的對外關系方針由東盟峰會根據東盟外長會議的建議來制定”。(35)ASEAN Charter，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8/November-2020-The-ASEAN-Charter-28th-Reprint.pdf [2023-11-20]，p.31.制度化的東盟峰會以及各層級會議，是觀察東盟國家之間以及東盟與世界互動的重要窗口，更是“東盟世界”空間存續的基本表現。

1.冷戰時期開啟制度化合作

冷戰期間，東盟先后通過了三大宣言(《曼谷宣言》《吉隆坡宣言》《巴厘宣言》)，舉辦了三場首腦會議(巴厘島峰會、吉隆坡峰會、馬尼拉峰會)，奠定了早期東盟內部的制度化合作基調。1967年，東盟五國外長簽署《曼谷宣言》，確定了東盟的三大原則——友好、合作與不干涉。1971年，東盟五國外長簽署的《吉隆坡宣言》宣布建立和平、自由的中立區 (ZOPFAN)。1973年，東盟五國同意建立秘書處，印尼主動擔任秘書處建設職責。1976年，第一屆東盟首腦會議通過《巴厘宣言》，決定建立東盟秘書處，暫時設在印尼外交部內。同時，東盟五國通過《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AC)(a.相互尊重所有國家的獨立、主權、平等、領土完整和民族特性；b.每個國家都有權在不受外來干涉、顛覆或脅迫的情況下領導自己的國家存在；c.互不干涉內政；d.以和平手段解決分歧或爭端；e.放棄以武力相威脅或使用武力；f.彼此間有效合作和平解決爭端)。這也成為東南亞地區歷史上達成的首個國際規范。第一屆東盟首腦會議的召開，也標志著東盟開啟了制度化和組織化進程。在此階段，東盟實現了區域身份和世界觀的躍升：既要有效避免外部大國干涉，同時要以東盟身份與域外國家展開對話。1974年澳大利亞成為東盟的第一個對話伙伴國家，1975年新西蘭成為東盟對話伙伴國家，澳新是最早與東盟建立對話關系的兩個國家。(36)本部分參考總結來自東盟官網，https：//asean.org/，包括ASEAN History、ASEAN Summit、External Partnership等部分。

1977年，在吉隆坡的第二屆東盟首腦會議上，東盟國家首次提出希望與包括柬埔寨、老撾和越南在內的地區所有國家發展和平互利關系。這是東盟空間從海洋世界向陸地世界兼容的關鍵一步。東盟五國通過高層外交和貿易往來，改善了與中南半島國家的關系。東盟五國一致認為，應進一步努力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擴大與這些國家的諒解與合作領域。同年，東盟與加拿大、歐盟、日本、美國、聯合國及其下屬機構開發計劃署(UNDP)建立對話關系。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東盟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場合予以譴責。這是東盟首次在國際社會尤其是大國之間展開外交活動，也為后來東盟擴員創造了國際聲譽。1979年，東盟就柬埔寨形勢向聯合國安理會提交提案。1981年，聯合國召集關于柬埔寨問題的國際會議，越南、蘇聯及其盟友國家予以抵制，但在東盟國家的斡旋下，柬埔寨三方勢力西哈努克、宋雙、喬森潘在新加坡開會同意建立聯合政府。1984年，文萊加入東盟，成為東盟的第六個成員國，這是東盟擴員的第一步。1987年，東盟成立20周年之際，在馬尼拉舉辦了第三屆東盟首腦會議，修正《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議定書，以便使東南亞以外的國家能夠加入該條約。這是東盟與外部國家建立關系互動的關鍵一步。同時，馬尼拉峰會認為，東盟應加緊努力解決柬埔寨問題，重申東盟和絕大多數國家一再發出呼吁，要求越南認真討論公正和持久地解決柬埔寨問題，包括越南軍隊完全撤出柬埔寨，以便柬埔寨人民行使自決權，讓柬埔寨成為中立國。

這一年，東盟六國開始探討與更多的第三國或國際組織/機構建立關系的可能性。同時，六國政府首腦同意在必要時每3—5年舉行一次會議。為了加強國家之間的協調，必要時可舉行各國外交部長和經濟部長聯席會議，為東盟國家之間的內部制度化合作奠定了基礎。1988年，印尼主持了關于柬埔寨問題的第一次雅加達非正式會議。第二年，印尼又主持了關于柬埔寨問題的第二次雅加達非正式會議，推動了1991年關于柬埔寨問題的巴黎會議的召開，東盟在幾次會議中都發揮了關鍵作用。(37)本部分參考總結來自Tommy Koh，eds.，50 Years of ASEAN and Singapore，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2017。1967年到1991年，東盟的大部分活動都致力于闡明區域秩序的愿景，強調主權、不干涉和地區國家不受大國操縱的重要性。這也是延續至今的區域規范。

2.后冷戰時期東盟的空間擴展

1991年標志著東盟的區域實踐開啟了新階段。這一年，東盟自貿區談判開始，東盟與中國建立對話關系，韓國也成為東盟的對話伙伴。東盟的合作空間開始在東亞展開。1992年，《關于南海問題的東盟宣言》在馬尼拉簽署，這是東盟在繼柬埔寨危機以后首次就南海問題達成共識。1993年，第26屆東盟部長會議同意建立東盟地區論壇(ARF)。1994年，東盟地區論壇正式建立，標志著亞太地區第一個安全對話機制的建立。1995年越南加入東盟，這是東盟第二次擴員，也是東盟包容性秩序構建的關鍵一步。同年，印度成為東盟對話伙伴國。1996年，中國和俄羅斯成為東盟對話伙伴國。

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沖擊之下，東盟+中日韓合作(10+3)開啟。這一年，老撾與緬甸加入東盟。再到1999 柬埔寨加入東盟，東盟十國的架構基本確立。1999年9月，在東盟倡議下，東亞-拉美合作論壇(FEALAC)成立，東南亞與拉美之間展開跨區域對話。2003年，東盟+中日韓機制運作應對非典，樹立了地區合作的典范。2005年，東亞峰會(EAS)首次舉辦，東盟、中、日、韓、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領導人相聚吉隆坡，開啟了以東盟為中心的最大合作架構(其后又增加了美國和俄羅斯)。同年，東盟獲得聯合國大會的觀察員地位。2006年，東盟宣布起草《東盟憲章》，東盟名人小組(EPG)包含東盟各國的代表，提供起草方案。2007年，《東盟憲章》在第13屆東盟首腦會議通過，成為東盟的綱領文件，確立了東盟的基本運行原則。2009年，東盟建立關于人權問題的政府間委員會(AICHR)，確立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所謂普遍人權觀，也向國際社會表明東盟的本土立場。2010年，東盟通過互聯互通總體規劃，旨在為域內外人員互動提供更便利的條件。2012年，巴西加入TAC，成為第一個簽署TAC的拉美國家。2016年，智利、埃及和摩洛哥加入TAC。東盟規范隨之成為區域間共識。

3.“印太戰略”興起以來“東盟世界”空間架構的搭建

2017年以后，隨著美國“印太戰略”的發布，東南亞地區成為橫跨亞太地區的關鍵一環(38)ASEAN’s Indo-Pacific vision，The Jakarta Post，April 9，2019，https：// www.thejakartapost.com/academia/2019/04/09/aseans-indo-pacific-vision.html [2023-11-20].，催生“東盟世界”的空間架構搭建。2019年，東盟發布《東盟印太展望》(AOIP)，提出東盟在海洋、經濟、互聯互通和可持續發展等領域與域外國家的對話與合作，回應自身對地區秩序變動背景的反思。這也是東盟對自身在亞太秩序中的定位，可謂“東盟世界”的宣言書，確保東盟在大國主導的亞太秩序構建中不會被排除或忽視。(39)Bhubhindar Singh and Henrick Z Tsjeng，“ASEAN Outlook on Indo-Pacific：Seizing the Narrative？”，RSIS Commentary，No.16，23 January 2020，https：// www.rsis.edu.sg/rsis-publication/idss/asean-outlook-on-indo-pacific-seizing-the-narrative [2023-11-20].2021年，盡管受到疫情沖擊，東盟保持在全球貿易中的優勢地位，展現自身韌性。這一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啟動峰會，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隨之出現，東盟中心地位面臨的威脅挑戰前所未有。(40)參見周士新：《美英澳安全伙伴關系削弱東盟中心地位的戰略行為分析》，《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22年第3期，第64—83頁。但東盟秉持開放合作理念，整體戰略大局并未受到小多邊的實質影響。(41)Dino Patti Djalal，“ASEAN responses to AUKUS security dynamic，”East Asia Forum， 28 November 2021，https：// www.eastasiaforum.org/2021/11/28/asean-responses-to-aukus-security-dynamic/ [2023-11-20].2021年，歐盟正式公布“全球門戶”計劃，這一計劃在東南亞的實施是重點關注綠色轉型與可持續性互聯互通，東盟與歐盟的跨區域實踐逐步展開。(42)EU-ASEAN：Global Gateway，https：// euinasean.eu/download/eu-asean-summit-global-gateway-communication/？wpdmdl=36556&refresh=657fe1707eb2a1702879600 [2023-11-20].2022年，東盟十國與澳大利亞、中國、日本、韓國、新西蘭五個對話伙伴國簽署的RCEP正式生效，向國際社會發出了東盟持續參與推進開放式地區秩序的明確信號。

2022年東盟首腦會議恢復面對面召開，在東盟成立55周年之際，東盟就疫情后經濟復蘇、地區安全、氣候變化等展開多邊會談，為常態化的地區秩序構建奠定對話基礎。2023年5月的東盟首腦會議上，印尼總統佐科繼續強調《東盟印太展望》的重要意義，尤其是該展望的三大原則——中心性、包容性和互補性值得重視。這是“東盟世界”得以建立和維持的原則?！稏|盟印太展望》將會開展更多的包容性合作，以此緩解地區緊張局勢，打造多樣性的地區秩序，比如舉辦“東盟印太基礎設施論壇”等。東盟還加強與不同區域組織秘書處之間的合作。在2023年9月的東亞峰會上，印尼邀請了太平洋島國論壇(the Pacific Island Forum)以及環印度洋協會(the 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 )代表作為嘉賓出席，試圖將印度洋與太平洋國家更好聯通起來。(43)“Annual Report 2022-2023：ASEAN Matters：Epicentrum of Growth，”Jakarta，The ASEAN Secretariat，p.18.繼東盟領導人于2022年決定原則上接受東帝汶為東盟第11個成員國后，同年5月舉行的第42屆東盟首腦會議通過了《東帝汶成為東盟正式成員路線圖》，鼓勵東帝汶加緊努力，為正式加入東盟做好準備。同年9月，東盟舉辦了首屆東盟印太論壇(ASEAN-Indo-Pacific Forum)，提出打造韌性的綠色基礎設施和供應鏈、數字化轉型和創新經濟，以及可持續和創新融資。這標志著“東盟世界”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持續打造適應本地區和本國發展的“印太戰略”。(44)ASEAN Indo-Pacific Forum Transforms Rivalry into Cooperation，6 September 2023，https：// www.asean2023.id/en/news/asean-indo-pacific-forum-transforms-rivalry-into-cooperation [2023-11-20].在西方主要大國將“印太戰略”打造為安全戰略之際，東盟以柔制剛，與大國展開選擇性合作，強化“印太”展望下的發展敘事，在不確定的世界突出了“東盟世界”的包容導向。(45)Mely Caballero-Anthony，Reclaiming ASEAN’s comprehensive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13 June 2023，https：// www.eastasiaforum.org/2023/06/13/reclaiming-aseans-comprehensive-and-cooperative-security[2023-11-20].

(二)“東盟世界”的生成路徑

“東盟世界”有其獨到的生成路徑。

1.東盟的連接性是“東盟世界”生成的關鍵

東盟能夠勝任地區秩序“連接者”的角色，取決于其特殊的角色和經歷。第一，東南亞位于戰略樞紐地帶和文明交融前沿，區域位置和互動過程經驗的積累內化，使其演化出居間性和能動性。居間性指同時受周邊若干區域型文明的影響，成為各種文明溝通的走廊；能動性指當結構壓力較小時，該地區會產生新的文化因素反哺周邊地區，成為文明革新的動力。(46)“文明革新”參見強世功：《“跨文明”與“新邊疆”——從“香港問題”到“以香港為方法”》，《開放時代》2023年第2期，第141頁。冷戰期間，東盟的成立與探索為居間性、能動性的生成奠定基礎。冷戰結束后，地區一體化及和平發展浪潮興起，陣營分化和戰略綁定的結構壓力消解，東盟作為小國集團的居間性、能動性發揮空間空前擴大。第二，共同體建設進程使東盟具備連接者的整體性。2003年10月，第九屆東盟首腦會議發表了《東盟第二協約宣言》，正式宣布將于2020年建成東盟共同體，包含政治安全共同體、經濟共同體和社會文化共同體三大支柱。2007年，東盟國家制定了《東盟憲章》。2015年，東盟宣布建成東盟共同體。組織擴員和共同體建設進程，使東盟進化為更具自我認同、自信心和自主性的“二代東盟”，更加勝任地區秩序連接者的角色。(47)參見《東西問丨翟崑：峰會季，何以成就“二代東盟”？》，中國新聞網，2022年11月28日，https：// www.chinanews.com.cn/gn/2022/11-28/9904183.shtml [2023-11-20]。

2.東盟中心地位是“東盟世界”的基本特征

東盟中心地位的形成是一個漸進積累的過程，最初脫胎于東盟與中日韓“10+3”合作。東盟主場、議程設置是東盟中心地位在外交活動中的標志。東盟中心地位是東盟發展的關鍵指標，基于社會網絡的科學測算和政策實踐的經驗感知，可以有效證明東盟中心的存在。東盟將東盟中心地位作為其最核心的地位資源，在實踐與博弈中不斷優化調整、發展鞏固。具體路徑包括：

(1)制度化

制度是體系中成員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也是行為體開展活動的環境。東盟中心地位的制度化，有利其在知識、政策、實踐的互構中不斷加強存在感和穩固性。首先，東盟中心地位得到文本確認。東亞峰會的成果文件中，曾多次確認東盟在地區合作中的主導作用。另外，各大國在推出地區戰略和建立伙伴關系的聲明中，都確認尊重和支持東盟中心地位。其次，東盟為地區合作設置制度門檻。例如，參加東亞峰會的國家需滿足三個條件：建立全面對話伙伴關系、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與東盟組織有實質性的政治和經濟關系。

(2)共識化

在推動地區合作的過程中，東盟將大國納入自己倡導的規范體系，以增強自身的主動性和話語權。在此過程中，東盟中心地位逐漸成為相關各方的共識，共識通過社會化的互動過程被其他國家接受和內化。對東盟中心地位的共識的鞏固，與以東盟為中心的合作網絡的拓展，兩者相互依存，雙向賦能。另外，這種共識呈現出道義化的趨勢，對國家的行為具有裁判功能。如果其他國家在參與地區事務中不尊重和呼應上述共識，其行為合法性就會受到削弱，在道義上陷入被動境地。

(3)無害化

無害化體現在三方面：首先，在大國相互競爭、相互制衡的背景下，東盟作為地區秩序中的弱勢方居于中心地位，更能被各方接受；其次，盡管東盟國家與其他國家在部分領域存在利益沖突，但是東盟在推動地區合作中通過議程設定和協調，能較為有效地管控合作的安全化，有效提升合作的舒適性和包容性。再次，東盟在塑造地區秩序愿景時遵循包容性原則，避免國家間的矛盾、競爭、沖突、分歧等消極因素公開化，消解地區秩序的內聚力。

按照權力政治(realpolitik)邏輯，東盟及其成員國相對于域內大國，處于權力不對稱關系中弱勢地位。但是，東盟在實踐中創造出其他大國所缺乏的新型權力資源，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東盟權力”改變了地區格局?！皷|盟權力”生成于地區互動中。具體包括：第一，關系性權力。東盟中心地位賦予了東盟管理關系的能力，即將地區相關大國納入東盟的關系網絡中，并通過對關系的主動管理和調節，實現各種關系親疏均衡和關系體系環境最優。低制度化的國與國關系和官方關系、領導人私人關系等非正式關系，也在維護和促進合作中發揮重要作用。第二，規范性權力。規范是指施動者要求受動者遵守其提出的一系列約定俗成或明文規定的標準，它規定了受動者在言論、行動等方面應該依據的基本原則。廣義的規范性權力資源，包括規范、知識、話語、道義等非物質性因素，輻射、融合是規范性權力發揮作用的路徑。第三，物質性權力。近年來，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和全球產業鏈轉移趨勢加快，東盟國家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國際治理和區域治理能力不斷增強，國際競爭力排名相應提升。東盟作為世界上第五大經濟體，物質性權力不斷伸張。

3.秩序博弈是“東盟世界”的長期主題

作為文明十字路口和全球戰略焦點，雖然東盟中心地位已經形成，但秩序博弈仍將是“東盟世界”中的長期主題。秩序觀的碰撞是秩序博弈的外在體現，主導權的爭奪是秩序博弈的底層邏輯。大國戰略競爭加劇也突出了東盟中心地位的脆弱性。各大國關于地區秩序的構建的戰略、策略和手段不同，而基于地區秩序的博弈日漸呈現出陣營化趨勢。2017年，美國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戰略”，日本、印度、澳大利亞、英國、法國與歐盟等行為體也相繼提出與之相呼應的“印太”地區秩序倡議，域內外大國介入態勢增強。在此背景下，東盟提出《東盟印太展望》，再次嘗試從包容性、開放性和建設性的方向校準地區秩序，重塑東盟中心地位。同時，現有秩序具有一定韌性，秩序修正行為可能會面臨慣性的阻力。

由于結構性限制，東盟在推動包容性地區秩序構建方面仍面臨多重挑戰。比如，各種地區秩序愿景相互疊加，不僅增加了秩序實踐中的“堵點”，更在一定程度上掩蓋和分散了東盟聲音，進而弱化其話語權。另外，各種地區秩序愿景對接程度不足，如果缺少整合協調，可能會激化秩序博弈，最終導向對抗性競爭的軌道。

四、“東盟世界”的相對穩定基礎

“東盟世界”是一個跨區域的復雜系統，其相對穩定依賴于制度支柱、穩定支點和發展基礎的相互平衡。在此基礎上，合作網絡中的行為體方能共同塑造和維持地區秩序。

(一)“東盟+”結構

“東盟+”結構是“東盟世界”的制度支柱。冷戰結束后，東盟成為地區合作進程的“架構師”。東盟在推動共同體建設和地區合作進程的實踐中，逐步構建起以自身為中心的“東盟+”結構。該結構是以多組“10+1”為支撐，嵌套“10+3”、“10+8”、東盟地區論壇、東亞峰會等合作機制形成的寬領域、多圈層的制度體系?！皷|盟+”結構是東盟獲取主導地位的制度基礎，它的發展鞏固了“東盟世界”。反之，當“東盟世界”受到沖擊后，東盟就會通過調整、優化上述結構進而重新確立主導權?！皷|盟+”結構既是容納、動員和調和各利益相關方的合作網絡，也塑造了安全、生產、金融、知識等領域的地區權力格局。

英國學者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指出，在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國際社會中，安全、生產、金融、知識領域的權力結構決定資源與價值的分配。(48)參見蘇珊·斯特蘭奇：《國家與市場(第二版)》，楊宇光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26頁?！皷|盟+”結構有效覆蓋上述四類領域，并且在分配、約束和優化權力結構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在安全領域，東盟已經建成政治安全共同體，并主導建立了東盟地區論壇、東盟防長會議等合作機制，搭建起地區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議題的對話平臺。不過，“東盟+”結構在安全領域還未占據主導地位，制度效果仍有待加強。在生產領域，東南亞在全球產業鏈分工的重要性不斷凸顯，形成了多個區域制造業中心和副中心。雖然產業鏈融合缺乏區域層面協調安排，但是RCEP簽署后區域共同市場的建立，有助于對接區域和全球的供給和需求，促進產業升級。在金融領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催生了東亞金融和貨幣合作進程。先是在“10+3”框架內簽署《清邁倡議》，并在此基礎上推動倡議多邊化，建立區域外匯儲備庫?？缇持Ц杜c數字貨幣的興起，為區域金融和貨幣創造了新的增長點。在知識領域，東盟創造了一系列被大國所接受和應用的規范、理念、方式。東盟將從自身實踐提煉出的政策理念、秩序愿景，通過“東盟+”結構融入區域合作議程中，形成“東盟方式”(ASEAN way)、“舒適度”(comfort level)、“互聯互通”(connectivity)等知識公共產品。

(二)適應性共贏

適應性共贏是“東盟世界”的穩定支點。適應性共贏為“東盟世界”這個復雜系統維持自身穩定提供了行為支點。適應指的是個體與環境之間這種主動的、反復的交互作用。共贏則是這種交互作用的結果指向。在實踐情境中，適應性共贏體現為在“東盟世界”的架構中引導有關行為主體相互適應、相互學習、動態調整，將互動導向正和博弈的過程。

東盟建立的伙伴關系網絡，為適應性共贏創造了良性的互動環境?！稏|盟憲章》規定了東盟通過授予對話伙伴、部門對話伙伴和發展伙伴的正式地位，來擴大和深化與外部各方關系的框架。(49)https：// asean.org/our-communities/asean-political-security-community/outward-looking-community/external-relations [2023-11-20].(參見下表)解決全球關切、追求共同目標和互補倡議、促進可持續發展，是東盟建立伙伴關系的目標。針對不同對話伙伴關系國(包括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國)，東盟專門設置關系協調國。東盟在55個國家和國際組織設立了東盟委員會(ACTCs)。(50)Ibid，.東盟與其他國際區域組織也都陸續建立了伙伴關系。迄今為止，東盟已與聯合國及其所屬專門機構等國際組織，以及多個區域型國際組織建立了伙伴關系，包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歐亞經濟聯盟、海灣合作委員會、環印度洋協會、太平洋聯盟、太平洋島國論壇、上海合作組織、南方共同市場、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等，建立了連接跨越區域與全球的網絡結構。

表1 東盟伙伴關系網絡

適應性共贏，還體現在其他行為體與東盟合作過程中的相互學習和相互競爭。中國-東盟合作是東亞地區主義的主要推動力。中國-東盟在雙邊、多邊合作中的許多創舉，引起其他國家學習和跟進。2002年11月，中國同東盟簽署《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確定了2010年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的目標。隨后，日本、韓國、印度等國家開始啟動與東盟的自貿協定(FTA)談判。2021年11月22日舉行的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系30周年紀念峰會上，中國和東盟共同宣布建立面向和平、安全、繁榮和可持續發展的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隨后，美國也在2023年5月舉辦的美國-東盟特別峰會上，宣布將雙方關系升級為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為彌補在東南亞地區的戰略缺位，美國開始改變態度，融入東盟主導的合作進程中。美國提出設立駐東盟大使。隨后，中國、日本等大國也紛紛設立駐東盟大使，建立了區域組織與國家間的常駐大使制度。截至目前，全球有95個國家在東盟派駐了大使。(51)Non-ASEAN Member States Ambassadors to ASEAN (NAAAs)，https：// asean.org/our-communities/asean-political-security-community/outward-looking-community/external-relations/non-asean-member-states-ambassadors-to-asean-naaas [2023-11-20].在次區域層面，競爭性學習現象同樣顯著。例如，自1992年中國與泰國、緬甸、老撾、柬埔寨和越南成立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GMS)以來，瀾滄江-湄公河地區已建立了至少11個地區性國際制度。雖然競爭性學習可能會導致“制度冗余”，但只要合作機制是非排他性和不涉及高位政治領域，其涌現就會為機制的迭代優化提供有益的外部壓力，進而形成良性競爭氛圍。(52)參見鄧涵：《峰會年看瀾湄地區制度競合》，《當代亞太》2019年第6期，第131—157頁。

(三)正增長秩序

正增長秩序是“東盟世界”的發展基礎。張笑宇在《商貿與文明》中提出，正增長秩序是現代人類社會的核心特征。經濟總量和生產力水平持續提升是正增長秩序的外在表現，對暴力的有效控制和社會信任的建立是其底層邏輯。(53)參見張笑宇：《商貿與文明》，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27—28頁。經歷50多年的發展，“東盟世界”目前也形成了較為穩定的正增長秩序，大致體現為以下六個方面：

1.保持經濟總量的長期增長動力

2021年，東盟國家的總人口達到6.639億，使東盟成為繼中國和印度之后的世界第三大人口經濟體。東盟1980 年至 2021 年期間年均增長率為 1.4%。(54)ASEAN Key Figures 2022，p.3，https：// www.aseanstats.org/wp-content/uploads/2023/04/AKF_2022_423.pdf [2023-11-20].東盟在國際合作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區域經濟對全球經濟貢獻巨大，2021年達到1.73萬億美元。這一貢獻來自東盟內部出口貿易額，該貿易額約占全球貿易額的20%。(55)“ASEAN’s Role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20 September 2023，https：// asean2023.id/en/news/aseans-role-in-international-cooperation [2023-11-20].東盟總貿易額達到3.8萬億美元，實現14.9%的增長。中國繼續為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7222億美元，占東盟貿易總額18.8%；其次為美國和歐盟，分別占10.9%和7.7%。2022年，流入東盟的外國直接投資(FDI)總額達2242億美元，增速為5.5%。同年，東盟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為5.7%，總量達到3.5萬億美元，人均GDP為5336美元，躋身全球第五大經濟體(僅次于美、中、日、德)。(56)參見駐東盟使團經濟商務處：《東盟經貿|東盟2022年經濟展現強大韌性》，中國商務部網站，2023年7月12日，http：//asean.mofcom.gov.cn/article/ztdy/202307/20230703421224.shtml [2023-11-20]。經歷疫情沖擊后，東盟經濟恢復勢頭良好。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東盟經濟將在2023年增長6.0%，超過全球GDP的預期增長。(57)“CHALLENGES TO SUSTAINING GROWTH AND DISINFLATION，” https：// www.imf.org/en/Publications/REO/APAC/Issues/2023/09/27/regional-economic-outlook-for-asia-and-pacific-october-2023 [2023-11-20].

2.打造可持續發展的最佳實踐區

2011年，東盟為落實“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通過《東盟實現千年發展目標路線圖》，設定了包含知識、資源、專家、區域公共產品等要素在內的集體行動框架。2015年，東盟通過《東盟2025：攜手前行》將2030年議程整合到其2025年發展規劃中。另外，東盟還積極開展可持續發展領域的對外合作。2019年，東盟發布《東盟印太展望》，就亞太地區秩序構建提供東盟方案，其中就明確包括可持續發展目標。2021年，中國同東盟簽署《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系30周年紀念峰會聯合聲明》，東盟認同中方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

3.合作制度化水平最高的地區

《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系30周年紀念峰會聯合聲明》指出：“中國-東盟關系是東盟同對話伙伴關系中最具活力、最富內涵、最為互利的關系之一，已成為東亞區域合作的典范，為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和發展繁榮作出重大貢獻?！绷硗?，東盟與其他國家在新興領域的制度化合作不斷推進。2018年，美國提出與東盟國家建立智慧城市伙伴關系倡議，并與新加坡就推動智慧城市合作簽署諒解備忘錄。2022年，中國與東盟宣布建立數字經濟合作伙伴關系。

4.建立全球互聯互通的新樞紐

“互聯互通”概念最早由亞洲開發銀行(ADB)提出，并由東盟率先推廣至地區合作過程。(58)參見耿協峰：《全球性地區治理的觀念生成與擴散機制》，《國際政治研究》2021年第4期，第80—105頁。2010年，第17屆東盟首腦會議通過了《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將基礎設施、機制和人員之間的互聯互通確立為三大戰略目標。另外，東盟還積極推動與其他大國的互聯互通倡議對接。2019年，中國與東盟國家共同簽署《關于“一帶一路”倡議同〈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2025〉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印度也表示支持《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推動印度“東進政策”與其進行戰略對接。

5.有效管控大國博弈沖突烈度

馬凱碩、孫合記將自1967年東盟成立以來創造本地區和平生態的實踐，稱為“東盟奇跡”。(59)參見：Kishore Mahbubani and Jeffery Sng，The ASEAN Miracle：A Catalyst for Peace，NUS Press，2017；馬凱碩、孫合記：《東盟奇跡：一個充滿活力且真實存在的現代奇跡》，翟崑、王麗娜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41頁。和平穩定的內外環境，是“東盟世界”生成的必要條件。設置柔性的制度護欄，管控大國競爭烈度，是東盟實現和平奇跡的重要保障。通過構建“東盟+”結構，東盟將大國納入更具韌性的關系網絡中，實現利益平衡和關系平衡。另外，東盟也嘗試通過不斷引入域外力量，校準自身的主導權，對沖大國競爭對地區秩序的破壞性作用。(60)參見翟崑：《東盟對東亞合作主導權的波動規律(1997—2017)》，《教學與研究》2017年第6期，第50—57頁。

6.建立解決南海問題的基本框架

在南海問題上，中國與東盟國家逐漸探索出一個在地區層面通過建立共同克制的地區規范，來管控南海爭端、營造地區發展和平環境的模式。2002年11月，中國與東盟各國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OC)。此后，中國一方面與菲、越等國就雙邊南海爭端進行管控，另一方面致力于將《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升級為“南海行為準則”(COC)。2023年7月，中國與東盟結束COC磋商文本草案的第二輪審讀，向達成COC邁進一步。

五、“東盟世界”的走向及意義

回顧東盟發展史，其始終追尋的是區域自主與大國合作的平衡之道，大國關系與地區政策則是這種平衡之道的加成條件。眾多條件因素的順勢組合決定了“東盟世界”的走向，而“東盟世界”的可能走向將決定東南亞乃至亞太地區的和平生態會否發生逆轉。

(一)“東盟世界”的走向

從地區形勢變化和已經存在的政治動態來看，未來“東盟世界”可能會出現維持、成長、虛設、崩壞四種走向。

1.維持現狀：多種秩序共同發展

目前，東南亞地區已經存在多種秩序。首先是以東盟為中心的區域合作秩序，這也是本地區得以維持長和平的基礎性結構。其次是中國-東盟合作建立包容性的地區秩序。自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攜手建設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倡議(61)參見習近平：《攜手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的演講》，《人民日報》2013年10月4日，第2版。以來，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建設至今已超過十年。當前，構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已成為中國與東盟處理雙方關系的基本原則和主要愿景，也是中國和東盟共同重塑東南亞乃至亞太區域秩序的最新理念和最佳實踐。最后是美國為代表的排他性亞太地區秩序，以小多邊合作為特征，以Quad、AUKUS和印太經濟框架(IPEF)為抓手，目前已有七個東盟成員國加入IPEF。在東盟看來，個別成員國的行為或政策主張，在權力維度將會推動亞太地緣政治格局復雜化，削弱地區與國際安全體系的穩定性，在觀念層面則會因為強調“小多邊”身份認同，強化地區陣營對抗與觀念分歧，削弱東盟主導的規范影響力，增加亞太安全秩序的不穩定性。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排他性的秩序構建，美國仍在強調東盟中心地位。因此，大國關系“斗而不破”，是目前“東盟世界”圖景下的多種地區秩序共同發展的保障。

2．繼續成長：新一輪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與《東盟印太展望》的全面落實

如果中美關系相對緩和，“東盟世界”主導的正增長秩序可抓住機遇繼續發展，主要體現在東盟與大國繼續推動新一輪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首先是東盟與中國追求戰略對接，比如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與《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2025》對接合作。中國的戰略主張始終以合作共贏、促進地區增長為目標。目前，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已經與《東盟印太展望》對接，與東盟升級了全面戰略合作伙伴，仍將繼續推進包容性地區秩序的構建。(62)參見翟崑：《克服知行矛盾：中國-東盟合作與地區秩序優化》，《太平洋學報》2022年第2期，第1—12頁。其次是東盟成員國普遍接受大國以經濟和發展為中心的倡議。多方經濟合作方式，可使東南亞進一步成為國際貿易、外國直接投資流動和全球供應鏈的關鍵節點。比如，東盟國家大多支持中國的全球發展倡議，部分國家支持和加入美國主導的IPEF，而對美國主導的Quad或中國的全球安全倡議等以安全為中心的提議，東盟國家一直持謹慎態度。同時，東盟積極與中美之外的國家，如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等尋求加強合作領域，保持東南亞地區的開放、包容、中立。

3.地位虛設：大國有意識地虛化東盟中心地位，分裂東盟

在大國競爭加劇的形勢下，東盟雖然盡力避免分裂，但如果大國將東盟中心地位作為虛設條件，繞開東盟進行多邊合作或是拉攏分裂東盟國家展開合作，東盟在地區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必然會遭到架空，東盟自身團結也會遭到破壞。尤其是美國對華政策、中美對東盟政策走向，以及東盟內部挑戰疊加，都會導致“東盟世界”的地位虛化。中美戰略博弈是影響地區與全球秩序的關鍵變量，雙方若從競爭走向對抗，將嚴重破壞東盟賴以存續的地區與國際環境。中美戰略博弈加劇，導致東盟對地區政治安全與經濟發展愈發擔憂。在產業鏈與供應鏈方面，中美技術競爭推動部分東盟國家參與了美國的“友岸外包”戰略。但從長期來看，東盟國家仍然面臨勞動力水平、創新技術、基礎設施水平等方面的挑戰，東盟國家內部技術鴻溝仍會繼續拉大。尤其是美國側重與越南、印尼等國的產業合作，勢必會加劇東盟內部產業分裂態勢。

4.走向崩壞：大國競爭突破臨界值，導致東盟分裂

從安全層面看，東盟國家擔心南海成為中美沖突的引爆點。結合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ISEAS)的東南亞地區調研報告來看，2021年ISEAS民調結果顯示，45.2%的東盟國家民眾擔心中美在南海發生軍事沖突；2022年ISEAS民調結果顯示，東盟民眾已經對維持中立立場產生了動搖。與2021年相比，堅持認為東盟應該不選邊站立場的人數在下降，而認為應該選邊站的人數在上升。(63)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2021 Survey Report，p.5；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2022 Survey Report p.31.由此可見，東南亞民眾對大國競爭的態度趨于悲觀。美國、日本等國與菲律賓的安全合作增加，只會繼續加劇地區不穩定。南海爭端與緬甸內政問題是多年來影響東盟團結的最大變量，也將會繼續影響“東盟世界”走向。

(二)“東盟世界”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不同于既有的東盟研究，“東盟世界”將東盟與東南亞地區秩序之間的關聯納入同一個概念集合中，這個抽象的概念集合對應了現實的東盟實踐?！皷|盟世界”通過跨區域實踐建立了基本架構。其理論意義在于：一是以東盟為研究起點，將東盟與地區秩序構建的關系融入從地區到世界的空間擴展過程。既有研究強調的是東盟的地區屬性，而未對東盟的世界屬性有所關注，尤其是東盟在跨區域制度化合作中的連接性。二是從空間理論與復雜系統入手，將東盟國家之間、東盟與地區、東盟與全球視為復雜系統的相互作用的演化，將東盟的制度化合作與空間生產結合起來?！皷|盟+”就是東盟的外延空間生產方式，空間延展也意味著東盟的外部合作伙伴關系形成了網絡結構，進而產生了東盟中心地位。三是與全球國際關系理論與區域國際社會理論展開了對話。東盟國家存在于一個共同區域社會中，由共同的利益和基本價值觀聯系在一起?！稏|盟憲章》規定了東盟國家的權利和義務，強調和平解決爭端。這些國際社會的制度反映在東盟的理性規范中。同時，這些東盟規范有效避免了沖突與戰爭。東盟的區域自治規范拒絕大國干涉，排除了基于現實主義的權力原則?！皷|盟方式”是“東盟世界”的社會文化規范，無論是東盟國家之間，還是東盟國家與外部國家之間，這一規范都已成為共識。(64)Shaun Narine，“The English School and ASEAN，”The Pacific Review，Vol.19，No.2，2006，pp.199-218.可以認為“東盟世界”整合了東盟打造的區域社會，意味著去中心化、去霸權的關系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現實主義的權力格局，打破世界體系的“邊緣—中心”的二元對立觀，代表了“全球南方”的一種新型地區秩序重建。

“東盟世界”的現實意義，在于以東南亞為空間起點，通過制度化合作構建了開放包容地區秩序?！皷|盟世界”概念集合背后的知識體系是東盟自主與合作生產的，其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合力構建發揮了重要作用。2020年11月27日，習近平主席在第17屆中國-東盟博覽會和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開幕式上指出：“中國-東盟關系成為亞太區域合作中最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成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生動例證?！?65)習近平：《在第十七屆中國-東盟博覽會和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開幕式上的致辭》，《人民日報》2020年11月28日，第2版。2023年7月27日，習近平主席會見印尼總統佐科時指出，中國愿同東盟共同打造地區穩定中心、發展高地。(66)參見《習近平會見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人民日報》2023年7月28日，第1版。

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是“東盟世界”的系統集成?！皷|盟世界”起源于東南亞，興起于亞太，延展至全球，代表了開放、包容與發展的合作空間。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全球沖突風險疊加，中東、歐亞沖突仍在持續不斷。東盟締造的和平生態系統繼續發展，且東盟處于對外關系的上升期，吸引其他國家加強與之互動。東盟秘書處發布的2023年東盟年度報告顯示，截至2023年3月，東盟已有55個駐第三國和國際組織委員會(ACTC)機構，促進東盟在各東道國和國際組織中的利益和形象的提升。越來越多的國家申請成為TAC的締約方。以防務安全為例，加拿大、法國和英國在 2023 年成為東盟防長會議(ADMM)專家工作組 (EWG)的觀察員，為期一年，加強東盟防長擴大會議(ADMM+)作為一個以東盟為中心的開放和包容性平臺。(67)“Annual Report 2022-2023：ASEAN Matters：Epicentrum of Growth，” Jakarta，The ASEAN Secretariat，p.17.經濟方面，東南亞市場在世界經濟動蕩調整中仍然吸引了外部資金流入，成為如今全球產業鏈、價值鏈重塑和轉移的重要區域，甚至是供應鏈重組的最大贏家。(68)“Malaysia says Asean is a winner from shifting supply chains，”The Business Times，14 Sep 2023，https：// www.businesstimes.com.sg/international/asean/malaysia-says-asean-winner-shifting-supply-chains [2023-11-20].RCEP簽訂后，有力推動了區域內部貿易發展，保障了亞洲全球價值鏈中心地位?！皷|盟世界”的互動支柱進一步加強。美國前駐東盟大使大衛·卡登(David L. Carden)認為，當今東盟的最大成就，就是推動實現了東南亞地區秩序的和平、繁榮與可持續發展。(69)David L. Carden，Mapping ASEAN：Achieving Peace，Prosperity，and Sustainability in Southeast Asia，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9.

六、結 語

在東南亞地區秩序演進過程中，“東盟世界”構建了開放、包容與增長的地區秩序。東盟設計的制度化合作架構，打破了“邊緣-中心”的二元對立觀，建立了復雜合作系統，全球國際行為體均能通過認可和支持東盟倡導的地區規范加入“東盟世界”的系統中。

在東盟早期歷史演進過程中，東盟國家之間率先確立了區域合作的基本規范與制度，“東盟方式”成為“東盟世界”中的基本互動原則?！稏|南亞友好條約》成為外部國家加入“東盟世界”的入場券。亞太大國最先陸續加入其中。今天“東盟世界”的空間隨著TAC的流動已經擴散到了歐洲、中東、非洲和拉美，形成了從本土到全球的空間延伸。東盟與東南亞地區秩序之間不是塑造者與被塑造的簡單關系，東盟既非被動參與，也非完全自主構建，而是“東盟自主—區域合作—全球延展”的系統集成。

目前，在“東盟世界”的邏輯框架中，地區秩序仍然呈現動態的正增長特點，其未來走向仍然取決于東盟國家之間、東盟與地區、東盟與全球之間的互動能否因應國際格局變化而不斷調適平衡。

總之，“東盟世界”的理性空間搭建蘊含的去中心化、去霸權特征，為人們重新認識東南亞地區秩序的構建和演進，提供了一個更加系統化的視角。